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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纲领——读《联邦党人文集》(下)
发布时间:2015/8/19 14:42:04 作者:左明 点击率[434]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建国纲领;联邦党人文集

    【学科类别】外国宪法

    【写作时间】2015年


        第五十八篇
     
        《研究众议员人数不会随着人口增长的需要而增加的反对意见》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立法机关的一个部门代表人民,另一部门代表各州。因此,在前一个部门,大州最有影响;在后一部门,对小州有利。”前者即众议院,后者即参议院。美国的立法机关被设计为参众两院,其原因即在于此。这是针对联邦制这一客观现实而设计的因地制宜的方案,是一种有效的平衡术--在各州之间以及各州与联邦之间求取利益平衡。非联邦制国家,切切不可盲目的、机械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所有立法会议,组成的人数越多,实际上指导会议进行的人就越少。首先,一个议会无论由什么人组成,其人数越多,众所周知的是,感情就越是胜于理智。其次,人数越多,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成员所占比例就越大。这时,少数人的雄辩和演说正好对这类人起到众所周知的有力作用。”精彩!但有不足:1、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指导会议进行的人都只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2、感情胜于理智,这是整个人类的通病,通常与人数无关,更不会与人数的递增形成正相关关系;3、就全社会而言,平均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一定不会很高。但是就特定的人数十分有限的某个组织而言,其平均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则有可能很高,而且也不会因增加一部分成员而有所降低(想一想高智商俱乐部--门萨);4、精英,其实也是相对的。县里的精英到了省里可能就不算精英了;省里的精英到了首都可能也就不算精英了;某国的精英到了世界上恐怕也就不算精英了。一定会有少数极富雄辩才华的演讲者,对于愚民而言,他们简直就是上帝(想一想希特勒与德国民众)。但是在其他智者(也许演说才能略逊一筹)的面前,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忽悠成功了吧。
     
        归根结底,代议制的成败取决于:1、选民是否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出代表民意的精英人士;2、议会是否能按照民主的而非强权的规则实际运行。至于议会的具体人数的或多或少,倒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在古代共和国里,全体人民亲自集会,那里通常可看到一个演说家或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像独掌大权一样。”这就是最可怕、最恐怖的一幕:名为全员民主,实为一人操纵。我就十分纳闷: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开会的时候,为什么在所谓的主席台上坐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有所谓的主席团?难道全体人民代表的身份和地位不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吗?为什么有的坐台上,而有的则坐台下?
     
        “代表性的议会人数越多,它就越是具有人民集体集会中特有的那种优柔寡断。”如果议员是平庸之辈,那与普通百姓还有什么区别?那还有什么必要选举产生?随便抽签决定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议会就是乌合之众。普通百姓并非优柔寡断,而是因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无法作出决断。当公众没有主见的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就会起到主导的作用。如果选民费尽心机挑选的议员也是草包,代议制就彻底完蛋了。
     
        “无知将成为诡诈的弄愚者,情感也将成为诡辩和雄辩的奴隶。”精辟!无知和感性,就是弱者的代名词。在议员这个群体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强弱差异。很多弱势议员不具备议员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品格--独立自主,而是自然而然的堕落为随波逐流,在丧失自我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他们是真正的失败者和失职者。议员失职了,民主也就失守了。对于每一个议员而言,是忠于选民,还是迫于强者,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人民的错误莫大于作出这样的假定:通过把自己的议员增加到超出一定限度,来加强对少数人统治的防备。经验永远会告诫他们,正好相反,为了安全、当地情况和对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情等目的而达到足够人数以后,每增加他们的议员就会阻碍他们自己目的。”好在今日中国的国民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还没有犯这样错误的意识。在今日中国是否存在“少数人的统治”?也许自有公论。比给出答案更重要的是: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正常的公开的展开讨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并非议员越多,选民的利益就越会得到保护、民主就越会得以实现。如果体制不对路的话,议员越多,情况可能越遭。他们这一只手拿着国库开支的俸禄,那一只手却干着出卖选民利益的勾当。
     
        “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更加民主,但是使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机器会扩大,但是指导其运转的原动力却将更少,而且往往更加奥妙。”虚假的民主,可能是走向真实的民主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许是虚荣心在作祟,其实,真实的独裁一点儿也不比虚假的民主更低贱、更卑微!中华民国时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曾经公开宣称:要先训政,之后方可宪政。这就是实事求是嘛!
     
        打扮的最漂亮的姑娘,很可能不是长的最标致的那一个。
     
        2015.6.1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九篇
     
        《关于国会规定议员的选举权力》
     
        汉密尔顿
     
        “每个政府应该具有维持其存在的手段。”如果仅仅是“维持其存在”,则这一结论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怕只怕在完成了求生存的目标之后又要去谋发展--谋求自身利益,从而逐渐滑向国民的对立面。
     
        “因此国家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只能交给这样一些人来保护:他们的处境必定会对忠实而仔细地履行委托一致产生一种直接的兴趣。”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处境之下会对履行委托产生兴趣呢?而且还是忠实而仔细地履行委托。联邦党人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是图慕履行委托而带来的薪酬(肯定不会是法外收益)、地位、声望,还是期待献身公益、为民服务而赢得的尊崇、名誉、荣耀?就怕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人。
     
        2015.6.1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众议院直接由人民选举,参议院由州议会选举,总统由人民为此目的而选出的选举人选举,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能会有一种共同利益把这些不同部分结合起来,偏袒任何一个阶级的选举人。”分别对待、分别处理,确实能够起到相互牵制的效果。这是一种实用的平衡术。不要简单的认为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种安排恰恰是很好的兼顾了、协调了当时当地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功能性,是任何一种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现实,必然要在国家治理结构上有所体现。恰如今日中国的议会,为什么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另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是否会偏袒地产界、金融界、商人或工厂主?”请注意:这可是指两百多年以前的美国。时至今日,这几个行业(其中的非公有制部分)在中国确立强势地位也不过就是一、二十年的光景。公众熟知的有:地产界的万达集团、金融界的民生银行、零售行业的苏宁、饮料行业的娃哈哈等。它们确实堪称中国经济界的翘楚,但是对中国政界的影响又有几何呢?今日中国的议会选举是否也会出现偏袒地产界、金融界、商人或工厂主的情况呢?中国的政商两界曾经是隔绝的、平行的,那是因为商界还没有形成,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阶层。近年来,二者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这一真理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作用。
     
        “是否要促使‘富裕和出身名门’的人高升,而把社会上所有其他的人排除在外并且予以贬低呢?”在舞台上,有主角与配角;在现实中,有强者与弱者。人类历史,是强者书写的,更是强者创造的。有人鼓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如果不是超级的弱智,就一定是最大的谎言。请问人民群众:您自己相信吗?请不要用如此隐讳的方式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人民群众高呼某人万岁。这绝对是对某人智商的公开的极大的侮辱,相当于拐弯抹角的骂人。好在后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智商有所提升,才制止了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闹剧)。如果政治不偏袒强者,那一定不是政治。不可能更改的是:强胜弱败的法则;可能改变的是:参与者的强弱状态。寄希望于改变自己,而不要奢望改变规则。造反可能奏效,呐喊绝对无功。
     
        2015.6.16.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一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这种责备并不是对真理的客观探讨所得出的有所依据的推论,其实只不过是有成见的反对派吹毛求疵的花言巧语而已。”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警示!向联邦党人致敬!我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具有质疑性、批判性、反思性,但却几乎都不是为了“责备”。我所追求的当然是“对真理的客观探讨所得出的有所依据的推论”,我所力戒的肯定是“有成见的反对派吹毛求疵的花言巧语”。但愿,我能说道,也能做到。
     
        “榜样的感染力,是很少人能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予以抗拒的。”为什么要抗拒呢?为什么不是接受呢?也许问题应该转化成为:是什么样的榜样?是否应该接受?是否值得接受?这些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也是可以判断和选择的。
     
        2015.6.1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二篇
     
        《参议院》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参议员至少要年满三十岁;而众议员则要年满二十五岁。参议员必须入籍已满九年;对众议员则只要求入籍七年。”对参议员之所以作出年龄更高和国籍更长的规定,完全是由于参议员的职责性质和宪法地位使然。应该承认:年龄与心智成熟密切相关;国籍与忠诚情感紧密相连。
     
        “在具有民族的和联盟的双重性质的复合型共和国之中,政权应该建筑在按比例的和平等的代表权这两个原则参半的基础上”,这恰恰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性质。与此相适应,分别设立了按照比例原则行使代表权的众议院和按照平等原则行使代表权的参议院。而今日中国则不具有联盟的性质。
     
        “但是,所有各方都会承认,我们的宪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的产物,而是‘我们政治形势特点所不可或缺的互相尊重忍让、友好敦睦精神’的产物,既然如此,从理论上去考察这部宪法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多余无用的。”十分精辟!任何法律的灵魂和本质都是: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尊重和表述。违背了这一点,法律也就成了文尸字肉。制定宪法仅有抽象理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抛开抽象理论去制定宪法也是绝对不行的。联邦党人所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恰恰就是“从理论上去考察这部宪法”,而且意义重大,绝非“多余无用”。当然,本人撰写本文,也是如此。
     
        “在二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明智的作法只有两害取其轻;与其无望地眷恋于或许可能占到的便宜,还不如考虑可能少吃亏的有利结果。”这是既明智又实用的选择。可是,就是有人偏不如此,而是去奢望飘渺的更大的利益:宁肯每天守候在大树旁等待自己撞死的兔子,也不去辛苦的耕种粮田。
     
        “按照这样的安排,不首先征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并且随后取得大多数州的同意,什么法律和决议都是通不过的。”恰恰是由于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人员组成和职能定位不同,这样的制度设计才会合乎情理,也才能产生实质效果。否则,就极有可能是叠屋架床--重复建设。
     
        “由于我们的政权最可能发生的弊病是立法过多和过于随随便便”,美国法律的数量(包括法律的数量和法律文字的数量),有目共睹--汗牛充栋。庞大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向证明是否随随便便。两院审议这一制度,也不知在何种程度上对上述弊病有所抑制。法不厌精,律不厌细,这可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执着的追求吧!
     
        “不幸的是,共和国政权,虽然比之其他形式的政权在这方面程度要轻一些,仍然可能使行使政权的人竟然忘记对于选民的责任,而不忠诚于选民的重托。”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多么清醒的自我解剖意识。与其他形式的政权相比较,共和国政权确实是有所进步,但请千万不要夸大这样的进步。行使政权的人与选民,依然是形成了或明或暗的两个阶层,甚至是两个阵营。他们之间有趋同的利益,更有鲜明的分歧。凡是有强者与弱者明显区分的社会,其游戏规则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选举制度的本质:弱者能够有限选择欺凌自己的强者及其方式。
     
        拜托,请您用砍头的方式(再想一想凌迟)来处死我!这对于那些生不如死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天恩了。
     
        近日,在电视里看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今年恰逢二战结束七十年)的影视资料。有很多屠杀的场景。很多被屠戮者都没有哭泣和颓丧,而是一溜儿小跑,自己主动跳进万人坑,相当镇静的等待处决。他们可能很清楚:这就是最好的归宿!人类的残暴和野蛮,让一切文明荡然无存!
     
        参议院,“一定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为对于政权的一种值得赞赏的制约力量”.参议院绝不是为了支持什么或拥护什么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反对什么或制止什么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其价值连城!
     
