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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判角度谈受教育权的保护与法官责任》读后有感
发布时间:2008/12/4 11:02: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347]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08年


    注:该文作者:饶亚东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时代开明了,新闻也跟着自由了。新闻,到底应该客观一些呢?还是应该主观一些呢?恐怕自有公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一些夹叙夹议或纯粹评论性的文章,当然可以。只是,当要评论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专业问题的时候,最好还是请专家发言为妥。 

      日渐凸现的“媒体司法”或“媒体审判”,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该文所披露的1998年9月21日《北京晨报》刊载的以《这起作弊冤案(即田永事件)何时能平反》为题的一则报道,就明显给人一种“兴师问罪”的感觉,而且调子已经定了——冤案。巧得很,引用该则报道的该文作者就是“这起冤案”(这里的冤案是指学生受到了学校的不公正处理,而并非针对法院的审判而言。该案是1998年10月19日提起诉讼的)的审理法官。不知而且想知该文作者在阅读了这则报道之后,对之后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愿是:平常之心,静若止水。对外行的鼓噪——不予理睬。 

      田永案,可谓老生常谈了。常谈,是因为常新。这的确是一个“富矿”,揭示或反映了太多的新型问题。具有开创性质的事物,总是被人们长期津津乐道。 

      该文认为:田永案“充分保障公民的行政诉讼权利的行使”,一开始,就与我产生了分歧。愚以为:法院受理这一案件所保障的是公民的诉权,而绝不是什么行政诉讼权利(当然,也同样不会有什么民事诉讼权利和刑事自诉权利)。案件的类型,不是诉讼当事人所关心的问题,充其量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案件的类型,更不应成为法院能否受理案件的理由。不予受理的理由只能是:1、非法律纠纷;2、法律明确排除司法救济;3、欠缺案件成立的形式要件。田永案,明显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非常遗憾的是:现有的诉讼类型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可以诉诸司法救济的具备案件成立的所有形式要件的法律纠纷。所谓的诉讼类型是受制于现有的诉讼法类型的。不知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太简单,还是中国的立法者的头脑太简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致使中国的诉讼法类型——太简单、太枯燥、太欠缺。尴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明明是应该受理的案件,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现有的、仅有的诉讼法类型,于是只能拒之门外。好一个“不好意思,不能受理”,说得多么轻巧呀,岂不知,对诉权的封杀,就会使所有的其他权利荡然无存。诉权,是实现所有其他权利的先决权利。人类在有了这一清醒认识之后,才有了“无救济便无权利”这一法谚。 

      田永案,之所以石破天惊,就在于法院受理了在以往看来难以受理的案件(因为案件的类型不典型,与现有的诉讼法类型不匹配)。受理案件的法官的潜意识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操作手法,即以什么“借口”来实现这一正当的目的?现实中,法官采用的是“照猫画虎”法、“生拉硬拽”法、“指鹿为马”法和“非此即彼”法。生生把教育纠纷定位为行政纠纷。其实,受理需要的仅仅是“借口”,“借口”仅仅是为了渡过诉讼类型限制的难关之用的。受理之后,“借口”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在审理的开阔地上,就更无需继续背负着这个自己平添的包袱了。“借口”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束缚自己的枷锁。“借口”其实也不是很光彩,更不应时常拿出来在众人面前反复炫耀。 

      受理该案的法官没能运用智慧和勇气“捅破窗户纸”:运用《宪法》和三部《诉讼法》的理念原则和精神实质,大胆的推导出诉权的神圣价值和法院对这一权利的天经地义的捍卫职责,进而名正言顺的受理此案。那将是怎样的一条光明坦途和怎样的一幅瑰丽画卷呀!诚如此,就大可不必躲躲藏藏、闪烁其辞了。中国的诉讼法建设将飞越几十年(直到制定一部《统一诉讼法》)。说句心里话:不是法官太无能,实在是环境不允许。 

