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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纲领——读《联邦党人文集》(中)
发布时间:2015/8/19 14:40:40 作者:左明 点击率[447]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建国纲领;联邦党人文集

    【学科类别】外国宪法

    【写作时间】2015年


        第二十五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当损害人民权利的手段由人民最不怀疑的人掌握时,人民往往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这是一种反常的悖论,不易被发觉甚至被接受,恰如“灯下黑”或“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道理是一样的。
     
        “自己选出的统治者根据我们的意愿由于滥用保卫自由的必要手段而可能危及自由。”外来入侵者的蹂躏与本国统治者的压迫,这是所有国民都无法同时避免的双重灾祸。
     
        “战争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是一门要用努力、坚毅、时间和实践来获得和完善的学问。”这是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世间常态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正所谓:盗亦有道。无可辩驳:战争就是一种犯罪。
     
        “明智的政治家对于用不能遵守的限制来束缚政府是会慎重从事的,因为他们知道,每次违犯基本法律,虽然迫于需要,总要损害在统治者心目中必须维持的对一国宪法的神圣尊崇,并且为其他违法行为开创先河,虽然那时同样需要的口实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并不那么迫切和明显。”请注意,能够这样思考并行事者,才有资格被称为政治家。昏庸者,与政治家无缘。为什么会有“不能遵守的限制”?与其说那是哗众取宠、言不由衷,倒不如说那是共和政体的标准配置。没有被束缚的政府,那就是脱缰的野马。尽管,束缚有多有少、有强有弱、有大有小、有虚有实。践踏宪法(只有国家机器及公职人员才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是不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这一个问题就可以将不同的统治者进行清晰区分。宪法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远远比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更能决定宪法的实效性。只有统治者才有资格成为法律的守护者。对统治者而言,玩弄法律虽然可能不需要借口,尽管可以凌辱百姓,但却是在亵渎自己。
     
        2015.4.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六篇
     
        《研究限制立法机关在国防方面权力的主张》
     
        汉密尔顿
     
        “与其不适当地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威使政府为难并危及公共安全,不如去冒滥用信任的危险。”这的确是两难:要么因担忧而限制立法机关,但可能会“使政府为难并危及公共安全”;要么因轻信而放任立法机关,但又有可能会带来立法机关滥用国民信任而做出侵害国民利益行为的严重后果。中国古训:1、疑人不用,用人不疑;2、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已经建立并运行了代议制民主政体,国民们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幸福和安危托付给立法机关了。
     
        “政府的更大的能力对社会的幸福和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权力与国民幸福之间具有微妙的关系,显然不是:政府权力越大国民幸福越多;当然也很可能不是相反:政府权力越小国民幸福越多。政府权力的大小显然应该与具体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国情国力相适应,而没有固定的常数或不变的趋势。今日中国则恰恰相反:政府权力不适当的强大。
     
        “教导我们妒忌世袭君主权力的那些原则,被过分地推广到人民议会的人民代表身上。”在今日中国,继承世袭君主权力衣钵的人不是立法机关里的人民代表(因为他们是最没有权力的人,或者说他们是拥有虚假权力的人),而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里的公职人员。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去防范“超然”的人民代表,但对世俗的公职人员却不可不防。贺卫方先生的精警之言:防火、防盗、防政府!
     
        “一支庞大到能够严重威胁这些自由的军队,只有逐渐增大才能形成;这就不仅需要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的暂时结合,而且需要长时期地不断共谋。”天哪!在今日中国,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既不是暂时结合,也不是长时期地不断共谋,而根本就是--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进而不分彼此。他们要想干什么事情,是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
     
        “可否这样推测:当每个人刚一进入国家参议院或众议院时,就会开始背叛自己的选民和自己的祖国吗?”这样的担忧在今日中国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因为中国最高议会的人民代表既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也不会对实质决定其命运的主体以外的任何其他主体负责。他们是忠诚的,甚至是绝对忠诚的。但是,如果不对选民和祖国负责,那还能被称为人民代表吗?
     
        “社会的防御必须有一支人数多到足以威胁社会自由的军队,这就是一种既无法预防又无法补救的祸患。”军队是干什么的?抵御外敌入侵。如果国民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需要顾忌军队的存在和压力的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军队到底是保护自由的力量,还是打压自由的力量呢?
     
        2015.4.7.于幸福艺居寓所
     
        祝左明生日快乐!
     
        第二十七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我相信他们对一个政府的信任和服从,通常是同它的管理的优劣成正比的,这可以当做一般的准则。”这一结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判断管理的优劣?如果以安定性或稳定性作为管理优良的标准的话,结果可能会使人大感意外:专制独裁、腐败横行的政府也完全有可能做到将国家管理的井井有条,甚至安定祥和。以今日中国为例,为什么贪腐成风但却社会稳定呢?原因可能是:官员的贪腐是与全社会的整体的价值体系相契合的,官员不是在孤立无缘的为了个人私利而孤军奋战,是通过实现他人(如行贿者)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甚至不仅不是全民公敌反而是“百姓益友”。俗语:一个巴掌拍不响。每一个贪官的背后都有无数的百姓(行贿者)作为他的坚强后盾。我早就揭示:在行贿与受贿的游戏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受贿者,而是行贿者。行贿者如果不能通过行贿而使自己受益(当然要扣除各种行贿的成本),就不可能去行贿。如果行贿的付出抵不上行贿的收益,也肯定不会去行贿。而贪官恰恰就是专门为人民(行贿者)服务的忠实仆人,因爱钱而真正做到了爱民(行贿者)如子。最最关键的是:全社会都奉行这一法则,不去行贿的人反而是傻瓜或白痴,从来也没有行过贿的中国人还真是凤毛麟角般的奇葩。因此,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着极为良好的群众关系,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不仅敬畏当官的,更重要的是:百姓还想成为当官的。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国家是虚幻的,只有官员手中的权力与百姓手中的金钱以及他们之间的等价交换是真实的。这样的国家也可以很有序、很和谐。
     
        中国最大的骨感现实就是--国家无主。皇帝、诸侯、封疆大吏,甚至连地主都已经灭绝了。通过在《宪法》中的一句话,国家属于全体国民了。可是所有清醒理智的成年人都知道:那不过就是一句玩笑。国有或公有制的本质就是官员所有!官员是真实的,官员手中的权力是真实的。既然国家主人缺位,正好官员得以上位。国家利益被无数的官员利益所肢解、所瓜分。官员肯定不是国民的仆人,似乎也不是国民的主人,但肯定是手中权力的主人,权力成为官员的私有物,进而可以按照官员的意志随意行使,除了不能处分(如转让、赠与和继承等)之外,尽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这是一个没有皇权的官僚统治的社会形态,每一个官员自然无需效忠皇帝,但必须要效忠上级。如果不背叛官僚体系,通常可以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内一直任职,甚至步步登高。虽然职位不能世袭,但可以变相使自己的后代获得各种可能的利益。部分官员的后代搭父辈便车,继续当官;但更多的官二代则作出了更为现实也更易把握的选择:将父辈的赃款漂白,华丽转身投入商界,成为新兴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代议制政体的国家不同,在那里,国家的主人是大资本家,官员不过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罢了。不能终身任职且世袭的官僚体制,使国家利益碎片化,也使社会阶层非固化,最终的结果:国家处于不停地动荡之中。这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
     
        中国的官员,那绝对是--人才,绝对心肠够黑、绝对脸皮够厚!绝对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千万不要误认为他们只会吃喝嫖赌抽,他们更大的本领是坑蒙拐骗偷!每个人都练就了一项变脸的绝技,面对上司是奴才,面对下级是主子,面对同僚则必须称兄道弟。每天千言万语,但句句是扯淡,没有一句是真话;狐朋狗友一堆,但个个是小人,没有一个是知己。想方设法搂钱,这是第一主营业务;挖空心思晋升,这是第二主营业务;应付对付工作,只能置于最后。既然选择了做贼,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既能吃肉,也会挨打。每一个官员都有着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倒,但为什么还不知难而退呢?合理答案:他们就是为当官而生。
     
        鄙视、唾弃这样的官员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风气,反而是趋之若鹜、心向往之,这就足以说明:如此官员的群众基础是非常良好的、相当扎实的。反腐,既是扯淡也是被扯淡。国民本身就是腐败官员的温床,反腐,必须从重塑国民开始!否则,与如此国民相匹配的就只能是贪官污吏。
     
        腐败,未必就是灾难、就是末日。哪个文明国家没有经过腐败的历程呀?
     
        “他们(指国民--笔者注)对这种权力(指国家权力--笔者注)越是经常耳濡目染,这种权力就越加深入地进入那些感人心弦、动人情感的事物中,因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爱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一状态的描述还是很生动的。只是困惑:权力进入的那些事物感人心弦、动人情感吗?从社会中获得的是尊重和爱慕吗?现实是最好的学校。中国的国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鲜活的生动的具体事物中耳濡目染权力的运作,从而能够真切并深切的体察和感知到什么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对待权力等等原本抽象的现实问题。也许他们心灵震撼了,也许他们茅塞顿开了,甚至他们有可能真的对权力产生了尊重和爱慕之情。但所有这些可能与联邦党人所要表达的意境毫不搭界。
     
        “各州所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员,由于神圣誓言的约束均须遵守(遵守的对象是法律--笔者注)。”中国的官员在就职之前是无需宣誓的,更是毫无神圣可言。最常见的则是:大宴宾朋!举杯欢庆!到手的不是责任和义务,而是金钱和美女。没有约束,只有放纵。法律不过就是为权力进而为牟利服务的工具罢了,可以随意玩弄。
     
        “即使以前的或现在设立的良好政府,由于滥用权力,也会激起并造成人民中肆无忌惮的过火行为”,这在今日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能会有上访、静坐,但这些与过火(自焚确实是“过火”了,但是星星之火,并不能产生燎原之势)甚至肆无忌惮相去甚远。要想因反政府而开展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示威吗?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批准,但结果一定是不批准。更重要的是,国民们已经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都会不约而同保持静默的。
     
        2015.4.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八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暴动和叛乱不幸是同国家分不开的弊病,就象肿瘤和斑疹是同人体分不开的疾病一样”,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十分贴切。尽管随着医学科学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普及,人类的某些疾病可以事先预防或事后治愈,从而使其发病率或破坏力大大降低,但我们还远未达到天下无病的状态。
     
        “如果在任何时候在全国政府下面发生这种意外事件(即暴动和叛乱--笔者注),除了武力以外别无其他纠正方法。使用的方法必须与弊病的范围相称。”国家动用武力必须符合极其苛刻的条件,当然包括对内使用武力之时。正是因为武力的伤害是致命的、永久的、不可逆转的,所以使用武力在正当性上不容任何闪失。就在1989年春夏之交,已经建立法律体系的中国政府在首都北京对国民动用了一次武装力量,这一事件将会给后人留下许多可资讨论的尖锐的实质的问题。
     
        “如果人民代表背叛他们的选民,那末除了行使原有的自卫权以外,别无他法可循。”这在联邦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今日国人一定会很困惑:1、如何判断“人民代表背叛他们的选民”?我们的代表是否背叛了我们?不要说没有一个判断背叛与否的标准了,我们的国民连人民代表可能会背叛自己的意识都丝毫没有。真是全天下最最温顺的国民!2、什么是“原有的自卫权”?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最最原始的捍卫自己权利的权利吗?难道我们真的拥有这样的自卫权吗?难道我们真的可以行使这样的自卫权吗?
     
