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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评析《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7/10/12 7:57: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168] 评论[0]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写作时间】2007年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一、问题:律师的利益冲突。 

      可喜的是,作为本案被告的外经委和第三人之一的侨办两家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都聘请了律师作为代理人,而不再是像以往众多案例中的行政机关一样——踢开律师打官司了。 

      疑点在于:两机关和另一第三人(三联公司)各有一位律师是来自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现有的规则可能并未禁止这一现象(明令禁止的是:来自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不可以在同一诉讼中同时接受对立双方的委托的),毕竟被告与第三人以及第三人与第三人之间不能被简单界定为对立的双方,但多少有“疑似”之嫌,还是“回避”为好。 

      二、问题:身份竞合? 

      本案中两次出现了“梁锦豪”这一名字,第一次:第三人之一的三联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其身份是该公司的职员。第二次:第三人之一的侨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身份是该公司的董事长。不知:此梁锦豪是否为彼梁锦豪?如果是重名重姓,在所不问。假如是同一人,试问:在同一诉讼中一个第三人是否可以同时成为另一个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或者像本案一样:在同一诉讼中一个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可以同时成为另一个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恐怕有“虚化主体”之嫌吧? 

      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好不热闹。 

      三、问题:级别管辖。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而事实却是由省高院来初审。除非本案属于“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只是不知:什么重大、因何复杂? 

      庄严的《行政诉讼法》充其量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人会说:法律规定得不好,所以我们不用它。法律是可以因其好坏而做出取舍的东西吗?中国的成文法,也就是个“参考指南”。真是:父不父(法律不像法律),子不子(国民不像国民)。 

      有道是:真法——隐于心而显于行。 

      四、尴尬:幽默的措辞。 

      本案共有五个第三人,法官在他们的意见表达之前统一冠以“辩称”,不知:辩从何来?与谁争辩——是原告,还是被告,还是他们相互之间? 

      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是一种畸形现象。是法院为了“偷懒”、“省事”而设置的合并审理。将稳固的三角形(法院、原告、被告)诉讼结构异化为摇移不定的四边形(或多边形)结构。应该废弃:其中部分可以转化为证人,部分可以另案审理。 

      五、问题:233号通知的指向及其性质? 

      被告辩称:“233号通知是发给广州市侨办的,属内部行政行为。”如果此言不谬,其结论也是正确的。 

      又出现了内部行政行为涉诉的问题。虽然内部行政行为涉及(更精确的表述应为:提及)了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愚以为——不可诉。原因很简单:内部行政行为对外部相对人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如果内部行政行为不外化为外部行政行为,将永远也不会影响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真正的、实在的对外部相对人产生效力的只能是外部行政行为。不成熟(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的行政行为也是不可诉的。恰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遗憾的是:预警机制是没有的。外部相对人需要等待,耐心的等待,等待外部行政行为作用于自身之时,才能奋起反抗。 

      六、硬伤:珠江公司的外行话。 

      珠江公司称:“143号通知和233号通知均没有指向原告,原告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所有学习过行政法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并非只有行政行为直接指向的相对人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遗憾是:我们发现珠江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之一居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 

      七、问题:为什么会做出143号通知? 

      外经委给出了做出143号通知的理由:鉴于嘉宇公司于1997年7月16日清盘,其已无权处置其资产,由此延伸的协议、合同(特指于1997年10月17日嘉宇公司与爱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合作开发经营“珠江侨都”房地产合同之补充合同》)因此失去了效力。外经委也给出了做出233号通知的理由:“143号通知适用法律有误”,但不知误从何来? 

      疑点:1、清盘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无从考证。2、外经委知晓这一事实的时间未曾提及。3、香港法律的相关内容未曾引述(按照一般法理:企业破产还债期间,其以公平实现债权人债权为目的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例如:实现破产企业尚未实现的债权行为、股权转让行为等等)。 

