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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经济学》(中册)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21/2/5 16:46:15 作者:左明 点击率[38]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学经济;《经济学》(中册);读书笔记

    【学科类别】经济法

    【写作时间】2021年


      第三编  国民产品的组成和价格决定
     
      第二十章  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
     
      “不难预料到这样一个结局,当你所持有的一切东西都是白银或黄金做的时候,你会渴望破铜烂铁。当你除了黄金和绸缎以外没有衣物穿戴时,你对黄金的衣服会感到腻味,破旧毛织品的价格将上升起来。”——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威尼斯小艇的撑船人》
     
      这显然是虚妄的甚至是夸张的假设。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是成立的:物以稀为贵,物以多而贱。
     
      钻石,不过就是一块坚硬的透明的石头。我既不会渴望利用其超群的硬度,更不会向往迷醉其璀璨的光芒。对我而言,钻石与石墨的区别不大。
     
      一、内容的预告
     
      “市场价格制度使得人们对于不同物品的偏好和为了生产这些物品而必须投入的有限资源之间保持均衡。”
     
      偏好与有限资源之间保持均衡,又一次出现了“均衡”。又是很遗憾,萨氏没有界定何谓均衡。大家都爱美女(不论男女,恐怕没有一个例外),自然美女不好意思被称为物品,但是人造美女却可以被称为另类“物品”(并无贬低人格之恶意,而是针对经过人为加工处理所形成的劳动成果而言)。对美女的偏好如何与有限资源保持均衡呢?恐怕只有美女多到使人们普遍感到审美疲劳的程度,才会止步吧?
     
      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如果数量庞大的国民收入以毫无理由的不平等方式加以分配,那末,谁会赞赏这个庞大数字?”
     
      君子自然不会,但是小人却不仅会大加赞赏,而且还一定会积极践行。既然有“毫无理由的不平等”,那么就应该还有——充分理由的不平等。看来,不平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正当理由。
     
      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真正的思想大师的水准(至于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欣赏的是思想,当然如果能够知道思想者是谁,那就更好了。
     
      三、供给和需求的基本要点的总结和复习
     
      “我们将一再作出努力,使我们能够从经济制度完成它的三项基本职能(即生产什么、如何生成和为谁生产——笔者注)的效率中来理解市场价格的作用。”
     
      我必须感谢萨氏为此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我也必须要表明:对市场价格作用的理解和认知,绝对不应该来自于包括本书在内的任何书籍,当然应该来自于鲜活的现实生活。
     
      “读者千万不要犯为工具而工具的错误。”
     
      为工具而工具,那就叫——舍本逐末。其实应该受到警示的又岂止是读者呢?难道不也应该包括包括(就应该是两个“包括”)萨氏自己在内的所有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吗?
     
      很多读者和学者都醉心于欣赏或者研发各种五花八门的学术工具。不可否认,很多学术工具都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令人折服。但总会有那么一些学术工具走入了歧途,不仅自身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也必然使借助于该学术工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注定产生偏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只要能够像警惕学术结论的正误那样去警惕学术工具的正误,也就可以了。
     
      “过去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都能证实,不论他们离开学校和考试多么久远,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他们就能较为深刻地理解基本的经济过程。”
     
      工具的价值就在于适宜使用、符合实用,能够达到没有工具所不能或难以达到的效果。庞杂海量的知识难以常驻心间,但是数量有限的方法和工具却往往使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忘记了工具本身,只要是懂得了使用工具的原理,便可随时捡起工具开展工作。汽车是工具,驾驶汽车是技能,有了这样的工具和技能,就可以到达任何目的地。
     
      只要是拥有了学习的能力和方法,我们还惧怕遗忘了什么重要的知识吗?相反,那些只是拥有知识的人,一定敌不过那些善于思考和想象的人。
     
      左明的修炼,是要使自己的大脑更智慧,而绝不是使自己的大脑储存更多的死知识。只要拥有了智慧,几乎不需要大量的知识积淀,就可以横扫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所谓的知识精英。
     
      智慧,就是更新知识的能力,而绝不是背诵知识的能力。请再也不要用博闻强记、博古通今、学富五车、学贯中西来赞赏一个学者了。
     
      颠覆者,真英雄也!
     
      A.需求和供给弹性
     
      “据说二年级的小孩子都知道:由于丰收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供给的增加多半会压低价格。”
     
      这也许在美国是事实。至少在我上小学二年级(1978年)的时候,肯定不知道;即使是在上大学二年级(二十岁)的时候,也未必清晰的知道。也许这只能说明我对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科学太隔膜、太麻木了。了解一个朴素的日常生活道理,通常与认知者的年龄无关。
     
      英国十七世纪的著作家格雷戈里·金“还观察到一件较不显著的事实:他的统计资料表明,农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好年成时要比在坏年成时得到较少的总收入!”
     
      小孩子们所发现的是身边的局部情况,而这位著作家通过统计却发现了整体的情况。当然,这两者的结论是吻合的。最令我好奇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数以亿计)是否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事实呢?假如从不知道到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呢?但愿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会荒唐到要去设计一场人为的欠收吧?
     
      “高数量的农产品Q往往和低数值的P×Q联系在一起”。
     
      在下愚钝:怎么会是P×Q呢?分明应该是P呀?在购买能力(即P×Q)变化不大时,P与Q自然是反比关系。
     
      “亨利·福特以及其他工商业者,往往想降低价格,以便增加销售量和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一想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是:购买力足够充裕,以至于可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较低的售价依然会有一定的利润,以至于当销售量大增时,利润总额也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当管理机关允许某一公用事业公司提高价格以便减少亏损时,弹性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就在2014年年底,管理机关允许北京地铁公司大幅度提高票价(从单一票价两元,调整为按里程计价)以便减少亏损。对于绝大多数乘客而言,票价增幅达到三位数的百分比(即一倍或数倍)。之所以敢有如此大的动作,就是因为他们深谙需求弹性的道理。
     
      一、需求弹性
     
      “不同的物品,当它们的价格P变动时,由此而引起的需求量Q的变动也有所不同。”
     
      也许这是尽人皆知的生活常识。如果思维再缜密一些,价格变动的幅度和销量变动的幅度都是重要变量,在一定幅度范围内与在该幅度范围外,结论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一元一个的面包与十万元一个的钻石,如果都打八折(商业促销或清仓甩货,并非品质瑕疵),面包销量的增幅很有可能会大于钻石销量的增幅;如果都打五折,面包销量的增幅很有可能会与钻石销量的增幅大体持平;如果都打二折,面包销量的增幅很有可能会小于钻石销量的增幅。
     
      P×Q = 销售收入。薄利多销策略的基础前提就是:价格下降的权重一定要小于销量上升的权重。只有这样才能在其他成本(例如人工)增长不大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销售收入而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
     
      针对于同一种物品而言,价格变动幅度较大而销量变动幅度较小,属于“需求弹性不足”; 价格变动幅度较小而销量变动幅度较大,属于“需求弹性充足”;如果 价格变动幅度与销量变动幅度持平,属于“需求弹性为1”。
     
      “需求弹性的定义。需求弹性是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表明:需求量Q对于市场价格P的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它的数值主要取决于两个百分比的大小,而与Q和P所使用的单位无关。”
     
      其中“两个百分比”指的就是:P变动(即下降)的百分比和Q变动(即上升)的百分比。
     
      “当P的减少导致Q的增加,以致使总收益P×Q增加时,我们说,这时的需求弹性充足——或需求弹性大于1。Q的百分比变动大于P的百分比变动。”
     
      其中的“Q的百分比变动大于P的百分比变动”这一表述成立吗?且看下段分解。
     
      “当P的百分比的减少导致正好相当的Q的百分比的增加,以致使总收益P×Q保持不变时,我们说,这时的需求弹性为1——或需求弹性的数值等于1。”
     
      尽管我只是一个文科生(也没有自修过高等数学),数学的水平很糟糕,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一结论不能成立。举例如下:当一个面包卖一元时,可以销售一万个,总售价是一万元。当价格下降百分之二十时,即每个卖八毛,如果销量也同样上升百分之二十,即一万两千个,总售价是玖仟陆佰元。注意:P×Q不是保持不变,而是下降了。因此,进行对比的不应该是价格与销量变动的百分比的绝对数值,也就是说并非在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数值等于销量变动的百分比的数值的情况下,总售价会保持不变。
     
      “当P的百分比的减少导致如此小的Q的百分比的增加,以致使总收益P×Q下降时,我们说,这时的需求弹性不足——或需求弹性的数值小于1(但并不小于0)。”
     
      请忽略价格变动与销量变动这两个百分比的大小。
     
      综上,其实结论很明确:1. 对于普通物品而言(有的物品很奇葩:售价越高,销量越大;售价越低,销量越小。例如股票、房产等),价格的上升应该会带来销量的减少(即反向而动),或者价格的下降应该会带来销量的上升。如果失去了这一前提,需求弹性这一概念也就成了无稽之谈;2. 当变动的价格与随之而相应变动的销量所决定的总售价等于变动之前的总售价之时,需求弹性为1;当变动的价格与随之而相应变动的销量所决定的总售价大于变动之前的总售价之时,需求弹性大于1,此之谓需求弹性充足;当变动的价格与随之而相应变动的销量所决定的总售价小于变动之前的总售价之时,需求弹性小于1,此之谓需求弹性不足。
     
      需求弹性不是价格与销量这两个变动比值之间比较的结果(请回忆一下萨氏所给出的需求弹性的定义:“它的数值主要取决于两个百分比的大小”),而是价格变动后引起销量变动最终导致总售价的变动与价格未变动时总售价之间比较的结果。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左明对这一理论的理解能力不及格;要么左明颠覆了经典经济学的这一理论。
     
      一种或者多种农产品欠收意味着该种物品的总供给量下降,而且是非人为原因所导致的。而我们在之前讨论需求弹性的过程中,是忽略物品的总供给量的。换句话说:总供给量是上不封顶的,只要有有效需求(即实际的购买力),供给量是不成问题的。农产品欠收真的能够使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吗?那就要取决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了:如果需求弹性充足,则不可能;如果需求弹性不足,则有可能。每一个消费农产品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做出相应的判断。
     
      说了半天,如何能够简便易行的测度某种物品的需求弹性?最不精确的土办法:让我们自问,如果某种物品产生了较大的价格波动(上升或下降),自己是否还会继续以大致相同的数量去购买?如果答案是肯定,则该物品需求弹性不足;如果答案是否定,则该物品需求弹性充足。再通俗一点:价高少买,价低多买,这就是需求弹性充足的物品,如奢侈品;而不论价高还是价低,都要买,这就是需求弹性不足的物品,如必需品。
     
      二、弹性数值的衡量:脱离正题的论述
     
      “在简短的课程中,本节以及下一节均可略去。”
     
      萨氏的这一表述(以页下注释的形式)是在明示:这两节内容不太重要、不太必要,对于初学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
     
      萨氏给出的公式:需求弹性系数 = Q上升的百分比∕P下降的百分比。关于比较这两个百分比绝对数值的荒谬性,上文已有讨论,此不赘述。
     
      不过还是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一提。“假设食品商以单价为一角五分买进,又以二角五分卖出面包。是用较低的15去除10而得到66.67%的利润率?还是用较高的25去除10而得到40%的利润率?二者并不全错,也不全对。”这至少是一个被我不视为问题的问题。我的答案脱口而出:利润率当然应该是用差价去除以成本,而不可能是用差价去除以售价。萨氏显然不认可这一答案,而给出了一个所谓的“通用的计算规则”,即“使用二者的平均数”,也就是说:利润率应该是用差价去除以成本和售价的平均数。
     
      愚以为:这也仅仅就是人为制定的规则,与真理无关。
     
      “大多数的dd曲线(即指需求曲线——笔者注)在价格高的起始部分属于弹性充足的情况,在低数值的P的终结部分属于弹性不足的情况,而在其间,通过弹性为1的位置,这时,P×Q具有最大的数值。”
     
      此言大谬!
     
      请回忆萨氏自己的表述:当需求弹性大于1时,P×Q增加;当需求弹性为1时,P×Q保持不变;当需求弹性小于1时,P×Q下降。据此,如何能够得出“通过弹性为1的位置,这时,P×Q具有最大的数值。”这一结论呢?但是其关于针对一种物品价高时弹性相对充足、价低时弹性相对不足的观点,还是基本符合现实情况的。
     
      三、用图形衡量弹性:脱离正题的论述
     
      第20 - 1图的结论是:“需求弹性具有三种情况,取决于总收益如何变动”。而此时,萨氏又说:“dd的斜率取决于P和Q的绝对量的变动,而弹性则取决于百分比的变动。”需求弹性到底取决于什么?忽而是总收益,忽而又是百分比,是在下理解偏差,还是阁下表述有误?
     
      四、供给弹性
     
      “经济学者提出‘供给弹性’的概念,目的在于表示:对于竞争性的P的一定百分比的增加,供给量Q所增加的百分比。”
     
      请注意:此时,随着价格的上升,供给量也是随之上升,而不是随之下降。这与需求弹性所表现出的价格与销量呈反向运动的情形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与需求弹性的定义相比较,供给弹性的定义明显不够严谨。重温一下,“需求弹性是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表明:需求量Q对于市场价格价格P的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弹性这一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反应的程度”,而绝对不应该是什么百分比的变动。
     
      “供给弹性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不如需求弹性有用,因为,需求弹性还有另一个主要的功能,即告诉我们总收益的变动。”
     
      言外之意:供给弹性不能告诉我们总收益的变动。这是从何说起呢?价格上升,供给量随之上升,总收益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变动呀,难道不是吗?
     
      “当一切的对于价格上升的调整完成以后,长期的供给弹性倾向于比短期具有较大的数值。”
     
      换言之:供给弹性的数值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递增,供给量会逐渐增大,而售价会逐渐下降,二者的比值也注定会逐渐趋于无穷大。愚以为:供给弹性具有延时效应,或者说:发酵效应。
     
      五、暂时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均衡
     
      很意外:为什么在介绍供给弹性的时候要论及“均衡”,而在介绍需求弹性的时候却不提及“均衡”?
     
      “调整所需的时间越长,供给作出反应的弹性越大,价格上升的程度越小。”
     
      这里的“弹性越大”,就表现为变化的比值越大,也就意味着供给量增加越大,而价格增加越小。
     
      需求弹性,这是一个可以定义某种物品属性的概念。例如,人们可以说:某种物品需求弹性大、需求弹性小。在理论上,经营者可以单方面降低某种物品的价格,其结果就是可能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应该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根据这种变化程度可以测度某种物品的需求弹性。然而在现实中,经营者会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去降价呢?这就完全取决于物品自身的某种属性——需求弹性了,如果需求弹性大,则适当降价可能会产生增加总交易额(自然也会增加利润数额)的效果;如果需求弹性小,则几乎无法通过降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重要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可以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同时提供足够多的供给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千万不要荒唐的认为:降价就是百试不爽的商战秘籍,只要降价就能获得更多利润。那简直要笑破肚皮。
     
      而供给弹性则完全不同。一些消费者因出于兴趣等原因而增加了对某种物品的需求,当经营者发现了这一变化之后,随即作出涨价对策(销售量不变,利润随涨价而增加)。可是只有当某种物品供不应求的时候,涨价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如果经营者也随之增加了供应量:1. 当增加的供给量小于增加的需求量时,仍然可以适度涨价(幅度相应收窄);2. 当增加的供给量与增加的需求量再次大体持平时,则涨价不能维持,势必降到原来的价格水平。但即便如此,经营者也会因总销售量增加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价格随需求量的增加而上涨,一定会产生总销售额增加的结果。这就使得在价格与销量这两个因素在变化前与变化后所导致的两个总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成为毫无意义。萨氏给出的定义:供给弹性系数 = Q的百分比变动∕P的百分比变动。这一比值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某种物品销量上升百分之二十,售价也上升百分之二十,二者的比值为1,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同样,二者的比值大于1或小于1,又能说明什么呢?
     
      供给弹性肯定不是对物品属性的描述。供给弹性大,到底意味着什么?供给弹性小,又意味着什么?这一概念到底如何“有用”,至少我是没有看出来。
     
      前文谈及的延时效应,其实就是随着增加的供给量逐渐迫近增加的需求量而必然导致价格回归的过程。
     
      如果在新达成的均衡条件下(即增加的需求量与增加的供给量趋于一致),“价格要稍高一些”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成本递增”(这就是“在进入本世纪时剑桥大学的伟大的经济学者”A·马歇尔的高论。其理由是:“当一个规模巨大的行业扩大生产时,它必须用高价把工人、船舶、渔网等生产要素从其他的行业吸引到本行业中来,从而,它提高了自己的成本。”)的话,那么这一结论实在苍白、实在乏味、实在无趣。
     
      毫无疑问,“成本递增”,“它是大多数规模较大的竞争性行业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普遍存在,但是我的质疑是:这与供给弹性这一概念又有何关系呢?抛开供给弹性这一概念,我们依然可以轻松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
     
      供给弹性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恐怕也就只能算是书斋里的学者手中的玩具罢了。
     
      B.供给和需求的应用及其限制条件
     
      萨氏告诫初学者必须警惕一个易犯的错误:不要把“需求的增加”与“需求数量的增加”混淆在一起。前者是指在相同价格时销量增加;后者是指在价格下降时销量增加。前者是指需求曲线整体移动;后者是指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作上下移动。
     
      一、赋税的归宿
     
      这是一个征税者应该明了但却未必明了的问题。当然,这更是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关心的问题。
     
      萨氏以小麦为例展开讨论。
     
      “没有理由来设想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会有任何变化。”
     
      对此我深感困惑,当然应该是:没有理由来设想消费者的需求会有任何变化(请想一想:征税是否会改变人们对小麦的需求?对小麦的需求绝对是刚性需求)。注意:需求明显不同于“需求曲线”。如果是需求(数量)不变的话,那么“需求曲线”恰恰应该改变:要么移动,要么改变斜率。
     
      税负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不用画图一样可以说清楚。以房产税为例。目前房价为每平方米两万元(数值都是虚构的),政府要征收百分之十的房产税。如果房价可以普遍上涨至每平方米两万两千元的话,那么税负完全由买房人承担;如果房价依然普遍维持在每平方米两万元的话,那么税负完全由卖房人承担。更多的情况则是:房价会上涨至每平方米两万元至两万两千元之间,也就是说:税负由买卖双方分担。至于分担的比例,则取决于买房人对于房屋的需求弹性:需求弹性越大,买房人承担的税负比例越低(相应的房价涨幅较小);反之,需求弹性越小,则买房人承担的税负比例越高(相应的房价涨幅较大)。
     
      某种物品的需求弹性,就是回答税负的终极负担者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一个常见的谬误
     
      “赋税是否会抬高价格?”
     
      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不一定。当然,从概率意义上来说,通常会抬高价格。只有在税负完全由生产者负担的这一极端情况下,价格才不会被抬高。
     
      “征税会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和降低生产者得到的价格”。
     
      这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至少在理论上会出现:1. 征税会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不降低生产者得到的价格;2. 征税不会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降低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但是“其差额为政府所得”,却一定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价格较高,消费者将购买较少的数量。”
     
      真的一定是这样吗?在消费品(而非投资品)市场里,会不会出现成交价与成交量齐涨的态势呢?会不会出现所谓的“越贵卖的越好”的反常现象呢?至少要考虑到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这一现象。
     
      三、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是不能更改的吗?
     
      “只有在生产成本影响供给的范围内,生产成本才会影响竞争的价格。”
     
      也许这一表述可以改为:如果生产成本可以影响供给数量的变化,那么生产成本就会影响竞争的价格。
     
      “供给最终取决于成本”。
     
      也就是说:成本最终决定供给。这是显而易见的。
     
      “从而,价格也必然取决于此(即指成本——笔者注)”。
     
      因此当说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时,就已经包含了成本决定价格的意思。
     
      “当某一行业使用高度专业化而又仅对本行业有用的生产要素时(如垒球运动员、歌剧演员、生产葡萄的土地等),因果关系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相反。”
     
      电影明星的报酬(自然是电影的主要成本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影的票房收入(即电影的成交价格)。但是我也想表达:难道不恰恰是电影明星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的票房吗?因此,这里所谓的“因果关系”,应该不是绝对的,而有可能是混合的(即互为因果关系)。
     
      “国家并没有神秘的经济武器或技巧。”
     
      更重要的是:国家也必须尊重供求规律,而不能违背供求规律。尽管,国家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其实,天天都有人(也包括国家)无时无处不在不断的、反复的违背客观规律,其结果很简单:必将遭到客观规律直接或间接的惩罚。
     
      “国家能做到的个人也能做到。”
     
      这显然是不尊重事实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豪言壮语。
     
      学习经济学的真谛在于:通过观察经济现象,达到发现经济规律的目的。个人违背经济规律,只会使自己受伤(也有可能会殃及“池鱼”);国家违背经济规律,遭殃的人可就多了去了。国家因强大而拥有了一些干预经济的工具和手段,这些干预经济的活动,既有尊重经济规律的,也有违背经济规律的;既有出于公心的,也有出于私益的(满足操纵国家之人的私欲),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层面——乱象丛生。特别是在那些权力型国家里,整个国家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私营公司,各级政府领导俨然就是由所在辖区形成的联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四、法定的价格
     
      “在1976年,适用于大多数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30。”
     
      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数字。
     
      目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0.10(数字来源于互联网),约为近四十年前的四倍。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的月工资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至少上涨了二十三倍。
     
      1.价格上限与配给制
     
      “如果由于政治或社会的原因,不允许市场价格上升到使需求的数量下降到供给数量的水平,那末,最终的解决方式可能需要直接的分配或配给制。”
     
      这一表述使人困惑:实行配给制(就是中国人在商品匮乏年代曾经熟悉的凭票供应)到底是因为“政治或社会的原因”,还是因为商品短缺?萨氏同时又认为:“总会有一批乖僻的顾客,感觉丰富而智力低下。他们把白糖的缺乏归咎于配给制本身,而不是物资缺乏。”也许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商品短缺,政府处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考虑,决定实行配给制。
     
      政府实行价格上限政策和配给制,都是干预经济的表现。如何评价?当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举措。但是,如果是出于公心,感受到公平的公众还是会拥护这样的政策的。公益和秩序成为政策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必然会牺牲那些如果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而大获其利者的收益。换言之,如果纯粹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其结果可能会很残酷,很难为感情丰富而又受到伤害的那一部分弱者所接受,进而暴发经济规律所不能掌控的破坏性事件,最终的结局恐怕也不是经济活动的赢家所愿意看到的。
     
      政府出手干预经济具有某种正当性,特别是在政府的理智程度高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理智程度的时候。政策无法撼动经济规律,但是却可以改变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结局和命运。承担责任者的行为应该经受并顺利通过被承担责任者的评价。
     
      “我们到了精神病院才能充分认识正常人的行为之可贵。”
     
      中国谚语:有比较才有鉴别。其实,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比较的状态之下。一种思维误区:人们总是轻视自己所拥有的而重视自己所期待的。
     
      “价格本身总是在起着配给有限的供给量的作用:它上升,以便抑制过多的消费和扩大生产;它下降,以便刺激消费、减少生产和消除过多的存货。”
     
      价格是一架自然形成的精巧的平衡仪或过滤器。不需要武力,也不需要规定,只要有价格机制,社会就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常运行。在价格面前,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多余的,进而是可以省略的。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套法则,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则。
     
      2.最低下限和最高上限
     
      亚当·斯密指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仍然受到动机良好而技术外行的对于供求机制的干预所带来的灾难。”
     
      干预经济最尴尬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最低工资政策的初衷也许是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结果却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有很多人因此而失业。
     
      最高租金政策,似乎会使租房人受益,但是却很有可能会产生出租房源大幅度减少最终导致很多人无房可住(或者减少人均居住面积)的结果。
     
      反高利贷(所谓的高利贷是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欺诈、胁迫的结果)的法律,也是貌似有理。“后果如何呢?结果是资金来源完全枯竭。”当然,更大的可能就是转入“地下”——黑市交易。不要忘记:零星的、分散的小额贷款存在较大的偿还风险,此外还会发生较高的手续费。这些都应该成为贷款利率形成机制中应予考虑的因素。
     
      五、供求决定价格的效率与“公平合理”
     
      “人并不仅仅是为了效率而活着。他还要提出问题:为什么要有效率?为谁而有效率?”
     
      这也许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最正当、最充分的理由了。人是情感动物,而并非是只有理性。人也是群居动物,而并非是个体生存。人类的至高理性可能就是:万事万物和谐共存。
     
      把人类情感和需求也纳入其中的社会科学,实在无法与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共享相同的评判准则。
     
      六、垄断对于供求的干预
     
      “任何随意的对于竞争的供求的干预多半是——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坏事,而不是好事。”
     
      这里的“特殊情况”应该是指:1. 源于有意而非随意;2. 出于公心而非私益;3. 成因正当而非邪恶。判断干预好与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干预者的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关心和看重的是——谁在做事,而不是——做什么事。
     
      七、评价政府对供求的干预
     
      “干预竞争的供求机制是矫正收入分配而同时又会降低效率的一种手段。”
     
      如果“矫正收入分配”是一个充分正当、合理、迫切的理由的话。也许将“降低效率”替换为——降低产出,可能会更清晰、准确。更生动形象的比喻:人们需要在做大蛋糕与分匀蛋糕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和抉择。
     
      税收的本质:在终极意义上,所有的消费或所得性质的税收都是由相对弱势的社会成员所负担的。除非对拥有财富这一状态本身征税(这一点又很难做到),否则税收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总结和复习
     
      限购(即限制某种商品的购买数量或购买资格,如住房或家用汽车等等),是中国政府近年来(这与短缺时代的限制购买——配给制大相径庭)酷爱使用的一种干预经济的手段。住房限购的目的是防止因过度投机而导致的房价暴涨暴跌;家用汽车限购的目的是疏解交通拥堵和改善空气质量。由于这两种商品的特殊属性(都需要在官方登记备案方能取得权属证书),使得钻政策空子的余地不大(借名购买要冒极大的产权归属风险),黑市交易更是不可能存在。姑且认为限购的理由正当,其结果就是:因强行抑制需求(限购的城市虽然不多,但是购买力却相当巨大)而导致压抑原本可以生产出来的供给。
     
      垄断的“恶果主要并不在于收入分配的变形,而在于整个社会不必要地忍受它真正需要并且有能力生产的物品的产量不足。”这一结论令人困惑:如果我是一个垄断者,我肯定希望通过垄断而得到超额利润,而绝不是主动降低产量。垄断者有决定价格的能力,进而可以大幅度提升利润率,产量自然是越多越好,如此这般利润才会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中国的电信行业就是这样操作的,它们一直在积极拓展业务数量,而绝对没有有意控制甚至降低业务数量的任何迹象。
     
      “使用这种效率不高的手段(即指政府干预——笔者注)也要付出隐蔽的代价”。
     
      此言差矣。
     
      牺牲效率也好,减少产出也罢,这些可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巨大甚至惨痛的“代价”,怎么能被说成是“隐蔽”呢?
     
      税收很现实,甚至很残酷。对于税收的理解一定要突破税收名目的遮蔽而追根溯源,去探寻税收的终极承担者。结论是:羊毛和羊肉总是出在那些弱小的羊的身上!请再也不要对税收寄予任何美丽的幻想。
     
      附录:供给和需求的各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事例,成本不变。考察一种工业制品,如铅笔。”
     
      如果铅笔属于成本不变的工业制品,那么几乎所有的工业制品就都是成本不变的。
     
      “它的产量可以简单地通过重复添增厂房、机器和劳力而扩大。”
     
      能够得出这一结论吗?如果是坐在书斋里,不去较真儿的话,不去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情况去对照比较的话,也许绝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兴趣去质疑这一结论。
     
      供给曲线能够因为商品的成本不变就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吗?供给曲线所表达的是商品数量的变化,怎么能够与商品成本扯到一起去呢?
     
      “提高土地的售价并不能创造出更多的繁华都市。”
     
      但是,日益繁华的都市却可以提高土地的售价。
     
      “薪金优裕的爱好本职工作的艺术家和工商业者,即使在薪金较低的情况下仍然会同样地工作着。”
     
      其中的“工商业者”,不知所云为何?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关心、不在乎自己(其实是其作品)的价格的,他们的数量也是稀缺的(在现实中,争名逐利的伪艺术家的数量则极为庞大)。他们的重要特征就是:心中只有艺术,艺术高于一切,热爱艺术超过热爱生命(就不要提什么名和利了)。正是因为他们视名利如粪土,才会使他们无论薪金的多与寡,都会一如既往的“同样地工作着”。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往往都是无价之宝!
     
      “在萧条中,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的减少往往使得农民工作更长的时间,以便保持收入不变。结果,需求的减少造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产品。”
     
      这一表述实在令我等初学者难以理解。工作更长的时间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的减少却是客观事实,难道农民的辛劳能够改变这一局面吗?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生产更多的产品怎么可能出售出去?怎么能够达到保持收入不变的结果?多干一会儿以便多生产一些产品(单价可能会降低)就可以保持收入不变(总售价不变,但因降低价格而减少利润),难道这就是萧条吗?
     
      “许多需求增加所导致的成本减少的重要事例,实际上代表着供给曲线的永久性的向下移动,而不是沿着一条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所作出的向下变动。”
     
      供给曲线也好,需求曲线也罢,都是关于二者数量的写照,根本就与产品的成本这一因素毫无关系!萨氏如此没辙找辙、见招拆招,实属牵强附会、自圆其说。“这样,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挽回了面子。”请看:萨氏也自知理亏、也自觉汗颜。面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示意图,萨氏随心所欲上下其手、指鹿为马,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进而惊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示意图,简直就是万能的,不仅可以任意作图(除了最常见的单曲线交叉式之外,还有折返式、螺旋式、蛛网式等等)、任意移动(上下、左右、水平、垂直等等),甚至可以任意解释。我服了,我也傻了!
     
      作为入门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当然可以绘制图表(这很好),但是也当然应该以真实的现实的事例与图表相匹配并用文字表述的方式进行足够清晰、细致的解说。
     
      “在经济史上,部分地由于市场扩大所导致的技术改良、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的重大事例屡见不鲜。物品的质量不断提高,而价格越来越低。”
     
      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这不由得不使我立刻联想到在本附录开始处所提到的一种工业制品——铅笔。难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铅笔不属于技术改良、成本降低的物品吗?而肯定属于“成本不变”的物品吗?恕我冒犯,我绝对无意以无谓的抬杠为乐事,也不会去质疑萨氏的任何一句平实表述的严谨性,只是想表达可能会有例外、可能会有不同罢了。例外和不同也不是否定萨氏结论的理由。
     
      “爱尔兰的农民可能由于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被迫食用更多数量的这种必需品。”
     
      我又懵了:1. 此处的农民是不是马铃薯的生产者?是食用自己种植的马铃薯,还是买来的马铃薯?2. 是否有这种必需品的廉价替代品?3. 为什么会被迫食用更多数量的价格上升的马铃薯?完全没有道理呀?
     
      对于某些愚昧的有钱人而言,他们的消费信条是:只买贵的,不买好的。恰恰是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所以他们才会购买(也恰恰是由于他们愚昧无知,所以经常会买到假冒奢侈品——赝品)。一旦某种奢侈品降价,他们通常不会逢低买入,而是另攀高枝儿。但是请不要忘记:除了这些“土豪”之外,还会有一些购买力有限但却清醒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对于某种奢侈品降价,必定会欣喜若狂、趋之若鹜。因此,不能草率的认为:某种奢侈品降价,需求量一定会减少。
     
      更反常的现象是:对于某些物品而言,价格越高,需求量就会越大;价格越低,需求量就会越小。正所谓:没涨不买跌。典型例证:房屋和股票。这就是标准的投机行为。萨氏用“需求曲线的整体移动”来对此作出解释。而对于通常物品而言则是:价格越高,需求量就会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就会越大。萨氏对此用“沿着需求曲线移动”作出解释。对如此迥异的两种情况,能否如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也许在图上是自圆其说了,但是人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再直接一点儿:投机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很遗憾,萨氏至少在这里没有设问,也没有做出解答。
     
      “供给和需求这个工具的应用并不局限于静态和不变的情况,而且也能用来对变动的动态情况作出有成果的分析。”
     
      至少我又糊涂了:此前,该套理论一直在讨论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变化,如何相互作用、如何达到均衡、如何沿着曲线运动、甚至如何整体移动曲线等等,怎么在此时又突然认为那些只是“局限于静态和不变的情况”呢?
     
      “如果没有受到公共政策和市场的均衡机制的制约,自由企业制度是具有波动倾向的。”
     
      奇怪,难道“市场的均衡机制”与“自由企业制度”之间不是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吗?至少愚以为:看不见的手会带来波动性,而看得见的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波动性。
     
      第二十一章  供给和需求在农业上的应用
     
      “当美国的农民领袖们宣称:我们的农业仍然要面临一定的‘剩余’问题时,他们是正确的。然而,他们所往往忽视的是‘剩余’的内容是什么。从根本上说,美国农业的长期问题不是‘剩余的’棉花、小麦或柚子,而是‘剩余的’农民。”——威廉·H·尼科尔斯
     
      没看错吧,美国的农民们居然还有“领袖”!
     
      敢问:我们自己这个自我标榜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是否也有、难道不应该有——农民领袖吗?
     
      可以想象:美国农业所面临的“‘剩余’问题”,一定是所谓的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的问题。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取决于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
     
      他们是否“忽视”了剩余的内容,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提及剩余的内容。因此,我们据此也很难判断美国的农民领袖是不是看不清事物本质的糊涂虫。
     
      农民是剩余的。这也只能被认为是一句颇具哲理、意味深长的玩笑罢了。农产品的剩余问题,似乎还是可以比较容易消化吸收掉的,而农民的剩余问题,恐怕就相当不容易解决了。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是世界上最高者之一,美国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占比是世界上最低者之一。换言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农产品的全部购买力之和尚不足以支付、支撑美国农民的付出和发展。美国农民所面临的窘境:要么失业,要么被迫转行。
     
      请瞧一瞧人家,“剩余”,居然也会成为问题!
     
      很显然,并非所有的事物都是越多越好。
     
      “经济学者的完全竞争的模型,系指由许多生产者生产出来又在组织良好的市场上以拍卖方式出售的一种同质产品的竞争。这种模型并不完全符合于美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以后还必须用不完全或垄断竞争的新工具来对它加以补充。”
     
      经济学者所谓的完全竞争,仅仅就是一个经过高度简化、抽象的理论模型,而远非客观现实。数量众多的生产者和大致同质的产品,这些都是事实;可是,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以拍卖方式出售产品,则一定只是美好的愿望和良好的想象。
     
      这种理论模型根本就不完全(但愿不是——完全不)符合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实。此物只应天上有。
     
      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这才是真实世界的模样。
     
      “农业就是一个有问题的重要领域。它造成头版的新闻。它影响选票的动向。”
     
      该书该版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早已经不应该是“一个有问题的重要领域”了。农业可能会产生头版新闻,但那一定是相当罕见的;农业也可以影响选票投向,但那肯定是十分微弱的。美国,不可能失去或者放弃农业,但是,农业的比重和地位使农业则再也不可能成为“重要领域”了。
     
      “我们巨大的生产粮食的能力对于支援外国的饥饿人群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资源。”
     
      支援,其含义颇耐人寻味。似乎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出售的意思,似乎应该是某种善意表达的意思,特别是相对于“外国的饥饿人群而言”。也许是低价优惠,也许干脆就是免费赠送。但是,乐善好施的却一定不是生产粮食的美国农民,而是负有某种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美国政府。可是,所有的人却又都知道这样的浅显道理: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的国库(其实也包括任何国家的国库),是由美国国民共同“凑份子”构成的。慷国库之慨,就是慷国民之慨。真正的好人其实是美国的全体国民,而不是美国政府。真正“出血”、“割肉”的一定是包括美国农民在内的全体美国国民。然而,他们却几乎全然不知。
     
      “在今后几十年中,马尔萨斯所诅咒的粮食的不足是否会出现。”
     
      今天,距离该书问世之时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了。在世界总人口已经超过七十亿的背景下,马尔萨斯所诅咒的粮食不足的情况是否出现了呢?鄙人和本文的各位读者,可能都没有感受到粮食不足,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在非意外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吗?
     
      确实,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全世界的粮食生产总量完全有可能足以解决全世界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但是,粮食并不是像空气一样,可以无限量免费获得。所以,在理论上就存在因支付力、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粮食获得不足的问题。
     
      粮食,能够养人;而贫穷,则可以杀人。粮食,不是问题;而贫穷,则是大问题。
     
      一、农业的地位在长期中的相对下降
     
      “在长时期中,农业曾经是我们最大的行业;但是,住房建筑、保健和国防在今天却显得更大一些。”
     
      请看清楚:在农业之后兴起的行业,至少会包括建筑业和保健业(会不会就是健康业、医药业呢?)。
     
      而国防,则肯定既不是产业,也不是行业,而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职能。此处的“国防”,似乎应该是指支持、支撑国防的各种行业。估计是翻译出了问题。
     
      “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而言,具有下降的趋向。”
     
      请看清楚:这一结论所针对的对象其实并不是“农产品价格”,而是所谓的“平价比例”(即“农民出售物品价格被农民购买物品价格所除”)。换言之:并不是农产品价格下降了,而是农产品价格与其他产品价格的比值下降了。
     
      当然,这种下降的幅度也并不是很大(美国在1910年至1976年期间,下降了约20%)。而且,愚以为:此处所谓的“农产品”,似乎应该主要是指初级农产品,而不是指那些经过深加工的高级农产品。
     
      “为什么人们离开农村呢?他们追求城市的高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以及被许多人认为是城市中的较良好的社交生活;他们想远离古老的种种不公平待遇。”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然而这个问题的最权威答案应该来自于那些曾经、正在和将要离开农村的人们,而不是经济学家。
     
      在城市工作的工资会较高吗?比较的前提似乎应该是付出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不应该去比较农民与工人的工资(农民的收入似乎也不应该被称为工资)。要命的问题是:农民是否能够轻松胜任工人的工作。
     
      在城市工作的工作时间会较短吗?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一年到头、“朝九晚五”,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较短的工作时间?这可能仅仅只是显性的工作时间,而隐形的工作时间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农民,除了农忙之外,似乎还会有农闲。除此之外,有一些职业的工作时间是可以由从业者自己控制的(相对的,另有一些职业的工作时间是不可以由从业者自己控制的)。此类职业的工作时间,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完全取决于具体从业者的个人意愿。
     
      城市中的社交生活会较良好吗?那就要看到底如何定义“社交生活”和如何认定“良好”标准了。
     
      农村也许真的会有“古老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但是,城市也肯定会有新兴的种种不公平待遇。
     
      是否离开农村,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进行选择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土地面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了,与此相对应的,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必然会大幅度下降。不离开农村,那吃什么呀?难道去喝西北风吗?
     
