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明的个人空间

肯定即将变化
——读《也许正在发生》
发布时间:2014/8/21 14:26:55 作者:左明 点击率[932]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左明;法学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时值2014年夏,学期即将结束,可以相对放松一些。那就给自己找点儿事儿吧。于是把目光移向了该书(借自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苏力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地位,无需我赘言(该书在封底是这样介绍的: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如果不能“跨越”他、“修理”他,我这无名鼠辈恐怕很难确立自己的江湖地位。
     
        该书完成于十年前。
     
        有谁愿意在我的面前谈教育、谈学术,我都会欣然接招的。
     
        你看到了什么?(代序)
     
        (说明:所有的标题都是该书原有的标题)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这些年(大约从1978年开始至今)?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中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代是中华民国(1912-1949年)。也许那时的经济并未有高速的发展,但绝对是“变化最大”、“动荡最大”、“变化最深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型”的时代。变在哪儿?往大了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往小了说:制度、观念、人心、国家结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无不在变。最巨大也是最丰厚的遗产就是:中国的某些人开始睁眼了、开始觉醒了、开始自由理性的思索了。所有的辉煌和奇迹都是人创造的,都是高级智能之人创造的。没有头脑和思想的进化,便没有一切文明的进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皇冠加冕在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的奠基和雏形阶段。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不过就是小儿科罢了。改革开放之所以还能引人注目,那完全是因为有荒谬至极的前改革开放时代做映衬。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就是:拨乱反正。但是至今中国也仅仅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低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端物质财富难得一见,精神财富几近于无(海量的精神垃圾应该只能得到负面评价)。进入下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开启民智。不是中国人不智慧,而是因不许智慧而不敢智慧。心智不开,睡狮不醒!中华民族茅塞渐开之时,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请试想:“缺心眼儿”的中国人都能够创造如此经济奇迹,要是不缺心眼儿了呢?
     
        作为今人,值得庆幸的是:1、和平而非战争、内乱;2、只要不是过激言论,还不至于动辄得咎。
     
        “愤青”,那是必须的;“绝望”,倒大可不必。与其说绝望,倒不如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栽树者,未必能够乘凉;不能看到的胜利,未必不能到来。年轻时的我总是幼稚的认为,真正的治国高手,一定可以像神医一样:出手必治、药到病除。后来我才逐渐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平行四边形合力法则”(在其他拙作中已有表述,恕不自我重复)。先知先觉者,能够表达出他的知觉,就已经功德圆满了。
     
        苏力先生之所以会身处当下,迷失方向,那是因为他不知彼岸、不晓未来。
     
        苏力先生坦陈自己有文学梦,而且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也的确可以嗅到文学青年的标志性气息。后来改攻法学,于是“理论框架”、“构建”、“建构”这一类家伙什儿便跃然纸上了。
     
        一个学人是否被贴上“后现代”之类的标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能且会从琐细的个人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并不专属于年轻的一代;“只能也习惯于从社会、历史和民族中发现你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更不是年长一代的特质。至少我本人对此二者就是兼而有之。我是典型的问题导向类型,尊重事实、注重细节、拒绝空谈。回顾历史、立足现实、憧憬未来,此三者的价值和意义逐级递增。
     
        我的刀是不斩“无名鬼”的,能够让我阅读并有感而发的作品,自然是我“所敬重和热爱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苏力先生是一样的,自己的作品追求 “大气且无所偏倚”,有欲望且“有能力批评”别人的作品。
     
        在自序中,重复唠叨自己作品的简要内容,这样的序与摘要混同,这显然是我所不能认同的风格。
     
        所有现实主义的、问题主义的学人(例如在下),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作品中从来也没有回避、逃避对中国问题的回应。
     
        “法学研究就是中国法治实践和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下实在不敢苟同。愚以为自然应该是:法学研究就是中国学术实践和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法学研究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可以称为学术的学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本身是高贵的,是超越于一般以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学术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其重点显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具体结论的是或非,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优或劣。
     
        苏力先生关心的还是是什么的问题,诸如:总体格局、基本走势、潜在制度问题、社会背景,以及发展和现状等等,这些都只能是客观事实的描画,基于对这些事实的把握,还不能必然就会产生“透视”、“独特视角”的后果,更不可能得出“看出制度问题”的结论。与其绕远、兜圈子,还不如直截了当挑明:先述后论、边述边论。
     
        真是幽默,不要说法学,有哪个学科敢说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学科?
     
        学人的“特殊生活经历”,无疑会对其学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经历似乎丝毫也不逊于学历对其产生的影响。我多次暗自庆幸自己的“无能”,没有办法让自己本硕博一气呵成,拿到最高学位后从一所学校直接走进另一所学校(或直接留校),从学生直接“晋升”为教师。我无数次的感谢我的行政机关工作经历,使我触摸现实,而不仅仅是听说,使我走进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
     
        “社会对学者的预期”,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外部力量呀!没有了独立和自我,恐怕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学者。
     
        一位学者或一个学科的影响力,但愿不是凭借广告效应,不是依靠地位、头衔等这些非学术因素而产生的。要看“疗效”,要看作品,至少要能过的了像左明这样的人的“法眼”。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学家的基本功。要说治病,左某人绝对是一位出色的法医--救治法律疾患的医生。作为一位书斋里的学人(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国内公法领域),我能够得到的只是一些文字资料。这就是我的菜,这就是我的工作原料。为什么我总是写读后有感这一类文章?答案就是:我能够接触的全部事实就是各种文字作品,作为一个现实问题主义者,我必须尊重这样的事实、挖掘这样的事实。我的工作原理显然不是剪刀加浆糊,而是将灵思注入素材,再向世人展示一种别样的风情。在过去十年里,被我选取的文字素材主要是三大类:1、国内权威法学学术论文(约三百篇);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约一百则);3、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文本(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约五十部)。我的标靶够档次,战场够宏大,但愿我的作品也足够震撼!
     
        其实,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要艰难一万倍,正所谓是:知难行易。
     
        精细入微,显然并不专属于法律家。这是一种个人品质,甚至与现行法学教育中的专门训练无关。左某人进入任何一个行当,这一品质都将淋漓展现。恐怕大部分的法律家并非精细入微,甚至也不追求精细入微。绝非妄言,有上述约四百五十篇标靶作品和与之一一对应的拙作为证。
     
        苏力先生对自己的思路及分析、论证和表述方式引以为傲,那就让在下拭目以待了。
     
        一部作品能够吸引什么样的读者,恐怕主要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而在于作品的质量。有趣的是,中国的读者不太看重作品的质量,而更看重作者的知名度。
     
        必须承认,苏力先生的写作方式和论证方式,都充分体现了一种个性化,与绝大多数法学学者划清界限、相去较远。仅此一点,就足以令在下肃然起敬!
     
        也许,跨文化是苏力先生的比较优势。但是还要能够凸显出相对于我等“土鳖”学人通过译本无法获得(或无法及时获得)“发达国家的历史变迁以及外国学者的许多研究”的成果,方为货真价实。
     
        傻子如果在过年的时候不知道看邻居,那可就是真傻了、纯傻了。落后国家如果不知道吸取或借鉴先进国家的教训和经验,那可真就是白白的落后了。
     
        付诸实践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到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问题是,理论太多,无法一一检验。于是要排队,名头大的优先。看来,仅仅货好还不行,人家根本就不用你的产品,还要推销有术。到最后,本末倒置,营销胜过质量。
     
        我无意嘲讽和贬低研究历史的人,但至少我是绝对不会去干这一行的。我更看重现实和未来,所以在我眼中历史不过就是为它们服务的。掌握已经知道的,是为了探寻还不知道的。但愿该书不至于成为历史的叙述和事实的陈列的大杂烩。
     
        社会变迁和“制度进路”,怎么就成了理论线索?制度环境,怎么能够包括自然和天时?
     
        制度与人的关系,当然可以成为研究课题。但愿研究成果不是对前人已有成果的另外阐述。
     
        价值中立,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恰如法官,身份和地位应该是中立的,而依此作出的裁判结果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吗?学者应该秉持客观公允的立场去面对研究对象并开展研究活动,但研究结论与中立无关。
     
        激情和冷静,在有的情况下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例如弈者,对于对手、比赛、胜负,甚至奖金,完全可以充满激情;但是在对弈过程中,冷静是任何一个优秀棋手的基本素质。又如本人,在挑战每一个强大对手的时候都是心潮澎湃,但一进入工作状态则又心如止水。
     
        我可以承认自己的结论不正确,但我绝不认为我不追求正确的结论。没有价值指引,那还瞎忙活个啥呀?过程享受,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这就是意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图个啥呀?上帝之所以让人类思索,就是要让人终极的回答人生的意义。没有意义,便没有人生。
     
        并非只有发现真理才具有价值。发现谬误可能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在于:要能够发现别人不曾甚至不能发现的东西。
     
        苏力先生把他看到的写进了该书里,那就让我好好的看一看该书吧。
     
        致  谢
     
        该书获得了教育部“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法制理论与实践”项目支持,另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985”项目支持。用什么支持?自然是人民币。若干?可能属于秘密或隐私。如何获得这些项目?无从得知。但愿是因为该书的成色出众。
     
        申请科研课题(成功的结果自然是财源滚滚),已经成为中国学界最大的丑闻和闹剧!体制和机制已经烂透了(仅以人文社会科学为限)。每年全国总科研经费(民间不在此列):1、来源。可能是五花八门,各级政府、各种机关、各个部门,但终极来源应该是国库--纳税人的血汗;2、数额。有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作为依据?还是领导拍脑门?3、决策机制。如此小事,各级民意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肯定是无暇顾及,统统交由各机关、各部门自己掌握。结果就转变为领导(如果脸皮足够厚、心肠足够黑就只有正职一人,如果要体现“民主”就征求一下各位副职的意见)自由裁量。请看,在宏观层面,经费问题已经全面失控,完全游离在法治轨道之外,进入了人治的辖区。在微观层面:1、课题指南谁来制定?依据什么来制定?2、课题招标是否公布?以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公布?3、如何筛选竞争者?依据什么进行筛选?4、如何验收课题成果?标准是什么?也许所有的关口都有把门的,但罕有不监守自盗的。这就是一场拿着别人的钱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组织比赛自己决定成绩的荒诞游戏。参赛队员也许对明规则不感兴趣,但绝对谙熟潜规则,在保证裁判员充分得利的情况下,自己肯定可以胜出。国库里的海量银子就是这样光明正大的流进了全体裁判员和部分运动员的腰包里。像左明这样不开窍、不入流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全体国民不要说一声叹息,就连叹息的前提--知情权都被省略了。这是怎样的豪门盛宴?这就是中国的学术生态。
     
        科研经费投入不足,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将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到私人腰包,则是更大的问题。
     
        应该改变:1、预算必须由民意机关直接控制,有法可循;2、课题可以招标,但应以成果为判断依据,结果应该向全社会公开。也就是说,将事前的经费转化为事后的奖金或补偿。研究者独立开展的特定问题的研究(即没有竞争者),也应以成果论英雄。科研经费可以少发,但绝对不能滥发。
     
        学术腐败,不过就是整体社会腐败的一个片段罢了。
     
        该书不过就是苏力先生先期发表的多部作品或学术报告的汇集。换句话说,“撰写”(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编辑)该书,苏力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即得。可见,经费不过就是奖金罢了。只要东西好,不怕多花钱。需要追问的是:同样是纸质媒介,重复发表,可否?妥否?这算不算“自我重复”呢?
     
        “2004年是北大法学院建院100周年”,这话怎么听怎么觉得别扭。恰如:中国建国五千年。
     
        引  论
     
        也许正在发生
     
        该书开篇即引用了布兰代兹(该书未对该人进行介绍。抱歉,我也没有查询的兴趣。博闻强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苏力先生是教授而我只是讲师的原因)的一句话:“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公敌。”对此,我当然不以为然!愚以为:学术与社会实践是有距离甚至是有界限的,即使是接受过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训练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真切的融入过社会,没有经过摔打而领悟到生活智慧,那么这样的法律人不仅不能解决法律纠纷,反而是新的麻烦的制造者。请问:一个蹩脚的甚至邪恶的法官(律师就更不用提了),有什么资格成为人民公敌呢?
     
        不求甚解、盲目崇信,这就是苏力先生的真实写照吗?
     
        现代法律以及法律观念,发端的气候和土壤不在中国,对中国而言无疑是舶来的。中国有自己漫长的法制史,但却肯定没有法治史,而是一部人治史。对于中国,法律并不稀罕,稀罕的是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如果不小心界定,很可能就会闹出鸡同鸭讲的笑话,您嘴里的法律和我脑中的法律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近一百多年间(上溯至1840年),法律观念的引入和法律制度的移植从未间断过,但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丝毫也未曾改变外辅内主的格局,这些引入和移植始终是工具或手段,依附于并服务于扎根现实的本土思维价值体系。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于自身的质量(人口、幅员以及历史积淀等)过于庞大,导致惯性(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属性)惊人,恐怕很难有什么外力可以根本改变其行进方向。君不见,宪法,立了废、废了立,也不知道来来回回折腾了多少次。议会和法院(政府是古已有之),也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配备齐全,但是它们干不干事以及干什么事那可就说不太清了。现代法律,还只是一件装饰仪表的外衣,随时可以更换、随时可以脱掉,远未形成中国肌体的皮肉和筋骨。
     
        “中国学者开始日益关心本土的问题了”,实在使人困惑,难道学者们还有可能:1、只关心主义,不关心问题?2、只注重外来,不注重自身?果真如此,这一定是荒唐的学界和荒唐的学者。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问题,永远应该是学术的主流。
     
        引子:美国法学的变化
     
        在美国,“法律与某某”(如:法律与社会、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文学等等)现象的兴起,如何解读?1、能被认为是法学领域里的“革命性变化”吗?除非认为法学已经穷途末路了,如果不再进行嫁接、转基因就没有希望了;2、如果非要拿“他引律”来说事儿的话,这一取向的法学家很可能“最有影响”。但是影响力恐怕只是评价指标之一而非全部。周立波、郭德纲的影响力倒是蛮大的;3、在法学杂志中引证最多的居然是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的论文。对此在下只能苦笑,除了可以印证科斯先生的成就卓越之外,恐怕就只能认为美国法学界乏善可陈了。
     
        法律(也包括法学),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与世隔绝的。夸张一点,恰如数学一样,法律甚至可以和任何事物、事务扯上关系。当法学的自留地开发殆尽之时,自然会有人流窜到他人的田里去耕种。这是基于自身资源匮乏现实的一种合理选择,甚至也是美国法学研究相对完善彻底的佐证。
     
        至于美国的法学院里也开设类似课程,恐怕就更具有市场导向的意味了。曾经的案例教学法(即苏格拉底式),之所以会一统天下,这和培养目标是密切联系的。美国的法学教育,更像是学徒制的实务培训。如今采用的讲授、分析、论证等方法,则明显传递了法学正逐步走向学术化道路的信号。
     
        与苏力先生截然相反,愚以为:所有这些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对于我们、对于中国,恐怕真的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当苏力先生所极力推崇的波斯纳先生提出“超越法律”、“使法学成为一门政策科学”的时候,我们尚且处于前法律时代或法律之下时代,我们的政策绝对不少,但恐怕都与科学无关。沙漠里的人不穿鞋,并不意味着就立刻存在着巨大的鞋的消费市场。培育市场与推销商品,完全不是一回事。
     
        美国阔佬闹心的是如何瘦身,而中国贫民忧虑的则是怎样充饥。遗憾的是,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过的苏力先生错把杭州当汴州,在试图移植思想和制度的同时,甚至还妄图要挪移时空、现实,为中国人(但愿只是针对少数学者,而非普通国民)开出了集体减肥的妙方。美国虽好,还要中国适合。人家的法学是走投无路了,而我们的法学则是还未上路。
     
        再次重申:学者,请您向现实的、真实的问题开炮。
     
        “法学对社会科学的倚重”,实在幽默,请问: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科学学科不倚重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呢?难道如此简单的入门级的常识还需要“两位伟大法律先知(即该书所指的霍姆斯和布兰代兹--笔者注)的预言”来揭示吗?
     
        法学是一门实用科学,其本身并不是一件极尽精美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件实用品,甚是就是一件解决问题的工具。之所以会出现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那是因为作为单独的学科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或用尽而无解,因此逼迫人们去另辟蹊径、寻求新的道路。
     
        我并不反对将雨伞开发出拐棍儿的功能(或者相反:将拐棍儿开发出雨伞的功能),所有的常态的学术变迁都是有情景、有条件进而具有合理性的。纯粹的学术探索无禁区,甚至无对错。如果还想作用于现实,最好还是对症下药。
     
        留洋也好、海龟也罢,如果食洋不化,必贻害无穷。不是每一个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回来之后都能成功复制出美国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网上购物等等先进文明成果的。美国的确先进,在许多领域远远超过中国,包括法学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学习是必须的,但还要会学,而不能傻学、瞎学。
     
        中国学术面临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具有开展真正学术研究的制度氛围。学者很忙,但从事的都是社会活动而非学术活动。知名学者满天飞行,各种会议应接不暇,在酒店、餐厅、洗浴中心、风景名胜等地频繁现身,只可叹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实在不够用。书桌前、电脑旁,却不见踪影(他们为了不看书,的确曾经看了很多书)。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只能叫狗屁学者?
     
