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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评析《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与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发布时间:2010/4/21 22:19:56 作者:左明 点击率[1049]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写作时间】2010年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3期
     
      这是一则年代“久远”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创始于1985年)。原告与被告之间尚使用“与”字来连接。
     
      这是一则疑似“行政公诉”(学界并无此称谓)的案例。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现行的行政诉讼案例。
     
      很少有学者将这一案例纳入行政法案例的范畴,但也有例外:《行政判例研究》(杨海坤、章志远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就将该案囊括在其“行政判例索引”之中(该书同时将《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等10个非行政法属性的案例也列入其中,在下实难苟同)。感谢该书提供的线索(惭愧的是:我本人并无全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按名索案”,即可从网络中获取案例全文。
     
      一、主体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本案原告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当属标准的行政机关无疑。案例中披露的“附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居民纷纷向监测站反映,要求政府严肃处理”这一细节,足以支撑我的猜想。
     
      本案被告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企业法人(依大陆法律登记注册),还是中国(香港)企业法人(依香港法律登记注册)?如果是在大陆从事公开、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则一定是前者。
     
      “被告凯达公司于1981年9月,与深圳特区招商局签订协议,在蛇口工业区独资建厂生产各种塑料玩具”。困惑:1、招商局,何许人也?是否行政机关?如果是行政机关,与被告签订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协议?2、如果被告本身就是大陆企业法人的话(而不是香港的投资母体),又何来“独资建厂”?如果“独资建厂”仅指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话,没有特别交代的必要,更无突出“独资”的道理。投资人与投资人投资设立的企业(形象的比喻:母与子),可是两码事呦。
     
      二、被告的答辩
     
      1、被告主张:“原告从未向我公司提供有关环境污染方面具有法律效力之科学鉴定资料和国家有关标准。”原告是否应承担“提供有关资料和标准”之义务?法律并无相应的要求。
     
      2、被告主张:“(原告——笔者注)要我公司耗费4万美元安装‘过滤装置’,更难以接受。”原告是否有此项要求之法律依据?法律并无相应的内容。
     
      3、被告主张:“原告限我们在1983年12月25日前将污染治理好,实在无法办到。”原告向被告发出限期治理的通知的时间是1983年10月22日,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限内完成治理,是否合乎情理、事理、道理?需要原告说明理由。
     
      三、适用法律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适用于本案的关键法律)第六条:“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
     
      “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规划,积极治理,或者报请主管部门批准转产、搬迁。”之规定。
     
      1、该条法律自身表述不够严谨。在第一款中,忽而“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忽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指向明显不同,似应分开表述。
     
      2、该条法律与本案关系不大。本案中的被告完全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噪声和空气污染),与“选址、设计、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均无关联。虽然与该条中的“生产”二字相和,但只需点到为止,大可不必“全文照抄”。更何况,本案被告的污染行为已成事实,与“防止”也已无关了。
     
      第二款的内容,表述温和,并无惩治之意。
     
      四、惊人之诉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诉讼?且看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对上述噪声和废气进行彻底治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支付聘请环保科技人员前来勘测时的有关费用。”民事乎?刑事乎?行政乎?皆不是!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行政机关是何等的温情脉脉、彬彬有礼(但愿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面对本案被告(不知那时有没有“行政相对人”这一称谓?)肆意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发出限期治理的通知”无效后,不是直接实施行政处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行政处理),而是象谦谦君子一样,恭恭敬敬的将被告“请进”法院,试图在法庭之上明辨是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三十二条:“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环境保护的条例、规定,污染和破坏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单位,各级环境保护机构要分别情况,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批评、警告、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停产治理。”之规定,法律明明是授予“各级环境保护机构”行政处罚权(只是需要“脱了裤子放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案原告分明是——有法不依,推卸责任,把皮球踢给了并非“各级环境保护机构”的——法院。
     
      法院对本案居然也就坦然笑纳,亲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具体引用的就包含第三十二条)做出“对这种违法行为,处以2万港元的罚款,上缴国库”的判决。
     
      法律并未明示环境保护机构具有公诉权,更未明示法院可以受理这样的案件。本案原告和法院对法律的突破创新是何用意?法院用司法审判权来替代行政处罚权是何居心?
     
      行政公诉,原本是在下的一个宏愿,即行政机关仅具有纠举权,而绝无决断权,只能将违反法律的相对人诉诸法院,由法院做出最后的了结。但这只是一种梦境,与现实相去甚远。难道我的梦想在遥远的二十六年前就已成真了吗?非也。本案这一“怪胎”只是灵光乍现、转瞬即逝,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史中留下了淡淡的一笔。也许,我们不应该苛求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那毕竟是一个对法律、法治都还不太讲究、都还太将就的时代。
     
      拿自己的来福枪去嘲笑人家的弓箭,就不太厚道了。
     
      从罚款到诉讼费,都是以港币来结算,看来在那时的深圳,还真有那么一点“小香港”的味道。
     
      2010.3.27.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左明,男,1969年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农学院政法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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