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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批判,毋宁死——读《不要以批评刑法立法为时髦》
发布时间:2019/11/11 12:32:43 作者:左明 点击率[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学术批判;批评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写作时间】2019年


      《不要以批评刑法立法为时髦》,作者:周光权;出处:《刑法学习定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我所阅读的文本来自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宝引证码:CLI.A.0110007。
     
      事先说明:该文所谓的“刑法”,语义相当含混、表达十分模糊,有可能包括了作为学术研究的刑法学和作为法律规范的刑法这两重含义。
     
      我相当怀疑:批评刑法立法,真的是当下的时髦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可真是善莫大焉!
     
      该文的中文摘要是这样表述的:“学者、实务家的真本事是解释刑法,刑法学研究应当以法律适用为核心,关注个案裁判结论的妥当与否,用好、用活教义学知识与教义学方法。”
     
      好一个“解释刑法”!请问:到底什么是“解释”?解释,是“分析阐明”或者“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的意思(引自《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之“解释”词条)。纯粹的解释,显然不具有创新的意味。
     
      请问:到底谁应该去解释刑法?愚以为:似乎只有那些真实、有效的参与适用刑法之人,才需要、才可能去解释刑法。与之相匹配的,当然应该是所谓的“实务家”(例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监察官等等)了。
     
      请问:学者,真正的法学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应该是干什么的?难道应该去解释立法吗?至少愚以为:以解释立法为天职(请联想——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人),那一定是真正的法学学者的奇耻大辱!
     
      请问:坐在清华大学教室里的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包括最低等级的本科生),会期待他们的法学教授(也不知道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是否给本科生授课)去解释刑法吗?
     
      当然,坐在那些不入流高校教室里的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倒是完全有可能会等待他们的法学教师去解释刑法,倒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学生真的无法理解甚至不能理解刑法,而肯定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自己学习刑法。
     
      也许,解释刑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不是一项凡人皆会的工作。解释刑法,也有水平高低之别。
     
      在司法活动中解释刑法与在教学活动中解释刑法,此二者并非完全相同,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适用刑法,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深刻理解刑法。
     
      在司法活动中能够准确适用刑法,就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而在教学活动中能够深刻理解刑法,则恐怕仅仅只是真正学习的开始,还远远没有达到光辉的彼岸。
     
      鄙人曾经撰写了大约一百篇解读中国法律(狭义而非广义)的作品,虽然名为解读,实质则是——批判!
     
      试问天下:没有批判,何来提高?
     
      倒要请教:仅仅通过解释刑法,能够完善刑法实践、提高刑法学术吗?
     
      好一个“刑法学研究应当以法律适用为核心”!这恐怕是除了该文作者以外所有其他刑法学者(而非刑法实务工作者)都不敢苟同的骇人结论吧?如果这真的就是刑法学界的集体共识的话,那么我可就真的开始忧虑法学、怀疑人生了。我以为是不是少打了两个字,难道不应该是——刑法学案例研究应该以法律适用为核心吗?
     
      刑法学研究与刑法学案例研究,此二者可是典型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呀!怎么能够以偏概全呢?
     
      所有的实践部门法学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法律适用为核心”!更进一步,法学学术研究的本质,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法律适用为核心”!
     
      该文作者这明显是把法学学术研究给定位为技能培训、实务操练的节奏。
     
      刑法学研究应该“关注个案裁判结论的妥当与否”吗?恐怕应该是刑法学具体的、特定的案例研究应该关注个案裁判结论的妥当与否吧。
     
      刑法学研究应该“用好、用活教义学知识与教义学方法”吗?这恐怕应该是刑法学教学的任务和目标吧。而且,这也一定是最低层次的教学样态。
     
      特别声明:对于时下颇为时髦的“教义学”这个词汇,本人相当反感、坚决鄙视。
     
      看完“中文摘要”,我的心里开始有底了。
     
      “研习刑法问题时,无论你是在阅读刑法著作、撰写论文还是分析处理案件,都离不开刑法立法的规定。”
     
      学者研习的真正对象应该是广义的学术,而显然不仅仅只是具体的问题。
     
      大量的刑法学著作和刑法学论文,都完全有可能会离开“刑法立法的规定”。至少,大量的行政法学著作和行政法学论文,都确确实实离开了行政法立法的规定。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立法,是一个很值得各位在学习刑法时关注的问题。”
     
      别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立法”,我不敢妄议。鄙人对待立法的态度绝对旗帜鲜明——批判!希望读者诸君在学习法学或者法律时能够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
     
      “对此,我的基本建议是:学者以及司法实务者的使命都是解释和适用刑法,不能动辄批评刑法立法,更不能以批评刑法立法为时髦;不要以为中国刑法立法和国外立法应该差异很大;不要轻易说我们刑法中的哪一条规定是象征性的;在写刑法论文时,原则上不选择立法建议方面的题目。”
     
      请问:学者的使命是“解释和适用刑法”吗?这不是摆明了要抢司法实务者饭碗的节奏嘛!
     
