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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革中国教育之命”——兼与邓宝杰同学交流
发布时间:2006/6/15 22:46:0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606]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教育改革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写作时间】2006年


    有幸拜读了邓宝杰同学《“中国高等教育革命”之断想----兼与左明老师商榷》(上传时间:2006/5/1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该文由法律思想网整理。)一文,“使我颇受启发,更感触良多,继而令我陷入了久而未有的沉思之中”,但尚未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师生二人之间除了有交流的欲望之外,更有交流的工具——网络。与其说是交流的工具,倒不如说是广泛传播的工具,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的开放的交流之中来(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交流、值得交流的话题)。正是基于此,我们——舍近而求远,并没有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我坚信——网络改变生活,生产技术——改变思维观念。
      邓宝杰同学本人及其表现,恰恰是我革命思路的有力动因和最佳例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恐怕只有“钢铁”自己最清楚,而不一定是“炼钢的人”最明白。我的判断:邓宝杰同学无疑是体制外的产物。现行教育体制,并不能造就这样的人才。如果不保密的话,真想让他——现身说法。个性是必然的(难以效仿),但共性呢?我想一定会有共性的存在。在“李宝杰、张宝杰”等等“杰出人才”的背后,一定有共通的可以追寻的轨迹。发现之,并提炼归纳,用于改造教育实践,这就是教师的职责。这是一种——“倒推的手法”,剖析成功,进而制造成功。先入的、凝固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现实的挑战,受到像邓宝杰这样青年才俊的挑战。
      艰难——不是动摇和怀疑革命的理由。我坚信——知难行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革命的阻力首先来自于——观念不认同。其实这也只是表象,本质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跟谁拼命。无论教师、学生,还是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习惯于现有的路子使革命的成本过高。革命的只能是——终极目标。可行性方案——还要靠改良来实现。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现行教育体制净培养了一些只会考高分的人?”关键是这里的“高分”没有含金量。现有的评价标准:除了记忆,就是背诵。当创新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传统的时候,因循就成了唯一出路。
      “究竟什么原因让我们自命已经下了大力气,投入了高成本的教育模式只会生产“三个轮子”的豪华大奔?!”看来,还是有部分学生——相当付出了。对于他们,变革可能更有效,因为只要——“作功转移”——即可。
      “趋势是肯定的,方向也必定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基础性前提的原因却使人难以明见。”邓宝杰同学自问之后是自答:“更为重要且必要的乃是作为人内在的一种心理认知机制和终极信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答非所问?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难道这不就是改革的最充分的原因吗?
      “我本人不愿意卷入这样的一场争论,因而也就只有不去同意他们任何一方的主张,进而向(原文如此)以一种折衷的也是近乎投机的态度认为,“教”与“学”同样重要,共为中心,学生和老师共同享有同一个课堂。”邓宝杰同学很坦白,自谦为:折衷、投机。但这不是我的作风。“通俗辩证法”可能连中学生都能滔滔不绝。但请不要忘记“矛盾论”呀。我是问题主义者,歌功颂德、左右逢源——不是我的长项。我们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打破百分之百的教和百分之零的学的尴尬局面的问题,远不是寻找二者均衡的问题。
      ““教”与“学”既然同为教育的中心环节,那么学生和老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就应当是平等的(至少理论上这讲得通),而实际上,由于教师学识水平以及学术经验上的优势远远大于学生,就使得“教”与“学”之间的天平并不是总能得以平衡。”我很费解——邓宝杰同学要期待一种怎样的平衡。弥合他们之间的差距吗?愿望当然很好,但现实吗?至少对于多数教师和多数学生来讲不现实,否则,教师们真的就“白多吃了几年咸盐”了。当然,少数精英学生完全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甚至超越教师在较长时间里的学术积累。“压迫哪怕是无意的,对学生来讲都有可能是致命的!”学生对于教师的信息优势真的有压迫感吗?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局面。“致命”不知从何说起?目前,师与生之间还远未形成竞争关系,难道这种信息差距不是学生希望看到的吗?如果差距小了,教师可能会被斥之为——无能。
      “教师的一句不负责任便脱口而出的俗语,一句毫不留情的责难,乃至一句本来可有可无的埋怨,都会对他的学生造成莫大的影响,甚至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错位。”这样的话——似曾相识。无疑,这是对教师提高自身修养的一种忠告。我在接纳这样的忠告之后,还想说几句。俗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当属——过失“伤人”。另有专家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潜台词是——责难可能太多了。我们的学生是不是在责难中长大的呢?是不是对责难习以为常了呢?是不是对责难已经具有超强的免疫力了呢?别人我不敢说,我(作为学生时)——就是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者。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么可能因此而错位?怎么可能产生莫大的影响(最多是记恨责难我的教师)?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坚强起来,独立起来,自主起来。学生真的那么依赖教师吗?如果是恶意伤人(恐怕只是少数吧?),自有讨回公道的地方。教师的人品——这恐怕只是讨论教育改革问题中比较间接的一个吧?