      是工业改造了农业,是城市取代了乡村,是现代淘汰了古代……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智能发展成果最终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相互关系。
     
      1. 出生率的差异
     
      “在一定的意义上,人口从农村外流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农村地区的出生率高于城市。”
     
      是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的改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选择。因此,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完全的意义上,人口从农村外流是有利的选择,甚至也是必然的选择。
     
      为什么“农村地区的出生率高于城市”?绝对不是因为农民朋友酷爱孩子。是生产水平决定生活观念,是生产方式决定包括生育方式在内的生活方式。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是不愿意生孩子?同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孩子。同理,这也是由受到生产水平、生产方式支配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在以前,农村不仅是地理区位,而且也是生产方式。在以后,农村就有可能仅是地理区位,而不是生产方式了。
     
      城市,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只不过就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利于人类快速发展罢了。
     
      住楼房,那是貌似阔绰;住平房,那是真正奢华。
     
      到城市去,那是去糟蹋自己;到乡村去,那是去享受生活。
     
      毫无疑问:出生率高与人口外流,此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如果没有这种移居,城市人口会日益减少,而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真是笑谈!单纯的 “移居”(即人口流动),怎么可能改变城乡人口的比例呢?农民到城市里来溜达一圈儿,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是,农民要想在城市里扎下根儿去,恐怕就绝对不是主观愿望可以决定的了。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人口日益减少(这恰恰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现实),后果会怎样?会带来灾难吗?那可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人口日益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老龄化本身的表现就是:劳动人口日益减少。于是,有人就认为:这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负担。这一结论的前提一定是:退出劳动人口的老年人给自己积累的财富不足以使自己颐养天年。换一种表达方式:这一结论只能适用于那些在离世之后遗产(其实就是一生的结余资产)为零(甚至是负数)的老年人。但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并不普遍,甚至有日益递减的趋势。
     
      老年人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这很好。但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然还需要有供给充分的商品和服务。商品,肯定不是问题;服务,如果为老年人服务的劳动人口不足,则确实会成为问题。但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要么可以劳动力输入,要么可以提高劳动力价格。
     
      有钱的老年人,不仅自己不用害怕,而且也不会使别人害怕。反之则不然:没有钱的老年人,不仅自己相当害怕,而且也会使别人着实害怕。
     
      结论:人口老龄化与产生灾难,并没有必然关系。
     
      终极结论:人口数量,不是问题;人口质量,才是大问题。
     
      抛开人口质量,空谈人口数量之人,真是愚不可及!!!
     
      在全局和宏观意义上,结论是唯一的:只有更少(远远要比现在为少)的人口,才会有更好的地球——我们唯一的不可抛弃和置换的家园。
     
      在全世界总人口没有少于十亿的情况下,任何鼓励生育的主张,都是不可理喻的。
     
      人类,是地球的第一灾星!
     
      “根据收益递减规律,这种情况最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农村的每一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大为降低。”
     
      此言大谬!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力水平提高所致。而仅仅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并不能产生农业生产率降低的结果。
     
      “土地上会有过多的人口,而每人的产品很少,不能以此购买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许多用品。”
     
      请问:判断人口是否“过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土地面积,也不是人口数量,而是生产力水平!
     
      如果生产力水平很高、劳动人口很多、土地面积既定,那么平均计算(仅仅是理论,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就一定会很少。如此平均计算的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成果,确实无法使每一个劳动者通过产品交换都过上舒适、丰裕的生活。
     
      “这种说法是否有点不现实呢?它在世界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地区是正确的。特别在亚洲,生活标准低得可怜。每四个人中有三人生产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四人之中仅有一人生产少量的舒适品。以此和美国相对照;在那里,现在每个农民的效率可以高到养活五十个人,而且养活得很好。”
     
      这一段表述真是莫名其妙!
     
      客观事实是:不仅仅是在当时(即该书完成写作的1976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里,相对不发达、欠发达的地区都是占绝大部分比例的。
     
      特别在当时的亚洲,恰恰是因为不限于生产能力的综合实力低的可怜,所以才会导致“生活标准低得可怜”。
     
      生产什么?这不重要;怎么生产?这才重要!
     
      生产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并不意味着生产者的生活标准低;生产舒适品,也不意味着生产者的生活标准高。是生产能力而非生产对象,决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
     
      紧接着,该书作者对我的这一观点就给予了证实:当时美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会较高,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不是生活所必需的食物而是舒适品,而是因为他们的以生产能力为依托、为支撑的生产效率相当之高。
     
      以生产能力为突出表现的综合实力,是看待、对待一切问题的立足点。
     
      2. 技术改变与爱好的型式
     
      “技术进步已经大大减少了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纤维所需的人力。”
     
      人力,与其说是被节约了、被减省了,不如说是被替代了、被淘汰了。
     
      与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相比较,人的体力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发展而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因素。
     
      并非危言耸听:没有人力的生产,有可能是最好的生产;没有智力的人口,有可能是最差的人口。
     
      在普遍而非个别意义上,是智力而非体力,决定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
     
      只有体力的无产阶级,注定会是被时代所摒弃的一类人群。
     
      抛开以技术进步为表征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去空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无异于歪理邪说、胡说八道。
     
      “当我们更加富有时,我们想增加的食物的消费要少于我们想增加的城市产品的消费。”
     
      这一观点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其前提条件一定是:食物的消费优先于城市产品的消费。被验证要优先满足的需要的领域,通常会得到优先的发展。要优先满足的需要,通常都会得到优先满足。简明结论:趋于满足的优先需要的消费,自然会少于尚未甚至远未满足的劣后需要的消费。
     
      著名的马斯洛先生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失为一种可以衡量需求先后次序的参考标准。
     
      “出生率、爱好和技术使得农业必须把人力输送到工业部门中去。”
     
      这个问题根本就与出生率和爱好毫无关系。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优先发展的农业因技术进步而将剩余人力输送到劣后发展的工业部门。
     
      毫无疑问:伴随着工业的技术进步,在工业部门中也一定会产生大量的剩余人力。
     
      顺理成章:相对优先发展的工业因技术进步而将剩余人力输送到相对劣后发展的服务业(或曰:第三产业)部门。
     
      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人力,是指低端的体力劳动者。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所以能够随意游走于任意产业之间,而是因为各个产业在发展初期和中期都会需要大量的低端的体力劳动者。他们进入任何一个产业或者行业,都是初级劳动者,几乎没有技术门槛。
     
      新兴的智能产业,虽然是最后出现、最近成长,但是,这样的产业是不会吸纳被相对优先发展的产业所淘汰的剩余人力的。
     
      技术进步,是人力的死敌!是低端的体力劳动者的敲钟者和掘墓人。
     
      低能者,将没有机会成为劳动者,必将成为社会的弃儿。尽管,社会进步可以使他们衣食无忧。
     
      一部分人自觉的进步,必然带动、逼迫另一部分人也不得不被动的进步。
     
      二、农业的长期下降:图形的分析
     
      “基本食物全是那些在家庭预算中不和实际收入作同比例增长的必需品”。
     
      所谓的基本食物或者必需品,其实并不具有绝对的刚性标准,而是也富于很大弹性的。例如:鸡卵和牛乳,可以算是基本食物或者必需品,但是,尚有太多的人们不能按时按量的享有、食用它们。对这样的人们而言,基本食物就是在家庭预算中与实际收入作同比例增长的必需品。
     
      “虽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农业是落后的行业,然而,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增加的步伐甚至比工业还要快。”
     
      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传统农业——未经工业化洗礼的农业,是当之无愧的落后产业。这种认识绝对正确!
     
      而现代农业(例如:美国的农业),则早已经不再是传统农业了,早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的一个分支部门了。换言之:农业已经消失了。至少:农业已经不是与工业相提并论的产业形态了,农业已经从产业形态降格为行业形态了。
     
      生产率增加的步伐,取决于进行比较的两个数字:如果基数较低的话,那么比值一定会较大。因此,这一结论不足为凭。至少说服力不强。
     
      “这种价格的下降趋向自然意味着那些效率没有很大增长的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身上的经济压力和困苦生活。”
     
      并非错觉:生产效率的高低是可以通过传导而在产品价格上有所体现的。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价格也会较高;生产效率较低的产品,价格也会较低。
     
      市场,青睐、偏爱具有较强竞争力(背后是综合实力)的产品及其生产者。
     
      “消费者在为他们的食物的原料部分支付较低的价格,从而,整个经济制度正在重新配置它的资源,使之适合于生产我们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在最需要的东西。”
     
      在食物的原料部分的价格趋于下降的同时,添加在食物的原料部分上面的附加值却有上升的趋势。要想将农田里的一把小麦变成餐桌上的一片面包,其间繁琐、复杂的过程也许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运输、仓储、包装、零售,这些都不在话下,仅加工一项,可能就需要诸多环节。在餐馆就餐,享用、消费的可绝对不是食物的原料部分,而是一整套餐饮服务体系。
     
      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其结果表现之一就是生产同质、同量的产品的成本更低、售价更低。请不要误会:价格更低,不是灾难,而是福音。仅此一点,就可以横扫竞争对手、一统消费市场。请不要搞错:价格低,并不意味着利润也必然会低。然而,在没有出现技术改进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接受甚至忍受价格较高、质量较差的产品。
     
      资源的配置,是以市场为指引的、为依归的。资源流向哪里,就意味着哪里会有较高的产出、较高的回报、较高的效率。
     
      最需要的东西,往往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知道,这就意味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政府去支援农业。”
     
      我相当困惑:农业产值在美国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农业人口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应该都相当之低(也许还不至于低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对于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行业,为什么会对政治产生强大的压力呢?
     
      支援,这又是从何说起呢?为什么要支援?如何去支援?结果会怎样?
     
      三、农业在短期中的不稳定性
     
      “农业是涨落不定的行业。”
     
      作为依赖自然条件而生成的农产品,自然会受到自然条件的相当程度制约。尽管人为因素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但是,影响程度毕竟有限。
     
      靠天吃饭,这绝对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判断。尽管人们食物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人为控制的产物了。愚以为:作为文明物种的人类,所有的食物都应该来自于非自然生长的生物。只有智能人类才具有了创造维系自我生存条件的能力。
     
      “农业收入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波动程度大于非农业收入的波动,然而,农业生产量却显著地比工业生产量来得稳定。农业生产量的稳定与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形成鲜明的对照。”
     
      收入取决于价格和数量。
     
      繁荣与萧条的重要差异就在于由购买力支撑的有效需求的旺盛程度。如果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弹性的,那么农业收入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波动程度就不应该会大于非农业收入的波动。
     
      农业生产量与工业生产量,均受制于由购买力支撑的有效需求的数量。趋于满足的农产品的需求量自然会比尚未满足的工业品的需求量来得稳定。
     
      农产品的生产,是有自然周期的。农业生产量在一个自然生产周期内,几乎是无法调节的。因此,在一个自然生产周期内的农业生产量是相对也相当稳定的。而繁荣与萧条的到来和出现则与农产品的自然生产周期毫无关系。
     
      “甚至能严重威胁任一农业区域的收入稳定性的气候因素,也不会在全国农产品总量上造成很大的波动。”
     
      那就要看“任一农业区域”的范围大小和所占比重了。
     
      没有争议的结论是:气候因素可以严重威胁农业生产。
     
      人类目前还不能在摆脱自然条件制约的情况下广泛开展农业生产。当然,自然条件的制约程度也是有限的。自然条件无意将人类赶尽杀绝,人类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工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变动为百分之八左右,而农业生产则少于百分之三。”
     
      此处的“变动”,到底该如何理解?如果猜的不错的话,似乎应该是增长的意思,而不包括下降的意思。工业生产的增速明显快于农业生产的增速,这是由人们对工业品的增量需求远远大于对农产品的增量需求的事实所决定的。
     
      “无怪乎农民认为,他只能听任市场的摆布。”
     
      又有哪一个市场交易主体可以不听任市场的摆布。权力,倒是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
     
      市场,仅仅是一种机制、体制、装置、设置,是价值无涉的。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心——人的需求、人的欲望、人的取舍。
     
      四、政府对农业的支援
     
      “农业可能不为大自然所宠爱,但却往往受到政府的照顾。”
     
      客观而言:自然既不会宠爱农业,但也不会欺辱农业。既会有少量的丰收之年,也会有少量的歉收之年,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平收之年。
     
      不容否认:自然环境有逐渐恶化的趋向。但是,这样的变化却是人类不理智活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自然的好恶无关。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似乎总是讨厌地主,喜爱农民。”
     
      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难道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有地主与农民了吗?此处的“人们”,到底是指谁呀?似乎既不应该是指地主,也不应该是指农民。
     
      谚语: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是地主和农民的人们,为什么会讨厌地主而喜爱农民呢?需要合情且合理的理由。
     
      没有人可以离开食物而活下去,因此,可能有许多人都会喜爱食物。人们因不愿意失去食物而可能也就不愿意生产食物的农民受到伤害。
     
      至于喜爱农民,可能是萨氏想多了。至于讨厌地主,可能是萨氏主观了。
     
      因此,人们通过国家支持、支援的,很可能只是自己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在每一个农业区,由政府支付薪金的工作人员构成一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力量。”
     
      我相当怀疑:由政府支付薪金的工作人员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之间会存在密切关系。政府所拥有的是权力和资源,而这些却都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关系。
     
      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终极意义上,不是由权力和资源来推进的,而是由人类的智能通过产生、创造精神产品(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去引领的。
     
      “政府进而‘干预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规律’,以便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其稳定性。”
     
      请看:这可是政府赤裸裸的在行使权力。这已经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有可能就是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敏感的交易价格而导致的。当供给与需求的市场规律不太灵验、不够好使的时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予以校正、矫正。
     
      “强大的农业协会联盟、农民互济会以及农民联合会与华盛顿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使国会知道农民的心愿。”
     
      敢问:今日之中国,是否有农业协会联盟、农民互济会和农民联合会?是否与北京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否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知道农民的心愿?
     
      请不要忘记:今日之中国可是一个自诩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
     
      平价概念。
     
      所谓“平价”,是指“要求政府以某种方式保证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尽量接近于那时(即1909年到1914年的农业的黄金时代——笔者注)的水平”。
     
      这显然是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这也只能算是貌似公道的想法。
     
      为了回应平价的要求,应该引入比价的概念。暂且抛开供给与需求对价格的影响,仅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行比较。在某一时点,两种产品的成本可能相等;而在另一时点,这两种产品的成本可能就不相等了。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手段等等的改变,可以也可能改变产品的成本。成本发生不同程度改变的两种产品也就不再具有等量交换的关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曾经成本相同的两种产品的相互比价并不必然是长期保持不变的。
     
      即使是曾经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其与其他商品的比价,也不必然是恒定不变的。更何况,同样名称的产品(尤其是工业品,例如: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等),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之后,其实质内涵几乎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刻舟求剑式的平价概念,完全就是思维观念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不当产物。
     
      萨氏认为:“农村比城市具有更加迅速的技术进步”。对此,我深表怀疑。之所以农民贫穷、农村落后,都是源自于他们赖以生存的产业——农业不发达。农业不发达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不进步或者进步较缓(与其他产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程度或者速率相比较)。
     
      我曾经在多年以前有过这样天真到近乎荒唐的想法:农民可是真傻!为什么要把自己生产的粮食以那么低贱的价格出卖呢?为什么不持有惜售、待价而沽呢?人总不能不吃饭吧。农民只要是挺住、坚持住,手中没有粮食的人总会屈服的,总会出高价来购买的。这样不就可以脱贫致富了嘛。
     
      在澄清这一糊涂认识之前,我先向各位推荐一篇短篇小说——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入选我中学时期的语文课本)。让大家见笑,中学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鄙人在学习这篇创作于半个世纪之前(以我的中学时期为参照)的课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能力理解其中也许并不算是非常深奥的意境。
     
      农民生产粮食,这绝对不是个人爱好或者生活情趣,而是一种营生、一种谋生手段。粮食生产,这是一种职业、行业、产业,而绝对不是个别农民的个人事务。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为自己手中的商品进行定价。价格,是交易的产物;交易,是合意的结果。一朵浪花是不可能决定江河的走向的。对于产量庞大的商品,其价格是由数量众多的买方与众多数量的卖方经过充分磋商、反复交流之后形成的,个别的买方或者卖方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全体农民或者粮食生产者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决定粮食的价格了呢?那也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形成这一成员极其庞大的组织,几乎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具有了某种可能性。为什么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呢?请您想一想:如果这个紧密联合的组织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将粮食价格定得过高的话,其结果似乎不是其他社会成员全部屈服——高价成交,而应该是另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也投身到粮食生产活动中去——自食其力。
     
      粮食,可能难以替代;但是,粮食生产者——技术壁垒极低、体力要求不高(是指在当今的工业化水平之下),却完全可以被轻松取代。
     
      粮食,是一种低附加值商品;粮食生产,是一种低端产业,生产技术的水平和从业人员的素质都相当有限。顺理成章,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不应该、不可能获得较高收益。
     
      您还真别不服气!就广义而言,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往往是由一些较为合理的原因所导致的。特别是在趋于良性的社会背景之下,就更是如此。
     
      五、政府支援的方式
     
      1. 赠与和救济
     
      “公众心目中的那种能维持象样生活的‘家庭农场’,只占我们农场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
     
      所谓的“象样生活的‘家庭农场’”,可能也就是相当于城市里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水平吧。可见,在美国农业生产者的境况也普遍不佳。
     
      “如果以数目计算,我们大多数的农场是贫穷的企业。一千个最大的农场的产量竟然超过二百万个最小的农场!”
     
      由此观之:当时美国的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此同时,也大量存在明显落后的生产方式。不难理解:产量往往与效率、效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最大的农场应该收益较高,而最小的农场则可能收益很低。
     
      发达国家,自然是相当发达。但却未必处处发达、人人发达。光鲜的一面,往往能够产生遮蔽阴暗的一面的效果。
     
      “以现在的情况而论,补贴农民的款项只有一小部分流入最贫穷的农民的手里,他们是:为了偿债而服劳役的南部佃农、运气不好的佃农、勉强维持的小农户以及农业工人。”
     
      看来,美国也需要精准扶贫。决策可能不错,就怕执行走样。邪恶的执行,是正义的决策的第一杀手。
     
      事实一再证明: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注定是低下的命运。
     
      不可替代,这个属性很金贵!
     
      思维能力,这个东西很重要!
     
      2. 扩大需求以及为之而进行的研究
     
      “农业部为农产品寻找化学途用的尝试以及该部所印发的指导人们改善伙食的印刷品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该部还怂恿国会拨出款项为学校提供廉价午餐、为穷人提供食物券以及实施其他扩大需求的方案。)”
     
      毫无疑问:“为农产品寻找化学途用的尝试”,这绝对应该算是达到了穷极无聊、吃饱撑的的程度了。
     
      肯定不应该是“改善伙食”(这可是需要资金和经费支持的),而显然应该是改良饮食结构(说不定还可以明显节约资金和经费支出呢)。
     
      在彼时的美国,国库开支是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的。而在此时的中国,国库开支则是由政府直接决定的。敢问:这也能够算是“中国特色”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吗?
     
      在该书(第十版)出版(1976年)的第二年,我以八岁高龄的年纪踏入了小学学校的大门。那时候,我们每天中午都要回家去吃午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考入并住进大学学校为止)。在该书出版四十年后,我的女儿又踏入了和我相同的小学学校的大门(我们成为了校友)。她比我更幸福,无需为了吃一顿午饭而往返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经过一次调整之后,现在的午餐标准是十六元,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廉价”。
     
      幸福的原因不是价格——省钱,而是省事——省时、省力。
     
      也许,我个人也已经发展到了不缺钞票而少时间的阶段了。
     
      对于每个人而言,赚钱,是无尽的;而时间,则是有限的。
     
      “由于援助方案而得到粮食的国家很可能养成对援助的依赖性,因而推迟把人口增长率限制在可以维持的水平的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已经建交。中国完全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粮食援助的对象。
     
      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度被称之为——国策),也许就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其规模将要缩小,美国的农业在将来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来帮助整个世界,为它提供粮食。”
     
      美国到底是不是——“世界粮仓”?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可以预见: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用来“帮助整个世界”的粮食,应该已经不仅仅具有商品的属性了。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也许作为农业产业成果的农产品,因为人口增加而需求旺盛将会导致相对稀缺——供给不足,从而咸鱼翻身、身价倍增。
     
      六、三个主要支援方案的经济分析
     
      1. 第一个事例,限制种植
     
      “如果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是弹性不足,而不是弹性充足,那末,强制性的限制种植会使农民得到较高的售货款项。由于当他减少生产时也会稍微减少他的总成本,所以他的净收益的增长要大于他的售货款项的增长。”
     
      请看:商品的需求弹性,是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前置条件。
     
      为什么是“强制性的限制种植”呢?为什么不是自愿性的减少种植呢?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采取步调一致的统一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目的;而单个或者少数农民的个别行动,则是完全不可能产生这一结果的。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采取步调一致的统一行动呢?通常就是在遭到强制的时候。
     
      售货款项是否增加和增加多少是比较的结果。减少产量,显然应该是适度的,而根本不可能是任意的。减少一成,可以理解;而减少九成,则不可理喻。售货款项的增加,是指在适当减少产量的情况下发生的结果。例如:九成产量的售货款项,完全有可能会超过十成产量的售货款项。
     
      收益率,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许人们更加关心、在意的还是收益额。
     
      “某些农民所得到的任何一点利益都要使其他人作出很大牺牲,而这种牺牲不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技术上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人为的减产增收的方案,确实是损人利己的典型表现。更加重要的是:社会总效益也减少了。这是一种心术不正的滥用权利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怀有善意的良性交往的行为。
     
      “上面论述的情况是否意味着这种支援农业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不一定,因为这涉及到非经济的伦理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如果这是国家决策的话,那么确实又情有可原,因为这毕竟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行为,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要综合考虑“非经济的伦理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因素。
     
      个人也好、国家也罢,毕竟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动物或者经济组织。
     
      2. 第二种事例,通过贷款支持或政府收购的办法来维持平价
     
      “为了使价格高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价格,政府必须按照被维持的价格收购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额,把它储存起来或倾销于国外。”
     
      政府出手(其实就是出钱),强力干预了市场交易、直接左右了市场价格(即“被维持的价格”)。这一做法不仅不是市场行为,而且也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储存”,会耗损或者贬值;“倾销”,会亏本成交)。
     
      3. 第三种事例,弥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价格差额
     
      “直接偿付给农民市场价格低于被维持的价格的差额,造成消费者的低价和高数量的消费,同时又避免储藏腐烂的剩余产品。”
     
      且慢!这只是貌似双赢的局面。消费者真的是以“低价”购买到充足的粮食的吗?在购买粮食之时,消费者确实没有出高价。但是,农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高价,难道不是以税收的方式从而终极是由广大消费者所承担的吗。
     
      众多纳税人在明白了这一实际做法的背后道理之后,正常的反映不应该是莫名惊诧,而应该是淡然一笑。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只要某一方案能使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更加接近于生产粮食所需要的社会生产成本,该方案就是相当可取的——即使它增加财政部的开支。”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出手,不仅没有骚扰、打乱市场自身的运转节奏,而且还维护、维持了市场自身的运转节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愚以为:自发的市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对某些特殊的生产或者服务领域的自动调节是不敏感的甚至是失灵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辅助调节。
     
      “如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办法农民总归得到同样的收入,那末,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重要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我们所支付的款项中,有多少是用于市场购买,有多少是用于纳税,而在于粮食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应该达到边际效用和成本较为一致之点。”
     
      保护农民恰如其分的利益,应该是包括农民自身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于理性的基本共识。其中的浅显道理,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
     
      生产领域、环节的正当的效益最大化,是一个良性且合理的追求。全社会对这种追求的认可和保护,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更大范围的超越经济利益的其他效益的趋于递增的结果。
     
      七、支援国内农民的问题
     
      “正确的考察使我们看到,美国的真正农业问题是农村的贫困。”
     
      贫困,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因何贫困?前文已述,传统农业自身的特征就决定了传统农业从业人员的经济状况。换一种情况,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掏粪工人(应该正在不断的退出历史舞台),应该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吗?请再也不要欺骗愚昧之人了:这既是社会分工的表现,也是高低贵贱的界分。
     
      “必须提供解决方案的是混合经济制度,而不是自由放任。”
     
      对,解决某些人的贫困,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经济活动,解决全社会财富的增加问题;政治活动,解决全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单纯的经济活动,可以增加财富的总量,但却不必然增加每一个人的财富数量。而政治活动,却可以在不论财富总量是否增加的情况下,去实现增减某些人财富数量的目的。
     
      当然,在全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就会更容易顺畅、平稳的实现使那些没有作出相应贡献的人也逐步改善生活的目标。
     
      八、世界是否面临缺乏粮食的前景?
     
      “罗马俱乐部以及其他一些未来学者担心资源将会枯竭,环境不断恶化。”
     
      鄙人肯定不是未来学者,但却总是关心未来问题。
     
      恰好在十年前,鄙人在阅读了《世界的未来》(作者:奥尔利欧?佩奇[意];译者:王肖萍、蔡荣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版。该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该书是罗马俱乐部的第十一份报告,成书于一九八一年。该书作者时任该俱乐部主席)一书之后,也撰写了一篇自己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的文章——《未来的世界》,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那还是在大学本科期间(1988年—1992年),我接触到了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唯一一本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奇书”(以第一次阅读时的感受为判断标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作者:杰里米?里夫金[美]、特德?霍华德[美];译者: 吕明、袁舟;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这是一本基于物理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社会科学观点的书籍。我的父亲是一位高校物理学教师,这本书是我无意之间出于好奇在他的书架上发现的。尽管该书对我而言难以理解、不甚了然,但是,读中、读毕,都使我多次陷入深深的思索……
     
      也许,我的世界观真的从那时起就改变和定型了!!!
     
      人口增长率,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吗?此处的“人为控制”,是指采取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措施。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就是真实的例证。其实,在正常也是通常情况下,人口增长率,是自然控制的。此处的“自然控制”,是指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的。只有当人们的生育意愿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政府才可以出手干预。
     
      生孩子,肯定是私事;但也有可能会成为公事——国家大事。
     
      “对于将来的气候,‘锅炉’论者和‘冰箱’论者人数一样多。两种说法可能都不准确,因为气候是变幻不定的。”
     
      由于高度工业化(其表现方式就是巨大、强烈的能量转化)的原因,人类的活动应该会产生使气温上升的结果。但是,气温不等于气候。对于地球而言,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气温升高还远远不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实质影响。
     
      不论是冷气、还是暖气,只有在封闭的空间才会有效。人类整的那点儿小把戏,在自然的面前,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
     
      总结和复习
     
      “虽然农村的出生率高于城市,但由于人口不断向城市移居,农业人口正在下降。”
     
      请千万不要搞错!农业人口下降的原因可绝对不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居,而是因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从而导致的相对于既有农业资源而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人口与农业人口,不是一回事儿。
     
      “当收入增加时,对于食物的需求并不同比例地增加。”
     
      在不差钱儿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不断增加对于食物的需求,一定会带来可怕甚至灾难的后果。肥胖,已经不是富贵病了,而是不折不扣的贫穷病。要知道:创造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体形和健康的身体,所消耗的时间和花费的金钱要远远大于无节制的满足口腹之欲——胡吃海塞、大快朵颐。
     
      对于一个发达国家而言,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所有产业之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还不至于日益下降,但却一定会长期徘徊在相当低下的水平。
     
      “长期的解决办法必须维持农业以外的领域的繁荣,从而使人们能够继续转入生产率最高的行业,并使对农产品的需求处于最适度的高水平。”
     
      长期的解决之道就是:以繁荣来维持繁荣。没有了繁荣,也就没有了好日子。
     
      转行,说得轻巧、谈何容易。对于劳动者而言,隔行如隔山;对于资本家而言,专业有壁垒。
     
      如果大家都能够“转入生产率最高的行业”的话,那么该行业也就注定不再是生产率最高的行业了。
     
      比较优势,才是最把牢、最可靠、最突出、最巨大的优势。
     
      做好自己,别无所求。
     
      “在长时期中,必须把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使用中抽出,而用之于生产效率较高的地方。”
     
      敢问:能够从农业中“抽出”的资源都包括什么呀?是指人员吗?确实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各种低端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但是,他们这是撤出,而不是抽出。是指资金吗?可是真正投入到农业生产的资金原本可能就少之又少、微乎其微。该不会是指生产对象——自然资源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农业,就是被改造、被洗礼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入资源(主要就是指资金、技术和高素质的人员),而不太可能抽出资源。
     
      创造,是根本解决绝对贫困的终极之道。而相对贫困,则有可能永远存在,永远无法解决。
     
      也许在遥远的未来,观念更新可以改变世界观、改变人们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进而使相对贫困的概念化于无形——使脱离了绝对贫困的人们永无相对贫困的困扰。
     
      “世界性的繁荣和马尔萨斯所说的收益递减在今后半个世纪中倾向于提高粮食的价格。但是,节约土地的农业改良和不断的技术进步可能把粮食和纤维的将来价格压低——如果实行计划生育,将会更加如此。”
     
      转瞬之间,四十三年过去了(1976年—2019年,从该书问世到本文完成的时间)。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界定“世界性的繁荣”,但我却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局部性的繁荣。当然,我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搜索查询“马尔萨斯所说的收益递减”的确切内涵。在这四十三年中,粮食的价格到底是“提高”了,还是“压低”了,因为我并不掌握相关信息和数据,所以我会对此保持沉默。但是,这一问题的结果似乎是明确的。不过,不论哪一方获胜,“提高”论者与“压低”论者,应该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附录:投机、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分析
     
      “政界元老伯纳德·巴鲁克在自传里写到:在他听到G.纽科姆教授于纽约市大学讲授供给和需求的十年以后,他从投机中赚了一百多万元——言下之意是:那些讲授可能对投机活动所有帮助。”
     
      政界元老,应该就是资历极深、地位很高的政客。能够写自传的人,应该会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并不是每一位高官都能写、都敢写自传的。
     
      很遗憾:在此处没有明确交代听课时间、听课身份、授课性质和投机项目、投机资本等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某人的某种讲授是否会对他人的某种活动有所帮助,应该是一件相当不明朗、不确定的事情。我敢打赌:在看完萨氏关于投机的论述的所有读者(自然也包括本人在内)中,能够大赚其钱的人,一定所占比例极低。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就都是超级富翁了。可问题是:他们赚的到底是谁的钱呢?
     
      一、地区间的价格型式
     
      “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竞争市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往往只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职业投机者或‘套利者’的活动。他们密切注视市场,一旦发现任何价格的差异,便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而赚取利润——同时也消除价格的差异。”
     
      这里的至关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组织良好的竞争市场”的制度环境。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商品而言,其针对消费者的统一的售价或者个别的议价都是公开的,买方与卖方均不保密;而经营者购进商品的价格则是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保密的。“发现任何价格的差异”中的“价格”,当然是指前者,而非后者。轻描淡写的一个“发现”,可能并不容易做到,即使是在信息传送如此便捷、发达的今天,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
     
      消除价格差异的条件是:“发现任何价格的差异”并且“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职业投机者或‘套利者’”的数量足够多以及他们的交易足够热络、频繁,以至于日趋无利可图。
     
      时间和信息,是盈利的重要原因。
     
      二、投机与不同时间的价格变化
     
      “由于将来是难以预测的,不同时间的价格型式是比较不完善的:存在着一个经常被干扰但总是处于恢复过程的均衡——有点象风所吹动的海面。”
     
      除了难以预测是不难预测的以外,其他都是难以预测的。
     
      能够预知未来,那是神,而不是人。
     
      近看,海面波澜起伏;远看,海面平如镜面。价格,就整体而言是平稳的;就局部而言是波动的。
     
      萨氏为了“说明相当复杂的‘套头交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特意举了 “一个高度简化的例子”。但是,其表述过程却令人匪夷所思。
     
      “假设我在秋末买进和储存了玉米。我专门从事仓库的经营,只愿进行业务范围内的交易。从现在开始到明春我出售储存的玉米时,我并不想利用价格的涨落来卷入冒风险的投机活动。”
     
      请看:既然“我专门从事仓库的经营”,而且还“只愿进行业务范围内的交易”,那么“我”又为什么会“在秋末买进和储存了玉米”并且“到明春我出售储存的玉米”呢?这个“我”分明就是个谷物贩子嘛!一个专门从事储存货物(当然可以是谷物)业务的经营者,为什么要去买卖谷物呢?又怎么可能会“利用价格的涨落来卷入冒风险的投机活动”呢?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这明显不合逻辑、没有道理呀!
     
      “如果没有农业部和私人机构所提供的详细的统计数字,那末,在芝加哥粮食交易所进行贸易的人就会受到毫无根据的谣言、希望和恐惧的支配。”
     
      请务必要搞搞清楚:投机,这可是一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技术活儿、一项不折不扣的高级智力游戏。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条件保障,是无法顺利开展的。
     
      萨氏有这样的表述:“对荷兰郁金香的狂热爱好曾使一株郁金香的价格高于一幢住宅”。
     
      这一表述,明显欠妥。请想一想:这怎么可能是“对荷兰郁金香的狂热爱好”呢?那分明是对完全不合理性的超高利润的疯狂追逐!这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豪赌——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花的人。对于这样的勇士、烈士,有诗赞曰:追高不要紧,只要方向对。拿了高价货,自有后来人。这样的闹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曾经反反复复上演过。
     
      三、赌博和边际效用的递减
     
      “为投机辩护的人反对把投机活动说成是类似买赛马票和彩票那样的赌博。”
     
      什么是投机?对不确切知道结果的机会的把握。
     
      什么是赌博?对与理性判断无关的结果的笃定。
     
      “在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着风险而且必须有人承担风险。”
     
      因为未来难测,所以存在风险。
     
      什么样的人会面临超过概率以上的风险?通常而言,当然是那些敢于、甘于冒险之人。没有善于、擅于冒险之人,但却有善于、擅于避险之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冒险之人。这样的人,不是葬身虎口、满盘皆输,就是打死猛虎、名扬天下。其损失和收益,都高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程度。
     
      投机活动,显然具有超过概率以上的风险。不能肯定的是:投机的结果到底是输、还是赢;可以肯定的是:投机是区别成功与失败的便捷方式。
     
      甲、乙二人,同样是去“炒股”(即追涨杀跌、频繁买卖,这就是投机。而如果是买入以后、长期持有,那么这就是投资,就不能被认为是“炒股”了),同样是投入一百万元,既有可能赚到资金翻倍(甚至可能更多),也有可能赔至血本无归(最多到此为止)。如果甲的资产是一千万元,而乙的资产却只有二百万元的话,那么同样的亏损对于甲而言,就不能算是很大的风险,而对于乙而言,则应该说是极大的风险。
     
      有许许多多的风险,都是专门为“缺心眼子”和“少智慧子”她们姐俩量身打造、度身定做的。信手拈来一例:横穿马路,如入无人之境、胜似闲庭信步,这样的人不遇风险,天理不容!
     
      理智,可以规避风险。
     
      “投机者的知识和冒险心是有益于社会的,能减少行情的波动和别人的风险。”
     
      投机者,五花八门、鱼龙混杂,肯定都具有冒险心,但却未必也都拥有相应的智识。至于是否会“有益于社会”,那就要看怎么说了: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确实都会给其他人以有益的启发。
     
      投机者,显然不等于成功者。否则的话,所有的人就都去成为投机者了。投机者的成功,显然不是来自于冒险心,而当然是来自于智识。但是,请千万不要误会:拥有智识的投机者未必都能成功、未必出手必赢。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也就不是投机活动了,而是智识竞赛了。
     
      决定投机者成败的因素,相当复杂而且还很不确定。
     
      凡是有胜算把握的活动,就肯定不是投机了。
     
      赌博,有点儿类似于饮酒:适可而止,那是享受;毫无节制,贻害无穷。超出合理限度的赌博,必然产生负面作用。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原因,萨氏认为:“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方面”,而愚则以为:远远无需那么玄妙、高深的原因出场,难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样的结果还不能算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经济、现实和世俗的原因吗?
     
      “赌博只是毫无益处地把金钱或物品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并不创造更多的金钱和物品。”
     
      毫无疑问:“不创造更多的金钱和物品”,这显然不应该成为抨击赌博的恰当理由。
     
      利益期待,这应该是赌博者的第一动机。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益处”所在吗?但是,如果把赌博的全部“益处”唯一锁定在获利之上的话,那么赌博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蛋白质”(即笨蛋、白痴和弱智)。如果认为赌博可以成为盈利方式的话,那么这有可能就是对赌博的最大误解。赌博,就连投机都不是。在暂不考虑赌博参与者以外的其他主体(例如:赌场经营者)从赌博之中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例如: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赌场进行赌博),赌博的过程,就是赌资搬家的过程。但是,流向却完全无法确定。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偶尔的赌博,会有输赢;反复的赌博,则没有输赢。赌博的本质,就是随机运气。在每个赌博者赌资都相等的情况下,两个人赌博,运气就是二分之一;一万个人赌博,运气就是万分之一,以此类推。在知道花两块钱可以中五百万元的同时,当然还应该知道花五百万元也有可能一无所获。要知道: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一样、一样的。
     
      赌博,之所以可以开展、得以延续,其基本属性就是——结果不可精确预知。凭借技艺(包括在赌博中作弊——“出千”)赢钱的把戏,就已经不是赌博了。
     
      赌博,不同于竞赛。桥牌,之所以是正规的竞技项目,是因为设计了在随机取牌情况下消除牌力差异的合理规则。麻将,之所以不是正规的竞技项目,是因为傻子抓好牌、谁也拦不住——天和,摸牌运气远在打牌技艺之上。
     
      “当赌博进行得超过主要为‘消磨’时间的娱乐范围之外时,它减少国民收入。”
     
      所有的消费,可能都“减少国民收入”。
     
      赌博唯一正当的存在理由就是:消遣和娱乐。花钱买乐儿,这就是最积极、最健康的赌博心态。对,赌博,就是去花钱,而不是去赚钱。赌博,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消费行为、消费模式。
     
      关于彩票。请千万不要告诉我:购买彩票的过程,就是消遣和娱乐的过程。其表象是博彩,其本质就是捐款!朋友,您是抱着献爱心的态度去购买彩票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可不是在蒙别人,而是在坑自己,自掏腰包——去买不痛快。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会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而再也不去购买彩票了。但是,却很有可能会让那些原本就不购买彩票的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赌博的第二个缺点是:它趋于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以偶然性为运作机理的赌博,其胜负的结果确实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在通常的赌博活动中,下列情况的发生却是相当肯定的:1.在赌场内赌博,赌场的经营者是绝对的赢家,其利益确定、稳定的来自于赌博参与者;2.作弊者也是铁定的赢家,其作弊的手法甚至是其他人打死都想不到的。
     
      到赌场去赌博也好,没有歪心眼儿的赌博者也罢,千条万条汇成一条:赌博就是找乐、买乐——花钱买高兴。这就是正常、理性的赌博心理。如果是盼着、奔着赚钱去参与赌博,那么就已经注定输到家了。
     
      赌博与“趋于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和不稳定”,没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赌博,是纯粹的消费活动。买彩票,更像是变相的赠与。想通过买彩票而发财致富的人,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最纯正的傻瓜、最地道的白痴!可悲的是: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快乐。我相当困惑:除了脑袋被水灌了、被驴踢了、被门挤了的人,还有谁会去购买彩票?
     