      即使上述疑点均经证实,最为关键的是:143号通知因此而撤消337号批复和6号批复,无可厚非,但有没有理由也同时撤消9号批复呢?337号批复所涉及的内容是由破产企业因行为能力限制而导致的无效合同所引起的,理应撤消。与上述无效合同密切相关的后续合同也应归于无效,6号批复也应撤消。但是,9号批复的内容却是同意三联公司、珠江公司和广大公司成立侨都公司,这与在先的侨丰公司不是同一主体,与此前的侨丰公司没有因果关联。且慢,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却存在潜在的“继承关系”。在先的侨丰公司与在后的侨都公司,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开发珠江侨都项目——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二者是排斥关系:侨丰公司不死亡,侨都公司就无法诞生。如果侨丰公司之死不合法,那么侨都公司之生也必然不合法。 

      海龙王公司“很可能”是143号通知的总策划,筹委会是导演,外经委是主演。 

      八、隐藏的纰漏:前后矛盾。 

      143号通知表述:“望三联公司能按市府要求进一步做好各方面工作,保证工程能依法顺利推进。”笑话出现了:假如真的按照143号通知的要求去做,“缴回珠江侨都公司的批准证书,并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的注销手续”的话,侨都公司将不复存在,谁来“保证工程依法顺利推进”?是三联公司自己吗?它有合法的资格和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吗?总不会是那个其中一个股东已经在两年前就被清盘,而且股权转让受阻,后来又提前解散不能的——“阴魂不散”的侨丰公司吧? 

      九、疑点:143号通知实际生效过吗? 

      作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从未外化为外部行政行为,也从未对外部相对人发生过任何实际效力。否则,在本案中,就不会有已经被143号通知“企图”注销的侨都公司能够作为第三人而出现。 

      十、问题:行政许可与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平等主体之间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平等主体之间的某些行为除了自愿协商之外,还要受到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并不是对意思自治的否定,而恰恰是国家经审查后认可的意思自治。经行政许可设立的企业,依然是意思自治的产物,在股东之间依然是平等协商关系,行政许可只是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十一、问题:“秘密协议”的由来。 

      费解:在诉讼中,三联公司作为第三人矢口否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声明其与原告之间仅仅是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侨都项目无关。这无疑是在法庭之上给了原告一记响亮的耳光。难道曾经的合伙密谋人反目了吗?背叛了吗? 

      “按广州市珠江侨都筹建委(可能是筹委会之笔误)领导的指示意见”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海龙王公司大有来头——后台很硬。 

      在三联公司与海龙王公司之间签订的“秘密协议”,恐怕不一定体现了签约人的真实意愿。两种可能:1、扭曲意愿。三联公司慑于筹委会的压力,不得不按筹委会的意愿行事,做出了违心的承诺。所以在诉讼中又反唇相讥,合情合理。2、恶意欺骗。三联公司逗海龙王公司玩儿,拿海龙王公司开涮。不合情理,因为三联公司在欺骗过程中无利可图。 

      为什么在“秘密协议”中会有两手准备呢?为什么会预先设想了失败的可能呢?看来筹委会并非可以一手遮天,虽然可以做三联公司的主,但却不一定可以左右侨都公司其他两家股东(即本案第三人:珠江公司和广大公司)的意志。在筹委会掌控的天平之上,三联公司与海龙王公司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三联公司才会签下“以土地换金钱”的屈辱条款。 

      海龙王公司的企图是颠覆性的,即“扼杀”现有的项目公司侨都公司,另起炉灶,在设立的新项目公司中占有半壁江山。 

      《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珠江公司退出”以及“希望珠江公司方面继续参加合作”,不知从何说起? 

      从在诉讼中的表态可以看出,珠江公司和广大公司并不买《会议纪要》的账。对于“秘密协议”要么不知情,要么断然拒绝。珠江公司毫无去意。 

      十二、误区: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可诉性。 

      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可诉性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被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而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可诉性却是一个答案清晰的问题——不可诉,更精确的表述是——不应诉。内部行政行为是针对行政系统内部主体而做出的,根本就没有针对外部关系人,只是内容可能涉及外部关系人。其效力也是只针对内部主体,而不针对外部相对人。至于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会最终受到影响,要看是否有作用于外部相对人的外部行政行为,这样的外部行政行为是根据在先的内部行政行为而做出的,即使不是这一外部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也可因权利、义务受到影响而具有诉权。总之,所有的外部相对人的诉权,都必须基于具有外部效力的外部行政行为。 

