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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的过去与未来 ——读《改革开放四十年行政诉讼的成就与展望》(五之二)
发布时间:2019/4/16 10:47:37 作者:左明 点击率[6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行政诉讼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19年


      二、行政诉讼制度的成就与价值
     
      (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从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来看,行政诉讼制度是在行政主体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以居中裁判的方式矫正行政管理活动中双方地位的失衡,为不利者提供说理、表达不满、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其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必然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应该为此点赞!这句话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其表述却存在问题。
     
      行政诉讼的确是“以居中裁判的方式”得以展开的,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应该被认为是“矫正行政管理活动中双方地位的失衡”呀!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双方(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当然就应该是、只能是“失衡”的,而不可能、不应该是平衡的。虽然在行政诉讼中,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是,这却不能算是对双方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地位“失衡”的矫正。此外,“提供说理、表达不满、获得救济的机会”的对象也不应该是地位“不利者”,而当然应该是自认受害者。
     
      “自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以来,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断扩大、审查标准日渐多元和丰富、审判公正性逐渐加强,这使得行政诉讼成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
     
      也不知道其中的“各方”都包括何方神圣呀?难道不会有阻碍、阻拦、阻挡的方面吗?
     
      好家伙!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居然是“不断扩大”,看来是永无穷期了!
     
      诶呦嘿!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居然是“日渐多元和丰富”,看来是绵延不绝了!
     
      至于审判公正性“逐渐加强”,这算不算是不打自招呢?言外之意:之前的审判公正性那可是相当不强呀。
     
      “按照《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在《行政诉讼法》公布施行前的1989年,全国行政诉讼一审受案量只有9934件;在2014年,行政案件一审收案量已经达到141880件。”
     
      其中的“受案量”与“收案量”,此种表达方式的差异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组对比数字显然是无趣、无效的。不过,还要庆幸该文作者还没有荒唐到拿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行政诉讼的数量来进行对比的程度。
     
      “2014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充分贯彻了立案登记制后,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有了大幅改善。2016年全国法院行政诉讼一审收案量已经达到了225485件,是1989年的20余倍。”
     
      请看:明显制约行政诉讼受理案件数量的因素,居然不是法定的受案范围,而竟然是狗屁的立案制度(立案登记制是对立案审查制的改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惨“死”在立案审查制下的案件到底会有多少。
     
      谢天谢地!该文作者还没有荒唐到将2016年全国法院行政诉讼一审数量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行政诉讼的数量进行对比,否则的话,应该是无穷大的倍数。
     
      “尽管这一胜诉率是否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新常态’还有待观察,我国行政诉讼的人均收案量和原告胜诉率与西方部分法治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一定差距,但必须要承认的是,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经过2014年的修法,行政诉讼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救济和解决行政纠纷的渠道。”
     
      我晕!何谓“新常态”?该不会是——新常数吧。难道行政诉讼的原告胜诉率应该处于一种“新常态”吗?请问: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原告胜诉率是否也有某种常态呢?这得是多么奇葩的思维方式呀。
     
      其中的“人均收案量”,可真是新颖名词。其中的“人”,似乎应该是指法官吧?其中的“收案量”,似乎应该是指审理案件的数量吧?这完全就是名不副实嘛!
     
      其中的“差距”,似乎应该是指数量较少、较小,而不是指数量较多、较大的意思吧。我相当困惑:为什么前者是“差距”,而后者就不是“差距”呢?更为关键的是:所谓的“人均收案量”,应该越高越好吗?难道不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吗?而“原告胜诉率”,原本就应该是一个捉摸不定、神鬼莫测的数字,怎么可能会越高越好呢?
     
      为什么要与“西方部分法治发达国家”相比较呢?选取标准是什么?那么将置西方其他部分法治发达国家于何地呢?
     
      (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行政法治建设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拜托!“依法行政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标准何在?证据何在?数字何在?
     
      逐渐深入人心的观念,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有啥也不如有权、有权必然会有钱、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意志高于法、坚决服从命令、誓死效忠领导、保持高度一致、紧密围绕中心……等等诸如此类吗?
     