      好一个“动辄”!请问:在今日之中国,“批评刑法立法”的情况是太多了吗?难道不依旧还是太少了吗?
     
      学术,肯定不同于时尚,当然不应该九毛追弟弟——赶十毛(时髦)。
     
      不要时髦,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可以与该文作者达成共识。
     
      认识中国刑法立法与外国(既然前者是“中国”而不是国内,那么后者就不应该是“国外”)刑法立法之间的差异,当然不能以“以为”为根据了。到底是“很大”,还是很小,或者是不大不小,这似乎应该是一个清楚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模糊的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任何严谨的学术判断,都不应该“轻易”得出。
     
      事实胜于雄辩!岂止是“一条规定”,中国法律(狭义而非广义)的太多条款,根本就都是“象征性”的。要证据吗?想看到证据吗?那么就请去不耻下读一下鄙人的约百篇解读中国法律的系列作品(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该文作者关于撰写刑法学论文(注意:不应该是“刑法论文”)的选题建议,不知有何深意?愿闻其详。
     
      一、尽量少写立法论方面的文章
     
      “我感觉上述批评立法的观点缺乏建设性,意义很有限。”
     
      哇塞!难道这就是“尽量少写立法论方面的文章”的正当理由所在吗?
     
      愚以为:该文作者这明显也是在“批评”。只不过“批评”的对象不是立法,而是学术(针对他人的学术作品)。
     
      如果是我感觉某些“批评立法的观点缺乏建设性,意义很有限”的话,那么我的态度肯定与该文作者截然不同:绝对不是提出“尽量少写立法论方面的文章”的建议,而当然是希望批评立法的观点更加具有建设性,因此也就更有意义。
     
      但愿,该文作者绝对没有因噎废食的意思。
     
      “无论你认为刑法修改较为频繁也好,还是认为刑法修改与你的预期不一致也好,你都得承认,上述两个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及时回应了转型社会所产生的某些特殊问题。”
     
      承认“上述两个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及时回应了转型社会所产生的某些特殊问题”与“认为刑法修改较为频繁”和“认为刑法修改与你的预期不一致”,这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根本就互不冲突。
     
      “在保障民生方面,刑法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哇塞!难道这也是“尽量少写立法论方面的文章”的正当理由所在吗?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各位在写作刑法论文时,要尽量多写解释论或教义学方面的文章。”
     
      倒要请教:《刑法》文本,就放在哪儿,你也解释、我也解释,如果大家都去解释的话,那么还怎么“尽量多写解释论或教义学方面的文章”呀?难道解释《刑法》会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吗?
     
      该文作者这应该不会是号召大家一起为《刑法》齐唱赞歌的意思吧。
     
      “‘撰写解释论的文章,必须尊重现行法,受现行法的约束,致力于现行法具体法律条文、制度的准确理解、解释和正确适用,即使经过你的研究发现某个具体条文、制度存在不足、不当乃至失误,你的任务也只能是在不违反本法立法政策目的的前提下,运用种种解释方法,对该具体条文、制度予以弥补、补救以实现其规范目的,而不是进行批判或进行修改。’”
     
      这明显是一段引文,但是,笔者所看到的该文文本却没有注明其出处。
     
      如何“撰写解释论的文章”?实在抱歉!对此,鄙人不感兴趣、不屑一顾、无话可说。
     
      如果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某个具体条文、制度存在不足、不当乃至失误”,到底应该怎么办?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办法相当简单明快,那就是:明确指出“某个具体条文、制度存在不足、不当乃至失误”,并进行相应的论证、给出适当的理由。当然,我还会尽最大可能“对该具体条文、制度予以弥补、补救以实现其规范目的”,除非“该具体条文、制度”已经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烂透了,那也就只能是彻底否定——归于废止。在这一过程中,我当然不会“运用种种解释方法”,而肯定是以“进行批判或进行修改”的方式展开上述活动。
     
      “所以,我很真诚地提示各位,有关立法建议、立法批评之类的文章,原则上不要写。”
     
      到底是因为什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所以”了?难道就是基于以上的奇葩理由吗?
     
      如果是目前很多“有关立法建议、立法批评之类的文章”水平有限、恐难成立的话,那么真诚的、友善的提示似乎也不应该是“不要写”,而应该是——继续努力、不断提高。
     
      “即便有要写这方面论文的冲动,确实也压抑不住这种冲动,也还有一个写作的时机问题。”
     
      在现实中,真的会有“压抑不住这种冲动”的学者吗?请允许我向这样的学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不错,在很多情况下,“时机”确实是实务操作领域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严谨的学者自然会在提出理论方案的同时也明确提示将其付诸实践的时间步骤。因此,应该并不存在所谓的“写作的时机问题”。
     
      近代德国著名的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似乎就可以被认为是——批判。请问:他们的批判是合乎时宜的吗?是找准时机了吗?他们的批判是可以或者应该立即、马上付诸实现的吗?在今日去反观历史,他们相当部分的批判是不是也都明显有些儿“猴儿急”了呢?
     