      在这一问题上,现行的体制可谓——里外不分、内外无别。看似扩大了外部相对人的诉权疆域,实则是使内部行政行为具有了外部效力。幕后操纵还嫌不够过瘾,非要跳到台前一显身手——也不怕失了身份。 

      内外交错无效原则必须得到落实。早年间,人们将卧室与客厅合二为一,实属无奈,实在是经济实力不济所致,一不留神就会——春光外泄。 

      十三、筹委会:不光彩的角色。 

      筹委会的“保驾护航”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成效:1、三联公司俯首帖耳,依令行事。2、外经委自食前言,积极配合。不知是谁出的“高招”,费尽心机炮制出了143号通知,出乎众人预料之外祭出了“清盘”这一杀手锏,其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十四、问题:行政行为的效力,特别是自我约束力。 

      这是一起诉权之争的案件。整个审理(两审)过程只完成了一项工作: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而未涉及被诉行政行为的效力和合法性问题。 

      现实中,行政机关“酷爱”出尔反尔已经成为常态。真可谓:天下任我行。行政机关可否在事后再次做出相反的意思表示并且生效?关于行政行为的“自缚力”理论已经予以解答。本案被告,无视各方相对人的存在,随意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多个行为,就好像赵云在曹营阵中如入无人之境杀了一个“七进七出”一样,好不痛快。诚信何在?效力何在? 

      十五、问题:政府组建的非常设机构? 

      这样的机构可谓“遍地开花”。政府组建这样的机构可谓“家常便饭”。政府如此的行为及其“产品”公然违背行政主体法定原则和行政职权法定原则。早几年,臭名远扬的郑州市“馒头办”就是典型一例。这样的主体本身就不合法,其职权也就更不合法,但是在现实中却是名正言顺、趾高气扬、畅行无阻、所向披靡。全社会都以之为常态,殊不知这却是国家肌体中的“毒瘤”。行政主体、行政职权已经成为政府的“随意”产物,只要“高兴”,信手拈来、天经地义。政府俨然就是一台高效的“自动取货机”,只要输入指令(而不需金钱),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行政主体假如可以自我授权——国将不国。 

      在本案中,海龙王公司就对政府组建的非常设机构的行为应该且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深信不疑。不是相对人的想象力太过丰富,实在是政府的行为一次又一次的“教育”了群众,使人们不得不得出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十六、问题:注销侨都公司的后果? 

      海龙王公司称:“依法注销了侨都公司,使我公司获得了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与珠江公司在各拥有50%投资权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谈判的权利。”果真如此吗?注销侨都公司与拥有投资权是因果关系吗?恐怕这只是海龙王公司的一厢情愿吧。侨都公司的存在与否与海龙王公司是否可以拥有侨都项目的投资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更不是排斥关系。侨都公司存在,海龙王公司依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拥有侨都项目的投资权。在现实中,海龙王公司也是在承认这一前提下实际运作的。否则,海龙王公司与三联公司的密谋就是多余的,筹委会精心炮制《会议纪要》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可能:上述努力——归于失败。只好另起炉灶,必致侨都公司于死地而后快。只有“枪毙”了现有的侨都公司,海龙王公司才能扫清投资侨都项目的障碍,使侨都公司现有的其他股东(即珠江公司、广大公司)的否决海龙王加入侨都项目的意见归于无效。其用心——何其险恶。 

      但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没有谁在剥夺海龙王的参与竞争的权利,更不是外经委通过行使行政权力侵犯了其平等竞争权,问题的根本在于:侨都公司的现有股东不愿意“带你(海龙王公司)玩儿”。恰如:一个姑娘拒绝了一个小伙子的爱意,小伙子是不能主张自己的自由恋爱权受到了侵犯的。 

      十七、疏漏:张冠李戴。 

      案例表述:“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事实是:一审并未判决,而是裁定。但愿是最高法院的——笔误。 

      行政机关经常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中扮演“不恰当”的角色:一方贿买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继而运用行政权去“打击”另一方,从而达到“借刀杀人”、“公权私用”的目的。行政,要尽量避免成为“打狗棍”,特别是成为具体、个别相对人的“家丁”。 

      结论:行政是经济的延续。 

      2007.4.24.于幸福艺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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