      “行政诉讼制度所代表的司法监督弥补了上述监督形式的不足,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政诉讼制度,根本就不能被认为是“司法监督”。监督的表现应该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而司法权的本质之一就是被动性。因此,司法与监督,根本就无法链接在一起。
     
      海量存在的行政纠纷,而其中真正进入行政诉讼渠道进行解决的只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而且,原告胜诉率居然只有一成多一点儿。倒要请教该文作者:您凭什么就敢说行政诉讼制度“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呢?
     
      “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案件,多数行政机关能够积极应诉答辩、依法履行判决并总结经验教训,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水平。”
     
      请看:居然还会有少数行政机关(当然是相对于全体被诉行政机关而非全体行政机关而言)不能够积极应诉答辩、依法履行判决并总结经验教训。
     
      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因为,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缺失、缺少责任追究。除了赔偿责任以外,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责任追究了。
     
      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鞭子!无责任,必无动力。唯有责任,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水平”。在切实提高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水平这个问题上,责任就是——牛鼻子。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依法行政的促进作用远不止个案的影响。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必然需要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为审理依据,这有力地推动了行政立法活动;另外,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得以暴露和显现,也要求建立相应制度予以解决。”
     
      推动行政立法(是指关于行政的立法,而不是指由行政机关立的“法”)不断完善和建立、健全行政管理各项制度,这些事业得以发展的军功章显然不应该挂在行政诉讼制度的脖子上。行政诉讼制度仅仅是下游、末端,虽然可以倒逼上游、前端的改革,但是,却相当被动和无力。
     
      需要指出的是:诉讼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通常也就仅限于个案裁判。
     
      请不要对诉讼制度寄予过多的不当期望。
     
      “行政诉讼作为行政合法性控制的末端环节和最后底线,将对前序诸多环节起到推动、形塑作用,从而影响到一国行政法治体系的发展。”
     
      拜托!行政诉讼所能够做到的绝对不是什么“行政合法性控制”,而仅仅就是行政合法性判断。而“控制”与判断,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司法判断,有可能是末端,但却未必是底线。
     
      诉讼的本质是适用规则,而不是创生规则。说的直截了当一点儿:维护持续、杜绝改变既有规则体系。前文已述,行政诉讼倒逼改革的作用绝对不可高估。
     
      “正如有学者所言:‘行政诉讼是行政法治发展的杠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一部分的行政法治体系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诉讼法的杠杆撬动。’”
     
      这位学者是于安先生,这句话的出处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转型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页。”
     
      这是一个比喻,但却未必是妙喻。杠杆的隐喻似乎应该是指放大效应,亦即小投入、大产出。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具有这样的特征码?中国的司法改革之声不绝于耳,而行政改革实践却步履蹒跚。小司法能够撬动大行政吗?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
     
      法院,到底是行政诉讼原告的靠山,还是行政诉讼被告的帮凶,这一点还真不容易说清楚。
     
      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在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只是扮演花瓶的角色。
     
      (三)化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面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和纠纷数量大幅增加,化解难度日益增大。”
     
      请看:我国能否进入某种(“小康”,看这小词儿整的,可是真不赖、可是真带劲儿)社会形态,那可是建立和战斗的结果,那可是想咋样就咋样的节奏!
     
      敢情,人类社会是按照时间表和规划图向前发展的呀???!!!
     
      拜托!请教该文作者:您是改革的设计师吗?您知道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吗?下一步,改革该向哪个方向进攻了?该向哪片区域潜入了?该动谁的奶酪了?面对这样的利益分配与利益纷争,通过诉讼能够化解吗?
     
      诉讼,不可能成为改革的手段和方式。请千万别再把诉讼与改革扯上关系了。除非诉讼成为改革的对象。
     
      “从社会矛盾纠纷所涉领域和表现形态来看,公权力的失范是矛盾激增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利益分化较为突出的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环境资源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一系列公权力运行失范行为导致了矛盾的多发、频发。这些公权力失范行为具体表现为社会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滞后、政府违法决策、行政执法不规范、法律实施不良、行政不作为、信息公开不足等等。”
     
      请千万不要搞错!社会矛盾激增的重要原因,或者说社会矛盾的核心表现,不是“公权力的失范”,而恰恰就是公权力——自身。中国公权力的现实存在状况,这,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当然应该改——公权力!公权力才是、就是改革最为重要的对象。所以,现有的公权力运行的规范也需改革,因为制定这些规范本身也是公权力的现实存在状况之一。而“公权力的失范”的语义背景则是:公权力本身没有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公权力没有按照现有规则去运行。
     
      到底什么是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答案很清晰:向公权力开火的时期!
     