      方向指引的批判与方案制定的批判,应该有所不同。前者与时机关系不大,而后者则与时机关系密切。例如:本文对该文的批判,就当属方向指引的批判。
     
      “比如,在国家立法机关准备启动立法程序时,或者在法律草案讨论过程中,有关立法的文章当然可以写。”
     
      有没有搞错!难道学者的写作还要与立法机关的行动亦步亦趋、完美匹配吗?
     
      请问:按照国家意志随声附和的人,还好意思被称为真正的学者吗?
     
      有的时候,鄙人特意选择在某部法律刚刚公布之际对其猛烈开火、穷追猛打。
     
      原因非常简单:我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成为立法建议。我批判立法的作品不是写给立法机关的,而是写给中国的有志青年的。
     
      “但是,尽量不要去批评立法,说哪一个罪名设置不合理,或者哪一条规定不准确,这样的批评意义很有限。”
     
      不难看出:该文作者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
     
      难道面对“不合理”或者“不准确”,还不可以说吗?就不应该说吗?这可真是现实版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呀!
     
      试问:难道批判者能够仅仅因为被批判者拒绝接受批判就放弃继续批判吗?
     
      请问:批判的意义或者目的(即意欲达到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是使被批判者心悦诚服、感恩戴德吗?也许还真有这样的被批判者,但是,这样的被批判者真的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批判的效果,其实已经与批判者关系不大了。特别是方向指引的批判,其实质就是贡献给人类的一般智慧成果。至于人们是否理解进而运用,那完全就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了。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形态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光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就一定包括许许多多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人们(包括普通国民和国家领导人)真的就都会自然而然的按照这一真理去付诸行动吗?
     
      “‘确实,世间并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刑法典。但是,我们并不比立法者更聪明,当我们自认为发现了某个刑法漏洞时,这很有可能是我们思维不周的产物,而不是刑法本身果真有缺陷。再说,即便发现刑法有漏洞,完善刑法的过程是漫长的,而摆在眼前的案件是急待处理的,如何处理当下的案件才是问题所在。因此,努力地、妥善地解释刑法规定,远比指责刑事立法不当重要得多。整天拿着放大镜,到处挑刑法典的毛病,这不是在修习刑法学,而是来砸刑法学的场子的。’”
     
      这明显是一段引文,但是,笔者所看到的该文文本却没有注明其出处。
     
      不错,世间确实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完美,但是,真正的学者却不应该不永不停歇的去追求完美!
     
      敢问:中国的立法者,到底是谁?请您现身!!!请千万不要告诉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其代表)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其组成人员),它们(通过他们)也只是狭义法律的名义立法者。
     
      中国真正的立法者是肯定不会显露真颜的。尽管我不必说破,其实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过就是实际掌握中国国家命运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罢了。
     
      真正令法律人或者法学人感兴趣的,倒是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到底是谁?请您现身!!!他们,应该不是法盲;他们,似乎应该是法律或者法学专家,而且理应是顶级专家。他们到底水平如何?别看头衔,看作品。
     
      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法律(狭义而非广义)文本(就更不要说其他杂七杂八、阿猫阿狗的浩如烟海的各级各类规范性文件了),至少鄙人阅读之后的感慨是:不敢恭维!!!
     
      也许,该文作者确实是“并不比立法者更聪明”。也许,还有太多的所谓的专家学者确实是“并不比立法者更聪明”。但是,仅基于此却并不能必然得出没有人“并不比立法者更聪明”的结论。
     
      任何人的思维都不可能完美无瑕、滴水不漏,当然也包括批判者在内!但是,这是使人不要批判、放弃批判的正当理由吗?
     
      到底是批判者思维不周,还是被批判者思维不周,请不要猜测,更不应武断,当然应该在让被批判者表达之后,也让批判者去发声。中国民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
     
      让别人闭嘴,这只能算是强盗的逻辑。
     
      真理,难道还惧怕被质疑、被批判吗???!!!
     
      不错,“完善刑法的过程是漫长的”,但这却不是不立即、不马上启动完善工作的恰当理由。应该等待吗?等待什么呢?该不是等黄花菜都凉了吧!
     
      不错,“如何处理当下的案件”,确实是“问题所在”,但却不是问题的唯一所在,更不是唯一问题的所在。
     
      中国古训: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考虑问题,可不能只想“当下”、只看眼前呀!
     
      请问:“努力地、妥善地解释刑法规定”,其表现和结果到底是什么?是定于一尊?还是众说纷纭?如果您的解释与立法者、上位者不一致,又该当如何?如果可以各抒己见、各执一词的话,那不就正是我所期待的批判的繁荣景象嘛!
     