        开个玩笑,说不定某位学者受到该书的启发之后,很快市面上就会冒出《法律与性生活》这样的专著,甚至有可能还很畅销。苏力先生看到后,会不会大呼意外呢?这足以证明:您真的很有影响力。
     
        当代中国法学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是“恢复重建”、“拨乱反正”,不敢苟同。请问:恢复什么?重建什么?什么是乱?什么是正?除非答案是:恢复民国、重建六法。否则,请试想:1949-1979年期间,中国有法学吗?甚至,中国有法律吗?《婚姻法》倒是很着急,在成立议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就出台了,而《宪法》则不慌不忙的在建国后五年才问世。如此奇景,绝对雷人!如果连法学都没有的话,那又哪里来的乱呢?如果没有乱,那又何来反正呢?客观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学,都是始自1979年,都是绝对“开创”。
     
        新中国的法律或法学的出现与法律人或法学人(他们也尚未出现)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纯粹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的需要的产物。此时的法律和法学是何本质、是何面目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和社会是不断演进的,由其影响甚至塑造的法律和法学自然也会日益变化。法学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阶段的幼稚甚至可笑是可想而知的。法学的发展肯定有法学人的智慧和勤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无时无刻不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因此,法学人冲破牢笼禁锢的勇气和胆识可能优于任何其他学术品格。
     
        对法律或法学(作品)的解释、阐述是法学人长久以来的实然状态,但却远远不是应然状态。法学研究和一般的法律工作还是要有清晰界限的。
     
        如果一个学人没有“创造的冲动”,要么是这位学人不正常,要么是这样的学术不正常。中国的学术还远远地游离在真正学术的大门之外呢。学者们热火朝天从事的都还只是学术的外围工作或曰疑似学术活动。
     
        “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这样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并不是高级或优越的必然体现,也不宜作为学术进化的标志。
     
        新兴也是新型部门法,不可能克隆传统的民法或刑法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面对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走出新路子。
     
        问题是新的,办法未必也一定要求新。求新的前提是,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完善,在扎实掌握现有理论资源的条件下,再去寻求突破。遗憾的是,法学家族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未成形、成熟,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发展参差不齐,相互之间的沟通融合不畅。尚未定型的国家就决定了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法学的建设也远未定型。没有预设的完美的法学体系,能够回应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法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三种范式?
     
        范式,有如小广告,到处乱贴,名声可能早就臭了,成了学术牛皮癣。每一个言说者心中和笔下的范式可能都相互不同,因此对范式完全可以弃之不顾。
     
        苏力先生对范式的界定中的关键词是:学术共同体、核心问题、基本进路和研究成果。不折不扣的大杂烩。
     
        按照苏力先生的分类,政法法学早已过气,诠释法学是中流砥柱(或曰:正规军),社科法学不过就是建立在诠释法学基础之上的拓展或扩张。
     
        以学术为目的的学术与以学术为手段的学术,可以将学术区分为真学术与假学术。
     
        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术与大众文化消费,应该清晰地界分。畅销与学术水准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即使将学术消费限定于学者(或学生)范围,由于体制的畸形变态、良性学术评价机制的缺失以及学者自身的不够理智和清醒,都会导致权威的(作品)未必是优秀的。
     
        求异,肯定不是常人的选择,但绝对应该是每一个学者攀登进取的必由之路。
     
        经济效益与学术无关。学术就应该是小众事业,其成果不依赖于大众的接受和认同,其成就感不来自于物质回报,而在于精神追求的圆满实现。把歌唱好、把球打好,都有可能赚到大钱。而把学术搞好,则很难挣到大钱(即使是获奖概率极低的诺贝尔奖奖金,对于文体明星而言也不过就是毛毛雨罢了)。按照物质产品生产的规律和法则去生产精神产品,只能说是历史性的误会:您的大作多少钱一斤呀?买者和卖者,都不觉得异样,都把作品顺理成章的当成了商品。
     
        学科没有贵贱,但作品却可以分出优劣。
     
        小  结
     
        一种可怕的危险: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兴致勃勃的开展他们的学科杂交或学科嫁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怪胎来。增产,可能是生产者的良好初衷,但可千万别以牺牲环境和损害健康为代价。
     
        现实的变化(例如:技术进步、信息便捷获取等等)自然会影响到法律、作用于法律,但这与“超越法律”无关,更不会产生“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宰”的现象。
     
        法律和法学,都在不停的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是正在发生,而不是什么“也许正在发生”。向何处去?不外就是更细致、更完善,更宽广、更纵深。
     
        附录:可别成了“等待戈多”
     
        这是一篇苏力先生关于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解释和辩解的文字。
     
        该文充斥着各种名目的学术标签(以某某主义为代表),把政治正确置换为其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大词,简单的介绍外国的一些名人(其实就是人名)及其思想派别,还时不时的引用一些精警之句。作者似乎要用千把字来历数西方思想界发展流变史,更像是参考文献的另类表述,或者文献综述的精编版。
     
        该文的作用,如果不是卖弄的话,可能就是阅读指南了。但愿那些真的愿意并实际阅读了那些外国作品的读者,在阅读之后不要也只是能够写下这样的文字。
     
        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评价从业者的标准是:鱼筐里有多少鱼,而不问钓鱼的本领。更要命的是,也不去追问鱼筐里的鱼到底是钓上来的,还是从鱼市上买来的。很多专家的脑袋里还真装了不少东西,只可惜几乎没有什么是自己原创的。齐宣王说:只要脑袋满,就是好样的。可是齐湣王一即位,世界变化了,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搜索引擎(百度一下,至少比教授知道的要多得多),不知道南郭先生们是不是也就该原形毕露了?也就该溜之大吉了?
     
        治学的方法(也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显然不是呈现或隐藏在那些名家的作品里。在我本人的脑海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各种(多种而非每一种)常识,以及大多数读书人都知道的那些成语和典故。这就是我的思维工具,这就相当于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几大基本公理,以此为出发点,应该可以应对任何考验、解开任何谜题。当然,一个善于思索的大脑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从不追求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我生怕我被现成的知识所压垮了。我的使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打碎、去更新一部分现有的知识。
     
        在学术圈子里通过占位、排队,进而达到归类目的的现象,其本质就是以学术的名义来分配利益、满足欲望。
     
        昨天和今天,都各有一只兔子撞树而亡(抱歉,我绝对无意歪曲原版的守株待兔)。因此,有很多人都会认为明天也一定还会有一只兔子撞树而亡。这样的兔子还能等来吗?
     
        一个世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就能说清楚的道理,苏力先生非要凸显自己的特长(喝过洋墨水儿),把兔子给置换为“戈多”。要不怎么能显现出高人一等呢?要不怎么能获得更高的薪水呢?苏力先生身体力行,将学术与钞票(或曰:法律与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编  法学研究
     
        第一章  从法学著述印证看中国法学
     
        法学引证和法学引证研究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作在特定学术群体内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我的任务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一荒唐的观念!
     
        为什么要引证?1、证明自己正确吗?那还是算了吧。正确与否要看作品,而不是去看作品的引证;2、证明自己博学吗?那也不必了吧。学术作品的本质不是对已有成果的再次展示;3、证明自己懂规矩吗?如果是一项荒唐的规矩,还是不遵守为妙。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对苏力先生在本章中的每一项页下注释进行逐一剖析:
     
        1、试图用另一位作者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表述是有根据的。换句话说,作者的这一表述绝非原创,不过就是在重复他人的观点。的确是尊重他人,但也证明了自己的无能;
     
        2、就引证这一主题列举部分美国作者的文献名称。如果阅读者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肯定会大量寻找搜集相关文献,这一注释不过就是阅读指南的性质罢了;
     
        3、证明国内也有相同主题的研究作品;
     
        4、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5、再次举例;
     
        6、指出有人曾经研究过“学术装饰”、“伪注”等现象;
     
        7、这条注释的内容是:“波斯纳提到的引证功能有资料来源的精确性、信息整合与创新、尊重前人知识产权、保持研究的持续性、批评以及名望等。同前注1.”这分明是引证功能的解说,而苏力先生居然将其作为“西方学者从引证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一系列影响引证的因素”的注释,实在是莫名其妙。假如这就是在学术相对发达的体制中所界定的引证的真正的价值所在的话,那么:1、资料来源的精确性,无疑应该肯定,而且我在这一点上也是十分重视的,我所评析的任何一篇论文和案例,都会详细的注明其来源。其实,这一功能,律师在诉讼庭审过程中运用的最为娴熟和到位,每一个观点、主张,必然要有一个或多个各种各样的真实的合法的证据作为支撑;2、信息整合与创新,信息整合怎么可能是引证的功能呢?即使信息整合有价值,也是远逊于创新的价值。创新,就更与引证无关了;3、尊重前人知识产权,有道理但是没必要;4、保持研究的持续性,语无伦次、不知所云;5、批评以及名望,批评,这可能就是引证的最大功能所在!!!这也就是我引证的最主要理由。名望,纯属无稽之谈;
     
        8、搬出来一则名人名言;
     
        9、自引一则;
     
        10、参考消息;
     
        11、解释说明;
     
        12、支撑证据;
     
        13、支撑证据;
     
        14、解释说明;
     
        15、解释说明;
     
        16、参考指南;
     
        17、举例。
     
        综上,纵观以上17项注释(含引证),基本都可被归入延伸阅读的范畴。对读者的意义不大,至少要不是专门为了研究引证问题的缘故,我是没有兴趣阅读的。更重要的是:即使通过阅读,也没有产生满足感和认同感。既没有赞同性引证(这样做很好),更没有批判性引证(这样做不太好)。除了达到了卖弄的作用之外,读者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感觉。既不会使作品增色,也不不至于使作品减色。完全省略,真的完全可以!!!恕我直言,这样的注释(含引证),绝对是标准的“学术装饰”。
     
        做一个类比,我的作品基本上全都是“毛坯房”,而非“精装房”。关键的是,开发商与装修队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其工作内容和工作结果根本就无法同日而语。描眉画眼、涂脂抹粉,真的是必要的、必须的吗?洗尽铅华、素面朝天就格格不入、就自惭形秽吗?
     
        苏力先生自己的注释(含引证)尚处于病态(全书其他所有的注释均大同小异,不再评述),其有关注释(含引证)的论述也就可想而知了。需要悬崖勒马的,是整个中国学界。
     
        “影响”,肯定是一个中性词。既不褒、也非贬。而“声誉、威望、名望”,甚至“质量”,则都是褒义词。引证可以达到褒扬被引证人的效果吗?应该不会:1、如果是批判的标靶,则肯定是负面评价;2、如果是正面肯定,则有贪他人之功、借光、揩油、占便宜、拉大旗作虎皮之嫌。总之,引证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能得出被引证是值得炫耀、自傲的资本的荒诞结论。
     
        “大段大段复制前人、他人或外国人的著作而不加引证和说明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对这一现象的描述也许不错,但想要得出什么结论呢?苏力先生(所代表的主流观念)的意思就是说:今后再抄的时候,一定要有引证,要注明出处。这样就是懂规矩、就是符合学术规范、就是文明人。以前的做法是偷,今后则是在拿了人家的东西之后,千万别忘了大大方方说一声:谢谢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为什么非要抄呢?能不能不抄呢?不抄,中国人还会不会写文章呢?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学术规范,不仅丝毫也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学术作品的“复印机”模式,而且变本加厉,大家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将拷贝进行到底。这就彻底断送了中国学术的前途。
     
        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也有极少数吃饱了混天黑,最后半路回家的)已经十分清楚论文是如何生产制造出来的了。写论文,绝对是小儿科、小菜一碟、分分钟搞定。幽默的是:在正常的本科教学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论文写作的专门训练。难道我们的学生都是天才吗?非也!残酷的现实是:写论文已经与抄课文很难分清了。比小学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论文中一定要有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一定不要忘了注明引文出处。如果全文都是引文怎么办?好办。用自己的话将人家的话“翻译”一下就齐了。一定要罗列一些知道篇名、书名但却绝对无须阅读的参考文献。长得这么漂亮的文章,说不定还能被评为优秀呢。
     
        随着大学生数量和比例的不断增加,步入社会之后,他们必然会将自己的感知传播开来,慢慢的,地球人就都知道了:论文就是扯淡!
     
        在苏力先生的眼中,“引证材料资料”要比“引证观点”更高明,实在可笑!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如果是增加“批评性引证”,那又如何得出“引证数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这一结论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另外,“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这一表述十分不妥,置文学奖、经济学奖于何地?似应改为:诺贝尔奖中的自然科学奖项。
     
        “根据‘他引’的次数来给中国的法学家排排队。”在没有能够说清他引的性质、地位、作用、意义的前提下,就贸然以次数来排座次,荒唐之极。这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兴趣及其工作内容,但其价值和意义值得怀疑。
     
        苏力先生如果想要进行中国法学学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研究,大可不必以引证数作为索引而颇费周章(至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资金进行数据搜集),完全可以走另一条更为通达的大路:学衔、头衔、职务、所属机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论文、编著、教材等等作品的数量(这些信息的搜集要简单得多)。或者更简单,直接委托胡润(专门以制造各种排行榜谋生)之辈,只要将部分科研经费送上,即可轻松等待结果。
     
        中国学术自身的混乱、荒谬和不成熟,使得任何关于这一领域的现状描绘而非批判性研究,都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资料库情况简介
     
        苏力先生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主要的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数据库,同时还辅助参考了“中国期刊网”上的信息。这些数据库或网站自身已经对一些主要的数据进行了有效梳理或提供了检索手段,因此,相关数据的获取不再需要简单的原始的也是异常繁重的人工劳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了。
     
        操作处理和理由
     
        苏力先生选取了230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这不过就是一场豪门盛宴。
     
        作为中国的学者,如果不知道中国的学术论文在所谓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所遵循的公开的潜规则,那是不太合乎情理的。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是同行评审制,而是编辑选择制。因为投稿数量远远大于期刊版面的容量,必须进行筛选。怎么选?最便捷也是最通行的做法:直接看作者的身份,名头大的优先。如果一看作者是讲师、学士学位、工作于三流学校,那么就可以直接将其作品扔进垃圾桶了。如果有其他特殊关系或特殊表现,自然也可例外优先。总之,论文是绝对不需要看的,也就无所谓编辑了。学术图书的出版,就更滑稽,也更直截了当了。除了关系户、特权户之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出钱买书号。只要资金到位(很少有人自费,主要来源于作者获得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政审通过(注意:是政治审查而不是学术审查),专著也就面世了。没有学术审查,只有利益交换。这不是学术场,而是名利场。在这样一个腐朽体制下,所谓的优秀论文不过就是腐朽指数登峰造极的表现。在所谓的著名期刊中,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著名学者的姓名和头衔,但却没有看到优秀的作品。
     
        在中国必须抛弃这腐烂发臭的论文发表机制。至少、至少在审稿之时,必须隐去作者的身份信息。如果我是审稿人,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论文是不合格的!在我评析的三百篇行政法学论文中,能让我看得上的,真的是百里挑一。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论文基本处于文献综述和资料汇编的水准。有的只是海量的、公开的,进而也是合理合法的重复,无休止的重复!不要以为只有学生在重复,教师也在重复;不要以为只有讲师在重复,教授也在重复;不要以为只有博士在重复,博导也在重复。从教育到科研,中国奉行的就是“复印机”模式。中国的强势者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培养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才。这就是中国落后的直接但非终极原因。中国为什么盛产“奴才”?因为这是符合强势者欲求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可能出现学术自由、学者平等的学术环境。孝子贤孙们最擅长的本领就是唯上崇上、山呼万岁。
     
        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再没有出现一个像左明这样的人,那实在是太失败了!
     
        “我认为把期刊论文作为确定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定理由的。”如果这就是苏力先生的结论的话,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请问:如何确定学者的“实际学术水平”?如何产生“决定性的学术评价”?愚以为:任何个人、机构以及机制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口碑、世人评说,也都不足为凭。只有时间和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最后能够登上这张龙虎榜的五十位学者(1998-2002年),无疑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学阀”(并无贬义),因为他们的名字和头衔比他们的作品知名度更高。这是一个重表不重里的社会。如果一位学生只能记住他们的头衔,而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您说滑稽不滑稽、悲哀不悲哀?
     
        初步的分析
     
        幽默的是,在本章中,除了初步的分析,并未见深入的分析的踪影。
     
        学科分布、机构和地域分布、年龄段、人才培养,对这几项内容的分析,其实就是简单事实陈述,实在无谓、无为、无味、无畏、无趣!
     
        只有引证特点这一项的分析,其中有些观点还有些价值:“在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还比较少”、“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概念”、“许多论文本身内容就缺少创新”。
     
        中国的法学研究是典型的自我供养体制。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大家排排坐、吃果果。互相捧臭脚、相互抬轿子。倒也是其乐融融,一片和谐、一片繁荣。法学研究仅仅是饭碗,是获得世俗成功的手段,不是事业,更不是理想。与企业家不同的是,这些法学家不会经商,只会卖文。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则都是--人民币(外币也可)。待遇,就是导致学者流动的第一因素。
     
        “培养”中国法学家,一不留神,苏力先生道破了天机。有造富、造星、造神之类,自然也就会有制造法学家的奇思妙想。中国人都知道(通过铺天盖地、无时不在的广告):名牌不是靠质量,而是靠包装和运作。一个名牌大学如果缺少了明星专家,怎么办?好办。赶紧开足马力、加工生产,紧急出炉一批接班人。俗语: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请放宽心:法学家的宝座是绝对不会空缺的、绝对不会虚席以待的。什么样的人跟进?自然是名家的徒子徒孙了。好一个世袭继承制。
     
        其他问题
     
        自我引证的道德前提就是:拒绝自我重复。这是我所习惯使用的一种手法。
     
        他人的学术优点,是可以对此进行引证的正当理由吗?
     
