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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评析《杨宝玺诉天津服装技校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发布时间:2008/4/4 9:59: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937] 评论[0]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08年


    左氏评析《杨宝玺诉天津服装技校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左 明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 

      “服装技校”误打印为“服装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并非学校的法定职责,而实在是学校的约定义务。尽管,法律对这样的约定义务又作了明确规范。 

      原告于2004年刑满释放(具体时间未披露。入狱时间:2000年。),其后,向被告提出发放毕业证的请求。被告于2004年6月2日出具毕业证明。原告于2004年12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也可讨论)。被告于2002年划归第三人管理。 

      且看法官的表述:“由于纺织集团(即本案第三人)疏于管理,导致本案争议纠纷长期未得到解决,最终形成诉讼。”这样的因果关系显然不能成立。被告划归第三人管理之时,原告正在服刑,不可能提出发放毕业证的请求,进而不可能出现争议纠纷,更不存在长期未解决的可能。疏于管理,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说,原告曾经于毕业后(1994年)至入狱前(2000年)向被告提出过发放毕业证的请求(一次或多次),均未果的话。那么第三人应担当的只是疏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之责。 

      被告属于企业办学,毕业生在企业系统内统一分配。这一事实未被原告质疑。若这些情况为原告在报考入学之初就已明知,则服从分配必然成为接受教育进而获得毕业资格的附加条件。这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自愿接受的。而且这样的附加条件合情、合理,并不违背法律和善良风俗。君不见,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必须服从国家分配。无一例外且无人质疑(如果质疑,也一定无效)。 

      恰恰是原告违约在先,拒绝服从分配,违反约定义务自然不能实现约定的权利。得不到毕业证书,天经地义! 

      除非: 

      1、如果原告对被告的附加条件不服,应于报考或录取之时对此提起诉讼。 

      2、如果原告对于分配去向不服,则应于分配之时对此提起诉讼。 

      遗憾的是,原告都没有去做。剩下的苦酒只有自己去喝。 

      1994年毕业(即已知道未获得毕业证书),2004年提起诉讼(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怪也不怪,这分明是中国法治建设飞速发展的十年。想当初,又有谁知道什么是诉讼,什么又是行政诉讼呢! 

      整体的法治缺失,几乎使每一个普通国民都可能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受害者。 

      原告在那样“峥嵘的岁月”里,面对无法选择的强大对手,只能屈辱的签下“不平等条约”。没有谁也没有什么制度能帮助他。对于签署的合约,只能遵守。在不能推翻合约的基础上,任何反抗都是无效的,也是必然失败的。 

      服从分配能否与获得毕业证书相挂钩?抽象而言,此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但回到具体的现实之中,与获得毕业证书相挂钩的又岂止是服从分配呢。例如学费。不交学费,是连上学的资格都没有的,更不要说毕业了。例如委托培养。没有委托单位的鼎力支持,培养是无从谈起的。 

      毕业证书在理论上虽然只具有证明学习者学习经历的单一功能,但是却被现实附加了太多的实用价值。 

      任何附加条件,只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合情顺理,就不应简单否定。 

      弱者与强者讨论公平问题,那纯粹是——痴人说梦。文明的功效不是使这样的幻想成真,而是逐渐消弭二者的差距。 

      2008.3.15.于幸福艺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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