        “这种自卫权对于一切实际存在的政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用它来反对国家统治者的篡权行为”,这种话也就是说一说还可以,怎么付诸行动呀?难道是用国民的肉身去挑战统治者的枪炮吗?没有机制体制的保障,这样的空话还是不说为妥。
     
        “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理智之人的共识,但却肯定不符合穷兵黩武的独裁者的心愿。
     
        2015.4.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二十九篇
     
        《关于民兵》
     
        汉密尔顿
     
        中国的民兵,在早些年曾被俗称“土八路”、“游击队”,与联邦党人所指的民兵,相去甚远。这一问题与中国现实关系不大,无需顾及。
     
        有宅院的人,通常会养一只狗看家护院。如果养了一群狗,恐怕就不是用来看家护院了。
     
        军力与国力,要相适应。
     
        2015.4.1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篇
     
        《关于一般征税权》
     
        汉密尔顿
     
        “结论是,在政府的结构中必须含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征税的全面权力。”国家应该拥有征税权,似乎无需讨论了。道理简单:国家机器(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全文同义)的运转有赖资金支持。税收的本质是财产所有权转移,从国民转移至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拥有哪些财产呢?除了税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呢?以今日中国为例,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下:国民拥有那些财产呢?换言之:除了国民(含企业)所拥有的合法的财产(肯定不包括不动产--土地)之外,其他所有财产都是属于国家的,进而都是由国家机器所直接支配的。属于国家的财产至少包括:城市的土地;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的国家企业(其中包括大量曾经被国有化了的私人企业);大量被国有化了(曾经属于个人或组织)的各种财富。有一种未必精确的统计:全国财富的七分之六由国家所有或掌控。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正好相反,全国财富的七分之六由国民所有并掌控。
     
        掌控,就意味着掌控者可以直接或间接从自己所掌控的财富中受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识趣,不好意思驻在紫禁城(这可是国有资产),于是便落户一街之隔的皇家园林--中南海(这也是国有资产)。也不知道如果冯玉祥将军在天有灵的话,会不会怒发冲冠?就是这位将军将逊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尽人皆知:税款是用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一个正常也是通常的国家,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依靠税款来维持。而今日中国,由国家机器掌控的财产数额远远大于税款,国家的主要财富都是由国家机器来实际操纵的。其后果就是:一方面,公职人员有可能也很便利化共为私、损公肥私;另一方面,这些由国家机器掌控的财富的利用效率大可疑问。
     
        国有、公有,都转化为官僚所有或官僚机构所有,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就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了某些个人的腰包。中国的国有资产,就是一笔公职人员不愿搞清楚、普通国民不能搞清楚的--糊涂账。
     
        畸形变态、贻害无穷的公有制,应休矣!
     
        2015.4.1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一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一个政府应该拥有全面完成交给它管理的事情和全面执行它应负责任需要的各种权力,除了关心公益和人民的意见以外,不受其他控制。”这句话的重点、关键点不在于应该授予政府各种强大的权力,而在于政府的权力要严格受制于“公益和人民的意见”.权力,到底是为掌权者服务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掌权者与人民,到底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掌权者,到底是取利于民,还是为民谋利?这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政府的组织和结构”与“权力的性质和范围”,这是两个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有着先后次序的问题。前者要求--主体法定,后者要求--行为(即权力)法定。肯定是主体优先,行为劣后。但在重要性上,两者却没有等级差异。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呀,可要想在中国实现--比登天还难。用法律约束掌权者的地位和行为,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全体中国人的心目中,法律当然是约束老百姓的地位和行为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绝对是最滑稽荒诞的法盲口号!在《妇女权益保护法》面前,如何让男性与女性平等?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面前,如何让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在《国务院组织法》面前,如何让百姓与官府平等?法律是分门别类的,调整对象也是各有不同的,别动不动就“人人平等”。平等--大家都一样,只能是弱者(即没有达到平均数的人)的呐喊,而不是理性的追求。法律,可以实现公正,但却与平等无关。让那些痴心于和别人一样的梦想--见鬼去吧!
     
        “一切事情必须由人民的智慧和坚定来决定。”遗憾的是,在有的国家里,人民既没有智慧,也缺乏坚定,难堪此重任。恰恰是由于人民的无能和软弱,才失去了国家事务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多数国民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对他们提什么要求都是扯淡!强大的低级标准:物质丰裕;强大的高级标准:精神充实。
     
        真正的智者,既不治人,也不治于人,而是治己。
     
        2015.4.1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二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凡是没有明显地从各州移归联邦的一切权力仍由各州全力执行这一条规则,并非权力划分理论的结果,而是得到了包括新宪法条款的文件的全部宗旨的明确承认。”简单事实:先有各州,后有联邦。各州的权力不仅已经先于联邦的权力而存在,而且也不依赖联邦权力而存在。各州的权力显然不是联邦授予的结果。各州组成联邦的结果是:产生了联邦、产生了联邦的权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州固有的权力。
     
        本书是任何国家之间联盟的行动指南。
     
        2015.4.1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三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用了相当多的篇章来论述在当时产生尖锐对立的关于常备军和征税权的问题,这些显然都对今日中国意义不大。当然,关于征税立法权(即谁有权决定征税)的问题,还长期困扰着我们而未得到有效解决。
     
        “如果联邦政府超越其权力的正当范围,并且滥用权力,创立政府的人民必然求助于他们所建立的标准,并采取作为谨慎考虑的应急措施,来补救对宪法造成的损害。”请看:政府有可能违背民意,也有可能违反宪法(前提是:民意与宪法是一致的。如果宪法本身就是违背民意的,那可就不知其可了)。怎么办?“求助于他们(即人民--笔者注)所建立的标准”吗?令我等头疼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呀?在中国,中国人民是否建立了这样的标准呢?就更不要说什么“采取作为谨慎考虑的应急措施”了,我们中国人连想都不敢去想。
     
        “从宪法观点看来,法律的适当与否,必须经常决定于作为法律基础的权力的性质。”也许应该先明确一下:1、此处的“法律”的确切含义,是由谁来制定的?2、此处的“权力”的确切含义,是仅指立法权,还是同时也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
     
        “如果几个政治社团加入一个较大的政治社团,后者按照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而制定的法律,必然高居于这些团体和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之上。否则它只不过是一种有赖于双方诚意的盟约,而不是一个政府,政府不过是政治权力和最高权力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国法高于家规或族规(泛指规模不等的各种组织规约),这一结论应该限于就相同事项的规范而言。盟约与法律的区别,恰如合同与法律的区别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没有权力便没有政府,这绝对是至理名言。当然,没有政府也便没有权力,此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权力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相互的不便,并非起因于任何一方权力的优劣,而是由于一方或另一方用对双方同样不利的方式不适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思维高手!在下钦佩之至!
     
        2015.4.16.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四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文明政府的宪法是不能根据对当时迫切需要的估计来制定,而是按照人类事务的自然和经过考验的程序,根据长时期内可能出现的种种迫切需要的结合而制定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能只看眼前而不管以后。宪法的稳定性来自于其宏观性和一般性。宪法所要解决或所要规范的应该是经过时间沉淀的相对固定的具有特定类型国家一般属性的基础性事务。这些事务具有长期一贯的性质,不因人员的变动而变动。
     
        如果每更换一次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要把他的名字或思想写进宪法,那将是天大的笑话!!!那不是宪法,而是家谱!请某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省并自重,请不要让用自己的名字或思想亵渎宪法的闹剧再上演下去!
     
        2015.4.1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五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税收这样的羊毛,到底是出在哪只羊的身上?消费者(或曰买方),还是经营者(或曰卖方)?答案其实很简单:取决于此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或曰供求关系)。
     
        “需要,特别是政治上的需要,往往产生错误的希望,错误的理论和一系列相应错误的措施。”需要与希望如影随形,这很容易理解。需要与理论相辅相成,则多少令人费解。重要的是:需要者往往不是理论提供者。更重要的是:理论提供者往往从属于或受制于需要者。对,政治可以轻易强奸理论!政治自身的肮脏和丑恶,就注定了其与错误纠缠不清。
     
        “由各阶级的人真正代表所有阶级人民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除非宪法明文规定,各行各业得派出一名或一名以上的代表,这种事情实际上是永远办不到的。”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阶级,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词汇,而无刚性的标准;2、阶级划分,也只能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数量非常有限;3、各行各业与阶级,已经相去甚远了,行业与阶级完全是两码事儿;4、无论是七十二行,还是三百六十行,各派一名代表,至少在操作层面还是行得通的、办得到的,从而是切合实际的。但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各行各业都派出一名代表?
     
        “工匠和生产者,除少数例外,往往愿意投商人的票,而不愿意投自己行业人的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联邦党人的答案是,“那些有见识的公民(即工匠和生产者--笔者注,与本段中的”他们“同指)深知”:1、“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直接与商业活动连在一起的”;2、“商人是他们的天然顾客和朋友”;3、“不管他们对自己的良知有多大信任,商人比他们更能有效地促进他们的利益”;4、“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未曾给予他们那些必要的后天才能,而在审议会上要是没有那些才能,即使最伟大的天赋多半也是无用的”;5、“商人的影响、势力和高深的学识,使他们(此处指商人--笔者注)更适合于跟公众会议上偶然出现的任何不利于工商界的精神进行斗争”.所有这些理由不可谓不周翔、不细致,甚至完全就是一首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的商人的赞歌!但这些理由靠谱吗?成立吗?至少愚以为:1、“他们” (即工匠和生产者,下同)需要何等的理性和智慧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和选择呢?2、“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真的与博学和睿智的联邦党人所设想的一致吗?3、如果回避对“他们”与商人进行高低上下或尊卑贵贱的价值评价的话,至少联邦党人认为:在此二者之间,商人明显更适合于从政。这与事实相符吗?4、这样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商人具有明显优越于“他们”的地位的前提之上,但愿这就是当时美国的真实写照;5、更重要的理论支点:“他们”与商人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对此我表示谨慎的怀疑。
     
        工业与商业,不是两大行业,而是两大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地盘,自然也会各自产生自己的精英人物。尽管这两个产业是密不可分的,但恐怕还远未达到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程度吧?工商业代表,恐怕不会只有商业界而没有工业界吧?
     
        “至于知识界人士,不必多说。他们的确并不构成社会上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的地位和才能,他们会一律成为互相信任和选择的对象,以及社会上其他各部分信任和选择的对象。”既然都已经形成了“知识界”了,那为什么还不能构成 “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呢?也许,知识界人士不仅不能做到个体独立,可能也不能做到整体独立,于是只能依附、依赖于其他利益集团。也许,也就只有他们的地位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了。也许,他们不过就是每个行业里的“智多星”或领军人物的代名词罢了。他们会(姑且抛开“一律”不谈)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和选择吗?不要忘了中国的古训:文人相轻。其他阶层对他们的信任和选择,恐怕也是建立在他们恰好就是该阶层的代言人的基础之上的吧?此时此刻,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可能早就已经转化为社会活动者了吧?
     
