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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评析《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7/10/26 11:47: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456] 评论[0]

    【学科类别】行政诉讼法

    【写作时间】2007年


    一、案眼: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精髓之一就是在比较公益与私益的大小之后——取大而舍小。通常情况下,公益大于私益,但并不绝对,也有例外。例如本案,三个人未交养路费,每人需交720元,合计2160元。这是国家应该获得的利益。原告的31头生猪按照贱卖的价格是每公斤6.6元,按每头猪110公斤计算,合计22506元。这是原告至少应该实现的利益。两相对比,私益是公益的十倍有余。孰大孰小,清晰明确。采取强制扣押行为,必然会导致间接相对人的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因果关系,正常理性足以判断。执法人员明知损害结果的发生而采取放任的态度,已经构成间接故意。在公益与私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利大者优先,而并非——公益优先。在本案中,执法人员按照如下两种方式处置是合乎情理和法理的:1、在时间、人员和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派执法人员跟随欠交养路费的车辆,待其运送生猪完毕,再行扣押。2、当上述条件不具备之时,宁可放过欠交养路费的车辆,使税费流失,也不能强行扣押。“可以暂扣车辆”(言外之意:“也可以不暂扣车辆”),其实法律已经留出了裁量的空间。这种情况可以归入——执法不能的范畴。这不仅不是玩忽职守,而恰恰是真正领会了法律的本来意图,以国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真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比例原则“颠覆”了公益绝对优先的传统、正统理念,在今日之中国尚未被官方所认可。这一原则的接受与认同不仅仅是一个“洗脑”(观念更新)的过程,而实在是民权不断觉醒和发育的过程。 

      二、“臭名昭著”的先行处理程序——形同虚设。 

      本案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不予理睬。请问:原告是提起行政诉讼,还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若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实际解决原告赔偿的要求。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因未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赔偿无从谈起。务实的做法:将两种诉讼——合二为一,具体做法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添加”赔偿请求,一并审理。现行的行政诉讼,仅仅是一种——宣示性诉讼,并不能独立存在,只是其他实质性诉讼的前置条件罢了。 

      三、相对人行为违法,并不能掩盖、抵消行政主体行为违法。 

      本案中,直接相对人未交养路费,行为违法。但这决不是交通局可以违法行政的理由和借口。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确实是由未交养路费的相对人与违法行政的交通局共同造成的,二者缺一损失即可避免。二者相比较,未交养路费侵害的是公路养护体制,而交通局的违法行为对原告损害结果更具有直接性。原告将诉讼的矛头指向交通局,并无不妥。 

      五、机械执法已经是大大的“美化”了交通局的行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体现为:罚款、没收、暂扣财物等等)已经成为行政执法的普遍出发点。深层原因:利益分享制。执法的“经济效益”在国家与执法者之间“暗中分肥”。这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了。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执法人员为什么会如此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忠实的捍卫法律的尊严?实在是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通局恶意执法——一点也不过分。 

      六、立法者在立法之时,对法律是赋予了生命的。 

      法律条文是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的,而不是“行尸走肉”。这原本是尽人皆知的浅显道理。可是“歪嘴和尚”偏偏要把“正经”给读歪了。滥用职权的本质是:违背法律的目的性行使权力。脱离“法意”执行“法条”,还是起因于——自身利益。“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最可怕、最恐怖、最具隐蔽性、最具杀伤力的破坏活动。名曰执法,实为犯法——实乃天下第一冤孽!这是成建制、正当化的违法,远比黑恶势力、江洋大盗、杀人魔王残暴一万倍! 

      假如欠交养路费的车上运送的是危重病人呢?好一个钱字,能让人心变兽心。 

      “依法行政”是可以害死人的。 

      七、计算: 

      死亡生猪的体重,原本应该每一头逐一计量,才真实可信。但因时过境迁,死猪已不存在,无法精确计量,于是采取了出卖的活猪的平均体重(1777÷16≈111)作为认定值。这是一种最相近似、最合乎情理的推理结果,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出卖的活猪的价格为每公斤6.6元。请注意:这一价格为贱卖价格,而非正常价格。遗憾的是原告未能提供当时生猪交易的正常市场价格。以贱卖价格来计算损失,已经——不可能准确了。 

      八、行为的合法性判断。 

      暂扣车辆是标准的行政法律行为。法院回避了对暂扣车辆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其实,片面、孤立地看待这一行为,并不违法。 

      执行暂扣决定是事实行为,而非行政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做出暂扣决定与执行暂扣决定是“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的。暂扣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属于即时强制,决定与执行是不作区分的。执行暂扣决定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将做出暂扣决定与执行暂扣决定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做出暂扣决定之后,何时执行暂扣决定、以何种方式执行暂扣决定将直接关乎其合法性的判断,不同的选择将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判决认定:执行暂扣决定行为(但未能指出是事实行为)是滥用职权,不合法,是极其细微、极见功力的。正是本案最大的亮点。 

      九、细节。 

      生猪的所有权在将生猪装入收猪卡车之时并未转移,否则原告将在装车之时如数得到按照生猪的市场交易价格所计算出的收益。 

      十、问题:交通局行为违法,违反何法? 

      这是一起违反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典型案件。当表面的公益(实际是执法者的私益)与私益发生冲突之时,执法人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与其说执法人员并不“知晓”法律原则,没有“读懂”法律精神,倒不如说他们更“关爱”自己。 

      法律不是用来读的,是用来做的。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主观想象,而是多数人的普遍选择。 

      判也就判了,没有谁会引以为戒的。就像微风拂面之后,涛声依旧。 

      2007.4.22.于幸福艺居寓所 

      

    【注释】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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