      往往是那些社会底层人士,反倒成为了奉献“爱心”的积极踊跃之人。可悲呀!他们的贫穷,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某些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中,由于赌博而造成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扩大可能间接地有助于节俭和资本形成。”
     
      节俭的本质是节制消费。节俭,是个体行为。十个人节俭,可能也抵不上一个人奢靡。只有社会成员普遍节俭,才会出现一个节俭型社会。节俭的结果,也不必然是形成资本。
     
      “这种信念认为:增加 $ 1,000的收入所得到的效用要小于减少 $ 1,000的收入所损失的效用。”
     
      这可绝对不能算是什么“信念”,而只不过就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错觉罢了。除非这增加或者减少的 $ 1,000在其资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
     
      “富人得到金钱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或效用总和少于穷人失去金钱所失掉的同一总和。”
     
      请看清楚:进行比较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些人,而恰恰是不同的人——富人与穷人。同样是一百万元,对于罕有的亿万富翁而言,得到这笔钱,简直就是不足挂齿的毛毛雨;而对于众多的贫穷之人而言,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失去这笔钱的资格,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如此规模的金钱。
     
      影响人们心情的关键,不在于得到还是失去金钱,而在于得到或者失去相同数量的金钱对于不同个体的重要程度。
     
      穷人,当然也有赌博的权利和条件,只不过请玩儿的筹码要小一点儿,一定要能够hold得住。其结果也一定会很happy。
     
      动不动就押上房产和老婆,那不是在赌博,而是在玩儿命。
     
      收入分配,应该平等吗?为什么应该平等或者趋于平等呢?难道不可以、不应该存在收入差距甚至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吗?在这样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清楚、明白的解决之前,空谈收入平等或者缩小收入差距,又有何意义呢?
     
      倒要请教:智慧的人与愚蠢的人,是否也需要、也应该平等一下智商和情商呢?是否也需要、也应该缩小一下智商和情商的过大差距呢?
     
      “在决定政策时,刺激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也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其他方面的论述表明,对整个国家的馅饼一再分割会影响馅饼本身的大小。”
     
      决策,既可以激励、也可以约束人的行为。请不要误会:约束,并不必然意味着阻碍发展,而完全有可能也会促进发展。但是,愚以为:不论是激励也好,还是约束也罢,应该尽最大可能不是由于决策而产生作用。例如:最常见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就是——奖勤罚懒。勤劳,当然应该多得利;而懒惰,则必然应该少获益。这原本就应该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必然且合理的结果,而不宜是基于决策的产物。当然,在某些较为特殊的领域里,决策则有可能会弥补事物自身发展结果的不足之处。
     
      请千万不要小觑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分割行为,这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的。把一个真实的馅饼分割成为两份与分割成为二十份甚至二百份,其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明显不一样的——把分割后的各份汇聚在一起,其质量应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明显不一样的。
     
      “每增加一件用钱买来的物品”就“使满足或效用的增加越来越少。”
     
      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一说法或者观点当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但是,也不尽然、也不绝对。否则的话,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等值的结论:普天之下,首次最佳。不错,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的人生第一次,都是妙不可言甚至是登峰造极的。但是,也一定另有渐入佳境、节节攀升的情形。愚以为:所谓的递减,一定是在出现了峰值之后,才会出现。而未必会从第二个、第二件、第二次就已经开始了。而到底何时、何处会出现峰值,则是一件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相当不确定的事情。
     
      我更加欣赏和认同的一种说法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什么东西一旦弄到手,就已经意思不大了。真正有意思的是努力争取的过程。这一结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远远胜过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喜新厌旧,人之本性。
     
      新颖、新奇、新鲜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整个社会比个人要更加知道什么对自己真正有益还是有害”。
     
      敢问:社会有灵、有知吗?难道不应该是、不的确是个人比整个社会一定会“更加知道什么对自己真正有益还是有害”吗?
     
      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自己,那就一定可以拯救整个社会;然而,拯救整个社会,却未必能够拯救每个人。
     
      “我们都不是完人,总的说来不能听任我们自己陷入暂时的诱惑之中”。
     
      事实恰恰与之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注定必然会“听任我们自己陷入暂时的诱惑之中”,所以我们才“都不是完人”。而如果我们自己真的能够做到“不能听任我们自己陷入暂时的诱惑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都是完人了。
     
      “某些政治经济学者认为,适度的赌博可以被引导到对社会有用的方面。”
     
      赌博,当然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政府所支持的各种各样的彩票,其本质就是赌博。“适度的赌博”,有益无害。唯有恶性的赌博,才是应该予以禁止的。
     
      赌博自身所具有的正当价值,也是根本就无需什么“被引导”即可发挥应有作用的。
     
      四、为什么投机者造成最优的理想的稳定状态
     
      “决不要因此而认为,真刀真枪的投机者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不出差错。他们经常出错并且经常成为谣言和群众狂热情绪的俘虏。”
     
      很显然,投机者不是能够预知未来的神仙,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企图预知未来。愿赌服输,这就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古训: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没有常胜将军,但是,凡是在多年、多次的投机活动中能够屹立不倒且达到一定规模的投机者,在收支相抵之后几乎都有可能会从投机活动中或多或少的有所斩获。应该承认,通过反反复复的实战检验,应该能够历练出一批较有成就的投机者。他们对未来的预判具有相对较高的准确性。
     
      大浪,可以淘沙。
     
      群众,是狂热激情的,而非冷静理智的。
     
      五、保险事业的经济学
     
      “赌博制造风险,而保险事业则减少和分散风险。”
     
      赌博,怎么可能会产生“制造”风险的结果呢?赢钱,纯属不可预知、喜出望外的事情;而输钱(其实就是花钱甚至送钱),则是毫无疑问、必然发生的事情。总不应该把大概率的输钱结果,说成是风险吧。
     
      投机有风险,此言可成立。
     
      保险事业,怎么可能会产生“减少和分散”风险的结果呢?难道风险会因保险而“减少和分散”吗?保险事业,可以产生使投保人在遭遇风险之后获得经济补偿的结果。
     
      “在为住宅保险时,住宅的主人好象是和保险公司打赌,即赌一下住宅是否遭受火灾。”
     
      这个形象又生动的比喻,明显不够恰当。
     
      住宅,到底是否会遭受火灾呢?一方面,就某个地区的全部住宅在未来一定时期之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明确的:会。但却肯定不是都会遭受火灾,那么到底会是百分之几呢?长期的过往岁月的统计数字,可以为相对清晰的回答这一问题提供参考。而另一方面,就某个特定的住宅在未来一定时期之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相当不明确的:既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确预见:到底是会、还是不会。
     
      如果保险公司只是给某个特定的住宅进行保险的话,那么关于打赌的比喻就是说得通的。但事实却肯定不是这样,保险公司会给、要给千家万户的住宅进行保险。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投保人肯定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住宅在未来一定时期之内是否会遭受火灾;而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却相当明确的知道:某个地区的全部住宅在长期的过往岁月中曾经遭受火灾的比例。一方当事人是糊涂的,而另一方当事人则是明白的。难道我们还应该坚持认为保险是此二者在打赌吗?作为整体的投保人肯定会吃亏,而保险公司则一定会占便宜,难道这一结论还是不可预知的吗?
     
      众多投保人实际交纳的保费数额与保险公司实际支付的赔偿金数额,就是一笔既有人糊涂又有人明白的账。
     
      “显然为了使经济困难的住宅主人不致自行纵火,合同规定的赔偿费用总是小于被保险的财产的价值。”
     
      我晕菜!自行纵火,这显然应该在不予赔偿事由之列,怎么可能会是以较少赔偿的方式进行解决呢?
     
      我蒙圈!即使是等值赔偿,经济困难的住宅主人也没有自行纵火的道理呀!难道这是意欲变相出售、脱手难以成交的自有住宅的节奏吗?
     
      “总之,你能保到千奇百怪的险。”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保险?答曰:数不清楚、数不胜数。在设计险种的奇葩程度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每设计出一个险种,其实就是开发了一项财源。保险,就是保险公司玩弄投保人的游戏,就是保险公司以貌似合理的借口“洗劫”头脑不清的投保人钱财的活动。
     
      保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合法的诈骗!就是另类“老鼠会”或者“庞氏骗局”。
     
      投保人花钱——交付保费买到手的,往往就只是一种自我暗示的心理安慰。
     
      保险公司,不是善于作弊的赌博“高手”,而根本就是赌场经营者。一旦上了保险的贼船,剩下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程度任人宰割了。
     
      现有体制之下的保险,就是一种社会毒瘤。
     
      “保险公司并不是在赌博,因为,对个人说来是不能预料和随机而变的事,对人群说来却有很大的可预见性和规律性。”
     
      此言有理。请千万不要误认为——保险就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在赌博。
     
      保险公司,也没有预见未来的神奇功力,只不过保险公司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气去调查、研究了“历史”——某种情形或者现象(据此来设计险种)在过往较长时期的表现、结果、数据,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去发现端倪并筹划业务。
     
      “著名的大数规律可以作出保证:在十万个年龄二十、身体健康的人中,只有一定比例的人在三十年后还活着。”
     
      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这可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伴随着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而呈现比较明显的递增趋势。
     
      历史,当然不能“保证”未来。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历史去展望未来。未来,一定不是历史的再现。但是,未来与历史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误把明天等同于昨天,那一定是个棒槌。
     
      “人寿保险公司可以很容易地规定不致亏本的保险费的数额。”
     
      难道保险公司会满足于“不致亏本”的结果吗?保险公司的利润到底有多厚,但愿,这不是千古之谜。
     
      “进行保险的人怎么样呢?他是否在赌博?我们可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即不去保险的住宅主人才是在赌博。”
     
      此言明显无理。
     
      对于个人而言,进行保险或者不进行保险,行为的性质是完全相同一致的——都是在赌博,而根本就不是“情况恰恰相反”。进行保险,是在与保险公司进行赌博;而不进行保险,则是在与风险进行赌博。
     
      “他把整个住宅的价值拿去冒风险,以便节约少量的保险费。”
     
      只用少量的保险费就可以换来整个住宅的安全,这是多么划算的买卖呀!请看:这就是保险业务推销员的看家本领、拿手绝活、点穴之道、必杀之技!此言一出,几乎绝大多数的凡夫俗子无不望风披靡、缴械投降——乖乖如数敬献上保险费。
     
      但是,这确实只是片面的一面之词。例如:当然可以说——只花两块钱就可能中五百万元。这句话的的确确没有毛病!!!不过,要是真的只花两块钱就中了五百万元的话,那确实是一件比登天简单不了太多的事情。因此,更加准确、更加合理的表达应该是:只花两块钱是不太可能会中五百万元的。
     
      同理,面对住宅保险推销员巧舌如簧、天花乱坠的营销话术的正确态度就应该是:多谢美意、婉言谢绝。因为对于这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发生住宅火灾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为此而支付少量的保险费(每年都需缴纳,积少必会成多)是毫无实际意义(只有象征意义——心理安慰)的。
     
      不错,我因为没有花两块钱去买一注彩票而肯定失去了中五百万元大奖的机会,但是,对此我却泰然处之、心安理得。因为我深知:即使是花了两块钱,也不会中五百万元大奖。在概率意义上,两块钱实实在在撬不动五百万元。
     
      在遥不可及的五百万元与触手可及的两块钱之间,您到底会作出什么选择呢?哪一个选择是更加合理、更加理性的呢?
     
      彩票的本质,就是忽悠人们花钱去做梦——春秋大梦、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白日春梦。如果想开了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意淫,也是收获、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休闲娱乐方式。只花两块钱,就可以想咋咋、爱谁谁的胡思乱想,真是超值享受!!!不好意思,据我所知:似乎不花钱也可以做梦,而且想象的幅度还可以远远大于五百万元——直至无穷无尽、无边无界。
     
      保险费,其实质就是——智商税。
     
      鄙人今年恰好年满五十周岁。拥有自有产权住宅的时间不足二十年,但是,居住公寓式楼房住宅的时间却有五十年了。在这不算漫长的五十年间,我曾经亲眼看到身边的邻居家发生了三起火灾。如果有人向我推销住宅火灾保险的话,其结果,诸位应该已经猜到了。由于包括各种情况在内的诸多差异,这种保险在今日中国可能不好卖,国人可能大多也不愿买。
     
      在购买保险时,发生风险的概率(即可能性)与被保险利益的价值,在此二者之间,明显是前者而非后者应该成为作出取舍的决定性因素。
     
      仅仅是可能性的风险,甚至只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的风险,就足以使拥有相当财富的人有必要、有可能甚至不得不小心应对。他们需要安心,因此也就需要通过花钱来购买安心。最为重要的是:这笔开销对他们而言是无足轻重、无伤大雅的,恰如一个穷光蛋也是不会吝惜花两块钱去买一注彩票的。在某种意义和相当程度上,保险主要就是为这一人群度身定做的。因此,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在特定情境之下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财富转移。
     
      保险费,其实质也是——“财产税”。
     
      “这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告诉我们:一笔稳定的收入,被均匀合理地分配于个人,而不是任意地被分配于住宅没有被烧掉的幸运的人或住宅被烧掉的不幸的人,是在经济上有利的方式。”
     
      这一表述,极其令人费解!
     
      倒要请教:1.谁的收入?2.通过什么方式、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分配?3.分配给谁?4.对谁有利?5.这一内容与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又有什么关系?
     
      在下愚钝至极!难免胡乱揣测:这似乎是在为保险行业进行正当性辩护。果真如此的话,那也太词不达意、言不及义了吧。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这种自发的‘强制性储蓄’的特点是保险的另一个有益之处。”
     
      此言明显有误导之嫌。
     
      保险,确实有不同类型——基于不同的运作机理而形成的不同属性。赌博型,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而储蓄型,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所谓赌博型,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所有权从投保人转移至保险公司,如果发生风险,保险公司将会给予投保人远远超过保险费的赔偿;而如果未发生风险,则投保人无权收回保险费。所谓储蓄型,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所有权不从投保人转移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只是拥有保险费的使用权,如果发生风险,保险公司将会用保险费对投保人的相关费用予以支付;而如果未发生风险,则投保人在保险期满或者身故后有权收回所有剩余保险费和约定的貌似相当可观的收益。
     
      这明显是山南与海北的两码事儿,怎么能够说“是保险的另一个有益之处”呢?
     
      诸位可千万不要对储蓄型保险抱有天真幼稚的美好幻想。那不过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拔毛、揩油之道罢了。所有的奥秘就都掩藏、隐蔽在那看似诱人的高额收益之下。
     
      在今日之中国,就个人资产而言,十年翻番,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慢如乌龟爬、老牛拉破车的节奏。十年十倍,这个速度也才只能算是勉强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一千万元,在今天,这可能还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可是,在十年之后,可能就不很乐观了;在二十年之后,可能就很不乐观了;在三十年之后,可能就相当悲观了……
     
      要是不多多少少学习一点儿点儿经济学,那就?等着让自有资产不断流失、贬值吧。
     
      “不少的国家和几个州……已经开始使用官方的彩票、甚至竞赛场外的跑马票,以便为政府提供经费和减轻税负。”
     
      萨氏足够坦率、绝对坦白:所谓彩票,其目的就是赤裸裸、明晃晃的“为政府提供经费和减轻税负”。
     
      拜托!请各位彩民都来围观一下这一结论。您的义举、善行,就是在变相缴纳税费,尽管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这种愿望。您还坚持认为购买彩票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吗???
     
      我相信,某些人是永远也不可能被唤醒的,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假睡,而是因为他们跟你压根儿就不是同类。在他们的眼中和心里,只有五百万元、只有大奖、只有超级巨奖、只有一夜暴富、只有一步登天……至于其他的嘛,根本就听不见、根本就没看见。
     
      他们,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世界里,生活的相当幸福、相当满足……
     
      人与人,真的很不一样、真的相差很大。
     
      发行彩票的机构乐翻了天、笑破了肚:这可比打劫容易、这可比印钞便宜。令其难以置信的除了滚滚财源之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哭着、喊着来送钱的“傻缺”(即傻瓜和缺心眼儿)呢???
     
      毫无疑问、毋庸置疑:这个世界,就是由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这样的人所构成的。
     
      在与他们的博弈中,简单取胜、轻松获利,真是胜之不武、不好意思呀!
     
      “这里的是非难辨的道理是:可以使私人的坏事成为有益于公众的好事。”
     
      这显然是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结论。到底什么是“私人的坏事”?什么又是“有益于公众的好事”?这种情况“可以”出现吗?应该“成为”吗?
     
      “还有现实方面的考虑,即用法律禁止不了赌博,而法律允许的赌博可能是消除地下犯罪组织的一种手段。”
     
      此言差矣!赌博与犯罪,虽然有交集,但却远远不是一码事儿。法律允许公开进行的赌博,其实在法律不允许公开进行的情况下,也根本就不是犯罪。而地下犯罪组织所进行的赌博,不仅法律是绝对不可能允许的,而且也是无法用合法的赌博形式所替代的。
     
      是法律(其实是立法者),错误的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强行认定为犯罪。“黄、赌、毒”,此三者的情况是相似的,在很大程度和比例上,其实都是与违法或者犯罪无缘的。
     
      六、能被保险的是什么
     
      “不容置疑,保险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分摊风险的方法。”
     
      其中的“分摊风险”这一关键词,明显表达不当,应改为:分摊风险责任。风险,无法绝对避免;而责任,则可以众人分摊。保险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对生活中的一切风险都加以保险呢?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要想足够准确地得到保险统计的概率,必须具有一定的数学上的条件。”
     
      保险公司可不是“傻缺”,而是鸡贼(北京方言,就是功于心计、特能算计的意思)、机灵鬼儿。它可不会去做亏本儿的买卖、不去打无准备之仗。在设计险种之前,它的小算盘早就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哪个险种能够赚钱、能够赚多少钱,这些问题投保人肯定不知道,而保险公司却如数家珍、了如指掌。
     
      保险公司的盈利之道和赚钱秘籍就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
     
      “在个人生活和业务活动中,风险很可能要永远存在。没有人能为新的商店、新的捕鼠机或初露头角的歌剧演员的成功来保险。没有错误便不可能有试验,而没有试验便不可能有进步。”
     
      风险,一定会永远存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有被动的风险,也有主动的风险;既有强加的风险,也有追求的风险。
     
      崭新的事物,不可能会被保险。崭新的人物,也根本就不需要被保险。
     
      谚语:富贵险中求。左明,就是不折不扣的冒险家、赌博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不惜赌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
     
      左明赌的不是生前的现实,而是身后的未来——用自己的全部去博取——不朽和永恒。
     
      没有伟大的变革时代,便不可能会有左明式的人物;而没有左明式的人物,人类文明便不可能会有快速进步。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投机者,既是理智的,也是疯狂的。说他们是理智的,是因为他们按理出牌;说他们是疯狂的,是因为他们利令智昏。只要是条件适合,他们能够把一坨狗屎炒出天价。
     
      投机者,不同于经营者。他们肯定不创造价值,但却以图谋他人利益和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疯狂的追逐价值。在本质上,他们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
     
      第二十二章  需求和效用论
     
      “什么是不辨是非的人?是知道一切事物的价格但却不知道其价值的人。”——奥斯卡·王尔德
     
      这话说的,也太夸张了点儿吧。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应该还远远没有达到是与非的关系的程度。
     
      反向的问题就是:知道一切事物的价值但却不知道其价格,这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样的人,又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价格与价值,如果以貌取人、望文生义的话,它们似乎应该是孪生兄弟。价格,是具体的、现实的、公开的;而价值,则是抽象的、理论的、隐蔽的。在它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既不总是相同,也不总是相异。
     
      只知其一,但却不知其二,这样的人还远不至于是——“不辨是非的人”。
     
      一、把个人需求加在一起便得到市场的需求
     
      “在各种价格之下,把相应于价格的个人需求加在一起便得到市场需求曲线。”
     
      这显然是在纸上谈兵。因为,根本就无法实际得到真实、完整的“各种价格”;当然,也根本就无法确切知晓准确、无误的“个人需求”。尽管,所有人都会去做加法。
     
      请问:针对同一种商品,不同价格的需求,能够加在一起吗?把这样的差异化需求生硬的加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能够理论自洽,就已经很不错了。
     
      二、由于收入和其他方面的变动而造成的需求的移动
     
      “货币收入的增加通常是增加我们愿意购买的任何物品数量的一个因素。”
     
      这里的“货币收入的增加”,显然不是指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名义上的而非实质上的收入增加。
     
      愚以为:实际的收入增加所产生的结果,通常而言应该是消费升级,而不是数量增加。同一档次的手套,有谁愿意去买十双甚至是一百双呢?除非实际增加的收入非常有限。
     
      某些常见、长线的商品——日常生活用品(例如:大米或者小麦),整个市场(也可以认为是全部消费者)的需求数量是大致、大体稳定的,通常都不会因为社会进步、收入增加而有明显改变。钱多了,也不会每餐多吃两碗饭,反倒可能会因多吃了一些其他高品质的食物而少吃一个馒头。当然,完全不吃米饭或者面食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它们是几乎无可取代的基本食物。有很多商品的需求量可能会暴跌或者暴涨,而它们则不会。
     
      “对于收入的变动,属于必需品类别的物品作出的反应较小,属于奢侈品类别的物品作出的反应较大;而几种很特殊的物品,即所谓‘劣等’品,当我们具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代替它们的物品时,其销售量反而下降。(牛肉末、大香肠、烧汤的骨头、牲畜的下水、马铃薯、猪油和人造黄油可能是劣等品的例子;属于劣等品的东西是很少见的,以致我们在论述时经常略去它们。)”
     
      必需品与奢侈品,很难被精确、客观界定,甚至会因人而异。对于特定的个人而言,他(无关性别)的必需品,完全有可能就是他人的奢侈品。
     
      书,是我的必需品:可以无肉、不能没书。
     
      收入变动对必需品的影响是:买多,还是买少;而收入变动对奢侈品的影响则是:购买,还是不买。
     
      到底什么是“劣等品”?从萨氏所列举的例子来看,似乎是指品质不高的物品。这样的物品,怎么能够说是“几种”呢?怎么能够说是“很特殊”呢?这样的物品,分明是——大量、分明是——很普通嘛!
     
      当我们具有足够多的收入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是“代替”它们呢?分明应该是淘汰或者取代它们嘛!怎么能够说是“反而”呢?分明应该说必然嘛!
     
      毫无疑问:属于劣等品的东西绝对不是很少见的,而一定是很常见的。也许,在萨氏这样的人的家里是很少见的,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却是很常见的。
     
      诸位别笑:“牛肉末、大香肠、烧汤的骨头、牲畜的下水、马铃薯、猪油和人造黄油”等等诸如此类的“劣等品”,至少对于本文作者——左某人而言,绝对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与萨氏的差距应该十分巨大;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我试图不断缩小与萨氏的差距。
     
      “然而,购买数量也会由于其他物品价格的变动或由于消费者收入的变动而发生变动。需求曲线是在假设这些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画出来的。”
     
      一个结果,往往是由于多个原因所造成的。万万不可被最为显著的那个原因给遮蔽了双眼。
     
      要想凸显一因一果的明晰关系,就一定要满足使其他所有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条件。
     
      “收入仅仅是影响需求曲线的位置的许多因素之一。”
     
      收入与需求的关系,相当复杂和微妙。钱多,未必就会去购买甚至大量购买某种商品。个人偏好,在需求这个问题上,往往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俗语:有钱难买高兴。换言之:高兴可以无关金钱。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在为高兴买单。兴致所至,即消费所在。
     
      广告的目的,就在于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偏好。如果能够改变人们的偏好的话,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畅销无阻、财源滚滚了。可问题来了:人们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洗脑?商家(可能也包括诈骗犯)的最爱就是:钱多且人傻的消费者!此二者缺一不可——即无法实现忽悠其非理性购物的目的。
     
      “如果人们认为,繁荣即将来临,那末,他们可能立即增加购买量以便获取先手。”
     
      这就是所谓的买入时机的问题。不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没有人不愿意以相对而言更加合适、合理的价格买入。俗语:买涨,不买跌。如此操作的人,并不是脑子进水了,而是他预测价格会不断上涨或者价格会不断下跌。因此,这种做法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方法的对错,是由方向的正误所终极决定的。
     
      “还有其他因素时时刻刻地移动着需求曲线。”
     
      在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会受到千奇百怪、不可胜数的因素的影响。
     
      我的策略就是:如果不能跟上变化的脚步的话,那么就——以不变应万变。
     
      三、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
     
      “茶叶和咖啡是相互竞争的产品,或代用品。”
     
      对此,需要进一步探讨。
     
      茶叶与咖啡,都是饮料,是同类产品。
     
      但是,此二者之间是竞争关系吗?是互为代用品关系吗?
     
      竞争也好、代用也罢,其前提条件应该是:相同的人们对此二者都有需求,而且需求的程度难分伯仲。对于那些只喜好茶叶而不喜好咖啡的人或者正好相反——只喜好咖啡而不喜好茶叶的人(这样的人不计其数)而言,此二者显然既不是竞争关系,也不是互为代用品关系。众所周知:对于那些拥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这样的人数不胜数)而言,牛肉与猪肉,就更是绝对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和互为代用品关系的。
     
      在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之间到底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也许还可以界定的宽泛一些。例如:电子书与纸质书、电视与电影……
     
      而在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之间到底是否形成互为代用品关系,恐怕就应该界定的要严格一些了吧。所谓代用品,应该是指可以比较随意、便捷进行相互替换的产品,而不会使人们感到不适,更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例如:同样都是食物,恐怕谁也不会认为龙虾与菠菜是互为代用品的关系;同样都是饮料,恐怕谁也不会认为葡萄酒与矿泉水是互为代用品的关系……
     
      在现实中,同样都是饮料,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都是某种饮料的商标)倒是可以形成竞争关系和互为代用品关系;同样都是汽车,奔驰与宝马(都是某种汽车的商标)倒是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和互为代用品关系……
     
      四、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当你消费更多数量的同一物品时,你的(心理上的)效用总量增加。然而,我们使用边际效用这个词来表示‘添增最后一个单位的物品所增加的效用’。当物品的单位继续添增时,由于你在心理上对越来越多的物品的享用能力越来越少这一基本倾向,你的总效用量会以越来越缓慢的速度增长。对于总效用量的增加依次递减这一事实,经济学者用以下一句话来表述:当某一物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该物品的边际效用(或它的最后一个单位添增的效用)趋向于递减。”
     
      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请看清楚: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规律,而完全就是一个心理学规律!
     
      需求,产生价值!
     
      一切的价值,都是主观的!
     
      所谓的“边际”,其实就是增加的意思。请千万不要搞错!不是总的效用递减,而是增加的效用递减。更加精确的表述:不是增加的效用递减,而是对增加的效用的满足感递减。
     
      并非是“享用能力越来越少”,而是享用意愿越来越弱。
     
      最易于感知和理解的一种现实情况——审美疲劳。就是再美的对象,如果要是总看的话,那么也就不觉得如初之美了。
     
      重复,必然产生厌倦。
     
      追求新鲜感,是人之本性!
     
      我很欣赏这样一句话:所谓旅游,就是从自己厌倦的环境到一个别人厌倦的环境。
     
      某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东西,极有可能是他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
     
      不同或者差异,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五、均衡条件:每种物品每一元的边际效用相等
     
      “如果消费者把他的收入用于各不相同的物品来使他自己真正得到最大的效用或福利,那末,必须具备的基本的均衡条件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实用的问题:在支出既定、不同物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以何种排列组合的方式进行消费,可以“真正得到最大的效用或福利”?
     
      中国俗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显然是一个答案因人而异的问题。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与所谓的“均衡条件”有什么必然关系。
     
      有的人酷爱吸烟和饮酒,宁肯节衣缩食,也决不愿意削减烟酒开支。这种人对烟酒的依赖性和耐受性均相当强大,很难达到厌倦的临界点。
     
      左某人酷爱阅读、思索和写作,宁肯为此持续消耗大量的时间,也决不愿意把时间用于吃、喝、玩、乐。我对阅读、思索和写作的依赖性和耐受性均相当强大,很难达到厌倦的临界点。物质消费,这件事儿与我关系不大。
     
      “稍加思索便可以想到: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两倍于另一种物品,那末,消费者的均衡状态似乎应该是他购买的一种物品的最后单位的边际效用等于另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的两倍。”
     
      这一观点,相当含混。
     
      其中的“一种物品的价格两倍于另一种物品”,就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表达。“一种物品”,是肯定没有价格的。当然应改为:一个物品的价格两倍于另一个物品。
     
      请问:所谓的边际效用,可以量化吗?能够量化吗?针对不同物品的边际效用,可以进行量化比较吗?能够进行量化比较吗?
     
      某人喜欢这个物品的程度是喜欢那个物品的程度的两倍、享用这个物品的满足程度是享用那个物品的满足程度的十倍,这种话也就只能是随便说说,切切不可当真。
     
      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中的效用,只是心理学概念,而不是经济学名词。
     
      心理感受,无法精确度量。
     
      “简言之,如果消费者把他的消费作了如此安排,以致每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都与其价格形成相同的比例,那末,他便可以得到保证:离开这个均衡状态不会使他的情况变得更好。”
     
      这一观点,相当费解。
     
      请问:物品的效用(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边际效用)与其价格是可以形成相同比例的关系的吗?换言之:难道物品的价格越高或者越低,其效用就必然也会相应的越高或者越低吗?难道一个物品的价格几倍于或者几分之一于另一个物品,其效用就必然也会几倍于或者几分之一于另一物品吗?
     
      “每元的边际效用相等的规律。对每一种物品——如白糖——的需求会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花费于它的每一元(或每一分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于任何其他物品——如食盐——的每一元(或每一分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
     
      这一所谓的规律,似乎也可以表述为:单位货币所购买的物品的边际效用是相等的。
     
      一元钱与一元钱(排除货币作为收藏品的情况),肯定是价值相等的。一元钱购买的一个物品与一元钱购买的另一个物品,似乎也应该是价值相等的。但是,一元钱购买的一个物品的效用(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边际效用)与一元钱购买的另一个物品的效用,却不一定是相等的。这不仅会因人而异,而且对同一个人而言也完全有可能会有所不同。
     
      同样是一元钱,对富人的效用(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边际效用)与对穷人的效用,怎么可能是相等的呢?
     
      货币,与其他物品一样,也是适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
     
      同样的价格,某人宁愿买这个东西,也不愿买那个东西。这样的两个东西,怎么能够算是效用相等呢?
     
      再次重申:效用,是不可计量的,而且与货币也不具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或者比例关系。
     
      “为什么这条规律能够成立?如果某种物品每一元能够提供更多的边际效用,那末,把钱从别的物品花费中转到该物品上去——一直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使得该物品的每一元边际效用同其他物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为止——会使消费者得到好处。”
     
      假设某人喜欢喝汽水(例如:巴菲特和鄙人),而不喜欢喝咖啡或者茶水,那么他将会把计划用于购买饮料的钱全部都花在汽水上,而不给其他饮料留一分钱。他的确是做到了“把钱从别的物品花费中转到该物品上去”,可是,在单位时间内(例如:每天、每周、每月、每季、每年……),这种花费或者转移花费却绝对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对于该人而言,汽水是有效用(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边际效用)的,而其他饮料则都是无效用的。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使得汽水的边际效用同其他饮料的边际效用相等的可能。
     
      该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好处”,不是因为转移花费,而是因为享用了汽水。
     
      所以,愚以为:这条规律不能够成立。
     
      “如果某种物品每一元提供的边际效用少于其他物品,那末,消费者将购买较少的数量,直到每一元该物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上升到其他物品的水平为止。”
     
      请问:通过减少购买数量,能够达到提升物品的边际效用的结果吗?
     
      我晕!难道还会有边际效用递增规律吗???难道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可逆的吗???
     
      “均衡条件的正确性可以说与我们如何或是否衡量效用的数值无关。只有相对的边际效用才是关键。”
     
      我百思不得其解:效用怎么可能、可以用“数值”去衡量呢?确定“数值”的依据何在呢?
     
      没错!效用(自然也就包括所谓的边际效用),仅仅就是比较的结果。这样的比较,只可以定性,而不可以定量。
     
      “当然,重要的是理解上述条件的逻辑思维,而不是死记硬背公式。”
     
      死记硬背,肯定与我无缘。对于这一点,鄙人有绝对的自信和把握!要命的是: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上述条件的逻辑思维”。对于这一点,在下只能去怀疑自己的智商。
     
      “应该从历史转到化学,从德文转到经济学,一直到你用于各种课程的最后一分钟所得到的分数上的好处相等时为止。”
     
      如何合理分配时间去应付死记硬背式的考试?
     
      这就是萨氏从经济学的角度所给出的答案。
     
      不难推断:所有头脑正常、智商一般的人,即使是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也都一定会以相当合理、不尽相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目的不同(例如:追求总分或者平均分更高、确保没有不及格的科目等等),方法各异。而萨氏所给出的这一相当拗口、难解的答案,应该不会起到使人心明眼亮、茅塞顿开的作用。
     
      由此可见:所谓的经济学的学术理论,其实际功效,那是相当有限的。不过就是看上去很酷罢了。
     
      有太多的聪颖、智慧之人,都是在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创造出来无数的辉煌业绩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去嘲笑经济学的学术理论!
     
      “同样的边际原则可以告诉你如何在一个愉快的周末分配你的时间。”
     
      这话说的,可是有点儿太大了、太过了!
     
      拜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恰恰相反,经济学还有太多的不能!就更不要说区区所谓的“边际原则”了。
     
      切记:愉快,很可能与经济或者经济学无关!
     
      时间管理,也完全有可能与经济或者经济学无关!
     
      “我们的边际均衡条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规律,而且其本身就是逻辑的规律。”
     
      说到底,我也没有整明白到底什么是“边际均衡条件”。
     
      科学的使命,就是去探寻规律——除了找到那些专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规律,更需要发现那些符合逻辑的一般规律。
     
      “在这里,应该再谈一点。要想大致按本章所论述的购买行为行事,消费者并不需要成为计算数字或理解图形的天才,他也没有必要如此。他甚至可以根据无意识的想法或习惯来作出他的大多数决定。只要他的爱好和行动前后相当一致,只要他能避免重犯过去使他得不到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的错误,能避免在购买物品时作出突然的巨大改变,本章的上述各个论点就具有现实的意义。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消费者均能如此,我们的科学的理论就能相当准确地接近于现实。”
     
      这确实是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
     
      一个心有灵犀之人,是可以一点即通的;一个明白道理之人,是无需学富五车的。
     
      绝大多数人的智商和情商都是处于一般水平的。天才,虽然不是只在天上有,但是,在人间却是相当稀有、罕见的。
     
      无意识与想法,无法恰当搭配。但是,无意识与本能,倒是蛮搭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尽管有的人的有一些想法很荒唐、习惯很恶劣。每个人都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习惯来作出大多数决定的,而根据他人的想法或者习惯所作出的决定则会少得多,尽管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或者习惯几乎全都是来自于他人的想法或者习惯。
     
      大多数成年人的爱好和行动都是前后相当一致的,这也就形成了习惯,这倒不是墨守成规的想法使然,而很可能是趋向稳定的本能所致。
     
      一个人到底能否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能否避免作出突然的巨大改变,这可就是因人而异了。有一些错误,是容易避免重犯的;而有一些错误,则是很难避免重犯的——例如:犯这种错误已经成为习惯了。作出巨大改变,对大多数人是相当困难的,而对极少数人则是相对容易的。
     
      有很多学术论点,其本身就是对现实情况的归纳和总结,具有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其价值所在。学术的动机和目的不应该是要求现实中人去如何思维和行动,至于科学的理论是否能够相当准确的接近于现实,那可不是通过下达命令、要求服从或者下赌押宝、听天由命来实现的。
     
      六、代替效应和收入效应:脱离正题的论述
     
      1. 代替效应
     
      “在上述情况下,茶叶变成了比较昂贵的饮料,因而它的购买量减少,咖啡和可可的购买量增加。同样,如果电影票的价格比之戏票的价格相对地上升,会使消费者减少看电影的次数。”
     
      请千万不要搞错!如果某种物品的价格相对上升(绝对上升——普遍上涨,就没有在此进行讨论的意义了)的话,那么相当确定的结果就是购买量减少。至于是否会导致与其相似、相近的物品的购买量增加,则是相当不确定的事情。生活常识:一个爱喝茶的人,未必也爱喝咖啡或者可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也未必爱看戏剧。
     
      代替效应,不可轻言。
     
      “某一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时,工商业者必须调整他的生产方法,以便用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代替较昂贵的生产要素。通过这种代替的过程,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总量来生产相同数量的物品。”
     
      这已经是有良心的工商业者了!好一个“用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代替较昂贵的生产要素”!但愿,这并不是生产领域里的核心机密和获利法宝!
     
      请问:能够用“地沟油”去炸制食品吗?能够瞒天过海、以次充好吗?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物品,其生产要素可能会有许多,其中所包含的专业问题,消费者很难意识和辨识。这种局面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外观几乎完全相同的两件物品,其生产要素的品质和价格,可能相差巨大。
     
      高质高价、低质低价——一分钱、一分货,这就不是骗!只赚取合理的利润,这就是天地良心!
     
      请轻易不要得出——两件物品是相同的物品——这一结论。
     
      消费者真的不是上帝,绝对做不到全知全能。难道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就是与工商业者的坑、蒙、拐、骗、偷进行无休止的斗智斗勇的过程吗?也未必!经过长期考验而形成的信誉,就是商品和服务品质的最佳保证。
     
      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长期经营的工商业者,就几乎不太可能是为非作歹者了。
     
      时间,检验一切!
     