        互惠引证(即相互捧臭脚),就更是典型的学术腐败了。
     
        “但是严格引证对方然后批评分析,就很少见了。”这绝对是事实。但是,在下至少在十年前(即2004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年份),就已经开始运用了这一几乎无人触及的研究方法,并且一贯坚持至今,十年走来,近五百篇作品,几乎无一不打上了左氏的这一风格烙印。被我引证的作品(也包括不是狭义作品的案例和法律),几乎都成了我的刀下之鬼。
     
        左明,是作为一个异类,来到这个世界的。
     
        小  结
     
        苏力先生主张:“要鼓励在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在下不仅对此深以为然,而且已经身体力行有十载。在这一点上,我与苏力先生可谓志同道合、神交已久。
     
        年轻是优势,但仅有年轻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要现场吹个牛给大家看一看:像我这样的旷世奇才,千年出一位。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与我同龄的所谓的年青一代的学者,很多会与我属于同类。绝对不会,绝对没有,中国的学术自觉与自由,至少还要经历一百年。
     
        竞争,是学术长青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门。可是除了左明,谁敢竞争呀?谁会竞争呀?
     
        我可能永远都是唯一的。
     
        独立,是获得自由的前提。不依赖、不依附、不仰仗,才有可能不低三下四、不卑躬屈膝、不百依百顺,也才可能有自我实现、有尽情的施展和释放、有天生我才不辜负。
     
        在中国,在几乎任何领域里,符号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水平。北大的教师都是好汉吗?北农(即北京农学院,笔者的供职单位)的教师都是孬种吗?不一定(当然在概率上,前者明显占优)。尽管名牌大学拥有较多的优势资源,但能够承载的师资规模毕竟有限。优秀学者的总量有递增的趋势,加之转会、竞争、淘汰等机制不畅,因此英雄别问出处的现象势必会逐渐常态化。名门望族垄断学界话语权的局面即将被打破。符合自然公正法则的认货(即作品)不认人(即头衔)的价值判断标准,将彻底颠覆现有的学术等级格局。没有哪个体育明星是依靠实力以外的因素(即使有,例如形象,也是次要的)获得亿万粉丝拥戴的。
     
        引证,是“知识互补”吗?知识互补需要通过引证的方式来实现吗?引证,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吗?不引证,就不能避免重复研究吗?至少我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请终极思索:自己作品里为什么要出现别人作品的内容?即使可以排除是偷人家的东西,也不要拾人牙慧,请自重。
     
        顺便说一句,经济法,苏力先生可能还没有搞清楚这三字的真正含义。恕我再次直言:经济法学,根本就是一个伪学科和伪科学。
     
        引证律,根本就是一个荒唐的无法成立的判断学者及其作品价值的学术指标。
     
        但愿这一研究不是一场撒尿和泥儿的幼儿游戏。
     
        第二章  法学论文的产出
     
        开篇,苏力先生再秀一把,引用了一句西方学谚:“不发表就完蛋。”这话绝对有道理,不能公之于众的思想,就不必或不愿思想了。但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发表模式,已经被现代科技手段给彻底颠覆了。君不见,在下的近五百篇与学术有关的作品,除了前期数量极少的一小部分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在一些非知名期刊上获得发表之外,其余全部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关键是,几乎畅通无阻,有投必发。人们将网络时代称为自媒体时代。发表,从此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当然,狭义的发表仅限于纸质媒体。而且在现有体制之下,非纸质媒体的发表也是不算数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企图改天换地的人而言,现有体制的认可甚至褒扬又算个屁呀!
     
        我想说的是:没作品(当然要质量过硬)就完蛋!一个学人终其一生都在步人后尘、看人背影,真的很失败。一部作品的影响力争取要延续到作者去世之后五十年(现行《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的财产性权利的保护截止时间)。
     
        必须考察法学研究的产出
     
        科学研究,是一种产业吗?这可能仅仅是部分正确,甚至是绝大部分正确。至少可以将科学研究区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前者数量和比例都很少或低,与产业关系不大。其基本特征就是:不直接产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求财的过程。当然,要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也是极其艰难的。而实际应用研究则更强调其结果的实际价值。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价值评判很难以货币或其他量化指标来衡量。
     
        以我自己为例进行剖析。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法学论文的研究。通过对一定数量(约三百篇)的法学论文(仅限于行政法学领域)进行批判性阅读,试图发现并指出目前中国法学界普遍存在的体制性痼疾。不是停留于空喊,而是有针对性的具体的个别的(将特定的标本汇集在一起又会有整体判断的价值)在解剖麻雀的过程中阐释观点。惭愧的是,应者寥寥。有的作者很不服气,也有虚心接受的;二、权威案例的研究。案例皆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通过对一定数量(约一百篇)的案例(仅限于行政法学领域)进行批判性阅读,试图发现并指出目前中国司法系统普遍存在的体制性痼疾。有趣的是,所有的法院对此都无动于衷,而有些案件当事人却主动联系我,对我的作品深以为然;三、法律文本的研究。通过对一定数量(约五十篇)的法律(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公法类法律)进行批判性阅读,试图发现并指出目前中国立法系统普遍存在的体制性痼疾。中国的法律就是--玩笑,制定法律就是--开玩笑。如果全体国民和法律的制定者早就认为:就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那我也就只好哑口无言了。
     
        当然,我的上述一系列作品,并不是直接写给特定学者、法院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建议信,而是面向全社会、全体国民的宣言书。我不求打动每一个人,但愿能对某些人有所触动,我就心满意足了。
     
        必须承认,我的研究更像是个体户在自己的小作坊里的辛勤劳作。姑且不论产品的好坏,仅影响力就不可能很大。这取决于:研究者个人以及其所在机构的地位、声誉,更重要的是以资金为支撑的包装、策划和宣传。邻家小铺的打卤面做的可能十分地道,甚至堪称一绝,但也就能够满足附近居民的口福。某国际连锁的餐饮企业,其食品味道绝对一般,但却横扫天下、驰名遐迩。也许这是两种不同的成功模式。
     
        科研资助体制,方向正确。但在特定情境下的实际运作做却问题丛生。投入之后是要有回报的。如果说基础理论研究的产出无法直接产生效益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实际应用研究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要么是奉献、要么是傻子:1、不可能是奉献,国库里的钱怎么可能随便拿来送人呢?2、有可能是傻子(资助代理人),但那一定是装傻,是资助代理人和被资助者之间恶意串通坑骗资助者(即国家)做的局。国家是虚的,也无所谓傻不傻,要命的是原本应该为国家谋利益的代理人,却吃里爬外、背信弃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中饱私囊。绝对不能让科研经费的分配成为一场赤裸裸的分赃盛宴。
     
        正常的资助(限于实际应用研究)应该是这样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不直接作为资助者,资助经费不直接来源于国库。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以自己的资金作为资助经费,为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开展资助。资助人即为买方,被资助人即为卖方,买方不可能无视产品质量而付费收货。如果能够引入招投标机制就更加有利于保护资助者的利益。
     
        能够像左明一样超凡脱俗的人绝对罕见。学者们终其一生的奋斗努力都是为了--争名逐利。为利益而战,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获得真货币的同时,是否也提供了真商品呢?不能要求每一个学者来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追问体制。体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不过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大家都是同一个德行,谁还笑话谁呀?换句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就现在这样的作品水准,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换取钞票。
     
        真正优秀的学术作品是如何产生的?愚以为如下因素至关重要:1、学者的智商。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俗人也只能产生平庸的作品。要命的是,也许大自然制造的天才并不少,可惜制造的庸才更多。而且让他们杂处。强大的世俗力量压抑、压迫挑战世俗的少数天才的力量。如果天才缺少了信念的支撑,自然就打退堂鼓了、就埋没了、就泯然众人矣了。天才不仅要战胜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战胜无比强大的世俗,至少不要受到世俗的阻碍;2、学者的价值取向,俗称:方向感。有智慧,还要方向对;有追求,更要有品味。而如下因素与产生优秀作品基本无关:1、金钱。以个体人的精神世界和群体人的相互关系为建构内容的社会科学研究,无需大量资金投入;2、头衔。这是等级社会确定人的地位及待遇的产物,与求真务实的学术无关。总之,优秀的人才可以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一个甘于清贫、耐受寂寞、不慕虚荣、超凡脱俗、心胸宽广、气吞山河、思维敏锐、眼光独到、执着追求、百折不挠、独立自由、从容潇洒的人中之杰,既是自然的造化,也是个人修行的善果。
     
        左明的出现,绝对出乎苏力先生的意料,绝对不敢相信,绝对目瞪口呆。没有哪个奇人是符合常规的。
     
        常规学术作品的产出必须要和重复现有成果划清界限。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同样的物质产品完全可以大量重复生产,分别满足众人的需求。而精神产品一经公开,受众就可以无差别的获得。如果脱销,可以重印,但绝对不允许盗版。重复他人不过就是盗版的温和表现而已。除了原创,无需重复表达(教学或传播例外),重复表达无效。因此绝对不能在数量上对学术作品作出强制要求。无能者,不逼迫肯定不创作,有逼迫肯定伪创作;而德才兼备者,不逼迫也会持之以恒去不懈努力,有逼迫反倒身心俱疲、心力交瘁而乱创作。从来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无能者的身上,而应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去支持那些德才兼备者。没办法,有的人就是专门为学术而生!而绝大多数混迹高校的教师都属于南郭先生一类。学术作品宁缺毋滥,这就是唯一的明智选择。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能够把教学工作有所提升,就是功德无量了。丑闻、丑态更少,丑陋的作品更少的学界,应该更繁荣。
     
        苏力先生很搞笑,在论证了“不能证明少就能精”之后,不也就同时论证了不能证明多就能精吗?
     
        学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是由规定所能决定的。逼迫高产的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读者(按照苏力先生的观点是市场,体现为众多读者的货币选票),可以判断作品的质量吗?也许可以。但有前提:所有的作品都是可以发表并被接收的。狂热、盲目的受众应该被排斥在学术作品的读者裁判之外。君不见,明星就是放一屁,在狂热粉丝看来也是其香无比。至少太多的所谓的名家名作在我的眼中--狗屁不如!而太多的大学生为了升学、为了考试这样的世俗目的不得不大量购买并阅读这类垃圾作品。苏力先生,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
     
        健康的市场可以甄别商品的好坏,而畸形垄断的假市场,可能选择的结果恰恰相反,去真存伪。
     
        苏力先生给我的一个基本印象是:脱离现实、脱离条件,空谈一般规律。
     
        什么是学术产出?
     
        立法,算不算科研?居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令人惊讶。不仅美国的国会议员不是法学家,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法学家。这是常识。但是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绝对应该算是科研活动。而且应该是高水平、严要求的尖端科研活动。法律是国家作品,也是国家名片,事关国之尊严与声誉。谁来起草?当然应该是专家。什么专家?当然应该是法学专家,而且必须是最顶级的!而现实与理论之间可谓是大相径庭。
     
        科普,算不算科研?居然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再次令人惊讶。科普,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智力活动,但绝非创造性。而科学研究应该具有创造性。
     
        苏力先生通过上述数据库的检索和计算,又开列了一张中国学者发表于重要或核心期刊(以书代刊类的杂志除外,例如《民商法研究》)上的法学学术论文的排行榜(1998-2002年)。遗憾的是未能列出期刊目录。
     
        在中国,难题不是会不会写论文或者手里有没有论文(请人捉刀代笔),而是能不能发表论文。这个榜单就是以发表数量来论英雄,而且限于重要或核心期刊。不是创作之争,而是发表之争。列位,您说扭曲不扭曲、变态不变态?因此,这是一张变态榜。
     
        分析之一:宏观态势
     
        为什么会有年轻者后来居上的态势?一个被苏力先生淡化而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登顶后的懈怠。中国高校(也包括科研机构)里的教师,其命运就好似登山,从助教爬到教授,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怎么爬?自然要有资本。什么是资本?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出版或发表的学术作品。于是竞赛就开始了。低龄低职的奋勇争先,为了能够发表,不遗余力、拼尽全力,有谢顶的、有早衰的、有过劳的。除了拼实力之外,是否还有潜规则?是否或献金或献身?就请各位去遐想吧。顺利的一路过关斩将,大约每五年就可以晋升一级。四十岁左右即可坐在教授的宝座上。不顺利的则磕磕绊绊,总要耽误几年,甚至更长。有的五十岁、甚至六十岁才能熬到教授。当然,还会有一些“低能弱智”的教师在退休的时候也只是副教授,甚至讲师。恰如高考结束后,考生们狂撕教科书和复习资料的情景一样,很多登顶的教师,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动力。歇菜,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选择。学术研究对他们而言只是改善生活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痛苦的、折磨的、煎熬的,因而是被迫的、扭曲的、不情愿的。请看,一路心酸、一路坚持、一路隐忍走来,在功成名就之后,回望来路,不过就是一地垃圾、一地糟粕、一地污秽。这就是大多数学人的人生道路。原本可以成为民族脊梁的一个群体,就在残酷现实的打压之下,衰败至此、颓废至此、堕落至此。这样的民族还想复兴,纯属痴心妄想!
     
        再来看一看左明。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晋升职称,没有课题也没有经费,没有投靠名师也没有加入学会,没有考博士也没有洋插队,没有评优评奖也没有获得荣誉,无需讨好也无需巴结,无需发表也无需出版,无需惟命是从也无需低三下四,无需献金更无法献身,无需做奴也拒绝做奴,但是却有:微薄的工资、充裕的时间、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不屈的斗志,因此可以:十年如一日、稳坐冷板凳、敢为天下先、撰文五百篇。实在是不好意思,思想和写作是我的人生第一享受。我也在攀登,但登无止境。我不会懈怠,更不会逃离。实在是没有办法,并非出于我的本意,和我同时代的天下学子,只能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教师的兼职问题。教学(天经地义)和研究(可欲而不可求)是教师的本职(服务社会就已经出圈了),其余皆为兼职。例如:律师、顾问、委员、理事等等不一而足。这里有一种兼职需要特别讨论,即兼任(有时甚至是专任)供职单位的一定级别以上的行政领导职务,最常见的就是:处长(含副处长,下同)、系主任、二级学院院长等中层领导干部。据传、听说苏力先生就曾经一度兼任北大法学院的院长。为什么兼职?问得好。但是兼职之人回答得更好:为人民服务!果真如此吗?原本仕途和学术是两条路,但在公立高校内居然可以兼得。傻子都懂的:效益翻倍。于是某些教师非常热衷于当领导。这两个岗位真可以说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官学结合,已经成为某种人飞黄腾达的不二法门。知名教授做领导,想的是职称以外的利益;低级教师做领导(在那些不入流的高校里并不罕见,先从副职干起),那进步的速度可谓唰唰的,要想晋升职称,犹如探囊取物(绝对直升,不可能耽误一年)。这些人就是学校的骨干和精英,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只有那些傻了吧唧、缺心眼儿的人才会去老老实实只做教师。教师是卑微的,这就是中国的学校--另类官场。
     
        一位教师是否能够心无旁骛、心平气和的持续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是混日子)三十年,这就是一块试金石。能够通过这一测试的,不论其成就高低,均堪称真学者。
     
        苏力先生在情急之下抛出了“如何建立和维系一个更好的激励机制”的观点。其本质就是:要么不要让学者过早的登顶,要么将顶峰设置的再高一些。总之,不要让小白鼠停歇下来。遗憾的是,如果这里的激励机制还是以利益、待遇等为导向,积极性肯定是会被调动起来,但奋斗拼搏的结果也还一定是一片狼藉、一塌糊涂。再热闹持续的假繁荣,也不会产出真学术。看来,苏力先生更看重场面的火爆效果,而不太关心演出的内容。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审机制,是最根本的两大制度障碍:1、必须建立同行评议机制。作品好不好,谁说了算?肯定不应该是:自己、期刊或出版社的编辑、特定的权威,更不可能是其他利害关系人了。在信息传递如此发达的今天,愚有一浅见:任何学术作品通过任何方式公之于众后(最后都请辗转发表至某家特定或不特定网站),在全国范围内,本专业任何感兴趣人士,通过互联网,先通过实名认证进行身份注册,然后即可发表对作品的评价意见。出于对自己声誉负责,每一个发言人应该不会滥用权利。评价既可以只有结论,更鼓励给出理由。每一位业内人士(可设置一些不太严格的形式条件,例如:本科学历或三十岁以上。跨界的一定很少,捣乱的绝对罕见。在校本科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什么排斥他们?鉴别力通常不足,这就是基本的考量)都是评委,这样的评审想不公平都很难!即使某件作品未能在所谓的重要或核心期刊上发表,只要同行评议结果优秀,其学术地位自然确立;2、应该建立年资制。对于一般教师而言,只要每年年度考核合格,一律定期晋升职称:三十岁以下直接定为助教;超过三十岁直接定为讲师;超过四十岁直接定为副教授;超过五十岁直接定为教授。特别优秀或特别低劣者除外。必须废除现行的恶性竞争背景下的职称评审制。千万不能再这样竞争:发表更多的垃圾作品,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更多的课题和经费,平时阿谀逢迎,评审前红包伺候单位里的领导、关键人物、评委。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是高校里上演的最大丑剧和闹剧--绝对世界一绝。
     
        良性竞争是好事,但在荒唐的规则或荒唐的执行规则支配下的恶性竞争,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两大体制痼疾不铲除,学界永无宁日。
     
        苏力先生倒不是书呆子,但肯定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养尊处优使其对人间疾苦麻木不仁,总是在不疼不痒处颇费口舌。
     
        外地学者渴望进京工作,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是通过参与立法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声誉。这绝对是苏力先生的高见。细致倒是蛮细致,可是看到了这样的具体结论,我真的为苏力先生捏一把汗。方向不对,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学术影响力就会不同,只能说明:是环境出了问题。这是一个英雄必问出处的时代。是出处决定英雄,而不是实力决定英雄。
     
        苏力先生更关心的是“产出”(即发表的学术作品)这一客观结果,而不关心如何产出、如何才能够产出、什么决定产出以及产出的是什么等等这样的追问。因此很执着的认为:能产出,就是好样的,我是用事实来说话,我客观公正。
     
        明显的荒谬果然不期而遇。苏力先生认为:“中国大陆法学界的学术产出就总量而言也是偏少的。”而且居然“只要同美国法学界一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差距了。”更有甚者“仅芝加哥法学院教员的产出就大致相等于中国大陆产出最多的50位法学人的论文总和产出。”但凡有一点点逻辑和生活常识的人都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且听我娓娓道来:这里的产出是指发表,而且是发表于重要或核心期刊。必须先要明确这样的期刊数量(很遗憾,苏力先生未能给出),以及由此决定的发文容量。常识:完成作品不难,难在发表,更难在发表于重要或核心期刊。在中美两国之间比较学术产出数量,纯属开国际玩笑。美国相应期刊的数量是多少?发文容量又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期刊数量既定,则一定期间内的发文总容量也就既定。这一数值与论文的完成数值没有任何关系。与其说产出少,还不如说是期刊少。假如期刊足够多,自然产出也就足够多。因为不可能出现有期刊而无发文的现象(也不会出现期刊版面利用不足的情况),而只会出现有论文而无处发表的尴尬。更不能得出已经上榜的名列前茅的中国学者产出量低的荒谬结论。发文容量既定,只能产生不同学者之间发文数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如果某位学者发文数量畸高,唯一的结果就是其他学者的发文数量必然会相应降低,甚至很多学者也就因此丧失了发文的可能。少数“出色”学者垄断、独霸发文数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优异”表现有代表性吗?有典型性吗?有统计学价值吗?能拿他们来说事儿吗?请先考察中美两国的相应期刊总量以及发文总容量,再考察中美两国学者总量。这些基础数据缺失而进行比较,只能是:盲人吃橘子--瞎掰!
     