      每个有良知的教师都会惧怕背负“误人子弟”的骂名。怎么办?无休止的修炼、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平。但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和自己以前比进步了,并不必然表明可以超越其他教师。教师——属于“良心工作”。问心无愧,外界的苛求也就不会太多了。
      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够像教师一样——自我反省吗?自我修炼吗?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具有和教师一样的自我完善的意识和能力吗?客观而言,误人的——主要不是教师,而是——体制。只不过教师是——显性的,而体制是——隐形的。
      “教育是一种责任,它必须作为一种终极目的而被信仰!”无疑,教育是教育者的责任,正如工作是所有工作者的责任一样。但是否为终极信仰,恐怕就因人而异了。职业的基本属性是——谋生的手段,概莫能外。将信仰与职业完美结合恐怕是小概率事件,恐怕更多的是还没有职业的人的主观想象吧?
      我倒想请教一下邓宝杰同学,请问:“学生要不要对学习负责?要不要对自己负责?实际负责了吗?”“责任教育”——恐怕又是一种教育缺失吧?当然,这项责任归于教育者。
      ““学有所成,学有所能”!”——这恐怕是真的要靠双方的努力了。教师是无法单方面打保票的。
      教师——是邓宝杰同学最感兴趣的话题。只可惜,很可能是——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同样是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如该文所述:“课堂就是他们施展才华以及发泄私愤的舞台,整个教室都充斥着他们口吐莲花的非凡功力;他们自命已经集思维智慧与表达才能于一身,已经在学科领域集其大成!以明星为榜样,以演戏为职责,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己所谓艺术巅峰的最高境界,以神采飞扬为荣耀,以举手投足为能事,极尽自愉并沉迷其中!他们根本就无视学生的存在,学生在这里也不过就是些可有可无的观众!学生想些什么?学生要得到什么?学生学到了些什么?在他们看来根本无足轻重,只要每每按照现成的剧本一遍又一遍的开戏就已经够了。这样的教师恐怕是我不能凭空捏造出来的,现实中必然会有他们的原型;而且他们甚至还能安然跻身于高等教育教学的精英之列,每月拿着为数不少的国家工资继续去例行表演!”但结论是什么呢?邓宝杰同学给出的答案是:“教育必须被信仰,否则其目的则难以实现!”这恐怕与我就有天壤之别了。上述引文中某些教师的表现,按照现行体制评价,不仅学生会叫好,就连教师也会羡慕不已。他们的确——被认为是精英。我的结论:是制度出了问题,而绝非教师出了问题。具体内容参见拙作《革中国教育之命》。
      “课堂亦然是有着自己的神圣性,在这样一个庄严的环境和氛围里,我们自然做到了各种非强制性规定的各种要求,比如我们自然对前来授课的优秀教师肃然起敬,我们会自觉维持纪律,听讲并不断思考,并且我们知道即使稍有不情愿的同学也总能这样的去一以贯之!”这样的描述恐怕不太客观吧?至少在我们两人均在场的课堂上——远不是如此吧?你做到的,未必别人也做到了。在此,我不想就高校扩招之后关于生源质量的问题发表看法。虽然这是一种严峻的、深刻的变化。恰如,木匠并不会去过多的关注材质的种类与高低,而更关心如何把产品做好一样。
      邓宝杰同学的观点有些——老生常谈,把教育成功的希望着重的寄托在——提高教师的德与才。单纯谈提高教师的德与才,绝对正确,甚至永远正确。但将其与教育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邓宝杰同学更关心在传统观念、传统技法上对教师加以改进和提高。殊不知:再精致的马车,可能也跑不过汽车。
      “而如果反过来,让一个普通教师来面对数量不等,具有独立意识,拥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对某些专业问题做出积极、客观、合理的分析,并提出自己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的学生),亦属不现实的事情。如果非要说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也便认为那是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课堂,而不过是对某一问题的早有准备的研讨会罢了。”这也许就是我与所有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的——根本分歧所在。我的设计可能“不现实”,那是因为参与者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训练,但绝不意味着不合理。邓宝杰同学接着说道:“因此我认为,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意识和思辨能力、有较强的思维水平以及充分掌握从找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的学习主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照本宣科能行吗?离开我设计的“研讨会”的教育模式能行吗?关于“宣讲式教学”与“交流式教学”的深入分析参见拙作《革中国教育之命》。
      邓宝杰同学忽而向左:“那么传统的我则认为,独立之思想才是最为重要的,才是我们受教育的终极目的!一种通过不断思辨而形成的独立思想以及一种令我们能终生受用的思维方式。就像西方法律教育所主张的让学生“thinking like a lawyer”那样,这种东西也正是我们的需要!正如法国的帕斯卡尔说的:“人的全部尊严都在于思想!”也只有思想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可以永世不腐!”忽而向右:“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并不是不好,也并非不能采用。但仔细想来对于我们却并不是很合适的。因此它也不应该成为我们为学的主基调。”真是不知其向何处去?请问,聆听——能够实现你的愿望吗?你的头脑前后一致吗?
      我思索的是教育的问题,邓宝杰同学思索的是教师的问题。我倒愿意向全体学子进一言:请你们多多思索关于学习的问题。
      和我的另一个得意门生(史光宇同学,他们两人是同班同学)相比,邓宝杰同学就显得过于“小家子气”了。
      我用这种近乎尖刻的语气和他交流——因为我爱他!
      (建议:以后在引用别人的话语时,请使用双引号。)
      2006.6.15.于幸福艺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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