        “每个土地占有者都有一种共同利益:要使土地税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上,而共同利益往往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同情纽带。”利益,也许就是引导人类行为的第一诱因。能够逃脱利益魔爪的人,微乎其微。哲人有言:敌人或者朋友都是虚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实的。
     
        “我们会发现在两院中是中等土地占有者占优势,在人数较少的参院,这种情况不亚于人数较多的众院。”但基于这样的事实绝不能简单的认为:中等土地占有者比大量土地占有者具有更高的社会影响力。简单的事实:最富有的人并不一定愿意去从政,也并非越富有越愿意去从政。
     
        “他们(即选民--笔者注)的票将投给自己最信任的人,不管他们是有大量财产、中等财产或完全没有财产。”此言不谬,但似乎意义不大。更重要的事实则是:相对于拥有中等财产或完全没有财产的选民而言,拥有大量财产的选民所信任的被选举人,具有更大的当选可能。一人一票、同票同权,那不过就是幌子罢了。有哪个中国老百姓会相信自己的一票与王健林或马云(此二人都曾位列中国大陆首富)的一票是等值的?更残酷的事实则是:在利益面前,有太多的选民扭曲了自己的意愿。金钱不仅可以使鬼推磨,还可以使不信任的人变成最信任的人。
     
        “各阶级的公民为了使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得到更好的了解和照顾,应当在代议制机关中有自己的一定数量的代表,这据说是需要的。”联邦党人很幽默:这岂止是“据说是需要的”,而根本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使人民自由投票的任何一种安排下,这种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诸如:下岗的、失业的、流浪的、乞讨的等等,这些弱势群体几乎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言人,更不要说在立法机关中有自己的代表了。他们不仅不能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当选代表,甚至他们连自己的选举权都会弃之如敝履--老子不玩儿了。民主政治与他们--毫无关系。“在这样安排的地方,代议制机关仍会由土地占有者、商人和知识界人士组成,极少有例外,因此不可能对政府的风气发生任何影响。”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土地占有者和商人,属于有钱者;知识界人士,属于有智者。总之,必须是--强者!注意:没有有权者!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日中国的代议制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代表,要么是现任有权者,要么是前任有权者。更夸张的是:代表本身就是权力的化身!另一方面,如此恒定的现象似乎已经昭示了不变的规律--肉食者谋之。政府的风气一直以来恰恰是与这样的规律相匹配、相协调的。“但是这三类人不了解或不照顾各阶级公民的利益和情感的危险何在呢?”真是开玩笑,可能会有危险吗?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
     
        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自我关爱,几乎就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1、“土地占有者难道不理解什么东西能增进或保障地产利益吗?由于他自身利益属于那种财产,他难道不会反对任何损害或妨碍其利益的企图吗?”2、“难道商人不会了解并且打算在尽可能适当的范围内增进与自己的商业有非常密切联系的手工和制造技术的利益吗?”唯独3、“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竞争中会保持中立的知识界人士,难道不会成为它们之间的公平仲裁人,准备促进任何一方,只要他们认为该项工业有益于社会的总利益么?”是令人困惑的:知识界人士可能会保持中立吗?他们可是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没有理由成为公平仲裁人,更不可能有动机去促进社会的总利益。
     
        自己照顾自己及其群体的利益,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全部事实和真相!
     
        “难道一个所处地位使他广泛了解情况的人,不比一个观察范围不超过其邻人和熟人的人更有资格判断”吗?见多识广胜过孤陋寡闻,这是正常理性的判断。但是政治这一游戏遵循人们的正常理性规则吗?除了见多识广之外,还有太多从政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至少包括:正直、诚实、坦率、负责、聪慧等等,恕不一一列举。请问:在现实中,这些因素在产生从政者时起作用吗?起多大的作用呢?公众更容易接受的结论可能是:政治不过就是肮脏丑恶的黑幕交易罢了。
     
        “作为人民爱戴的候选人和依靠其同胞的投票来继续担任公职的人,一定要了解同胞的心情和爱好,愿意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适度的影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联邦党人的感情色彩也许是太浓厚了吧?“人民爱戴的候选人”,明显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我曾经说过:所谓的政治选举,不过就是由羊来选择哪一只狼来吃自己的游戏。何谈什么爱戴或不爱戴呢?至于“了解”和“愿意”,就更是换取、赢得选票的必要手段了。别忘了:大灰狼要想吃小红帽(出自格林童话),还要把自己化装成温柔体贴的外婆呢。
     
        代表与选民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同情和弦” 吗?他们之间可能更多也更真实的是役使与被役使、愚弄与被愚弄、忽悠与被忽悠的关系吧?
     
        “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没有一个部门象征税业务那样需要了解那么多的广泛消息和充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对那些原理理解得最透彻的人,似乎最不可能采用高压手段,或牺牲任一个阶级的公民来获得税收。最富于成效的金融制度,往往会是负担最轻的金融制度,这是可以证明的。毫无疑问,为了合理行使征税权,执政者必须熟悉一般人民的一般性格、习惯和思想方法,以及国家的财源。”联邦党人给人们描绘的图景真是美轮美奂、美不胜收,至少已经令我陶醉了!但这不是人间,而是天堂。残酷的现实反复鞭打着我们脆弱的神经:长官意志、部门利益、偏私狭隘、不学无术、不求甚解、偏听偏信、索贿寻租、权钱交易、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等等难以尽列的恶行、丑态充斥于官场,使权力沦落为邪恶的代名词。西方圣哲有云:权力是必要之恶!所有美化权力的企图和行径都注定是徒劳的。
     
        本文才真正切入我所关心的正题。
     
        2015.4.2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六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
     
        “不管人民的代表多一些或少一些,他们几乎完全是由土地所有者、商人和知识界人士组成,这些人会忠实代表一切不同的利益和主张。”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和知识界人士”,其实就是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以创造或贩卖知识为业之人)。地主和资本家,是有钱者;知识分子,是有智者。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强势者。“这些人会忠实代表一切不同的利益和主张”,这句话恐怕只有鬼才会相信!地主会为佃户(或房屋租户)着想吗?资本家能为工人考虑吗?知识分子与文盲心心相映,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基本常识:没有谁会去代表与自己并非利益共同体的别人的利益和主张。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只会代表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和主张。这就足够了!因为他们就是国家或社会的强势者,他们的意志就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弱势者的意志是毫无价值进而可以忽略不计的,根本无需被代表、不必被表达。
     
        在现实生活这出戏剧中,也是有主角与配角的。所有舞台的中央,永远属于光彩照人的主角。是强者,在决定意义上塑造了这个世界!
     
        “每个阶级都有坚强的人,他们不受不利形势的影响,他们的功绩不仅得到自己所属阶级的颂赞,而且还得到了整个社会的颂赞。”这是何等空洞的说辞呀!1、联邦党人自己都承认:并非每个阶级的代表都能走进议会;2、坚强又怎样?杰出又如何?什么样的功绩?身怀绝技的卖油翁和庖丁肯定会得到整个社会的颂赞,但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无关呀!
     
        “门(议会的大门--笔者注)应该一律平等地对所有的人打开。”这当属绝对正确的废话、绝对合理的谎言。恰如:豪华别墅的大门一律平等地对所有的人打开。中国古训更精辟: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当政府在保持其本身权力时得到的利益与公共负担的适当分配相一致,并且能防止社会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受到压迫,那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呵(”呵“字估计是打字错误,似乎应该是”啊“字--笔者注)!”我们真的能高兴起来吗?1、国家机器是国民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因此不可能成为利益的主体。政府如果可以有自己的利益,恐怖就已经降临了!2、“公共负担的适当分配”,这也许是人类社会最难解的问题之一。按照一般道理来说,强势者由于会从公共服务中较多受益,因此理应相应的较多负担;但是,负担分配的规则恰恰又是由强势者主导制定的,出于自利本能,强势者一定会推卸或转嫁本应属于自己的负担。两难出现了,两难--是最难!3、弱者必受辱,这是规律;弱者不受辱,那是例外。人类的前进方向不是弱者不受辱,而是弱者不再弱。
     
        2015.4.2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七篇
     
        《关于制宪会议在设计适当政体方面的困难》
     
        麦迪逊
     
        “不正常的和变化多端的立法,对人民来说,其可憎之处不亚于一种弊病。”在法律界和法学界,这是共识,更是常识。可现实中国却恰恰相反,立法不仅不正常,而且还变化多端:1、不正常。立法者(姑且只谈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极不负责的态度开展立法活动。不要说对现实、对未来、对祖国、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法律自身也极不负责;不要说对法律价值、信仰不负责,就是对法律技术、细节也极不负责。立法者对法律根本就没有敬畏意识!立法工作根本就没有精品意识和精英意识。立法好像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几个肉食者凑在一起,不着边际的扯淡之后,法律就新鲜出炉了。拜托!这是在制定事关国家命运、国民福祉的法律,能不能严肃一点儿!一国之内的公权行为,还有比立法更重大的事情吗?2、变化多端。草率是中国法律的一大特色。制定时草率,修改时更草率。现实中的立法不是在盖大楼,而是在穿时装。修改法律成了立法机关最重要的日常工作。这是一个口口声声--好龙,但却还不知道龙为何物的国家。
     
        “共和政体的自由的性质,似乎一方面是要求不仅一切权力应当来自人民,而且通过短期的任职,使被 授与全权的人始终依赖于人民;而且即使在这短时期内,权力也不应该委托给少数人,而应该委托给许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应该是共和政体。人民是否享有自由,无需我来给出答案。宪法确实规定权力来自人民,重要国家公职短期任职(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除外)。权力者是否依赖于人民,自有公论。行政权和司法权暂且不谈,立法权似乎不应该委托给少数人吧?可现实呢?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近三千人,确实不能算少,但却都是业余的;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只有一百多人,这能算是许多人吗?3、国务院,组成人员只有区区几十人,这也能算是许多人吗?《立法法》所明列的其他立法主体,就没有必要逐一论述了吧。
     
        别忘了,中国是拥有近十四亿国民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
     
        两难的难题又出现了:“可是稳定却要求被授权的人的掌权时间要持久。经常选举造成经常更换人选;经常更换人选又造成措施的经常改变。而政府的坚强有力不仅需要权力的某种持续,而且需要由一个人执行权力。”稳定何来?措施何出?既可以来源于、出自于可以被定期更换的执政者,也可以来源于、出自于相对稳定的制度。英雄时代,是英雄创造历史;后英雄时代,则是制度治国安邦。执政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执政者的身上,但是等来的也许会是绝望;制度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谁是执政者,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甚至频繁更换也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消极后果。前者是个体差异巨大的等级划分明显的社会形态;而后者则是个体差异不断缩小乃至不太明显的社会形态。其实不是难题:只要对症下药,自然药到病除。不要盲目的与美国比民主,恰如不要荒唐的与美国比富有。
     
        “经验教导我们,在政治学中还没有什么技巧能充分肯定地辨别和解释其三大领域--立法、行政和司法,甚至不同立法部门的特权和权力。”这是两百多年前的西方先哲的慨叹!时至今日,我们今人能够很好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吗?我在给法学专业本科生讲授《行政法学》课程时,自然要比较充分的辨别和解析这三大领域--立法、行政和司法。坦白一下:我没有什么技巧,只有有限的认知;我不敢充分肯定什么,但我有一颗不断探索真相、真理之心。山头林立的不同属性的立法机关,更是令我苦不堪言,我将如何向学生们清晰阐释如此奇特的社会风景?其实,并没有谁在苛求甚至苛责我,是学人的良知和素养在不停的追问我自己。这一问题,也许有所谓的终极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随着时空的流变,也许答案也是相应流变的,我们需要追求的是特定时点的精确样态和永恒稳定的内在规律。
     
        “多少年的经验,加上最开明的立法者和法学家的不断合作,在说明各种法典和各种司法机关的若干对象和范围时,同样是不成功的。”对此,我必须张大嘴巴:1、“多少年的经验”,这就足以“压垮”我们这个在法治进程中刚刚起步的后来者的自信,我们吃的粮还没有人家吃的盐多呢!我们走的路还没人家过的桥多呢!2、“最开明”,今日中国有哪一位立法者和法学家敢领受这三个字?3、“合作”,但愿中国的立法者和法学家能够开展光明磊落而非蝇营狗苟的合作,不要再让中国的法律成为国家兼国际玩笑;4、对某些法律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去说清、去道明的追求。
     