        在不设置精确的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就能够发表五百篇,足以毙掉全美国的法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意义吗?中国这点儿人和这点儿事儿,还是先关起门来自己玩儿吧,还是不要急于和国际接轨吧。通过阅读苏力先生的论述,自己(这一部分人)跟自己(另一部分人)比,就有价值和意义了吗?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没看出有。
     
        苏力先生不愧是文科出身,对数字怎么能说是非常的迟钝呢,那绝对是相当的麻木。
     
        请注意,当我们对两者(或多者)进行比较之时,一定要锁定其他变量,也就是说参与比较的各方在其他各方面保持相同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比较的项目的比较结果才可能具有价值和意义。苏力先生给我们上演了一出关公战秦琼的好戏。
     
        改变而不是适应,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分析之二:产出质量
     
        论文的识别标准:
     
        1、篇幅。显然不宜过短。但很难给出具体的数字标准。
     
        2、类型。不拘一格。但应以说理为表现形式。
     
        3、引证。前文已述,宁缺毋滥。
     
        引证可以测度作者对作品的投入吗?苏力先生认为--可;愚以为--扯。某些论文的装修(即引证)可能挺漂亮的,遗憾的是主体(即内容)却是豆腐渣。
     
        引证可以算作是论文的篇幅吗?
     
        引证可以被认为是论证的过程吗?
     
        口口声声高喊并高举引证大旗的苏力先生,在其作品--本书中,应该算是秀了一下引证的功夫。遗憾的是,定睛一看--可有可无,到后来也就干脆不看了。这丝毫不证明我对苏力先生的不尊重,因为该书正文的每一个字我都是仔细看过的。
     
        请问苏力先生:针对同一作者,引证多比引证少的论文就花的时间更多吗、更好吗、更成熟吗、更有分量吗、更少可能自我重复吗、更透彻吗、更全面和完整吗?作为“支持材料”的引证,引证者会“更多思考这些资料”吗?
     
        看来,苏力先生把学术创作混同于盖房子,只要沙子、水泥、混凝土等等建筑材料备足备齐,就不愁盖不出好房子来。果真如此的话,百度(中文第一搜索引擎)应该是中国学术至尊!
     
        食洋不化,白瞎了留学岁月。
     
        一部不朽的作品,恐怕很难在其引证中发现亮点,在其正文中出现有违学术道德的情形,恐怕也会是零。
     
        很遗憾,该书只给出了识别论文的形式标准,而回避了实质标准:论点、论据和论证。1、论点,最好与众不同,也可相同(当然,论据和论证就不能再相同了);2、论据,需满足真实、关联、充分的属性,如有需要、必要,可以引证;3、论证,即证明的过程,注意不是叙述的过程,更不是材料的列举、堆砌的过程。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等方法,不一而足。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论文,既没有论点,也没有论证,通篇洋洋洒洒成千上万言,都是叙述事实或堆积材料。苏力先生最关注、最热衷的引证问题,其实最好解决或改进,只要将满篇文字根据心情随便挑选若干注明出处,不仅漂亮而且规范,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得到苏力先生的大加赞赏。
     
        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人家的铃铛。
     
        分析之三:产出模式
     
        术业有专攻,被比喻为“偏食”,恰当吗?
     
        苏力先生关于师生合作创作学术作品的现象的分析论证,堪称精辟、精彩!
     
        合作作品,显然不限于师生之间,除了极少数货真价实之外,绝大多数是虚假的不实的署名,其本质就是肮脏的黑幕交易,是典型的学术腐败。未创作而署名之人,在通常情况下是受益人(肯定要付出相应的回报,未必是货币的形式),屁也没干就大作问世,相当于花钱买名。但也有例外,有些名家实在是出于无奈(当然会得到相应的补偿,未必是货币的形式),在质量不高的作品上勉强署名,其结果就是使自己的名誉受到贬损,相当于挣钱卖名。
     
        结果就是:法不责众,大家伙都这么干,别太较真儿了。
     
        法学学术产品的终端消费者(即读者,有可能因拮据而借阅,而不是指图书馆或资料室之类存放书籍的单位),真的难以发现作者的自我重复或难以区分作品的优劣吗?至少我不相信。也许某人可以不去阅读,但一旦阅读,通常就说明其具有相应的阅读能力(当然也有高下之分)。没有相应阅读能力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去阅读。之所以某些丑恶之人的丑态未被发现,主要是因为它们隐藏的很深,挖掘成本过高,因此根本就没有进入读者的视野。
     
        强烈建议苏力先生再开展一项调查研究,统计一下各种法学类期刊的真实读者数量。为了证明我不是马后炮,我现在就可以大胆预测:绝大多数法学类期刊的读者很可能是零或接近于零。也许我“敏锐”的洞察力,就价值耗费若干万元的科研经费所获得的所谓的科研成果。
     
        我阅读并评析了约三百篇行政法学学术论文(基本都是发表于重要或核心期刊),阅读并评析了约一百篇行政法案例(均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阅读并评析了约五十篇法律文本。也许我因此而拥有了一点点发言权。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些评析对象很少有人阅读甚至根本无人阅读。理由是:其中错漏百出,却能安然无恙。面对如此的惨淡局面,不知苏力先生作何感想?还有没有心情去谈什么法学学术的产出问题?
     
        我是当之无愧的当今中国学术批判第一人!学术独立第一人!学术自由第一人!很多学术新纪元,都是从我的脚下开始的。
     
        结  语
     
        苏力先生的结论:“学术产量还是偏低,质量也偏低。”产量偏低也好,质量偏低也罢,总要有一个比较的参照值吧?要不然的话,这是从何说起呀?
     
        假如真的存在数量低和质量低的窘态,原因何在?愚以为:个体的学者的能力和素养肯定是次要因素,而整体的国家体制和学术环境肯定是主要因素。以我为例,事实求是的讲:不仅高产而且丰产!能够冲破环境束缚,尽情释放天生之才,毕竟是罕见的例外。需要着力解决的还是体制之病,使中国能够出现真正的学者:1、以学术为己任,以学术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2、以学术为生可以体面地生活、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3、有相对合理的人才和学术评价机制,不内耗、不恶性竞争、不盲目追求数量,崇尚实力,排除实力以外的各种干扰因素(如地位、头衔等)对评价的影响。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宁缺毋滥,最大限度抑制各种形式的海量重复。质疑和批判是学术的基本进路、常态表现;也许最重要的是4、确立学术和学者的相对独立地位,脱离包括政治在内的支配和控制,划清学术和权力的边界,学术无禁区,鼓励学者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预见,只有打破旧有的制度制约,才能释放被压抑的活力和激情。像左明这样的奇才,将不再神奇,不再罕见。请设想:当成千上万的左明式的人才脱颖而出之时,中国的面貌怎能不焕然一新?
     
        左明,哪里是在解救中国的学术,分明就是在拯救全中国。
     
        话要说回来,这样的设想能够实现吗?更重要的是多长时间才可以实现?我的回答:的确很难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实现。试述之: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亿万人的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基本法则(近似于物质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某人有想法,除了可以支配自己(有时也受制于外部力量而无法实现)之外,能否影响别人?那就要看别人是否认同并接受其想法。志同道合,自不必说;如果认为该想法对自己不利,自然就会抵制、排斥。结果出来了:某人的某种想法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大多数人的取舍选择。而一项改革设想,通常都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自然就会受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强力反抗。只有当支持新想法的力量大于反对新想法的力量之时,新想法才能付诸实现。请各位评估一下现在的国情。左明的新想法是在向目前的占压倒地位的体制和机制宣战,换句话来说:是左明在挑战几乎所有其他学人(甚至是全社会成员)。当然,现有体制中的某些人(不仅是边缘人,也肯定会有许多成功者)也是屈从者、被迫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应该是认同左明的想法的。好了,那就要看到底哪一方的实力更强大了。也许今天(甚至也包括明天)左明这一派还不够强大,但总有一天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的觉醒,会强大到足以摧毁现有体制。这一天的到来,不依赖于行政命令或聪明才智,而只是社会静静且缓慢流变的结果。这些具体的看得见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1、越来越多(从数量到比例)的国人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尽管这样的教育理念是十分落后的;2、越来越多的域外文明会通过各种途径传输到国内,并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国人的观念;3、通过劳动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去满足国人的需求,在富豪(数量和资产规模)快速递增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会逐渐减少、绝对贫困标准会逐渐提升;也许最重要的是4、在国人的物质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很可能会产生追求精神财富的欲望。而所有这些变化,没有一百年的积累,是不可能显现出来的。
     
        没有对高雅、严肃的学术精神产品的需求,自然就会抑制其生产。
     
        目前中国“学术市场”的竞争,尽管十分热闹、十分激烈,但基本都是恶性的。甚至中国每年的海量学术产出,也基本都是垃圾。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初始的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之上的价值判断,其余的关于中国学术的讨论,必将毫无价值。
     
        “这一研究的生命注定是短暂的。”看来,苏力先生很有自知之明。也许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以自己为标靶催生了左明对该书的全面批判。该书很快就会被归入历史资料,而本文必将生机勃勃、生命常青。
     
        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所谓的科学研究活动,最后的成果就是得出业内人士常识范围内的数据、事实和基于此的廉价评论的话,虽然可以轻松通过资助者的验收,但是如何面对左明这样的“消费者”呀?如果再没有左明的出现和发言,这样的科研还不知道要名正言顺的搞到什么时候去呢?
     
        这应该就是北大教授兼博导的正常的水平发挥,这就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现实的参考值。
     
        第三章  法学著作的翻译
     
        “中国当代的法学基本是移植的。”对此,请允许我习惯性的抬一下杠:1、译著,仅仅是法学产品中比重非常低的一个构成部分,无关大局、无伤大雅;2、近些年来的本土作品中的确越来越多的出现涉及、依赖、针对域外法学或法律的内容,但也只是限于研究的对象或手段;3、新中国法学脱胎于、奠基于前苏联法学(当然这也是移植的表现,但肯定不是苏力先生的所指),至今虽有较大改变,但尚未彻底转型;4、中国法学的主体部分,例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体系建构、价值取向等等,主要还是自力更生的产物。综上,中国法学具有极强的自生性、同化性,不仅受到其他门类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更是受制于现有体制的束缚,从而表现出了清晰的“中国特色”或曰“中国面孔”。与某些人所想象或描绘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概  况
     
        翻译,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产业。而在法学界中出现的翻译,则更像是“打酱油”,由法学学者偶尔为之,除了点缀,更像是炫耀或证明什么。
     
        法学是显学吗?也许是。但很可能仅指其高端部分(已经有若干位知名法学专家给中央领导上过法律课),其低端部分则相当惨淡。一方面,中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高校设置了法学专业;另一方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似乎成了“滞销货”,呈现了供过于求的态势。残酷的现实就是:这个国家至少在目前不需要这样规模的法学人才。法律、法治,更像是口号而非行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当成了笑话或“逗你玩儿”。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渐觉醒,不仅没有感受到越来越接近法治,而是相反,耗费巨额国库财力营建的法治大厦更像是水中月、镜中花。定调很高,现实很惨。您说,沙漠里的人,到底是需要不需要鞋呢?法治欠发展的国家,到底是需要不需要法学呢?
     
        问题之一:译什么?
     
        答案很简单:译好的、译对的、译适当的、译适合的。同样的问题:写什么?当然也会是同样的答案。但是二者实现的可能性却大不一样。优秀的作品可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而选择优秀的原著进行翻译,就相对容易得多。而翻译质量,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译者往往把翻译看成学习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可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有相当一部分译作就是这样产生的。
     
        问题之二:谁来译?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只能是:事实是谁在翻译,而绝对不能是:应该由谁来翻译。
     
        “翻译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译者本人。”这是大实话,但读者知道了这一事实以后该多么心酸呀。
     
        苏力先生关于法学著作的翻译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渐衰落的预判和论述,可以成立。
     
        问题之三:如何译?
     
        苏力先生在评价《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时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许多词条都是一篇论文。”词条是论文,这就是苏力先生的高见。
     
        该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多人合作翻译的情形。说了一大堆,不外就是讲述了“和尚喝水”的道理: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担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毫不吝惜笔墨,绝对是苏力先生的一大特色。
     
        制度视角及其他
     
        苏力先生将这一章的内容界定为文献综述,实属过谦。至少与常见的文献综述相比大有不同,除了罗列现象、问题,更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称之为论文也不为过。
     
        苏力先生回避了什么是论文,而直接去界定什么是法学论文:“只有当从制度或规则角度切入,并始终保持这一进路,那才是法学的论文。”恐怕过于偏狭和武断了吧?
     
        很遗憾,好像是遗漏了最重要的:为何译?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最不重要的。
     
        必须要多说两句。翻译和创作,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创作是从无到有,而翻译则是从一碗豆腐到豆腐一碗。翻译虽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一项智力活动,但与创作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创作是劳神,而翻译则是劳力。从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是技术,而非学术。我无意贬低翻译,只是想澄清事实。翻译,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不带贬义)。君不见,在中央领导接见外宾的时候,翻译只能立在身后,而断然没有比肩而立的可能。
     
        看来,王婆儿卖瓜,难免不自夸。
     
        第四章  法理的知识谱系及其缺陷
     
        开篇,苏力先生故伎重演,引用了斯蒂格勒的一个结论:“该论文解决了它本身提出的问题,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就纳闷儿了:如此简单的事实和道理,为什么非要引述所谓的专家的表述呢?更何况,这可算不上是最大的不幸,更加恐怖的不幸是:太多的论文既没有提出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
     
        看来,苏力先生可真是有两把刷子呀,绝对是装修高手。
     
        问题和进路
     
        看来,苏力先生对“我认为”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我又要发言了。与之相比,我更看不上时下流行的某些人那种动不动就“专家认为”、“大师认为”的做法。我必须为“我认为”鼓与呼,如果连“我认为”都没有了,也就不必写什么狗屁论文了。引经据典可以,就怕只剩下引经据典了。
     
        十分可笑,恐怕也就只有“天真无邪”的苏力先生会把审判“四人帮”当作是法律事件或司法事件。如果不能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区别开来,这个国家的法律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就是摆设。
     
        “黄碟案”及其争点
     
        苏力先生提出了“当公民感到执法不公甚至违法之际,究竟公民是应当当即反抗执法还是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的确很现实,也的确很棘手。试析之:1、“感到”,显然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可能不准确。当事人对自己基于错误判断而做出的不当行为,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不公”和“违法”,应当廓清。前者并非与后者并列,而是从属于后者;3、“事后救济”,是一般原则,而“当即反抗”则属例外并应设置严格的条件限制。恰如正当防卫一样,公民对私权侵犯可以防卫,对公权侵犯自然也可以防卫。妨碍公务与反抗暴政之间的微妙关系,应在具体的个案中具体分析。
     
        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的法理分析
     
        主义,离了这两个字,某些学者就寸步难行了、就不会说话了、就活不下去了。请问苏力先生:没有了主义,就不能自由了吗?就没有自由了吗?也许,主义就是某些教授的标签、名片、代名词。
     
        真的十分想聆听一下苏力先生的教诲:为什么“观看黄碟确实品位不高,甚至道德低下”?
     
        权利不是绝对的,这几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具有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水平的人或任何一个成熟理性之人的生活常识。对此,苏力先生居然还要不厌其详的贩卖一下他的存货、展示一下他的收藏:康德、波斯纳、密尔、边沁、科斯等这些腕儿级人物悉数被邀出场,他们的观点或语录被苏力先生随意的信手拈来、排列组合,用来印证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困惑了:苏力先生的观点与被引用者的观点有何不同呢?
     