      “同样,消费者也想用最低的成本来购买满足。”
     
      同样,正告、奉劝消费者:您的愿望也要切合实际,不要指望花一元钱就能够获得花十元钱才能获得的满足。
     
      愚以为:所谓的“代替效应”,名不副实,似可改称:退而求其次效应。
     
      2. 收入效应
     
      “当你的货币收入固定不变时,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物品等于减少你的实际收入或购买力,特别当上涨的物品购买数量很大时,更是如此。”
     
      当个人收入的变化与物品价格的变化不同向、不同频、不同幅时,要么发生的是喜剧,要么发生的就是悲剧。
     
      貌似有理:省钱即赚钱。如果是单纯计算持有货币的数量的话,那么这一结论似可成立。例如:某甲月入一万元,某乙月入五千元。某甲每月外出餐饮和休闲娱乐消费五千元,而某乙则无此开支。某甲在减掉这些开支后,可支配收入与某乙完全一样。但是,某乙却不能自欺欺人的对外宣称自己月入一万元。
     
      赚钱,是一种本领;省钱,是一种能力。而花钱,则但愿是一种享受。绝非夸张:花钱,很可能是在买罪受;可以肯定:有钱,难买高兴。
     
      愚又以为:所谓的“收入效应”,不清不楚,似可改称:放大效应。
     
      “在1845年,当爱尔兰的大饥荒大幅度提高马铃薯的价格时,由于非常贫穷而大量食用马铃薯而很少食用肉类的家庭反而消费较大而不是较少量的已经涨价的马铃薯。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现在必须花费如此大的费用于生活必需品(马铃薯),以致吃不起任何肉类,从而更加依靠马铃薯。”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内容是“消费较大而不是较少量”。请看清楚:是“量”——数量。对此,我相当困惑!这是为什么呢?增加马铃薯的消费数量,到底是何目的?如果是填饱肚子的话,那么就足以说明:在此之前,马铃薯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道理相当简单明快:已经作为填饱肚子的马铃薯是肯定不需要、也是绝对不可能增加消费数量的。然而,这又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可能,因为对于那些“非常贫穷而大量食用马铃薯而很少食用肉类的家庭”而言,马铃薯不太可能是用来改善伙食的。
     
      如果把马铃薯置换为作用相同的小麦或者大米的话,那么这一表述的滑稽可笑就会显而易见了:当大饥荒大幅度提高小麦或者大米的价格时,由于非常贫穷而大量食用小麦或者大米而很少食用肉类的家庭反而消费较大而不是较少量的已经涨价的小麦或者大米。
     
      这明显是打算吃饱了之后还要再撑着的节奏呀!
     
      再次强调:对于刚性需求的物品而言,价格的起伏对需求量的影响是不明显的。
     
      七、价值的是非论
     
      “上述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碰到的著名问题。他问道,为什么象水那样对生命如此不可缺少的东西具有如此低的价格——而对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钻石却具有如此高的价格?”
     
      水的价格与钻石的价格,孰高孰低?这明显只是一个伪问题:在没有明确不同物品的数量和计量单位的情况下,那又如何进行价格比较呢?
     
      也许,这一问题的性质只能被归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搜索一下,您就知道)——明知故问。
     
      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物,以稀为贵。
     
      需求,使物品具有价值。需求的程度,决定价值的高低。
     
      物品的稀缺程度,通过对需求的满足程度的作用,产生了影响物品价值的结果。
     
      可以设想:在水与钻石的稀缺程度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对生命如此不可缺少的水的价值应该会远远高于对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钻石的价值。
     
      萨氏认为:“世界上的水比世界所提供的钻石要更为有用。”
     
      这一结论,莫名其妙!
     
      何谓“有用”?如何判断“更为有用”?难道是将“世界上的水”(即水的总量)与“世界所提供的钻石”(即钻石的总量)进行比较吗?
     
      “他(即亚当?斯密——笔者注)满足于单纯地指出:一物品的‘使用价值’——它所能提供的经济福利的总和——和该物品的‘交换价值’——它出售时所能得到的货币总量或收益总量——并不是相同的东西。”
     
      一物品在出售时所得到的货币总量或者收益总量(当然是以货币来计量),是清晰、明确的。
     
      而一物品“所能提供的经济福利的总和”,则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其原因就在于:这个“经济福利的总和”,不仅是难以量化的,而且也是因人而异的。
     
      所谓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而所谓的“使用价值”,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此二者当然是不同的。
     
      “水的总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只有边际效用和最后一单位水的成本才决定它的价格。”
     
      不论是总效用也好,还是边际效用也罢,其实萨氏都没有进行明确界定。
     
      请问:价格与需求,此二者又是什么关系?
     
      请问:是成本决定价格吗?
     
      请看模仿造句如下:钻石的总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只有边际效用和最后一单位钻石的成本才决定它的价格。
     
      请问:萨氏的这一高论与上述两种物品的价格比较,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这最后一单位水,人们可以自由决定买不买。如果水的价格高于它的边际效用,那末,最后一个单位便卖不掉。”
     
      请问:如何确定“最后一单位”?能否预知“最后一单位”?这一理论概念如何实际操作?
     
      请问:价格与边际效用(也包括总效用),能否进行比较?它们的计量单位一致吗?
     
      “由于一单位的水和另一单位完全相同,由于在竞争的市场上只能有一个价格,所以每一单位的卖价必然等于有用性质最少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卖价。”
     
      请问:哪一个单位会是那个幸运的“最后一个单位”?是第一百个、第一千个、第一万个,还是第N个?何时才会出现“最后一个单位”?是否需要等到“最后一个单位”出现之后,才能够定价并成交?
     
      “象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经济学的价值论并不难懂,只要你记住:是狗尾巴摇动狗身子,即把重点放在边际效用上,而不是放在总效用上。”
     
      看来,我是真的不如那位“学生”:经济学的价值论实在是太难懂了。
     
      我实在是太不富于想象力而且又太缺乏理解力了:狗尾巴怎么能够摇动狗身子呢?对于这个困惑,我岂止是“记住”,简直就是刻骨铭心!
     
      “是非论得到解决:商品的数量越多,即使它的全部有用性质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它的最后一个单位的相对的满足需要的能力越小。因此,为什么大量的水具有低微的价格,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即使空气非常有用,为什么它实际上是自由取用物品,其原因也同样明显。它们的大量的后来的单位使得全部单位的市场价值低微。”
     
      请问:能否简单、直接的认为——商品的数量越多,商品的价格就越低呢?
     
      请问:如何判断商品数量的多与少?数以亿计的商品,其数量到底是多,还是少?例如:手机(限于正在使用的)。数量有可能多于手机的房屋(以间为计量单位),其价格就会低于手机吗?数量很可能少于手机的钢笔,其价格就会高于手机吗?
     
      作为低值易耗品的商品,会不断的被产生出来,其数量几乎根本无法统计。它们的“最后一个单位”,完全不可捉摸。
     
      看来,价值的是非论,还远未得到解决。
     
      八、消费者剩余
     
      “空气的经济价值总量为零;它所提供的福利却很大。”——“或者,如亚当·斯密所说:它的使用价值很大,它的交换价值可以忽略不计。”
     
      左明的人生,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生,是以精神满足为追求而不是以物欲满足为追求的人生!
     
      左明的心血凝结、生命转化而成的所有作品,都必定会无偿——分文不取的奉献给这个世界!
     
      左明的作品,不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尽管左明的作品和左明的生命又确实都是交换的产物!
     
      左明的作品的“经济价值总量为零”,但是、但是、但是,它所提供的福利却有可能——很大。
     
      如果有人将左明的作品比作空气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对左明及其作品的最高评价!
     
      我作为父亲,对女儿付出的爱,是——零元!
     
      我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单元,对这个世界付出的爱,是——零元!
     
      请不要用金钱去衡量我所付出的爱!
     
      请不要用金钱去丈量我的作品和我的生命!
     
      请不要把福利等同于商品。
     
      请不要把人间等同于市场。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无比宝贵的东西是没有也不需要交换价值的。
     
      “同样,如果我们增加某一物品的产量,那末,我们会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对于象小麦那样的需求弹性不足的物品,产量的增加同时也会减少一定量的经济价值。”
     
      福利不等于经济价值,不必然体现为经济价值。尽管福利通常都可以以经济价值来计量。
     
      福利的本质是收益,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一位绝代佳人从你的身边走过,你所感受到的美的享受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福利。但是,这却与金钱或者价值无关。
     
      无效的供给,不仅不产生利益,反而会带来损失。
     
      “因此,在总效用和总市场价值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差额。该差额具有消费者所得到的剩余的性质,因为,消费者‘所得到的大于他支付的代价’。”
     
      市场价值,也许是易于计算的;而效用,则肯定是难以计量的。因为效用包含着主观的因素。消费者“剩余”,是一个相当模糊、含混的概念,因为根本就无法证明“消费者‘所得到的大于他支付的代价’”。吃亏、上当的消费者不计其数。
     
      在每一个正常的交易中,交易双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在主观上他们都认为是有效用的,进而都是满意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这是双赢而非单赢的结果。
     
      简单事实和基本常识:甘蔗没有两头甜。
     
      效用与价值,并不具有严格的等值关系。
     
      “消费者所得到的好处并不是从售卖者那里搜刮到的。在交易中,一方的所得并不是另一方的所失。不象无法创造也无法消除的能量那样,通过交易,一切交易者的福利都可以增长。”
     
      消费者所得到的好处,来自于自己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表现为该商品或者服务对自己需求的满足。请看:好处就是满足。然而,满足,则是一个相当难以捉摸的主观感受,很难量化计算。完全一样的一碗打卤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去吃,其满足程度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交易行为,肯定不是零和博弈。尽管交易双方的福利(或曰:好处、满足等等)都有可能增长,但是,却不宜认为交易双方都从对方获得了收益。
     
      “消费者所支付的每一单位物品的代价只值该物品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
     
      这一结论,相当费解。
     
      其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如何确定?何时出现?单位的物品与物品的单位,恐怕是不一样的吧。
     
      这可真是难为翻译了。
     
      “但是,根据我们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规律,对于消费者而言,前面的单位要比最后的单位具有更多的价值。因此,消费者在每一个前面的单位中都得到了剩余。当交换不再对他有利,不再使他得到剩余时,他便停止购买。”
     
      此处的“单位”的对象,似乎应该是指物品。
     
      有没有搞错?既然根据的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那又怎么可能得出关于“价值”的结论呢?“前面的单位要比最后的单位具有更多的价值”,似应改为:前面单位的物品要比后面单位的物品具有更多的效用。
     
      请问:“剩余”什么了?虽然前面单位的物品要比后面单位的物品具有更多的效用,但是,每一个单位物品所产生的效用都已经被利用了,那又何来产生了“剩余”、“得到了剩余”呢?
     
      须知:“有利”,可明显不等于“得到剩余”。
     
      导致“停止购买”的原因有很多,远远不限于得到满足这一种可能。
     
      吃第一个包子时,是极度亢奋的;吃第二个包子时,是高度兴奋的;吃第三个包子时,是中度满足的;吃第四个包子时,是低度尽兴的;吃第五个包子时,是略感不适的;吃第六个包子时,是比较勉强的;吃第七个包子时,是相当悲苦的;吃第八个包子时,是极力挣扎的,吃第九个包子时,是痛不欲生的。
     
      可以把其中的包子置换为任意商品或者服务——包括与同一个美女做爱,其结果必定——是一样的。这就是追求物欲满足的基本规律。
     
      “作为消费者总是得到剩余的最后一个有力的例证,我们可以举出一件有关专横的卖者的事实。一个专横的卖者可以向消费者提出最后通牒——即所谓‘全要或全不要’的建议:‘要么你给我一笔额外的钱来换取你消费的某种物品的全部数量,要么你得不到任何数量,从第一单位起到最后单位止。要么你接受建议,要么你拒绝建议!’对于这样一个歧视顾客的垄断卖者,消费者总是宁可支付额外的钱,而不愿意全部牺牲这种物品的消费。”
     
      这段话,可真是让我看的一头雾水。
     
      萨氏可能是想要证明“消费者总是得到剩余”。
     
      我相当困惑:这为什么就可以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有力的例证”呢?
     
      请问:这是“一件有关专横的卖者的事实”吗?看来又看去,我倒是更愿意认为这只不过就是一个专营批发业务的卖者罢了。批发业务,通常都会有最低的数量要求,这个门槛儿各有不同——或十、或百、或千、或万……要么从最小的批发单位开始起步向上累加,要么就免谈。
     
      这可是一种相当正当、绝对正派的交易方式,既没有歧视顾客,也没有垄断经营。不仅不会收取“一笔额外的钱”,相对于零售业务而言,反而会有一定程度的价格减让。
     
      这种业务特别适合于那些需要大量商品的顾客(既有可能是经营者,也有可能是消费者)。而那些只有少量需求的消费者,则只能无可奈何的暗自羡慕、一声叹息。
     
      我晕!消费者到底得到什么“剩余”了?
     
      “重要的是使人们知道现代高效率的经济社会的公民们是多么幸运。他们能够以低价购买品种繁多的物品这一事实,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特权。”
     
      如下估计,应该“不算过高”。愚以为:当代的中产阶层的理智人们都应该能够足够清醒的意识到——除了食与色之外,在物质满足方面,他们已经全面超越了封建帝王。
     
      这种全面超越,就是建立在高水平、高效率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那些能够支付得起品种繁多的现代物品的价格的人,的的确确是那么的幸运!
     
      他们所拥有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特权”,而是不折不扣的美好生活。
     
      “正如L.T.霍布豪斯所说:某些企业的老板们认为,他们由于‘自我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创建’了自己的企业,而在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向他们提供了技术工人、机器、市场、安定和秩序——这些范围广泛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千百万人经过许多代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如果把这些社会因素统统去掉,那末,剩下来的还赶不上一个从破船上得到残存物资并且具备一定知识的鲁滨逊,不过是一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靠采野果和打野兽为生。”
     
      这恐怕也只能算是貌似全面的片面之词。
     
      人,是社会动物。甚至,有人认为: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愚以为:没有人能够独自存在和发展。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鲁滨逊,他的身边也还是有一个被唤作“星期五”的土著人作为伴侣。
     
      属于每一个人的一切(包括先天所得和后天所取),其实都一定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二者既不可偏废,也不可偏颇。
     
      毋庸置疑:企业家的“自我奋斗”,当然是企业得以“创建”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仅有“自我奋斗”,也是远远不够的。
     
      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产物。人,注定无法摆脱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制约。过去、过往注定是现在、现实之因;现在、现实注定是过去、过往之果。此时此刻的全部自然与社会条件这一结果,一定是在此之前的全部自然与社会条件这一原因所致。
     
      在明白了这一道理之后,我们也大可不必言必谢古人、谢国家、谢政府、谢社会、谢人民、谢父母、谢师友……当然,感恩之心不可无。
     
      只要能够做好自己——无愧于天地、不负于他人,可能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最好感谢!
     
      只要是合理、合法,正当、阳光,某些企业的老板们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直率而非谦虚的为自己的“自我奋斗”所创造的成功而骄傲自豪!
     
      每一种、每一个自然和社会因素,自然会有其价值(但有可能是负值),它们是独立存在的,也是应该被独立评价的,应该属于它们的荣耀,是不容抹杀的。不应该试图对一个由复合原因造成的结果的各个不同的原因要素都分别进行评价,仅仅因为不可行,就足以不可取。
     
      并非开玩笑:一枚勋章,可能会有太多的人都能够主张一定的份额。但是,它只会授予一个人。
     
      我所缔造的伟大,当然是属于我的;缔造我的我的父亲的伟大,自然是属于他的。这是两个伟大。这两个伟大,是可以相互分离、也是应该彼此独立的。
     
      请不要把不同的人所欠下的新账与旧账一起算。
     
      总结和复习
     
      “为了得到最大的效用,消费者必须具备需求均衡的基本边际条件:一直到消费者使他花费于每一种物品上的一元所换到的边际效用相等时为止,他才能使自己得到的福利最大。”
     
      这一表述,有些拗口。
     
      这里所说的“效用”与“福利”,其实是一回事儿。“最大的效用”或者“福利最大”,是指一个人整体而非局部、全面而非片面的利益最大化。“具备需求均衡的基本边际条件”,看这小词儿整的,确实相当费解。换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就容易理解了:一个人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将其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到不同的消费方向,从而使自己达到整体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试举一例:某人爱吃肉,总是想着把钱都用来买肉吃。可是,就连他自己都十分清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相当不明智的,总不能不买衣服——光着屁股去吃肉吧!
     
      一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此,一个人的消费也就必然是多方面,当然应该争取做到统筹兼顾、普遍满足。
     
      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一旦放在经济学家那里,就非要给整的面目全非、高深莫测。
     
      学习经济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收获就是:没有经济学、没有经济学理论、没有经济学家的社会,肯定不会天下大乱,照样可以井然有序。
     
      经济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的本质功能就是:能让人们更好——更清楚、更明白的去认识、去看待这个世界。
     
      “如果你想把任何有限的资源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用途,那末,只要一种用途的边际利益大于另一种,把资源从边际利益较低的用途转移到边际利益较高的用途就会使你得到好处——一直到一切边际利益相等时的最终均衡为止。”
     
      这就是一种平衡术。这项技术,几乎就是任何一个理智之人的天然本能,而根本就无需教化和修习。如果可能出现纰漏的话,那么也一定是因智识缺陷而导致的具体判断(例如:大与小、多与少、利与弊、得与失、轻与重、缓与急等等)偏差所致。
     
      正确的废话:有的时候,可以单项突进;而有的时候,则必须面面俱到。在以全局而非局部为背景的情况下,周全、周到,就是必然的要求。
     
      这些生活智慧,皆可无师自通。
     
      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全凭个人的悟性。
     
      “由物品成本(即由供给条件)所决定的物品的稀缺性和由该物品的边际单位的有用性质(而不是该物品的总量的有用性质)所决定的市场需求,在相互之间发生作用。”
     
      稀缺的成因,可能会有很多。成本,应该仅仅是其中之一。因成本而形成的稀缺,并不是高端的稀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不可创造,那才是“高、大、上”的真稀缺。
     
      其中的“有用性质”,明显不妥,似应改为:有用程度。
     
      需求的成因,应该不会很多。有用,如果不是唯一那就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市场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而突出地表现出来。”
     
      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请问:这是“事实”吗?
     
      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请问:市场价格,也是递减的吗?
     
      我当然不认为萨氏的脑子进水了。同样,我也不认为自己的脑子进水了。之所以出现不和谐,最大的可能就是:要么表述不清,要么理解偏差,要么翻译有误。
     
      文字,未必能十分精确表达思想。
     
      只要是大家的脑子都没有出现问题,那就没有大问题了。
     
      “由于我们在市场上对每一物品单位仅仅支付代表边际单位的有用性质的价格,因而我们在已购买的各个单位中都得到消费者剩余。”
     
      众所周知:某种商品(假定品质不变)的市场价格是变动不居的——既有可能会涨价,也有可能会降价。而且,涨价与降价还完全有可能会无规律的杂乱交错出现。
     
      请问:某种商品的价格波动与边际效用,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再请问:消费者剩余的产生原因是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吗?此二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吗?能够用“因而”进行连接吗?
     
      “消费者剩余所反映的是我们以低价购买全部商品所带来的利益,而如果有一个垄断的卖者,坚持要我们支付全部商品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利益作为购买的代价,那末,消费者剩余所反映的利益便不存在了。”
     
      消费者剩余,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呀?由此观之:似乎、好像、大概是通过疯狂低价扫货而占到的便宜。
     
      为什么假定是“垄断的卖者”呢?难道不应该是所有的卖者都会“坚持要我们支付全部商品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利益作为购买的代价”吗?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萨氏之前的表述:“因此,在总效用和总市场价值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差额。该差额具有消费者所得到的剩余的性质,因为,消费者‘所得到的大于他支付的代价’。”
     
      请看清楚:此处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可是指总效用与总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
     
      怎么忽而是矛锐,忽而又是盾坚呢?这分明就是驴唇对不上马嘴呀!
     
      “虽然消费者剩余是很难衡量的,但高深的著作已经证明,它对许多方面的社会决策都是有用的概念——例如,在决定应该何时付出巨额的代价来修建某一道路或桥梁时,就用得上这一概念。”
     
      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恐怕绝不仅仅是很难衡量的,而且也一定是很难说清的。至少萨氏自己就拌蒜了。
     
      著作,可以高深。但是,道理,应该讲清。至少要让预期读者能够理解。
     
      付诸实用的,肯定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理论所揭示的道理、原理。
     
      我晕!在萨氏所举的例子中,难道该社会决策所决定的焦点应该是“何时”这一问题吗?
     
      翻译的翻译,可不能成为作者的无形杀手呀!
     
      我坚信:即使是决策者不知道这一概念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一概念,明智的决策者依旧可以作出正确的决策。
     
      附录:消费者均衡的几何分析
     
      一、无差异曲线
     
      代替规律:“一种物品越为稀少,它的相对的代替价值越大;相对于数量越来越多的物品而言,它的边际效用上升。”
     
      中国古训:物以稀为贵!
     
      世人皆知:一种物品越为稀少,它的价值就越大。
     
      请问: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代替非常稀少的物品呢?常见的石墨能够代替罕见的金刚石吗?尽管构成它们二者的元素是相同的——碳。能够被轻易代替的物品,还能够被认为是非常稀少吗?也许,只能以一种非常稀少去代替另一种非常稀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代替品也因非常稀少,所以就必然也价值很高。
     
      难道非常稀少的物品的边际效用会“上升”吗?难道就可以不适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了吗?难道不同物品的边际效用也能够进行相互比较吗?
     
      “代替规律的意义是:当一种物品的数量增加时,它的‘代替比例’或‘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递减。”
     
      萨氏所给出的“无差异的各种配合”表格和“一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形,都是以食品和衣着这两种物品为例的。
     
      请问:食品与衣着,此二者之间是“代替”关系吗?
     
      萨氏的上述表述,真是神出鬼没、莫名其妙。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衡量两种物品的相对的边际效用或者是一种交换的比例。根据该比例——在变动很小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用一种物品的少量的减少来换取另一种物品的少量的增加。”
     
      请问:在所谓的无差异曲线上,到底是否、如何体现边际效用?有没有搞错!两个坐标轴和各个坐标点,可是都与边际效用毫无关系呀。
     
      请问:“两种物品的相对的边际效用”,可以进行比较吗?应该进行比较吗?比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非要限定“在变动很小的情况下”呢?难道只能发生“少量”的变化吗?
     
      “当消费者的食品数量增加时——与此同时,他的衣着数量减少——只有在用越来越多的食品单位换取一单位的衣着的条件下,消费者才愿意牺牲一点衣着来换取一点食品。”
     
      请看清楚:前面写的分明是“越来越多的食品单位”(显然就不止是“一单位”了)与“一单位”进行交换,怎么到了后面就给说成是“一点”与“一点”进行交换了呢?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二、无差异曲线群
     
      “一个沿着某一条无差异曲线移动的人从物品的各种配合所取得的满足既不上升,也不下降。”
     
      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其实质不过就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的等效(即相同的消费效果或者满足程度)组合(不同商品的各自数量的相互搭配)进行选择罢了。
     
      请不要搞错!满足感来源于商品,而不来源于——“物品的各种配合”。
     
      “除非消费者已经到达饱和点,两种物品数量的同时增加势必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
     
      所谓需求的饱和,就是指充分的满足。
     
      对于一种物品的需求,还是容易达到饱和的。特别是对于消费品而非投资品而言。其实,所有的投资都只是手段,唯有转化为消费才是目的。
     
      试举一例——物品收藏。如果是为了欣赏(其本质就是消费)的话,那么完全相同的物品则只需买入一件(或者很少几件,作为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是为了投资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希望多多益善。
     
      对于各种物品的需求,似乎难以达到饱和,这就是所谓的——欲壑难填。请注意:是难以,而不是不能。果真如此吗?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权威答案一定是来自于那些亿万(美元)富翁,甚至是位列世界富豪排行榜前一百位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了填满欲壑的可能性。
     
      对于物欲极其有限的鄙人而言,对于物质而非精神的需求,早就已经饱和了。我的物质消费,仅仅停留在维持生命正常运行的最低水平之上。低碳,绝对的低碳。
     
      我鄙视物质,我已经进化成为目中无物之人了。
     
      物欲有限,那可不是上天赐予的本能,而是长期、不懈进行修行、修炼所结出的善果。
     
      三、预算线(或消费可能性线)
     
      预算线的斜率 = 食品的价格 ÷ 衣着的价格
     
      这无疑是一个貌似专业实则荒唐的公式。因为食品的价格和衣着的价格都只是研究者任意假设的数值。稍有生活常识的人就会看出:这两个价格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因为食品和衣着的计量单位都无法统一。一粒大米与一条裤子的价格之比跟一袋大米与一条裤子的价格之比进行比较,此二者差异十分悬殊,强行比较的结果必然会相当滑稽、可笑。
     
      四、切点的均衡位置
     
      “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这个相切之点,位于消费者所能达到的具有最大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上。”
     
      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可以被称为“效用等高线”(两种特定商品的不同数量配合可以达到相同的满足程度),但是,却与“最大效用”没有直接关系。
     
      所谓的预算线,就更与效用没有直接关系了。
     
      五、收入和价格的变动
     
      “按同一比例变动所有价格和收入,需求的均衡数量不发生任何变化。”
     
      毫无疑问:应该添加一个限制条件——“除非消费者已经到达饱和点”。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物品的边际效用和其价格在均衡时形成相等的比例。”
     
      请问:边际效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边际效用与价格如何形成比例关系?
     
      必须承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没有能够理解萨氏表述的真正含义!
     
      萨氏为我们展示了某种学术的成果: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
     
      在姑且不去质疑其自洽性的情况下,这种学术成果的实际效果也未必很好,至少没有好到比文字表述效果更佳的程度。
     
      我相当怀疑:这些花里胡哨、貌似高深的图形或者公式,是否能够真正提升经济学的学术水平。
     
      学术,应该不同于作秀。
     
      第二十三章  竞争的供给
     
      “如果生产成本对供给没有影响,那末,它就不会影响竞争的价格。”——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这显然只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虚妄假设。
     
      基本常识:生产成本对供给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垄断行业和垄断产品除外。
     
      请问:一瓶售价不菲的“茅台”酒的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也许可以解开“茅台”公司天价股价(每股已逾千元)的个中秘密——生产成本,很有可能对“茅台”酒的供给和价格具有相当不重要的影响。
     
      “我们考察竞争的供给,……目的也在于说明:边际成本这一概念在以最有效的方式为社会分配资源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请看:此处的“供给”的前提条件,一定是“竞争”,而不是垄断。
     
      成本,绝不仅仅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把所有厂商的供给曲线加在一起便得到市场供给曲线
     
      “短期的定义为:时间短得不容许厂商调整其固定开支,它只能变动某些可变成本来根据自己的供给曲线增加产量。”
     
      由此观之,这很像是一个会计意义上的用语——只能调整临时开支、只能变动可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改变(增加或者减少)产量的影响应该很有限。
     
      二、用数字和图形来给边际成本下定义
     
      “定义:任何产量水平q的边际成本,都是由于增加(或减少)一单位产品而引起的成本的变动:把连接的产量的总成本依次相减便得到边际成本。”
     
      所谓的边际成本,就是增加的成本。
     
      对于这一概念和这一定义,我确实是大惑不解!在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上,即使是可以区分出来产品的先后顺序(肯定还有大量的难以区分产品先后顺序的情况),在后的一个产品与在前的一个产品的成本怎么会有所不同呢?怎么会因为增加了一个产品就会引起“成本的变动”呢?难道第一亿瓶可口可乐饮料与第一亿零一瓶可口可乐饮料的成本会不一样吗?
     
      如果所谓的边际成本竟然是指总成本会因产品数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的话,那简直就是多余的废话!那简直就是在侮辱学习者的智商!!
     
      “应该注意:MC(即边际成本——笔者注)通常并不等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即用产品的单位数量去除总成本而得到的平均成本。MC是增加的成本,或成本的增加量,或成本的差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用‘边际’这个词来表示增加的效用,使用边际成本这个词的确是很恰当的。”
     
      一个产品的成本与产品的平均成本,通常并不相等。对于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可口可乐饮料而言,一百年前一瓶的成本与一百年后一瓶的成本,相差应该十分悬殊。最新、最后(到目前为止)的一瓶的成本也肯定不等于所有各瓶的平均成本。
     
      如果所谓的边际成本,就是指最后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的话,那么这个概念的意义恐怕也就相当有限了。
     
      边际效用,确实是一个相当美妙的词汇,也是一个颇有意蕴的词汇。但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边际成本,这个词汇实在是白开水。
     
      “MC(边际成本)趋于U形:即使MC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可能下降,它最终也要上升。”
     
      既然是“趋于”,这就是在明示——这是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对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的无数的MC(边际成本)串联在一起形成曲线进行观察。
     
      “在厂商的货币成本背后,存在着厂商的产量和它所使用的劳动以及其他投入物之间的生产关系。”
     
      萨氏认为:生产关系体现、呈现为货币成本。这是多么精辟、何等深刻的论断啊!
     
      在厂商的产品与其所使用的劳动和其他投入物之间,所存在的绝不仅仅是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而且还有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总是能以同样的工资来购买定量的劳动,那么,我们由于增产q而引起的边际(或增加的)成本之所以要上升,其唯一的原因不外乎是:每增加一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品数量不断下降。因此,如果我们变动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而得到收益递减,那么,我们肯定会有边际成本的递增。”
     
      倒要请教:增产,会引起边际成本上升吗?如果所谓的边际成本,就是指最后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生产最后一个单位产品时的总成本与生产倒数第二个单位产品时的总成本之差)的话,那么增产就未必会因增加总成本而引起边际成本上升。
     
      在其他生产要素均既定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劳动力要素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应该是使“增加的产品”而不是总的产品的数量不断下降。
     
      前提条件,绝对重要。
     
      其中的“变动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明显应改为:增加而非减少劳动这一生产要素。
     
      其中的“得到收益递减”,明显应改为:得到边际收益而非总的收益递减。
     
      不证自明:边际收益的递减,必然会导致边际成本的递增。
     
      “成本和生产率的收益不过是同一关系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请问:何来“生产率的收益”呢?
     
      在产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成本与收益,并不是相反的关系,而是负相关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把数量可变的生产要素施用于定量的生产要素所造成的收益递减的倾向意味着MC具有上升的倾向。如果在最初存在着收益递增,那末,MC在最初会下降——但最终会有收益递减和MC的上升。”
     
      边际收益递减,必然会产生边际成本递增的结果。相反,边际收益递增,必然会产生边际成本递减的结果。
     
      请注意:产生这一结果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数量可变的生产要素”与“定量的生产要素”之间进行组合、搭配。其中的“数量可变”,不是指数量减少,而是指数量增加。其中的“收益递减”,显然应该是指边际收益,而不是指总的收益。
     
      三、如何用MC来决定最大利润的竞争的供给
     
      “定义:完全竞争的厂商规模很小,地位很不重要,以致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象一个生产小麦的农民,完全竞争者是‘受价格支配的人’,有时会以现行的市场价格出售掉他想要出售的所有产品。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完全竞争者(在实际上)所面临的对于他的产品的需求曲线dd,是一条水平线——他的需求弹性为无穷大。”
     
      一滴水是不能决定江河的走向的。市场价格是在可融通的全部范围内由同一产品的全部供给与全部需求所共同决定的。能够掌握、把控的规模——供给的规模和需求的规模,当然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替代性(或曰:独特性),是决定价格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只能提供普通的——普遍存在的产品的人,其议价能力自然微乎其微。
     
      一个普通的厂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是累吐了血,对价格的影响也几乎为零。
     
      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社会规则支配的人,其所作所为要符合规则的要求。
     
      几乎所有的个人,都是随波逐流、身不由己的命运。
     
      “一个完全竞争者可以根据他的边际成本曲线,来确定最优的供给量,以便使P = MC。”
     
      所谓“最优”的状态,是指到达增加的收益等于增加的成本这一临界点。如果再继续增加产量的话,那么将会出现增加的收益小于增加的成本的情况。
     
      P = MC,翻译过来就是:价格 = 边际成本。但是,无论如何价格也不会、也不该等于边际成本呀。
     
      价格,是供需关系的产物。价格与成本,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价格与边际成本,完全没有关系。
     
      “什么是增加的收益?增加的收益是单位产品的价格。”
     
      有没有搞错!收益怎么能够是价格呢?收益就是利润,收益是价格与成本之差。
     
      四、根据厂商的MC曲线推演出它的供给曲线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当一家竞争的厂商生产出一切MC小于P的产量而不生产一切MC大于P的产量时,它赚取的利润最多。”
     
      既然是赚取“最多”的利润,那就意味着一定是一个特定的产量而非“一切”的产量。
     
      最大利润,一定会出现在最小成本之时。
     
      “如果你的产量小于A点的产量,那末,你将损失一些利润,因为你的收益P会大于增加的成本MC。”
     
      我引述这句解释第23-4图的话,确实相当突兀!别的都不论,请只看一点,请问:英文字母P是“收益”的意思吗?
     
      我的天呐!!!我与萨氏的诸多分歧,该不会是翻译一手造成的吧???
     
      “因此,该厂商的上升的MC曲线确实构成它的竞争的供给曲线。”
     
      请问:如何理解“构成”一词的含义?难道“MC曲线”与“供给曲线”是二位一体、合二为一的吗?
     
      恐怕没有几个现实的企业家是通过学习、实践经济学理论而功成名就的。
     
      经济学的功能之一在于能够将现实绘制成图表,但却绝对不是让现实按照图表去运行。
     
      不能够发现经济规律或者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或者不能够指导人们行为而只能用学术语言、图表转述、描画现实情况的经济学,其价值令人怀疑。
     
      要命的是:在用学术语言、图表转述、描画现实情况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出现失真和偏差。
     
      萨氏异常酷爱通过绘画解析几何式图形来说明问题。我越来越强烈、深刻的意识到:以这种貌似高端、玄妙的学术方式讲述经济学,真的很恰当、很靠谱儿吗?
     
      五、总成本和短期停止营业点
     
      真心请教:边际成本曲线也有弹性吗?也有弹性是否充足的问题吗?
     
      “不变成本的定义是:由于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承诺而必须按时支付的那一部分总成本,例如长期债券利息、租金、分摊成本、营业执照税,等等。”
     
      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是不变的保证。
     
      所谓的不变成本,其本质特征就是与经营活动的状况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成本,是刚性的,也是稳定的。只要是营业,这些成本就是必不可少的。
     
      “‘总成本’的其他部分被称为‘可变成本’。它的定义是:随着产量而变化的成本的总和,例如原料费用、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工资,等等。”
     
      除了不变成本,剩下的就是可变成本。
     
      所谓的可变成本,其本质特征就是与经营活动的状况具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成本,是弹性的,也是易变的。只要是生产,这些成本就是必不可少的。
     
      请看清楚:营业,可不同于生产。停止生产,并不等于终止营业。停止生产而不终止营业,是指企业尚处于生存状态,但却不开展生产活动。
     
      停止生产,则可变成本为零,而不变成本继续发生;终止营业,则全部成本(包括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为零。
     
      “当P的数值很低,低到P所提供的收益尚不足以补偿厂商由于生产而支付的可变成本时,厂商将完全停止营业。”
     
      其中的“提供的收益”,似乎应改为:提供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生产的后果不仅是需要支付雷打不动的不变成本,而且还要支付得不偿失的可变成本。这可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呀。
     
      此处的“停止营业”,似乎应改为:停止生产。
     
      停产而不停业,是为了蓄势待发、伺机而动。
     
      中国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停止营业点。在一个关键性的低微的市场价格,当厂商由于生产而刚能收回它的可变成本时,它处于停止营业的边缘。在该点以下,它将完全停止生产。”
     
      请看:所谓的“停止营业点”,竟然就是指“完全停止生产”。可见,萨氏或者翻译将“营业”等同于“生产”了。
     
      奇怪!“刚能收回”的居然只是可变成本,难道不应该是总的成本吗?
     
      “在该点以上,厂商将沿着它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而进行生产。因为,在各个P = MC之点,它得到的收入可以弥补它的不变成本。它可能得到正数值的最大利润。否则,如果P处于收支相抵点以下,厂商将使它的亏损数量最小(即:使它的‘代数学上的’利润最大)。”
     
      奇怪!“得到的收入”居然只能弥补不变成本,难道不应该是总的成本吗?
     
      利润为正值的基本前提条件是:总收入大于总成本;而绝不可能是:非全部收入大于非全部成本。
     
      得到利润与得到“最大利润”,应该明显不同。
     
      亏损,就是负值利润,就是“代数学上的”(即忽略正负差异,只看绝对数值)利润。
     
      亏损与亏损最小,应该明显不同。
     
      六、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综合
     
      “正和边际效用位于需求曲线背后一样,边际成本位于供给曲线的背后。”
     
      尽管我并不能够真正理解“背后”二字的确切含义,但是,我仍然可以约略的知道:效用与需求是密切相关的,成本与供给是密切相关的。
     
      可问题是:成本,似乎是可以精确计算的;而效用,难道也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吗?
     
      “一个行业的供给曲线是该行业各个厂商的上升部分的MC曲线的总和。”
     
      必须坦白:至此,我已经彻底晕菜了!
     
      供给曲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MC曲线。面对这一结论,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智商严重不足,没有能够充分理解萨氏在此之前的谆谆教诲。
     
      万幸的是:让我稀里糊涂、不知所云的,仅仅就是两根儿(也许只是一根儿。也许,还有许许多多根儿)曲线罢了。
     
      “MC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帮助社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效地组织生产。”
     
      果真如此吗?但愿如此吧。
     
      我很好奇:在这个“社会”(姑且仅限于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上,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更不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底“帮助”了多少厂商“有效地组织生产”。
     
      一个社会是借助于一根儿曲线“有效地组织生产”的吗?
     
      1. 鲁宾逊漂流记
     
      “假设有一个人劳动一定量的时数来采集草莓。(a)每增加一个草莓给他带来递减的边际效用。”
     
      难道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第二个草莓上就开始产生作用了吗?
     
      难道一个饥饿的人在吃第二个包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效用递减了吗?
     
      这至少与生活常识不符。
     
      2. 公有制国家
     
      “经济学是关于整个社会的,而不是关于独立的个人的科学。”
     
      此言偏颇、欠妥。
     
      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除了研究社会经济之外,当然也会研究个人经济。但是,个人经济学绝对不能孤立、封闭的进行研究。
     
      3. 种类繁多的物品
     
      “很显然,要想达到福利和资源分配的效率的最大点,我们必须在每一行业中使MU和MC相等。如果茶叶的MC为草莓的两倍,那末,前者的价格也必须两倍于后者。对于任何旨在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问题的社会来说,Pi = MCi这一等式是非常重要的。”
     
      福利与资源,此二者的分配原则、原理是相同、一致的吗?应该是相同、一致的吗?
     
      到底是谁能够“在每一行业中使MU和MC相等”?是市长?还是市场?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
     
      成本应该能够影响价格。但是,需要请教:成本能够最终决定价格吗?
     
      我相当怀疑:一个公式(暂且忽略其正确与否),能够“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问题”吗?
     
      “应该注意: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完善地解决问题。只有计算物品的全部的边际成本,才能用劳动或别的什么东西来完善地表示物品的价格!仅仅使价格与某一行业所消耗的劳动成比例并没有完善地照顾到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
     
      需要铺垫一下:德国的一位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犹太人,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坚定信奉者。他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去试图发展、完善这一理论,书就了洋洋大观的皇皇巨著——《资本论》!此外,还有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在内的一系列论述。
     
      对于所有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脑力劳动成果,萨氏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了“简单”一词,就给盖棺定论了!
     
      在这里,全部成本与生产要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毋庸置疑、世人皆知:劳动,是生产成本,但却不是全部生产成本;劳动,是生产要素,但却不是唯一生产要素。
     
      创造的本意就是——无中生有。并非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价值。
     
      愚以为:劳动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劳动远不是体现价值的唯一表现。
     
      劳动的价值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都一样,也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
     
      在科学领域里,科学工作者被人为抬高、架高、拔高的声望,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
     
      在科学的世界里,体现真理的作品为王!其他的——统统都是扯淡!!!
     