        有理由的反对,远远比无原则的同意更有价值。
     
        “由于潜越(高度疑似为”僭越“之误--笔者注)权力或背离职守的阴谋,需经两个不同机构的同意才能实现;而单一的机构则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这样就加倍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其前提必须是:两个机构之间不具有天然的亲如手足、不分彼此(这是好听的描述)或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是难听的表达)的关系。其实,要同时贿赂两个机构,对于行贿者而言,还不能算是致命的打击。真要命的是:如果两个机构不是一条心,行贿者可就不知该如何下手了。
     
        “笔者谨只指出,由于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因此,在能够保证对一切正当措施进行相应协调的情况下,在符合共和政体的真正原则的基础上,使这两个机构在一切方面都有所不同,这样做必定是恰当的。”故意使双方彼此相互成为 “对立面”,这可真是一个奇思妙想。我们确实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甚至是巨大的不同。但是,我们还一定要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相同,甚至是实质的相同:它们都是不能泯灭自我利益的强势者的集合,它们所维护或代表的利益也几乎是一致的。
     
        “一切一院制而人数众多的议会,都容易为突发的强烈感情冲动所左右,或者受到帮派头子所操纵,而通过过分的和有害的决议;这也足以说明设置参议院的必要性。”难道联邦党人真的是先知先觉吗?怎么能够在两百多年前就准确的预言当今某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一结论不过就是联邦党人在仔细考察过此前无数的或专制或民主的各种政体之后所做出的客观总结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日的某些国家还在“原封不动、一模一样”的上演着另外一些国家在几百年甚至更早时期以前早已谢幕的戏剧。
     
        参议院应该人数较少吗?如果参议院并不以代表民意为己任的话,其成员的数量确实可以与国民(或选民)的人数不保持某种比例关系。而且应该以精简为原则。
     
        “这个机构也应该更稳定一些,因而其行使权力的期限,也就应该是相当长的。”前文已述,对议会的议员而言,其任期是一个可以淡化的问题。而且不应存在连任限制。议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腐败,而在于怠职。请大家想一想:贿赂一个议员,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除非能够贿赂超过全体半数的议员。那将是何等的财力?而怠职则是任何一个议员都可以轻松做到的。怠职的最大危害就是:使原本人数众多的国家议会最终沦落为由少数几个人把持的“家庭委员会”。议员在任期内都干了些什么,应该对全体国民(至少要对自己的选民)有一个清楚的完整的交代。
     
        “另外一个毛病,往往是对于立法的目的和原则缺乏适当的了解;这也是参议院可以纠正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毛病呢?答案如下:“大多数召自从事私人性职业的人中,任期又短,而在任职期间又没有持久的动机,可以促其研究法律、专业、国家的全面利害。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如果听其所之,实在很难在执行其立法职责中不犯各种严重的错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众议院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一个在政府里供职的公务员很难会成为众议员;而法院里的法官似乎也对议员的职位不感兴趣。但也并非是随便一个什么阿猫阿狗就可以当选的。那些经过激烈甚至惨烈竞争当选的众议员,虽不一定都拥有法学专业的文凭,但是对“法律、专业、国家的全面利害”还是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的。请大家想一想:凡不是“保送”或内定的议员,有哪一个会是草包蠢材?
     
        “可以极有根据地断言,美国当前的困难,其相当一部分应当归咎于我们各界政府的失算,而应对此种失算负责的大多数人,并非存心不良,而是头脑不灵。”把时间和空间转换到今日中国。可以极有根据地断言:中国当前的困难,其相当一部分应当归咎于我们各界政府的失算,而应对此种失算负责的大多数人,并非头脑不灵,而是存心不良。我的这个判断,并非是在讴歌中国官员的智商和情商。客观而言,中国官员的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排序中一定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智慧的、英明的。他们的所谓的聪明和机智主要都贡献给了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毫不伟大的事业。如果他们的所谓的成功是以违法犯罪为代价的话,那么他们就是这个时代最可憎的人!
     
        “在我们浩繁的法典中,充斥着法律的订立和废除,又是解释,又是修正,真是有失体统,这一切难道实际上不都是智力欠缺的表现么?”这一状况难道不正是对今日中国的客观描写吗?联邦党人的评价实在是太精当了!“有失体统”和“ 智力欠缺”,很遗憾,也很惭愧,我在连篇累牍的评价中国法律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起如此绝妙的好词呢?
     
        什么是法律?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恐怕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几个人想清楚了。
     
        法律的修改,“难道实际上不都是这一届议会对上一届议会的弹劾么?”太精彩了!在下的每一篇解读中国法律的文章,不都是对中国议会的弹劾或控诉吗?!
     
        我绝对无意主张:法律应该是静止的,是不能与时俱进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能不能不因存心不良和愚蠢无知而使法律频频修改?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有些政府在这两方面均付缺如;多数政府则在前一点有所欠缺。笔者可以并无顾忌地指出,美国各界政府的问题在于太不重视后一点。”我要说的则是:有的政府在前一点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绝对侃晕全世界!甚至令美国人都自叹不如。中国俗语:光说不练,那绝对是假把式。嘴皮子好,有可能获得最佳口才奖。但国民真正需要的是:政府要实现其宗旨,而不仅仅是表述其宗旨。仅仅想实现,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方式、方法、途径、步骤。而要想做到这些,仅有智慧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公心。
     
        “人员变动,必然引起意见的改变;而意见改变,又必然引起措施的改变。然而,即使是好的措施,如果不断改变,也是极不明智,极难实现的。”人员变动的初衷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一原理并无错误。变动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确定合理的任期。之所以会忌惮较长的任期,主要可能是考虑独断或贪腐的原因。其实,独断或贪腐与任期并无必然因果关系。要想有效治理独断或贪腐,还需另谋他策。
     
        “变化不定的政府,其恶果实在是罄竹难书的。”此处的“变化不定”不仅是指人员变动,更是指政策变动。
     
        “政府人事多变,会失去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任,失去同民族荣誉相联系的一切好处。”今天是这个领导人,明天又换成另一个领导人,难免会受到他国质疑:这个国家乃至这个民族有没有准谱儿呀?近几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日本和意大利堪称奇葩。
     
        “个人如果计划多变,或者处理事务竟无计划,一切明智之士马上就会指出,此人愚昧荒唐、反复无常,必然不久就要自食其果。”中国古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计划,其实就是--远虑。对一个人而言,有无远虑,高下立判。又有古训:不要常立志,而要立长志。一个又一个的至理名言,可以帮助人们看清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生境界。
     
        “美国从来受不到友邻的尊重,却总逃不脱敌国的愚弄;美国人事多变,政务失措,则给一切有利可图的国家以可乘之机。”其中的“友邻”和“有利可图”二词,明显不当,应改为:邻国和唯利是图。古训:知耻而后勇。看到这句话,作为中国人的我也对号入座、颇感羞臊。
     
        “法律之多连篇累牍,谁能卒读?加之矛盾百出,读亦何益?而且朝令夕改,隔夜即不知何所适从;如此法律,虽由民选代表所定,予民何益?法律原是行为的准则,如果人皆不知,又复动辄更订,怎样遵之以为准则呢?”好一篇声讨法律的“文言”檄文!译者不仅善习英文,中国文言文的功底更是十分了得。连篇累牍、矛盾百出、朝令夕改,看来这些很可能是全世界各国法律的通病,而绝不仅限于昔日的美国和今日的中国。其实,法律并不会得病,真有病的是人。
     
        “一切新的规定,不论是涉及商情或者税收的,凡影响及于各种形式财产的价值的,都会成为关注行情变动、善于估算后果的人加以谋利的机会;这些人不劳而获,占据了大多数同胞辛勤劳动的成果。情势如此,说法律是为少数人,而不是为多数人制订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请注意: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关注行情变动、善于估算后果的人”,往往会成为赢家--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他们不事生产,专司钻营。说他们是“不劳而获”,实在是有失公允。他们不劳力(或主要不是劳力),但绝对劳心,甚至殚精竭虑。在今日中国,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新的阶层。他们甚至不需要上班或就业,“关注行情变动、善于估算后果”就是他们的中心工作。将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不易被人察觉的商机之中,去追求高额回报。他们是忙碌的,而非悠闲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有太多的人不愿、不会、不能、不屑成为这样的人,而只能获得较为普通的经济收益。
     
        人类社会同样奉行强者压迫弱者的自然法则。法律不过就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罢了,自然是为少数强者谋取利益,而对多数弱者科以义务。
     
        变与不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抉择问题。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变?什么不应该变?好一个“改革”,把一切都打包纳入到变的范围之内(“四项基本原则”除外)。必须承认:今日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变,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所有的变都应该有章法、有规则。恰如对弈时的招法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棋规却不宜轻易改变。因此,一定要有一些不能变、不该变的东西,它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定盘星。也许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不变。
     
        我是一个酷爱稳定的人。我真的希望我身边的一切不要变化、无需变化。同时,我又是一个追求变化的人。我所谓的变化仅针对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人是最热衷于改变的物种。人类把这个星球好一番折腾(以数千年文明史为背景,集中表现在近几百年),对外界所造成的变化确实不小。可最有趣的是:人类自身却几乎毫无变化(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延长)。人类试图改变一切,唯独忘了改变自己。人类都改变了一些什么呢?把煤从地下挖出来取暖,把沙子和水泥搅拌到一起盖成楼房,这些是改变,但又似乎不是改变。变的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不变的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请注意: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法则,与人类的存在与否没有关联关系。在人类发现这一法则之前,这一法则一直存在。是什么变了?是人的思想变了、认识变了。其实,这个世界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人心--人的思想、认识、意识。
     
        还想改天换地吗?也许真的需要改变的恰恰应该是这一思想本身。
     
        “一言以蔽之,如无一套稳定的国家政策予以鼓励,任何改进或创新都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变与不变的微妙关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用来改变人心的。所有的建国纲领,也都是用来试图改变国民(包括强者和弱者)之心的。
     
        2015.6.1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三篇
     
        《续论参议院》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人民绝不可能有意背离其自身权益,然其代表则有可能背叛之;如果全部立法权力尽皆委托给单一的代表机构,比之要求一切公众立法均需分别由不同之机构所认可,其危险显然是更大的。”自利是天性、是本能。利他,则是反天性、反本能的。恰恰是代理关系,引出一系列麻烦。为他人服务明显背离为自己服务的天性和本能。因此,人们看到的一定是:以为他人服务之名,行为自己服务之实。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代理关系,但是代理人除了自己应得的来自于被代理人的收益之外,往往也拥有了侵占、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机会。特别是在被代理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不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下,最常见的一幕就发生了:代理人损被代理人之利而自肥。
     
        除了被代理人自己觉醒、强大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以任何方式可以拯救被代理人。
     
        2015.6.2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四篇
     
        《参议院之权力》
     
        杰  伊
     
        “一切根据宪法的权力行为,不论出自行政或司法部门,如同出自立法部门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和执行义务;”这是在强调不同的权力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法律效力--公定力、确定力和约束力。此外,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还具有执行力。
     
        2015.6.2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五篇
     
        《续论参议院之权力》
     
        汉密尔顿
     
        “政府中最头面的人物往往极为可能就是人数最多或手段最为机诈的派系头子或其爪牙;”多么生动形象而又入木三分的描绘。政治,是低贱而非高贵的;同样,政治人物的灵魂和境界也是低贱而非高贵的。当然,政治人物的地位和待遇则是高贵而非低贱的。用良知去换取吃食,这就是政治人物的注定命运。
     
        再奢侈、奢华、奢靡的宠物狗,终究还是一条狗。
     
        今日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世俗的权力理念和权力观,还停留在启蒙之前的水平。
     
        在此,有必要提一个人,清末曾经权倾一时、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之父。他自书了一副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参见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对于这个人和这幅对联,可能会有多种解读,例如:他原本就是一个庸碌之才、无能之辈、难成大器、难堪重任,加之清室衰败势危、无可救药,如此心态,也就仅仅是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罢了。对此,我不予置评。
     
        再提一个人,曾经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有一次,当她听说一些被俘的在中共里地位较高的领导人不为严刑拷打、高官厚禄所动的时候,感慨的叹息:他们未必是骨头硬,而很有可能是还没有真正尝过享有权力的滋味(并非原话,只是大意。这一细节来自于某电视节目,具体的播出时间和节目名称已忘记了。恕不严谨)。这句话是谁说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意境:权力真的是妙不可言。妙在何处,请君遐想。
     
        又提一个人,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曾经留下了如下警世之语:“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只有这样,我的儿子才可能有自由去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必须研究数学和哲学……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才有权利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引自《美国总统的竞选》,作者:斯蒂芬·赫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9月第一版)紧接着,该书作者写道:“在人类奋斗的阶梯上,政治处于底层,有见识的父母是不愿意自己的子孙从政的。”
     
        我的一番解读则是:历览古今中外,王侯将相、权高位重者不计其数,夸张一点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权力角斗史。而权力角斗的本质就是--利益争夺。所谓的政治家不过就是获取利益的一种职业。
     
        不要说今日中国,就是今日世界又当如何呢?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总统也好,英国首相也罢,不过就都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在任时风光无限,卸任后黯然失色。用不了太久,就连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资格都没有了。可是依然会有无数的“精英”酷爱参与这样的游戏并乐此不疲,梦想着使自己成为现实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也许有人会为他们辩护、为他们鸣不平:如果他们除了满足私欲之外,还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可以推动人类进步的。而我要说的则是:您太高估他们了。一个既不从事物质生产,也不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当然,能够成为思想家的政治家除外),凭什么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呢?所谓的政绩,就更是经不起推敲了:假如商鞅不变法,难道就不会有李鞅、张鞅去变法吗?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才是真价值!不可否认,政治家们的忽悠水平绝对堪称冠绝群伦,即使是顶级诈骗犯也要甘拜下风。他们说的最漂亮,干的却最丑恶。如果政治可以拯救人类,那么还要经济干什么呀?政治的唯一实效就是使操纵政治之人从中获益。所谓的政治家哪里是热衷权力,分明是酷爱利益。他们十分清楚,在获得了权力之后,会得到什么。让我们再一次聆听圣哲的教诲:国家(在此处是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不过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让我们共同撕下罩在政治家脸上的华美面纱,让他们丑恶狰狞的面目毕露无遗。
     
        相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而言,政治家的卑贱、猥琐是毋庸置疑的!如何给人类排定座次?追逐物质利益者注定低端末流,追求精神创造者绝对高端上流。因此,所谓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只能算是人类进化初期的佼佼者,而科学家(即求真者)和艺术家(即唯美者)才是人类真正值得骄傲的标志!
     
