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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
发布时间:2007/10/10 15:12: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062] 评论[0]

    【学科类别】行政管理法

    【写作时间】2007年


    该文列出了几个具体的案例作为引子。粗看之下,的确有些“新奇”,有些难度。俗语有云: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那就要看由什么人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了。愚以为:再艰难的案件也应该有一个相对明确、合理的答案。若是:千人千面,同案不同审,司法也就——有不如无了。 

      在下献丑了: 

      一、“南京紫金山观景台案”。 

      以“损害了自己的优美环境享受权”或“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为由,能否提起诉讼?当然可以。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非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受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起诉就像说话一样,是一个人愿意做就可以做的事情。于是,恶语伤人或滥用诉权成为可能。所有人都知道:能否起诉与能否胜诉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如下要点必须考虑:1、优美环境享受权当然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但不应绝对化。假如:欲穷千里目,就是不上楼,而是非要要求法院把自己家周围的他人的房子全部拆除,一定会成为笑话。没有谁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能要求其他人的权利都要为你的权利让路。这就是权利的相对性。空洞的说自己的权利受损是毫无疑义的。仅有权利受损是不能形成诉讼的。2、南京市规划局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仅仅是案件的关键问题之一。3、即使南京市规划局的行为违法,显然不是任何人均可起诉。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购买了年票是否能够“链接”因果关系? 

      综上,愚以为:假如南京市规划局的行为违法,因该行为所产生的违章建筑——观景台,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相对人,也不可能使其不利影响与特定相对人形成对应关系,即目标对象——难以“锁定”。该行为侵害的是法律和秩序,而不是特定主体的权利。许多合法行为都会限制、抑制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但并不构成侵权,因为其合法,所以其对他人造成的不利后果不称为侵害。假如没有公益诉讼机制的话,只能通过举报,请求有权机关行使其职权,进行查处。如果建设者与审批者同谋,均须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只有审批者违法,则要考虑信赖保护原则,是否拆除违章建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请注意:权利受到挤压,在相当多的时候——非常正常。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大可不必动不动就——为权利而战。片面的权利斗争,战必败。 

      二、“未成年人权益案”。 

      这是一起因举报未果而形成的诉讼。举报的起因是某娱乐场所的色情表演。在我国,色情表演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不是侵权(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行为呢?由于该案未涉及特定的受害人,不法行为挑战的是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具体主体的权利。举报者并非权利受害者,只是出于对被践踏的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而举报。文化局对举报权(而不是具体的实体权利)的无视,并不能引发诉讼。同理,对举报的处理结果不满,也不能引发诉讼。 

      切身的利害关系与诉讼同在。公益诉讼和公诉除外。其实,公诉是因为国家的——切肤之痛。 

      三、“偷税案”。 

      这也是一起举报未果案。 

      四、“婚姻登记案”。 

      婚姻登记的性质?鉴于我国目前对婚姻形式要件的强制要求,婚姻登记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效力,当属行政行为无疑。根据间接相对人原理,对婚姻登记合法性的质疑显然不应限定于婚姻当事人。更加复杂的是,该案的一方婚姻当事人已经去世。由于财产是可以与死者相分离的,因此基于财产继承权是可以由与死者有特定关系的人主张相关权利的。当然,否定婚姻登记的效力还要考虑信赖保护原则。现实中,非法的婚姻登记,婚姻当事人往往难辞其咎。 

      五、“商品房预售许可案”。 

      是长春市房产局的行为违法,还是开发商违法,是需要搞清楚的。如果是开发商欺世盗名,违背许可证登记事项从事活动,应独立承担违法责任,与长春市房产局无关。如果是长春市房产局的许可行为违法(通常是与开发商恶意串通),业主无疑具有诉权。 

      死者和胎儿不能同日而语。死者是绝对非法律主体,而胎儿是相对非法律主体。死亡的判断也是难题:脑死亡还是心死亡?胎儿类似于植物人,均是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至于是否为完整的人,可以讨论。 

      死者断然没有任何权利。死者享有某些著作权,纯属臆造。对逝去的作者的保护,只是表象,甚至就是假象,真正保护的是人类的共同尊严和公序良俗。是立法者没有搞清楚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至于作者在死后所享有的财产权,也是假象,其实是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的延时支付。在死亡的一刹那,将财产所有权(已经实现的和将要实现的)转移给继承人。 