      有的学者,一辈子都在做无用功而浑然不知。
     
      七、通过市场有效地分配生产
     
      1. 限制条件
     
      “第一,必须排除垄断:没有人会认为,不受束缚的谋利者将会使社会处于最优地位。”
     
      如何才能够排除垄断?答案相当清晰:束缚谋利者——束缚每一个谋利者。
     
      谁来束缚谋利者?谁来束缚最强大的谋利者?到哪里去找比最强大的主体更加强大的主体?
     
      也许两个瘦子就能够束缚一个胖子。但是,前提条件一定是:两个瘦子要愿意并能够联合起来。
     
      强与强或者弱与弱,能够形成势均力敌的制约平衡;强与弱,也能够形成一边倒的压制平衡。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世界都会自然而然的回复到平衡的状态。总而言之,在平衡这个问题上,人类是不需要瞎操心的。
     
      置于宏观背景下的自适,是物体的基本属性,也是宇宙的基本法则。
     
      “如果你认为,麦迪逊大街上的广告商人愚弄了消费者,使他们追求那些毫无价值的根本谈不上‘效用’的玩意儿,那末,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这个领域。”
     
      萨氏这明显是在拐弯抹角(借他人之口——“你认为”)的“抹黑”广告行业。
     
      的的确确有很多物品的功效都被人为(借助于广告行业)夸大甚至虚构了。这些物品的价格也就是由那些夸大甚至虚构功效的广告所支撑的。
     
      在判断物品价值时:别看广告,看效用!
     
      由此看来,效用似乎也可以区分为主观效用与客观效用。这也明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物品的效用其实是一个相当含糊和难以量化的概念。
     
      “在生产和价格决定上具有最大效率并不意味着社会为谁生产的问题得到了恰当的解决。它仅仅意味着: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已经尽可能圆满地得到了解决,这种解决方式是和货币选票、GNP以及国家财富的现有分配方式相一致的。”
     
      生产,肯定存在效率问题;然而价格决定,是否也存在效率问题呢?
     
      到底是为谁生产?当然应该是为愿意购买并能够购买的人生产。这是最朴素、最自然、最正当、最合理的答案。但是,现实却未必如此,那是因为社会还存在以权力为背景的再分配制度。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密切相关的经济学领域里最为重要的问题,完全都可以由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以自然而然的方式予以解决。所有人为设计的经济制度,其本质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干预甚至改变自然状态。
     
      2. 市场的综合情况
     
      “为什么竞争的制度可以使效用和成本相等。”
     
      前文已述,效用,几乎根本就无法量化。
     
      效用 = 成本。这一等式,绝对刷新世界观。成本,肯定是支撑产品价格的硬核——高于成本的价格,有盈利;低于成本的价格,有亏损。不错,效用与刚性的成本的关系比与弹性的价格的关系更为稳定、靠谱儿。
     
      “总结一下:理想的竞争的市场是一种机构,能够把下列二者综合起来:(a)人们想购买物品的愿望,(b)这些物品的实际的(最小的)边际成本。虽然不具备有意识的计划,竞争的市场确实能够完成鲁滨逊或计划机关的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似乎应该将“一种机构”,改为——一种机制。
     
      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机制的市场,真可谓是——无所不能、法力无边,能够被它“综合起来”的,又岂止是购物愿望和最低成本呢。根本就无需任何人为的控制(例如:计划),就能够完成“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我经常会出神的发呆,继而就是由衷的慨叹——慨叹这个世界的神奇!请环顾一下四周,好好看一看这个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世间万物居然、竟然可以在没有人类、没有人力、没有意识的影响、作用之下,那么和谐、那么优雅的存在和发展。您说:难道这还不足够神奇吗???没有人类的世界,也完全可以很好、很妙的!!!
     
      请告诉我:到底是谁缔造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请不要用凭空假想的上帝来敷衍塞责我。
     
      “‘除非所有的Pi = MCi,否则我们可以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个人的情况都得到改善——包括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鞋子生产者,等等!’谁支付改善的费用呢?谁也不支付。改善来自消除资源分配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和低效率!”
     
      我倒是不担心市场规律不会自发的产生作用,反而倒是很惧怕那些打着“组织生产”的旗号的行为,不仅没有提高反倒降低了生产效率。
     
      请问:那些“组织生产”的行为,真的会“使每个人的情况都得到改善”吗?恐怕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组织生产”的,只能是上帝他老人家吧。
     
      不同社会成员发展的步伐和节奏,注定是不可能同频共振的!
     
      改善,可能来自于不额外增加成本的既有资源的更优配置吗?难道“组织生产”的行为不需要支出成本吗?
     
      改善的成果如何分配?这恐怕不会不是一个问题吧。
     
      八、关于边际成本订价制度的最后总结
     
      “只有当物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时,社会才能从它的有限的资源和一定水平的技术知识中得到最大的产量。只有当某一行业的所有产量的来源都具有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具有相等的MC时——正象每一个MC都等于P的情况——该行业才以最低的总成本来生产它的总产量Q。只有在上述条件下,社会才处于它的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不是缺乏效率地处于边缘之内。”
     
      在现实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关心、在意物品的价格是否等于其边际成本。
     
      在既定的资源和现有的技术的条件下,社会是否能够生产或者得到“最大的产量”,这只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可以比较肯定的是:不论是正常的市场,还是理性的市长,都会使总产量趋于最大化。
     
      物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这绝对不是导致最大产出的原因,而只是最大产出这一结果的附带表现。恰如:面色红润是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但是,要想通过让面色红润而使身体健康,则是相当可笑的。
     
      降低成本,甚至是将成本降至最低水平,只有当其成为一个现实的、特定的问题的时候,才是有实际的、真切的意义的。
     
      某一行业全行业以最低的总成本来生产它的总产量,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空洞结论。
     
      只有在真空的条件下,在同一高度同时释放铅球和羽毛,它们才会同时落地。
     
      也只有在纸面上,赵括的兵法才是堪称精湛的。
     
      “这个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社会,正和它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
     
      真正的经济学和经济规律,是没有阶级属性和主义色彩的。可以有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学,但却一定不会有、不该有资产阶级经济学。恰如一定不会有、不该有资产阶级数学一样。
     
      萨氏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地球上确实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却还尚未出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倒要请教:有谁能够真正说清楚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神马玩意儿?因此,萨氏的这一结论,应该是不够严谨的。
     
      “由于边际成本具有这种最优的性质,它可以被用来当作一个准绳来检验任何社会制度效率的高低,如果在使用该概念时谨慎从事的话。”
     
      萨氏在此处使用“边际成本”这一概念时就显得不是那么“谨慎从事”:1.边际成本本身,肯定不具有“最优的性质”;2.社会制度,肯定是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并非所有的制度都存在效率高低的问题;3.即使是经济制度,也是不可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效率问题的高低的。
     
      九、竞争的自由放任式的订价制度的非最优性质
     
      “我们并没有证明:具有完全竞争的自由放任制度能够使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们并没有证明:它能使社会的效用达到最大量。我们并没有证明:它所造成的后果代表可能得到的社会福利的最好水平。”
     
      请问:为什么要“使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呢?这是基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谁的欲求呢?“社会”,到底是谁呀?谁来代表“社会”去承载最大量的效用或者最好水平的福利呢?
     
      在辽阔开朗的非洲大草原上,许多动物共存共生。它们绝对是处于自然选择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下的。请问:到底是什么动物得到了好处或者得到了较多的好处?又是什么动物没有得到好处或者得到了较少的好处?是狮子、猎豹等动物得到了好处或者得到了较多的好处吗?是斑马、瞪羚等动物没有得到好处或者得到了较少的好处吗?倒要请教:自然界需要使最多的动物得到最大的好处吗?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有什么不妥吗?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吗?
     
      人类,不是因为放下了屠刀而成佛的,而是因为释然了物欲而进化的。
     
      “因为,人们并没有被赋予相等的购买力:某些人非常贫穷,然而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本人。某些人非常富有,却未必由于其本人和其先人的美德和努力。”
     
      购买力与其他所有力量类型一样,通常都不是“被赋予”的,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拥有。
     
      请问:为什么要“相等”呢?难道应该“相等”吗?难道这应该是一个处处相同、人人相等的世界吗?
     
      其中的“然而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表述明显不当。应改为:然而原因并不必然在于他们本人。贫穷也好,富有也罢,既有可能是本人的原因所致,也有可能是本人以外的因素使然。
     
      每一个人,都必定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体。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状态,都必定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那些贪污者或者诈骗者,有可能会非常的富有。他们致富的原因是贪污或者诈骗。如果他们很快就被绳之以法的话,那么恐怕没有谁会去羡慕他们;如果他们可以长期甚至永远逍遥法外的话,那么也请不要痛恨他们,因为真正应该诅咒的是制度、是体制、是环境、是氛围。
     
      通过歪门邪道而可以致富,不是行为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而是整个社会(其实就是占多数的社会成员)病了。是极其恶劣的社会环境才能够使恶人甚嚣尘上、大行其道。
     
      一个糟糕的社会,一定不是由极少数糟糕的个人所造成的。如果一个社会是不公的,那么一定是由占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不公所缔造的。
     
      糟糕也好、不公也罢,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都要受制于客观无情的事实判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性评价,应该建立在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之上。
     
      贫富差异(不论是否悬殊),绝对不是病态而恰恰正是良性社会的正常表现。如果需要校正、矫正的话,那么也应该是针对导致贫富差异的非正当理由而言的。
     
      “根据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的看法,社会福利可以通过赋税的再分配作用而得到改善,不能听任现有的私有财产的自由放任的价格制度来支配。”
     
      社会应该按照“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的看法”来运行吗?也许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冲突、彼此抵牾的。
     
      赋税的再分配,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贫富差异的问题,但是,却丝毫也没有触及到导致贫富差异产生的原因。
     
      如果“听任现有的私有财产的自由放任的价格制度来支配”的话,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也许有人会斩钉截铁、毫不犹豫的说:那一定会灾祸不断、天下大乱。倒要请问:在听任现有的食肉动物的自由放任的猎食制度来支配的情况下,在动物世界里灾祸不断、天下大乱了吗?
     
      自由放任者,到底是被约束而被迫弃恶从善,还是受教育而主动改弦更张?
     
      人类,到底会向何处去?应该不会向伟大人物所指引的方向去,而很可能会向大多数人所希望的方向去。
     
      伟大人物,需要在孤独寂寞中养成自娱自乐的良好心态。
     
      “边际成本订价制度是美好社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仅凭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使我们的社会美好。”
     
      所谓的边际成本理论,只不过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某一局部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已,根本就不成其为构建“美好社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如果非要说是“条件”的话,那么人类的认知、意识就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基础且普遍条件。
     
      总结和复习
     
      “竞争的市场尽管在表面上看来处于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但确实可以用来实现经济上的高效率。”
     
      此处的“经济上的高效率”,就是事实上的高效率,而很有可能并不是伦理上的理想状态。
     
      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其实都是伦理上的评价,而未必是事实的状态。
     
      违背自然、逆反自由,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不伦理。
     
      第二十四章  对成本和长期供给的分析
     
      “如果一班学生能在经济学课程中真正理解成本以及成本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那末,这门课程便算取得了真正的成功。”——J.M.克拉克
     
      坐在教室里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完全有可能会在字面上、在话语中简单接受“成本以及成本的所有的各个方面”(如果教师讲解或者教材表述了这些内容的话)。能够使大多数学生达到这种程度,“这门课程便算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至于“真正理解”嘛,我看还是省了吧、算了吧!不要说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就是满腹经纶的专业教师也未必能够做到;不要说在“象牙塔”里混饭的教师,就是那些在实践中打拼、历练多年的会计师也未必能够做到。
     
      敢问天下:世间究竟有几人能够真正参透人生意义上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二字???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蕴含着其抚养人的难以计数而又无需支付的人力成本。然而,这铁一般的事实,居然几乎无人能够意识到。
     
      请再也不要轻易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付得起吗?请再也不要将支付的对象仅仅狭隘的理解为金钱。
     
      一、总成本: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
     
      “成本的数字取决于工程技术条件。也取决于厂商在生产时所需要的劳动、土地、肥料等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
     
      成本就是投入,成本的价格就是投入的价格。在理论上,所有的投入,都应该构成成本;而在现实中,则有太多的投入,都被有意或者无意的排除在成本之外了。
     
      生产力的水平与成本的多寡,没有直接关系。
     
      所谓降低成本,在没有明确成因和展示结果的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个相当不严谨的说法。
     
      投入与产出相关,成本与收益相关。
     
      在相应的减少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不变成本
     
      “根据定义,不变成本的数额是与产量无关的。”
     
      例如:房租。所谓“无关”,显然只是指在不变成本的数额既定的情况下。一百平方米厂房的房租与一千平方米厂房的房租,当然会对产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了。
     
      “不变成本的另一个名称是分摊成本。”
     
      与分摊成本相对称的,似乎可以是对应成本或者匹配成本。
     
      2. 可变成本
     
      “根据定义,当q(即产量——笔者注)为零时,VC(即可变成本——笔者注)等于零。它是TC(即总成本——笔者注)中的随着产量而增长的部分。”
     
      显而易见:可变成本的数额是与产量密切相关的——产量为零,可变成本也就必然为零;产量增长或者下降,可变成本也就必然增长或者下降。
     
      “定义:‘总成本’代表为了生产某一产量所需的货币开支的最低总额。TC随着q的上升而上升。”
     
      生产的产品肯定是特定的、具体的,构成该产品的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应该是清晰的、明确的。
     
      为什么是“最低总额”呢?这个“最低”,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难道不应该是总额或者实际总额吗?
     
      总成本的绝对数额一定会随着产量的上升而上升。
     
      “‘不变成本’代表即使产量为零也必须支付的货币开支总额。它常被称为‘分摊成本’,通常包括契约性的租金承诺、保养费、折旧费、管理人员的薪金和工资,等等。它是已经固定化的成本,与q的变化无关。在它被固定的期间,只有下面一条法则可遵守:即可以忽视不变成本,因为不论采用何种决策,FC(即不变成本——笔者注)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保养和折旧的对象,显然应该是长期使用的。
     
      为什么是“管理人员的薪金和工资”而不是所有人员的薪金和工资呢?答案也许是:“管理人员”是相当稳定的,而其他人员则是相对易变的。
     
      不变成本虽然相对“固定”,但通常都会分期支付而非一次性支付。
     
      在决策之时,肯定不可能“忽视不变成本”,而且不变成本还一定会成为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之一。只不过就是在决策者的心中——不变成本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
     
      “‘可变成本’代表TC中除了FC以外的部分——例如原料、工资、燃料,等等。”
     
      请看:普通工人的工资居然是“可变成本”。言外之意:普通工人几乎是由于产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可以随时招录或者辞退的。换言之:雇佣关系肯定没有租赁关系那样长期而又稳定。
     
      美国普通工人的境遇,可想而知。
     
      二、对于边际成本的复习
     
      “边际成本的定义为:由于增产一个单位的q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
     
      再次重申:在经济学中,“边际”一词,通常就是“增加的”的意思。
     
      三、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
     
      1. 平均不变成本
     
      由于不变成本是不变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产量会越来越摊薄不变成本,使之(即平均不变成本)不断下降,在理论上而非事实上直至趋近于零。
     
      2. 平均可变成本
     
      最初呈下降趋势,最终呈上升趋势。其变化规律与边际成本的变化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3. 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上升的MC曲线总是通过AC曲线的最低点。”
     
      实在抱歉!我的低下的理解能力使我不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既有可能是解释说明不到位,也有可能是背景知识不具备。
     
      四、长期计划包络曲线
     
      “如时间不够,本节可以略去。”
     
      时间倒不是问题,无法理解使我不得不略去本节。
     
      五、已经完成的和尚未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最长时期中,竞争的厂商必须使产品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以使货币收益的总量等于货币成本的总量,从而超额利润为零——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足够的准备来分析最长期的竞争的供给。”
     
      产品价格等于平均成本,这明显不符合基本常识。“等于”二字肯定不会理解有误,唯一的可能就是“产品价格”和“平均成本”的含义可能存在界定出入。“货币收益的总量等于货币成本的总量”和“超额利润为零”,也肯定不会是厂商的目标。除非“超额利润”一词另有深意。
     
      六、总成本和长期收支相抵点
     
      “因此,如果我想长期经营某一行业,那末,长期的价格(P)不能处于关键性的‘收支相抵点’之下。”
     
      世人皆知:不能做赔本儿的买卖。如此浅显的道理,似乎无需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论证。
     
      更加要命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真的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关键性的‘收支相抵点’”到底是多少呀!
     
      许许多多的经济学理论确实是看上去很美。但也就只是——看上去很美!它们也就仅仅只是——观赏品。
     
      “长期收支相抵点的条件:该点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价格水平;在这个价格水平,情况相同的竞争的厂商正好能够补偿它们的全部成本。如果长期的P低于上述水平,那末,厂商将脱离该行业,一直到P恢复其关键性的均衡水平为止。如果长期的P高于上述水平,那末,新厂商将进入该行业,抄袭原有厂商所使用的方法,从而把市场价格压低到长期均衡点P,在这一点,长期竞争状态下的全部成本刚好能够得到补偿。因此,如第24-3图所示:P = MC = 最低的竞争状态下的成本,即处于长期的收支相抵均衡点。”
     
      该点应该是一个明确的价格数值。
     
      愚以为:没有不赚钱的买卖,只有不会赚钱的人。
     
      厂商,会有很多;竞争的厂商,也会有不少;但是,“情况相同的竞争的厂商”,到底会有多少呢?
     
      敢情所有的厂商不辞劳苦忙活了一个溜够,就是为了能够实现“收支相抵”呀?
     
      赔本儿的买卖,肯定没人干。但是,赚钱的买卖,却未必人人都能干。
     
      抄袭,谈何容易。抄袭的前提是:没有秘密、没有壁垒。
     
      如下结论应该不会受到质疑:并非随便一个什么人就可以成功的经营一家饭馆儿。尽管餐饮行业是典型的开放、竞争的市场。
     
      价格(P)等于成本,这至少还是一句可以被理解的话。而价格(P)等于边际成本(MC,即增加的成本),这一结论则着实令人费解。
     
      “那些拥有特别好的土地的人会把得到的丰厚的地租算作成本的一部分。”
     
      这句话至少已经把我给看懵了。得到的地租,难道这不应该是收入吗?怎么又能够算是成本呢?
     
      “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得到这种额外的收益,你可以用赋税或其他办法把其中一部分从他们那里取走。但是,任何一种使他们得不到这种收益的限价的手段肯定要破坏为了得到最大的社会效率而需要的边际成本相等的条件——从而,只有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而这种平均主义的手段又被认为是值得采用的时候,才能制订有关这种手段的法规。”
     
      这就是正确处理权力与市场之间关系而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
     
      这里的“你”,肯定不是随便什么人。不喜欢“这种额外的收益”的人,一定是没有得到“这种额外的收益”的人。他们未必是权力者,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影响权力者的决策。
     
      此处的“赋税或其他办法”,一定是权力行为,一定是权力者意志的体现。
     
      此处的“限价的手段”,肯定不是“赋税”,而只能算是“其他办法”。
     
      在“边际成本相等的条件”与“最大的社会效率”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此处所谓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的要达到平均的结果,而只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意思。
     
      须知:“没有更好的办法”并不足以就“值得采用”。采取某种手段的前提条件当然应该是:必要且可能。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需要用同时超越它们的更高的价值准则才能够得到解决。
     
      “因为Q的扩大应该有效率地通过其他Q的最小牺牲来取得:那些特殊稀有的生产要素现在必须施以严格的配给,使它能和更多的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发生作用。”
     
      一种产品的产量的扩大,不应该以其他产品的产量无效率的降低为代价。基本经济规律:一种产出,不应该以不效率的投入方式而得到。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相匹配,就是最有效率。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应该随意配置,而都应该以最高效率进行配置。在有的情况下,均匀配置能够产生最高效率;而在另外的情况下,侧重配置才能够产生最高效率。
     
      兵法无常、行无定则。在生产经营方面,追求最高效率——就是最高的准则和唯一的目的。
     
      “上述措施的实现并不需要通过计划委员会的法令,而只是通过该物品以及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就可以了。价格上升不仅通知人们为取得效率应该做什么,而且也在实际上导致人们使用应有的代用品,如果社会不愿以效率偏低的状态处于p-p边缘之内的话。”
     
      市场(以价格等要素为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就是最佳的配置、调节之手。
     
      生活成本、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就是最佳——“避孕药”。根本就无需出台限制生育法律,现代城市人已经完全在现有生活条件的约束之下,主动或者被动的放弃、约束生育了。
     
      大都市根本就无需修建一道围墙,仅生活成本这一个因素,就足以将过多的外来人口拒之门外了。
     
      如果帝都的房价不高,那简直就是没有道理、天理不容。
     
      如果在一线城市生活感到“压力山大”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考虑到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去过相对安逸的生活。
     
      竞价排序、价高优先。这就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交易法则。
     
      人类社会与个体生命一样,都有一套自然天成、不可思议的无比精致、堪称完美的自我调适机能。
     
      拜托!这样的机能可绝对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
     
      其实,每一个人的现实选择,都极有可能就是对自己而言的最佳方案。如果不是最佳方案的话,那么几乎必然就会去调整这种并非最好感觉的选择。
     
      自我调适,是生物本能。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强制。
     
      “如果厂商能够自由进出某一行业,那末,不但完全竞争能够保证每一厂商均能根据有效率的成本曲线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而且,通过某些厂商的进入和退出,‘看不见的手’还可以保证该行业能够以数目合适的厂商来进行生产。”
     
      能否自由退出,这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能否自由进入。有太多、太多的行业,都是不能自由进入的。
     
      真正的、纯粹的“完全竞争”,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竞争,可不是万能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保证每一厂商均能根据有效率的成本曲线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当然应该将“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改为:趋于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
     
      除了价格,数量(包括但不限于:厂商的数量和产品的数量)当然也是市场调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可以证明,无情的竞争所导致的既无利润也无亏损的情况即为数目最为合适的厂商以最低的总成本(TC)来生产整个行业的Q的情况。”
     
      本人坚决相信:在“既无利润也无亏损的情况”下,厂商的数目必定是零。因为任何厂商都不会为“既无利润也无亏损”的结果而奋斗。即使是再“无情的竞争”,也不会产生所有的厂商都没有利润的结果。
     
      关于这一结论,还需要由本人再去书面证明一下吗?
     
      抛开利润谈生产、经营,那一定是在说梦话。
     
      七、内在成本和机会成本:脱离正题的讨论
     
      天呐!萨氏居然认为:“成本包括‘正常利润’”!!!萨氏在此之前一直所谓的成本,不仅已经包括了劳务的报酬,而且还包括了资本的报酬。
     
      至此终于云开雾散、水落石出!敢情经济学里的成本与会计学里的成本是两码事儿呀!
     
      可问题是:成本一词的含义,早已经约定俗成、众所周知了,再如此奇葩的另辟蹊径、标新立异,实属无趣!
     
      好在,萨氏自己也并没有将新奇的成本定义视为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如果口径、茬口对不上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的。
     
      1. 内在成本
     
      “从经济上说,不论生产要素归谁所有,它们的报酬都是很重要的。”
     
      生产要素的报酬,确实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问题;而生产要素的归属,则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法学问题。
     
      有一门奇葩的学科——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仅从名称来看,就可以断定是“杂交”产物无疑。
     
      “向他人劳动直接支付的为外在工资。”
     
      这句话的表达本身并没有毛病,可问题是:支付的主体到底是谁呀?
     
      “‘内在工资’为:企业所有者自己劳动的报酬。”
     
      这句话的表达本身并没有毛病,而且也应该认为给出了我所提出的上一个问题(即——外在工资的支付主体到底是谁)的答案,可新的问题是:企业所有者到底是谁呀?判断标准是什么呀?所有者也同时是劳动者吗?所有者也劳动吗?
     
      “同样,内在地租和利息为企业所有者自己的而不是向外界的所有者租赁的土地和资本的报酬。”
     
      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在经营过程中使用都会是一种成本,也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
     
      人们通常都会意识不到这一点,通常都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在经营过程中的使用排除在成本之外。
     
      一个有房子开饭馆的人与一个租房子开饭馆的人,他们的营利状况不因是否拥有房子而有所不同。请千万不要误认为:有房子开饭馆的人仅仅因为拥有房子就比租房子开饭馆的人的在营利数额和营利能力上要明显优异。
     
      房屋作为独立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即体现为成本)而产生的收益,当然应该直接归属于房屋,终极归属于房屋所有人。
     
      “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利润,而是他所幸运地拥有的特殊生产要素的报酬。”
     
      请问:难道“生产要素的报酬”不应该被认为是利润吗?也许在理论上的确如此。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对利润进行清晰的界定。
     
      “如果他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地而坚持用不经济的方法去耕种它,那末,他将为他的愚蠢和固执而付出代价,失掉从这种土地可以得到的高额收益。”
     
      闲置不同于浪费。闲置的表现是不使用,而浪费的本质则是不当的废弃或者毁灭。闲置有可能会有很多原因,而浪费则只有一个原因——智商或者情商低下。导致付出代价的原因,不是闲置或者浪费,而是低下的智商或者情商。
     
      “智力高超而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如果停留于乏味而无前途的工作或停留于没落的产业,也同样浪费他在经济上的潜力——当然,这样做,他也可能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被闲置或者被浪费的对象,不限于一般的物品,也包括人本身(通常表现为智力和体力);当然,也不会仅限于“智力高超而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和“乏味而无前途的工作”或者“没落的产业”。闲置或者浪费是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
     
      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人们如何才能正确、准确知道自身(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价值?怎么才能正确、准确意识到自己在闲置或者浪费自己?
     
      真是怪哉!自己“浪费”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又怎么“可能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呢?难道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状态能够被认为是精神安慰吗?
     
      一个高智商的人干成了一件大事与一个低智商的人干成了一件小事,此二人的自身能力很可能是一样的。
     
      同一个人,站在——站在地面上的巨人的肩膀上所看到的距离与自己站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距离的差异,其形成原因在于那个巨人,而不在于该人。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来自于我们自己,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之外。其实,我们并不真正拥有我们自己和在法律上属于我们的一切。我们只是直接而非终极拥有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那些。
     
      创造,其实质就是——无中生有。创造与拥有,具有真正的因果关系。我有一辆车,那只是法律上的拥有,而不是实质上的拥有,因为那辆车根本就不是我创造的。
     
      物质的创造,具有短暂的价值;而精神的创造,则具有长久的价值。
     
      人类最高的创造,就是最高水平的精神创造。
     
      2. 机会成本
     
      “某些最重要的成本来源于做这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这一事实,来源于为做这件事而牺牲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做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是延展了自己的生命——双倍的生命。请问:还有什么能够比生命更重要呢?
     
      说一句扎心的话:有太多的人不论做什么事,都注定是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的。
     
      我正在阅读《经济学》,就肯定不能同时去阅读其他书籍,而只能再花费其他时间去阅读其他书籍。
     
      于我而言,时间——永无止境、永不餍足的用于阅读、思索和写作的时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最昂贵的成本!
     
      我的时间,是无价的!
     
      “这种被牺牲掉的其他的事被称为‘机会成本’。”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被牺牲掉的其他的事”,到底是什么?到底价值几何?很显然:答案肯定是因人而异、并非一律——具体情况、具体确定。
     
      “一切竞争的成本总要牵涉到机会成本。”
     
      一切,都有成本,也都是成本。
     
      活着,这就是最大的成本。
     
      八、成本递减和完全竞争遭到破坏
     
      “在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最先行动的厂商会发现:它越扩大生产,它的利益就越大。”
     
      此处所谓的“最先”,其实就是抢先占有市场份额的意思。
     
      这样的结果,绝对不是在行动之后才“发现”的,而是在行动之前就预知的。
     
      九、外部经济效果和负经济效果
     
      “‘外部经济效果’的定义是:由于某人或某一厂商的行动而导致于其他人或厂商的有利影响。”
     
      换言之就是:利己行动,产生了利他结果。说白了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外部负经济效果’的定义是相似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所指的是施加于别人的来自外部的害处。”
     
      换言之就是:利己行动,产生了损人结果。说白了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害他人。
     
      这些明显是世人皆知的朴素道理,可是到了经济学家的嘴里,就能够衍生出来一个又一个学术名词。
     
      我相当鄙视这样的学术成果。
     
      “外部经济效果与政府的行动有很大关系,因为政府的行动可以使许多人得益(即提供所谓‘公共物品’)。”
     
      困惑:难道所谓的“外部经济效果”居然可以脱离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吗?“政府的行动”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此二者可是相去甚远呀。
     
      包括慈善活动在内的所有非营利活动,似乎都“可以使许多人得益”。
     
      鄙人借助国际互联网并通过“北大法律信息网”的网站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全部作品,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免费获得的。这算不算是“外部经济效果”呢?
     
      “最大的外部负经济效果是某一国家爆炸原子弹,使大气层具有放射性尘埃。”
     
      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这似乎应该是指实验性爆炸原子弹,而不是实战性爆炸原子弹。敢问:难道实验性爆炸原子弹所产生的“外部负经济效果”还能够大于实战性爆炸原子弹所产生的“外部负经济效果”吗?
     
      “我们并不需要原子弹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只要牵涉到外部影响,我们便具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某种集体的行动来代替无限制的个人主义。”
     
      任何一个身处现实的人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产生外部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既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而未必都与任性的“个人主义”相关联。
     
      在由两个以上的人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可能有也不允许有“无限制的个人主义”。
     
      即使是独自一人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是没有绝对自由的。所有的自由,都注定是相对的。
     
      相对自由与集体行动,在此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正象我们用税收和强制性的法令来代替自由放任一样,消费者应该为他们的购买所引起的烟尘支付代价。”
     
      请问:烟草吸食者为他们吸食烟草所吞吐的烟尘支付代价了吗?汽车驾驶者为他们驾驶汽车所排放的烟尘支付代价了吗?“下气通”(即放屁)者为他们排出的恶臭气体支付代价了吗?……
     
      有太多的“外部负经济效果”,其实都是由他人或者公众承受了不利或者承担了成本。
     
      “当外部负经济效果(或外部经济效果)在私有厂商的货币边际成本和社会的真正边际成本之间造成差异时,那末,就显然有必要用赋税(或津贴)来使其一致。”
     
      私有厂商的货币边际成本,也许还是一本清楚账;而社会的真正边际成本,则肯定是一笔糊涂账——这根本就是任何人使用任何方法都绝对不可能计算清楚的账。
     
      方向正确,计量困难。
     
      总结和复习
     
      “在企业能自由进入和退出从而没有任何厂商具有厂址、技术或资源方面的特殊的优越性时,自由进入的厂商的竞争在长期中将消除某一行业现有厂商的任何超额利润。”
     
      所谓的“超额利润”,其产生的根源应该就在于供求关系的失衡——当然是供不应求而不是供过于求。
     
      对于“某一行业”而言,只要“自由进入的厂商”的总数量没有达到供求关系的平衡点的话,那么该行业现有的所有厂商就依然会享有相应稀缺或者不足程度的“超额利润”。“自由进入的厂商的竞争”的结果,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原有厂商的“超额利润”。
     
      “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个人所考虑的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金钱利益和成本,所以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金钱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这就意味着: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集体的措施,用津贴或公共管理的办法来扩大外部经济效果占优势的活动,而用赋税或制定法令的办法来缩小外部负经济效果占优势的活动。”
     
      其实,足够理性、充分理智的个人(例如:认真学习和领会了经济学精髓的人)是完全会“考虑”到自身行为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外部性的问题的。
     
      有这样一句流行话语:你之所以感到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
     
      每一个人的存在、发展甚至成功、成就,其实都是有无数他人在某个角落或多或少为其分担所有那些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各种各样难以名状的复杂成本的。
     
      在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所形成的,也许不是命运共同体,但却一定是有机联系体。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所谓的“社会成本”,其实是根本无法明确刻画和精确计量的。进而,也是根本无法计价偿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认为:模糊要比清楚好,糊涂要比明白强。进而,也就根本无需计价偿还。
     
      至于那些明显的违法侵权行为,当然应该另当别论。
     
      请问:外部经济效果是可以被外力人为“扩大”的吗?如果所谓的外部经济效果是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话,那么恐怕就再也不会出现外部经济效果这一现象了。
     
      切记:假使明白了道理,便能看清了世界!
     
      第二十五章  最大利润的均衡:垄断
     
      “垄断和竞争的力量共同决定大多数的价格。”——爱德华·H·张伯伦
     
      如果除了垄断就是竞争或者除了竞争就是垄断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应该改为:垄断和竞争的力量共同决定一切的价格。
     
      “现实的世界——即我们在美洲、欧洲或亚洲所看到的——显然是不完全的垄断和竞争因素的混合物。”
     
      现实的世界,五彩斑斓、五花八门,显然不是单一的状况,而一定是混杂的情境。绝对垄断与完全竞争,是完全对立、排斥的两种极端可能。垄断与竞争,都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是程度决定成色。
     
      A. 市场结构的鸟瞰和边际收益的概念
     
      一、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对照
     
      “谁听说过刀片、牙膏或香烟在拍卖市场上出售?”
     
      请问:到底什么产品可以、适于“在拍卖市场上出售”?
     
      一个可能的答案:那些以不完全竞争方式生产的产品。
     
      二、不完全竞争的定义
     
      “定义:当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中的售卖者具有非水平的dd需求曲线、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时,它们便是不完全的竞争者,因而该行业处于‘不完全竞争’之中。”
     
      每个行业的行业“大佬”(即在该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成员),都肯定是“不完全的竞争者”。除非该行业真的没有行业“大佬”的存在。
     
      请试想:如果比尔·盖茨大量抛售其所持有的“微软”公司股票的话,那么其股价将会是什么状况。
     
      “激烈的商战和‘完全竞争’绝对不是一回事。”
     
      换言之:竞争与“‘完全竞争’绝对不是一回事”。
     
      在不完全竞争者与完全竞争者之间、在不完全竞争者相互之间,也都是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但是,这种竞争却绝对不是经济学上的“完全竞争”。
     
      三、成本的型式和市场的不完全性的结构
     
      垄断与效率是不兼容的。垄断必然带来效率低下。
     
      成为垄断者,是随便一个经营者的意志所能够决定的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能够满足特定条件,才有可能会成为现实中的垄断者。
     
      形成垄断,是某些经营者的意愿,但却绝对不是任何消费者的欲求。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专业化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销售市场狭小时,我们往往不能使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
     
      对于萨氏的这番解读,我想表达不同意见。
     
      我的理解是:客观环境和条件是限制、制约发展的重要甚至决定因素。
     
      而萨氏的解读则完全可以使人认为:“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或者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已经出现、存在了,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能使用”罢了。
     
      萨氏的意思是:有好的方法却不能利用;而我的意思则是:根本就无法产生好的方法。
     
      流行话语: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如何理解这句话?愚以为:其意思应该是——因为贫穷而无法产生丰富的想象力,而不应该是——丰富的想象力因为贫穷而难以彰显。
     
      “美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句口号:‘关税乃托拉斯的温床’;这表明,即使是一般人也理解这一点。”
     
      这一“口号”似乎应该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和基本常识。关税的本质和作用,昭然若揭、尽人皆知。运用关税策略,绝对是醉翁之意、另有他图——为了实现其他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四、产品差别
     
      1. 有意识的产品差别
     
      “每一个卖者都试图使其产品和其他卖者的产品稍有不同,试图躲避典型的‘完全竞争’下的价格竞争。他引进不同牌子的产品之间的质的竞争,其原因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是一种有利的不完全竞争的形式。”
     
      金科玉律:物以稀为贵。与之近似的左氏浅见:差异产生价值,相同就是灾难。
     
      差异的程度,决定着差异的价值。
     
      卖者追求产品差异,应该存在两重境界:低级境界是形式差异,高级境界是实质差异。
     
      前者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因此也就必然是作用相当有限的。例如:商标(俗称:牌子。其本质就是区别产品来源的标志)。如果仅仅只是做到了形式差异的话,恐怕是很难“躲避典型的‘完全竞争’下的价格竞争”的吧?
     
      后者是相对难以实现的,因此也就必然是作用相当巨大的。例如:专利(主要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价值则依次递减)。如果能够做到实质差异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实现“躲避典型的‘完全竞争’下的价格竞争”的目的。
     
      垄断的成因有很多,其中一些成因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例如:能力、技术垄断。
     
      “虽然信奉加尔布雷思的人片面夸大广告宣传的力量,然而,每一家厂商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使其产品具有差别。”
     
      广告宣传的力量,并不会因夸大广告宣传的力量而增长,反倒很有可能会因夸大产品本身的功能而增长。
     
      广告,就是公开传播的忽悠!并非开玩笑:广告的作用与受众的智商——成反比。
     
      产生实质差异,谈何容易!否则的话,差异也就不可能产生价值了。
     
      “所有产品差别都是人为地、有意识地造成的,其唯一目的在于增加垄断力量和欺骗消费者。”
     
      产品,就意味着是人造产物而非天然之物。那些主要是基于天然之物而形成的人造产物,“人为地、有意识地”的因素会不同程度的有所降低。
     
      也许,“增加垄断力量”与“欺骗消费者”会经常相伴相生,但却未必总是携手同行。前者是中性的客观结果,而后者则是恶性的主观行为。
     
      “对于苹果汁,不同的人要求的酸度不同,即使同一个人也不会总是要求同一酸度。”
     
      同一个生产者所生产的苹果汁很有可能只有一个酸度,最多也就只有非常之少的几种不同酸度。很显然,这并不能充分满足所有消费者的口味需求。但是,却也很有可能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也许,会有其他生产者愿意去填补其他酸度苹果汁的需求空白。其最终结果,需要由市场来检验。
     
      别人都没有去做的事情,通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没有价值,而另一种则是——价值未被发现。
     
      “张伯伦坚持说,创造出许多不同花样的具有差别的产品,往往能真正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和需要。”
     
      这一结论在理论上肯定成立。
     
      客观事实:人们的爱好各不相同。但是,绝对不可能仅仅基于此就去生产满足各种各样爱好的产品。许许多多的刁钻癖好,其实都很难得到真正满足。现实的选择:一方面,生产者需要去迎合消费者;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要去迁就生产者。
     
      “一切爱好,包括对巴赫的音乐和伦布兰特的绘画那样高雅的爱好,都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造成的。”
     
      爱好,当然是属于个人的。爱好到底是如何生成的?既然没有能够脱离社会的个人,那么也就没有不受社会影响的个人。但是,却不应该因此就强调——个人爱好是由社会所决定的。
     
      2. 自然的产品差别
     
      “产品不仅经常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且还经常由于自然的原因而具有差别。空间距离本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运输费用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
     
      很显然,“空间距离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产品差别。请试想:如果产品本身没有差异或者可以替代的话,那么也就根本没有理由跨越空间距离而产生运输费用了。
     
      与其说空间距离是自然差别,那还真不如说自然或者人文条件是自然差别呢。
     
      五、不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和产品差别
     
      1. 垄断
     
      “极端的情况是单一的卖者几乎具有全部垄断力量。”
     
      一言以蔽之:单一主体拥有全部资源。不是唯我独尊,而是只此一家。
     
      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恐怕语言已经难以形容了:就是一个字——爽歪歪、爱谁谁、想咋咋……那简直就是必须的!
     