        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为日常生活琐事所困,实属无奈。早已生活无忧的人,如果仍然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物质追求,恐怕就难以理解了。是作有“事”之人,还是作读“书”之人,这是由思想境界所决定的。
     
        “不论是大不列颠,还是有关各州,都似乎把实行弹劾视为立法机构手中驾驭政府中行政公仆的缰绳。”没有缰绳的马是脱缰野马,横生是非;断了线的风筝,不仅不会展翅高飞,而且必定会破损坠地。行政公仆并非--老子天下第一、天下任我行,而必须要受制于立法机关。总理(也包括省长、市长、县长和乡长)训话,代表鼓掌,这是正常的良性的议会与公仆的关系吗?
     
        “要保证法官既无害于被告,又能取信于人民,唯一可能的办法--究竟是否可能还很难说--就是使法官人数多到从经济上考虑达到不合理的程度。”可以斩钉截铁的断定:这种设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全民公审,不仅是不可行,而且也极有可能不合理。智慧与人数无关,公正也与人数无关。多数人的想法很有可能是荒唐的,甚至是邪恶的。
     
        2015.6.2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六篇
     
        《进一步探讨反对参议院行使作为裁决弹劾案法庭的权力之意见》
     
        汉密尔顿
     
        “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常识:世事无绝对。分离是原则,混合是例外。局部的混合是在复杂困难局面下的权宜之计。此种混合不能在根本意义上改变各部门的基本属性,特别是不能成为某个或某些部门谋取私利的借口。
     
        “此种局部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请注意:相互制约,并不是设立各种不同权力部门自然的应有的基本初衷。权力之所以要分离、分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因不同权力的属性差异而必然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之所以会在某些国家或某个时期出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局面,那是由于在该特定情形之下,权力内部存在分化甚至矛盾,相互制约甚至追求平衡,则可以达到彼此牵制进而形成对峙的效果。如果权力之间并不存在分化或矛盾,正常的共和政体国家的权力格局应该是这样的: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直接来源于国民权利,至高无上;立法权派生并驾驭、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而行政权和司法权则断然没有制约立法权的可能性;行政权没有理由去制约司法权,而司法权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制约行政权,例如行政诉讼。在终极意义上属于国民的各种国家权力,方向和目的都是一致的,没有彼此之间相互制约的理由。立法权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约,以及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权的制约,不过都是权力性质使然,并无分赃、分利的考虑,因此,“互相”二字无从谈起。
     
        重申:权力无过,一切的罪责都是属于掌握权力之人的。
     
        某种权力格局或架构的宪法表述,是严格受制于鲜活的政治实践的。当然,挂羊头卖狗肉者,除外。
     
        美国宪法所构建的被某些人称为“经典的”三权分立模式,绝非终极真理。可能很适合于美国,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
     
        川菜盛极一时。我也承认其必有精妙之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惧怕辣味的人而言,不是考虑让自己如何去逐渐接受令人色变胆寒的辣味,而是促使自己去进一步开拓寻找更多的非辣美味。
     
        辣味不可能强加于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也绝对不可能一统天下。辣味不是美味的全部,美国模式也绝非民主的唯一表现。不照搬美国,未必不民主;不照抄美国,未必不如美国。分权思想的精华不可丢,分权思想的糟粕不可留。
     
        某些国家惧怕并拒绝采纳三权分立的国家治理结构,其理由是笼统的--不适合国情。岂不知:三权分立的国家治理结构,仅仅是服装,而非躯体;仅仅是表现,而非实质。而且这是一件修身西装,体态臃肿的人确实无法穿着。
     
        美国人(不限于联邦党人)可以发现真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照样也可以。联邦党人的思想精髓值得学习,更值得敬佩!但不包括对大量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
     
        在今日中国,哪一个国家机关是“最得人心”的?试析之:1、立法机关。夸张一点儿:绝大多数国民几乎意识不到其存在。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测试:随机抽选一百位国人(不能仅仅局限于首都或其他大中城市的市民,而要按照比例照顾到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朋友),能够说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姓名的,可能少得可怜。也许有的国人还记得自己曾经投票选举过区县一级人大代表,但那一定是啼笑皆非、麻木不仁的记忆;也许有的国人知道每年春天会在首都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能够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开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会,发了一些逢场作戏的言;再有就是:一定会有好吃好喝的款待、好玩好乐的招待。这样一个几乎被国人“遗忘”的群体,何来是否得人心呢?2、司法机关。可以肯定的是:曾经走进法院大门的国人一定只占极小的比例。由于诉讼是双方对立,除了少见的平局之外,总会有赢家和输家。残酷的现实是:诉讼当事人最为关心的不是公正,而是利益。因此,对于赢家和输家(二者的数量一定相等)而言,司法机关得人心与不得人心的比例大致会各占一半。而且有可能会长期保持这一态势;3、行政机关。从摇篮到坟墓,每一个国人的一生都会数量不等的与行政机关打交道。行政机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国人无法回避、无法躲藏。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机关捞到好处的人,通常会说行政机关得人心;凡是在行政机关那里吃了苦头的人,通常会说行政机关不得人心。二者的比例如何呢?那还要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运作法则--权钱交易。凡是有能力、有条件参与这一游戏的国人,通常都是受益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只占较小比例。而更多的国人则都只能沦落为被行政机关压榨、盘剥的对象。行政机关就是最大的恶人,但他们丝毫也不对头戴这顶“桂冠”流露出愧色。不无讽刺与幽默的是:渴望混入行政机关队伍的国人绝对如过江之鲫。各位您说:行政机关到底是否得人心?
     
        英国有一句法偐:国王不能为非。借用一下:立法机关不能为非。在理论上,立法机关当然有可能犯错误、做错事,但是在现实中,无法确认立法机关的错误,更无法追究立法机关的责任。立法机关因多数代表同意而产生的错误被自然而然的推定为全体国民的错误,而非某个或某些代表个人的错误。确认并追究全体国民的法律责任,纯属天方夜谭。因此,立法机关永远也不会犯错误,即使是真的犯了错误,也不被认为是犯错误。具体的个别的代表的违法违纪行为,自然会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
     
        “参议院为了转移公众对他们全体的不满,通常是不会不肯去及时牺牲掉造成他们失职和丢脸的为首的人的。”请看:在美国是拿“为首的人”去做牺牲品。而在中国则往往是找一个下级去做替罪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取决于:为首的人是否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以至于可以凌驾于所有其他人之上。
     
        2015.6.2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七篇
     
        《行政部门》
     
        汉密尔顿
     
        “把合众国总统这样性质的行政长官类比成英国国王,这样的下流伪饰,简直令人无法不名之为有意的欺妄诈骗。”在两百多年以前,把合众国总统类比成英国国王,至少在联邦党人看来,对前者而言是莫大的耻辱。也不知道今日合众国总统与英国国王看到这一句话,会作何感想。当然,今日的英国国王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国王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合众国总统与昔日的合众国总统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我所说的变化,主要不是指人,而是指环境和制度。
     
        不可否认,总统与国王之间,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了称谓,而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升级换代。
     
        2015.6.3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八篇
     
        《选举总统之方式》
     
        汉密尔顿
     
        “除非全体人民均被收买,直接进行选举的代理人将至少可以不带任何邪恶偏见来开始从事此项任务。”乍看之下,“全体人民均被收买”,这种情况纯属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是细心一想: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全体人民均被收买或者均被“强奸”--恩威并施,这居然在某个或某些自称共和政体的国家就可以成为事实!被收买或被“强奸”之后呢?其结果一定是:全体人民带着所有邪恶偏见来开始从事所有的任务!!!仅举一例:当年被称为流氓国家的伊拉克,其领导人萨达姆的当选得票率总是百分之百。
     
        流氓者,如果能够自称流氓,其实是一件很光明磊落的事情。可搞怪的是:偏偏有很多流氓非要自称正人君子。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寄希望于能够哄骗那些不明真相也不能、不会、不想探明真相之人,并谋取不当利益。
     
        “选举人团成员的临时性质,以及其各自分离的情况,将足以保证他们继续不带偏见直至任务结束。”遗憾的是: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临时也好,分离也罢,都远不足以保证本应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不带偏见的完成任务。必须承认: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能搞定。换句话说:残酷的现实远远比智者的想象要复杂。成就一桩好事很可能需要千辛万苦,立志办妥一件坏事的人也完全有可能艰苦卓绝、百折不回。
     
        此外,“对这样相当众多的人,要想加以腐化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这些都不是阻挡某些人前进步伐的障碍。腐败,很有可能就是某种或某些生物生存的最佳环境。
     
        请不要低估了邪恶的力量。
     
        “各州人民选出一定人数充当选举人,其数目相等于各州在全国政府中参众议员人数的总和,选举人在本州内集会,就适于出任总统的人选进行投票。”这就是美国总统“出炉”的大致过程。因此也可以认为,美国总统是由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像我这样的不明就里的局外人不禁诧异:为什么要“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为什么不直接由参众两院议员直接选举产生呢?难道是选举人可以代表民意,而议员则不能代表民意吗?这明显是荒谬的逻辑。美国宪法的设计者,在处理这个(但绝不限于此)问题时,是不需要逻辑的,决定这一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议会与总统是制约平衡关系。因此怎么可能由议会来选举总统呢。
     
        对参众两院(及其议员)不放心、不信任吗?那还能允许它们制定法律吗?那还有什么必要设立它们呢?如果说它们不能代表民意的话,美国人民能同意吗?
     
        美国宪法的创立者们很滑稽吗?那要看判断滑稽的标准是什么了。
     
        政治也好,经济也罢,都不是讲道理而是凭实力的疆域。
     
        政治是科学的吗?至少上帝笑了。
     
        包括《联邦党人文集》在内的一切政治法律类理论书籍,其实都只说明了一个真理:弱肉强食。
     
        整个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在根本意义上,还没有清晰脱离动物的本性。
     
        “这个职务(即指总统--笔者注)十之八九会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这样说恐怕也不算过分。”这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有公论。暂且不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仅以美国历任总统为例,其德其才,有目共睹。我曾经多次这样评价美国这个国家:其兴衰荣辱绝对不取决于总统的德才,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由程度。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就是由一个傻子来作美国总统,美国依然可以兴旺发达。我想:这极有可能是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最高评价!
     