      请问:解释立法,到底是只能有一个声音,还是可以有多个声音?如果是只能有一个声音的话,那么在有了最高级、最权威的解释之后,其他人似乎就应该闭嘴了、就可以歇菜了、就无需再进行解释了。如果非要张嘴的话,那么也一定是在无休止的重复那个唯一的解释。如果是可以有多个声音的话,那么在一片嘈杂之中,人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各说各话,难道在本质上这不恰恰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判格局吗?
     
      请教该文作者:您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您这到底是哪个意思呀?
     
      批判,远不同于“指责”。批判,不仅有结论,更有理由;不仅有破坏,更有建设。“指责”,那只是“怨妇”(其实无关性别)的情绪宣泄。
     
      请问:今日中国有整天拿着放大镜以极严肃、极认真的批判态度潜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真正的学者吗?如果真有的话,请允许我向他们(无关性别)致以崇高的敬礼!
     
      难道那些不拿放大镜的近视眼、老花眼、马虎眼、势利眼、稀松二五眼,反倒是“在修习刑法学”吗?
     
      倒要请教:挑不到“毛病”、发现不了问题,谈何进步?如何完善?
     
      请问:刑法或者刑法学,是一个游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场子”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砸呢?只要是“场子”,就都应该可以砸。如果不想被砸、害怕被砸的话,那么就请卷起铺盖——滚蛋。
     
      “特别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写硕士或者博士毕业论文,要尽量避免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
     
      对此,该文作者没有给出理由。鄙人倒是很愿意给出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理由: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很有可能就是被批判立法的起草人。
     
      我为什么不去攻读博士学位呢?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害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所批判的对象恰好就是我的导师或者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让他们集体下不来台,那该多么尴尬、多么难为情呀!
     
      “对此,2009年4月2日,黄卉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社‘私法纵横’第四讲中曾有一个非常到位的评论:
     
      在我们的法律文化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法律现实当中还存在着一种立法的惯性甚至迷信,好像觉得我们现在的法律困境都是立法不善造成的,这是个非常大的误会。这个判断我是在北大才形成的。北大有大批的法律硕士,所以要审阅非常多的法硕论文。论文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一个共同点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但最后都会提出立法或修法意见。前面东说西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他有一个立法意见,而且好几方面的,都是非常宏大的立法意见。”
     
      这一次倒是指明了观点的出处。
     
      敢问:我们(即当代中国)有所谓的“法律文化”吗?恐怕我们有的也就只是法律现象或者“法律现实”吧!这算不算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呀?
     
      哇塞!“我们现在的法律困境都是立法不善造成的”,请问:这能够算是立法“惯性”或者立法“迷信”吗?这话是不是恰恰给说反了呢?
     
      也不知道黄卉教授能够恭维的“法硕”论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此,在精读了数百篇本学科(即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核心”专业论文之后的“北农讲师”有话要说:目前,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领域里最高端的顶尖学者(当然至少都是教授兼博导级别)的论文质量,鄙人“实在不敢恭维”。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整明白的情况下,虽然不一定“最后都会提出立法或修法意见”,但通常都会提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结论。东拉西扯,那简直就是必须的!批判痕迹肯定是难觅其踪,最后总是能够整出一大堆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空话、废话一般的学术成果。
     
      由此观之:这些“法硕”论文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至少在批判态度上,学生明显超过了老师。
     
      “黄卉教授的批评不仅对法律硕士适用,她所指出的论文选题近乎病态地迷恋立法论的现状在刑法学硕士、博士毕业论文中也照样存在。”
     
      不难看出:黄卉教授批评的真正对象,应该是论文作者的学术基本功。民间俗语:连走都还没学会呢,就想去跑,那怎么可能不摔跟头呢。
     
      也许,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就是:老老实实回到起点——废除各个级别所谓的学位论文写作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撰写某个专题的文献综述。
     
      批判,本无过。没有能力进行批判而进行的批判,往往会把批判给搞砸。需要提高的是批判的能力,而不是去否定批判这个永恒的方法。
     
      “比如,有一个刑法专业博士生写毕业论文,将选题方向定为‘刑法象征性立法之批判’。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题目,因为这样的选题方向决定了你一定要朝着批评立法的方向去写,而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也一定会针对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规定增多、帮助行为正犯化等立法趋势展开批评。”
     
      我认为:这个题目本身,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我更愿意将其认为是“一个好题目”)。唯一令人担忧的就是:该作者是否能够驾驭这个论题。
     
      既然“批判”二字都已经明白无误的宣示于题目之中了,那就当然应该将批判行为贯穿于具体写作过程中。至于该作品的内容“一定会针对”什么,还是不要妄加猜测为好。
     
      “其实,这样的批评未必有理,而且这样的写作方式及其结论,都是读者早就能够预想到的,用二三十万字来讲似乎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得出的结论又没有任何出人意料之处,这样的博士论文确实价值有限,没有建设性。”
     
      是否有理,有文为证。岂能“未审先裁”——抛开事实、意定结论?
     