      2. 寡头
     
      就是“几个卖者”的意思。
     
      他们既有可能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也有可能生产略有差别的产品。
     
      3. 许多具有产品差别的卖者
     
      “他们所生产的是‘有差别的产品’,即:在质上实际存在某些差别或购买者认为实际存在某些差别的产品。”
     
      而大量的完全竞争者所生产的则是完全相同的产品。
     
      真搞笑!“认为”,肯定是主观;而“实际”,则分明是客观。此二者怎么能够兼容呢?
     
      毫无疑问:此处的“差别”,是有限度的,至少不至于使产品构成不同种类。
     
      大量的日常生活工业产品,几乎都属于“有差别的产品”这一类型。
     
      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没有差别或者完全相同的产品,反而是相当罕见的。即使是农产品,也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或大或小的差别的。
     
      “广告、牌子、商标、专利以及风俗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产品差别。”
     
      造成产品差别的原因成千上万、数不胜数。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存在着差别,而是差别的程度。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在为差别买单。
     
      “产品差别可以仅仅由于一家理发店或食品店处于接近某些消费者的地点”。
     
      请不要搞错!“接近某些消费者”,这未必是什么相对优势。因为另外的理发店或者食品店虽然不接近这些消费者,但却完全有可能接近其他消费者。只有那些不接近任何消费者的理发店或者食品店,才是真正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
     
      民间有所谓“黄金地段”、“一步差三市”之说。地理位置或者不动产位置,当然也是导致产品差别的原因了。
     
      北京市的市中心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但是,请千万不要误认为越远离这一位置的地方就越不好。在距此万里之外的——纽约市的市中心,地理位置可能更加优越。
     
      六、对竞争种类和市场结构的简要总结
     
      “如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你实际上具有无限的垄断力量,那末,现代混合经济肯定会使你受到政府的调节。”
     
      请问:不论出于何种成因,难道政府都需要、都应该出手干预任何形式的垄断吗?
     
      垄断是邪恶的同义语吗?
     
      七、价格、产量和总收益
     
      “下述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想要得到最大利润的厂商总是索取情况所许可的最高价格,即索取尽可能高的价格。’追求最大利润的人可以不是利他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傻瓜。”
     
      问题就恰恰出在了“总是”的身上。一个原本可以成立的判断,一旦在某个关键的环节上添加了“总是”二字,便会物极必反、走向反面了。
     
      利己主义者,通常都不是标准的傻瓜,但却有可能是非典型性傻瓜。
     
      八、边际收益和价格
     
      “‘边际收益’的定义为:当我们增加一个q的单位时,由此而造成的总收益的增加(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复数)。”
     
      请看清楚:是“总收益的增加”——增加的那部分,而不是“总收益”本身。这就第N次说明:所谓的“边际”一词,就是增加的意思。
     
      B. 垄断的最大利润均衡: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异
     
      “定义:总利润等于总收益减总成本。”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
     
      可是、可是、可是,在上一章中,萨氏居然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写到:“成本包括‘正常利润’”(利润包括劳务的报酬和资本的报酬)。
     
      诸位请看:这一定义与这一表述能够和谐一致吗?
     
      相当困惑:在第25-3表中,为什么当产量为0时,价格却是200呢?
     
      萨氏所刻意展示的某些表格和相应数字,到底是客观事实呢?还是主观想象呢?
     
      一、厂商的最大利润位置的图形
     
      必须承认:我完全没有看懂这个图形及其解说。
     
      我对自己的理解能力相当自信,而对萨氏的表达能力则产生了一定怀疑。
     
      在并非极端高深的专业问题上,如果不能够使具有相当理解能力的读者充分明白其所表达内容的话,那么表达者的表达就很可能出问题了。
     
      “精明的卖者会故意使他的产品具有人为的稀缺性,以便使价格不至于低得有损于他得到最大的超额利润。”
     
      在通常情况下,稀缺性,这可不是人为的结果;而差异性,则有可能是故意的产物。如果某个或者某些卖者居然能够掌控产品的稀缺程度的话,那么自然也就可以操纵产品价格了。要搞清楚:人为的稀缺性或者差异性,都是需要付出相当成本的。
     
      二、完全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个特例
     
      静止,是运动的一个特例。而不是相反。
     
      “对于一个规模微小的完全竞争者,计算出来的边际收益正好等于价格。”
     
      请问:收益与价格到底是什么关系?边际收益(即增加的收益)与价格到底是什么关系?
     
      边际收益等于价格。如果没有清晰界定其中各个名词的精确含义的话,那么这只能被认为是一句醉话。
     
      三、过去的事情与边际的概念
     
      “虽然经济理论不一定使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它肯定使你知道某些新的思考方法。”
     
      经济理论能够使学习者“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概率,我认为不会很高。绝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很有可能都没有学习过经济理论。这恰如游泳理论与游泳健将的关系一样。
     
      又岂止是经济理论,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都有可能使人“知道某些新的思考方法”。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悲叹你已经用掉的成本。要向前看。对于你的任何决策,精确地计算你将为之付出的增加的成本,并把它和你将因之而增加的利益相比较。当你作出决策时,不论你的决策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总是存在着一些必然得到的利益和必然蒙受的损失。应该不考虑这些利益和损失。”
     
      这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和思想劝解。相似内容的话语,完全可以出自非经济学专业人士之口。
     
      但是,对于足够理性、理智之人而言,怎么可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呢?怎么可能“不要向后看”呢?怎么可能只是“要向前看”呢?也许,这其中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关键之处就是“不要悲叹”——不要悲观。因为即使是足够理性、理智之人也会悲观,但这却只是有害无益的负面情绪,当然应该力戒避免。人还无法摆脱情绪的控制,情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
     
      作为一种经济动物,计算和比较付出与回报,这差不多已经成为人类的本能了。尽管这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也只能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很有可能未必精确和周全、很有可能混淆全部与增加。
     
      请问:应该不予考虑的是“总是”和“必然”吗?如何证明某些利益或者损失一定是“总是”和“必然”的?
     
      “这种不咎既往的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大多数成功的决策者没有正式学过经济学,他们也本能地使用这个原则。”
     
      请问:既往不咎,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则?恐怕这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吧。
     
      有这样一句哲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成功的决策者应该都没有正式学过经济学,至于那些在经济学尚未产生之前就早已经存在的成功的决策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此处的“本能”,肯定不是普通人的一般“本能”,而一定是专属于成功者的独特“本能”。
     
      四、竞争的不完全性如何影响资源分配
     
      1. 垄断的超额利润
     
      “一般人想到垄断问题时,往往把重点放在超额利润的问题上——放在垄断如何影响为谁生产这个分配方面的问题上。”
     
      垄断,就必然意味着超额利润。
     
      一般人,都注定是俗人——现实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也都铁定是凡人——能力不高或者水平有限,所关心、所能关心的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为谁生产这个分配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那也太虚了、太烧脑仁儿了。
     
      “然而,即使超额利润对收入分配的有害影响并不存在,垄断因素所造成的不完全性也仍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祸害。”
     
      垄断所必然产生的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分配这一社会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被相应的法律规定所解决的。
     
      垄断,就必然意味着效率不高。面对这个问题,法律规定可就无能为力了。
     
      2. 垄断的产量不足
     
      “价格是消费者用来估计各种物品的价值的符号。”
     
      此言谬矣!
     
      价格,当然是交易的结果了。因此,价格肯定不会只由交易一方来决定。
     
      基本常识:供需关系,决定价格。
     
      “成本,特别是边际成本,是一种指标,用来表示社会的有用的资源的多少被用于每一种物品的生产:稀缺的土地、辛勤的劳动以及其他可以用来生产其他物品的资源。”
     
      请问: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特别是边际成本”呢?难道所谓的边际成本与成本还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吗?
     
      成本,其本质就是——被利用的资源。换言之:成本,只是手段而已。
     
      在当代,适宜利用的土地,肯定是稀缺的;而体力劳动,则不仅是充足的,甚至还有可能是过剩的。尽管劳动者确实是辛勤的。
     
      毋庸置疑:最具价值的“可以用来生产其他物品的资源”,非人的智慧莫属了!
     
      “不完全竞争者力图使他的产品稍微稀缺一些。”
     
      果真会、果真能如此吗?至少我对此结论深表怀疑。
     
      “无论如何,使用侠义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无关——斯密认为,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之下,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会实现为公众提供利益的奇迹。”
     
      也许,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就可以算是利他主义的具体表现了。
     
      利己主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是意识、而是本能。根本就无需被置于“残酷无情的竞争”的情境之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利己行为产生利他效果的现象,似乎恰好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效果”理论(请参见上一章的相关内容)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解析。
     
      “一旦不完全竞争出现于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失去理想的乐园。随后就出现如何减少竞争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恶果和浪费的问题。”
     
      看这话说的,好像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理想的乐园”之中似的,而好像不完全竞争则只是在“一旦”之时才会出现于“现实世界”似的。
     
      请务必要搞搞清楚!我们从古至今都不曾生活在“理想的乐园”之中,而不完全竞争则一直都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于现实世界”。
     
      恶果和浪费,的确是问题;而如何减少恶果和浪费,则是更大的问题。
     
      总结和复习
     
      “由于出售完全相同的产品的竞争者为数不是很多,因而不完全竞争使各家厂商对自己的产品具有某种控制能力。”
     
      所谓的“完全相同”,在现实中那不过就是罕见的例外罢了。
     
      各家厂商对自己的产品所具有的控制能力,是由自己的产品与他人的产品的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经济学上的道理使我们重视边际收益和边际亏损,而不去理会任何决策都不能改变的过去的事实和因素。”
     
      中国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然不能“不去理会任何决策都不能改变的过去的事实和因素”了。不仅如此,而且还远远不能止步于“理会”,而是要深刻的反省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为了篡改历史,而是为了以更加良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
     
      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放任自我利益原则自发产生作用的意思。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法则吗?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吗?
     
      人类所制定的所有规则,都必然要、也必然会服从于、臣服于自然法则。
     
      附录:垄断的调节和剥削:博弈论
     
      “通过消除垄断利润,我们很可能得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
     
      这也仅仅就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消除”与“得到”明显是两个环节、两个步骤,并非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过程。
     
      劫富的结果,未必是去济贫。
     
      一、理想的受到调节的价格
     
      “正象对付利润丰厚的电视频道一样,政府应该把经营权以投票的方式出售,或用税收消除全部超额利润。”
     
      电视频道为什么会利润丰厚呢?无他,唯垄断尔!
     
      许多传统媒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垄断因素。
     
      在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将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
     
      “垄断企业往往有能力支付给劳动者甚至比竞争企业还要高的工资,从而使劳动者分享一点超额利润。”
     
      又岂止是“往往有能力”呢,而根本就是往往有意愿和往往有行动。怎么能够说“甚至”呢,那简直就是必须的。
     
      可能成为问题的就是:分享的程度到底几何?是否与垄断企业自身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比例大体相当?
     
      “因此,工会在垄断企业中提高工资的行动并不能消除这种剥削。”
     
      垄断企业最主要的剥削对象到底是谁?愚以为:似乎应该是广大的消费者。企业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普遍现象,而与垄断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二、经济战与博弈论
     
      “寡头之间有时会爆发断断续续的经济战。”
     
      所谓的“经济战”,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一种客观结果,而是一种主观行动。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由意志可以自行选择影响到双方的策略’,这就是博弈论所牵涉到的哲学问题的实质。”
     
      愚以为:博弈,就是基于对方的选择而作出的选择。当然,对方的选择也一定是基于己方的选择而作出的选择。博弈的实质,就是选择的较量、就是思维的交锋。
     
      “因此,使竞争存在的唯一可靠保证便是为数非常众多的卖者受到潜在的压力。”
     
      竞争的存在,是不需要任何“保证”的。只要不是唯一,就一定存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竞争。
     
      产生唯一或者消除唯一,恐怕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下面是名为“囚徒困境”的经典寓言。
     
      “假设麦塞和金贝尔是两个囚犯,曾共同作案。地方检察官和每个囚犯单独进行谈话。检察官说:‘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判你们一年监禁。如果你单独坦白交代,虽然犯罪的严重程度应该判刑十年,我可以只判你三个月,而判你的同伙十年。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坦白交代,那末,你们两人都要被判处徒刑五年。’”
     
      请问:他们二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坦白交代,还是拒不坦白?
     
      如果麦塞坦白交代的话,那么将会产生两种可能结果:三个月刑期(金贝尔拒不坦白)或者五年刑期(金贝尔坦白交代);如果麦塞拒不坦白的话,那么也将会产生两种可能结果:一年刑期(金贝尔拒不坦白)或者十年刑期(金贝尔坦白交代)。也就是说:两种选择会产生四种结果。
     
      如果选择坦白交代的话,那么两种可能(概率各半)的平均刑期是两年半有余;如果选择拒不坦白的话,那么两种可能(概率各半)的平均刑期是五年半。经过对比,当然两年半有余的刑期明显短于五年半的刑期。但是,问题可绝对不是在这两个刑期之间比大小这么简单!麦塞的命运并不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还要同时受制于金贝尔的选择。
     
      同理,金贝尔的情况与麦塞的情况完全相同。
     
      如果他们二人都非常理性、相当克制的选择坦白交代的话,那么按理来说似乎就已经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他们各自的刑期都是五年。但是、但是、但是,他们二人却又都明明知道还有更好的结果:如果二人都选择拒不坦白的话,那么他们各自的刑期则都只有一年。但是,问题可绝对不是在这两个刑期(即五年与一年)之间比大小这么简单!
     
      他们当然都会猜到对方在通常情况下应该选择对自己貌似有利的坦白交代。但是,这个似乎必然的选择却直接白白葬送了他们的更大利益。这不是缺心眼嘛!这不是冒傻气嘛!只要他们二人都能够脑筋转弯、简简单单的反向操作——选择拒不坦白,就可以确确实实、轻轻松松获得真正的最大利益。
     
      可问题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谁能够保证对方一定会选择拒不坦白呢?如果自己轻易、草率的选择拒不坦白的话,将很可能会铸成大错。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为了稳妥无误、万无一失,还是退而求其次——选择坦白交代方为万全之策。
     
      最终的结果,几乎一定是双方都选择坦白交代。
     
      检察官赢了。而且是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就将他们二人绳之以法了。
     
      在现实中,另有一个因素可能会相当重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亦即利害相关的程度)。如果二人的关系足够密切的话——完全不用彼此担心对方会出卖自己,那么他们的结果就会最佳——均拒不坦白、进而均只有一年刑期。什么样的关系可以算是相当密切?恐怕要首推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关系),夫妻关系、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都要等而次之。至于传说中的莫逆之交甚至刎颈之交,则当属罕见的例外。
     
      当然,这是也只是一则人为设计的寓言故事。因为其中设定的各种假设条件,几乎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换言之:在现实中,如果出现涉嫌共同犯罪的案件,检察官不太可能照方抓药、照此办理便可顺利结案。法律规则的复杂、细密程度远非如此简单、明晰的利弊选择可以类比的。
     
      这个寓言所揭示的道理是可以成立的:一个人的选择,往往需要考虑相关他人的选择。
     
      “可以看到,自私自利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较长的刑期——五年。”
     
      萨氏的这一观点,鄙人不敢苟同。导致较长刑期的原因显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人心叵测。如果可以准确知道对方如何选择的话,那么自己的选择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只有通过利他主义——或社会协议(在我们的例子里,即所谓相互勾结)——世界上适合一般人的最好状态,才能实现。”
     
      这话可就扯得太远了。在“囚徒困境”的例子里,怎么可能会有“相互勾结”呢?如果可以“相互勾结”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困境”了。
     
      “因此,博弈论确实指出:我们需要大家庭的友爱和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
     
      我相当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博弈论”的启示。
     
      请问:在十字路口按照指示信号通行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停下来等红灯),是“利他主义”的表现吗?至少我认为断然不是!尽人皆知:如果大家都随意通行的话,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不难看出:只有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正所谓:客观为他人,主观为自己。
     
      结论:随意通行,肯定是自私自利;而遵守交通规则,也不是舍己为人,而只是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的自私自利!
     
      那么,那些真正可歌可泣的舍己为人的行为总可以算是“利他主义”了吧?实在抱歉!至少愚以为:仍然不是!更进一步: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利他主义”。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受意识控制的行为,都注定是——自私自利的本性。
     
      左明把自己毕生心血所化成的思维产物——文字作品,曾经、正在和将要都毫无保留的无偿奉献给这个世界!请问:这是“利他主义”吗?左明曰:断然不是!这当然也是自私自利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左明的自我实现。
     
      不同的自私自利,会有高低上下的区别。
     
      自我利益,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基本属性。
     
      没有了自私自利,也便没有了生命现象。
     
      “批评政治经济学的人宣称: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掌握对于权力的分析。”
     
      还是在中学时代,我就曾经在学校的课堂上学过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在那个版本的教科书中的的确确没有出现“对于权力的分析”的内容。
     
      我相信,时至今日,世界上一定会有许许多多从各种不同角度开展的“对于权力的分析”,其中就应该包括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
     
      掌握学理分析,应该不算太难。真正的旷世难题应该是:人类至今还没有掌握对权力进行有效规制的方法。
     
      “通用汽车公司可以通过私方机构调查拉尔夫·纳德的性生活来使他不得安宁,以此转移人们的视线,忘掉他对公司的批评。”
     
      这就是典型的“釜底抽薪”、“围魏救赵”、“反客为主”、“以攻代守”之计。
     
      在那时的美国,私人调查机构已经比较发达了。这也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的新兴业态之一。
     
      之所以会使当事人“不得安宁”,也许主要就是因为围观者隔岸观火、幸灾乐祸。
     
      性生活,绝对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人类的性道德、性法律等性规则,总是会伴随社会的发展而相应改变。
     
      在良性社会里,成为焦点的可以是不当性行为,而似乎不应该再是性生活本身。
     
      中国古训:食、色,性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了食欲和性欲,也便没有了人类。
     
      “在整个居民生活都依赖于一家工厂的城镇中,工厂的主人,就象封建领主一样,利用他掌握的就业职权,可以迫使妇女出卖肉体或姘居。”
     
      这样的“工厂的主人”,拥有巨大的资源,而不是拥有巨大的权力。他拥有的是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他人则明显相对短缺且高度依赖的物质利益,他需要的是美艳性感而非姿色平平的妇女的“肉体”(很有可能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很有可能是短暂,而非长久)。既然是利用“就业职权”和“出卖”,似乎就应该认为是一种交换、交易,而不是一种强迫、“迫使”。
     
      强奸,那可是干了白干;而姘居,则是有情有义。至于“出卖肉体”,就更是典型的等价资源交换了。
     
      以利益作为条件去交换其他资源,这已经是相当文明有礼的活动了。
     
      失去一些什么而去换来另一些什么,难道这不是天地良心、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可以利用其巨大的金融力量在华尔街从事幕后活动——以便得到合同,或使反托拉斯法的执行打折扣。”
     
      这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这里的“合同”,一定是指政府采购合同。
     
      这些所谓的“幕后活动”,其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其实早就已经曝光于天下——成为妇孺皆知的生活常识了。官商勾结的肮脏活动——古已有之、不绝于史。
     
      在人性(即自我利益)这个问题上,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差异是不存在的。
     
      应该承认:人类在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和方法上,确实有日益柔化、不断进化的趋势。
     
      第二十六章  不完全竞争和反托拉斯政策
     
      “私有企业制度的全部逻辑系建立在自由市场上的积极的竞争这一基本前提之上。如果要想保存这种制度,那末,就必须使竞争积极起来、市场自由起来。”——二十世纪基金组织卡特尔和垄断委员会
     
      财产私有,久已有之。财产必私有,尚未达成共识。
     
      企业私有,不过就是财产私有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类社会组织、社会现象。
     
      企业的逻辑在于:通过投入资源企图产生更多资源。
     
      交换,产生市场。大规模的交换,产生巨大的市场。
     
      市场,不仅是一个场所,更是一种机制、一套规则。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竞争?最典型、最真实的实例来自于非洲大草原。有太多的关于动物的纪实性影视作品,均取材于此。几乎每天打开电视机都能够收看到此类节目。
     
      自由竞争,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自然法则!也许有人愿意戴上有色眼镜将其斥之为——丛林法则。
     
      贬抑、拒斥将自然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人会有理有据的振振有词说到: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应该超越动物,人类社会怎么能够遵循自然法则呢?人类社会当然应该遵循带有温度、带有人情的人类法则。
     
      这种说法,可能也就是貌似有理。
     
      毫无疑问:人类不同于也不应该同于其他动物。但是,请不要在不同的名义之下偷换概念。人类与其他动物是全面不同吗?是完全不同吗?非也!在吃、喝、拉、撒、性这些机能方面而非具体内容和操作手法方面,有谁敢站出来宣称人类与禽兽是不同的。
     
      人类与其他动物确实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在自由、在竞争、在自由竞争这些方面,没有也不应该有不同。
     
      请想一想:那些高举平等、公平等大旗的个人和组织有几个不是口是心非、自欺欺人!他们最终真正实现、兑现了他们的口号、承诺吗?
     
      以任何借口压抑此者的自由和竞争,都很有可能正是在张扬彼者的自由和竞争。
     
      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尽最大可能取消所有可以取消的约束和限制。将约束和限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降到最低的程度。
     
      自由,是自然的属性;竞争,是生物的本能。
     
      尊重自由、敬畏竞争,就是尊重和敬畏自然。
     
      人类社会仅仅只是自然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请千万不要轻言自然法则不适用于人类社会。
     
      A.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型式
     
      一、厂商是否寻求最大利润?
     
      “如果一家厂商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漫不经心,那末,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规律很可能把它清除出经济舞台。因此,那些想要生存下去的厂商不能完全不去理会最大利润的取得。”
     
      请不要搞错!“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漫不经心”,这可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而如果在生产经营的时候漫不经心的话,那么麻烦可能就很大了。
     
      在通常情况下,会计或者出纳,是毁不了一个企业的。
     
      伟大的达尔文先生所发现的“适者生存的规律”,就是自然界生物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法则。请问:这个自然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吗?答曰:当然适用。适者生存规律的本质就是:个体唯有适应、顺从环境,方可生存。
     
      萨氏很可能是搞错了。把生产经营漫不经心的企业“清除出经济舞台”的规律,可不是适者生存,而是优胜劣汰。
     
      企业生存下去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或者服务适应市场需求且在竞争中不会因过于软弱而被淘汰。
     
      最大利润,那只不过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化的目标。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个寡头或垄断者都力图用尽一切力量来从每一次交易中榨取最后一分钱的利润。一旦厂商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掌握某种控制价格的能力时,它往往能够在其取得最大利润的活动中稍微放松一点。”
     
      也许,并不是不想“从每一次交易中榨取最后一分钱的利润”,而是不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最后一分钱”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到底在何时出现。
     
      恰如拉一张弓一样,拉到什么程度是这张弓的最大极限承载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承受弓弦被拉断了的后果。
     
      不把话说满、不把事做绝。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有一点儿余地,这应该是基本的人生智慧。
     
      悠着点儿使劲儿,这很可能就是最佳力度。
     
      这种“放松”,绝不是懈怠涣散,而是恰到好处。
     
      “此外,照顾长远利益而不单纯集中于眼前的利润很可能是经营企业的好办法。许多利他主义和慷慨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搞好公众关系和取得长期最大利润的考虑。”
     
      能够兼顾长远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利益,这就是大局观、全局意识。这才是真正的最大利益和最大赢家。任何一个富于生活智慧而非高深学养的人均会无师自通、深谙此道。
     
      出于自身利益的慷慨行动,怎么能够算是“利他主义”呢。有太多的凡胎肉眼都是以表象来定义实质。
     
      切记:知识在智慧的面前,只能是甘拜下风。
     
      “即使厂商自己并不有意识地使用经济理论中的具体的边际工具来解决最大利润问题,就厂商能够相当准确地猜测到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最大利润而论,它实际上是在使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致相等。它做到这一点,并不使用曲线,而是通过试着干的办法摸索到最优状态。”
     
      真正学术的目的是:解释世界、揭示规律。而绝对不是:出谋划策、指导实践。
     
      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一门实践、实战艺术,而根本就不是科学研究。
     
      一位优秀出色的短跑运动员可能对空气动力学完全无知、一窍不通,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其战无不胜、屡创佳绩。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企业家,不仅没有意识“使用经济理论中的具体的边际工具”,而且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个理论工具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行动者都是如此。
     
      中国古训:实践出真知。企业家是依靠长期实践、反复积累的经验、历练、感悟、心得去大致把握而不是准确“猜测”经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恰如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成功的企业家不过就是成算较多而失算较少罢了。
     
      尝试和摸索,是所有实干家的规定动作和标准配置。这些是任何知识和理论都不可替代的。
     
      “企业经营经济学正在日益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它利用大型计算机并且牵涉到运筹学、线性规划和概率决策论这些统计和数学工具。”
     
      这完全可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对于企业家而言,则注定几乎毫无意义、作用和价值。
     
      所有具有工具性质的学科的从业者,最多也就可以成为决策者的参谋和助手。
     
      决策者的决策依据一定是——价值观。
     
      二、用加值办法决定价格
     
      “经营企业之所以成为值得做的工作,其原因之一在于:必须根据不完全的资料作出最好的估计。”
     
      智识挑战,这能够算是经营企业的理由之一吗?这恐怕应该算是研究企业的原因之一吧。有几个企业所有人是因为思维快乐而经营企业呢?
     
      “企业要想为它的产品估算出需求曲线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能够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呢,当然应该说——这不是一件易事。
     
      “由于其他条件并不总是相等,厂商没有准确的方法来精确地决定它的各种产品的需求弹性。铁路公司只能猜测:降低运费是否会带来很多的顾客。”
     
      各种各样的条件又岂止是“并不总是相等”,而根本就是——并不总是清楚。
     
      精确的计算出产品的需求弹性,那永远只是一种注定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包括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在内的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胜任的。人们看到的某个明确数字,那不过就是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虚拟结果罢了。
     
      薄利多销,这就是最朴实无华、也最切合实用的经济规律。不要说铁路公司能够猜到,就连小学生也是都知道的。
     
      “许多研究人员宣称:现代的厂商——即使是最大的——也不能在实际上准确地知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它们不能精确无误地知道最优价格和产量。”
     
      又岂止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即使是以文字游戏为本职工作的研究人员,他们自己也是不可能“在实际上准确地知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
     
      招标和拍卖,在理论上是试图寻求最优卖家和最佳买家的有效方式。但是,在现实中会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
     
      请不要轻言——“最”。
     
      “总得要给产品制定价格。在这里,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往往被认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玄学,都只是看上去很美。
     
      须知:萝卜青菜保平安,粗茶淡饭最宜人。
     
      最有用、最有效的,往往是最简单、最朴实的。
     
      成本加值法(即成本加一定比例的利润),就是定价的不二之选。
     
      “在任何企业事例的背后,肯定都隐藏着需求和成本的作用。”
     
      此言相当有理。
     
      但是,更大、更深的道理则是:在任何结果的背后,都肯定隐藏着很可能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在起作用。
     
      三、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
     
      1. 抗衡力量
     
      “这是一种对巨型公司加以限制的竞争力量,来自该公司向之购买的各个单位的联合,也来自该公司向之销售的各个单位的联合。”
     
      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遥想当年,在魏、蜀、吴三国时期,北方的曹操相对强大,南方的刘备和孙权相对弱小。要想生存和发展,策略就应该相当明确:孙刘联合、共抗曹操。
     
      几乎所有的当代西方学术成就,只不过就是古代东方先贤智慧的升级换代罢了。
     
      “它(即抗衡力量——笔者注)使我们远离简单的自由放任的制度,并且大大促使人们搞幕后活动和操纵政治来影响经济活动。”
     
      愚以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有可能并不是由于国家权力克制、收敛所致,而很可能是国家权力尚未膨胀、扩张使然。
     
      西方国家之所以较少出现通过“幕后活动和操纵政治来影响经济活动”,不是因为不想搞,而是因为不好搞、不便搞、不能搞、不敢搞。
     
      2. 技术专家体制
     
      “由于需要专门人材,它(即大公司——笔者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型的技术人员和专职的经理们并且日益被他们所接管。”
     
      对于那些成规模、上档次的当代大型企业而言,除了资金之外,各式各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智力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
     
      接管企业的不是特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非特定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可以离开这个或者那个专业技术人员,但是,企业肯定离不开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
     
      “也许存在于加尔布雷斯的沃尔特·米蒂式的光荣的梦境里,世界各地的新体制都趋向于同一种型式——趋向于基于专业技能的‘知识体制’,简言之,趋向于‘技术专家体制’。”
     
      这是事实,但也只是事实的局部而非全部。
     
      早在两千年前,刘备就知道重用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曹操更是能够做到唯才是举、任人唯贤。但是,国家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这些技术专家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最高决策者的手中。所谓的技术专家体制只是执行体制,而不是决策体制,只是更好的为决策体制服务的优良的执行体制。
     
      今日之中国,在私有企业中,企业的主人肯定会推行技术专家体制;但是,在国有企业中,推行技术专家体制的积极性似乎就不那么高了。原因很简单: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人是缺失的、缺位的,所谓的经营管理者不过就是吃里扒外、损公肥私的蛀虫罢了。私有企业的所有人需要通过使企业获益而使自己获益;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则是通过从企业中攫取利益而使自己获益。
     
      国有企业除了是其经营管理者的获利工具之外,更是决定设立国有企业制度的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印钞机和提款机。
     
      国有企业是权力与金钱在杂交之后的畸形、变态的产物。
     
      基本结论: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属性、体制和机制,就决定了其必然衰败、消亡的命运!
     
      3. 褒与贬
     
      “在思想史上,那些留下名声的并不是首先想到新观点的人,而是把各方面的意思综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的人。”
     
      萨氏对此深有体会并深谙此道,而且还付诸行动——精心打造《经济学》。
     
      思想是隐性的,表达是显性的。如果没有显性表达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青史留名的。在众多的表达之中,当然首创表达会具有更高的价值,而那些“综合”或者“组织”他人意思的表达,则会明显相形见绌。
     
      “技术专家阶层是要受真正握有实权的阶层的控制的。”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尽管这一点是不能否定、贬低技术专家阶层的价值和作用的。
     
      “如果居于少数地位的经理们听任利润萎缩,以致普通股票的持有者得不到资本收益,那末,另外一群资本家就会设法‘夺取领导到位’。夺取领导到位的人未必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那种高贵的绅士,然而,不论怎么说,混合经济制度减少亏损的方式便是如此。”
     
      这应该就是企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机制。
     
      然而这一表述可能存在问题:取代这群经理的人,似乎应该是另外一群经理,而好像不太应该是“另外一群资本家”。这明显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企业里,并非一定存在可以拯救企业于危亡的精英人物。并非每一个企业都具有自我拯救的能力。可以换血、也可以取代,然而,结果却未必会一天一天好起来,而很有可能就是一天一天坏下去。
     
      四、寡头:几个人之间的竞争
     
      “即使厂商A的每罐车硫酸比厂商B的每罐车硫酸只低一块钱,A也会把几乎全部生意抢走。”
     
      出现这种情况,是需要有许多其他附加条件的,包括但不限于:1. 两个厂商产品的质量是相同的;2. 消费者获得厂商A的产品不需要再承担其他额外开支;3. 最为重要的是:厂商A的产品数量足以满足市场需求。
     
      “既然是这样,寡头们肯定要照顾到他们的‘相互之间的信赖’——即:寡头们最终会索取相同的价格;同时,一个寡头由于削价贱卖而在开始时得到的好处会由于另一寡头随之而削价化为乌有。”
     
      寡头们真的会心照不宣、心有灵犀、彼此关切、达成默契吗?寡头们真的会形成联盟或者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吗?也许大家还记得“囚徒困境”的寓言故事。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这才是社会的基本法则。
     
      价格战的目的不是让利于消费者,而是意欲击垮竞争对手进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益。企业真正的“敌人”,不是消费者,而是同行业竞争者。价格同盟是竞争者相持不下的权宜之计。价格同盟恰如攻守同盟一样,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1. 没有伸缩性的、被管理的价格
     
      “在用成本加值所决定的管理的价格这一点,存在着需求曲线的棱角或‘折断’之处,因为,对手会作出同样的P的削减而不会作出P的提高。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相对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而言,为什么寡头的价格缺乏伸缩性。这种刚性也使默契较易于达成。”
     
      没有哪个企业愿意主动降价,削价贱卖不是乐善好施,而是竞争策略;不是为了赢得消费者,而是为了战胜竞争者。
     
      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企业到底是否、能否跟进降价,并非毋庸置疑。如果价格战的结果一定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企业相争、顾客得利)的话,那么就没有哪个企业会主动挑起价格战。挑起价格战的企业,是由信心和实力来支撑和保障的。尽管结果未必会赢,但至少要具有获胜的可能性。
     
      完全垄断的价格,肯定不缺乏伸缩性。倒要请教:难道完全竞争的价格也不缺乏伸缩性吗?
     
      价格战的目的,是要击垮竞争对手,而绝对不是意欲达成某种默契,也包括达成共同提高价格的默契。
     
      由市场交易、供求关系而自动形成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就像是一种无形的检验机制,能够通过检验的企业,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够通过检验的企业,很难继续存在下去。消费者面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能够接受,才可以去消费;不能够接受,就不可能去消费。同理,企业面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能够承受,才可以去经营;不能够承受,就不可能去经营。
     
      价格,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可以决定的事情。
     
      宏大愿望的实现,是由强大的实力来支撑的。
     
      2. 用默契或公开的办法相互勾结
     
      “每人都会想到,或者很快从经验中认识到:当他削价时,他的对手往往也会削价,而且有时削价的幅度更大。”
     
      这样的想法和经验,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商场(泛指整个经济领域)就好像是竞技体育的赛场,不是随便一个胖子都可以上场参加竞技的。凡是不能达到及格线的人,都是没有资格参赛的。
     
      在跳高比赛中,横杆的上升就意味着竞技者的水平也要更高,否则的话,无法越过横杆。敢于削价的企业,就意味着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和条件。不是随便一个企业都可以跟进削价的。
     
      “几十年以前,在美国钢铁公司的加里先生的家里经常举行宴会;在宴会上,卖者勾结在一起,规定垄断价格。”
     
      这也许是事实。
     
      我们惊叹的远远不应该是“勾结”,而恰恰应该是“规定”!他们何以能够操纵价格?市场(在此即指——买方)何以能够接受这样的价格?
     
      企业,无法左右他人的意志,但却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同时,寡头们特别乐意于把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价格转移到其他方面:转移到用广告来宣传他们牌子的产品的真正或幻想的优点,转移到改变产品的包装和零件的大小,转移到提供迅速和可靠的维修。”
     
      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都体现于——差异化表现。
     
      降价,当属极限施压,最直接、也最血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理应是最后一招、是手中王牌。在此之前,还可以施展许多竞争手段,例如:广告宣传、改变外观、提供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手段对自身伤害极小,如果能够借此就战胜竞争对手的话,岂不是“特别乐意”。
     
      “经济学者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
     
      竞争的本质和结果,就是产生优秀、选择优秀、发现低劣、淘汰低劣。
     
      请问:如何产生“最有效率的方式”?答案极有可能就是——自由放任。
     
      最少的管理,很有可能就是最好的管理。
     
      自由,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内在本质属性。
     
      五、许多具有产品差别的卖者:自由进出所导致的浪费
     
      “由于售卖者过多,每个售卖者的产量过少,消费者必须为由此而造成的长期多余生产力付出代价。这种浪费与完全垄断的情况不同,当然也和完全竞争的有效率的情况不同。”
     
      既然是“每个售卖者的产量过少”,那又何来“长期多余生产力”呢?也许会有因为盲目生产而导致的产能过剩,但是,为此而吞下苦酒的难道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吗?
     
      盲目生产而没有相应需求的生产力,这肯定是一种浪费。请问:闲置——具有却未释放的生产力,这也能够算是一种浪费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也一定是哲学意义上的浪费,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浪费。
     
      “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没有办法来决定:为了享用花样较多的物品,人们应该支付多少代价”。
     
      我晕!这明显是开玩笑的表达。恰当的表述当然应该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完全有办法来决定——为了享用花样较多的物品,人们应该支付相应的代价。
     
      B.现代的反托拉斯问题
     
      一、关于不完全竞争的某些浪费的复述
     
      1. 垄断的限制
     
      “垄断的最大祸害并不是它榨取垄断利润(以此而论,也适用于寡头),而是它规定的垄断价格远远高于社会按照边际成本所决定的价格。”
     
      这句话肯定翻译有误。
     
      显而易见:“垄断利润”恰恰就是来自于垄断“规定的垄断价格远远高于社会按照边际成本所决定的价格”。此二者完全就是一回事儿,那又怎么能够说“不是”与“而是”呢?
     
      “寓意所在:垄断的真正祸害是人为造成的P与MC的背离。”
     
      在反垄断的语境之下,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垄断,应该仅限于人为造成的垄断,而不应该包括自然造成的垄断。在人为造成的垄断中,应该仅限于欠缺正当理由的垄断,而不应该包括具有正当理由的垄断。
     
      2. 过多厂商的进入和“病态的”行业
     
      “许多行业都具有厂商数目过多的特点。这些厂商的大多数具有微小的交易额并且只能暂时存在,一直到赔光本钱为止。”
     
      什么行业会“具有厂商数目过多的特点”?答案相当清晰:进入门槛极低的行业。
     
      微小的交易额,肯定不是大多数这些厂商“暂时存在”的原因。赔本,才是它们不得不退出的理由。
     
      并非是偶然关联:进入容易,退出(即被淘汰)不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创造价值,才能享有价值。
     
      作为牟利的厂商,应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方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并非只要支个摊子卖东西,就一定能够赚到钱。
     
      判断一个厂商的竞争力,一个最显而易见也最无可置疑的标准就是:存活时间。厂商较长的存活时间,几乎必然意味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竞争力的表现是多元的,未必只是体现在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上。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可以让一家厂商常年不衰。
     
      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时间,已经检验了一切。
     
      时间,就是最佳的保票、最优的信誉证明。
     
      “既然看到大多数的厂商都蒙受亏损,为什么厂商还进入该行业?很明显,部分原因是无知,而另一部分原因为不切实际的希望。”
     
      还一定会有更加令人喷饭的无知:居然对“大多数的厂商都蒙受亏损”这一事实——毫无所知——根本就没有“看到”。
     
      可以近似的将“不切实际的希望”定性为——不智。
     
      请千千万万别不爱听,因为不爱听并不能改变残酷的事实:无知和不智,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属性。他们(无关性别)根本就不想有知和有智、也不会有知和有智。他们所可能具有的就是:旺盛的欲望和强烈的冲动。
     
      一个最为贴切的事例:中国的股市。有太多的无知和不智的股民所扮演的就是“跑步送钱”的角色。
     
      萨氏的上述精彩、精辟结论,丝毫也不能打消和阻挡无知者和不智者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决心和脚步。
     
      悲惨,这就是无知者和不智者注定的命运。
     
      “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具有过多的厂商不是理想的情况,因为,它浪费资源和造成亏损。”
     
      没头苍蝇,总是乱撞。完全竞争这个属性,并不能自动筛选、过滤、甚至屏蔽掉过多的厂商。
     
      这里的“理想”,其实是没有明确主体的,它一定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这恐怕也只能是上帝的理想。
     
      在现实世界中,浪费和亏损,难道是可以避免的吗?
     