        “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这一结论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而绝非普适真理。所谓人治,就是由人来治理,有贤人也有昏人;所谓法治,就是由法来治理,有良法也有恶法。二者无所谓对错优劣,只要别用错了地方就都好。
     
        “某个诗人的下述政治邪说”:“政体如何,愚人多虑;其实好坏,全在治理。”这显然不能被简单定性为“邪说”.这是人治社会的真实写照。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都还不具备施行法治的客观条件,都还只能把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能力和德行。
     
        “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有助于治国安邦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绝非政体一种。政体,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更不是创新思维的发明。政体只有适合与否,而没有优劣之别。
     
        2015.7.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六十九篇
     
        《行政首脑之真实属性》
     
        汉密尔顿
     
        “总统每次当选任期四年;只要合众国人民认为他可信就可以多次连选连任。”请注意:是“他”,而不包括:她。在两百多年后的现在,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之妻)向美国第一任女性总统又一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2015年11月第一个星期一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便见分晓)。
     
        从立宪开始之后的很长时期,很明确:连选连任是不受次数限制的。在“国父”乔治·华盛顿梅开二度之后坚辞不受、自我克制的光环映衬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之后当仁不让蝉联四次(最终在任期内病逝),多少会使有识之士产生一丝隐忧:无限期的连任与终身制何异?
     
        不要忘了:总统一定要和国王厘清关系、划清界限。
     
        “美国总统可以受弹劾、受审判,而且如果被判明犯有叛国、接受贿赂或其他重罪时,还得予以撤职;事后可以受到普通法律的控告和处罚。”在宪法中能有如此明确的表述,也许真的不能算是--废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再一次提醒:总统一定要和国王厘清关系、划清界限。在中国宪法中,对于国家主席绝对应该做出性质完全相同的规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哪怕仅仅只是--作秀。
     
        总统可以有条件的否决议会法案,这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特色,又是不同权力机关之间制约平衡的产物。
     
        总统手中的军事统帅权,其实只是相对次要的指挥权。更为重要的宣战权和媾和权,则当然掌握在议会手中。不让你打仗,纵有统领千军万马之权,又有何用?
     
        同理,缔结条约权是次要的,批准条约权才是重要的;提名任命官员权是次要的,批准任命官员权才是重要的。
     
        共和政体的行政长官确实应该与国王明显不同,但是就怕本应拥有最高、最终权力的议会不给力,在强势的行政长官面前卑躬屈膝、匍匐在地,那就一切都完了。
     
        2015.7.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篇
     
        《再论行政部门》
     
        汉密尔顿
     
        “有一种观点认为--持此观点者并不乏其人--强有力的行政部门是同共和政体的本质不相符合的。”这也许真的是一种常见的认识误区,即使在今日中国,可能依然会有人持此观点。这是一种杯弓蛇影的心态,误将在杯水中倒映的弓影疑为蛇。行政权力是否强大与政体类型并无因果关联。需要说清楚的是:强大有力的行政权是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权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其他什么事物进行比较,特别是:不是与其他国家权力进行比较,更不是与国民权利进行比较。
     
        “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开个玩笑:如果想买看家狗,恐怕都希望挑选一只威武雄壮的,而绝对不会去寻找一只软弱无力的。这也许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院子的主人是人,而不是看家狗。再强壮的看家狗,也只是看家狗,而不可能成为院子的主人。行政机关扮演的就是看家狗的角色。作为主人,我们担心甚至惧怕看家狗强悍吗?使之更加强悍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心愿。
     
        毫无疑问:强大的行政权绝对不等于行政权可以为所欲为。冒犯国家主人就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凸现出来:谁来驾驭行政权?是否有一种驾驭行政权的力量存在?
     
        按照基本的共和政体理论,立法权是万权之源,自然应该由立法权来约束、控制行政权。因此必须回答:我们的国家是否有这样的真实的到位的比强大的行政权更强大的立法权?如果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也将根本动摇。请想一想:买了一条强悍的看门狗回家,如果主人管不了、镇不住的话,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不是共和政体自身逻辑出了问题,而是相应的配套措施根本就没有就位。
     
        因此,问题不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同共和政体的本质是否相符合,而是:如果缺失了有效的制约,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必然会成为全体国民的公敌,也必将摧毁共和政体。
     
        联邦党人认为:充分的法律支持是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的重要因素。请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行政部门不是独立存在的,更不能独步天下。行政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自我授予的。行政部门是否强大完全取决于立法部门,行政权力是否充足也完全取决于立法部门。只要是在立法部门的可控范围之内,行政部门和行政权力自然可以尽可能的强大。
     
        “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因属性不同,其构成及运作自然也就相应不同。立法权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行政权是执行法律的权力。立法机关奉行民主协商;行政机关遵循命令服从。立法机关的成员地位相互平等;行政机关的成员存在上下等级。立法机关的成员不能过少,否则无法充分代表民意。行政首脑是单一的,而行政系统则是庞大的,其规模远远大于立法机关。行政首脑集权力于一身,是否不妥?非也!行政首脑掌握的仅仅是执行权,而不是决策权。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自然要强调政令统一、服从命令。执法,是不需要集思广益、民主协商的。执法,自然要树立和维护上级的绝对权威。下级不要怕因执行命令而出错,就是真的出了错,责任也不在自己,而在上级。集权于行政长官一人,主要不是因为审慎抉择、取信于民、保障民权,而是因为可以政令畅通、提高效率、利于追责。
     
        “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关键要看行什么事?是立法还是执法?一人行事的好处是有先决条件的,切切不可不问青红皂白,胡乱适用。如果是一人立法,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
     
        “一职多人容易掩盖错误和规避责任”,这一结论堪称精辟!集体负责的结果就是:无人负责。责任与权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人掌权的同时,必然是一人负责。今日中国的行政系统奉行首长负责制,可搞笑的是:首长一人拍板确实是落到了实处,可是首长一人负责却烟消云散、不知所踪。没有责任,何来权力?没有责任的权力犹如脱缰之野马,行使权力而不负责任无异于吃霸王餐的无耻流氓的行径。
     
        由一人担任行政首长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轻松锁定责任人。所有的红花都可以贴在首长的脸蛋上,所有的板子也都应该打在首长的屁股上。
     
        分享权力者,必分担责任。中国特色的人数众多的副职现象:一方面积极哄抢正职的余荫,另一方面又消极推卸正职的担当,好一幅分赃不均的群丑图。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少数情况下,由某个或某些中下级的倒霉蛋充当替死鬼;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正职首长才会避避风头、暂时隐退,不久便会异地复职。中国官员,很多都练就了一身屹立不倒的好功夫。
     
        “行政权集于一人更易于加以规范;人民的警惕和监督只有一个对象,这样就安全得多;总之,执掌行政权的人越多,越不利于自由。”这里的“行政权”似乎是指:最高行政权。行政权是否被有效规范、警惕和监督,主要不取决于执掌行政权人数的多寡,而在于规范、警惕和监督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至少要比行政权更强大。
     
        2015.7.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一篇
     
        《行政首脑之任期》
     
        汉密尔顿
     
        “如果行政和司法部门的组成使之绝对服从于立法部门,那么把行政和司法同立法分开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多么犀利的质问呀!“这样的分权只能是名义上的,不能达到其所以如此建立之目的。”联邦党人显然不希望、不认可行政和司法部门应该绝对服从于立法部门,他们追求的是三个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以成鼎足而立之势。但是这一主张未必是什么真知灼见。如果抛开国民,仅就国家机关自身的架构设计而言,三足鼎立不失为一种合理甚至精美的权力格局模式。但是请不要忘记:共和政体的灵魂是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政治家也好,政论家也罢,他们在讨论政权模式建构时,是否把国民放在了首位?还是把国民丢到了爪哇国去?如果将国民复归本位,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某个国家机关可以代表至高无上的民意,那么其他的国家机关在其面前就只能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行政和司法部门绝对服从的并不是立法部门,而是立法部门所代表的民意。这有何不可?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分权的目的,单纯而言,就是社会分工使然。难道这样的目的不成立吗?不合理吗?
     
        不过,话还要说回来。联邦党人之所以要主张构建三足鼎立的政权格局,恰恰是因为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在现实中,立法部门显然不能完全、充分胜任代表民意之职。如果代表民意的真实程度打了折扣的话,那么对代表民意机关的服从程度自然也要相应打些折扣。
     
        结论:联邦党人的想法不错,但是表述不清。
     
        “服从法律是一回事,从属于立法部门是另一回事。”请看,联邦党人开始玩儿文字游戏,试图说明:服从法律与从属于立法部门不是一回事,进而法律与立法部门不是一回事。法律就是真理的化身吗?服从法律就是“符合好政府的根本宗旨”吗?如果是抬杠的话,倒要请问:恶法也应该服从吗?从属于、听命于立法部门难道有什么不妥吗?也许,联邦党人想表达的是:制定法律是比较严肃、严格、严谨的,而法律之外的其他的立法部门的意志,则有可能不严肃、不严格、不严谨,进而也就无需言听计从。如果唯立法部门之命是从,将会失去原则和立场,也必然会违反好政府的根本宗旨。这些显然都是遁词。如果立法部门邪恶,其制定的法律也必然邪恶。断然没有可以服从恶法,却不能从属于邪恶立法部门的道理。
     
        话锋一转,“前此若干篇论文中已经举例说明并全面阐述过立法权高于其他一切的趋向。在纯粹共和政府中,这种趋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可见,联邦党人的思路还是很清晰、很到位的。只可惜,他们未能明确、充分论证分权制衡原则(即否定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现实合理性(于理不合,但却与情相恰)。从而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
     
        2015.7.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二篇
     
        《续前篇内容,并探讨行政首脑之连选连任》
     
        汉密尔顿
     
        “不准连任,不论临时或永久性的,都几乎会有同样的后果,而且大部分是有害而非有利的。”本文形成于两百多年之前,历尽岁月沧桑,时至今日,这一观点有可能是本书中极少不合时宜的结论。不要说美国,即使是中国的学术界、政论界,恐怕也不会有人认可这一结论。在美国宪法(后经修正)和中国宪法中对行政首脑连选连任的限制性规定,就是最佳证明。
     
        “如果人们意识到某一职务的好处必须在已经事先确定的时刻予以放弃,比之允许他们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而争取继续得到这种好处,很少有人不会大为降低其执行有关任务的热情的。”联邦党人很坦率,说的绝对是大实话。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关键是这里的“好处”到底是指什么?也许不需要我来回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答案,甚至是趋于一致的答案。为了好处而工作,而且是热情的工作,本无可厚非。怕就怕:某人是得到好处了,可是更多的人却失去了好处;某人的好处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好处而得以实现的。更为可怕的是:某人会为了得到自己的好处而不懈争取,在时间上还不受限制!
     
        “换言之,人之忠于职守的最好保证,在于使其利益与其职责一致起来。”这又是一句貌似有理的话。社会中人,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甚至可以说:责任感乃人的基本属性之一。有这样一则故事(恕未能查找出处),大意是:一个小孩子把自己为家里所做的家务劳动所应得的报酬给妈妈列出了一份账单,请妈妈据实结账。而妈妈看后也给他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账单,把自己多年来为了养育他的所有艰辛付出都列了进去,但是最后的结算数字却是:零元零角零分。请问:这位母亲的利益与职责一致吗?也许有人会质疑:做母亲,是工作吗?那就再请问:金库保管员的利益应该是多少?边防哨兵的利益应该是多少?救死扶伤的医生的利益应该是多少?塑造灵魂的教师的利益应该是多少?难道:利益与职责真的应该一致起来吗?
     
        “品质高尚者的主导思想是追求好的名声。”此言不谬。不过请问:在这个世界上品质高尚者能有几人?特别是,在从政者中品质高尚者又能有几人?尤其是,品质高尚者可能从政吗?政界可能接纳品质高尚者吗?再请问:古今中外从政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得到好名声的又有几人?
     
        “如果他(自然是指行政首脑--笔者注)预期他所从事的事业可以全始全终,他便可从事一项具有一定规模的、艰巨的、有益于公众的事业,经过长期筹划,使其克臻完善。”这样的论调就更是不堪一击了。长期,到底有多长?有没有准谱儿呀?重要的是:计划可能长远,就怕寿命不够长久。更重要的是:国家是国民的国家,而不是行政首脑的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而行政首脑则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命运自然应该掌握在国民的手中,断然不应该掌握在行政首脑的手中。筹划公众事业的职责在议会,而不在行政首脑,行政首脑只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有什么理由无限期连选连任?
     