      众所周知:当前的中国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机理,因此,最大也是最难的改革就是——权力者向公权力开火——自己向自己开炮。其难度可想而知——无异于挥刀自宫。
     
      中国,真的需要浴火重生。
     
      所谓的利益分化(其实就是利益分配格局),那是在既有规则的前提下就已经出现了的,而不是因公权力主体不遵守既有规则才导致的。说白了:现有规则对利益分配的安排,大有问题。
     
      所有矛盾的核心就是:规则出问题了,规则制定者出问题了。
     
      尽管该文作者对“失范”一词的运用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商榷,不过其所列示的“公权力失范行为”的具体表现,还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但是,明显给人以避重就轻、避实击虚之感。
     
      在行政诉讼的背景之下,让我们来逐一审视一下这些公权力失范行为的“具体表现”:1.“社会政策与法律制度的滞后”,请问:到底谁是“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恐怕就连该文作者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一问题吧?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法学领域里的专有名词。法律的制定者,倒是清晰而明确,但是,法律或法律制度的“滞后”却与行政诉讼没有任何关系;2.“政府违法决策”,恐怕除了政府之外,政府的所属工作部门也会、也在“违法决策”吧?相当遗憾: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表现就是“决策”)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虽然可以附带审查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即抽象行政行为中的低端部分),但是,这与将其纳入到受案范围之中正式被附带起诉甚至单独起诉,还是不可同日而语;3.“行政执法不规范”,不错,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针对的就是“行政执法”。但是,“不规范”这三个字,也太含蓄、太委婉了吧?与残酷现实的出入差距也太过巨大了吧?;4.“法律实施不良”,在法学领域里,“法律实施”是一个较为冷僻的字眼儿。关键的问题是:“法律实施”的主体到底是谁?这直接关系到“法律实施”行为是否与行政诉讼有关。“不良”,这可绝对是非法律、非法学表达;5.“行政不作为”,至少在理论上,行政诉讼肯定治理这种毛病。但是,在现实中,“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五花八门、神出鬼没,与之形成对应关系的作为规范相当不完善、不完备,因此,有太多的“行政不作为”都从法网过大的缝隙中逃之夭夭了;6.“信息公开不足”,尽管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规范的信息公开行为当属行政事实行为,但是,在现实中,法院却“歪打正着”——居然也受理、审理因此而形成的案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足”二字,相当模棱,到底是否构成违法?因此也就与行政诉讼关系模糊。
     
      综上,姑且先不去纠缠公权力“失范”的确切含义,仅就其“具体表现”与行政诉讼的关系而言,的确是若即若离、虚无缥缈。脱离行政诉讼,大谈特谈“化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治理”,明显是跑题了。
     
      “部分本属于私人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的矛盾,由于行政权的不当介入后使得矛盾升级和扩大。”
     
      这就是中国特色!为什么行政权可以介入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呢?就整体而非个案而言,还真不是行政主体肆意妄为所致,而恰恰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使然。好一个“不当介入”!请问:到底是法律规定不当,还是具体介入不当?
     
      “在社会公众权利意识日渐增加,新媒体等风险扩散机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上述社会矛盾与纠纷化解不利,可能衍生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危及社会稳定的风险。”
     
      媒体,肯定是信息扩散机制。然而,该文作者居然能够把“新媒体”与“风险扩散机制”勾连在一起,真是太有才了!请问:是什么风险?是谁的风险?风险如何扩散?
     
      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都置身于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环境之中吗?
     