      拜托!难道解释立法“这样的写作方式及其结论”,就是读者不能够早就预想到的了吗?难道就不是“用二三十万字来讲似乎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得出的结论又没有任何出人意料之处”了吗?难道解释立法的博士论文就价值无限,就有建设性了吗?
     
      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于教师而言,学生的学术水平几乎注定是相形见绌、存在差距的。但是,这却不应该成为教师评价学生的事实基础和评判依据。
     
      学生也好、教师也罢,他们之所以去写那些海量的荒唐作品,完全就是逼良为娼的制度一手造成的结果。
     
      “如果你真的觉得抽象危险犯、帮助行为正犯化等立法有其不足,为什么不去转而写如何建构裁判规则,以在实践中限定抽象危险犯、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运用,从而达到你的目的?”
     
      建构新的规则,不就是将要、不就是正在打破、否定现有规则吗?而打破、否定的本质,不恰恰就是批判吗?
     
      批判,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行动指南。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倒不一定非要使用“批判”二字不可。批判的精髓,就在于质疑、挑战、否定,而不是服从、遵守、照办。
     
      该文作者实在是——“批判”二字障目,不见学术本真。
     
      “换言之,对你所思考的问题,不去批评立法,而是围绕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进行教义学思考,仍然可以写出好文章。”
     
      准确适用规则的前提,当然应该是规则本身是正确的或者是没有明显问题的。如果失去了这一前提,那还何谈什么“如何准确适用进行教义学思考”呢?在如此荒诞的条件下,怎么可能会“写出好文章”呢?
     
      “关于立法论的问题不适宜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还有很多例子,比如,尽量不写针对某罪实施重刑的论文:例如,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置死刑这样的文章,毫无理论价值。”
     
      请问:这一选题能够算是“关于立法论的问题”吗?能够算是批评立法的论题吗?
     
      该文作者也认为该选题仅仅是“毫无理论价值”而已,而根本就没有触碰该文作者的“红线”——批评立法。
     
      该文作者在行文中,悄无声息的在偷换论题。
     
      “再比如,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降到14周岁以下,有的同学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试图将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题目。”
     
      该文作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题目”,并且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既然您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就当然可以批评您。可千万不要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凌局面。
     
      坦白而言:不要说在立法批评方面,就是在任何法学专业学术方面(其中就包括解释立法方面),一般的学生都肯定不是一般的教师的对手(教师毕竟多吃了几年咸盐)。后者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指出前者作品中的诸多不足。
     
      该文就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批评文章,只不过批评的对象不是现行立法,而是涉世未深、年轻识浅的学生及其作品。如果合乎逻辑的进行推理的话,该文作者自己恐怕从来都不曾批评过立法,最多也就是偶尔为之。但愿,这种局面不是欺软怕硬的结果。
     
      鄙人开展批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刀下不死无名鬼——不够档次的对手、对象,是没有资格被我批判的。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对此高论,鄙人不敢苟同。
     
      愚以为:在纯粹的理想上,法律不应该是嘲笑的对象。
     
      毫无疑问:不应该被嘲笑的法律,只在天国有,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法律都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可能完善的。相对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法律,作为世俗而非宗教现象,原本就不应该是信仰的对象。法律的本质那可是相当的扎心——不过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罢了。法律与圣洁无关;法律由权力撑腰。难道作为“必要之恶”的权力,不可以、不应该被嘲笑吗?
     
      权力,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绝对不应该是真正的学者盲目服从的对象。
     
      研习法律或者法学之人,有责任、有使命去打破法律神话。请法律走下神坛,让法律还俗。
     
      没有了光环笼罩和遮羞布包裹的法律,很可能奇臭无比、奇丑无比!
     
      “‘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
     
      这明显是一段引文,但是,笔者所看到的该文文本却没有注明其出处。
     
      法律,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
     
      不能“随意批判”的又岂止是法律呢?不能“随意主张修改”的又岂止是法律呢?
     
      批判,鄙人是严肃的、是认真的!
     
      解释,当然应该是合理的。难道立法不也应该是合理的吗?难道不合理的立法也不可以被批判吗?
     
      批判的本质是——与批判的对象不同;解释的本质是——与解释的对象相同。
     
      但是,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解释似乎也可以表现为批判。不同的、独到的、新颖的解释,似乎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批判。
     
      我的天呀!倒要请教:如何才能“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您这明显是无中生有、大变活人的魔术戏法儿呀!请问:这样的解释,还有一点点的法律精神吗?这样的解释绝对是骇人听闻、恐怖至极!
     
      这样的解释,也是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批判的,而只能被认为是肆意歪曲、亵渎法律和学术。
     
      也不知道这一高论到底是出自何人之口?
     