        对于一个稳定的法治国家而言,需要一个积极建树的行政首脑吗?至少我本人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乱世可能出枭雄,而太平盛世则应无为而治。行政首脑能够不胡作非为,就已经是最好的尽职尽责了。行政首脑可能会有成就和荣耀,但是这些成就和荣耀只属于行政首脑个人,而不属于国家和民族;行政首脑更可能会有劣迹和耻辱,但是他所毁灭的绝对不止他自己,同时还包括整个国家和民族。
     
        “其(自然是指行政首脑--笔者注)贪位之心正可限制其贪婪之举。”此处的“贪位”是指:贪恋总统宝座,不愿在有限任期后离职。“贪恋”是指:“不择手段地采取恶劣手法,尽量在有限任期内侵吞中饱”。大家请看:既贪位,又贪婪,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允许其不受限制连选连任?既然贪婪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难道我们能够指望通过无限期延长其任期而使其贪婪之举有所收敛吗?
     
        “此人(自然是指行政首脑--笔者注)除有贪得之心而外,可能尚重名声,并具有事业雄心。此人如可以期待以良好政绩换取长远的名誉,则极有可能不愿牺牲名誉以满足私欲。”中国有一个成语:毁誉参半。一个政客可能会得到这样的评价:政绩与贪欲各占一半。也就是说:政绩与贪欲并不矛盾,可以和谐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满足私欲肯定会失去名誉,但却不一定会失去政绩。私欲之人有可能会收获其他领域里的名誉,但是私欲本身肯定是不名誉的。在其他领域里获得的名誉也不能掩盖、抵消满足私欲之丑。原本私欲与名誉势不两立,可是很多政客们偏偏都梦想着当婊子与立牌坊兼得,哪一样也不愿失去。联邦党人误以为政客们会为了名誉而放弃私欲,只能算是坐而论道。
     
        要是真的没有了私欲,可能也就不想作官了。
     
        “但如其面对必须卸任的前景,则其贪欲很可能将压倒其慎重、荣誉心及事业心。”言外之意,联邦党人的意思是:行政首脑应该终身任职。否则,再长的任期也终有结束之时,也都必须“面对必须卸任的前景”,自然也就会终有一日--原形毕露。终身制就真的能够克制其贪欲吗?至少我不信!
     
        “‘经验乃智慧之源’乃是不分上智下愚均可承认的真理。”对此,在下也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正常智能的与时俱进、不断学习的人而言,时间就成为评价其智识的最重要的依据!!!时间就意味着积累,就意味着收获,就意味着水准!评价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年龄就是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的智识不能够与年龄共进,只能说明他疏于学习和修炼。我十分欣赏孔子的穿越千年的名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分别在该时段达到该境界之人,堪称大成功。能够提出这一主张之人,堪称大智慧!就这一句话,就使孔子不逊色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圣哲先贤。就这一句话,也丝毫不输给牛顿所发现的任何一条力学定律。这,就是人生发展定律。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变动既为必然,则政策的变动亦将成为必然。一般说来,很难期待人事的变动不影响到政策的变动。”倒要请问:政策是由行政首脑制定的吗?应该由其制定吗?难道每更换一次行政首脑就要改变一次国策吗?这还是稳定的法治国家吗?再者,政策因情势而改变,既合乎情理也难以避免。此种改变并不可怕,更不是灾难。此外,如果人事与政策联动,只能说明这是一个人治社会。
     
        2015.7.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三篇
     
        《维护行政首脑之条款,以及否决权》
     
        汉密尔顿
     
        “立法部门如对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的薪给有任意处置之权,即可任意使之屈从于其意志。”这样的假设实在是有失偏颇:1、立法部门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或借口任意处置行政官员的薪俸?2、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真的只是以薪俸为主要收入来源吗?至少在今日中国,我敢打赌:很多官员即使不发工资,也坚决不会辞职;3、难道行政官员不应该服从立法部门的意志吗?最重要的是4、立法部门有什么理由和必要使行政官员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立法部门通过使行政官员屈从自己又能够得到什么私益而非公益的好处、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主宰一人的薪给,即可主宰此人的意志。”这只能说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志是屈从于金钱或物质的。但愿,随着个人财富的增长,意志不会永远屈从于金钱。
     
        “在我国(当然是指美国--笔者注)亦不乏立法机关以金钱威胁利诱行政官员的实例”,此种情形在今日中国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道理呀,以金钱威胁利诱的结果是什么?使行政官员执行法律吗?难道这不是行政官员的天然职责吗?有什么必要以金钱威胁利诱呢?如果行政官员拒不执行法律,立法机关自然会有相应的制裁手段。相反的情形倒是有可能发生:行政官员以金钱利诱(注意:没有 “威胁”)立法机关的代表,目的是使立法机关通过有利于行政机关的法律,进而使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获得有利于该部门的私益。这是因为:如果立法机关拒绝威胁不制定有利于某行政机关的法律,该行政机关根本就无法制裁立法机关。来硬的不行,就只能来软的。
     
        “它(是指总统有限的立法否决权--笔者注)可以成为对立法机关的有益牵制,使社会免受多数议员的一时偏见、轻率、意气用事的有害影响。”这一表述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一个或少数议员可能会出现“一时偏见、轻率、意气用事”的现象,完全合情合理;如果说“多数议员”会共同出现“一时偏见、轻率、意气用事”的现象,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另一种等值表达就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少数人的清醒相对于多数人的糊涂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多数议员一致认同的事情,就一定会最终通过,而不论决定自身的正确与错误。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只管计算票数,而不关心对错。
     
        “一种意见是不应设想一人(即指总统--笔者注)之德行与智慧超乎多数人(即指议员--笔者注)之上;除非作这种设想,否则即不应授予总统任何制约立法机关的权力。”至少我认可这一意见。也许更应探讨的是:请先不要着急比高低,而是请先回答--官场中人有德行吗?有德行的人会去做官吗?官场中的德行又是什么呀?做官之人可能有智慧,但是做官需要智慧吗?在政治领域中,智慧是必需和有效的吗?请重温:民主就是只管计算票数,而不关心对错。
     
        官员,请自重!请不要玷污德行和智慧这两个高贵、圣洁的词汇。
     
        “作此规定(即指授予总统有限的立法否决权--笔者注)原非着眼于总统之智慧与品德的高超,乃着眼于立法机关不能全然无过;着眼于立法人员或可侵犯其他部门的权限;或在派别偏见支配下,将立法讨论引入歧途;或在一时激情支配下,作出日后反悔无及的仓促立法等设想之上。”现对这些“设想”逐一质疑如下:1、立法机关当然可能犯错误,但是棘手的问题是:谁来发现?谁来确认?谁来纠正?左明作为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国民(我的最高级别的“头衔”就是--北京农学院讲师),有可能发现了中国法律的许许多多的错误(有数十篇解读中国法律的文章为证!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兼具卓越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但是我的发现却并不能产生确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效果。在德行和智慧上远远不如左明的总统们虽然也有可能发现法律的错误,但是在发现错误的数量和质量上,则远远不能与左明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总统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确认和纠正立法机关的错误?解决立法错误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只能由立法机关自己来发现、来确认、来纠正。其他所有主体所发现的错误,不过就是引起立法机关注意的导火索。至于这些所谓的被发现的错误最终是否成其为错误进而是否需要纠正,则只能悉听立法机关尊便;2、具体的、个别的立法人员侵犯其他部门权限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但是作为整体的立法机关则断然不可能侵犯其他部门的权限。试想:立法机关如何去执法?又如何去司法?因此可以认为:在各种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立法权是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权力;3、在政党政治的大背景下,派别偏见是无法克服的客观现实。至于是否会因此而将立法讨论引入歧途,则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的。少数党认为是“歧途”,多数党则完全有可能认为是光明坦途;4、至于一时激情或仓促决定,则更像是作为个人且追求效率的总统经常犯的错误,而作为拥有众多议员的立法机关犯这样错误的概率则要小得多。请不要颠倒黑白。
     
        “授予总统此项权力(即指有限的立法否决权--笔者注)的首要考虑在于使其具备保卫本身权力的能力;其次则为防止立法部门的仓促行事,有意或无意造成通过有害公益的不良法律。”这纯属遁词:1、有限的立法否决权与保卫总统自身权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除非将要通过的法律旨在限制总统权力;2、立法程序相当复杂、繁琐,何来“仓促行事”?3、立法机关“通过有害公益的不良法律”,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大量存在的。可问题在于:凭什么认为总统会代表公益而提出反对呢?
     
        “审议法案的次数愈多,则审议者之分歧愈多,由于缺乏适当讨论从而产生错误之危险愈小。”此言差矣。审议的次数越多,自然分歧应该越少。反倒是:审议的主体越多,分歧则越多。当然,讨论的越充分,产生错误的机会就会越少。如果把总统也视为审议者的话,自然会增加分歧,虽然未必会产生讨论更充分的效果,但却有可能产生使立法机关更慎重决定的效果。
     
        “来自某些意气之争或利益集团之偏见的失误危险也愈小。”谁能证明、谁敢保证:总统否决的动机不是出于“意气之争或利益集团之偏见”。
     
        “政府各个部门同时在同一个问题上为某一错误观点所左右的可能性,较之在不同时候某一部门为错误观点所左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句话在概率学上似乎是说得通的。但是在现实中,却未必如此。政府各个部门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取决于各个部门的地位是否独立,而不相互依赖。
     
        “阻挠少数良好法律的制定所造成的损失,可由阻挠多数不良法律的制定而得到的益处所补偿。”这显然是一种荒唐的逻辑:既然已经认定不良法律是多数而良好法律是少数,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显然应该是:否决所有的法律。
     
        总统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否决权,自然应该审时度势。较为合理的选择是:先查明送审法律在议会的投票情况,如果是简单多数通过,则存在行使否决权的可能;如果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自然就应该识趣一些,不要硬着头皮再去行使否决权,否则,一定会落得一个自讨没趣、自吞苦果的下场。
     
        2015.7.1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四篇
     
        《行政首脑之统辖陆军与海军,及其特赦权》
     
        汉密尔顿
     
        “从人道与德政观念出发,此项特赦权应尽量少设限制与障碍。”出于仁慈的特赦确实是人道和德政的表现。但是,有明确受害人的罪犯应该被特赦吗?对如此罪犯的仁慈,岂不是对受害人最大的不仁慈?
     
        “各国刑法均有很大的严峻性,如对不幸偶犯刑律案件,难求例外宽恕,则司法似将失于残酷。”此言差矣。如果立法者足够理性的话,应该在刑法中明确对“不幸偶犯”者作出“例外宽恕”的规定。也就是说:法院在司法裁判时,已经避免了“失于残酷”情况的发生。那又何须因此而特赦呢?
     
        人之常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或曰:特事特办。特赦之特何特之有?通常是如下两种情况:1、出于政治、民情等重大的法律之外因素的考虑;2、极端特殊的法律疏漏之处。
     
        “就常情而论,行政人员之责任愈少为人分担,其责任感势必相应增强。”这只是针对责任可以落实到位的情况而言的。如果行政人员只是掌握权威,而无需承担责任,则权力愈集中,危害愈巨大。
     
        对于行政人员而言,在德行面前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出于公心,则很难把事情办坏;如果是出于私益,则很难把事情搞好。
     
        特赦权,在本质上应该是一项高于司法权(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也无特赦权)的权力。有罪且能够承担罪责(排除那些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者),而无需担责,这是对法律的挑战!愚以为:只有立法者自己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然,特赦并不意味着--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2015.7.1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五篇
     
        《行政首脑之缔约权》
     
        汉密尔顿
     
        “立法权之要素在于制定法律,换言之,即制定调节社会活动的法规;而行政首脑的全部职责似即为执行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或为保卫社会而统筹支配社会力量。”需要明确的是:1、立法权所调节的社会活动,包括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2、而行政权所统筹支配的社会力量,则不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3、执行法律者臣服于制定法律者,这简直就是不证自明、无可争辩的。
     
        “条约并非统治者对国民制定的法规,而是主权国对主权国订立的协定。因此,缔约权具有特殊位置,并不真正属于立法或行政范围。”条约与法律之间确实不能划等号。但是条约的属性就决定了:1、条约必须遵守;2、条约优于国内法。其实对于一国的国民而言,条约与法律并无本质区别。将缔约权纳入立法权的范围,合情合理。
     
        “世袭君主固然时常压迫人民,然而由于其个人利害与其统治如是息息相关,致使其受外国腐蚀的危险甚小。”将国家作为君主的私有财产,固然会使君主珍爱有加,对外寸土不让、据理力争,对内极尽盘剥、敲骨吸髓。除了君主本人(及其家族)利益最大化之外,哪管洪水滔天!
     