      该文作者所提及的“上述社会矛盾与纠纷”,如何化解?通过什么方式去化解?在多长期限内能化解?言外之意:好像真的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有效对策似的。
     
      难道现实中国不就是处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矛盾又衍生另一个矛盾并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之中吗?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只能算是庸医。需要找到病因和症结所在。
     
      “在与公权力相关的社会矛盾多发、频发且易激化的背景下,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引导民众通过法律途径和法治方式表达诉求、寻求救济,是定纷止争的必由之路。”
     
      此言虽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是,却言不由衷、背离现实。今日中国法定的救济渠道,既不是“畅通”的问题,也不是突破的问题,而是需要大大拓宽的问题。该文作者所提及的“上述社会矛盾与纠纷”,鄙人已经逐一分析了,结论也已经相当清晰了,不是不可救药,而是无药可救。
     
      民众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没有足够的法律可供依赖。这不是强迫巧妇去做无米之炊嘛!
     
      “行政诉讼作为法治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是纠纷解决的较高级形态,具有公正性强、透明度高等特点。”
     
      不错,公正性强、透明度高确实是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在理论上的特点,但却未必也是在现实中的表现。
     
      诉讼,也的确是纠纷解决“较高级”的形态。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类型的纠纷都适宜通过诉讼之门,但是,这却不意味着那些应该通过诉讼之门但却还没有通过诉讼之门的纠纷便可以不再通过诉讼之门。
     
      “尤其是在规范和控制行政权方面,行政诉讼因其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而具有独特优势。”
     
      拜托!在规范和控制行政权方面,真正的源头在立法,而不在司法。行政主体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权力、到底应该如何行使权力,所有这些都是由立法所规范和控制的。行政诉讼也就只能在行政执法方面有所作为。然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如虾兵蟹将一般的特定行政主体去为非作歹、违法乱律,那就已经是相当次要的社会矛盾了。
     
      试想:如果行政主体拥有不应该拥有的权力、以不应该行使权力的方式去行使权力,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仅仅对涉嫌违反自身欠缺公正的法律的行政执法提出挑战,怎么可能解决真正的社会矛盾呢?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句话,恐怕就连空头支票也不能算。倒不是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化解社会矛盾、没有改善社会治理,关键的问题是:真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吗?
     
      如果不能够清醒认识、清晰意识行政诉讼自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是几斤几两、到底是吃几碗干饭的,那么关于行政诉讼的所有言说,就都统统注定是——扯淡!!!!!!!!!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中将‘解决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诸位请看:“将‘解决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居然是修订的结果、竟然是“发展趋势”。“解决行政争议”,这根本就是行政诉讼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修订之前的《行政诉讼法》是多么的不靠谱儿、不着调儿了!
     
      中国的法律犯下如此惨不忍睹的超低级错误,并不可怕;真正可悲的是:中国的法学学者对此居然能够不以为意。
     
      “在2018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曾提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妥善审理征地拆迁等案件,支持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配合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工作,坚持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并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请注意:与审理搭配的不是公正,而是“妥善”。这可真是一个相当高妙的词汇,绝对刷新法学人士的专业观。如何去修炼“妥善”这项神功呢?估计“功夫在诗外”。
     
      接下来,又是“支持”、又是“配合”,看来法院那是相当忙碌、相当勤恳的在工作呀。可问题是:这些工作应该是居中裁判的法院的份内之事吗?
     
      行政纠纷,可以“协调化解”吗?愚以为:当然不能。限于主题,恕不展开论述。
     
      诉讼,到底能否实质解决争议或解决实质争议呢?这是一个高深的法哲学命题。个人浅见:诉讼当然可以解决呈于堂上看得见的纠纷,但恐怕未必也能够化解形成纠纷的复杂社会成因。诉讼,可能也就是一个“蒙古大夫”(请别误会,并非地域和民族歧视,恰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葫芦”一词暗指糊涂一样,仅仅是为了谐音效果罢了),只负责把暴露在体外的箭杆剪断,至于存留于体内的箭头嘛,不好意思: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四)繁荣行政法学研究,促进行政法学发展
     
      “对于行政诉讼法学是否应当并入行政法学之中,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着讨论。”
     
      但愿是“一直存在着讨论”,而并没有归于一统。可是,更多的现实则是二者已经合流,目前主流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及其教科书的命名均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的框架之内,“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当属绝对的怪胎!恰如“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一样,这根本就不是无法接受的问题,而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命题。
     
      “但毫无疑问的是,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大大繁荣了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行政法学的发展。从理论结构上看,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本身就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
     