      “因此,各位学习刑法一定要刻意去训练自己解释刑法的能力,而不是对刑法立法进行批评。”
     
      敢问:如何识别、辨别“解释刑法的能力”的高低上下?如果大家解释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么是否就说明大家的水平能力也都是一样的呢?以相同解释对象为选题的论文,是只能有一篇呢?还是只要写一篇,就可以发一篇呢?
     
      嗨!我真糊涂!该文作者的主张是不要随意批评立法,而不是不要随意批评解释。不同的解释者针对不同的解释,还是可以尽情批评的。
     
      余皆可批,唯法不可批。由此观之:该文作者是立法尊严的坚定捍卫者。
     
      可问题是:中国的法律真的值得去誓死捍卫吗?这算不算是愚忠呢?
     
      嗨!我好像有点儿开窍儿了、有点儿上道儿了!该文作者该不会就是现行刑事立法的“立法者”吧???
     
      “也就是说,学刑法,是为了用好、用活刑法,而不是单纯为了批评刑法。”
     
      真的应该调查统计一下:使用、适用刑法的人与批判刑法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数量关系和比例关系。
     
      拜托!“单纯”批判刑法,那得是多么“高、大、上”的人士呀!当今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人吗?
     
      “如果仅仅为了批评刑法,各位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借用黄卉教授的说法就是:‘立法空白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出生太晚了,我都晚了。’”
     
      请问:批判刑法的黄金时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请问:立法空白与批判立法,此二者是一回事儿吗?
     
      愚以为:当今中国的所有法律,在不太久远的将来,必定会被彻底推到重来!
     
      这就是“北农讲师”与“北大”教授和“清华”教授的根本分歧所在。
     
      左明,就是为批判而生!左明所置身的时代,就是批判的黄金时代!
     
      二、立法中哪些问题可以成为你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认为,对立法并非绝对不可以进行批评。但批评一定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一定要明确应该批评什么?”
     
      愚以为:对立法当然绝对可以进行批评。批判立法,完全可以成为部分法学学者的核心工作之一。
     
      批评的限度、维度、尺度,主要是由批判者的能力和水平所决定的。走钢丝,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难比登天;但是,对于那些精于此道的杂技演员而言,则如履平地。
     
      没有明确对象的批判,那一定是蹩脚的批判。
     
      “我认为,对于刑法立法,大致有两个问题,研习刑法的人可以提出质疑”。
     
      真是超级搞笑!难道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只有“两个问题”是研习刑法的人可以提出质疑的吗?
     
      难道批判的对象,还可以、还应该由别人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吗?
     
      “立法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批评的结果。”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但是,更大的事实则是:几乎所有法律的草案都必定是由学者捉刀代笔的。
     
      法律的文字表述,就是某些学者的心血之作。而这些学者的真实水平,其炫目的各种头衔是无法背书担保的。
     
      再次请问:法律,还神秘吗?还神圣吗?还高不可攀吗?还不可批判吗?
     
      “国外将犯罪化和重刑化、应对措施严厉化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存在很多疑问,不值得我们效仿。”
     
      这就是即时鲜活、不折不扣的批判。只不过该文作者只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外的刑事立法,颇有隔靴搔痒之嫌。
     
      “因此,针对过重的刑罚规定,我认为学者提出必要的质疑,以推动刑罚轻缓化,是有其合理性的。”
     
      是否应该进行批判、是否可以展开批判,显然不是由该文作者的主观好恶、个人评判所能够决定的。
     
      随后,该文作者对中国的刑事立法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批评”。确实值得充分肯定。
     
      “除了上述诸方面之外,再对立法进行批评未必合时宜。”
     
      该文作者如此这般的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傲慢态度——“未必合时宜”。
     
      “我觉得,在立法过程中,刑法学者应该尽可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请问:难道批判不就是最好的、绝佳的“提供建设性的意见”的方式吗?
     
      请不要搞错!只会否定、只能说不,那可绝不是真正的批判。
     
      “一旦法律通过之后,学者的使命就不再是一味地批评、指责立法,不要动辄就把刑法典形容为一个‘四处漏水的木桶’,而应怀着敬畏之心去认真解释刑法条文,使得某些粗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瑕疵的立法在实践中能够合理、有效地运行,从而把刑法解释得没有漏洞。”
     
      我相当怀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味地批评、指责立法”的学者吗?
     
      即便是以批判为使命的左某人,也还要在批判立法的间歇去批判其他。请不要总可着一只羊薅羊毛。
     
      法律的错漏,注定是恒常的、永久的。批判法律,没有也不应该有时间限制。
     
      中国的“刑法典”到底是不是“一个‘四处漏水的木桶’”,并不会因为不让这样说就一定不是。
     
      真正的学者,当然应该心怀敬畏!但是,敬畏的对象是且仅是——真理,而不是其他,更不是错漏百出的法律。
     
      我相当困惑:“认真解释刑法条文”,真的是特别巨大、庞大的工作量吗?真的值得所有的刑法学者都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吗?
     