        有人举报,基于此居然就被苏力先生认为“至少是有人认为张氏夫妇看黄碟侵犯了自己(即举报人--笔者注)的利益”.我只能说,苏力先生您的思维太直线了,不要说急转弯儿,简直就是不转弯儿。举报的动因通常是利益冲突或一般的正义感。即使是利益冲突,也可能会有直接冲突(例如:影响邻居休息)或间接冲突(例如:此前有仇、有过节)之别。断然不能简单推断看黄碟就一定侵犯了举报人的利益。
     
        “显然他们未能将图像或声音保持在室内,由此引发了他人的强烈反感。”这又是从何说起呢?1、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扰邻,请问:一般人会将自己的邻居举报到公安局去吗?中国、中国的陕西省、中国的陕西省的延安市、中国的陕西省的延安市的宝塔区、中国的陕西省的延安市的宝塔区的万花山乡、中国的陕西省的延安市的宝塔区的万花山乡的毗屹堵村,请先锁定这一空间(案发时间是2002年8月18日晚)。苏力先生拿在美国留学朋友的经验或体验(噪音打扰邻居会被警察关照)来与本案作类比,恰当吗?合适吗?2、“反感”,结论下的太武断了吧?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未必只有张氏夫妇酷爱欣赏黄碟吧?如果正好是一位同好,可以白白蹭听蹭看(说不定除了录像之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张氏夫妇免费现场表演颠鸾倒凤的好戏),岂不快哉!3、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冲突(产生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才有可能会去举报。“未能将图像或声音保持在室内”,可能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并非冲突本身,更不能简单到将其视为是对举报人的一种权利侵害。况且举报的前提,未必就一定是“未能将图像或声音保持在室内”,如果一个仇家早就准备伺机报复的话,可以有多种信息获得途径,可以完成许多在平常情况下平常人所难以完成的任务。基于此,我只能可怜苏力先生贫乏的想象力。
     
        苏力先生忽而声称看黄碟的人侵害了举报人的利益(休息权,或曰:宁静生活权、免打扰权),忽而又冒出来“反对看黄碟”、“剥夺了他人不看黄碟的 ‘自由’”,明显前言不搭后语:1、反对看黄碟是一种价值取向,与利益受到侵害无关;2、压根儿也没有谁在强迫举报人欣赏黄碟,何来剥夺他人自由?这顶帽子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儿?
     
        假如真的扰邻了,仅就扰邻这一原因,公权(警察权)自然可以介入。怕就怕,这一举报根本就与扰邻无关,或者扰邻仅仅是一个借口,甚至连看黄碟都不过就是一个由头罢了,只要能够把张氏夫妇给法办(至于确定什么罪名、依据什么法律,绝对不重要)了,举报人就会心花怒放了。
     
        社群主义的法理分析
     
        在村儿里,居住状况通常与城市不同。城市多是公寓单元房,而村儿里多为独门独院的平房。“各家各户都不是单门独院的公寓套房”,不知苏力先生这是在描绘哪里的“风貌”?
     
        在村儿里,即使满足“在夏天”、“家中没有空调”、“只能开着门窗”这些诸多条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得出“当你在家中看黄碟时很容易为邻居看到”这样荒诞的结论?看来,苏力先生不仅是不折不扣的城里“公子哥儿”,而且在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居然没有上过山、下过乡、进过村儿、住过农家院。要不然怎么能够得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来呢?
     
        还是回到本案具体的情境中来吧。苏力先生交代:“一处诊所后屋(诊所面对该村的一条大道,紧邻的一排房屋都是商业用房。诊所由两个通透的商业门面用房构成,其中设有一床)。”请看:1、该诊所紧邻大道,至少在正门处并无院墙之类的隔离物;2、正面通透,也就是说至少前屋是可以被透视的;3、看黄碟的具体位置不是前屋,而是后屋。后屋的功能未明确,也许是仓库、休息室,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是开办诊所之人(很有可能就是张某夫妇)的卧室;3、后屋是否通透(从大道能看到屋里)、后屋是否有后窗、后屋后面是否有院子及院墙,未交待。但常识告诉人们,后屋通透的概率极低。综上,必须承认,诊所与宅院的确不同。至少就体现在私密性上:临街、很可能无院墙、进深短、面积不是太大、经常有顾客光顾等等。客观而言,在诊所后屋看黄碟比在自家宅院看,隐秘性要差一些。但这绝对不能必然得出别人也能够看到黄碟的结论。当然被听到的可能性会相对大一些。如果使用高音喇叭的话,即使是在自己的宅院内播放黄碟,声音也有可能传出去。
     
        黄碟,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是举世公认的;至于对成年人是不是会产生有利影响,就不得而知了。家长为了保护自己的未成年子女不受黄碟的不利影响,反对甚至举报他人看黄碟,情有可原。但前提是,看黄碟的行为影响或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具体表现就是:可以被听到、特别是被看到。而且,更加充分的理由是:可以反复、经常被听到、被看到。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没有讯问当事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的:张某夫妇够生猛、够劲爆,明显不愿意独自享受,更倾向于与民同乐。于是打开窗户或拉开窗帘,把声音尽量调到最大。更重要的是:1、不收费、不盈利,绝对免费资源共享;2、长此以往、持之以恒,誓将宣扬、弘扬播放黄碟事业进行到底。这可能吗?这合理吗?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还有必要在后屋吗?那还有必要在晚上吗?直接在前屋,甚至直接在街边,全天候播放,岂不快哉!看黄碟的,是俗人,以这种方式看黄碟 ,张某夫妇绝对是时代超人。在那样的一个村儿里,要想产生超人,依我看,有难度。
     
        扰邻也好、产生不良影响也罢,都有可能,但都不太合乎情理。世人皆知,在中国,看黄碟绝对算得上是极度保密的地下工作,能够惊扰四邻,绝对是奇葩!不要说看黄碟的过程不能曝光,就算是看黄碟的这一结果也是不能示人的。有谁见过有人在公众媒体上公开宣称:看黄碟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即使有人敢说,恐怕也未必有媒体敢披露。
     
        在一个谈黄色变的国家,涉黄之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看黄碟与当众播放黄碟,行为性质截然不同。如果是自己偷着乐--独自享受,警察介入的确缺乏理由;如果是有意或无意、公开或半公开播放,使不特定其他人也可以观赏,行为性质就发生根本改变了,警察就有充分理由该出手了。
     
        怪哉,“社区的集体良知”也好,“强调相互妥协忍让,相互照顾迁就,不随心所欲”也罢,难道这些都仅仅是“社区的规则”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又怎么可能“在适当并可行的时候诉诸国家的正式制度予以制裁”呢?如果“社区的规则”与“国家的正式制度”不对接、不一致,在关键的时候,国家又怎么能够出手相助呢?明显逻辑混乱。
     
        以张某夫妇的方式(假设是大大咧咧、肆无忌惮。假如是悄无声息、妥善处理,也就不不太可能被举报了)看黄碟,遭到举报,不论是出于扰邻,还是出于有(或有可能)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考虑,这能仅仅被认为是“社群观念和情感”吗?在案发地,能算是“一个社会公共物品即正式制度供给不足的社区”吗?这个地区真的“落后”(在经济上就不抬杠了)吗?难道发达的地区就可以包容甚至宽恕扰邻吗?就可以无视甚至放纵黄碟对未成年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吗?
     
        在本案中,有关举报人及举报内容的信息缺失(这似乎也是必然的,除了极少数举报人愿意主动公开之外,至少在制度上应该予以保密,否则也就没有人再敢去举报了),使我们的讨论很可能偏离甚至迷失了方向。至少应该将寻找机会打击报复这一种可能考虑在内。前文已述,在那个特定的地点,以半公开的方式看黄碟,实在意外,实属小概率事件。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举报人是怎么知道人家张某夫妇偷偷摸摸看黄碟的呢?这的确是一个困惑,但并非不能被解开。最大的一种可能就是两家有仇,且达到了一定程度(请设想,一般的矛盾,是否有必要将对方送进派出所。特别是都是乡里乡亲的)。如何报复张某夫妇呢?需要等待时机,甚至创造时机。必须要抓住对方的把柄(俗称小辫子),才能一招制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缝在何处?也许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举报人敏感的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张某夫妇爱看黄碟。无异于如获至宝。如何行动?如何利用这一弱点准确打击敌人?抓现行!可是如何向警方准确提供张某夫妇看黄碟的时间?这的确又是一道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还不能算是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也就算是个人隐私。根本就不需要私人侦探(也许在当时当地也没有这一资源),自己动手就可完成:1、超常的方案。伺机事先在诊所内偷偷安装摄像头、窃听器等等诡异的离奇的不易被察觉的窃取信息的装置。前提是在当时当地(或到外地购买)能够以不太昂贵的价格得到这样的设备;2、平常的方案。由于是熟人社会,张家长李里短就挂在嘴边,只要有心有意,探听一些虚实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从与张某夫妇过从甚密的人(说不定就是诊所里的小伙计)的口中,特别是在这样的人喝了几两猫尿之后,比这(看黄碟)更邪乎的事情都有可能获知。就这样,一项似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任务,可以轻松搞定。
     
        这至少是一种不能被排除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一可能是绝对不应该被法学教授这样级别的人在纸上谈兵(仅就有限的文字素材发表高见)的时候所忽略甚至疏漏的。如果是事实,这也就是一起俗得不能再俗的“借刀杀人”案。
     
        举报人的举报词至少有如下几种版本:1、有人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太大,打扰了我们的休息;2、有人不遮不拦看黄碟,对孩子影响太坏;3、有人看黄碟。
     
        关键问题出现了:仅仅因为看黄碟,警察应不应该出手?如果出手,理由何在?依据何在?当然是扫黄了!这样的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扫黄,这才是苏力先生所应该指向的中国这个超大社群中的“社群观念和情感”,而且自然也就与“国家的正式制度”重叠了。如果无力质疑扫黄的话,至少可以质问具体的扫黄对象是否恰当。怕就怕,执法人员一拍胸脯,老子实话告诉你:只要一沾上黄,必“死”无疑。能这么简单、这样决绝吗?说一句大不敬的话作为回敬:中国的国旗上还有黄色呢。沾黄即死,这有可能是当地的“社群观念和情感”(至少举报人和警察都认可),但很遗憾,与“国家的正式制度”不吻合。
     
        需要深思的是,我们的公权力被人当枪使了之后,却浑然不知。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是举报人与官府的合谋,在推杯换盏之际、在互利互惠的条件下,将举报人的对手置于死地。公权力,就这样被他们给糟蹋了。不,这样想就太纯洁了、太天真无邪了。公权力,在目前原本就是掌握公权力之人的获利工具,且获利方式不限。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举报人“比较规矩”,而被举报的张某夫妇“比较异端”。恶人先告状,这还少见吗?张某夫妇在村儿里开诊所,确实有可能“文化较高”,甚至收入较高(也未必),也许会更“现代”、更“自由”一些。“更多接触那些被当地人们视为‘不洁’的东西”,这是从何说起呀?黄货不洁吗?对未成年人那是肯定的,对成年人,说不定就是福音。请设想:即使是再封闭保守的人,让他独自一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欣赏黄碟,是恶心作呕呢?还是心花怒放呢?无需争执,可以试验、实验。我们可以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导弹、卫星是怎么一回事,但如果连人性都稀里糊涂,那可真是白活了。张某夫妇因优越而非异端而招致“嫉妒”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是否会成为遭到打击报复的充分理由呢?有可能。仇富,不仅仅在欠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穷人(相对而非绝对)心态。如果仅仅是心理活动,无伤大雅;但如果付诸行动,就不得不说:心里那是相当阴暗。能够干出如此损人不利己的龌龊之事,也不知与当地的“社群观念和情感”是否有某种关联?
     
        举报人的举报行为能够代表“社群的利益”吗?如果举报动机是扰邻或保护未成年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社群主义”,而恰恰正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如果举报动机是出于各种可能原因的打击报复,那也未必就是所谓的“社群主义”。请问:有什么理由“应当适当的尊重甚或在某些情况下迁就一下”这样的“社群的利益”?
     
        苏力先生稀里糊涂的给那个村庄(也包括举报人)贴上了“社群主义”、“社群利益”的标签。脱离本案,特别是抛开举报动机这一关键因素,空谈教条。同样的滑稽也出现在上一节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把“自由主义”的标签贴在了参与本案讨论的其他学术法律人和实务法律人的身上)。
     
        请问苏力先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矛盾吗?排斥吗?难道有离开社群的自由吗?难道有不建立在社群基础之上的自由吗?将它们分类排队、置于对立冲突的地位的做法妥当吗?
     
        不同学者(或学派)所提出的某种主义,不过就是站在某种角度观察世界的一种观感,并非绝对、排他,更并非普适。不过就是为了扬名立万、确立江湖地位罢了。经典电影《董存瑞》中有一句台词(大意):糊弄鬼子的小把戏(是指用秫秸杆将子弹带塞满,给人一种弹药充足的错觉,实际每人只发了十发子弹),倒把四虎子(董存瑞的小名)给蒙住了。
     
        最低限的女权主义法理分析
     
        必须承认,教授的武器装备就是充足、丰富,而且还足够先进、时髦儿。
     
        为什么在本案的社会大讨论中,女性几乎不参与呢(假设苏力先生的调查是客观的)?愚以为:1、在绝大多数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中,女性都是相对明显较少的;2、本案涉及黄(或曰:性),在目前社会当属敏感话题,在这样一个谈黄色变的氛围下,可能大家都会认同女性不便张口。
     
        女性的从属和弱势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当然更有其深刻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所谓的女权主义,不过就是要逐渐扭转或缩小这种差距和劣势的一种主张。不可否认,社会进步与女性解放即使不是同步的,至少也是同向的。
     
        苏力先生一下子把话题扯到了女性是否同男性一样爱看黄碟。首先,这已经跑题了(离题万里)。其次,愚以为:中国人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性文化的大洗礼(当然不应该以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不应该是生硬的行政命令)。至今,性还是公开的禁区,国人上下讳莫如深。其实西方早就开展了许多关于性的基础事实调查研究,有很多数据、事实,都是很客观、公允的。是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了我们绝大多数国人的性观念。很难说谁的性观念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有的人没有见过海,凭空想象真是难为他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可能看到身穿内衣(俗称“三点式”)的女性,还是女子健美运动最先打破了这一禁忌。今天,女性内衣的广告、招贴,甚至真人秀,可谓随处可见。一个成年男子如果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到任何形式(包括图片)的内衣女性(当然不是指自己的配偶),很有可能就已经生理反应、蠢蠢欲动了。而现如今,兴奋点则普遍提高了。这就是生活改变观念。看黄碟,也是同样道理。先不要急于下女性不爱看的结论,请先反思一下中国的国情。没接触、不了解、不认知、没有尝到甜头,怎么可能得出爱看不爱看的结论呢?
     
        在此,我不试图得出大多数女性(比例达到甚至超过男性)爱看黄碟的结论,至少因为这样的结论与本案无关。性观念,是流变的,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如下几个问题直接挑战中国人的主流观念:1、艾滋病;2、同性恋;3、安乐死;4、遗体捐献;5、废除死刑,等等恕不尽列。请不要归因于中国人思想落后,实在是中国的物质文明还十分有限。
     
        “问题由此就转到了,看黄碟是否对女性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害。”“观看色情淫秽物品与性犯罪之间是否有因果上的关系。”苏力先生,您可真是跑得太快了、跑得太远了!您可真是兴致所致、信马由缰呀!换任何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本案中扯出这两个怪诞的问题来。人们不禁猜疑:苏力先生企图“搭售”或“注水”。这可不是学术水平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学术道德问题。我是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无可奈何地“欣赏”完苏力先生饶有兴致、滋滋有味、津津乐道的相关论述的。我不能说是“被强奸”了(因为是我自己主动要阅读本书),但至少有吃了苍蝇的感觉。
     
        苏力先生走得太远了,居然把那些一方面不“会当着自己未成年孩子的面大看黄碟”而另一方面又声援张某夫妇的“知识人”讥为“口头自由派”,于事实于道理,都已经是荒谬至极了!但愿这是在思维短路(也许奋笔疾书以致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已经头昏眼花了)情况下的失言。此刻,我没有想出恰当的言辞来评价苏力先生。我希望,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苏力先生能够对此有所表态。
     
        教条主义
     
        不愧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
     
        不过这次这个主义不是苏力先生手中的分析工具,而是赠给其他参与讨论本案的法律人的“桂冠”。而愚以为,教条主义恰恰就是苏力先生的真实写照,其论证过程更像是套用现成的公式,而不问是否应该适用这一公式。必须承认,与其他参与本案讨论的人相比较,苏力先生的细致、详尽是出类拔萃的。可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精细的论述中,却看不到智慧的光芒、感受不到智识的挑战,除了大量引经据典之外,就是老套的重复的一般方法论的表述,缺乏针对性、缺乏理论与事实的“勾连”。
     
        有些姑娘的胸部(别误会,并非裸体)看上去很是高耸,但稍微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就不难猜想:真货有限、填充不少。别笑,没看出来吗,这是在嘲讽某些专家学者呢。隆胸(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注水肉)比海棉填充,的确是前进了一步(至少更逼真),但遗憾的是,硅胶或生理盐水毕竟不是自己的生理组织(肯定是不真),在扬眉吐气、洋洋得意的同时,最好还是要做好难免会发生不良后果的思想准备。
     
        疏于事实
     
        这一次,苏力先生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遇到对手了。在精细方面,只要左明出马,恐怕苏力先生只有争夺第二名的可能。
     
        举报电话,是否为警方所虚构?这一细节难以考证(假如真是作假,更细致周到的作法应该是:随便找一个什么人打一个假的举报电话就行了。而不是凭空谎称有人打举报电话),当然如果真的需要并想要查清,当地的报警电话系统又提供硬件支持的话,也不是绝对无法查清。
     
        假如举报是虚假的,其结果就是在警察师出有名的可能中要排除掉扰邻和侵害未成年人利益这两项,而只剩下单纯的扫黄。于是必然就连带出一个新的问题:警方是如何在没有举报的情况下知晓张某夫妇看黄碟这一事实的呢?
     