      “但是,在这种竞争状态下,消费者由于价格较低而得到部分的好处,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为过多的生产者所蒙受的亏损。”
     
      消费者得到的好处与生产者蒙受的亏损,确实可以认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真正打败、击垮一部分生产者的却不是消费者,而是另一部分生产力水平或者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者。
     
      “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厂商数目长期过多的病态行业中,市场的竞争是相当不完全的。由于小企业是效率不高的生产者,它们的价格并不便宜。它们不去进行价格竞争,而倾向于索取相当高的价格和单纯地分割市场。”
     
      请看清楚:是“长期过多”。如果“过多”的现象居然可以“长期”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又何“病”之有呢?难道是患了“慢性病”吗?
     
      市场竞争是否完全,是以竞争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大多数小企业很可能都是“效率不高的生产者”,而且,“它们的价格并不便宜”。它们为什么“不去进行价格竞争”,反而“倾向于索取相当高的价格”呢?它们之所以能够以较高的价格成交,恰恰就是因为它们分割并占据了各自的市场份额。换言之:还真就有消费者出于各种原因愿意去买它们的账。如果没有一定的销路或者销量,那么较高的成交价格也就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了。
     
      楼下、街边的便利店,卖的不是商品,而是“便利”。消费者恰恰就是在为了得到“便利”而付费。
     
      两厢情愿、皆大欢喜。敢问:何憾之有?
     
      “在上述自由进出的销售者为数众多的不完全竞争形式中,竞争的经济后果可能比完全垄断的情况还要糟:不仅价格太高,而且宝贵的资源也被浪费掉,因为每家厂商都拥有多余的闲置的设备和人力。这种情况的坏处有三:生产者蒙受亏损、资源被浪费和向消费者索取的价格太高。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坏处,即:生产者蒙受长期的亏损。”
     
      企业对于某一些行业而言,进入是自由的,而退出则通常是被迫的。
     
      当然可以对不同竞争模式的经济后果到底孰优孰劣作出评判,但是,这样的结论也只是具有理论意义,而丝毫也不会具有现实意义。道理相当简单:肯定不可能因为后果较差就可以人为消灭某种竞争模式。
     
      价格到底是不是太高?资源到底是否被浪费?设备和人力到底有没有多余的闲置?现实是最好的答案。有这样一句著名的哲言:存在即合理。某种现象长期、持续的存在,这就是其具有充分合理性的最佳证明。
     
      真的是糟的很吗?恐怕是好的很吧!
     
      智者说愚者糟的很,而愚者却说自己好的很。他们到底谁说的对呢?愚以为:愚者的状态,智者自然很看不惯、很看不上,但是,愚者的状态却不会因为智者的看不惯、看不上而改变。请不要拿智者的状态去评价愚者的状态。愚者很可能就应该、也只能是那样的状态,那很可能就是愚者的最佳状态。
     
      我晕!“生产者蒙受亏损”与“生产者蒙受长期的亏损”,是两种不同的坏处吗?尽管在它们之间的确有着字词的差异,除非“长期”一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顾客们现在只要走三个而不是四个街区,等待的时间也少一些。这些都是由此而带来的好处。但是,应该注意:在大多数城市中,从来没有真正给顾客们以选择的机会,使他们可以走远一点的路去理发,而支付由于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利用而收取的较低理发费。”
     
      少走路、少等待,这些可都是看得见的好处、可都是摸得着的利益。拜托!人们当然应该为自己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货真价实的利益而支付相应的代价。
     
      从北京的西单到东单去理发,通常价格都不会更便宜,尽管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省钱的话,那么熟悉北京城市风貌的人一定会嘲笑:这个人的脑子可能是进水了。
     
      请千万不要说没有得到真正“选择的机会”。既然决定生活在北京,那么就意味着已经作出了必然需要支付较高生活成本的选择。如果不是向城市中心、而是向城市边缘甚至城市外围运动的话,那么当然有机会去选择较为廉价的理发去处。只是不知道节省的理发费用是否足以弥补交通成本(金钱和时间)。
     
      有没有搞错!“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利用”是相对于生产能力未得到有效利用而言的优势。这一点与理发店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必然关系。决定理发费的因素有很多,仅这一点恐怕还不足以导致相对低廉的价格。
     
      爆料一下鄙人的理发情况。
     
      近几年以来,我都是在自家居住小区里解决理发问题。那是一个露天的理发摊,由一位退休的理发师(男性)提供服务。步行一分钟、等待一分钟(如果人多,我就回避),平均一个月一次,每次五元、大约五分钟。我的发型极其简约:头顶是用三毫米的“卡尺”(搜索一下,您就知道)扫平,下部三面近乎剃光。
     
      这就是我的极简生活的真实写照之一。
     
      3. 寡头的祸害
     
      “即使没有政府的调节,在分摊成本巨大、成本递减和产品完全相同的行业中,厂商往往认识到:竞争是两败俱伤的。因此,不论用暗中默契或公开协议,厂商都试图规定一致的价格,使共同的总利润最大。”
     
      厂商的这一重要认识与政府是否调节毫无关系。
     
      产品完全相同,是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竞争是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
     
      唯有恶性竞争,才会产生两败俱伤的结果。良性竞争,应该会产生共存共荣的结果。
     
      达成价格同盟的方式,有可能是“暗中默契”,但却肯定不会是“公开协议”。除非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各种秘密的委员会,一方面防备司法部的执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律师们,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某一行业的暗中削价的唯利是图的人施加惩罚。”
     
      在自我标榜为法治社会的美国,干这种事情必须是“秘密”的,而绝对不可能是公开的。
     
      好一个“唯利是图”!看这话说的,好像那些达成价格同盟的厂商们都视金钱如粪土、都从不唯利是图似的。
     
      各种所谓的“委员会”真的敢对本门异类(即“暗中削价”的厂商)“施加惩罚”吗?难道就不怕被惩罚的人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情都给举报到官府去吗?那些目光敏锐、嗅觉灵敏的司法部的执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律师们,可不是吃闲饭的。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在偶然的场合,由于情况的变化或新厂商的进入使现状遭到破坏,可能爆发新的价格战——一直延续到交战各方再一次得到教训,从而该行业的规范得以恢复为止。”
     
      既然两败俱伤、玉石俱焚早就已经成为定论了,那么为什么还有可能会“爆发新的价格战”呢?应该完全就是侥幸心理使然:我能、我敢降价,如果对手不能、不敢跟进呢?那我不就赢了吗?不论什么手法,强者通常都会战胜弱者。价格战,确实可以成为某些厂商针对另外厂商的杀手锏——商战利器、制胜法宝。
     
      相持不下、两难取胜,这就足以说明竞争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如果走到了这一步田地,那可真是悔不该当初错打了算盘。其中的教训是:战法没问题,对象没选对。是否发起价格战,不在于“偶然的场合”——“情况的变化”或者“厂商的进入”,而在于是否正确选择对手。
     
      “在评价寡头时,我们必须看到,公司为它们已经投入的资本谋取丰厚利润的欲望有时是与消费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生产者与消费者是互为交易对象的关系。在交易中,他们获得实现的利益均来自于对方,而不是自己。在理论上,生产者的愿望是——质次价高,而消费者的欲求则是——物美价廉。他们的利益诉求注定永远是背道而驰的。尽管通过交易他们各自的利益都有可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
     
      交易本身的性质就是:零和游戏。零和游戏的本质就是:双方之和的总量既定(即为“零”)。因此,不是你多、就是我少——你多的,也就是我少的。
     
      “也许某一行业过去建立的生产能力过多了,但这并不能成为价格继续偏高,产品数量继续偏少的理由。”
     
      我晕!产能过剩的行业,其产品还怎么可能会“价格继续偏高”呢?又怎么可能会“产品数量继续偏少”呢?唯一合理的结果就是:减产甚至停产。
     
      “被工商业者认为是破坏性的、割喉式的和导致破产的竞争,实际上可能是使多余生产能力投入生产或减少多余生产能力的唯一手段。”
     
      都已经是“破坏性的、割喉式的和导致破产”的结果了,那还奢谈什么“使多余生产能力投入生产或减少多余生产能力”呢?既然是死路一条,那最好还是选择安安静静的走,可别轰轰烈烈的亡。跳楼自杀砸死路人,这也应该算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既然已经犯了建造多余生产设备的错误,社会就不应该错上加错,不对这些设备加以最有利的利用。”
     
      请问:应该如何“对这些设备加以最有利的利用”?该不会是让这些多余建造的生产设备开足马力、全速生产吧?
     
      模仿造句如下:既然已经做了犯罪的各项准备工作,社会就不应该错上加错,不对这些准备工作加以最有利的利用。
     
      “亏损和正常水平以下的利润虽然听起来使人感到不舒服,却是自由企业制度减少多余生产能力的方法。”
     
      拜托!“减少多余生产能力”与“亏损和正常水平以下的利润”,在此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难道停工歇业不比继续赔本经营效果更好吗?
     
      “在完全竞争的行业,当需求向左移动时,P会下降。利润会大大降低。虽然如此,竞争的Q不会下降很多,而且会按照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售。消费者确实从生产者的损失中得到好处。最后,产量总会与新的需求相适应。”
     
      把“需求向左移动”翻译为“人类的语言”就是:产量(即Q)下降。
     
      产量下降并且价格下降,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用北京方言来说就是:这种产品不太招人待见。即使是降价,也不会发生抢购。因此,绝对不会出现产量下降就自然导致价格上升的结果。
     
      产品不变、价格下降,如果生产者的利润降低的话,那么消费者按理就应该能够从中获益。
     
      在理论上,产量应该永远与现实的需求相适应。
     
      “和上述情况不同,在寡头行业,价格趋于稳定,而产量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动。设备的一部分闲置不用;产品的价格并没有由于想吸引出更大的需求量而便宜下来。”
     
      请问:产量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动”呢?在“产量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为什么价格居然还会“趋于稳定”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晕!并没有便宜下来的产品价格,又怎么可能会“吸引出更大的需求量”呢?
     
      不是萨氏表述有问题,就是鄙人理解太愚钝。
     
      二、有活力的研究和垄断
     
      “任何事物都不全是祸害。”
     
      这一命题应该可以成立,而与哲学上的辩证法无关。换言之:应该不会找到任何一个反例。
     
      “在各个行业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型式,即:由于某家厂商的技术效率、专利、商标和宣传的口号,它对它所在行业的价格具有一定的控制。它的‘垄断利润’被重新投入研究和广告宣传,从而它总是在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
     
      基于技术、专利和商业秘密等而形成的垄断,不仅正当,而且合理。对于这种垄断,法律必须予以保护。
     
      商标,是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认牌购物,合情合理。但是,请千万不要搞错从而舍本逐末:购买的可是商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商标本身;具有真价值和吸引力的可是商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商标本身。对于那些胆敢自己砸自己牌子的经营者,消费者可要擦亮眼睛。
     
      广告,不过就是公开的“忽悠”罢了。希望那些愿意跟着广告去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人,能够清晰区别在广告中出现的客观信息与主观信息。理性消费者从广告中得到的应该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民谚:一分钱,一分货。质高价高,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价太高的话,也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不能够完全操纵市场价格的厂商,如果任性抬高价格的话,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全某德”和“狗某理”,就是例证。
     
      企业要想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说一千、道一万,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过硬的质量,合理的价格。
     
      “由于研究和广告费用很大而它们的效果又是成倍扩大的,所以成功导致更大的成功,利润导致更大的利润。”
     
      还象样子的研究和说得过去的广告,费用都会很大——门槛相当之高。
     
      只有成功的研究和有效的广告,才会使最终效果成倍扩大。反之则不然。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把钱都用来打水漂了。
     
      成功,可不能必然导致成功;利润,可不能必然导致利润。
     
      正确的表述:成功,更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成功;利润,更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利润。
     
      “因此,小厂商认为:它不能和上述大公司长期进行有效的竞争。换言之,科学研究很可能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上才会有经济效果,而小厂商是得不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的。”
     
      那还要看此处的“有效的竞争”,究竟是指什么意义上的竞争。同一行业的小厂商与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似乎不是相同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数量的竞争,但却完全有可能是口碑、信誉和利润(当然是利润率而不是利润额)的竞争。
     
      小厂商根本就不需要也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科学研究自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可不能算是小厂商的悲哀和不幸。
     
      “虽然如此,当约翰·朱克斯追溯本世纪比较重要的发明的来源时,他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发明来自大公司的实验室。”
     
      发明,可能也仅仅就是因望文生义、浮想联翩而感觉有点儿“高、大、上”。同为国家,摩纳哥、梵蒂冈与俄罗斯、美利坚,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萨氏非常小心、谨慎的用“比较重要”来修饰限定发明,使这一结论看起来既合乎情理又确实有点儿出人意料。
     
      须知:发明与科学研究,也远远不可同日而语。很多发明,单打独斗即可完成;而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科学研究,则非“大公司的实验室”不能毕其功。
     
      “名牌啤酒之所以能持续畅销,原因在于全国范围的广告宣传使人们认为它的品质优良。”
     
      开什么国际玩笑!
     
      如果仅仅广告宣传就能够使人们认为产品的品质优良的话,那么人们的脑子里得进了多少水呀!
     
      如果我斥巨资做广告,宣传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难道人们就会因此而信以为真吗?
     
      客观而言:有一些啤酒厂商根本就不具有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广告宣传和开展产品销售的经济实力。有很多消费者之所以购买某一品牌的啤酒,并不是因为认为其“品质优良”,而是因为选项太少、资金有限或者先入为主。
     
      “很多的肥皂广告是用来巩固某一牌子的肥皂销路,而不是为了扩大肥皂的使用和提倡清洁卫生。”
     
      根本就不应该将不恰当的功能强加于商业广告。经营者做广告当然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销路,至于使用肥皂和清洁卫生,那完全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广告当然不宜涉及。
     
      “然而,在许多情况中,很难区别某一科学研究是为了技术革新还是为了推广销路。”
     
      拜托!难道科学研究还能够有助于“推广销路”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一定是指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
     
      “回过头来再看熊彼特对于垄断者在有活力的技术革新上所作的贡献的歌颂(第六章)。然后把这种歌颂和那种认为我们许多最好的发明来自小企业、政府、单干的发明家和大学研究机关的观点加以比较。实事求是的读者会感觉到:这的确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垄断者,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技术革新的贡献者,却是不折不扣的褒义词。
     
      发明,肯定不会来自于政府,而有可能会来自于政府所属部门或者单位(例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发明来源的多样性,这很可能就是事实。
     
      鄙人作为一位追求实事求是的读者,面对这样的事实,会很自然的感觉到:这的确是一个说得清的问题。
     
      “在承认上述某些厂商所取得的效率和进步的同时,批评者也提出论点,认为:如果提高效率的全部好处都能为消费者所享受或者被再投入旨在技术改良而不是单纯增加利润的研究,如果把钱较少地用之于‘为了卖肥皂而上演的庸俗歌剧’和有惊险场面的戏剧,较多地用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而不是有专利权的新奇玩意,那末,整个社会所得到的益处也许还要大一些。”
     
      企业提高效率的全部好处,到底是否都能为消费者所享受,这显然不是由企业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情。
     
      技术改良,显然需要科学研究;而增加利润,则似乎无需进行科学研究。
     
      厂商之所以把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作秀”(即广告宣传)上,就是为了能够将花费了巨额资金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而生产的产品更好的推向市场、实现盈利。
     
      把用来造大炮的钱都去生产黄油,其结果未必是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黄油,而很可能是只能得到更少的黄油,甚至是根本就得不到黄油。
     
      马与鞍,缺一不可。
     
      请看清楚:有很多专利,其本质不过就是——“新奇玩意”。
     
      “很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是每个公民都必须作出自己判断的有争论的问题。在对垄断进行控制时,我们到底损伤了多少积极性?尽管如此,我们在今天已经毫无疑问地认为:新工业国中的巨型企业必须置于毫不松懈的政府的检查和监督之下。”
     
      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判断结果,很可能不一样。这种现象不仅是正常的,也几乎是必然的,而且是无法改变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到底什么是垄断?成因是什么?是否会有不同?是否需要对不同成因的垄断都进行相同的控制?垄断与积极性,此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政府监管对企业垄断是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但是,这种监管对政府庇佑、庇护下的垄断却是失灵的。
     
      三、如何对付垄断因素导致的不完全性
     
      “如果我们把自由进入某一行业的障碍限制在最低限度,那末,对于潜在和实际的竞争的惧怕有助于压低寡头的价格。”
     
      既然是“自由进入”,那又何来限制“障碍”呢?
     
      请问:进入的“障碍”,到底是谁设置的?“障碍”的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限制”的行动,到底是谁实施的?
     
      请千万不要告诉我: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政府。
     
      请看:真正压制寡头的,不是政府,而是竞争对手。
     
      “如果政府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政策,对于旨在规定高价和控制供给的最隐蔽的相互勾结的行动毫不宽容,那末,寡头会感到非常难于把它们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之点置于远远高于社会的真正的边际成本之上。”
     
      如果抛开“如果”二字的话,那么政府显然没有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政策,而且对寡头们的不法行动也予以了宽容。这其中的原因,可就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了。
     
      其中的“控制供给”,仅仅只是手段;唯有“规定高价”,才是真正的目的。
     
      寡头们要想达到非法目的,不能单干,需要联合。单个寡头并不能兴风作浪、翻云覆雨。
     
      我相当怀疑:在现实中,寡头们真的都知道甚至通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确切含义吗?难道他们真的都会在曲线图上操演“置于”的手法吗?
     
      至少,我已经晕菜了。
     
      “某些经济学者——如芝加哥大学的乔治·J·施蒂格勒——主张:大厂商应被拆散为许多小单位。”……“他认为:今天的许多巨型企业是厂商合并的后果,而这些合并的目的不在于生产的效率,而在于以垄断的方式控制市场价格。”
     
      好一个“拆散”!这话说的可是真够轻巧呀!对于超级巨大的厂商而言,其身体也许是可以被拆散的,但是,其心思却是无法被打消的。暗中密谋、恶意串通,那可是不能也无法阻挡的。
     
      兼并和重组,似乎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关于企业的规模问题,早已有经济学家进行过精彩论述,此不重复。企业合并的目的,显然在于提高盈利的效率(其中就包括生产效率)。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可以控制市场价格的垄断地位,那可就是相当不确定的小概率事件了。
     
      “政府的调节和国家的反托拉斯法是混合经济制度用以提高价格制度的作用的主要武器。这是一个正在发展和不断变化的领域。”
     
      政府干预市场、权力介入权利,这可都是典型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进行的——“太极推手”。
     
      请教萨氏:何谓“价格制度”?如何形成“价格制度”?为什么要“提高价格制度的作用”?
     
      政府和国家,到底应该干点儿什么,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正在发展和不断变化的领域”。
     
      四、对公用事业的调节
     
      “为了说明政府能够怎样对付垄断,我们可以仔细考察由州行政机构发给执照的并由政府调节的垄断。”
     
      我晕!“由州行政机构发给执照”,这到底是政府“对付”垄断,还是政府制造垄断呢?这到底是政府“调节”垄断,还是政府产生垄断呢?
     
      “‘公用事业公司’包括煤气和电力公司、电话和通讯、铁路和其他交通运输企业,等等。”
     
      在今日之中国,有一个近似的名词——公用企业(似乎都是也应该是国有企业)。
     
      愚以为:凡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确实可以也应该由国家(通过适当的代理人)来经营。当然可以也应该企业化运作,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定是:零利润(不是指毛利润,而是指净利润——既不亏损,也不盈利)。换言之:绝不允许从中牟利。这样的事业,私人恐怕也不愿意介入。最为重要的关键之处就是:这样的事业,也不必担心其会形成垄断。
     
      国家权力,由国家垄断。难道这种垄断还需要被打破吗?
     
      至于公用事业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尚可不断研讨、论证。
     
      “由于一个地区具有两家电话公司似乎是不经济的,所以独家经营的执照总是颁发给一家公司。”
     
      请问:“地区”,到底有多大呀?有标准吗?
     
      请问:如何判断“是不经济的”或者是否“经济”?
     
      请问:一家电话公司的规模与一个“地区”的范围,如何才能够实现完美匹配?
     
      颁发一张执照,其中的“猫腻儿”可不要太多了!
     
      “为什么同一办法不应用于牛奶站?——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放松一下、开个玩笑:这个“古怪刁钻”的问题,被“老奸巨猾”的萨氏(时年六十一岁)轻易就给滑过去了。
     
      如果换一个提法:为什么同一办法不应用于餐馆、发廊?这恐怕就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了。
     
      “在准许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独家经营之后,国家采取步骤,通过规定最高收费标准来保护消费者。这通常由公用事业委员会来加以执行。该委员会规定每一种劳务的最高价格。”
     
      收费价格,上有封顶,这就决定了最高利润率(即使是在降低成本方面还可挖潜、还有文章可作)是不可突破的。
     
      独家经营的公用事业公司需要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换言之:在利润率方面,该公司不能有太多的想法、更不能有太多的做法。要不然,就别玩儿。
     
      若从事其他行业,则通常没有这样的限制。愿意参与这一游戏的公司,应该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规定最高收费标准,其目的并不单纯是“保护消费者”,而同时也是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规定这种价格时,该委员会习惯于选择某种能给予公用事业公司的‘资本一个公道的报酬’的价格。通常选择百分之七、八、九的利润率作为公道的报酬。”
     
      这样的利润率,到底是公道还是不公道,答案可不取决于人心,而是受制于市场环境。
     
      客观而言,这样的利润率肯定比上不足,但却比下有余。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应该对自己的实力和竞争能力有清醒的判断。
     
      适合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保证’公用事业公司获得固定的报酬,会向人们提出如何促使公用事业公司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问题。”
     
      旱涝保收的结果就是——不思进取。在能够“保证”利润率的情况下,公司自己没有动力去“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这一点恐怕还是需要由外部力量来制约。
     
      “美国的法院一直在原有的成本和重置成本之间徘徊。只要一般价格水平没有变动,二者的差别不大。然而,当价格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大为增加时,重置成本比原有的成本导致较高比例的报酬。在价格下降期间,后果相反。”
     
      美国法院的手,伸的还是蛮长的嘛!在有关“公道的报酬”这一事务上,不仅要过问,而且还要插手。
     
      但这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难题。在原有成本与重置成本这两种标准之间,不要说法官了,就是经济学家也是难以取舍和判断的。这可真够棘手的。
     
      不难看出:在实施“公道的报酬”的原则时,还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儿”的。其中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五、反托拉斯政策鸟瞰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托拉斯大发展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公司相互勾结、联合在一起,以便限制产品供给和提高产品价格(经常把不同厂商的有选举权的股票置于‘托拉斯’协议的控制之下,以采取共同行动和分享利润)。小公司肆无忌惮地合并成大的联合企业。削价贱卖的人受到竞争对手的野蛮报复。巨大的操纵和利用股票市场的投机取巧活动到处出现。”
     
      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有产者或者资产者,就已经自觉的大规模的联合起来了!他们高涨的热情和冲天的勇气、他们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纪律,无不使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
     
      一个资本家,已经比较强大了。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能够联合起来的话,那么世界将会怎样?
     
      在天有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位先生,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我就纳闷儿了:只要是一涉及到金钱或者利益,怎么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瞬间被调动、被激发起来呢?
     
      中国古训:人心齐,泰山移;兄弟同心,其力断金。
     
      我不怀疑大大小小的公司可以联合在一起共同赚钱,而只好奇它们是否能够顺顺利利的和平分赃。
     
      庞大组织的管理成本,那可是相当之高的。
     
      无产者与有产者,在事关联合的很多操作手法、工作套路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刚刚发展并且不断壮大的有产者或者资产者群体,正在走着他们异国前辈的老路。
     
      他们,别无选择。
     
      中国,别无选择。
     
      从青春期发育到更年期,个人——别无选择。
     
      从较低的社会形态进化到较高的社会形态,人类——别无选择。
     
      “长期以来,传统的习惯法一直禁止垄断者之间的相互勾结。这种原则也经常被用来反对那时的年轻的工会运动。”
     
      相互勾结、恶意串通,已经具有了为正直、善良人们所不齿、反对的悠久历史。
     
      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工会运动,自然也应该在“垄断者之间的相互勾结”的禁绝之列。他们所垄断的,不是资本,而是劳动。
     
      “为了保护低效率的企业使其不受高效率的大企业的竞争,国会通过了反对连锁商店的鲁宾逊—帕特曼法(1936年)以及与此有关的旨在实施‘维持零售价格’协议的米勒—泰丁斯法。”
     
      您肯定没有看错!的的确确就是通过立法——“保护低效率的企业”。
     
      这样的举措,似乎也是说得通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弱势,这本身就可以成为文明人类的——保护对象。先进,需要鼓励;落后,也需要保护。
     
      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不同,在注入了文明基因的社会选择中,每一个无辜的弱者,都有存在的权利。
     
      正当的竞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禁绝的。胜出者,一切好说,自不待言;落败者,未必直接淘汰出局,制度至少要保证其能够底线生存。
     
      “执行反托拉斯法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被放之于法律学上的考虑,而不是放之于经济现实。制裁的对象一直是垄断的行为,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垄断。两家较小的厂商采取一致的行动会比一家大厂商持续把价格以相同的程度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执法者经常强调的是事后的惩罚而不是避免不良的市场行为的出现,或者避免不良的市场结构的出现。不良的市场结构(本身)和不良的或不合理的市场行为往往没有被法律工作人员严格区别开来。”
     
      此处的“法律学”一词,很可能是翻译有误。作为法学专业人士的鄙人认为:当然应该翻译为——法律。法学(即“法律学”——关于法律的科学)对应的是理论,而法律对应则是现实。
     
      执法者在执行法律时的主要注意力,当然应该放在法律现实上,而不太可能甚至也不太应该放在经济现实上。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的专业所限。
     
      法律的本质是一种行为规范。因此,法律制裁的对象就只能是行为,而不可能是某种现象。
     
      暗中合谋、恶意串通,这是一种相对于有节奏、有步骤的持续涨价而言更易于识别和认定的违法行为。
     
      有没有搞错!执法者的职责就是执行法律——规范那些已经发生的行为。恰如: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不是使人们避免疾病的发生。
     
      避免某种不良行为或者不良结构的出现,那可是立法者——规则制定者的责任。尽管执法行为也会间接产生惩前毖后、杀鸡儆猴的效果。
     
      萨氏可能是思维短路了。恰恰是执法人员将不良的市场行为与不良的市场结构区别开来了,所以才会导致“制裁的对象一直是垄断的行为,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垄断”的情况的出现。
     
      “从这些反托拉斯的基本思想的不当之处,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者所关心的如何利用价格制度很好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和法官们所关心的谁是罪犯、谁是受害人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
     
      既然经济学者与法官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那么又何来其中一方的“不当之处”呢?更何况,执行反托拉斯法的行动恐怕还远远上升不到“基本思想”的高度吧。
     
      其中的“价格制度”,似乎应该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形成的产物。如果如何产生价格制度尚没有搞清楚、说明白的话,那么又何谈“如何利用价格制度”呢?
     
      “一切珍惜社会必须依赖分散的市场和经济效率的人应该赞赏这种有助于减少竞争的不完全性的政府干预。”
     
      市场,未必需要分散,但务求要自由。
     
      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就没有进步。
     
      社会,需要竞争,更需要有序的竞争。
     
      政府,可以干预,请该出手时再出手。
     
      人们应该珍惜自然的恩赐,人们应该遵循自然的法则。
     
      六、反托拉斯政策简史
     
      1. 谢尔曼法(1890年)
     
      “但是该法没有经过很多讨论便被采纳,甚至没有引起很多赞成方面或是反对方面的注意,从而,除了对于‘企图垄断’的反感之外,看不出任何人对于区别合法或违法的行动具有清楚的想法。”
     
      这就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法律的真实状况。与今日中国法律的状况,很有一些相似之处。
     
      如果有些法律在通过之前讨论很多而该法却讨论很少(即并非所有的法律在通过之前都讨论很少)的话,那么就足以说明:要么该法是很不重要的,要么该法是没有争议的。
     
      如果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的话,那又怎么可能会知道有“很多”赞成方面与反对方面呢?
     
      前文已述,法律只能规范行为,而不能规范想法。因此,“企图”干什么是不应该受到法律约束的。
     
      区别合法与违法竟然能够成为难题,足见该法行文表述是相当抽象概括、简陋粗疏的。不用猜测、无需含糊,这也恰恰正是今日中国法律之鲜明特色之一。
     
      “在宣判这些声名狼藉的垄断者有罪时,最高法院宣布了上面提到过的‘合理的准则’,即:只有不合理的对于贸易的限制(协议、合并、掠夺市场或类似行为)才属于谢尔曼法的制裁范围,从而才被认为是违法的。”
     
      该不会是因为“声名狼藉”,所以就当然、铁定可以认定是违法或者有罪的“垄断者”吧?
     
      请看清楚:关键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合理”,而不在于——是否合法。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字,就足以把一切问题的判断标准都给模糊化而非明确化了。
     
      “虽然E·柯达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显然是接近垄断的组织,但最高法院根据它的‘合理的准则’而宣判它们无罪。该法院认为:这两家公司并没有对它们的竞争对手使用可以看到的强制性或进攻性行动来取得它们的垄断地位。”
     
      不能不对美国最高法院“太极推手”——忽悠、扯淡的神功绝技深表叹服!
     
      显而易见:这两家公司通过合谋已经是“接近垄断的组织”了,甚至也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
     
      美国的最高法院拥有一件无与伦比的强大神器、自产自用的无敌法宝——自己可以制定规则(就包括“它的‘合理的准则’”)。只要是有了这个玩意儿,它就可以翻云覆雨、上下其手、为所欲为、无所不能!
     
      到底是不是“可以看到的强制性或进攻性行动”?还不全凭法官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轻松搞定了。
     
      如此这般的法治国家,也真是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合理的准则’的说法几乎使反托拉斯政策毫无效果,如美国钢铁公司案件(1920年)所示。”
     
      弹性标准,就必然会产生“弹簧手”——可以任意伸缩、控制长短的权力之手。
     
      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在可以任性、随意解释的司法者手里,就会被完全架空了。
     
      当然,法官貌似率性而为的各种举止也肯定是有着深刻、深厚的现实原因的。在很多情况下,法官不过就是棋盘上的棋子、就是舞台上的傀儡罢了。
     
      诉讼,绝对不仅仅只是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真正的主角,往往并不会出现在法庭之上。
     
      “虽然J·P·摩根通过合并而形成这家巨型公司,虽然它在开始时占有百分之六十的市场,但最高法院却认为:企业规模的大小本身并不构成违法行为。这就再一次说明,对于法律人员而言,构成违法行为的似乎是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
     
      没错,“企业规模的大小本身并不构成违法行为”。但是,当其规模已经大到“占有百分之六十的市场”的程度的时候,这就足以形成垄断之势了。
     
      特别注意:形成垄断状态的“合并”,这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行为”。进而就完全有可能被定性为——违法行为。
     
      请不要搞错!指鹿为马、信口开河,这可不是“法律人员”的专属特权、专有特色。
     
      “一直到三十年代,在柯立芝和胡佛的亲私有企业的政府之下,反托拉斯法的执行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请看:有总统出山、有政府坐镇,依旨、奉命而扭曲执行法律之人,何惧之有?何过之有?何罪之有?
     
      中国民谚有云:冤有头、债有主。
     
      2. 克莱顿法(1914年)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
     
      “该法(即克莱顿法——笔者注)禁止旨在减少竞争的区别对待的价格和‘束缚性的契约’(在该契约中,你强迫买者或卖者只能和你单独一家作交易)。它禁止人们建立旨在减少竞争的连锁董事会以及为了同一目的、通过收购竞争者的普通股票而进行的合并。”
     
      我晕!“区别对待的价格”,怎么会“旨在减少竞争”呢?难道不应该是——旨在加强竞争吗?难道不同商品的价格不恰恰就应该——区别对待吗?
     
      能够强迫买者或者卖者只能与之单独一家作交易的企业,那得是什么豪横的企业呀?
     
      好一个“连锁董事会”!真应该进行一番名词解释。
     
      这已经不是颇具中国特色的“限购”了,而分明已经是——禁购了。收购合并,此路不通。
     
      “和过去的特别被用来反对劳动者结社的习惯法不同,克莱顿法具体地把劳动置于反托拉斯法所涉及的商品之外。”
     
      请问:劳动是商品吗?商品到底是什么?这可能不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鄙人对此类问题颇有一番心得,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论资本——批判〈资本论〉第一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对于一部旨在反不正当竞争的反托拉斯法,其所涉及的内容除了行为之外,还有商品。
     
      “在今天,许多批评劳动者的垄断力量的人主张用新的反托拉斯法来对付工会;然而,许多研究工会的专家认为,这会使工会的不妥协的行为更为增加,而不会减少。”
     
      毫无疑问:劳动者联合的力量也可以形成——垄断。
     
      试问:这样的垄断,是否也应该在反对之列?
     
      同样毫无疑问:国家的权力也是垄断的。
     
      同问:这样的垄断,是否也应该在反对之列?
     
      请问:难道反托拉斯法不会使企业的“不妥协的行为更为增加,而不会减少”吗?
     
      所谓的专家的高论不过就是:能够反对的,就反对;不能够反对的,就别反对了。
     
      “1914年还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本来准备授予它进行调查、举行听证会和作出停止营业的判决等方面的权力。但是,法院通过条文解释而取消了它的大部分权力。”
     
      请问:这个所谓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到底是由谁、根据什么设立的?难道它还可以被授予“判决”的权力吗?
     
      请看:美国的法院简直就是牛气冲天、不可一世,自己仅仅“通过条文解释”就可以“取消”某个看似国家机关的机构的权力。其所拥有的已经不是解决纠纷、居中裁判的权力,而分明已经是最高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
     
      美国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可是真够任性的。
     
      “只是在1938年的修正案(惠勒—利)以后,该委员会才得到它的目前的主要职能——禁止不真实的和欺骗性的广告宣传。”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法律的“修正案”?会不会就是在该小节标题中所谓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呢?
     
      堂堂、赫赫、凛凛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名称足够威武、强大,难道仅仅只是主要拥有“禁止不真实的和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的权力吗?
     
      美国人所开出的法律玩笑,丝毫也不逊色于中国人。
     
      难道这个“修正案”就不会被法院“通过条文解释”给再次废黜了吗?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新政的行动主义
     
      “国会可以通过法律,法院可以执行法律,但是,如果司法部不提出执行法律的诉讼,那末,什么事也办不成。”
     
      拜托!美国的法院可绝对不仅仅只是“可以执行法律”,前文已述,居然还可以“通过条文解释”的方法而在实质意义上——创生规则(即法官造法)。
     
      不难看出:关于反托拉斯案件,美国实行的是公诉制度——由司法部代表国家对涉嫌垄断的企业提起诉讼。
     
      美国的司法部,显然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几乎每一起反托拉斯案件的背后,都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利益受到侵害的企业的强烈诉求。
     
      “例如,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在谢尔曼法通过以后还对该法表示反对意见并且拒绝根据该法提出诉讼。”
     
      言论自由、表达自愿,这些都无可厚非、不受指摘。但是,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却胆敢公然“拒绝”执行法律,这可就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堂堂司法部长却可以任性摆弄、玩弄、捉弄、愚弄法律,这样的美国,还好意思被认为是法治国家吗?
     
      “被宣判为违法的是垄断,而不是单纯的垄断行为。”
     
      在确认违法并追究责任时,必须锁定两个要素:主体及其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垄断,既不是主体,也不是行为。宣判垄断是违法的,这完全就是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
     
      除非萨氏意欲表达的是:非垄断行为也可以导致垄断结果。
     
      “很显然,适当地行使垄断力量是过平安无事生活的唯一方法。”
     
      由此观之:单纯的垄断,并不是问题。只有过度、无度的垄断,才会引来杀身之祸。
     
      中国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七、现代的反托拉斯政策
     
      “由于克莱顿法仅仅禁止通过购买股票而造成的合并,因而在反托拉斯法中留下了一个漏洞,使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资产而进行合并。”
     
      这不能被认为是立法者顾此失彼,而只能被认为是取巧者投机钻营。
     
      1950年通过的塞勒—凯弗维尔反合并法堵塞了这一漏洞。
     
      漏洞,也许还会接踵而至。
     
      有限的法律无法应对无限的问题,这原本就是法律制度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
     
      “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在勃朗鞋公司案件(1962年)中竟然认为:凡能取得百分之五的市场控制权的合并,都会加强‘国会所企图避免的那种寡头控制’。”
     
      好一个法官的“认为”!请问:“百分之五”的标准,到底是如何确定的?是突发奇想、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老谋深算?具有规则效力(即能够规范主体的行为)的这一标准,到底能否出自于一个法官之口?
     
      “我们可以把这个说法和过去最高法院所说的可以容许占有百分之六十到六十四的市场加以比较。”
     
      也许,并不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很善变,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快。
     
      因变而变,本无问题。但是,能够作出相应规则变化的主体,却不应该是任意的主体,至少不应该是适用规则的主体(例如:美国的最高法院)。
     
      八、混合联合及其反响
     
      “一个行业中的一家公司和另一个毫不相关的行业中的另一家公司相合并被称为混合联合。”
     
      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家企业,为什么要合并呢?原因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意欲获得在各自行业里的垄断地位。只有变得强大,才能使垄断成为可能。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政府对于伯利恒和杨斯顿两家钢铁公司拟议中的合并所进行的诉讼。”
     
      我晕!伯利恒与杨斯顿,分明是“两家钢铁公司”,分明同属一个行业,那又怎么能够算是混合联合呢?
     
      “在帕布斯特案件(1966年)中,仅仅对于厂商巨大的规模本身的惧怕——与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的考虑无关——就被沃伦·伯格(以后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法官用来反对合并。”
     
      相当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中,也丝毫看不出来可以算是混合联合的任何迹象。
     
      由此可见: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强大能量,是多么的令人不寒而栗!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推论出:在1966年(至少在1965年之前),沃伦尚未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但是,请诸位回看萨氏就在不久之前的表述:“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在勃朗鞋公司案件(1962年)中竟然认为:凡能取得百分之五的市场控制权的合并,都会加强‘国会所企图避免的那种寡头控制’。”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推论出:至迟早在1962年,沃伦就已经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了。
     
      诸位请看:是否出现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愚以为:在如此简单的事实问题上,极有可能是翻译出现了某种状况。
     
      “反托拉斯司的诉讼也成功地攻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和芝加哥粮食交易所的固定佣金制。”
     
      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了!难道这些活动也可以算是混合联合吗?也可以算是垄断吗?
     