        更大的冲击波:“一切新法律,虽然是以最大的技巧写成的,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审议才通过的,但是在它们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讨论和审断被取消和肯定以前,都被认为多少有点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1、“最大的技巧”,我们做到了吗?虽然法律文本的作者是不享有著作权的,但是法律文本的起草者还是注定会背负着荣耀或耻辱。我绝对没有兴师问罪之意,只是觉得能否公开法律文本的草稿和起草者的确切身份?这绝对不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至少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起草者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身份和姓名的。公开,也许这两个字就足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毕竟有谁会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呢?同时,理应给每一位起草者应有的物质回报,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重要工程的建设者!!2、“深思熟虑的审议”,请问:每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你们做到了吗?如果你们是法律专业的门外汉(这一问题的责任当然不在你们),也许会导致你们的专业能力不足,但是你们的职业意愿和责任感是否足够充分的展现出来了呢?3、法律的意义(或含义)可能多少都有点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也许这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我们法律的缺陷仅限于此吗?特定法律的具体价值追求可以成为长期争论的话题而不必急于得出所谓正确的结论,但是法律条文从形式到逻辑上的各种硬伤,我们能够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吗?没有被人发现也就算了,可是“从天而降”的左明已经完成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工作,立法者仍旧无动于衷又作何解释呢?也许立法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左明 解读中国法律的系列文章,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义务。
     
        “被迫为了外来因素的力量而牺牲理论上的适当性”,这就是博弈、就是妥协。不要记死尺码去买鞋,而要亲自上脚试一试,结果一定最佳。行政机关能否立法?这一问题也许有理论上的答案,但如果与现实不符,怎么办?是斧正现实,还是放弃理论?答案很简单:谁强谁赢。理论不应该是干瘪枯槁的文字,其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的大小。
     
        “如果在所有这些困难的压力下,制宪会议被迫把一个天才的理论家关起门来从幻想中和从他对问题的抽象见解所给予宪法的人为结构和均匀对称作些改变,这难道值得惊奇吗?”在下绝对拍案惊奇!天才在自己的幻想和抽象见解中去创立或完善宪法,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吗?宪法是天才智慧的结晶吗?有这样的宪法吗?有这样的天才吗?向所有能够缔造神奇的天才致敬!
     
        “思想虔诚的人不可能不看出这又是上帝在革命的严重阶段时常明显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救之手。”这明显是幽默的表达。上帝早已经退休了,已经不再主管人类的工作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谁可以救我们。获得胜利或避免灾难的原因有很多,但唯独没有上帝的帮助。
     
        “在人类中间,为了调和不一致的意见、减少相互嫉妒和调整各自利益的所有重大会议和协商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争辩和失望的历史,而且可以列入显示人性的懦弱和邪恶的最黑暗和卑鄙的景象之中。”精辟之至!精彩绝伦!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等等诸如此类涉及利益竞逐的活动中,也不知道曾经并正在上演了、上演着多少悲剧和荒诞剧,每一个参与者在公开或私下难免不暴露出自己灵魂最丑恶的一面,每一次庆功会后散落于地就是他们弃之如敝履的片片破碎的良心。收获利益,付出良知,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吗?
     
        2015.4.23.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八篇
     
        《续前篇内容,并揭示反对意见与新方案互不相关》
     
        麦迪逊
     
        “古代史记载的凡是政府是经过商讨同意而建立的每件事例中,组织政府的任务并不是托付给一大批人,而是由智慧突出和公认正直的某些公民完成的,这不是很少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精英政治体制。经过商讨同意而建立的政府,在中国的古代史上是没有的,我们这个民族更习惯于刀与剑、血与火,是武力而非商讨产生政权(后来被某人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治地位是夺取的而非托付的,统治地位是世袭的,而且无需智慧和正直。每个王朝的创立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被认为是--精英--至少是强悍之人。所谓的明君贤相连篇累牍、不绝于史,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拥有权力,大可疑问的是他们是否也足够智慧和正直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他们与强盗悍匪在本质上是否并无区别,谁又能说清楚呢?一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就是一部权力更迭史、权力易主史。但愿,这不再是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象希腊人那样爱护自己自由的人民,会放弃谨慎的原则,以致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公民的手中呢?”问得好!提出这一疑问的前提是:酷爱自由!完全不能忍受自由以任何方式被侵犯。他们不仅是自由的,更是自主的,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某些相对次要的事务托付给他人来代为管理,但是托付必须至少满足如下条件:1、托付本身是自愿的;2、托付是自由选择的结果;3、托付是可以因托付者的意愿而单方面撤销的;4、被托付者应该忠于托付职责;5、被托付者绝对受制于、听命于、服从于托付者;6、托付者可以有效监督、制约被托付者;7、托付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托付者的利益,而不是被托付者的利益;8、被托付者仅仅是执行托付者意愿之人,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策并强加于托付者之人;9、如果需要,全体托付者可以选出代表组成能够形成全体意志的机构;10、由于被托付者是仆人而非主人,因此人数不是问题。
     
        “国会是人组成的一个机构,是掌管联邦权力的唯一地方。” 请注意:是“唯一”!而不是“之一”。代议机关如果不能在实质意义上统领国家权力,还不如没有!作为装饰物,还要人吃马喂,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公众的利益,情况的需要,使他们担负起超越宪法范围的任务。”宪法不是上帝的圣旨、不是圣经,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说到底,宪法也只能是工具,而非目的。宪法的神圣,在国民的根本利益面前那是微不足道的。
     
        2015.4.2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三十九篇
     
        《此方案与共和政体原则的一致性》
     
        麦迪逊
     
        “显然再 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爱好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如此的赞誉当然是指共和政体而言的。这里的核心关键词是--自由,自由是美国人民的天性,自由也是革命的基本原则,自由还是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自由就是共和政体的灵魂。
     
        “它(即共和国--笔者注)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这就是联邦党人给共和国所下的定义。言简意赅,毫不啰嗦,直奔主题--权力在民!而非权力在官。产生并运作权力与老百姓没有关系而是由肉食者谋之的国家,枉称、诈称共和。
     
        共和的必要条件是:“它是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客观而言,这里的“大多数人”与“一小部分人”都只是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更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比例关系。封建王朝是家天下,是一个人统治国家。我们能幼稚的天真的期待取代封建王朝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是由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国民来统治的吗?不要说二分之一、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也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请想一想,恐怕从一个人扩展为十个人来统治国家,也应该算是质的飞跃吧?另外,请千万不要用选民的参选率和支持率作为衡量民主的真实标尺,大家可能都知道,萨达姆(前伊拉克独裁统治者)的支持率永远高达百分之百,难道他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吗?难道伊拉克就是最民主的国家吗?对民主共和国的认识,人类可能还需要不断深化。
     
        “司法部门的成员由于忠实履行职责可以保留他们的职位。”这是针对立法机关的代表和行政机关的首脑的有限任期而言的。法官无过错终身任职。行政机关里的一般公职人员显然也应该适用这一原则。
     
        “拟议中的政府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因为其权限只限于某些列举的对象,而把对于所有其他对象的其余不可侵犯的权力留给各州。”这一结论对于现实中国几乎毫无意义,而对于欧盟倒是颇可借鉴。
     
        “拟议中的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一部国家宪法,也不是一部联邦宪法,而是两者的结合。”美国的国家机器以及美国宪法就是徘徊在国家性与联邦性之间的中间状态。
     
        2015.4.2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篇
     
        《审议和证实制宪会议关于组织一个混合政府的权力》
     
        麦迪逊
     
        “人民不可能普遍自发地对自己的目标采取一致行动。”这很可能是至理名言。群居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妥善处理相邻关系。能够把控好自己未必就是功德圆满,一个小朋友费尽心机、不辞劳苦构筑的沙雕,很有可能被另一个动机不明的小朋友轻易毁坏。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不仅要有理念、有规则,更要有力量、有行动。一定要有来自于人群且服务于人群并以妥善处理相邻关系为己任的一种组织和人员的存在,这是一切人类社会的标准配置,不拘一格、形态各异,有的时候就体现为国家机器。
     
        2015.4.2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一篇
     
        《宪法所授权力概论》
     
        麦迪逊
     
        “在将要授权的一切情况中,首先要决定的一点是,这样一种权力对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其次是,在批准决定的情况下,要尽可能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造成对公众的损害。”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权力应该如何诞生?1、必要性,即无之不可,翻译成大白话:没有就不行。如果是无之亦可,翻译成大白话:没有也行,则坚决不要。中国现实中的多如牛毛、罄竹难书的权力,都应该由这一试金石检测一下;2、防止滥用权力,这也许是千古难题。这一难题能否解决取决于制度环境:如果权力真是来自于国民权利,则完全有可能防止滥用权力;如果权力就是来自于权力者自己,则注定滥用权力。抛开这一根本因素,空谈分权、制衡、监督、防范,只能是自欺欺人。
     
        “那些不能限制进攻力量的人,用什么适当口实来限制防御所需要的力量呢?”这是一个似是实非的美妙反问。我们的确不能限制强盗的进攻力量,但这绝不是我们无节制的提高自我防范力量的充分理由。试举一例:近日有多种、多家媒体报道,绝大多数市民家中的大门或防盗门的锁具已经大大落伍了,一个无需精湛技艺的普通窃贼仅需若干秒钟即可轻松打开。此刻,也许有很多人已经按捺不住立即就要锁具升级的冲动了,而我却泰然处之,尽管我家的防盗门是交房时开发商预装的且锁具也是最普通的那一种,历经十载从未升级过。我为什么会不为所动呢?理由如下:我们首先需要自我审视一下,冷静客观估量一下自己的家底儿。开个玩笑,我家就是房门大开,任由窃贼随意观光浏览(恕主人无暇奉陪),恐怕窃贼也一定会大失所望、大声骂娘,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拿的:现金可能有几千(需要具有大海捞针的勇气和耐心才能得到);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细软之物是零;没有笔记本电脑;廉价的手机随身携带;其余就是常见的家具和家用电器,又大又重,搬走需要雇请搬家公司,处理也就是废品回收价格。总不会对“破”衣服、“烂”鞋子感兴趣吧?我最引以为傲的是近万册藏书,不知窃贼是否有此同好?孔乙己曰:窃书不算偷。尽管拿就是了;最值钱就是房子,可惜无法拿走,房本虽可拿走,但未必好使。综上,就算我“节衣缩食”支付得起高昂的费用,我有什么理由任性的将我家的锁具甚至大门升级为世界顶级层次?更何况,窃贼破门而入也许没有障碍,但是普天之下,谁能认为窃贼的盗窃行径是零风险呢?公理和正义何在?
     
        “如果一个国家经常维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准备实现野心或复仇,这就会迫使在这个国家冒险范围之内的最和平的国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最令持上段所述观点之人窘迫尴尬的是:当一个国家似乎有充分理由穷兵黩武之际,完全可能会产生其他国家因此而起而效尤并陷入恶性攀比怪圈的万劫不复的恶果。
     
        没有侵略,就无需国防。但这只是梦境而非现实。有谁能够准确无误的判定一个国家的强大军备到底是用于自卫呢?还是用于进攻呢?当然,如果是用于进攻,那也一定是得到了该国国会的批准的。
     
        国际警察或曰见义勇为者--用武力去解决他国国内或他国国际之间的军事冲突者,早已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更何况,警察就一定是正义的吗?
     