        苏力先生的确够刁钻,坚持认为看黄碟的诊所不是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够给家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吧?即使退一万步,这一观点成立,但与本案又有何意义呢?请注意:在夜晚(还有一个细节:诊所是否全天二十四小时接诊?即使如此,也不能就得出诊所的所有房间都属于公共场所的结论)、在私人诊所的后屋,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能将张某夫妇看黄碟的地点视为公共场所吗?难道不应该受到和住宅一样的隐私保护吗?公共厕所,这绝对算是公共场所了吧。但在文明社会(但愿“文明”二字没有刺痛某些人的神经。至少我这个年纪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在出恭的时候,与对面的朋友面面相觑的尴尬。那个时候,人们不仅能够边吃边聊,而且还有机会边拉边聊;不仅能够看到别人吃东西,而且能够看到别人拉东西),也会设置围挡,其目的就在于隐私保护。
     
        如果说其他参与本案讨论的法律人的确存在对细节的不敏感的话,其原因绝对不是苏力先生所设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等因素,而很可能是:1、他们认为不必要。他们在表态或发言时,没有遇到难缠的对手,而且也不认为自己的表态或发言将构成比较严谨的学术作品,因此也就没有全力付出的必要;2、思维模式使然。也许这些法律人更习惯于把握宏观,而一贯疏于微观。苏力先生也许找到了他人的弱点,但遗憾的是:居然搞不清他人弱点的成因何在。
     
        苏力先生的很多论述都是偏离主题的,甚至还忠实的大段的引述了“一个网民记录的一位大学生初次看毛片的生动描写”,意欲何为?
     
        随便举一个例子吧:“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我们必须注意因我们的生活和位置造成的可能的‘盲点’。”这是在暗示什么?只能认为是:发达地区人们的思想都开放了,就不必扫黄了,而落后地区人们的思想还很封闭,还是要适当的扫一扫黄的,因为对女性和未成年人的保护与“不平衡”、“生活和位置”根本无关。而对女性和未成年人的保护,这恰恰是苏力先生之前着力论述的内容。更要命的是:1、扫黄能区别地区区别对待吗?2、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是否在扫黄之列?苏力先生许多自以为如痴如醉的论述,更像是在梦游。
     
        苏力先生关于法律人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这一现象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病态表现的论述,堪称精彩!
     
        借此多说两句。我曾经梦想自己也能够在央视出镜,作为一位时事评论员,侃侃而谈。还曾经幻想上“百家讲坛”,对中国的法律及法律问题,娓娓道来。后来逐渐发现,这可真的是糊涂至极:我的思想与央视的指导思想根本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水火不容。在更早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受到当时的电影的影响),我还曾经梦想成为列宁式的人物:在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现场听众面前,一呼百应、慷慨陈词。长大后发现,原来列宁和希特勒在广场发言这一方面是如出一辙。他们发言的内容肯定不同,但作用绝对一致:煽动无知、盲从民众的狂热激情。我还曾经长期羡慕嫉妒那些拥有亿万歌迷的歌星。俱往矣!现在的我已经清醒了:我的作品和思想的影响对象,似乎不应该是普通公众,更不应以受众数量来论成败,但愿可以在时间上争短长。无疑,周立波和郭德纲是一种成功,但却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成功。当然,我也是绝对不会去步苏力先生的后尘的。我日益越发清醒的意识到:多数人,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尽管他们经常是“沉默的”(王小波语),甚至是--待宰的。民主,绝对不排斥暴政!当人类走过了英雄时代,下一步可能就要步入世俗时代了。余皆可耐,唯俗不可耐!没有什么好闪躲的、好隐讳的:我要誓死与世俗划清界限。
     
        陌生于执(司)法
     
        请问:警方接到举报电话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显然不是立即要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而一定是先要排除干扰事项。在电话中一定会问清举报事由,并迅速作出是否在接警、出警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判断。注意:警方也会接到大量“骚扰”(有意或无意)电话,因此必须过滤(这恰恰是对当事人、对国家、对法律负责的表现),这与推诿或不作为毫不相关。
     
        举报者完全有可能在举报时撒谎(严重者即构成谎报警情),当警察无法在短时间内(时不我待)做出准确判断时,出于负责的考虑(宁信其有),完全有可能在不该出警时而出警(这绝对比在该出警时而不出警要正确)。
     
        如果举报电话的内容仅仅是:“有人在XX地方看黄碟。”警方只要做出事发地点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场所的判断即可决定是否出警。除非,警察认为,在任何地点看黄碟都已涉嫌违法。在此时此刻,警察是无需像苏力先生那样展开丰富的联想的:1、谁在看?2、几个人在看?3、如果是多人的话,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4、会不会是卖淫嫖娼?5、会不会是制黄贩黄?6、是不是在进行非法交易?7、是不是在倒卖非法音像制品?我还可以给再添上一项:是不是在密谋打倒共产党、推翻现政权?进而得出:看黄碟可能不违法,但不能排除其他违法的可能的荒谬结论。如果看黄碟本身真的不构成违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看黄碟置换为聊大天,请问:当有人举报他人在聊大天时,警察是否也应该像苏力先生那样展开丰富的联想呢?并机智果断的决定:迅速出警。苏力先生,您的确是想象力丰富,但遗憾的是:总是方向错误。
     
        警方必须给出合理的执法前提,并应有事实支撑。不能凭借想象、联想(当然证实之后是可以的)来执法。特别是当心存侥幸猜测会有违法但确实没有违法且又给他人造成侵害之时,警方必须为自己的不谨慎或押错宝而有所交代。对那些具有相当合理性的风险执法行为(即赌输了,事实证明猜测是错误的。但绝不是冒险),在体制以及追责机制的设计上应该与那些明显的毫无道理的违法执法行为进行细致区别。对被侵害当事人的道歉和赔偿自然不应有所不同,但对执法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应该有所差异。在此,请允许我倒补一笔(我的读后有感的工作模式是:边看边写,而不是通读完毕再下笔),当我看到苏力先生在后面的论述中居然有与我的这一论述几乎完全吻合的内容,心情确实有点复杂。姑且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学者(但不限于学者)应该树立尊重事实的基本指导思想。以我自己为例,为什么我撰写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读后有感?原因很简单:尊重事实。我作为一个宅男,很少接触外面真实的世界(恐怕绝大多数学者也都是如此吧?所谓的调查研究,不过就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罢了),我能够接触的事实就是真实的文本!这就是我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我研究的事实的载体,甚至,这就是--事实本身。我的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文本的,也就都是基于事实的。对文本负责,就是最好的尊重事实。这是一种起码的应有的治学态度。
     
        不错,本案也许真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案件。虽然有举报、黄碟、警察这些法律元素,但很可能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我们就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了,我们依凭的是这些外在法律符号和自己的法律思维惯性,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不过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以法律为幌子而开演的一出巧取豪夺的闹剧。苏力先生转引了一则新闻报道(“总结‘黄碟事件’教训办案经费不靠罚款,延安加大司法保障投入”,《法制日报》,2003年2月15日),揭开了所有的谜团。这最多也就是一个与法律有关的事件,法律再一次担当了画皮的功能,扮演了百搭和听用的角色。
     
        几点说明
     
        读者诸君,请看,我的通篇针对张口闭口皆主义的苏力先生的批驳性论述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主义作为论战工具,这是两种思维体系的对话,至于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公道自在人心。娴熟掌握各种主义,并不意味着必然可以清醒准确的解决现实问题。不过能够把各种主义尽情挥洒于笔墨之间,还是可以混吃混喝的,甚至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很好奇,因此很想请教苏力先生,我这算哪门子主义呢?该不会是游击主义吧。“我不看重衣钵,我只对知识或回答、解决实际问题感兴趣;我是实用主义者。”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句话恰恰就是在说我。那我也就算实用主义吧。
     
        附录:关于警方干预方式和程序问题的几点说明
     
        “可能是警察滥用权力敲诈百姓的事件”(也就是根本就没有举报),比得出这一猜测结果更令人“神往”的是:警方是如何精准获悉张某夫妇看黄碟这一信息的?如果忽略了这一明显不合情理的事实细节,那就有可能放纵了更大的也是更可怕的公权对私权的肆意侵越的社会现实任其存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每一个弱小的百姓不都是公权砧板上的鱼肉吗?
     
        左氏猜想:那些扫黄的人,是不是心里也特想黄呢?是不是在现实中比那些被扫之人更黄呢?假如这个猜想能够破解,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扫黄可真就成了扫钱、扫敌,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边骗自己、一边骗别人。黄倒没怎么样,可扫黄却臭了街。
     
        如果是人都黄,则无需扫黄;如果凡官皆腐,则不必反腐。扫黄和反腐一样,可能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制度产物,本想欺人,反倒自欺。要想人不黄,除非改变人性,不太可能;要想官不腐,必须权力贬值(这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民权发达之时,就是权力贬值之日),这有可能。
     
        通过本案,不知道是否能够将这样一种认识深入人(全体中国人)心:自己偷偷的黄,别害怕、别紧张、别恐慌、别自责、别不好意思,不要紧、不碍事、不是问题,这至少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纪律问题,绝对不能因此而受到任何法律追究和纪律追究。都二十一世纪了,随着医学、生理学、社会学等等科学的发展,自摸(或曰:自慰、手淫、自己打飞机),早都已经名正言顺了,自己黄(与他人无涉、与社会无害),也完全有可能、有理由跟进。那些不合时宜的“社群观念和情感”也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第二编  学术环境
     
        第五章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
     
        开篇又是一句来自乔治˙斯坦纳(抱歉,说实话,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的语录:“人文学科并不给人以人文精神。”这话有点儿水平,在下以之为然。但凡精神之类,可能都是学科或科学之外的产物。
     
        应该承认,学术作品的高产和高质量通常如影随形,例如:民国的鲁迅、台湾的李敖等等,不胜枚举。一个简单的原因:有谁愿意盛产垃圾呢?盛产垃圾的前提:1、体制硬把垃圾当精品;2、体制逼迫追求垃圾数量。如果生产垃圾的人不意识自己生产的是垃圾,那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垃圾,是被迫的产物、是无奈的结果。一个原本对学术没有兴趣,没有将学术视为事业、理想甚至生命,只是把学术作为获取物质利益手段的人,通常生产垃圾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置身于垃圾之中是痛苦的),只有极少数嗅觉退化之人能够与垃圾终生相伴,其实,他们乐此不疲的也不是盛产垃圾,而是完全醉心于可以用无数的垃圾去换取无数的金钱。
     
        翻译成果,可以成为中国法学界相对于美国法学界而自傲的资本吗?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恰如,中国兑换美元的数量是美国兑换美元数量的无数倍,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需要兑换美元。
     
        “法官仍然追求和更看重法院系统的独立,而不是法院和法官的独立。”这话说得太成问题:1、司法独立,显然远远不是(或者说:轮不到)什么“法官”的欲求和愿望,这绝对称得上是“制度建设”问题;2、法院系统的独立,显然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起步,更是其他一切形式司法独立的先决条件;3、“法院和法官的独立”,不知所云,这明显不是教授的表达水准。也许苏力先生可能是想表达:法官相对于法院而言的相对独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前置问题还没有解决,奢谈后续问题又有何益?
     
        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法学,至少缺失了独立和自由的法学,肯定不是真法学。因此,怎么可能期待中国的法学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呢?我的努力成果,也许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很“薄弱”,但至少做到了:1、完全不脱离社会生活;2、积极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但结果怎样呢?不要说震动官方,就是民间也是无人喝彩。但愿是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但愿不是因为我的头衔太低!
     
        出于“公关”的考虑,苏力先生显然不愿(而我更愿意将之定义为:不敢!)基于学术批评指名道姓的得罪圈里人。请看,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如果连这一步都迈不出去,批评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口口声声不脱离社会生活、回应社会生活的苏力先生,绝对是世界上最标准甚至是最漂亮的“口头派”和“两面派”,他的价值取向也就注定了他的能力、成果、地位和影响。一句话:不能免俗呀!这怎么能被苏力先生称之为“不必要的麻烦”呢?这分明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否则,就是隔靴搔痒。“哪怕是再自我节制的批评都可能引发人际关系、校际关系的误解。”这里怎么会有、怎么可能产生“误解”?除非您担心的是:将批评误解成了赞赏。“枪口抬高一寸”(著名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如此回避批评,怎么可能“会让读者更能看清法学界目前的问题”呢?如果没有了“酣畅淋漓”(真的是可欲或可遇而不可求),还能追求什么“论证的效果”呀?
     
        法学,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甚或是不是科学?看来,教授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什么是人文底蕴?
     
        这一话题足够开放,因此也就足够漫无边际。这不是论述,而只是一般性的抒怀。
     
        如何看前辈学人的人文底蕴
     
        借此机会,谈一谈知识传承与更新。如果每一世代都有知识更新的话(这也的确就是事实),那么人类(或其一部分)的知识总量就是一个无限递增(至少在人类退出历史舞台之前)的趋势。忧虑出现了:人的生理的进化显然要缓慢于文明的发展速度,而且人的大脑容量(进而决定记忆的总容量)几乎是一个定量(或曰:恒量)。以有限对无限,何解?这貌似是一个难题,但是并未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为例,在其大学本科毕业之前,一般会接受十六年的学校教育。今日之大学生是否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再以前就不提了)的大学生的头脑更丰富充实?未必。还是十六年,每年还是两个学期,每个学期还是大约相等的学时,每个学时的学习效率也大致相等。结果就是:不同时期大学生的知识存量大致相等。可没有人能够否定社会进步了。原因何在?知识更新了。记忆容量虽然未变,但记忆内容却发生重大改变。在人的头脑中,一部分新的知识置换或曰淘汰了一部分旧的知识。虽然人类的知识总量在递增,但有很多内容已经不需要放在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知识仓库”里(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轻易获取)。
     
        大胆预言,人类在未来,头脑中需要存储的知识不是越来越多,而可能相反,会相应地减少(当然不会是零)。因为人类有了“外脑”--无处不在且瞬间即得的知识存储方式。人脑的本质是知识处理器,而不是知识存储器。从记忆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人脑,势将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在下对对(注意这不是笔误,的确应该是两个“对”)以往知识的占有,不感兴趣,志在创新。拾人牙慧,实在恶心。在青少年时代,我确实曾经醉心于知识竞赛之类的活动,渴望成为知识“篓子”。也是逐渐才慢慢意识到人生境界的高与低。遗憾的是,能有我目前这种认识的人,居然凤毛麟角。现在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都在开设知识竞赛类节目,大有席卷蔓延之势,信手拈来的例子:汉字拼写、成语、诗词、典故、时髦杂项(如“一站到底”节目)等等,无一不是记忆的比拼。这显然还是低级、初级阶段(当属正能量),不过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智力竞赛”、“家庭百秒知识问答”(主持人之一是后来的著名影视演员王姬)等电视节目的复潮。就连所谓“高大上”(主讲人基本都是专家教授)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基本上(也有少数的例外,例如刘心武先生评说《红楼梦》、曾仕强先生讲解《易经》、马未都先生纵论收藏等)也就是“电视评书”、“小说连播”。是中国人不会创新吗?未必。更多的情况是:不让和不敢。在下倒是很想在央视解读一下中国《宪法》,可惜没有邀请函。
     
        官吏的成功标准是官阶,商人的成功标准是财富,而学者的成功标准则不是头衔,而是作品。
     
        苏力先生说道:“像我这样只有中等学术资质的人也可以成为教授了。”这是自谦,还是自知之明?
     
        人文底蕴未必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
     
        “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与“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俗的和新的,并非同义,尽管二者有时可以融于一体。
     
        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某些知识折旧率高的现象,那是因为与这些知识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的变化速率快而导致的。对这些知识的占有,也必将快速大幅度贬值。摩尔定律(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就是一个很好的旁证。有感于此,不禁使人联想到目前很多高校所开设的所谓的时髦专业,美其名曰:适应快速变化的现实需求。结果就是:学生还没有毕业,所学的知识已经被社会进步所淘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或曰:教什么)?显然应该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应用知识和技能。以高校专业设置为例,法学是一级学科,在全国范围内本科阶段统一只开设法学这一个一级学科专业,这当然可以,甚至很好。但反观其他学科,那绝对是不甘寂寞、那绝对是兴旺发达,不要说二级学科,就连三级学科也堂而皇之的开设为本科专业,实在是荒唐的可以。很多专业的学习内容,实在是粗鄙、简陋的不成样子。但是专业的名字好听,够响亮、够吸引眼球,于是就业率也就较高。当然这样的专业也完全有可能办几年就难以为继了、就臭名昭著了、就退出舞台了。把办专业混同于开饭馆儿,啥时兴就上马啥,赚钱就干、赔钱就撤(倒是十分尊重市场规律),这不就是瞎胡闹吗?
     