      “从教师申诉行为的构成内容来分析,教师申诉行为符合行政法学对行政执法主体的概述。”这一表述明显语无伦次,枪法好像有点儿乱。据该文的表述,不应是教师的申诉行为具有可诉性,而是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申诉处理行为(或不作为)具有可诉性。这一观点值得探讨。申诉,包括教育申诉(还有“著名的”公务员申诉),都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有其名,而无其实)。在现实中,申诉处理(针对申诉人而言,而不是指针对被申诉者的建议、要求、决定等行为)应被视为行政事实行为,无法律效力,不可诉。 

      该文作者无疑是一位“学习型”法官。当遇到疑难问题时,除了常规的查找资料之外,“居然”会去请教法学专家。法学专家也“居然”就对此做出回应。我无意否定法官与法学专家之间的正常沟通,只是好奇如本案这样的沟通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是正式的、官方的?还是私下的、民间的?这样的沟通是基于何种目的?是泛泛而谈?还是“求医问药”?这样的请教与回应是否应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要知道:棋类比赛的时候,可是不许支着儿的。其实,在影响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官的因素中,纯粹的专家意见可能是最具正当性的了。总比上级领导的电话、条子,老婆(或情人)的枕边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大礼包(各种各样的利益和诱惑都可以往里装),不知要好多少。尽管在请教与回应中,法官和法学专家收到了双赢的效果:法官解决了现实的问题,而法学专家也借此疏通了关系、确立了地位,但本人仍然对此保持谨慎的质疑态度。司法的独立或中立,相当程度来自于司法的自立与自治。特别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之上的司法与外界的沟通,是极不正常的。 

      教育纠纷可以司法救济与教育纠纷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司法救济,完全不等值。在可以司法救济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 

      该文发现并重点阐述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含义和特性。似乎如获至宝,好像一锤定音。一个简单的反问,即可致其于死地:如何定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经营自主权与办学自主权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是权利呢?还是权力呢? 

      不是我们的法官眼太花,实在是我们的公立高校怎么看怎么像——衙门。这一点,足以被我们的子孙传为笑柄。 

      “管理与被管理的合同”,这话怎么听怎么觉着别扭。管理与合同是排斥关系,却被扭曲的体制强行“嫁接”在一起了。该文硬是把学校与学生之间说成是“行政合同”关系,真的是——石破天惊。该文作者真的是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遍查资料、引经据典;但遗憾的是,缺乏反思、辨析和质疑的能力,把所谓的法学专家的现成结论直接拿来,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这就是目前最优秀的学习者的最优秀的表现了。 

      该文涉及了一些与该案有关的具体法律问题,出于不宜自我重复的原因,在此就不一一回应了。有兴趣者可查阅拙作《左氏评析〈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一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文献栏目)。该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具体、细致的分析了该案涉及和我本人发现的诸多法律问题。强力推荐:该文与几乎所有的主流观点形成激烈的碰撞。 

      该文作者在他的文章和他所审理的案件中表达了一种“要善于理解法律,自觉地运用法的精神来解释法律条款的内涵”的精神追求,令在下钦佩之至。这何尝不是我的追求呢?那么,什么是法的精神呢?是高头讲章吗?是神秘玄学吗?是寻觅而不可得的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吗?非也。成文法的面目太生硬、太刻板了,把自然法温柔的内心给掩藏起来了。没什么太神奇的:每一位智慧的长者的每一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可能都蕴含着世间的道理和法的精神。法官,倒不一定当然就是法的精神的发现者。 

      通读全文,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篇用“笔和纸”而并非用“剪刀和浆糊”写就的文章。仅此一点,就可以超越很多的博士和博导儿了。我对该文作者的学历背景不太了然,特别是如果不是很高(本科及以下)的话,我的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崇敬之意。 

      饶亚东,应该是中国当代法官中的杰出代表。 

      2008.8.4.于幸福艺居寓所

    【注释】
    作者简介:左明,男,1969年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农学院政法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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