      这该不会是在——集体洗煤球吧???!!!
     
      我的天呀!解释,居然能够将瑕疵给变成美玉;竟然能够将漏洞给修补完善。请问:这还是解释吗?这还是解释的原本含义吗?如此神出鬼没、无所不能的解释,简直就是——不是立法、胜过立法。敢情该文作者所谓的解释法律,就是变相立法呀!
     
      愚以为:如此解释法律的力度,完全可以秒杀批判立法。
     
      真正的内心纯净的立法批判者,从来也不会奢望成为实际的立法者。
     
      “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立法不是嘲笑的对象’。”
     
      在任何一点上,我都不赞成张明楷教授的这一高论。
     
      难道真理不应该去嘲笑谬误吗?尽管在现实中,总是谬误去嘲笑真理。
     
      立法,根本就不值得去捍卫。真正应该被守护的,当然应该是真理。
     
      “确实,对学者而言,已经颁行的刑法典是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可以肆意嘲笑和横加指责的对象。”
     
      说得好!说得妙!好就好在、妙就妙在“肆意”和“横加”这两个修饰限定词上了。
     
      理性批判,自然不同于泼妇骂街。蛮横无理的批判,不是真正的批判。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立法、司法和学者解释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刑事法治的形成都极其重要,对立法的过多批评会损及法律的尊严、权威和统一性。”
     
      请问:到底什么是“良性互动”?该不会是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吧?
     
      好一个“过多”!标准何在?至少愚以为:不是“过多”,而是太少。
     
      请问:不允许被批判但却错漏百出的法律,尊严吗?权威吗?统一吗?
     
      那件除了一个小男孩之外举国赞颂的“皇帝的新装”,真的是无比华美吗?
     
      三、不要轻易说我们的立法是象征性的
     
      轻易,显然是严谨的死敌。
     
      该文作者虽然占据了这一道义制高点,但是,显然无法阻遏人们对象征性立法正常开展有理有据的批判。
     
      “但是,这种批评未必有理。”
     
      这当然是良好、正常的学术表态。
     
      “所有的立法都是有的放矢的,立法者不会针对实践中完全不存在的行为制定刑法规范,从而把拳头打在棉花上,因此,刑法中所规定的罪名都有一定针对性,而不是象征性的。”
     
      其中的“所有的立法都是有的放矢的”,明显不够严谨,应改为:所有的立法都应该是有的放矢的。
     
      该文作者居然将“象征性”置于“针对性”的对立面,实属理解偏差、张冠李戴。
     
      愚以为:“象征性”的对立面似乎应该是——实质性。中国立法的“象征性”,可以近似的理解为:聋子的耳朵——摆设。
     
      此外,中国立法还具有空洞性、原则性、随意性、粗疏性等等一系列恶劣的属性。
     
      “如果一定要说象征性,国外反恐立法的这一特征更明显。”
     
      这一结论,绝非可以“轻易”得出。如果不是出自谙熟“国外反恐立法”学者之口,那么这无疑就是混淆视听之言。
     
      “更何况,立法的象征性这个说法本来就很含混,何种立法具有象征性不可能有准确的判断标准。”
     
      不错,对于“立法的象征性”这一问题而言,确实是没有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大量的、真实的、反复出现的、白纸黑字的法律文本信息,却足以使这一判断能够得到足够理智之人普遍的内心确认。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或批评立法的象征性又有多少意义呢?”
     
      确实,在错误的方向、方法上讨论或者批评立法的象征性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全面、彻底批判中国立法的象征性,这完全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宏大论题。
     
      “增设新罪在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仍然是立法上的核心任务。在这方面,不能无视国外立法的经验。”
     
      这明显是游离于该文主题之外的内容。
     
      在此之后,该文作者居然又耗费多达九百余字,不厌其详的介绍、转述“国外立法的经验”,真可谓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该文在对“由恐怖主义引发的立法问题”进行了点到为止的扼要述说之后,就毫无征兆的戛然而止了。
     
      引用一句著名的相声台词:怎么没声儿了?汽车拐弯儿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够响、够脆的“包袱”呢?
     
      该文作者的个人简介:
     
      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监督员,担任全国十余家司法机关专家咨询委员、专家顾问,曾先后挂职担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
     
      本文作者的个人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结语:
     
      该文作者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有很多批评立法之人的批评内容的水平相当不高、作用十分有限,因此请绕道——绕开批评立法之羊肠小路,而去走解释立法的阳关大道。
     
      该文是一篇典型的批判性质的作品。但是,其结论在下却完全不敢苟同。我勤于(倒不一定也——善于)批判立法,我也认为中国当前立法者的立法内容的水平相当不高、作用十分有限。但是,我的结论却绝对不会是——请不要以制定劣质法律为时髦。
     