        关于人文底蕴在京剧中的体现,当然应该是针对京剧的创作人员而言的,当然不应该是针对京剧的观众而言的。“今天的城市白领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一定要比传统时代的京剧观众(他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也背不下历史朝代)的文化底蕴深厚得多”,苏力先生又思维短路了。
     
        对于官员,“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这里的“人们”是指谁?也许是指公众。但有意思的是,公众看中官员具备什么素质,有用吗?有意义吗?有意思吗?更滑稽的是:招商、融资和处理内政外交,这些都不是能力本身,而是工作内容。公众真的关心这些工作吗?关于目前官场中人应该具备什么能力、素质,苏力先生根本还没有形成概念呢!还根本就不摸门儿呢!在这一方面,苏力先生恐怕连任何一个老练世故的普通中国百姓都不如。于是也便上演了“苏力先生当官记(出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一职)”这一出现实版的人生悲喜戏剧。
     
        古人云: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无可奈何花落去。正如许多濒危物种不断灭绝一样,如果不能正视一些事物不可逆转的永远逝去,就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就活的不客观,就是活在梦境里。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诧异变化、慨叹变化、不愿意变化的人,真的希望永远生活在那个不变的环境里--我熟悉、我适应、我喜欢。美梦被无情的惊醒了,于是还要生活在并不美妙的现实中,但谁又能否认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一场梦呢?
     
        人是一种能鉴别进而会取舍的灵性物种。但奇怪的事情却频频发生: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充分供给、不计成本),一个人看看自己手中的西瓜,再看看另一个人手中的芝麻,十分困惑:这是为什么呢?不外乎两种可能:1、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芝麻比西瓜更实用、更适用;2、某一个人患有先天性眼疾。对,鉴赏力也是自然赋予的(至少主要不是后天习得的),是与感悟力、理解力等其他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这很正常,就是因为自然在造人的时候早已经设定好程序了:绝对不会出现两个以上一样的人。
     
        道德、人格作为人文底蕴?
     
        从来也没有(也不会有)人会将“顾准(一类的人--笔者注)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他所谓的独立人格或思想,特别是他的骨气”,这只不过就是苏力先生的妄想罢了。苏力先生在将这一假想的荒谬的结论强加于人之后,又开始自言自语的证明其逻辑错误。并试图说明:顾准的伟大不在于人格,而在于成就;不在于其批判了什么,而在于其建设了什么。对此我必须表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方面,独立人格或思想(也包括骨气),是具有独立价值的,是不依附于任何成就或成果的。在这一点上,恰如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单独赞美、敬仰甚至追求独立人格或思想。当然,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方向正确。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稀缺,绝对稀缺!特别是在今日之中国(当然也包括过去之中国),这简直就是稀世的奢侈品!但愿不是:文明越悠久,独立越稀缺。在美国,独立人格或思想也许就是“日常生活用品”,稀松平常。当然,在这一点上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领风骚、冠绝群伦的。也许恰恰就是因为这一原因,美国也才有可能成为自由世界、人间圣地,不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更重要的是为全人类创造出了无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甚至我还要走得再远一点:没有或缺少了独立人格或思想,也就不太可能有所成就、特别是巨大的成就。自然,如苏力先生所言,并非只要有独立人格或思想,“就能保证一个人成为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社会科学家或思想家”(前者只是后者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错,“这里的逻辑是很明显的”,这一点是包括我和傻子们在内的人都能认识到的),但我要说的则是,这样的人已经是有巨大社会贡献的杰出公民了。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史就是一部主子与奴才的历史,奴役的历史塑造了奴性的人格。虽然间或也会有灵光乍现,那不过都是个别的基因突变罢了。如果我们还能仅仅因为独立人格或思想而顶礼膜拜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事业有成在独立人格或思想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难道中国还缺少所谓的成功人士吗?有的人官儿作的可真不小、有的人钱赚的可真不少,可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都是监狱(甚至刑场)。其余的也都在奔赴监狱的途中。也许学者这一群体还可以窃喜、沾沾自喜,至少不会进监狱。可是在安静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在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的理智会告诉自己:自己所谓的成功恰恰是以牺牲独立人格或思想为代价而换取的,不说独立自由的话、不写独立自由的字、不做独立自由的事。如果什么时候独立人格或思想成为中国人的常态,那么世界也就全“傻”了,其他国家的小伙伴儿们也就都看呆了。而苏力先生则不针对讨论的具体事物和情景,还空洞、抽象的停留在“赞美优秀学者的人格是泛道德化的中国文化留给中国社会的、对学术成就的一种习惯的固定表达方式”的层面。另一方面,相对于建设而言,批判具有更高的水准和难度,而绝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正好相反。最基本的自然和人类法则: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所有的进步都是否定的结果。看来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与苏力先生还存在重大分歧。
     
        必须为左明授勋,授予其独立自由勋章。
     
        独立人格或思想,绝不专属于学者,特别是优秀学者(否则,我早就是“无冕之王”、学界泰斗了,因为我早就实现了独立人格或思想)。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学术研究的过程或成就、造诣并不能促进、催化其发生、发展。对某一问题深入透彻的研究的确可以增强行为人的某种自信和坚持,但这与实现独立人格或思想无关。我们可以随意观察一个普普通用的美国人,独立人格或思想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之中了。除了顾准、左明这样奇怪的特例之外,是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方式决定了独立人格或思想这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因此,要想实现独立人格或思想, “强调或倡导”,是不好使的。这也绝对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贴在身上的标签,而是实打实、真刀真枪的行动(为此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至少有顾准为证,左明混的也够惨的)。“但我总感觉这未必不会变成另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这明显是苏力先生不切实际的虚妄的胡担心、瞎操心。能够说出如此缺油少盐的话,就足以说明独立人格或思想与苏力先生是多么的隔膜了。以这样的心态并以这样的错误判断为事实基础对中国法学进行研究,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说真话,这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古训,老百姓会认为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这话虽不错,但要是有谁把这话与现实之间划等号,那脑袋一定是被驴踢了或让门挤了。如果连这样的事实判断都没有、都不能达成一致,那还唠个啥呀?苏力先生,您的身子是从美国回来了,但您的脑袋却还留在美国呢。
     
        独立人格或思想,恰恰应该是制度建设的内容和产物,而不应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自悟。星火燎原,固然是一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则是,风雨飘摇、风雨摧之。至少我就是做好了自毁、自断前程的心理准备,才义无返顾的踏上这条不归路的。
     
        怀疑自己的怀疑,也便没有了怀疑。因此,怀疑一切,唯独不包括怀疑自己的怀疑。
     
        否定自我,是一种自我超越,但并非所有的自我超越都来自于否定自我。
     
        俗语: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傻装傻。苏力先生,您不会真的认为:说假话的人不知道自己在说假话吗?犯罪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吗?没有独立人格或思想的人,不知道自己缺失了独立人格或思想吗?您可别逗死个人啦!为什么明知故犯?无他:1、被迫;2、自利。
     
        道德品行与学术成就,显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苏力先生旁征博引,看一看身边的活生生的图景就足以心知肚明了。独立人格或思想,似乎不应被归入到道德品行的范畴之中吧?
     
        “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的深刻哲理是要使人重新审视:何谓“成败”?何谓“英雄”?在规则既定的情况下,永远都是以成败论英雄!苏力先生,恭喜恭喜,在某些方面,您还是很嫩很嫩的。
     
        在正常的学术评价之时,评价者应该“目中无人”,只看到作品,而忽略作者。不仅不关心作者的道德品行,甚至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我虽然知道了该书的作者是苏力先生,但我对其道德品行、奇闻轶事等,丝毫也不感兴趣,更不会成为我评价该书时所添加的“作料”。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可能是一件孤品,仅此一件。不要去试图寻找和自己相同的人,即使是相似的人,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我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显然不是也不可能克隆、复制更多的左明。我的努力如果能够让接受我的教育的人通过我的言传身教更好地了解、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学科、这个课程,就已经很好了。即使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或学者,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另一位(或多位)伟大的教师或学者,但这丝毫也不会减损其光芒。
     
        在学术领域里,原创,这是最低要求。其表现也很清晰:不同则鸣。原创本身不一定体现质量或水平,尽管原创本身通常就是质量或水平的保证。原创法学家与名垂青史的法学家,方向一致,层次不同。
     
        学者的跨界发言(非公开或非正式除外),当属大忌。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发言,即使错误、欠妥,也根本不是问题。而流窜到其他领域去“客串”、“反串”,这就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不端正、不负责。除非其本身就是杂家,或对所议问题有较深研究,自己能够拿捏好分寸,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露脸而不是在现眼。其实个人现眼倒在其次,更大的弊端在于向公众传递了学者不靠谱儿、不着调儿的信息。这是典型的害群之马,同时败坏自己和群体的声誉。
     
        学者的局限问题。纸上谈兵,也许是一个贬义词(至少这一典故的原始出处如此,赵括葬送了自己和四十万将士的性命),但又有哪个学者能够逃脱这一宿命呢?学者,通常都是理论工作者。理论工作的收益或结果是什么呢?注意:不是改变世界,而是看清世界。在自己清楚的同时,使更多的人也有可能更清楚。这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古语: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就要看怎么理解,既是最没用的,也完全有可能是最有用的。下岗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这些虽然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但有谁要是苦苦的等待研究结果可以破解难题的话,那可绝对是痴心妄想。学术研究不同于设计行动方案,更何况上述问题也不是设计出行动方案就可以解决的。应该恰当的为学术定位,有功能但非全能;更应理性的开展学术活动,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于学术资源配置。恰如中国的奥运战略一样,人、财、物齐刷刷向奥运项目倾斜,非奥项目、非竞技体育(俗称全民健身),自然受到冷落。在公权在资源配置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是决策者的智商、能力、胸怀的问题。学界也不例外,钞票都流向了领导感兴趣的方向和领域。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也完全有可能突破这样的体制,有经费要搞研究,没有经费(也创造不出经费)同样也要搞研究。这样做的人多了,也便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新路来。
     
        什么是人文底蕴?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与其回答这个问题,还不如回答:人文底蕴有什么?苏力先生倒是罗列了一些(下面是笔者的高度概括):科学、探索、怀疑、创新、开辟、求真、务实、理性、超越、自醒、开放、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等等。显然都是好词,在下深以为然。但千言万语可以化为一个词--科学。不同门类的科学之间,只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之别,但是都秉持科学的灵魂和精神。与科学格格不入的就是臣服或奴役。当前,有一股所谓的国学的复兴潮流,《弟子规》、《三字经》又开始畅销了。我不反对继承,但一定要做到批判的继承,一定要争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千万不要做出刻舟求剑的傻事呀(请看,我对国学的继承是多么到位呀)。
     
        两点说明
     
        苏力先生推崇实证研究,我也原则同意。论证的过程的确可以很精细、很充分、很深入、很广泛、很规整,甚至很精彩,但我们不希望看到论证的结果是:地球是圆的。论证是为论点服务的,而论点不应是无谓的重复。当然,当论证的理由是先前的论证过程是错误的的(注意:不是打字错误,这里就应该是两个 “的”字)时候,可以例外。
     
        第六章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开篇又是福柯的语录:“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不过就是“存在即合理”这一结论的另一种较为复杂的表述罢了。
     
        法学研究者“是法学知识的生产者”吗?除非把“知识”理解为客观的文字,而不问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论文也好、著作也罢,都是将文字进行排列组合后的产物,如果没有新意,虽然也是一种“生产”,但却是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
     
        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由来已久,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时过境迁,如果在今天再使用这一词汇,我们自己都会觉得不伦不类、不清不楚。请问:官员是不是知识分子?商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甚至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知识分子?看来,要么重新定义,要么退出舞台。
     
        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都很脆弱的话,那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当代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知识分子还很难听到逆耳之词。俗语:少见者多怪。其实就是不习惯,只要听多了,也就习惯了。能够被批评,那绝对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因为绝大多数具体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理由进而没有资格被批评!
     
        界定与特点
     
        根据苏力先生的判断:“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笔者注)的学者,大多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并罗列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余位入选者的名单。此外还特别提到了当属另类的何清涟及其作品《现代化的陷阱》(引起轰动、多次重印、一度脱销)。没理解错误的话,知名学者与公知几乎就是二位一体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后文分解。
     
        这些人的特征是:1、“他们几乎全都是(或曾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只有王蒙例外)”。请注意其学衔级别;2、“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这一结论,恐怕绝对不限于我本人,会受到严重的反对。何谓“体制内”?我不想做名词解释,只是想给出一个极其朴素的识别标准:是否为执政党或执政党所直接控制的机关部门工作进而工资是否来自于国库?而不论是否身居要职。毫无疑问,苏力先生所明示的各位公知,都是不折不扣的体制内人士(只有何清涟后来成为例外);3、均为中老年(年龄在五十左右及开外),经受磨练、经历复杂。小字辈儿没戏;4、改革开放的获益者。我很困惑:谁是改革开放的受害者?学术地位不等于学术成就,这不是讽刺与幽默,而是客观事实。有地位而无成就者和有成就而无地位者,比比皆是,这是体制出问题了。而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基本处于相对应的状态;5、大多留过洋、镀过金。并非土鳖;6、“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显学当道,其他陪衬。
     
        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反观法学界的所谓的法学家们,不要说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就是一般的法学领域里的问题,我们能看到不要说一系列哪怕是一点点辩论吗?俗语:砂锅不打不碎,道理不辨不明。自说自话、一团和气,这样的法学界能够出真成果那才叫活见鬼呢!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对某种社会现象和某类人物现象的分类、描述和介绍。乏善可陈。
     
        天时与社会经历
     
        五十岁上下的学者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多数,仅就这一现象,也能使苏力先生不厌其详的娓娓道来,实在无谓、无味、无趣。我立即联想到的就是:孔乙己先生不无得意的开导小朋友,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即使稚嫩(就是指”五十岁上下的学者“--笔者注),但未必比他们的上一辈更稚嫩。”这样的观点的确新奇,但已经颠覆常识了。已经没有驳斥的必要了!我曾想逐句批驳,但转念一想,战胜明显的荒谬并不能证明我的高明,因此也就放弃了。仅举一句话“都(就是指”五十岁上下的学者“的上一辈--笔者注)无法同积攒了十年后还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学生(就是指”五十岁上下的学者“--笔者注)相比”为例,请问:1、晚辈能够积攒,难道前辈就都去玩儿闹了吗?2、在什么地点积攒?是在山上,还是在乡下?3、在什么时间积攒?难道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文斗与武斗之间间歇的时候吗?4、积攒什么?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亲历那个时代的当事者,苏力先生如此偏颇的倾向,套用一句当时流行话语:绝对立场有问题(请注意:苏力先生本人就属于“五十岁上下的学者”这一群体)。苏力先生的这段论述只能被认为是--矫情!哪怕是换成胆子更大、顾虑更少,也是说得通的。
     
        “很难想象,今天的中文系毕业生能够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这是何等滑稽、荒诞的对比呀?!倒要请问:昨天(即与汪晖同时代)的中文系毕业生又能够有几人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有一种低级错误,叫做以偏概全。苏力先生,看来您的想象力太贫乏了。
     
        请苏力先生注意:最高分的文科考生,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这已经成为基本社会共识。
     
        苏力先生极力美化、粉饰“被耽误的一代”(被什么耽误了?中国人都知道!),居然都能把杂读(杂乱无章的阅读)的结果给奉为“博学”,差一点就说成是--坏事变好事了,使人误以为是“最幸运的一代”。真是不折不扣的自我解嘲。特殊年代塑造了特殊的人才,特殊不假,是否超常(超越其前或其后的年代),那可就不一定了。更何况在漫长的剧烈震动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哪个年代不特殊呢?谁比谁更特殊呢?
     
        自我认同和社会期待
     
        “达则兼济天下”,这一古训是公知的生成原因吗?笑话,这分明是每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自然也包括专业知识分子)的崇高梦想。兼济天下,其中有社会责任的考虑,但更有自我实现的追求。
     
        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有才华而不愿意显露才华的人呢?即使是卧龙先生(即闲居村野的诸葛孔明),也只不过就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明主罢了。
     
        必须承认,如果在论述过程中所提及的每一位学者(绝大多数都是非法学领域)的至少一种以上的作品都精心阅读过的话,苏力先生的确可以被称为敬业甚至博学。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其就是公知,因为这些资源、资本、积累、积淀,都被苏力先生用来作为写作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作品的素材。
     
        某些学者的异动,从所学专业转战至其他专业,很可能是自己审慎考虑(主动选择或被动适应)的结果,是改行,而不是友情客串。从某个时间开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更适合自己的领域中去,逐渐也会成为该领域里的专业知识分子。以我为例(尽管不足为凭),我获取的是法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后因所在单位教学工作需要,不得已转而主攻宪法和行政法学。只要是一把好手,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很漂亮。
     
        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先生的《资本论》,是专业著作,还是科普作品?读者众多,还是寥寥无几?他们本人是公知,还是专业知识分子?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算什么东西?读者需要什么作品?时代又需要什么作品?我都说不清我的作品算什么玩意儿:1、肯定不是标准的学术论文;2、是科普吗?也不像,因为里面充斥着专业学术名词(也不做名词解释),仅仅一个“行政相对人”就足以使绝大多数国人望而却步。但这样的自我解嘲是苍白的,难道《物种起源》和《资本论》里的专业学术名词还少吗?这妨碍它们读者众多、名满天下了吗?3、我的作品,与所谓的学术论文、专著--血肉相连。除了外观样态(包括但不限于:中英文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等),并无本质不同。是所谓的学术随笔、学术杂文吗?似乎也不妥,因为既不随、也不杂,而是相当系统、相当完整;4、也许可以被称为:学术评论?但与那些大模大样的学术评论也有不同。我的文风更像是: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愿这是首创,这是崭新的类型。读者是否认同并喜爱?至少我现在无法判断(尽管有少的可怜的几位网友在网上留言给我鼓励)。点击量是客观事实,平均每篇的点击量(未必就是阅读量)在几百至上千之间,最高的一篇也不到五千。我的猜测,能够长期、持续阅读我的作品之人,通常应该符合下列特征:1、法学专业在校本科生(可能也会有硕士生或博士生),具有一定的法学(甚至是公法学)理论基础;2、不盲从、不迷信,有独立判断能力,甚至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心胸开阔,没有门户之见;3、比较认同左氏风格。其实,我已经很知足了。能够坚持关注一个北农讲师的作品,唯一的可能就是:认可作品。除了作品,我一无所有!!!坦白的说,至少在目前,我更看重读者的质量,而不是读者的数量。我不追求文化普及,更不会跟风社会热点,我渴求的是作品的寿命,而不是所谓的轰动效应。我与周立波或郭德纲的追求完全不同。我要的是后劲儿和持续影响力,而不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我是一只龟,的确行动迟缓,但争取永不停歇。我超越这个时代,但关注这个时代。我不是为今人,而是为后人服务的。
     
        结  语
     
        出于各种考虑,苏力先生回避了对公知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自谦的说道:“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那就让我来展示一下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吧。
     
        我的结论:要么1、公共知识分子,这基本是一个伪概念。首先就没能澄清,公知是排他的还是兼容的身份属性?专业知识分子能否客串或玩儿票?要么2、苏力先生所列举的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这基本是荒唐的。这些几乎是最顶级、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果被归入公知的行列,我们会发现,中国还有优秀的专业知识分子吗(这里不包括自然科学领域)?
     