        2015.4.2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二篇
     
        《进一步考察宪法授予的权力》
     
        麦迪逊
     
        该文提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区际(一国之内享有立法权的不同地区之间)法律冲突(就同一问题做出不同规定)。这一问题至少目前在中国并不突出,虽然中国允许制定地方法规(制定者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规章(制定者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付诸司法的实际案件中,这还不成其为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请注意:并非中国的地方立法非常和谐、高度一致,而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其实更重要的是制度背景)还远远没有把付诸司法当做解决某类法律纠纷问题的重要方法。面对区际法律冲突,人们更多的是无奈、屈从,或选择逃避、规避、疏通关系以变通解决等等。
     
        2015.4.3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三篇
     
        《续前篇内容》
     
        麦迪逊
     
        “自然与自然之神的卓越法则--它宣称一切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谋求社会的安全与幸福,而且所有这类制度必须为此目的而献身。”这要么是主观唯心主义,要么是浪漫唯美情怀,但肯定不是实事求是。客观且残酷的现实则是:一切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谋求居于强势地位的统治者的安全与幸福。尽管在有的时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会必然附带产生不同程度增进其他社会成员的安全与幸福的效果。
     
        2015.5.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四篇
     
        《对若干州的权力的限制》
     
        麦迪逊
     
        联邦党人眼中的很多问题,对于今日中国居然不成其为问题。不是今日中国已经发展成熟到顺利解决了那些问题的阶段,而是在历经两百多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发展进化到自然产生出这些问题的阶段。
     
        也许有人会嘲笑、鄙视美国人的愚与迂,很多问题老子(并非李聃)一拍桌子不就定了吗!你们怎么那么磨磨唧唧呢?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什么好争论的?纯粹是吃饱了撑的!请看:领导拍板,问题解决。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
     
        美国能向世界贡献出《联邦党人文集》,而中国献给世界的则是《某某某选集》或《某某某文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选集或文选就是最高的绝对正确的治国安邦的方针和指南。
     
        中国的官方号称秉持无神论,但却是最大的造神国家。因为只有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冒犯的。下级对上级不容置疑和绝对服从,这就是中国政治乃至社会的最高法则。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都在领导的脑子里。领导就是神!
     
        成为中国执政党的党魁、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三个职位是集于一身的),是亿万中国人的梦想(也不知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中国梦?)!这个国家的确很疯狂!
     
        宣誓就职,中国不兴这一套。誓言意味着什么?不能违背!其实并非誓言的普通言辞也是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中国古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违背誓言的结果是天谴,而不仅仅是人责。中国的官僚不信神,于是就会出现:就算老子(并非李聃)出尔反尔了,老天爷还能把我怎么样?这很可能就是无神论的最大好处。尽管某党党员在入党时还需要宣誓,但是亲自践踏誓词的党员已经多到不计其数的程度。使宣誓沦为扯淡。
     
        2015.5.5.于幸福艺居寓所
     
        补记:
     
        就在本文完成之后不久,中国官方推出了公职人员宣誓就职制度。本文已述,宣誓绝对不是简单的形式或程序,宣誓是以信仰为支撑和后盾的。没有内心信仰的宣誓,只能是玩笑。
     
        要学西方,但是不能稀里糊涂的学。刀叉虽好,但是却不适宜吃米饭。
     
        第四十五篇
     
        《考察所谓联邦权力对各州政府的威胁》
     
        麦迪逊
     
        “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各州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很多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此安排联邦与州的关系,倒有点像是处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家权力必须明确授予而且有限;而国民权利则是不言自明的,是天赋人权而非法赋人权,法律只能进行必要的限制。
     
        “联邦政府的作用在战争和危险时期极为广泛而且重要;州政府的作用在和平与安定时期则极为广泛而重要。”这就是联邦与州的不同定位。联邦不是各州简单的累加,联邦的权力也不是各州的权力的简单聚合。联邦是异于州的一种政权形态,是国家联盟而非国家。
     
        2015.5.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六篇
     
        《比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影响》
     
        麦迪逊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事实上只不过是人民的不同代理人和接受委托的单位;它们具有不同的权力,旨在达到不同的目的。”此处的“代理人”的更精确的表达应该是--代表人。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是事实,但是政府并非有别于、独立于人民的利益主体,政府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代表人与代理人的区别就在于:代表人除了具有代理人的代理属性之外,代表人是被代表人之中的一分子,而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则分别独立。除了接受并完成人民的委托任务,政府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了。人民所赋予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
     
        “根据最好的计算,任何国家能够负担的常备军的最大数目,不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一结论也应该与时俱进了。随着国际关系理念的变迁和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数字似乎应该下降为:千分之一。
     
        “专制权力下的贱民”,这确实是一种刺目的表达。这是侮辱吗?也许是。且慢,也许又不是。如果这是一种客观反映现实的描述,就不能算是侮辱性表达。铁律: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一定是孱弱的卑微的国民。换言之:只有在孱弱的卑微的国民的环境中,才能产生专制权力。
     
        2015.5.8.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七篇
     
        《新政府的特殊结构及其各部门的权力的分配》
     
        麦迪逊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分权,也许是近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分权,显然是相对于集权而言的。集诸权于一身的结果就是--为所欲为。虽然有规矩,但规矩是权力者自己制定的,意念所至、规矩所止,权力者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权力者,朕即是法、言出即法,规矩是约束别人的,而不是约束权力者的。因此权力者真的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恃强凌弱,这就是典型的强权时代。产生分权的背景是,权力者由一人、一家、一小撮向较为广泛的一个团体、一个集体、一个群体扩展,由一人独裁向少数寡头再向多数垄断发展。由增多了的强势者来共同分享统治果实。由于权力者人数增多,内部分工遂提上日程。由于没有了绝对的唯一的强势者,普通的众多的强势者之间只能彼此妥协、迁就。利益均沾,就是分权的基本原则。分立是形式,分利是实质(这可是我在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中的观点)。分权,在无形之中就产生了制约平衡的效果。不是由一根巨粗的柱子或几根特粗的柱子来支撑统治大厦,而是由较多的较粗的柱子来共同支撑,统治大厦的稳固性也就相应提高了。这样的变化既可以被描述为感情色彩浓厚的进步,也可以平淡、冷酷的称之为进化。我们至少还可以因此而展望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差异日益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永远也无法消除,随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必然带来的人的物质欲求的逐渐满足,强者与弱者之间因争夺、争抢而产生的欺压、欺凌的态势逐渐淡化,作为制度性暴力的国家权力势必逐渐贬值,以权力为构建基础的政治大厦的模样和作用也必将随之改变,更多国民的意愿得到表达、得到尊重,甚至得到认可,掌权者与非掌权者的矛盾对立关系逐渐松动、弱化甚至根本改观,权力霸占财富、分配财富的社会基础逐渐逝去。政治主导型社会逐步让位于经济主导型社会,权力时代逐步让位于财富时代。
     
        政治,不再是民众能否参与的问题,而是民众是否有兴趣参与的问题。
     
        “在一个部门的全部权力由掌握另一部门的全部权力的同一些人行使的地方,自由宪法的基本原则就会遭到破坏。”1、今日中国的宪法是不是“自由宪法”,尚未可知;2、明确可知的是:分权绝对不是今日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西方的分权理论当然很丰富、很丰满,绝不是如字面的分开权力那样简单。如果赤裸的表达是:分权即分赃,那么拒斥分权理论似乎理直气壮。但是,在分权理论中是否有充分合理的构成因子呢?这些精华是否在与其他糟粕相分离的情况下可以为我所用呢?至少分权的初衷和目的是符合取代封建王权的政权结构的应有样态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
     
        反对西方、反对西方的价值,不是也不应该是证明中国正确、中国高明的方式和理由。恰恰相反,今日中国的面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文明所塑造的。除了四书五经和愚昧落后之外,我们还能数出几样东西是老祖宗的遗产?就以我的书房兼卧室为例,目之所及:电脑及其所属附件和匹配用品、上网设备、电话、电扇、手机、横排印刷左侧装订的书籍、室温温度计、签字笔、转椅、电灯、暖气设施、空调等等皆为外来之物。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可能仅包括:床及床上用品、书桌和书柜。就连我所置身的房屋,都是带电梯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公寓楼房。面对这一切,中国人没有任何道理再倔强的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了。
     
        马克思可以学,凯恩斯也可以学;共产主义可以学,资本主义也可以学。打破思维禁区、突破条条框框,学习西方、学习先进,这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前进的必由之路。
     
        作为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其实也包括历朝历代的执政者),其誓死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若要抱定誓死捍卫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决心,就明显令人费解了。也许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他们惧怕给世人和后人留下变节、背叛的骂名!岂不知:祖宗之法不可变,早已经传为千古笑柄。万事万物都在变,有什么是不能变的呢?改革开放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有什么是不能改革的呢?又有什么是不能开放的呢?不变,中国能有繁荣的今天吗?不变,中国能有昌盛的未来吗?
     
        作为强势者,虽然可以悍然做出逆天的行径(例如二战时期的德、意、日轴心国),但必定会受到天谴的(战败、投降、审判、法办)。这不是迷信,而是客观的历史法则。请问:古往今来,有谁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洪流?让我们重温孙文先生的警世之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除了我等书生,立志投身政坛的人士,也应该好好的学一学历史和政治理论。当然,更需要通过自我教育而觉醒的,则是全体国民。
     
        国民不富,国家不强。
     
        法国的伟大的孟德斯鸠先生说道:“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对他们行使这些法律。”此外:“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会遭到专断的统治,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会象压迫者那样横行霸道。”所有这些醒世恒言难道不是言之有理的吗?难道会受到包括当今中国执政党在内的任何正直理智之人的反对吗?至少我不相信。当然,中国执政党能够为此而专门出面澄清表态,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中国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1、行政机关堂而皇之的拥有包括最高法律--宪法在内的重要法律(例如《立法法》)所赋予的立法权: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正省部级和副省部级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规章;2、行政机关在法律的授权下可以进行行政裁决--其本质就是行使司法权;3、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规则--其本质就是行使立法权。很不幸,孟氏所力戒的三种情况居然同时出现在今日中国。更饱满的现实比我所列举的这三种情况可能要走的更远:中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相互支撑、相互帮助、相互补台、相互串联、相互协作、相互依靠、相互捧场、相互喝彩,注意:它们的意愿和方向几乎总是一直的,而非制约的!它们之间岂止是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在外人的眼中,它们根本就是不分彼此、三位一体的!人民很困惑:如此这般,到底好不好呢?可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到底谁对呢?
     