      组织有真死与假死之别。真死的,发生资格转移。假死的,自己主张权利。所谓假死,即组织的死亡本身就是由于效力待定且发生争议的行政行为所致,因此属于生死未卜。 

      该文回避了敏感的原告资格转移的话题。诉讼资格转移的本质:通过被转移人实现诉权来主张相关权利,最终回归于死者财产权利的顺利转移。因为诉讼资格被转移人很可能就是诉争财产权利的潜在所有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顺理成章。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诉讼资格转移是不能成立的。空洞的为死者讨回公道、恢复名誉、要个说法等情况,均与权利与主体对应原则相矛盾。 

      该文对由“其他人身权、财产权”而引发的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规定应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理解明显偏颇。最起码的中文语义逻辑:其他是除上述之外之意。否则,完全可以不必使用“其他”二字。“其他”显然是拾遗补缺之用。“人身权、财产权”显然是立法者反复斟酌的产物。否则一个“合法权利”足矣。 

      该文作者认为:经营自主权与获得行政许可权不属于“人身权、财产权”,而是自由权的表现。倒要请问:自由权与人身权、财产权是何关系?自由权与人身权、财产权是同一分类标准项下的分类结果吗?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权利既不属于人身权也不属于财产权吗?恐怕该文作者和立法者均不解“人身权、财产权”其意。分类之前,先要明确分类标准。权利家族的“娘家人”和“婆家人”——乱成一锅粥。 

      看来对于汉字和立法原意,的确需要理性理解。最为荒唐的是:立法者居然不知道自己所立之法是为何意。但立法者言出即法,只好——将错就错了。 

      好一个“任何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可规定可诉的行政案件”。《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其中包括:诉讼和仲裁制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诉讼法的法源止步于法律(仅指最高议会之立法)。关于何种情况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包括任何诉讼),是除了法律之外任何规范性文件都不能染指的。 

      俗语云:有理不在声高,可引申出:是否有理不取决于言说者的身份。该文作者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置中文的语义逻辑与法律专门用语的一般含义于不顾,主观意愿前行,已经不是解释法律,而是改造法律。有意歪曲法律(尽管可能出于良好的愿望)与发展法律是截然不同的。 

      难道,假如《广告法》没有规定“广告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人民就不享有身心健康的权益啦?法官就不能支持当事人的身心健康的权益啦?权利法定,真咄咄怪事。按照不同的标准,权利的形态与名称,细数之下,何止千万。权利与生俱来,法律可以做的只是限制权利。 

      一般而言,行政机关非针对特定间接相对人而做出的违法具体行为(典型的例子:工商部门在既没有投诉也不是举报的情况下,怠于监督检查不特定的不法商贩),应承担“抽象”违法责任无疑,是否需承担因此而造成的致间接相对人权益受损的责任?应当慎而又慎。因为直接的侵权人是该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 

      业主家里丢了东西,如果抓不到小偷,也要与物业理论理论。孩子在学校被课桌划伤了手指,如果找不到课桌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家长也要向学校讨个说法。多么复杂的利害关系网呀。国家要不要成为任何一个特定违法侵权人的无限连带责任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与国家的使命与职责定位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被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只有经过权衡而被法律所舍弃的权利。很难说一种权利是错误的、不当的,如果不能实现,一定是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其他权利或其他人的权利。在不同的权利或不同的人的权利之间比大小,是一种模糊的说法。这是一种权衡之后的取舍。有的时候是当事人自己取舍,有的时候是居中裁判人来取舍。 

      从《商标法》中关于“任何人均可对初步审定的商标提出异议”的规定,显然不能得出“公益诉讼的一种样式就产生了”的结论。该条款只能理解为: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人,即其具体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未来的商标权的侵害之人。公益诉讼是极其特殊的诉讼形态,如果一国要确立公益诉讼制度,必须要以特别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绝不可能含糊其辞,更不可能随意推测。 

      任何人均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职责的权利。但是行政机关对这一请求权的回应与否或回应内容,并不必然构成请求权人提起诉讼的理由。如果行政机关的回应行为直接指向该请求人,则诉权成立。如果行政机关的回应行为直接指向他人,而请求人并不能从该回应行为中获益(或减少损失),则诉权恐难成立。如果某人遭受损失或减少利益是由于行政机关以外的主体行为直接所致,则应以该行为主体为对象提起诉讼。如果该侵权行为是建立在一个违法(主观认为)的行政行为的基础之上(即无违法行政便无侵权行为),则可一并提起行政诉讼。 

      该文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过了一遍筛子,筛子的孔隙相当之细密,筛过的物品自然也就——细致入微了。 

        

      2007.9.14.于幸福艺居寓所 

      

    【注释】
    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

    作者:沈 岿

    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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