      这样的结论也相当怪异。除非,也同时承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大大繁荣了民法学和刑法学研究,促进了民法学和刑法学的发展。从理论结构上看,民法学与民事诉讼法学和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必然提供和验证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方法、思路,从而促进行政法学的相关研究。”
     
      法院当然可以“验证”“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方法、思路”,似乎也可以“提供”“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方法和思路”,但是,法院也能够“提供”“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吗?这样的标准从何而来?这样的标准如何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在‘司法审查’之下展开行政法学的理论和制度研究,狭义的‘行政法学’往往被纳入司法审查环节进行研究,与‘行政诉讼法学’成为一体,共同发展。”
     
      如果这一表述不是歪曲事实的话,那么应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英美法系国家里,是行政法学被“并入”、被“纳入”到行政诉讼法学之中的,而不是相反。
     
      我相当诧异:中国的某些学者在与人家搞接轨的时候,是不是闹出“乌龙”了?
     
      “如有研究者所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两个模块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间形成了一个宏观上大致对称的‘支架性结构’,导致二者之间能够发生双向的流动。”
     
      此位研究者是余凌云先生,这句话的出处是“‘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吗?——透视行政法的支架性结构’,《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第105-123页。”
     
      所谓的“支架性结构”,似乎应该是一种比喻。只是这一比喻颇令人费解,把什么比作“支架性结构”呢?为什么不是——搭桥性结构呢?为什么会是“大致对称的‘支架性结构’”呢?难道凡是具有“大致对称的‘支架性结构’”的二者之间就“能够发生双向的流动”吗?
     
      教授的心思,讲师不要猜。道理明摆着:即使是猜,也肯定猜不着。
     
      “我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理论最初被直接应用到行政诉讼法中,但行政诉讼中渐次出现的被告认定难题,如对行业协会、自治组织提起的行政诉讼,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和重新构建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行政主体与诉讼主体分离等主张。”
     
      真的是“行政诉讼中渐次出现”了“被告认定难题”吗?那一定是歪嘴和尚念出了歪经。行政诉讼的被告认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难题,更不存在“渐次出现”的问题。“对行业协会、自治组织提起”的诉讼,其本质根本就不是行政诉讼,而是新型诉讼(也不是传统的民事诉讼,更不可能是刑事诉讼)。如今几乎所有相关学者均走进了思维误区——被现有匮乏的诉讼类型禁锢了思想,只好被迫套用最相近似的行政诉讼(确实优于民事诉讼),这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真正应该“反思和重新构建”的绝对不是行政主体理论,而是顾此失彼、不敷实用的诉讼类型理论。
     
      至于“行政主体与诉讼主体分离”的主张,纯粹就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
     
      中国的部分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学者,视野是狭窄的、头脑是昏聩的。
     
      “行政审判中成文法规则可用性的不足促使法官在既有法条与理论之外尝试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判断逻辑,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法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检证和完善。”
     
      开什么法律兼法学玩笑!“成文法规则可用性的不足”与“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判断逻辑”,此二者之间有何关系?难道是“促使”的关系吗?法官的司法判断逻辑确实可以脱离法律规定和法学理论而构建,但是,却对弥补“成文法规则可用性的不足”没有任何裨益,也无法“检证和完善”行政法学理论。
     
      “随着研究方法的逐渐丰富,法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开始兴起,大量的行政诉讼实践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素材,部分学者探寻了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特殊的‘政法逻辑’下的运作情况,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请问:所谓的“法社会学”是一种研究方法吗?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法学的分支学科吗?如果是研究方法的话,那么也应该称之为——法律与社会相结合的方法,是法社会法(方法而非法律),而不是法社会学。
     
      我相当好奇:“我国特殊的‘政法逻辑’”,到底是指什么?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视野”?
     
      “可见,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拓展,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素材,规划了研究范畴,塑造和检验了既有理论,开拓了新的研究疆域。”
     
      奇怪!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怎么能够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研究素材、规划研究范畴、塑造和检验既有理论、开拓新的研究疆域呢?难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吗?难道是肥水流到外人田吗?这都是什么奇葩逻辑呀!
     
      2019.03.28.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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