        作为最后一个制定宪法的新罕布什尔州,其宪法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或者象同那个把整个宪法组织连成一个团结和睦的不可分解的纽带的联系链条相一致的彼此分立。”分立,显然不能被理解为是相互之间毫不相关的分离。很难想象三种机关之间绝对“洁身自好”,从不发生任何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分立并不矛盾,甚至作为手段的合作与作为目的的制约恰恰是分权的精髓所在。
     
        “我(即本文作者麦迪逊--笔者注)充分理解在这些州政府(的宪法中--笔者注)所例示的许多极好的原则中,它们带有组成时的草率匆忙,尤其是缺乏经验的明显痕迹。”成熟的政治家和政府应该是善于反思和自醒的,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善于从自己 或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自我修复和完善既是低级生物的本能,更应该是高级智能物种的优越之处的体现。
     
        2015.5.1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八篇
     
        《这些部门的分立不应达到彼此没有符合宪法的监督程度》
     
        麦迪逊
     
        本篇的题目似应改译为:《这些部门的分立不应达到彼此不符合宪法的监督的程度》。
     
        “没有一个部门在实施各自的权力时应该直接间接地对其他部门具有压倒的影响。”这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不同部门应该等量齐观、不分伯仲的观念。三部门成鼎足而立之势,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尽然。从权力的属性来看,立法权自然应该凌驾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之上。当然是先有立法权,后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当然是先有制定法律,后有执行法律和适用法律(解决法律纠纷)。没有立法,何来行政和司法?立法机关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具有压倒性的影响,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的影响却不是相互的,也不是可逆的,因此绝对不能得出如下结论:1、行政机关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具有压倒性的影响;2、司法机关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对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具有压倒性的影响。
     
        “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侵犯所指向的对象,既有可能是其他的国家权力,更有可能是国民权利。一种权力侵犯其他权力,通常是基于其相对优势地位。被侵犯的机关通常不会震怒,更不会还击。因为所谓公权之间的侵犯,其实不过就是畸形的不合常态的势力范围划分的纠纷罢了。彼此之间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几乎就是必然的,这是由权力者的自利本性所决定的。权力具有安排、处置权利的属性,因此,权力者可以将自己的权力转换、兑换为权利。最重要的是:在共和政体之下,权力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人,而只是代理人,而权力的真正所有人是缺位的。因此代理人就有可能、有机会通过佯装所有人而从事侵害所有人和国民利益的勾当。
     
        约束一种力量,只能运用比之更强大的与之无利害的另一种力量才能实现。
     
        “在多而广泛的特权由世袭君主执掌的政府里,行政部门非常恰当地被认为是危险的根源,并且受到对自由的热心所应该引起的密切防备。”这是一个明智的判断。在君主政体之下,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萎缩。行政权不仅唯我独尊,而且横行无忌。所有客观理智的中国人都会对中国行政权的现状作出恰当的评价。古语:万恶淫为首。这实在是高估了淫的地位和作用。在无处不在且无恶不作的行政权的面前,淫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呀!强大且邪恶的行政权简直是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
     
        “立法部门由于其他情况而在我们政府中获得优越地位。”很巧,在今日中国,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立法机关也在法律的字面上获得了优越地位。但遗憾的是其优越地位也就仅仅体现在法律的字面上。请问:有几个人愿意主动放弃省长的职位而去热衷于“竞逐”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呢?虽然在理论上这两个职位是平级的--正省部级,在法律上省长是由省人大选举产生的。
     
        在中国,在理论上,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确实比较广泛,而且也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其侵犯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情形。它只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立法部门单独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这对于中国而言,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全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定都会很惊诧:不会吧?我们怎么从来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虽然在理论上、在法律上,征税权和国家预算审批权都掌握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在性质上比较简单,而司法权的界限又更其明确,所以这些部门中的任何一个的篡夺计划,都会立刻暴露和招致失败。”这就更是与中国现实大相径庭。恰恰相反:中国的行政权的疆域极其辽阔,在性质上相当复杂,而司法权的界限又更其模糊。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的篡夺计划,都会立刻奏效和带来成功。
     
        “一个选举的专制政体并不是我们争取的政府;我们所争取的政府不仅以自由的原则为基础,而且其权力也要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几个机构中这样划分并保持平衡,以致没有一种权力能超出其合法限度而不被其他权力有效地加以制止和限制。”太精辟了!“选举的专制政体”(请想一想伊拉克的萨达姆),一语道破某种政体的本质:选举是美丽外衣,专制才是邪恶本质。自由是美国建国的--基础!分权是为了使不同的权力之间可以形成制约平衡的关系。多么精彩的表述呀!可惜,中国的执政者却对这样可以征服全世界人心和赢得普遍赞誉的内容不以为然,甚至连口头上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真的是表里如一吗?
     
        “所有公共性质的议案应预先印发人民研究”,请注意:那是一个还没有电话、电报、传真、网络的时代。使国民能够众所周知并反馈意见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对间接民主的补充--直接征求民意,尽管这样的做法注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分散的个别的国民意见,有可能扭转乾坤吗?
     
        2015.5.1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四十九篇
     
        《用召开会议向人民呼吁的方法来防止政府任何部门侵犯权力》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由于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政府各部门据以掌权的宪法来自人民,因此不仅在必须扩大、减少或重新确定政府权力,而且在任何部门侵犯其他部门的既定权力时,求助于同一原始权威似乎是完全符合共和政体的理论的。”关于“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这一观点(不一定是现实),恐怕就连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也是不会、不能甚至不敢说半个不字吧?“人民”永远是抽象的(除非国家小到可以经常进行全民公决的程度),而代表民意的议会(即立法机关)则是具体的。因此,求助于人民,其实就是求助于议会。立法机关侵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在逻辑上是不通顺的,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问题随之而来,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不仅不能执行法律(否则就侵犯行政权了),也不能通过适用法律来解决纠纷(否则就侵犯司法权了)。如何发现、查证进而裁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侵犯其他部门的既定权力的问题、情况和纠纷,遂成为难题。连议会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交给人民去处理,无异于痴人说梦。
     
        “就一些部门的共同任务而论,它们是完全平等的,显然没有一个部门能自称有规定它们彼此之间的权力范围的专权或更高的权力;人民作为任务的委托人,能单独说明任务的真正意义,并能强迫执行,如果不求助于人民,怎能防止强者的侵犯或纠正弱者的错误呢?”不同的国家机关显然应该拥有各自不同的任务,不知何来“共同任务”?在立法机关面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可以被认为是“平等”的,但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是不存在平等的。就连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自身及其职权都是来自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它们有什么资格与立法机关平等呢?当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之间显然不能自称有规定它们彼此之间的权力范围的专权或更高的权力。人民也仅仅就是在抽象意义上、终极意义上可以作为任务的委托人,但却绝对不可能单独说明任务的真正意义。这一任务只能交由代表民意的议会来完成。人民能够“强迫执行”,这可就是纯粹的天方夜谭了!政论文章也要顾及事理和法理,不能总是单纯意气用事。“防止强者的侵犯”与“纠正弱者的错误”也不应处于并列地位,很明显,强者的侵犯当属错误的一种表现,后者包含前者。也许,对于这样属性的文章大可不必像对待学术论文那样锱铢必较。
     
        “通向人民为某些重大特殊事件作出决定的法定道路,应该保持通畅。”此言不谬。此处的“法定道路”,显然不是指常规的议会立法的方式。“为某些重大特殊事件作出决定”,也许应该寻求某种特殊的方式,例如传说中的创制和复决。
     
        “舆论在每个人身上的力量以及对个人行为的实际影响,主要取决于他认为持有同一意见的人数。”谚语:谎言重复万次就不是谎言了。一个人说曾参杀人,曾母不信;两个人说曾参杀人,曾母还不信;三个人说曾参杀人,曾母相信了。没有主见,这是普通人的普遍现象。俗语:傻子过年看邻居。对于一个俗人而言,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他只知道按照别人的样子去干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只是借用别人的是非观,而且是以持有某种是非观的人数来判断该是非观的正误。独立判断是非很难,但是数数却很容易。
     
        独立思索,是判断一个人的高低贵贱的基本尺度。
     
        “人的理性,就象人的自身一样,在独处时是胆怯小心的,他的坚定和信心是同他联合的人数成比例的。”这是对规律的揭示。反衬之下,如果与主流唱反调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也能拥有如磐石般的坚定和如钢铁般的信心,那将何其壮哉!
     
        左明所从事的事业的艰难和困苦,由此可见一斑。左明无比强大的意志可能一点也不逊于他无比锋芒的智慧。
     
        “但是,贤人之国和柏拉图所希望的贤人国王一样,是盼不到的。”没错,贤人之国(由贤人组成的国家)和贤人治国(由贤人治理的国家),都只能是美好的梦境。不要说国民都是贤人是不可能的,就是官吏都是贤人也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真正的贤人能有几位?这是一个俗人的世界。这一局面在并不久远的人类灭绝之前不太可能得到改变。
     
        “我们应该想到,所有现存的宪法是在制止了最不利于秩序和协调的热情的危险中制定的,是在人民热烈信任其爱国领袖,从而消除了平常在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制定的,是在由于对旧政府的普遍仇恨和愤怒而产生的对新的相反政体的普遍热情中制定的,是在没有与将要作出的改变或将要改革的弊病有联系的党派精神能在整个行动中发生影响的情况下制定的。”一口气接连四个“是在”,一气呵成、痛快淋漓!请注意:“热情的危险”。对,热情,在有的场合不仅不是正面的,反而是负面的、消极的、危险的。“热烈信任其爱国领袖”,也极有可能属于危险的热情之一种。“普遍仇恨和愤怒”,更是具有重大的危险的热情的嫌疑。避开了党派精神的影响,当然与热情无关。请看,四项内容居然有三项与热情有关,其危险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从事一项正当的、正义的事业,仅有热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不能让热情冲昏了理智的头脑。
     
        “我们看到,共和政体的趋势是靠牺牲其他部门来加强立法机关。”至于“牺牲其他部门”,可以产生争议;不过“加强立法机关”,则可以肯定是“共和政体的趋势”。共和政体的本质就是使人民当家作主!而立法机关又恰恰是在有限条件下能够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因此加强立法机关就是实现共和政体的最正确、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
     
        “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成员人数都很少,只有一小部分人民个别地认识他们。”这可与今日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约有数百万,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约有数十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全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他们。对于一个成年中国市民而言,不认识(当然是指彼此认识。全国人民差不多都认识“习大大”,但是这一结论与本论述无关)任何一个“衙门里的人”,当属罕见。
     
        “司法部门成员由于其任命的方式,以及其职务的性质和长期性,与人民那么疏远,以致不能受到他们的偏爱。”这又是异国奇景。今日中国,法官可是与人民打得火热,别的暂且不说,至少能够受到卖春小姐的偏爱,全国闻名的“上海法官集体招嫖案”铁证如山。
     
        “行政部门人员通常是猜忌的对象,他们的管理工作往往易于受到损害,不得人心。”中国人又要大跌眼镜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行政部门人员通常是依靠的对象,他们的管理工作往往易于受到糖衣炮弹的猛烈轰击,他们积极合作、为人民(币)服务的行动深得进攻者的人心。
     
        “另一方面,立法部门的成员很多,他们分布和生活在一般人民中间。他们的血统关系、友谊关系和相互结识,在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那部分人当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受公众信任的性质意味着他们在人民当中有个人影响,而且他们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更直接的可靠保护人。”再请看一看今日中国:与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相比较,立法部门的成员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的。他们分布和生活在不一般的人民中间。他们不受公众信任的性质意味着他们在人民当中没有个人影响,而且他们绝对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更直接的可靠保护人。与昔日美国相同的是:他们的血统关系、友谊关系和相互结识,在社会上最有势力和最有实力的那部分人当中,占有很大比例。中国的议会不仅是一件舶来品,要命的是还水土不服,经过移植、嫁接、杂交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绝对是旷古未有的--奇葩!
     
        这回该轮到美国朋友大跌眼镜了!
     
        “因此,参加裁决的是公众的情感而不是理智。”请想一想:在中国有多少司法案件是由法官、领导、公众的情感而非理智裁决的?
     