        “由平民一跃而为政府首脑之人,如其个人财富仅只小康或甚微薄,复又预见经过为期不久之后,仍将恢复原来的社会地位,则此人即被置于可以牺牲其职责以换取利益的诱惑之下,必须具有极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始能抗拒。”这几乎都纯属幻想:1、哪一位政府首脑真正来自平民?2、哪一位政府首脑真的财富微薄?3、哪一位政府首脑卸任之后会恢复原来的社会地位?4、哪一位政府首脑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能够抗拒诱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政府首脑都无时无刻不置于可以牺牲其职责以换取利益的诱惑之下!
     
        尽人皆知:君主未必都是精英(例如刘禅)。那么,作为民选的总统个个都是好汉吗?就以美国的历任总统为例,恐怕就不支持这一结论。人数众多的议会议员,是不是草包兼笨蛋的集合?先别笑,如果体制机制适宜,这一结论还真有可能成立。连是非曲直都可以弃之不顾了,只要能够代表民意就好。怕只怕,连这最后一点点正当性也坚守不住。
     
        总统与议会(而不是议会中的某一个议员),哪一个更黑?有可能不相上下--一样黑。
     
        2015.7.1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六篇
     
        《行政首脑之用人权》
     
        汉密尔顿
     
        “将任命权委之于一个机构的主要缺点在于:全体人民众多、居住分散、其活动不可能为宗派和阴谋精神所左右。”这一表述足够怪诞:1、“全体人民”与“一个机构”,一个是驴唇,一个是马嘴,根本就无法吻合;2、“不可能为宗派和阴谋精神所左右”,怎么居然会成为“主要缺点”呢?
     
        “总统职位有极大可能将由具有才华之人,至少将由可敬之士充任”,这一判断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才华,可以有大小之分;品德,可以有高低之别。除非德才兼备之人十分罕见,否则,有德有才也只能被认为是一个非贬义词。事实也证明:大多数总统的才华并不出众、品德也并不高尚。
     
        “一人单独负责自然会产生更切实的责任感,和对自己声誉的关切,而正由于此,他将更强烈地感到自己有义务、以更大之关注细心考查职务要求的各项条件,更易排除私情,遴选具有最佳条件的人任职。”无数的事实证明,这显然是片面之词:1、一人单独负责更易产生独断专行的霸道感;2、绝大多数政治人物毫无羞耻感,将自己的声誉置于九霄云外,最终落得千载骂名;3、他们将强烈地感到自己一朝权在手的优越感,以最大的热情考虑如何安插自己的心腹;4、把一己之私利淋漓尽致的发挥到极致;5、遴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任职。
     
        “因一人较之具有平等发言权而又各自作私人考虑的机构,其徇私机会要少得多。”这一结论明显不尊重事实。一人徇私得逞的概率要远大于机构徇私得逞。也许机构并不是不想徇私,只是难以实现。
     
        “一个目标明确的个人,可以专心致志,自然不似一个团体在其决议时易为不同观点、感情与派别所左右。”这句话恰恰就证明了:一人徇私得逞的概率要远大于机构徇私得逞。一个官员的贪腐目标明确之后,自然会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争取成功。
     
        从以上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很难认为联邦党人是天真幼稚的政治书生,之所以会说出如此众多的有悖事实和清理的话,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局中人,甚至就是利害关系人,因此很难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发言。
     
        我们听一个人说话,先不要看他的嘴,而要先看他的脚,看他站在什么地方在说话。
     
        总统提名,议会批准,这一模式的本质是:总统与议会分享任命官吏权,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行事。不要简单的认为:提名权是低级的从属的权力,而批准权则是高级的主导的权力。请试想:没有提名,何来批准?
     
        “包括本届国王在内,这部分力量时常主宰美国国王用人行事的倾向。”恕在下孤陋寡闻:“本届国王”和“美国国王”,是什么意思呀?
     
        2015.7.1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七篇
     
        《续论用人权,并探讨行政首脑之其他权力》
     
        汉密尔顿
     
        “任何此类人事任命组织,不论如何组成,均为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一判断才不辱联邦党人的盛名和英明。又何止于人事任命呢?所有公职人员的所有公权运用,能够做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实属罕见。
     
        商人为了私益,名正言顺(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官员为了私益,大逆不道。官员很委屈:都是人,为啥要歧视我们呢?原因很简单:商人是用私权谋利,而官员则是以公权谋利;私权属于商人,而公权却不属于官员。
     
        在共和政体下,只有官员羡慕商人的道理,却没有商人嫉妒官员的可能。
     
        除非权力被官员私有化了。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是:贪腐名为违法犯罪,实为理所应当。
     
        2015.7.1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八篇
     
        《司法部门》
     
        汉密尔顿
     
        “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请看:“行为正当”是法官任职以及继续任职的充分条件。这一结论自然具有正当性,只是不知能否推而广之,也适用于议会代表和行政官员?前文已述,议员应该没有连选连任的期限限制,原因很简单:作为集体决策体制下的个体议员很难贪腐或滥用权力。行政官员是否应该有任期限制呢?恐怕要因人而异了。如果行政官员仅仅具有执行权,似无限制的必要;但是有一些行政官员具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例如各级政府首长和各个政府工作部门的首长,他们手中都拥有类似于立法权的决策权,他们的个人意志将直接作用于这个世界。对此类行政官员必须严加约束,具体措施中就包括任期限制。换言之:在共和政体中,国民的命运不能长期处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支配之下。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在今日中国,立法机关在名义上至高无上,但是它更像是存在于云端,象上帝一样制定规则并降旨人间,而几乎不直接插手世俗事务。行政机关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统筹处置几乎一切公共管理事务。立法机关是头脑,而行政机关则是手足。至于司法机关,则仅仅是偏于一隅,专门负责解决法律纠纷。从介入社会的宽度和广度、强度和力度而言,司法权不及行政权的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在法理上,立法机关应该负有监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但是囿于其行为能力疲弱的限制,往往很不到位。立法机关必须抓在手中的至少要包括:人权和财权。所谓人权:就是指直接掌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权。所谓财权:就是指直接掌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有经费开支的审核批准权;当然还要包括所有以国家为主体(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的全部财务收支权。除此之外,行政诉讼就应该成为真实且有效的规范行政机关权力运作的必然最佳选择。司法机关绝不仅仅只解决民间纠纷和刑事案件,更应处理因行政机关权力运作而产生的纠纷。有了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就不能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了。这才是一种完善合理的宪政设计。
     
        “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如果考虑到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话,结论可能就不同了。试想:行政机关确实很牛、相当牛,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可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与否的话,您说:谁更牛?谁还敢再小觑司法机关?谁还能说司法机关是最弱的?当然,行政诉讼得以公正实现的前提是:司法机关绝对不能从属于、听命于、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独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如果司法机关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真实的归属于立法机关,那么行政机关肆无忌惮、嚣张跋扈的日子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只要有先知先觉者,字面宪政,很容易达成。现实宪政,如何达成呢?答案如下:须由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与不知不觉者达成共识后始能达成。这就比登天还难。现实中真实的主流规则是由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或者占据明显强势地位的少数人所决定的。在社会分层明显、人际差异巨大的社会里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理论中的宪政的。
     
        孙悟空当然可以一个筋斗就来到佛祖面前,而唐三藏却要历经千辛万苦、踏遍万水千山才能到达西天。最尴尬的是:悟空无法代替三藏求取真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司法机关和法官不是上帝,当然有可能犯错。怎么办?不论是恶意为之(例如贪赃枉法),还是无意为之(例如能力有限),都不能免责。诉讼体制中的上诉制度,当属自我纠错,有价值但也有局限。应该有一种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来监控司法权。显然不能是行政权(中国居然设计出了由行使行政权的检察机关来监督司法机关的奇葩方案)。立法权行吗?似乎也不妥。立法权的性质就决定了立法机关不宜直接介入具体个案实施监督。难道此题无解吗?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很有可能执法错误。如何发现?是由亿万双观众的眼睛所发现的。司法公开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司法独立!普通公众的手中并不掌握任何权力,但是汇聚在一起的方向一致的公众意志却可以形成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传导并作用于权力体系之内从而产生实际效果。司法权可以制约行政权并不意味着司法权自己就能任性、就是无拘无束的,凡是不能有效规范司法权的宪政模式都是有缺陷的。
     
        “是故除使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外,别无他法以增强其坚定性与独立性”,法官长期任职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法官安心、放心、顺心的从事本职工作;间接后果是:从中受益后会使法官对自己的职业产生珍惜、珍爱、珍视、珍重的情感,而不太可能轻易因过错而失去这一职业。
     
        “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诉力的法律等。”限权宪法这一称谓似可推敲。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没有宪法;有的话,也是假宪法。行政权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依法行政;司法权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依法裁判。以此类推,立法权当然更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依法立法。依什么法来立法呢?当然是宪法(有的国家会更细致,还有《立法法》)。宪法的一项神圣职责就是:规范(或曰:限制)立法机关及其立法行为。联邦党人所明列的两项内容当然应该成为约束立法机关的重要准则,也当然有理由明确出现在宪法(或者《立法法》)之中,尽管它们都是举世公认的法理。
     
        “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立法机关的限制需要通过法院来执行吗?除非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提起诉讼。司法机关通过行政诉讼来判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情合理;但是由司法机关去判断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是否合乎宪法,恐怕就大可疑问了。判断某个行为是否合乎规则,这的确是法官的职责;而判断某个规则是否合乎更高的规则,却有可能不是法官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法官到底是适用规则的人,还是创制规则或判断规则是非曲直的人?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那么惊心动魄的奇绝景观就出现了:所有的成文法都要经过法官的审视和检验,最终都要以法官的意志为标准来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断,法官完全可以目中无法,法官自己就是最高的法的化身。天哪,这哪里还是法官呀,这分明就是上帝他老人家本人呀!
     
        另一个质问:联邦党人为什么如此克制,在认为法官当然可以依据宪法来生杀予夺普通法律的同时,为什么没有顺理成章的赋予法官根据天意、公理判断宪法本身是非曲直的权力呢?那岂不是更痛快、更过瘾吗?至少我的这一追问是合乎逻辑的,而联邦党人自己却陷入了逻辑的悖论之中。
     
        立法违法(包括违法《宪法》、《立法法》等法律,也包括违反法理),甚至宪法违法(违背法的精神和原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还轮不到由法院或法官来拍板定案!它或他们,不是恰当的主体。谁来约束立法机关?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宪政难题。
     
        但是,我却不认为这是难题,而认为这是一个假命题。立法机关需要被约束吗?不论立法机关是真的代表全体国民,还是假的代表全体国民,追惩立法机关的错误都注定是徒劳的、可笑的:1、假如是前者,我们每个人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而真的惩罚自己吗?追惩立法机关,就是追惩全体国民!就是“自己抽自己”!2、假如是后者,又可细分为两种:甲、立法机关是傀儡、是玩偶,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跟它较真儿呢?乙、立法机关被少数强势主体所霸占,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请问:在这样的国家里有什么力量可以收拾他们?答曰:没有,绝对没有!
     
        “不能设想宪法的原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不客气的说:选民的意志根本就无法表达、无从表达,只能是虚幻的理论存在。不论人民代表所表达的意志与选民的意志是何关系,人们能看到、听到的就只有人民代表的形象和声音。宪法的原意已经不重要了,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国民没有创制权和复决权的话,就只能听任人民代表尽情表演、任性发挥,除此之外选民别无选择。比行使选举权更繁琐、更麻烦因而也只能是偶尔为之的罢免权,自然是不足为道。当然,在理论上,选民还享有不玩儿了的权利,即拒绝行使选举权。共和政体会因此而搁浅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一个国家因无人投票而未能组成政府进而处于无政府状态。您以为您不投票,大家也会跟您一样都不投票了吗?当投票会产生利益的时候或者不投票会带来灾难的时候,那些原本不想投票的人也便投了票。真正的无政府状态,那是后国家时代的产物,离现实还很遥远。
     
        “远较以上设想更为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法院不是天外飞仙,有什么资格能够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从法院的产生、组成、地位、性质等等各种角度出发来看,法院都不具备成为监督立法机关行使权力的恰当人选。
     
        再一次强调,联邦党人绝非弱智或昏聩,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怪诞主张都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源于利益。中国成语:利令智昏。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荒诞的,但同时也是实用的。他们深知:立法机关绝非善类,也不是什么理论上所标榜的好东西,恶人须恶制,那些不合情理的方案就是专门为不合情理的现实所设计的。联邦党人无愧于实践大师的称号。
     
        “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不要搞错:解释法律的权力绝对不等于评判法律是非曲直进而生杀予夺的权力。
     
        宪法也许是戴在立法机关头上的紧箍,但是司法机关却绝对不应该是默念紧箍咒语之人。在宪法面前,司法机关并不必然比立法机关具有更高的优越地位。如何证明:司法机关对宪法的理解一定会超越立法机关对宪法的理解呢?更何况,宪法自身的是非曲直又由谁来评说呢?
     