        我也来界定一下公知。跨界发言(或科普、亲民)的专业知识分子,自然不能算是公知(而苏力先生所界定的公知皆属此类),他们自然是标准的(甚至是高级的)专业知识分子。所谓的公知,必定不是(但可以曾经是)某个专业的专业知识分子,而是没有或放弃专业的职业杂家,且在公众关心的领域以“贩卖”、“兜售”(并非贬义)知识或见解(可能很精辟、很精彩)为主要工作内容。也许未必恰当的例子:石述思、梁宏达等人。这一称谓,既不高贵,也不低贱,只是一种社会分工的结果罢了。
     
        公知,更像是一个宣传噱头、时髦新词、炒作对象。当然也会被某些学人拿来作为自己的业绩增长点(典型的假冒学术成果)。喧嚣过后,这个词汇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这个词汇试图描绘的那个人群则依然会长期存在。社会虚浮的又一明证。
     
        真正值得仰望的,其中就应该包括那些愿意且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公众关心的议题(如果不幸没有,那也只好作罢)作出负责任、有深度、有力度的专业表达(大可不必追求通俗易懂)的学者。请不要给这样的学者乱戴帽子。
     
        跨界发言的专业知识分子,要么不自量力(绝对是多数)、要么一专多能(绝对是少数),其结果要么是自取其辱,要么是普遍赞誉。但这一现象与公知,没有任何关系。
     
        人各有志,因此也就人各有路。没有谁是可以替别人或让别人代替去走路的。
     
        第七章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
     
        追求货币(这一类别,但不限于货币)收益的学者,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在科研教学机构工作的普通人”,普遍存在(就是常态),无可厚非。
     
        确实有凭借“真功夫”,获得成功的学界普通人。他们没有裙带关系或不屑于求取、依凭裙带关系(真下做、真恶心、真是臭不要脸,实在是干不出手。在学界靠裙带关系这种假功夫成功的比例会明显更高)。他们大多出身寒门,傻了吧唧兼缺心眼儿,不会阿谀逢迎就知道闷头苦干,其作品确实有数量且“有质量”(判断标准就是所谓的“核心期刊”或“他引律”等“客观”硬指标),也确实因此而获得了职称、地位、待遇等等梦寐以求的货币收益。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那一类人。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所谓的“真功夫”--有数量且“有质量”的学术作品,不过就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自封自赏的结果罢了,极少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天分,以及什么是天分?
     
        在正常的体制下,是智商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学者的作品质量及其命运。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只能是特殊人(即高智商者)的事业,而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人的职业。恰恰由于体制错乱,才会出现南郭先生混进乐队滥竽充数,甚至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现象。
     
        并非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就有能力进而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智商不足(在现有体制下成绩好、分数高,绝对不是高智商的体现),即使再勤奋,也注定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在入口没有真正的筛选机制(只注重文凭、学位这些标签),在出口更没有合理的评价机制,其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混饭吃。数以百万级的高校教师(只是一个代表)都以科研工作者自居,从来不去思考、评估自己的智商,从来也不曾认为自己的智商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来都是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顺其自然的开展学术研究,更可怕的是居然还都硕果累累、志得意满。
     
        唯一合理的结论:中国的学术就是--开玩笑!中国式的开玩笑,不仅可以娱乐大众,要命的是,开玩笑的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开玩笑,借用电影《天下无贼》(冯小刚先生导演)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大意):“嘘,严肃点儿,我们这儿打劫呢!”可叹呀,为了这样的学术,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投入天文数字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什么是天分?愚以为:就是那些天生就有而后天又无法习得的因素。面对我四岁的女儿,我越发清醒的意识到:人的很多素质不是教会的,而有的素质教也教不会。她可真是启迪我思维的导师呀!
     
        教育与训练
     
        苏力先生认为:“聪明人总要比笨人更善于应付考试。”也不尽然,关键是缺失前提:聪明人和笨人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应付考试。有太多的聪明人因不热爱这样的学习,因此也就不屑于应付这样的考试。但愿苏力先生的这一无心(更精确的表达是:不够严谨)之语,不会误导某些欠缺审慎思考之人。
     
        教育与训练,显然不能改善智商,但却可以指示方向,特别是可以为展示智商提供舞台。一个经过下棋教育与训练的人,自然可以提高棋艺,但是请千万不要误会:棋艺的提高不是智商的提高。虽然经过一定的教育与训练而棋艺提高的人可以战胜那些未经或较少经教育与训练的人,但这样的“成就”必须摆正位置--仅供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之用。真正的专业领域的棋艺竞技,比拼的可就不是受到的教育与训练了(在当今资讯时代,谁也不比谁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是智商,是个人对棋艺的独到的领悟和理解。当然,没有接受棋艺教育与训练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棋王的。每一个登临专业之巅之人,其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不过就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座攀登的高峰罢了。天生之才,如果没有施展的领域,那可就白瞎了。仅有狭义的攀爬能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自然还要有冲破阻力、选择路径、分配体力等等能力要素的配合,不过这些都应该包括在天生之才之内了。
     
        基本制度:市场与分工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是比较个人化的事务,虽也有集团作战,但还是会凸显领军人物的决定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偏好决定进入领域,而所谓的利益导引、政策支持都不足为虑。而且,对经费、财力的依赖,也十分有限。说的直接一点,这就是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舞台。
     
        苏力先生对“由学入仕”现象的看法,有理有据、清晰透彻。但是为什么会说一套而做另一套呢(对北大法学院院长的职位情有独钟、百般依恋)?也许照妖镜,永远都是只照别人的。
     
        请问苏力先生:市场机制可以决定产生学术精品吗?在人类过往已经产生的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学术精品中有多少比例是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丰厚的奖金,的确有可能会使某个(或某些)天才走上加冕棋王之路,但更多的天才是不能随意更改自己的偏好的(这也是天生决定的),柔道世界冠军改行下围棋,可能连专业初段也望尘莫及。对,金钱也不能创造天才!
     
        苏力先生宽泛的不加限制的将市场经济规律简单照搬到学术领域,很不恰当。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差异较大,不宜混同。市场机制根本就不可能解决“让那些热爱研究、喜好研究的人更多可能获得研究的岗位,占据这些岗位”这样的问题。必须要遵循科研的自身规律,走一条非市场化的道路。开个玩笑,如果是降低工资而不是提高工资,看一看还有谁会继续留在学校里。一般会有两类:1、真正的以学术为事业的人;2、没有任何本领,到哪儿都是混饭吃的人。我可以很自豪的炫耀一下:我从某行政机关跳槽至学校,工资待遇下降了将近一半,但是我却有从地狱升入天堂的感觉!
     
        学术制度:传统与批评
     
        缺失了批评的学术传统,只能成为学术健康发展的障碍。没有真批评,就没有真学术。在下既不是圈子里的人,也不渴望成为圈子里的人。学术是个性十足的事业,特别不需要以利益为纽带的圈子。苏力先生认为:学术产品数量多了,精品自然也就多了。这一逻辑难以成立。难道中国的学术产品数量还少吗?精品何在?
     
        像左明这样的真正学者,的确罕见。但这主要是因为体制之病所致。像左明这样智商的人,大有人在,只要体制合理,一定会有大量高素质的真正学者涌现。但在今天中国学界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胆且有识的,天下仅左明一人!不仅无人能替代,而且无人能超越。
     
        小  结
     
        读者的数量(或购买学术作品的货币选票),的确可以真实反映学术作品的需求程度。但也就是仅此而已。还能说明什么?难道可以依此而作为判断学术作品质量的标准吗?那和判断周立波和郭德纲(他们的人气绝对爆棚)的价值就没有区别了。市场,可以证明它可以证明的一切,但却不能证明它不能证明的一切。太多的学者可能一生都没有搞明白这一道理。奔波一生、劳碌一生,最多也就挣来一个“学术明星”的头衔。
     
        在我的面前,任何人敢于自称“离经叛道”,恐怕都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承认,我的作品主要涉及的是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内容。而苏力先生却公然宣称:“我的分析是建设性的,也注意了操作性。”至少我认为这极不客观。真要是已经到了操作层面,那可真就阿弥陀佛了!那也许就不需要我再说三道四了。我只负责指引道路,而不插手铺设道路。
     
        第三编  方法论问题
     
        第八章  语境论
     
        --一种法律制度研究进路和方法的建构
     
        苏力先生又习惯性的转引名家语录,萨缪尔森曰:“能做研究的都做着科研;那些不能做科研的就胡扯其方法论。”这一嘲讽很辛辣,但也很极端。
     
        问题及界定
     
        “对于一种相对长期存在、因而可以认定曾经获得当时当地人们之认可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应如何理解?”这里的因果关系恐难成立。“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就必然会“获得当时当地人们之认可”吗?至少在当代中国的答案是否定的。苏力先生显然遗漏了“并实际发挥作用”这一关键而并非多余的修饰限定词。在一般情况下,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自然会实际发挥作用,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有的国家会例外,居然有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竟然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曾经在解读某部中国法律的时候宣称:中国的法律汇编就是幽默集锦、笑话大全。可惜无人阅读)。这一天下奇景就真实的出现在今日之中国。既然是摆设(即可有可无),也就无所谓认可或不认可了。
     
        “价值论”与“文化论”的进路
     
        苏力先生将“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姓不婚”等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具有法律意义的诸多规范”,似有不妥。改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就说得通了。至于“七出三不去”,则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法律不能太泛化了,不能无所不包。至少要与习惯、道德等,尽可能划清界限。
     
        看来,苏力先生已经“百无聊赖”(并无恶意)到“要解说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生并得以长期延续”的程度了。并事先树立了假想敌(因为并未有针对性的批判性引证他人的具体观点)--“学术研究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表示一种不共戴天的批判姿态”。这一情景酷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苏力先生故伎重演,将自己掌握的各种理论资源作为工具,向那些明显“弱智”的假想论敌开战。必须承认其论述的过程是细致的甚至缜密的,逻辑清晰、头头是道。但遗憾的是,结论又是:地球是圆的。
     
        在“文化论”这一方向上,倒是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标靶--梁漱溟先生及其一段文字表述(恕未照抄)。但很遗憾,虽然论敌是特定的、论敌的观点是特定的,但苏力先生对特定论敌的特定观点的解读却是主观的、生硬的、武断的,甚至是强加的。梁漱溟先生的那一段文字,意蕴悠远、颇具哲理,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甚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细看之下,苏力先生玩弄的不过又是唯物唯心那一套老把戏。有的问题的争论是有意义的,而有的问题的争论则很无聊。
     
        “为什么中国人早婚?”(当然绝非只有中国人早婚,而且那也已经是过去时了)这道题能难住谁呢?我看只能难为那些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或黄毛丫头。对任何一个成熟且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人而言,苏力先生的回答未必都能够占到什么便宜。就凭这,也能行走江湖?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就是将他们的所谓的研究成果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语境论的解说
     
        定睛一看,苏力先生所谓的语境论不过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变脸”和实操罢了。很高调,也不一定浅薄,但实在无趣。苏力先生的娓娓道来,与通常的农民伯伯的拉家常,区别不大。这就是所谓的实证研究吗?
     
        按照苏力先生的“细致”分析,如果百姓早婚有其种种愿意或不愿意的现实理由,那么皇帝(以及所谓的统治阶级)呢?皇帝是否也早婚呢?为什么也早婚呢?如此草率甚至偏颇的结论,该打住了。嘿,醒醒吧!当然,不可否认,还是有科普价值的。
     
        我越发的替苏力先生捏一把汗,但愿苏力先生的所有作品不要最终都能汇成一句话--地球是圆的,车轱辘也是圆的。
     
        相关的辨析
     
        苏力先生的论述还是比较清楚的、细致的,但给人的感觉是:正确的废话。洋洋洒洒数千字(整部书则有二十余万字),更像是蒸馏水。很难说其结论甚至论证过程是错误的、荒谬的。宝剑看上去像是一把好宝剑,只是不曾喋血,即使使用也只是斩杀了一些苍蝇蚊子之类(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不知是何原因,为什么不去指向现实的真的问题?
     
        本章关于方法论的讨论,更像是某种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充斥着用户须知和注意事项。我们自然要感谢如此周到、细致服务的生产者,可是在现实中,真正去仔细研读使用说明书的消费者毕竟还是极少数,更多的消费者则是凭借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已经达到了“无师自通”的境界,基本都可以正确使用相关产品。
     
        语境论的程式化
     
        拐弯抹角、不厌其详,这可能就是某些学者对自己文字表达的追求。这的确是一种风格,甚至是某些其他人可欲而不可得的一种境界。毕竟是一种类型,毕竟应该保护多样性,忽略其内容,甚至忽略其结论,以宽容之心让它自生自灭吧。
     
        其他范例
     
        苏力先生又要小试牛刀了,可遗憾的是,选取的对象居然是“在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及古希腊著名的法律家、政治家梭伦的一项乍看起来非常无理、压迫人且荒谬的法律规定”,着实令人诧异!如此巨大的时空差距、如此微观的细枝末节,苏力先生居然就敢于宣战,实在是勇气可嘉。您倒是有胆量开聊,恐怕观众或听众也只能视之为侃大山了。除了考古研究之外,以法学的视角切入这一问题,恐怕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学术研究底线吧?
     
        关于为什么推崇、推行程序正义这一理念、制度的论述,无疑又是一次关于地球是圆的的论证过程。苏力先生论证的是:为什么会程序正义,而其他学者论证的则是:什么是程序正义或程序正义的价值、意义、重要性等议题,驴唇不对马嘴。坦白而言,在上述议题中,为什么会程序正义,可能是现实意义最低的一个。当然我无意否定或轻视苏力先生论题及论证的价值,作为一个更为理性之人,不仅要关心自己是怎么没的,同时也理应追问自己是怎么来的。
     
        提  醒
     
        具体的、客观的、条件的、情境的、时空的开展学术研究,这是最起码的治学方法论,无人(指学者)不知、无人不晓,是否遵循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在实在无法准确表达的情况下,我从不编造新词。而对于某些以纯粹理论见长的学者而言,如果不发明一些新词,就无法显现其水平。
     
        回到本章的开篇,方法论自然可以谈,只是不要给人留下“胡扯”的感觉。
     
        本人结语:
     
        本文是一个无名学人对一位知名学者的作品的思索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联想的产物。左明的近五百篇文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的具体结论并不一定不重要,但我更看中的是:这是一种前无古人(仅限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希望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
     
        一个基本判断:在现有时空条件下,与中国其他法学学者相比较,苏力先生无疑是少数出色者之一。苏力先生不愧是文字游戏(“展示自己的学术羽毛”)的优秀玩家,风格绝对细腻,不过细的过分就有腻的感觉了。其作品更像是作秀或摆拍,雕饰气息太过浓郁。人们看到了华丽的外表,却忘了内容是什么。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文学青年”的宿命。这就是我看完此书后,得出的不是结论的结论。
     
        读罢该书,再去阅读苏力先生其他作品的好奇和冲动,就不那么强烈了。
     
        什么是学术?左氏曰:产生新知。
     
        2014.7.31.于幸福艺居寓所
     
        题外话:
     
        苏力先生曾经是我的恩师。我曾经在1995-1999年期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以同等学力人员身份在职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国家不承认学历,北大不颁发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苏力先生曾经为我们法学理论专业的学生讲授“法律社会学”课程(时间好像是1996年春)。
     
        可以肯定:苏力先生至今并不知道有一个叫左明的学生。
     
        也许,很多读者立刻就会联想到,左明不过就是想通过傍名家以求搏出位。我的确十分渴望出人头地(并非想财源滚滚,而是愿扩大影响),但如果自己的作品不争气的话,其他的歪门邪道就能为我带来成功吗?
     
        感谢师恩!感谢苏力先生!!
     
        批判性阅读,可能就是对苏力先生最好的致敬!尽管本书是苏力先生十年前创作的,但苏力先生还年长我十几岁呢,因此,还算公平。
     
        我的思想无需出现在别人的作品里(批判性引证除外),但愿能够活在世人的心中。
     
        我隐约的感觉到,假如苏力先生通过客观的第三方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一定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我在他的心目中,不是人,而是神。恐怕也只有苏力先生这样层次、级别、境界的人物才会有这样的判断。


    【作者简介】左明,单位为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

    【注释】
    该书作者:苏力,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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