        “但是只有公众的理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其中的“只有”二字,明显多余。这句话说得多妙呀!理智是控制的力量,而情感只能是被控制的力量。而且控制要来自于外部、外力,而非内部、内力。
     
        2015.5.19.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篇
     
        《定期向人民呼吁的研究》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可以推断说:不幸的是,主宰他们的决定的必定是情感,而不是理智。”在政治领域里,其实是不存在什么情感的,或者说情感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是--利益。中国成语:利令智昏。请看:在利益面前,理智通常会闭锁、短路,溃不成军的败下阵来。
     
        能够超越利益的理智,才是真理智。从利益动物进化到理智动物,何其艰难漫长。
     
        2015.5.20.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一篇
     
        《政府结构必须能使各部门之间有适当的控制和平衡》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这样来设计政府的内部结构,使其某些组成部分可以由于相互关系成为各守本分的手段。”请看后半句,经高度凝练(省略所有的修饰限定词)可概括表达为: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手段。结合全句来看,这明显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至少可以改进为:使其某些组成部分可以由于相互关系形成各守本分的态势。
     
        “各部门的成员对其他部门成员的任命尽可能少起作用”以及“各部门的成员在他们的公职报酬方面应该尽可能少地依赖其他部门的成员”,都是显而易见的公法常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立法机关的至高地位--人民的化身,自然应该由其决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成员的任命,并由其以法律的形式决定所有公职人员的报酬标准。在现实中国,立法机关不过就是提线木偶--表决机器,在通常情况下,公职任命或公职报酬都是由“中组部”、“财政部”来操刀的。在重大情况下,还有更奇葩的机构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但是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员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一个问题。抛开特定时空,无法得出合理答案。在西方,大大方方、大鸣大放,高谈阔论分权,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反观中国,羞羞答答、欲言又止,避而不谈集权,但是却明确反对采纳西方式分权。作为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作为号称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政党,不该如此。有人高喊: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至少是一个坦荡的流氓。最最可鄙、可悲、可耻的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能否也认为:暴力必须用暴力来对抗?是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报怨?如果抛开特定时空,这又是一道文字游戏与思维游戏相结合的哲学命题。
     
        “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真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这一句话就足以彰显该文作者卓越超群的人生智慧。令在下钦佩之至、五体投地!!!反观现实中国,政府是人民的大救星!政府的恩情似海深!此二者之间的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跨越几世纪呢??????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说的多好呀!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统治;统治人的政府(工作人员)也不是天使,所以需要对政府进行控制。脱离了统治的人和失去了控制的政府,都将原形毕露、为非作歹。
     
        能够认识并约束自己缺陷的人--最伟大!
     
        “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其中,“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难道是“最大困难”吗?难道不是轻而易举、轻松搞定吗?而“政府管理自身”倒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最大困难”.在人类社会中,在一般规律下,没有谁能够自己管理自己,除非极端的不具统计意义的例外(例如荒岛上的“鲁滨逊”)。无论是个人还是个人的集合,都不可能完成“管理自身”的任务。能够管理政府的只有“被统治者”--人民。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请看,英雄所见略同吧!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同理,发现公法原则与实现公法原则,相去甚远。我要说的是:但是经验教导人们,控制政府的效果那还要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和力量。
     
        “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这句话怎么看怎么都觉得高深莫测。即使是结合上文来看,“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这个政策可以从人类公私事务的整个制度中探究。”仍然会认为前述结论有悖常理。这一结论倒是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相映成趣。
     
        “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很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需要达成共识。某些重大结论需要明确表达,而不应不置可否、模棱两可。
     
        人为割裂、肢解立法机关(例如常见的两院制以及奇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常务委员会两立并存制)的做法,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美利坚联邦共和国”,这一称谓十分新颖。
     
        “它(即指美国--笔者注)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这一论述明显不够清晰、充分。“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这样的原因是否足以能够导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这样的结果,令人怀疑。
     
        “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人类社会追求正义,这也许是说得通的。政府是否也追求正义,这可能就是问题了。政府是为了实现正义而设置的吗?换一个问题:法律是正义的吗?法律是为了实现正义而制定的吗?至少我本人对这两个问题都不会做出肯定的答复。法律是为了实现秩序而存在,政府是为了实现统治而出现。而秩序和统治都与正义没有必然关联(但却不能说没有关联)。秩序和统治都是手段、都价值无涉,而正义则是目的、是价值追求。
     
        “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请注意:丧失自由是停止追求正义的条件之一。之所以是丧失自由而不是丧失其他,是因为:丧失自由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
     
        所谓自由,包括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但主要是指精神自由!有的国家的统治者残酷的剥夺了其国民的精神自由,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国民竟然都还兴高采烈的幸福生活!饲养的猪在被宰杀之前,也是这种状况吧?
     
        2015.5.21.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二篇
     
        《众议院》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选举权的定义被非常恰当地认为是共和政体的基本条款。”很遗憾,该文并未对“选举权的定义”进行论述。也许是因为其内容太过简单了,不外乎国籍、年龄等要素。
     
        “合众国的众议员必须年满二十五岁,有七年的合众国公民资格,在选举时必须是他(敬请注意:是指代男性的”他“--笔者注)所代表的州的居民;在他任职期间不得在合众国担任公职。”经选举产生的众议员(即标准的民意代表)的条件如下:1、年龄,这个尺度需要结合诸多因素来确定;2、公民资格,年限限制也需斟酌而定;3、居民身份,通常要结合经常居住地来判断;4、不得兼任其他公职。议员本身明显就是公职,因此,“不得在合众国担任公职”,似乎应改为:不得在合众国担任其他公职。
     
        “在这些合理的限制下,联邦政府这一部分的大门是对各种有功劳的人开放的,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入籍的,不论老少贫富,不论任何特殊职业或宗教信仰。”其中的“有功劳的人”,这一表述十分蹊跷。是在选举民意代表,又不是在表彰或授勋,与“功劳”何干?“入籍”,这就足以说明美国是一个跨境人口迁徙流动频繁密集的国家。未写入条件的未必不是条件。明示的条件是看得见的底线,未明示的条件是看不见的且不设上限的。在可以参选与能够当选之间,有天渊之别。
     
        “我们不妨请教一下经验,凡是能找到经验的,总是应该遵循它的指导。”这句话自然是说给当时的美国人听的,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未必不适用于今日中国。昔日美国未必不是今日中国应该请教的经验来源。
     
        “威廉三世(英国国王--笔者注)即位时,政府发生了一次变革,更加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宣布议会必须经常开会,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议会开会的频率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总是不开会,这总说不过去吧?可是“经常”,到底时间间隔是多长呢?这又是一个技术问题。
     
        “一条很有根据的公认原则是:在没有其他情况的影响下,权力越大,权力的期限应该越短;反之,权力越小,延长权力的期限就越安全。”尽管我十分想知道得出这一原则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我也会承认这一原则。进一步的结论就是:高级公职人员应该有任职期限,而中级和低级公职人员则不应有任职期限。高级职务的法官,其职务(而非法官身份)也应该是有期限的。
     
        2015.5.22.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三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一年一度的选举告终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这是多么深刻、无情、赤裸裸的警世之言!这句话至少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今日的美国又如何?选举依旧,暴政是否也依旧?今日的中国又如何?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连选举还没有真正落实(现实中的选举更像是演戏)呢,是不是会有暴政也就不得而知了。
     
        “一部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宪法,和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一种法律之间的重要区别,在美国是很好理解的,然而在其他任何国家似乎不大理解而且很少注意。”这是联邦党人的自傲和自负。他们描述了宪法与法律的区别,但是并没有交代何谓“人民”?何谓“政府”?“人民”是指制宪会议吗?“政府”是指参众两院吗?今人都知道,美国宪法经历了多次修改(以后附修正案的方式),请问:是谁修改的?是“人民”?还是“政府”?制宪会议肯定在宪法制定之后就自动解散了,参众两院肯定在宪法实施之后就粉墨登场了。于是人们就难免会一头雾水。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之所以“不大理解”,但愿既不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更不是由于联邦党人表述的不够清楚。
     
        “甚至在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原则讨论得最多,和我们听说宪法权利也最多的大不列颠,仍坚持议会的权力就立法条款的一般对象和宪法来说,都是至高无上和不受管束的。”很明显,是“讨论得最多”,而不是实现的最多;是“听说”,而不是目睹。这些无疑都是对大不列颠的无情嘲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显然不应该成为揶揄的对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议会可以“不受管束”,这一点显然可以成为攻击的目标。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里,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法律(或法律条款)是专门用来管束议会的。
     
        请看:“政府以往的议事录会成为新议员的现成和正确的情况源泉。”不知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看到这里会不会两颊泛红?也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去瞻仰“以往的议事录”?更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掌握“现成和正确的情况源泉”是否还能够正常履职?
     
        2015.5.2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四篇
     
        《各州众议员的分配比例》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因此,联邦宪法对我国的奴隶问题作出非常恰当的决定,把他们看作兼有人和财产的特性。实际上,这是他们的真正特性。”什么是奴隶的特性?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种官方的权威的答案。什么是人的特性?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也许真的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设问。
     
        “我们以前提出的看法是,代议制仅仅同人有关,与财产毫无关系。但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吗?”绝妙的设问!众所周知,在公司里的股东之间,在表决之时,并非按人数(一人一票)来计票,而是按股东名下的出资数额来计票,是以财产数量而非股东数量作为计票单位。这一计票规则揭示和遵循的是“人与人大有不同”这一天然法则。机械的一人一票规则,貌似公平的平等,实则抹杀了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违背客观规律,是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
     
        遗憾的是,以货币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至少货币既不能测度美德、也不能丈量健康、更不能标示智慧。重要的是,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有效的方法去量化区别人与人之间的美德、健康和智慧。于是,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用最简单也是最少争议的计数法来安排诸多人类社会的重大事务,实属不智之举。且慢,请先不要杞人忧天。人类并没有真的昏聩不堪、愚不可及,在现实中,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然而然的得到了遵循的。有一位中国领导人说道:我也是人民的一员吗,我和你们大家都一样,也只有一票。我希望搞一场文化革命,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你们完全可以反对。我们要搞民主吗,如果大家不同意,那就不搞了。结果是什么,地球人都知道。所谓的一人一票,不过就是--逗你玩儿!至少在政治领域,一人一票可能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所有被凌辱和被玩弄的人们,你们真的还很期待一人一票吗?一人一票从来也不曾迷惑过强者,但却一直在欺骗弱者。
     
        那些针对成年人的美丽的神话传说,应该原形毕露了。
     
        “如果法律允许一个富裕的公民在选举他的代表时只投一票,他从其幸运地位得来的尊崇和影响,往往会引导别人去投他所选择的对象的票;通过这条察觉不出的渠道,财产权就转移到了公众选举之中。”这和在下刚刚所列举的中国领导人的例子何其相似,只不过中国领导人利用的不是财产权而是其过人的政治影响力。所有“察觉不出”这种影响的人,要么是对此不感兴趣,要么就是过于浪漫天真了。一人一票是强者的策略,也是弱者的幻梦。
     
        2015.5.27.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五篇
     
        《众议院的全部人数》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关于议会中议员的恰当人数,是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把一定的权力委托给六、七十人,可能比委托给六、七人更为适当。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六、七百人就相应地成为更好的委托。”请看,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妥。到底多少是合适呢?如果愿意的话,就此问题写出一部一百万字的专著也不为过。影响这一数字的因素至少包括:国情国力、历史传统、国民心态、宪政实践等等诸多方面。我则更愿意简而论之:民意代表与全体选民的比例关系可能是最直观的决定因素。目前,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近三千人,但很遗憾,都是业余的,一般都有其他职业。每年参加一次大会,会期一般不会超过两周。至于在一年其他五十周的时间里是否履行代表职责,就不得而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足两百人,虽然不得兼任其他公职(但却不禁止兼任非公职),但主要的职责就是平均每两个月参加一次例会(会期也不长)。问题明摆着:1、人大代表如果每年只工作两周,至少我认为明显不妥;2、由一百多人代表十三亿有余的国民进行立法,至少我认为明显不妥。
     
        前进的方向,至少我认为很清晰:1、取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代表专任。
     
        代表人数遂成为问题。一百多肯定不行,近三千是否合适呢?恐怕还是应该由民意代表与全体选民的比例来决定。如果减去不满十八周岁的国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比例肯定极低,官方应该公布具体数字。自然也应减去),剩余的拥有选举权的国民大约为十亿(这显然不是精确值。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随之可相应作出调整)。如果是一比一百万,那就是一千人;如果是一比十万,那就是一万人(恐怕只有这两个数字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一百人太少,十万人太多。至于其他数字比例关系,因原理相同,恕不分别列举了)。在这两个数字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即专职的人大代表以一千人为宜。
     