        “应根据根本大法进行裁决,而不应根据非根本法裁决”,这一表述已经与“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这一表述有着天渊之别了:前者为选择适用规则的权力,而后者则是宣判法律死刑的权力。当然,此二者都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的“大不敬”--适用规则者对制定规则者的公然冒犯。可以解释法律不能被歪曲为:可以否定法律。
     
        “立法机关制宪”,这一表述似有问题。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在制宪的时候,立法机关还没有诞生呢!之后的历次修改则是由立法机关完成的。
     
        法官是在法律既定的情况下判断具体行为是否公正的裁判者,而绝对不是法律的制定者或判断法律是否公正的裁判者。如果突破了这一点,法官就无所不能了。
     
        2015.7.1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七十九篇
     
        《续论司法部门》
     
        汉密尔顿
     
        “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也可以这样理解:人的低端基础需求抑制、约束高端拓展需求。或者更简单的结论:生活决定意志。人间悲剧是: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无尽的生活欲望,而无视意志的缺失、匮乏。我的人生态度则是:生活简单,思想丰富。我可以十分轻松的跨越生活需求的阶段,而把几乎全部的生命都献给无穷魅力的思想世界。我并没有颠覆甚至违背生活决定意志这一基本法则,我也是动物,也有低端需求和低级趣味,但我还是人--有别于动物的人,我的意识引领我努力争取做到使自己的人的属性尽可能大于自己的动物属性。至少我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境界:有了绚烂的精神世界,再丰富的物质世界也黯然失色了。我曾经在二十年前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道选择题,上帝说:左明,你可以在如下两项中任选一项。甲、神话传说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有一个藏宝的山洞(开门的咒语是:芝麻,开门吧!),其中珍宝无数、富可敌国。如果你愿意,你就是这些财产的所有人;乙、中国有一个国家图书馆,藏书无数(注意:全部都是非卖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享有自由阅读这些书籍的权利。面对这样的天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也许有人会嘲讽我:1、你这纯粹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毫无意义;2、你傻呀,有了无尽的物质财富,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不仅可以买尽天下之书,还可以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岂不两全其美?这样的质疑绝对合乎理性,也绝对成立。但我所设计的这一问题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在我的心中,如果可以得到国图的藏书(阅览权而非所有权),我复何求?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
     
        “笔者认为:对人智力的衡量实无妙法可以遵循。”愚以为:其实很简单,让一个人去从事与智力有关的事务,静观结果即可。需要注意的是:1、考察的是智力中的高端部分,如想象力、创造力等等,而不是低端部分,如记忆力、模仿力等等;2、需要客观公允的评价。如果可以在不同的人就相同事务的工作结果之间进行对比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欲划定有无能力的界限,必给发泄个人与党派的恩怨造成可乘之机,对发扬正义与公益实无所补。结果必形成大多为专断性质的决定。”对人进行评价,也许是最难的。困难到不在于标准难以把握,而在于几乎无法回避的人情世故。评价陌生人--最容易,评价熟悉人--最困难。特别是在对人的评价事关利害之时,左右评价结论的就已经完全不是客观标准,而是被评价人与评价人之间的利害本身了。
     
        2015.7.2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篇
     
        《司法部门之权力》
     
        汉密尔顿
     
        “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与其本人有任何干系或其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这就是源自于英国的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著名法偐“自己不作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另一种表达。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要太难。自己的案件自己不能审,这一点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但是“干系”和“偏私”,却很难回避,因为即使原本并没有“干系”和“偏私”的案件,由于案件当事人是活的、是可以活动的、是一定会积极活动的,因此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干系”和“偏私”自然会主动找上门儿来纠缠于裁判者,最终完全有可能使其丧失独立、中立和公正。
     
        只要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法官,就已经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了。夸张一点儿说:裁判的过程就是诉讼当事人拉拢裁判者从而达到产生偏私自己效果的过程。有理的一方原本无需拉拢法官,但是无理的一方只能通过拉拢法官才能获胜,因此有理的一方也被迫去拉拢法官,最后演变成拉拢法官的竞赛。能否斩断法官与案件当事人的联系?太难了!不单方接触原则,很容易就可以被化解掉。也许可以减少甚至杜绝当事人为法官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也包括面呈“一点儿小意思”的机会, 但是不见面并不意味着不能联系沟通。当今社会,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当事人与法官完全可以不用面谈,而且很多当事人并不直接认识法官,还需要经过曲折辗转各种社会关系才能与法官接上头、搭上线,更重要的是:老奸巨猾的贪腐法官根本就不会与陌生当事人打交道。在法官的私人时间和私人空间,电波就可以把双方的邀约与承诺相互传递,就连贿赂的款项都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通过网络转移到法官指定的任意账号之中,或者由法官的私人朋友代为转交现金。所有这一切运作过程如果不借助于当代的刑事侦查手段,根本就不可能大白于天下。对于双赢的权钱交易而言,具有最大的隐蔽性。还有很大一部分非法干预直接来自于法官的领导或上级。上峰的一个眼神,法官就已经心领神会了。只不过就是把费尽心机行贿受贿和挖空心思交接赃款这一套手法,从针对法官改为针对法官的领导或上级。
     
        司法,从来就不是干净的,永远也不会变得干净。也许并不是法官自己酷爱肮脏,而是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非要置法官于不义之地。所有这一切行之有效的现实法则都不是法官制定的,法官不过就是在台前表演的小丑罢了。
     
        这个肮脏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5.7.2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一篇
     
        《续论司法部门,兼及司法权之分担》
     
        汉密尔顿
     
        “立法机关在不超越其本身权力情况下并不能修正一件已经判决的案件;但立法机关可以为今后审判制定新的规则。”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司法原则:生效判决,雷打不动!包括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立法机关在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司法就是开玩笑!生效判决是否有可能存在错误?当然有可能!是否可以发现其错误?当然可以(限于特定主体通过特定程序)!发现错误之后怎么办?愚以为:可以采取措施予以补救,以挽回错误造成的损失。甚至可以启动对产生错误负有责任的法官的追责程序。但是唯独不包括--改判!
     
        左明酷爱给生效判决(主要针对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诉讼类案例,目前累计已有近百个。相关案例评析文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挑毛病。这至少可以显示和炫耀一下本人超凡的能力。但是,我又一再声明:我的所有案例评析文章都不以试图改判为目的。我的目的:不惩前,专毖后。
     
        2015.7.2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二篇
     
        《续论司法部门》
     
        汉密尔顿
     
        “日本的法律作为我国法庭争讼探讨的课题,与纽约法律无异。”这里的关键是:“探讨的课题”.绝对不能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法律与纽约法律无异,都是我国(当然是指美国)法庭裁判时应该援引适用的依据。
     
        2015.7.2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三篇
     
        《就陪审团审判续论司法部门》
     
        汉密尔顿
     
        “解释法律的准则就是法庭据常理所作的推断。”这就道出了法律与常理的相互关系。更加神圣、更加稳定、也更应得到尊重和遵守的恰恰应该是常理,而不是法律。
     
        “历来司法的专横主要表现在武断起诉、以武断方法审判莫须有的罪行,以及武断定罪与武断判刑;凡此均属刑事诉讼范围。”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重大区别:1、在公诉体制下,刑事诉讼的原告是公法主体(即公诉人),行使的是公权力,其能力、威力、震慑力远在民事诉讼的原告之上,公诉人有可能滥用权力;2、比之于民事诉讼的原告,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更有可能存在不正当关系--暗中勾结、相互配合,从而最终导致司法不公。至于行政诉讼,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就是:审判机关与被告(即行政机关)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从而很难做到公正裁判。民事诉讼中的司法不公主要是源于当事人对法官所施加的影响力所致。
     
        “主张设陪审制者,其最大理由为可以防止受贿行为。”尽人皆知:对多数人行贿远比对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行贿更为艰难。请想一想:一个人可以独立执掌一项或多项公权,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甚至恐怖的事情。绝大多数法官和行政官员(合议制或集体决策制除外)在行使权力时都处于这一状态之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司法不公,往往会触怒另一方当事人,从而引发事端;行政违法则极具隐蔽性,行政官员与被管理人完全可以暗中勾结、实现双赢,而最终受到损失的国家或公共利益,是无人守护的。
     
        行政权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公权。
     
        2015.7.3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四篇
     
        《探讨并反驳对宪草的某些一般性的及其他的反对意见》
     
        汉密尔顿
     
        “就严格意义而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别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的应有内容。愚以为:就严格意义而论,在组建政权形式(即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人民还是让渡了部分权利(比较形象的表述就是--凑份子),最终使这些被让渡的权利转化为国家权力。设立国家权力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民权利,而不是使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从中谋取私利。权力为什么会名同而实不同(或曰:变味了、变质了)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权力是靠武力取得和维系的,掌权人相对于无权人具有明显的强势地位,那么权力就是权利的异化和对立面。世间因此而有了两种国家权力,这是由两种国家形态、两种不同的国民与公职人员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如果法律只能做限制公民权利和授予国家权力这两件事的话,那么法律越数量庞大的国家,其后果就一定是:公民权利越少而国家权力越多。
     
        “各州人权宣言中此类文字作为一篇伦理学论文的内容较之列入一部政府宪法更为合宜。”这一嘲讽足够辛辣。是否应该将公民权利写进宪法,愚以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答案的问题。权(即公民权利)非法赋,这是一个深奥抽象的法哲学命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是守护和实现权利的工具。因此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公民权利应该以恰当的方式出现在宪法之中。
     
        “人权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与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既然此事政府无权处理,则何必宣布不得如此处理?”公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对公法主体而言,法无明确授权不可为。如果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结论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因此无需赘言。如果非要表述为--不得如何,反倒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甚至容易使人产生--此地无银、不曾偷盗的联想。
     
        “不论在任何宪法中对之作出如何完美的规定,其保障端在于公众舆论,在于人民以及政府所具有的总的精神。”“归根结蒂,吾人需在此处寻找一切权利的唯一牢固基础。”这一番话语道破天机:宪法(也包括任何其他法律)是否完美甚或完备,其实并不重要,最最重要的是:这是怎样的人民和怎样的政府,以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全都维系于这样的真实的基础之上。
     
        因为有了小人,所以有了锁;也正是因为有了不规之举,也便有了法律。
     
        2015.7.3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八十五篇
     
        《结束语》
     
        汉密尔顿
     
        “笔者力图诉之于诸君的判断,避免用刻薄语言伤害各党派的政治论争人士,虽然宪法反对派的言行颇宜以刻薄语言回敬。”联邦党人真乃谦谦君子也。在下的作品中颇有一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之风格,但这并不等于出言不逊、恶语伤人,更无恶意侮辱诽谤的用心和言辞。我欲为君子也,君子我所欲也,但这并不等于一定要放弃用辛辣、锋利的语言揭露、鞭挞扭曲社会的权利。我甚至认为:不如此表达,就不足以达到我所欲求的目的;即使如此表达,也未必能达到我所欲求的目的。
     
        对于宪法草案的内容而言,“人人均需根据本人的良知与理解作出回答,并根据本人真实、清醒的判断行事,此乃每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一表述实在是给人以虚无缥缈之感,以今日中国为例进行剖析:在全体国民中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了解宪法及其内容?是“人人”,还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必需品,还是世所罕见的奢侈品?如果连宪法为何物都不知道,又何谈理解?如果对宪法丝毫也不感兴趣,又怎么回答?至于每个人都能“根据本人真实、清醒的判断行事”这一点,我倒是毫不怀疑(这里的“真实、清醒”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非客观判断),但是国人的判断结果又是什么呢?与宪法又有什么关系呢?愚以为:在今日中国,宪法与国民是隔膜的、疏离的,甚至是毫无关系的,普通国民根本就意识不到宪法的存在与实效。也许并非中国人都是麻木不仁的,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了。
     