      立法,当然是必要的;批判,绝对是必须的。不能因为立法者、批判者的能力不强、水平不高,就去封杀立法、禁绝批判。
     
      如果一个人批评立法的水平很低的话,那么其解释立法的水平恐怕也不会太高。
     
      如果让我来给该文重新命题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是——《批评刑事立法虽好,还望不断提高水平》或者《批评刑事立法请从提高水平开始》。
     
      在我坚决拥护他人可以解释立法的同时,希望他人也能够慨然应允我能够批判立法。这是所有文明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
     
      在学术领域里,不要时髦、不要轻易、不要随意、不要浅薄,当然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批评、不要批判、不要质疑、不要否定,则是万万不行的。
     
      以该文作者为代表的那些著名专家学者并不是玉皇大帝,身为“北农讲师”的本文作者也不是齐天大圣。鄙人还不屑于去大闹那个貌似宏大、看似壮美的“天宫”。
     
      我挚爱真、善、美!与之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假、恶、丑,自然就成了我批判的对象。这简直就是必须的!!!
     
      挚爱与批判,只不过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请千万不要误会:不是我酷爱批判,而是我挚爱真理!
     
      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有不同观点,就请发表不同观点。请千万不要封住别人说话的嘴。至少我会要求自己做到——誓死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
     
      拜托该文作者务必搞搞清楚:批判出现错误与不要进行批判,此二者之间可不应该是因果关系呀。
     
      真正需要批判(而不仅仅是“批评”)的,除了立法之外,难道不包括行政吗?难道不包括司法吗?难道不包括学术吗?难道不应该是一切嘛!!!
     
      有这样一句名人(他的尊姓大名是:卡尔·马克思)名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愚以为:这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应该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落在所有真正的学者的肩上。
     
      当今中国,最稀缺也最需要的,就是学者的学术批判!
     
      绝对不能以批判的内容来否定批判的方式。
     
      中国还远远没有出现以批判为时髦的景象、达到以批判为时髦的阶段。
     
      著名大学的法学教授们,该不会真的是一道奇丽的风景吧。
     
      一声长叹:该文作者这是要把读者引向何方呀?!
     
      我们应该作出这样合乎情理的假设:该文作者完全是出于好心、善意,生怕智识不足的年轻朋友走弯路、摔跟头。
     
      我们坚信:如果有学者真的会受到某种伤害的话,那么加害者绝对不会是写作该文的作者。
     
      清华教授与“北农讲师”,各自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何去何从,悉听尊便。
     
      必须正告天下学友:“北农讲师”——左明所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崎岖不平的登峰之路。
     
      在我的数百万言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字都回荡着批判的声音、都闪烁着批判的光芒。不出意外的话,古今中外第一批判圣手,非左明莫属!不仅空前,也必绝后。
     
      又岂止于此!左明才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首富”——这个星球上精神最为富足之人。精神首富,绝对不是背诵、记忆最多现有知识的人,而一定是通过批判现有知识而产生最多真知灼见的人。
     
      在精神首富的面前,物质首富——盖茨、马云之流,权力巅峰——普京、川普之辈,不过就是小玩儿闹罢了。
     
      左明,愿意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的翱翔。至于其他人是不是甘于匍匐在地、蠕动爬行,那可就与我关系不大了,那我可就实在是爱莫能助了。我已经把我的一切——全部思想(在当今社会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都通过文字无偿的奉献给了这个世界,我甘之如饴,我心满意足,我心安理得!
     
      我原本应该和可以批判的对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却没有展开批判!这是为什么呢?即使是我不说,诸位也是都懂的。绝对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是因为自我保护。我当然要争取不因为批判而壮烈牺牲。因为,这样的牺牲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而与贪生怕死、忍辱偷生没有关系。
     
      还有太多、太多可以批判的对象,还有太多、太多可以展现我天生之才的舞台,我会在社会宽容的允许范围内,沿着批判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的批判的表现其实就是:不同则鸣。
     
      我所期盼的美好社会就是:和而不同!
     
      相同,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悲呀!
     
      唯有思想,才是我的生命意义。但是,我不愿意开展解释式的思想,而只渴求进行批判式的思想。
     
      左明的人生,就是通过思想去实现批判的人生。
     
      于我而言:不批判,毋宁死!
     
      真正的批判者是真理的卫士、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无关性别)绝对不会期望通过批判而使自己受益,反而需要做好因此而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准备。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批判,就是他们的先天基因和后天修炼在完美结合之后的终极宿命!
     
      他们,也唯有他们,才是人类这一物种的脊梁和灵魂!
     
      朋友,在批判之前,您做好进行批判的各项准备了吗?
     
      朋友,在批判之中,您是否一遇到风吹草动就退缩呢?
     
      批判,也是需要被批判的。但是,批判,却不是伤害。
     
      毫无疑问:批判者需要的是被批判,而绝不是被伤害。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无批判,不进步!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每一个进步,都必定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批判,是人类走向光明的唯一道路。
     
      2019.11.07.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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