        “事实是,在一切情况下,为了保障自由协商和讨论的益处,以及防止人们为不适当目的而轻易地联合起来,看来至少需要一定的数目;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人数众多造成的混乱和过激,人数也应该有个最大的限度。”如果人数过少,恶意串通就易于得手。虽然人民大会堂可以容纳万人开会,但这样的人数规模只适合聆听报告而不适于展开讨论。议会应该是“自由协商和讨论”的地方,应该为开展有效的协商和讨论创造必要的条件。一个代表就意味着一定数额的国库开支,上层建筑应该与经济基础相匹配,这是基本方针。
     
        “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这一结论至少在今日中国不太适用。三千代表绝对属于“人数众多”,但是奇迹却出现了:不是感情战胜了理智,而是理智降服了感情,几乎所有代表在所有的表态或表决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令人惊叹的一致性。感情必定多姿多彩,只有理智才会冷静的趋于一致。
     
        今后,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也包括任何其他报告)时,应该取消由报告人朗诵报告全文的程序。此外,民意代表对各种报告歌功颂德的话也大可不必讲。审议不是为了讨好甚至取悦报告人,而是要严格、负责的审查和监督报告人。
     
        随之而改变的可能还有许多:1、禁止一切公职(或各种“准公职”)兼职,至少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含所谓的“人民陪审员”)、军事机关(现役军人之所以不得成为人民代表的理由:一心不可二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不可能在坚守保家卫国岗位的同时全心全意履行代表职责)、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官办社团(例如“工、青、妇”等。当然更不能与所谓的“政协委员”发生身份竞合),当然可以保留政党身份及职务(注意:政党不代表国家,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政党职务不是公职)。其非公职务,则不受限制,例如可以成为会员、理事、董事甚至经理,但以不影响正常履行代表职责为限;2、参加经常性的议会会议,例如每月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五天(自然应该废除一年一度的大会!);3、参加会议不是听领导训话,而是要发言、要辩论、要质疑、要表态。在会议之外,要为开好会议而做足充分准备:事先审阅各种文件、调查研究、咨询专家、交换想法、形成书面意见或建议等等;4、国家统一安排“官邸”,在职期间免费居住,卸任(包括正常或非正常方式)后自动退出;5、真正享有并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从而取代现在由主席(含副职,下同)、总理、省长、部长等高官们因本不该行使却正在行使的权力而形成的地位。
     
        代表的选举周期(即几年一届?)又是一个实操的问题。不可否认,选举就是“燃烧”钞票。换届的初衷是:担心代表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进而不再称职。其实罢免程序可以随时拿下不合格的代表。代表当选是民意的体现,代表连任至少在理论上是符合选民意愿的。中国有一位奇人:“大满贯”人大代表--申纪兰女士--自始至今蝉联十二届(五年一届)。其间,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也不知更换了多少人(就更不要说人数众多的其他的人大代表了),可是她老人家却始终稳如泰山、岿然不动,一一亲历见证。由于中国的议会与政府(也包括司法机关)之间建立了联动机制--同时换届,尽管更换代表的欲求并不迫切,但是定期更换行政机关高级官员却实属必要。为了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五年左右一届的设计不算过长,也不算过短,还算合理。
     
        2015.6.4.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六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众议员应该熟悉选民的利益和情况,是一条正确而重要的原则。”俗语: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代表并维护选民的利益就是议员的职责所在。议员是否熟悉选民的情况,这可能会成为问题。今日中国的选民都知道,大家是在对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投票的,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双盲”:选民根本不了解代表,代表也不可能熟悉选民。什么人熟悉工人?自然是工人;什么人熟悉教师?自然是教师。以此类推。真正熟悉选民的代表应该是选民中的一员。但那样的结果就会使议会成为各职业、各身份、各阶层的代表大会。请不要忘记:议会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清谈馆、聊天室。议会的属性就决定了议员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素质。诸如文体明星、养猪状元、企业家、科学家等等,虽然都是各界精英,但却未必适合担任议员。隔行如隔山,一个连法律为何物都稀里糊涂的人,怎么可能当好议员呢?我绝对无意为议员人为设置不合理的门槛,甚至偏执的认为只有具备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士才适合成为议员。尽管我是一个接受过法学教育之人,但我还没有那么狭隘。愚以为:议员至少要能够做到在公众面前就社会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可以根据自己的独到见解充满激情的脱稿演讲一个小时以上,并且能够就上述问题展开非礼节性的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不是在暗示高校教师最适合作议员?尽管我本人就是一位高校教师,但我还不至于那样偏私。须知:议员是一个密切联系现实的世俗职业,而多数教师则都是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二者根本就不合辙。律师,有可能是议员的最佳候任职业。尽管我本人也是一位执业律师,但那只不过就是一个“荣誉称号”--虚名而已。我不适合作议员,也不愿意作议员。任何有心有力之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修炼达到上述要求。
     
        议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是一个十分开放的问题。也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愚以为: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固有知识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更应被看重的应该是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处理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实议员本人并非必须要把自己修炼成为高级法律专家。更何况在法学家族中成员众多,所谓的专家也只是精通其中之一二,恐怕没有谁敢自称是法学或法律通才。议员的职责虽然是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议员一定要具备起草法律草案的能力。必须要强调社会分工,作为文字工作的起草法律草案,完全可以交给书斋里的学者去完成。议员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判断并取舍:要起草什么法律?为什么要制定某个法律?法律草案中存在哪些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表决通过某个法律有什么困难和障碍?如何克服?如何实现预定目标?等等难以尽列。
     
        每一个议员都可以配有助理、秘书、顾问等辅助工作人员,从而形成一个工作团队。议员的工作很神圣,也很复杂和专业,而绝不是打酱油或作秀。
     
        2015.6.5.于幸福艺居寓所
     
        第五十七篇
     
        《结合众议员的选举来研究新计划
     
        有牺牲多数人让少数人向上爬的所谓趋势》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
     
        “对众议院的第三个非难是,它将由最不同情人民群众、而且多半旨在野心勃勃地为抬高少数人的地位而牺牲多数人的那个阶级的公民来选举。”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表述。这明显应该是对当选者的描述,而不可能是对选举者的刻画。选举者自己就是“人民群众”,如何能够不同情自己呢?选举者自己就是“多数人”,怎么能够“牺牲”自己呢?
     
        “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 ,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显然应该将“目的”改为:重要目的包括。“统治者”这一表述也颇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是国家呢?“最高智慧”和“最高道德”,如此殊荣谁敢担当?公职人员能够具有一定的智慧和道德水准就已经很不错了。公益,这可能就是宪法的灵魂!“他们”不太可能“使他们”自己--“廉洁奉公”,还要从“他们”以外去寻找制约“他们”的足够强大的力量。
     
        “依靠这种政体(即指共和政体--笔者注),用以预防他们(即指公职人员--笔者注)腐化堕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有效的一种是任期上的限制,以便保持对人民的适当责任。”很是幽默,任期限制怎么可能预防腐化堕落呢?最多也就是使腐化堕落无法长期延续罢了。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请看:只需三年,而且还是“清廉的”,就足以捞上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银子。当然,有任期限制比没有任期限制还是进步了(至少可以使多个贪官受益,而不是只让一个贪官受益),但显然不宜被称为“最有效”。
     
        “谁是公众选举的对象呢?凡是其功绩能赢得国家的尊重和信任的公民都是这种对象。”有功绩之人,显然胜过无功绩之人。但还需追问是何功绩?体操世界冠军,肯定算有功绩之人,但未必适合去做议员。“国家的尊重和信任”,显然应改为:国民的尊重和信任。什么样的人适合成为议员呢?这的确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我的答案十分简洁明确:智慧、美德和健康兼备之人!这一标准既空洞--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又实在--不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有健康的人,不计其数;有智慧的人,不在少数;有美德的人,凤毛麟角。有必要界定一下公职人员的美德:公心优于私益。有美德的人在今日中国就是不折不扣的--圣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今日中国人都是为了私益而奋斗终生!
     
        左明是一个清贫者(每日饮食开支约为两美元),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却几乎都与钱无关。真天下第一奇人也!
     
        “首先,他们(即指议员--笔者注)是由于同胞的爱戴而出名的;我们可以设想,一般说来,他们也会由于具有某种品德而得到名望,并且保证他们认真而细心地关心自己任务的性质。”让我们回到中国,基层(区县一级)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根本就一无所知,何来什么“爱戴”?最重要也最可怕的是:1、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无人(即选民)知晓;2、在既定的候选人范围内投票,选举结果不会产生重大偏差。选民的真实意愿不能充分体现,候选者是否当选也与选民的意愿几乎无关。是确定候选人之人使其当选,而非选民投票使其当选。其结果就是:千恩万谢某组织或某人!言听计从某组织或某人!!誓死效忠某组织或某人!!!至于选民吗?不过就是投票机器,不过就是供他们役使的无意识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式的选举,这就是中国议员与选民的真实关系。
     
        我们难以设想:今日中国的所有公职人员有几人是“由于具有某种品德而得到名望”的?他们之中有几人能够做到“认真而细心地关心自己任务的性质”?
     
        今日中国人读昔日联邦党人的高论,犹如看天书一般。在很多方面,今日中国尚不及昔日美国,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岂止是二百多年呀!
     
        “每个人(即指议员--笔者注)的内心对于荣誉、爱戴、尊敬和信任的标志都怀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撇开一切利害考虑不谈,就是感恩图报的某种保证。”其中的“的标志”三个字,好像多余。这句话明显不合情理:“感恩图报”恰恰就是基于“利害考虑”,没有利害,何来感恩?不能否认,政治是世俗的,也是功利的。基于利害考虑而感恩图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投桃报李,既是人之常情,也属天经地义。议员感恩选民,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如果议员不用实际行动去回报选民,那才是应该天诛地灭呢!而在中国,人民代表感恩和回报的恰恰不是选民,而是实际操纵选举的某组织或某人。
     
        “所以,首先要这样来组织众议院,使其成员经常想到他们对人民的依赖。”按照中国现实法则组织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其成员经常想到的是他们对某组织或某人的依赖。中美两国,选举之名相同,但选举之实却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用什么来限制众议院在法律上搞出差别,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和社会上某一特殊阶级呢?我的回答是:整个制度的英明,公正的宪法的性质,尤其是激励美国人民的警惕性和勇敢精神--培养自由又为自由所培养的那种精神。”这也是今日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整个制度是英明的;也不认为我们的宪法具有公正的性质;尤其不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具有足够的警惕性和“培养自由又为自由所培养的”那种勇敢精神。但是我十分赞成、欣赏联邦党人的答案,有朝一日,当我们中国也有了英明的制度、公正的宪法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国民的时候,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会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如果这种精神退化到容忍一种只约束人民而不约束议会的法律,人民就会准备容忍除了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了。”多么豪迈的宣言呀!只有富于自由精神的人才能够也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只有在除了联邦党人之外还有更多的美国人也同样坚守自由精神的情况下,这句话才不会是空气振动。
     
        “众议院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责任、感恩、利益、抱负本身,都是约束他们忠于并同情人民群众的媒介。”这句话十分客观、中肯。休戚与共、利害相连,这就是议员与选民之间应有的恰当关系。少数议员就是多数选民的代言人、维权人、回报人,这也恰恰就是代议制民主的灵魂所在。风筝飞得再高,也一定会有一个人在牵引着它。
     
        2015.6.8.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左明,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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