        宪法,那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
     
        这样的宪法,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言自明。
     
        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愧对本人、国家、后代”的担忧?应该是具有自尊羞耻感的人、国家归属感的人、历史责任感的人。羞耻之心,实乃立人之本。没有了羞耻,也就没有了禁忌,那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一切经过集体讨论制定的方案均为各种意见的混合体,必然混杂每个个人的良知和智慧,错误和偏见。”如果真的是“集体讨论”的话(而不是一言堂),那么就肯定会包括“各种意见”,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在多种分力共同作用之下而产生的合力。每一种意见就是一个分力,其力量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其提出者的“良知和智慧,错误和偏见”。
     
        “将十三个不同的州以友好、联合的共同纽带联结一起的契约,必然是许多不同利益与倾向相互让步的结果。此种原料安能制出完美无缺的成品?”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就是:相互妥协和让步。除非一方能把另一方给灭了。法律是固定和体现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妥协和让步成果的文字,法律与真理或完美无关,甚至与公平或正义等等也都无关,法律所追求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和谐相处、安宁稳定。
     
        本书就是联邦党人关于美国宪法草案公开辩论的文字记录。公开辩论的价值似乎丝毫不在宪法文本的价值之下。公开,就意味着不是封闭的、保密的,而是要将各方观点公之于众;辩论,就意味着不是歌功颂德、不是和风细雨,不是单向的提出意见或建议,而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和碰撞。
     
        假如没有如此开放、包容、民主、自由的环境和机制,也就根本不可能诞生一部神奇伟大的宪法。
     
        2015.7.31.于幸福艺居寓所
     
        附  录
     
        附录一  召开联邦制宪会议国会决议
     
        (1787年2月21日)
     
        简述制宪会议的由来。
     
        附录二  邦联条款
     
        未明示制定时间。
     
        “邦联之名称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看来,只有这个国家名称被继承了下来。
     
        附录三  关于将宪法提交国会的决议
     
        制宪会议于1787年9月17日,星期一
     
        将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审议。
     
        签署者之一为“议长:乔治·华盛顿”。此“议长”,估计应为制宪会议的议长。
     
        此“国会”,显然不是指在宪法通过并实施后所产生的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组成之国会。
     
        附录四  华盛顿致国会函
     
        制宪会议于1787年9月17日
     
        这是关于附录三的一封说明信。
     
        署名为“主席:乔治·华盛顿”。显然此“主席”与附录三中的“议长”是同义。
     
        附录五  合众国宪法
     
        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通过
     
        正文共七条。该宪法之“条”,颇与我国法律的章节类似;而其“项”反倒与我国法律的条相仿。
     
        第一条关于立法权。第二条关于行政权。第三条关于司法权。第四条有四项,分别涉及了:各州法令、档案与司法程序的验定方法及其效力;各州公民享有各州之一切特权和豁免权、州际引渡;新州加入、州的设立、合并、分立以及有关合众国所属土地或其他财产之事宜;保证各州共和政体、保护各州免遭侵略、平定各州内乱等内容。第五条关于宪法修正案。第六条关于债务、契约继续有效、宪法具有最高效力、一切公职人员均应宣誓拥护宪法。第七条关于批准生效和制定时间。
     
        出席制宪会议并签名的共有三十九人(另有一名秘书)。其中乔治·华盛顿的身份是“总统、弗吉尼亚代表”,此“总统”肯定不是本宪法通过并实施后产生的总统。
     
        宪法修正案
     
        共二十一条(截至本书出版发行前)。其中前十五条都明示了批准时间,后六条则缺失了批准时间,殊为遗憾。
     
        我曾经一度产生过仔细品味、解读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冲动,稍一深思,便觉不妥:1、我对当今美国社会和美国法律知之甚少,就更不要说两百多年以前了;2、解读法律应该是一项很严肃、很认真并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方能开展的工作。该宪法中名词术语的精确内涵、文化和制度背景、历史渊源及成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无法跨越的障碍。而且,我面对的还是译本,难免会有些许失真的可能。
     
        当然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2015.8.3.于幸福艺居寓所
     
        结语:
     
        在下的理解能力与译者的翻译能力,在此二者之间,不能肯定的是:何者出了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一方出了问题。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本比较难“啃”的书。
     
        伴随社会进步,但愿语言转换不再成为晓畅沟通、准确理解的障碍。
     
        案头另有一书:《塑造现代文明的110本书》(说明:其实原作书名是111本书,译者在确定译名时,故意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删去了。内容却置于附录中),作者:罗伯特·B·唐斯(美国),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第1版。
     
        本书有幸入选该书。该书在论及本书时,有如下表述:
     
        1、“另一位著名权威查尔斯·比尔德赞同说,‘我以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教育性的政治学作品;并且,以其实用性而言,它又居世界政治学文献之首。’”教育性和实用性,无疑是本书的重要特色。所谓教育性,即注重思辨和说理,期望以理服人,而非以势压人。所谓实用性,即直面现实的具体的处于尖锐交锋和对抗的问题,而非笼统、空洞、抽象的泛泛而谈。批判现实,往往成为伟大作品的价值所在。
     
        2、“据说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既不是摩天大楼、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也不是原子弹,而是创立于1787年的共和政府的联邦制度。”美国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最具魅力、吸引力、征服力之处就在于:自由!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堪称笑傲江湖、独领风骚!而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为标志的创立于1787年的共和政府的联邦制度,恰恰就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既是自由的欲求,也是自由的实现。摩天大楼、经济发展、原子武器,那不过都是自由以及捍卫自由的制度的必然结果罢了!想与美国一决雌雄、一比高下吗?那要先看一看自己国家的自由程度如何再说。至少在今天,合乎人性和理性的自由在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那里,都是稀缺的。
     
        自由不是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产物和结果。自由的本质是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变得清清爽爽、利利落落呢?如果人的精神得不到解放,如何能够解放身体呢?如果人不能从物欲的缠绕中解脱出来,如何能够真正实现身心自由呢?权力和金钱,就是束缚自由的两大枷锁。美国也仅仅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权力的枷锁,而仍然深深的受困于金钱的枷锁之中。
     
        松绑,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
     
        宪法是如何诞生的?是交锋、角逐、博弈的结果。不是上帝降旨,更不会全民欢腾!
     
        宪法在地位上,肯定优于其他法律。但宪法在正当性上,并不必然会优于其他法律。宪法之所以成为法律之王,是源于其至尊地位呢?还是源于其至高理性呢?宪法,真的是最高的吗?真的是登峰造极了吗?至少愚以为:未必。
     
        如何评价本书?左氏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由正确的人表达了正确的思想。
     
        本书的内容并不神奇,甚至也绝非原创,但却不容置疑的是:作者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本书的表达也不惊艳,甚至很曲折拗口(针对译文而言),但却达到了充分、有力的论证效果。
     
        构建美利坚合众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行动的伟大决定了作品的伟大!
     
        而对今日中国而言,需要的则是:由伟大的思想来构想伟大的实践。
     
        美国建国者的思想显然是渊源于欧洲,深深地打着欧洲文明的烙印。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是欧洲居民中思想趋于开放自由或追求开放自由的那一部分。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思想和行动的开放自由的美国人,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奇迹!
     
        美国人民就是人类近代、现代和当代文明最杰出的缔造者和先行者。向美国人民致敬!向美国人民学习!!
     
        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理应成为国家主角的国民并未登场。我们看到的宪法文本,更像是一部富豪俱乐部的会员章程。其主要解决的就是国家机器的构建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这却不一定是失策!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毋庸多言的,再用法律文字去描绘一番实属多余。而真正需要谋划和确定的恰恰就是国家机器这一悬而未决的领域。出于对民意未能充分支配各种权力机关的现实考虑,出于对独裁体制的惧怕和防范的心理,他们决定不能使任何一个权力机关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各机关之间应该是相互制约以求平衡的关系。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明智之举!
     
        美国宪法并不伟大,但很务实。也许务实就是伟大!
     
        中国的落后一定是暂时的,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蕴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目前的衰微只是未来复兴的前奏,只是整个宇宙周期规律的一个片段。
     
        中国不需要革命,甚至在思想领域内也不需要革命。世间所有的发展变化都是平静的且舒缓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迫不及待、心急火燎的跳出来要打破自然进化的节奏,注定会碰的头破血流、输的一塌糊涂。
     
        上帝,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能够把这纷纷扰扰、浑浑噩噩的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人的一生,既是在看戏剧,也是在演戏剧。
     
        看了左明的作品,也许世人会很不屑的嘲讽道:你这个无耻小人,怎么总是喜欢攀附别人呢?我的回答是:我渴求攀爬并矗立在名符其实的巨人的肩膀上去眺望远方,但愿还能意外获得一些别人不曾有过的发现。
     
        2015.8.17.于幸福艺居寓所
     
        后记:
     
        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与本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还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时尚未成立法学院)读本科(1988年至1992年)的时候(具体年份忘记了),在学校的图书馆不期邂逅本书。
     
        实不相瞒,我当时根本就看不懂本书的内容。在当时的高考和教育体制之下(至今未有根本改观),除了中学课程所涉内容和相当有限的文史课外知识之外,我的视野和阅历那是相当的狭窄和匮乏。本书作为问世两百多年的世界著名的政治法律类著作,对我而言就像天书一样。
     
        当时真正把我带进本书的引我入胜的是本书的“副产品”--附录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该宪法篇幅较短,文字表达比较通俗易懂。读罢之后,我目瞪口呆:在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如此精妙绝伦的国家治理结构!这哪里是一部国家机器,这分明就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极品!令我反复咏诵、爱不释手、如痴如醉、赞叹不已!
     
        我在中学时代(作为紧张的高考复习间歇的调剂)已经拜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版),感觉很平淡。两相对比,不由得我不对美利坚合众国肃然起敬!
     
        在宪法和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这一领域,美国是老祖宗,中国是小顽童。美国 两百年多前的历史陈迹尚不能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面貌。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政府和政权,也都各有其运行机理。今日中国正处于伟大变革的前夜,一种与生产力突飞猛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的国家政权模式正待孕育而出。
     
        作为后起国家的建国纲领,不难拟定。这也不应成为我们过于看重的奋斗目标。
     
        美国真正引以为傲的不是其开天辟地的宪法文本,而是美国人民真实的自由的幸福生活!
     
        法律不是奇思妙想或雄才伟略的产物,而只不过就是用文字把现实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准确的归纳总结出来罢了。符合客观准确属性的法律具有实效性,不符合客观准确属性的法律,只能算是行为艺术的结果。
     
        建国纲领可能在文字中,但是更应该在现实中--在多数人的思想和行动中。
     
        不知今生是否有缘与本书再次相聚?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恐怕我的思想又变化了,观感又会不同。也许看什么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书人的思想是不断充实完善的。
     
        我是精神世界里的贪得无厌者,但是知识积累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文字注定不朽,尽管内容有可能会过时,但是其中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必将永放光芒。
     
        特别声明
     
        洋洋洒洒、拉拉杂杂约十二万言,本文又一次刷新了我的单篇作品文字纪录。
     
        我深知:至少在二十年以内,本文(也包括其他拙作)不可能在中国任何正式的纸质媒体上公开发表。虽然通过买书号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但是我却没有“经费”.自掏腰包,虽然有这个能力,但却没这个必要,至少目前没这个必要。
     
        感谢我所置身的时代--互联网时代!
     
        更要感谢的是--北大法律信息网!!恰恰是有了贵网,我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将不再--暗无天日、不见光明。我曾说过:不能公开的思想,可能就不去思想了。
     
        在过去的至少十年里,我的五百余篇文章(合计约两百万字)都是通过贵网公诸天下的。贵网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是知恩图报之人,但是确实是无以为报--除了我自己,我一无所有。如蒙不弃,我愿意将本文作为绵薄之礼敬献给--北大法律信息网!
     
        目前,我的作品的读者确实很少,原因肯定在我,我肯定不是那种“拉不出屎来怨茅坑”的糊涂蛋。我衷心祝愿贵网经过努力而可以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和法律类专业网站!


    【作者简介】左明,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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