      “例如,林—谭科—沃特公司在开始时为一家飞机公司,然而很快就巧妙地使用该公司发行的各种证券收购了数十家公司——发行的各种证券包括:优先股票、可转换的优先股票、第二转换优先股票、可转换的债券、附有(也可以分开使用)购买普通股票凭证的债券。需要金融界中的爱因斯坦才能计算出来:如果所有的可以转换的证券都被转换成普通股票,那末,每张股票的真正价值要被冲淡到什么程度。(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沃伦·劳教授承认,他看不懂该公司的征股章程!)一家小规模的混合联合公司往往会接管现金充足的巨型公司,其规模比接管的公司大好多倍,而到最后,接管者却利用巨型公司的现金来收购巨型公司。三十来岁的神童们几乎能在一夜之间把数千元以滚雪球的方式聚集成千百万元。”
     
      从名称中可以猜测:该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中极有可能会有亚裔人士。
     
      在开始时,作为一家飞机公司的该公司,肯定不能算是——“一家小规模的混合联合公司”。
     
      好一个“巧妙”!仅仅通过发行各种证券就可以进行公司收购、企业兼并,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使用以纸张和油墨印制的证券凭证去换取其他公司真金白银的资产、权益,这无异于金融诈骗!
     
      有没有搞错!鼎鼎大名、赫赫威名的爱因斯坦,显然不是以计算出众、精于计算而显见功力、闻名于世的。
     
      基本经验和教训:证券形式与证券价值,存在着相当微妙的暧昧关系。
     
      好一个“看不懂”!请务必要搞搞清楚!“征股章程”,那可是要公开在阳光之下的!如果哈佛大学商学院没有用人不当的话、如果沃伦?劳教授不是南郭先生的话,那么就足以说明这个惊天骗局策划者的金融知识和能力绝对已经超过了几乎所有同行——其中应该包括专家学者和监管人员。
     
      好一个“往往会”!果真如此吗?至少我会对此表示高度怀疑。请问:以如此方式进行“接管”,难道“现金充足的巨型公司”就真的会无动于衷、心甘情愿吗?难道这就是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吗?难道这其中可能会没有不可告人的“猫腻儿”吗?这明显不合情理、事理、道理、法理呀!
     
      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那么那些一夜暴富而又立于不败的三十来岁的玩儿家们,确实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神童”!
     
      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们必定好景不长。
     
      这显然不是一个混合联合的事例。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神话传说。
     
      “每一次成功的收购都增加销售总量和每股的账面上的利润,从而使混合联合企业能用越来越少的现金作为成本来收购更多的公司。(账面上的利润往往是为了骗人的,因为,账面上的利润不过是略去转换股票的冲淡作用和玩弄账目计算的成果。这种办法把一次出售证券的利润当作重复出现的从经营中赚到的利润来对待,在账面上玩弄公司信誉并且把仅能在将来分期得到的收入虚报为目前的收入。特准公司和地产公司是使用上述种种手法的最坏典型中的两种。)”
     
      如果真的能够按照上述奇葩、诡异手法进行操作的话,那么所谓的“混合联合企业”每一次只需要很少甚至极少的现金作为成本就可以成功收购其他公司了。
     
      很显然,萨氏肯定已经识破了、拆穿了它们骗人的把戏。“略去”也好、“玩弄”也罢,要么是重复计算、要么是虚报收入,这些比较常见、简单的手法应该是不难被发现的,可天大的问题是:它们怎么就能够、为什么就能够如此操作而安然无恙呢?难道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熟视无睹吗?难道监管机构是形同虚设吗?
     
      我就纳闷儿了:在当今社会中,作为非实体经济的“电商”平台,它们惊人的超高市值到底都是由什么来支撑的?该不会也是“账面上的利润”吧?
     
      “当然,良好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加上适当的理财能力有助于开展任何方面的活动。”
     
      当然,上述方法和能力肯定不包括奇技淫巧、歪门邪道。
     
      这就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最为基础层面的必要条件。尽管它们都与企业的主营业务没有必然关联。
     
      一辆油箱泄漏的汽车,是不可能会跑得太远的。尽管它可能搭载了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动机。
     
      “东印度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的历史确实可以告诉我们:在不发达国家中,要想取得大公司那样的效率,唯一的办法可能是进行混合联合。”
     
      不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和赫德森湾公司的历史;重要的是:萨氏的结论。
     
      乖乖!在不发达国家中,企业“进行混合联合”的动机和结果居然是“取得大公司那样的效率”。这得是多么积极、正面的价值追求呀!
     
      由此观之:所谓的混合联合,并不是卑鄙无耻、败坏邪恶的代名词。至于到底如何通过混合联合来实现提高效率,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H·吉宁有天才,能在声名狼藉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领导之下经营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企业,那末,在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或将来的工业国这个相应的组织形式中,他是否可能成为计划专家的缩影或先驱者?”
     
      在这段引文中出现的人和事,应该是有典故出处的。
     
      吉宁到底有没有天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什么会声名狼藉?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一位企业家真的能够同时兼顾、妥善打理“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企业”的话,那么他(无关性别)就确实可以被称为——天才——商业奇才。
     
      所谓的“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空想、还是科学,恐怕还有待验证吧?
     
      所谓的“将来的工业国”,这显然是想象力过于贫瘠、预判力实在匮乏的表现。在将来,还怎么会有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相匹配的“工业国”呢?最最起码也得是——后“工业国”呀。
     
      计划,可能是“混合联合”的经营之道吗?计划,可能是市场的升级换代吗?
     
      “到七十年代,混合联合的气泡破灭了。混合联合公司的成长必须象连锁信那样,只有增长得越来越快才能不致走向幻想的破灭和崩溃。”
     
      只要是气泡,就一定会破灭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用较多的在后的增量资金去弥补较少的之前的资金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惨祸。这明显就是庞氏骗局、集资诈骗的节奏!
     
      “现在,‘混合联合’已经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由此不难推论:“混合联合”的模式至少曾经在过去是成立的、成功的。
     
      海市蜃楼,不是轰然倒塌的,而是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个弥天大谎,终于因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被彻底揭穿了。
     
      令人不无感慨的是:奇妙的“安徒生童话”,的的确确曾经在人间上演过。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奇葩皇帝,实实在在曾经耀武扬威的游走于热闹的街道。
     
      难道真会有人愿意去缔造虚幻的辉煌吗?这个可以有,这个真的有。
     
      “国会和公众都需要一个替罪羊,而混合联合正好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目标。”
     
      好一个“替罪羊”!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难道“混合联合”自身不恰恰就是罪魁祸首吗?它还要给谁去替罪呀?
     
      “巨大规模本身就是反对它们的理由,其根据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理论,即具有‘较大钱袋’的单位可以在讨价还价时占便宜从而摧毁它的竞争对手。”
     
      这个理由的理论依据确实是“过分简单化”了。巨大规模本身,显然不应该成为被反对的理由。至于“占便宜”的行径和“摧毁”的结果是否应该遭到反对,也不可一概而论。恰如自然界中的食物链,位于上层的动物会食用(其本质就是“占便宜”的行径和“摧毁”的结果)处于下层的动物,但是,这种状况应该被反对吗?更进一步:反对会有效吗?
     
      强大与弱小,都是客观事实。弱肉强食,的的确确是自然与社会双重法则。
     
      能够有效反对强大的,肯定不是弱小,而一定是更强大。
     
      能够制定游戏规则的,肯定不是强大,而一定是最强大。
     
      “惧怕‘互惠’——即:一家大企业向自己的所属厂商或其他大企业所属厂商购买产品,而后者又按照互惠的精神向前者购买,即使价格超过市场水平也如此办理——的情绪普遍存在于反托拉斯司和法院。”
     
      其中的“惧怕”一词,颇令人费解!难道不应该是敌视、仇视,甚至是制裁、打击等等这样的词汇吗?
     
      此处所谓的“互惠”,有可能已经涉嫌内部交易、关联交易、自我交易了。显然动机有问题:以超过市场水平的价格进行交易,明显有违基本的商业准则。
     
      “然而,施蒂格勒教授所领导的为尼克松总统而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互惠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而对混合联合的许多的敌视态度来源于神经过敏。那些想接管的人往往是一些没有后台的新来的‘圈子外的人’。他们不属于耶鲁大学的那些贵族会社,也没有被现在的企业界人士所认可。因此,他们的粗鲁行为特别为人所讨厌。与此同时,那些由于在过去根据少数选票就能进行统治而变为软弱无能和骄横自满的公司权贵们现在经常被迫进行改良,因为,他们惧怕那些能够较好地使用公司的资产的人把公司接管下来或把他们排挤出去。”
     
      教授与总统——进而专家学者与政治人物,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颇为复杂而且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政治人物,而不是专家学者。迄今为止,智力还不具备与权力掰手腕儿的条件。
     
      好一个“微不足道”和“神经过敏”!这一调查研究的结果似乎在表明:对混合联合的许多负面评价都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空穴来风的基础之上的。这明显是意欲给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混合联合翻案和正名的节奏。
     
      尽管那些对“那些想接管的人”的描述,很有可能是真实的。这就更加给人留下了悬念:那些粗鲁的、讨厌的家伙怎么就会成为“较好地使用公司的资产”的“接管的人”呢?
     
      请问:为什么那些权贵们“在过去根据少数选票就能进行统治”呢?又为什么会“变为软弱无能和骄横自满”呢?
     
      也许,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奇葩的混合联合居然能够产生迫使那些“软弱无能和骄横自满的公司权贵们”惮于压力、挑战(“接管下来”与“排挤出去”,此二者似乎不应该是并列关系,而应该是递进关系)而经常“进行改良”的意外效果。
     
      但是,所有这些都与混合联合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无关,都无法挽救混合联合必将、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接管,象破产一样,是大自然在生存竞争中排除枯木的手段之一。由此而可能出现一个较为公开的——或较为注重效率的——公司人员体制。然而,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也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达尔文式的丛林并不能保证得到快乐的结局。收买和操纵政府也许是混合联合企业所擅长的唯一拿手戏——如在阿连德统治智利和尼克松当政的时期中,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丑闻所表明的那样。”
     
      接管,明显不同于破产,断然不会“象破产一样”。前者是获得新生,而后者则是走向灭亡。
     
      有没有搞错!失去了生命的枯木,早已经退出了大自然的生存竞争。
     
      接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有可能会来自于“较为公开”或者(似乎也可以是——和)“较为注重效率”的公司体制(似乎不应该是“公司人员体制”)。
     
      愚以为:与此同时,如果有了“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也完全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换言之:“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其本身也完全有可能会大有问题——滥用权力。正所谓:不帮不忙,越帮越忙。
     
      达尔文只是丛林法则的发现者或者表述者,断然不敢贪天之功——以自己的姓氏去命名这一法则。
     
      又岂止是丛林法则,任何一项法则都不可能保证所有人都“得到快乐的结局”。
     
      由此可见:“收买和操纵政府”,绝非中国人的垄断专利和独门绝技,就连举世公认的民主法治国家——美国的国际知名公司,也概莫能外。
     
      倒要请教:难道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也是混合联合企业吗?
     
      九、反托拉斯政策的前景
     
      “总的说来,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在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雇用律师和调查人员上,以便不断加强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不难看出:政府“雇用律师和调查人员”,是需要支付不菲的酬金的。美国政府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宁肯把业务外包,也不愿扩大公务员队伍。
     
      “除了政府所提出的民事和刑事诉讼以外,它们也害怕受到被损害的竞争对手所提出的要求多倍赔偿的诉讼。”
     
      在诉讼类型方面,美国与中国明显不同。不仅政府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且其所提起的民事诉讼与“被损害的竞争对手所提出的要求多倍赔偿的诉讼”(其本质当然也应该是——民事诉讼),应该有所不同。
     
      提起各种类型的诉讼并期待得到意欲的裁判结果,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作为坚强支撑。
     
      在美国,有太多的事务需要由法院来决断而不是由政府来定夺。一言以蔽之:美国法院的权力要远远大于中国法院的权力。
     
      “法官们的判决现在较为严厉。他们日益为甚地削弱厂商所能利用的专利和市场优势的力量。”
     
      严厉,当然应该以依照法律为前提,而断然不可抛开法律自由发挥。真正需要削弱的是邪恶的态势,而不是力量本身——特别是通过正当方法获得的力量。
     
      “这两家公司(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笔者注)都在技术进展迅速和科学研究重要的行业居于首要地位。政府对于它们的诉讼,看来是对熊彼特所提出的大厂商占有市场有利于技术改良这一说法的否定。或者,政府的想法是:垄断价格在短期内所造成的损害大于技术改良在长期中所带来的好处。”
     
      毫无疑问:这两家公司在技术进步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政府对它们提起诉讼,居心叵测。但愿,那些能够作出决策的政府官员和代表政府提起诉讼的律师都十分清楚“熊彼特所提出的大厂商占有市场有利于技术改良这一说法”。
     
      政府应该无意也无力去否定著名经济学家的高论,而只是在短期的损害与长期的好处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在政府的眼中和心里,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如果政府的举措有理论依据的话,那也一定是在众多的理论之中经过精挑细选之后为我所用的结果。
     
      理论可能揭示的真理,只是政府实现利益的手段,而断然不是真心追求的目标。
     
      短视(而非近视),是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的——必然通病。道理显而易见:凡是超过自己生命长度的考量,都是无法兑现为切身利益的。
     
      “反托拉斯法——由国会制定,由司法部执行,由法院判决——往往把不同形式的减少厂商数目和减少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差距的竞争当作罪状而不是德行。”
     
      在法律人(可能同时包括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眼中,只是看到了“减少厂商数目和减少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差距”的现象,而没有意识到或者不能察觉到:在“不同形式”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不同本质。
     
      “法律学家并不象它关心制定价格的方法那样关心它无法衡量的价格的扭歪。”
     
      此处出现了两个“它”字,到底指代什么,颇令人费解。该不会是“他”(无关性别)字之误吧?
     
      请问:价格,是“制定”的吗?“价格的扭歪”,真的是无法衡量的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家厂商是否具有来源于垄断的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本身’。”
     
      换言之:只要一家企业具有垄断态势的强大力量,就足以构成垄断。
     
      这种现象本身,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可问题是:垄断,可不是肯定价值判断,而是否定价值判断。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把具有新内容的‘合理的准则’应用于每一案件。即使是最大的垄断,如果能进行熊彼特式的优异的技术改良,那末,反托拉斯法不应加以干扰。”
     
      换言之:判断是否构成垄断,绝对不能只看形式而不问实质。强大本身,不是罪错;只有以不正当的方式形成、保持、强化强大,才是罪错。
     
      如果前一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强硬派的话,那么这一观点就可以被认为是温和派。
     
      “这里存在着一个不能解决的冲突。我们现在所能说的一切便是:经济学者们趋于接近市场结构的观点。”
     
      发生冲突的只是看待问题的观点,而不是问题本身。因此,也就不存在“不能解决”的情况。
     
      对萨氏所说的经济学者们“趋于接近市场结构的观点”,鄙人不敢苟同。
     
      我颇为赞赏这样一个结论:强者必霸。
     
      此处的强者,肯定仅限于世俗的范畴——物质的强大而非精神的强大。
     
      此处的霸,肯定具有欺压、欺凌的内涵。
     
      此处的必,肯定包括即使没有主观意愿,也会产生客观结果的情况。
     
      反对强大,那不过就是扯淡的伪命题罢了。
     
      请问:谁能够去反对——反托拉斯的人?谁能够去反对国家对权力的垄断?
     
      我真正想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因为反对强者的霸凌而发展进步的。
     
      十、结束语
     
      “美国的企业现在被置于防御的地位,而永远不会梦想采用在其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手段。”
     
      之所以美国的反垄断事业是兴旺发达的,是因为美国的垄断状况是骇人听闻的。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比国家机器的运行更加肆无忌惮的现象吗?
     
      垄断,到底能够带来什么糟糕、可怕、恐怖甚至灾难的后果呢?凡是不能够明确、清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就足以说明其并没有置身于垄断横行肆虐的氛围之中。
     
      执法者可以随时行使权力,但却不等于能够随便、随意行使权力——特别是在选择执法对象的问题上。
     
      法律的威力,绝对不应该体现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对象具有随机的性质。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明确而可以预期,而非模糊而不可捉摸。
     
      执法者随心所欲的执法,恰恰是对法律尊严的公然践踏和亵渎、最大伤害和侮辱。
     
      “自由放任并不能使我们自动地得到完全竞争。为了减少竞争的不完全性,国家必须永远保持警惕。”
     
      自由放任的结果,肯定是充分的竞争,但也一定是无序、残酷、血腥的竞争,而非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完全竞争”。
     
      自觉对自发的介入、干预,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正作用、也有负作用。
     
      这个力度,最难拿捏。
     
      “我们不能希望竞争在每一个地方都象经济学者所严格规定的那样‘绝对的完全’。但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是已故的J·M·克拉克在很多年前说过的‘有效竞争’。和物品的实际成本——即:用由于生产某一物品而牺牲生产的其他物品或用由于生产某一物品而消耗的牵涉到劳累和负效用的稀缺生产要素来衡量的边际成本——相对照,市场价格反映个人基本的要求、意愿和需要的效率是高低不同的,但通过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政策,我们是可以提高这种效率的。正如对于市场份额的集中控制从1900年到本世纪中叶人为地受到削弱一样,垄断导致的不完全性到了本世纪末也会进一步减少。但是,我们不能依赖自由放任做到这一点。群众对反托拉斯必要性的认识和支持是不可缺少的。”
     
      绝对,就意味着极致。怎么能够希望所有的、一切的事物都是绝对的、极致的呢?
     
      切莫误把梦境当作现实。
     
      除了想象力过于贫乏或者沉迷于想象空间的人,有谁会以梦中情人的标准去选择配偶呢?
     
      此处的“我们”,应该是指那些能够宏观把握、全局驾驭经济运行的人。
     
      所谓的争取“有效竞争”——有效率、有效益的竞争,应该是欲使整体而非局部利益最大化的那样一种状况。
     
      请问:“物品的实际成本”,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呢?1. “由于生产某一物品而牺牲生产的其他物品”。这明显是在循环论证、相互论证,不足为凭;2. “由于生产某一物品而消耗的牵涉到劳累和负效用的稀缺生产要素”。有没有搞错!“劳累和负效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稀缺生产要素”。
     
      愚以为:市场价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基本的要求、意愿和需要”,但是,却与“反映个人基本的要求、意愿和需要的效率”没有什么关系。更何况,“反映个人基本的要求、意愿和需要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匪夷所思的表述:“反映个人基本的要求、意愿和需要”与“效率”,能够合理搭配吗?
     
      请问:“这种效率”,到底是指什么效率?难道是指“反映”的效率吗?
     
      请问:“对于市场份额的集中控制”与“垄断导致的不完全性”,难道此二者不恰恰就是因果关系吗?为什么要用“正如……一样”来表述这种关系呢?为什么要划分时段来表述这种关系呢?
     
      自由放任的结果必然是——天性释放。不可以、不能够、不允许自由放任的本质就是:用一部分人的自由放任去压抑、克制、禁绝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放任。
     
      之所以强者有可能会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弱者而不是赶尽杀绝,是因为那不过就是强者为了更好的自我保护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强者允许弱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利益,完全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强者自己的利益。
     
      强者之间的博弈、竞争,也给弱者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弱者不过就是强者实现利益的工具罢了。
     
      作为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对反托拉斯必要性的认识和支持”,根本就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
     
      总结和复习
     
      “很少有厂商能够求得它们准确的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最大利润漠不关心。通过不断的摸索,它们能够以过得去的方式使它们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单位而生存下去并且获得长期的最优利润。”
     
      萨氏对于自己正在倾情讲述的经济学,简直就是过于自信、乐观了!怎么会是“很少有厂商能够求得”呢?根本就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厂商会去、想去求得。
     
      经济学的很多知识,都不是适于使用的方针策略。
     
      厂商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而且意欲利益最大化。可以相当肯定的是:这一点与是否“能够求得它们准确的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没有任何关系。
     
      好一个“不断的摸索”!这可是有心之人的专属特权,而不是等闲之辈的浑浑噩噩。
     
      所谓的“过得去的方式”,似乎就是指可持续、被允许、被默认甚至被漠视的方式。
     
      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足以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请联想这样的哲言:存在即合理。
     
      所谓的“最优利润”,显然是指现实或者实践的最优,而非理想或者理论的最优。
     
      愚以为: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都一定处在受到所有主、客观条件约束的最优状态。而不论是否处于所谓的成功或者所谓的失败的境况之中。
     
      这是由生物的自我调适的本能所决定的。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在规定它的价格时可能要作出粗略的估计。它经常在它所估计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之上再加上一定的价值。然而,厂商到底能够加值多少往往取决于市场情况。”
     
      这里的“厂商”,当然是指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
     
      在所有脑子没有进水的经营者的心里,都有一个打的噼里啪啦、清脆悦耳的算盘。能否在正常的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实力——垄断地位的含金量。尽管“市场情况”也是不能完全忽视的。毕竟,到底能否以及如何耍流氓,往往要取决于现场的情况。
     
      “在加尔布雷思的关于新工业国的说法中,属于技术专家阶层的官僚主义分子往往行使单方面的力量来影响消费者的爱好。他们的力量会受到他们的大规模的资源供应者或消费者‘抗衡力量’的限制。尽管加尔布雷思的文笔流畅,即使最大的公司的力量也受到很多与之相竞争的混合联合企业的限制,从而使相互之间的勾结非常困难并且使大公司的专制式的统治得不偿失。”
     
      这个加氏,似乎应该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其本人就可以算是标准的“技术专家”。
     
      好一个“新工业国”!愚以为:如果一位专业人士只是精通自己专业的那点儿东西的话,那么很可能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师。一位在自己专业范围内缺乏足够的前瞻力、预见力的专家,其层次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处的“技术专家阶层的官僚主义分子”,似乎应该是指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指官场中的高级官吏。
     
      请教加氏:在您所谓的未来的“新工业国”中,不断成长、成熟的消费者的“爱好”居然还会受到来自“官僚主义分子”的“单方面的力量”的影响吗?
     
      请教加氏:那些“官僚主义分子”的“大规模的资源供应者或消费者”,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形成“官僚主义分子”的“抗衡力量”?
     
      文笔流畅,当然是锦上添花的优长。但是,请千万不要把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文笔流畅之上。
     
      请问:“最大的公司”,其自身到底是不是混合联合企业?
     
      请问:相互勾结的企业,到底是指谁?是指“最大的公司”?还是指“很多与之相竞争的混合联合企业”?难道是指它们——彼此之间吗?
     
      请问:在“受到很多与之相竞争的混合联合企业的限制”的情况下,“大公司的专制式的统治”怎么就会“得不偿失”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因果关系呀?
     
      “在受到保护的市场中,大厂商也许有能力来进行新的发明,也能够确保它的研究成果不会为它的竞争者所利用。”
     
      保护知识产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大企业(尤其是超大企业、特大企业)是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的极其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的策源地。在这一点上,中、小企业完全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甚至也根本就不具有完成这种超高难度任务的能力。
     
      超级巨大的企业,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切切不可因噎废食,将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实现垄断的,不是企业,而是国家;真正被垄断的,不是财富,而是权力。
     
      第四编  收入分配: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
     
      第二十七章  生产论和边际产品
     
      “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J·M·克拉克
     
      愚以为:请千万不要将知识给降低到生产工具的层次。这也许是它最不重要的功能。
     
      “经济学者的所谓‘分配’是指为谁生产物品的意思。”
     
      其实,分配主要就是相对于生产而言的一种行为或者状态。通过分配,并不能做大蛋糕,而只是切割并交付蛋糕的各个份额。
     
      到底应该生产什么?
     
      当然应该是生产有需求的东西或者生产通过创造而产生需求的东西。
     
      没有需求,便无需生产。
     
      到底应该为谁生产?
     
      当然应该是生产者为消费者——具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需求者进行生产。
     
      到底应该如何生产?
     
      当然应该是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投入与最高的产出的最优匹配进行生产。
     
      一、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依赖的需求
     
      “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的基本特点来自这样一种技术上的要求,即:生产要素往往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如果我想要一个地窖,单凭一把铁锹是毫无用处的;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也同样毫无用处。人和铁锹相结合才能挖出地窖。换句话说,物品的产量共同地取决于一切现在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
     
      所谓的生产要素,顾名思义,就是从事生产的必要因素的意思。
     
      生产要素,当然是“单独发生作用”的。但是,生产却不能依赖生产要素分别发生作用而得以开展。
     
      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多因一果的过程。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的参与才能进行。如果特别较真、着实矫情的话,那么甚至可以数出很多种类(大种而非小类)的生产要素来。
     
      生产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必定是复合的。这一点,与“技术”无关。
     
      也许,对生产本身,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界定:从无到有的人为控制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特定目的结果的过程。
     
      弯腰捡到一个金元宝,抬手接住一张大馅饼儿,这些可都不能算是生产。
     
      如果您不拥有地窖所在之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话,那么仅有铁锹和双手,也是断然不可能会得到地窖的。
     
      愚以为:一切客观实在(包括自然现象和人为产物),其数量和质量都共同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取决于一切现实世界的其余的客观实在。
     
      这也许就是万有引力定律的人文表达方式的一种可能。
     
      “威廉·配第爵士用十七世纪的爽快方式把这一事实表述如下:劳动是产品的父亲,土地是产品的母亲。我们不能说,在形成胎儿时,谁是更重要的——母亲还是父亲。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断定:物质产品的多大部分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哪一种单独造成的。各种生产要素必须相互发生作用。它们通常相互加强各自的有效性质;但是,有的时候,它们也可以相互代替,因而它们是相互竞争的,而不是相互补充的。”
     
      配第先生的表述,不是爽快,而是睿智——精彩、精辟之至!这可是一句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呀!尽管其所说的产品,很可能只是指农业产品;其所说的劳动,很可能只是指体力劳动。
     
      在当今和未来,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会越来越多,劳动的表现形态也会产生变化。但是,配第先生上述结论的精神实质,却永远都不会改变。
     
      十九世纪的一位德国犹太人,心血来潮、独出心裁的认为:唯有劳动,才有价值。更进一步:试图否定包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
     
      相当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种在扭曲的世界观的支配下的胡言乱语。
     
      运用常识可以轻松否定某些奇思妙想的价值。
     
      即使是在诸多必须要有的必要条件中,也是可以区别不同条件各自重要性的差异的。
     
      必要条件的本质就是:一票否决。而不论这张票的票面到底是大、还是小。
     
      请不要将必要与重要,混为一谈。
     
      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大致断定:物质产品的多大部分价值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哪一种所贡献的。
     
      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不是“必须相互发生作用”的关系,而是必然相互关联结合的关系。单独的生产要素,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不充分且不高效的相互关联结合的生产要素,是不可能创造更高、更多的价值的。
     
      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性质,不是它们彼此之间在静态下“相互加强”的,而是在充分且高效的相互关联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够得以显现的。
     
      有没有搞错!在不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之间,肯定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因而,在它们之间,也就只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在生产孩子、制造小人儿这件事上,在未来的父亲与未来的母亲之间,难道还能够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吗?
     
      在相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之间,倒是有可能会出现因差异性不足而导致形成替代性的情况,因而,它们“是相互竞争的,而不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上的这种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的性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即:对劳动的需求量取决于其工资率,但也取决于机器的价格。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机器。通过提高矿工的工资,矿工工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便为电动采矿工具带来好销路。”
     
      在不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之间,肯定不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此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对象,肯定不是彼种生产要素,而一定是产品。所有生产要素的作用对象,都一定是产品。
     
      在不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之间,肯定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萨氏所给出的这一个“重要的后果”,很明显是闹了乌龙!
     
      劳动与机器,可以算是不同类的生产要素,但却是相同种的生产要素。换言之:在此二者之间,是一定程度的竞争和替代的关系,而不是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所谓的“工资率”,似乎应该就是工资效率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一定的劳动成果(明晰的计量标准就是——产值)与一定的工资数额之比。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越高,为了完成相同的产量(明晰的计量标准就是——产值)所需的劳动(其实质就是劳动力——工人)就会越少。
     
      为什么“通过提高矿工的工资”,就可以或者可能会“为电动采矿工具带来好销路”呢?原因明摆着: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必然意味着工资率下降。因为矿工工资较高(涨薪很可能是老板屈于工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老板便去寻找更优的替代解决方案:通过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更多的购买价格不变的电动采矿工具,就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较少雇用工资较高的矿工,从而最终达到降低总成本的目的。
     
      法律可以强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却不能强制规定最低雇员数量。除此之外,法律也不能禁止企业裁员。
     
      当作为生产要素的机器的性价比(即产值与价格之比)远远超过工资率的时候,机器就会几乎全面取代劳动了。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工人,其全部工作内容就只是操作、控制机器。
     
      请看清楚:在机器与劳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形成替代关系的,而恰恰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因此,每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取决于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不是单独取决于该生产要素自己的价格。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交叉弹性和通常所说的‘物品自己的’一般弹性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此言差矣!
     
      愚则以为:每一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取决于该种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不是单独取决于该生产要素自己的价格。其他种类生产要素的价格与该生产要素的需求量,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
     
      在此种情况下,泛滥运用的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牵一发,往往只会动头皮(而且也只是一小块儿),而非动全身。用力再大,就会连根拔起,而身体则仍旧纹丝不动。
     
      实在抱歉,在下确实不明白“交叉弹性”和“一般弹性”到底是何含义。
     
      “使得分配问题复杂化的正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货物在生产上的这种相互依赖性。”
     
      比萨氏的“相互依赖性”更加精确、合理的表述是鄙人的——相互关联结合性。
     
      出现分配复杂化这一问题的原因的更进一步的表述:难以区分、量化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在对产品的贡献中的各自比例、权重。
     
      “劳工领袖们往往说:‘如果没有劳动的话,产品数量为零。因此,全部产品应该归于劳动。’”
     
      这种话,除了傻子,还会有人能够说出来吗?这个可以有、这个真的有。
     
      我坚定且坚持认为:那些劳工领袖,肯定不是“蛋白质”(即笨蛋、白痴、弱智)。他们肯定知道自己一直且正在——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但是,为了利益,他们必须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能够起到忽悠那些真正的“蛋白质”——广大工人的作用。其实,广大工人也不都是纯正的“蛋白质”,他们之所以会热烈拥护、积极赞成这种胡说八道、胡言乱语,完全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诸君请看:为了利益,某些正常人就可以、可能去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换言之:某些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人不惜以胡说八道、胡言乱语的方式去获得利益。
     
      在绝大多数正常人的心中:利益,高于一切!
     
      “资方的发言人根据同样荒谬的逻辑得到相反的结论:‘如果把所有的资本货物拿走的话,劳动者仅能从土地上搜刮到非常微薄的报酬。因此,几乎全部产品应该给予资本。’”
     
      毫无疑问:这肯定也是胡说八道、胡言乱语!
     
      不过,这种说法的目的却一定不是去忽悠谁,更不可能是去唤醒那些尚处于“迷梦”(其实,不认可这一结论的人,反倒是头脑清醒的人)状态之中的资本家。资本家完全可以一言不发,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利益。
     
      可以肯定:资本家不仅不傻,而且也无需装傻。因此,上述“资方的发言人”的荒诞结论,恐怕也仅仅就是萨氏的空想和杜撰。
     
      “这两种愚蠢建议的不当之处在于: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要把全部产品的百分之二百或三百分配给两种或三种生产要素,而在实际上,有待分配的产品仅为百分之一百。”
     
      这绝对只能被认为是萨氏的一种幽默表达。因为这一观点与前述“两种愚蠢建议”,是同样荒谬绝伦的。
     
      前述“两种愚蠢建议”,其本意分明都是:将一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和回报无限夸大到百分之百,而将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和回报无限贬低到百分之零。而根本就没有把各生产要素“合并在一起”来对待的意思。
     
      “同时,下面的说法也是毫无意义的:‘两种建议都有一点理由,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中庸之道,即愚蠢地把全部产品平分给每种生产要素。’”
     
      又岂止是“毫无意义”呢,这根本就也是在胡说八道、胡言乱语!前述“两种愚蠢建议”,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道理,因此,当然不可以“采取中庸之道”——按份均分——每种生产要素均可以得到相同的回报。
     
      “现实世界并不是法院,不容许敏锐的法学头脑以不合逻辑的方式钻牛角尖,来解决社会为谁生产的问题。”
     
      萨氏愿意给“法学头脑”贴上“敏锐”的标签。对此,身为异国他乡的后辈法学学人的鄙人,不免内心窃喜。
     
      我当然深知——“现实世界并不是法院”,而且,更加明了——现实法则并不是法律。每一个人都置身于现实世界,进而也就都必定要遵循现实法则。“为谁生产的问题”,也一定是按照现实法则来解决的。
     
      我有些困惑的是:难道上述“中庸之道”的奇葩观点,竟然是“敏锐的法学头脑以不合逻辑的方式钻牛角尖”吗?
     
      至少,我这个“法学头脑”对此会深表怀疑。
     
      “一位感到骄傲的美国劳动者可能想到:如果在印度的话,或者,如果在1900年的美国的话,他会生产和得到什么东西。”
     
      思维能够穿越时空的人,确实值得“感到骄傲”!这恐怕不是随便一位美国普通的劳动者就可以或者“可能想到”的。
     
      毫无疑问:不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必定在生产要素之外还会受到时空条件的强大约束。
     
      “那么分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是通过供给和需求在完全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的作用以及通过政府法令的调节而得以解决的。”
     
      一言以蔽之:生产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分配问题也就同样是怎么解决的。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委婉的答案。
     
      再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分配问题是由“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所共同解决的。
     
      欲知细节如何,且看如下分解。
     
      二、表明产量与投入的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规律:“生产函数”
     
      “如果有新发明或新工艺出现,那末,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会提供较多的产品。”
     
      其中的“新发明或新工艺”,就是变量——附加在原有“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之上的新增的生产要素。恰恰就是因为有了新增的生产要素,所以才“会提供较多的产品”。
     
      请千万不要将“新发明或新工艺”视为与生产要素无毫无关系的东西。
     
      “不论何时,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既定的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获得的最大的产品数量。”
     
      其中的“数量”一词,似有不妥,似应改为:数量和质量。
     
      员工,是一家饭馆儿的一种生产要素。但是,在看待和评估这种生产要素的时候,显然不能仅仅根据、依凭“数量”这一个因素。一个跑堂儿的员工与一个掌勺儿的员工,其质量肯定大有不同。这可是基本的生活常识。
     
      并非人皆可会的技能,就是生产要素,就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生产要素。
     
      市场,自然会为技能这种生产要素——赋值,而无需掌握技能者自我定价。
     
      这个“可以获得的最大的产品数量”,就是理论极值——在理论上的最大值。显而易见:这个数值,也就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肯定不具有现实价值。
     
      须知:真正的生产,并不是也绝对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最佳排列组合就可以有最大产出的。还有太多、太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生产要素以外的因素在影响甚至决定着最终的产出结果。更何况,仅就生产要素的最佳排列组合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请问:何谓优秀的生产?答曰:就是尽可能接近在理论上的最大值的那种状况。
     
      “定义: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种具体数量的投入物(即生产要素)的配合所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在每一种    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
     
      其中的“技术关系”,明显含义模糊。其中的“技术条件”,明显语义含混。确实需要为“技术”进行名词解释。
     
      不难看出:产生生产函数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生产要素,而是“技术条件”。
     
      倒要请教:如何量化“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
     
      “现在,假设1人使用1英亩土地可以生产1单位的玉米,如果统计工作者告诉我们:玉米种植业的生产函数是‘两个没有加权的生产要素的几何平均数’,那末,我们是否能预测1人使用16英亩土地能生产多少?能预测,生产函数便是我们所需要的规律或公式。为了得到1 × 16的几何平均数,我们算出16的平方根即4,也就是说1人使用16英亩土地能生产4单位玉米。”
     
      请问:这一“假设”——“1人使用1英亩土地可以生产1单位的玉米”,到底是不是在理论上的最大值?
     
      我就纳闷儿了:统计工作者所告诉我们的玉米种植业的生产函数——“两个没有加权的生产要素的几何平均数”,这到底算是一个神马玩意儿呀?怎么丝毫也没有体现出“技术关系”和“技术条件”的影子呢?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在“1人使用1英亩土地可以生产1单位的玉米”的前提假设下,到底是如何能够神话梦幻般的产生“1人使用16英亩土地能生产4单位玉米”——的不可思议的奇异结果的呢?
     
      难道这是在变戏法吗?
     
      难道那个所谓的生产函数具有什么无边法力吗?
     
      这完全不符合常识呀!
     
      请问:我们是否能够预测1人使用10000英亩土地能生产多少玉米?
     
      不知道答案能否是:当然能够预测,生产函数便是我们所需要的规律或者公式。为了得到1 × 10000的几何平均数,我们算出10000的平方根是100,也就是说1人使用10000英亩土地能够生产100单位的玉米?
     
      当然,土地的数量是可以任意设置的。
     
      不是萨氏表述欠妥,就是鄙人理解有误。
     
      但愿,生产函数不仅只是用来扯淡的。
     
      “我们马上便要看到,给予劳动以三倍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权数是较为现实的,从而,1 × 1 × 1 × 1 × 16的四次方根给我们提供从经验看来较为正确的答案,即为2,而不是4。对于几何平均数来说,增加土地的作用在加权的情况下没有象在不加权的情况下那样重要。”
     
      感谢萨氏所进行的校正、矫正。给予劳动以相应数量的加权是“较为现实”的,也是比较符合生活经验的。但是,即便如此,1人使用10000英亩土地,难道真的就能够生产10单位(即1 × 1 × 1 × 1 × 10000的四次方根)的玉米吗?更何况,土地的数量还是可以任意设置的。
     
      增加某个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给予某个生产要素加权,在此二者之间完全不可进行直接比较。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个生产函数有点儿不对劲儿、不靠谱儿、不着调儿。
     
      “厂商处于两种市场之间:(1)商品市场;在其中,厂商以供给者的身份出现,按照它的顾客的需求曲线出售它的产品;(2)生产要素的市场;在其中,厂商以需求者的身份出现,购买生产要素,以便用最低的生产总成本来取得利润最大的总产量。正是在这种生产要素的市场,社会的各种用于生产的投入物才具有价格,从而收入分配(工资、租金、利息,等等)得以决定。”
     
      其实,所谓的“商品市场”与所谓的“生产要素的市场”,此二者根本就无法明确区分。因为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以商品的面貌示人的、存在的。
     
      毫无疑问:作为生产(对象包括商品和服务)者的企业,既是出售者,也是购买者。
     
      更进一步:在通常情况下(类似预付货款的订单生产模式——除外),企业是先作购买者,后作出售者。
     
      生产者就是一位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魔法师”:放进箱子里的是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而拿出箱子外的则是五花八门、五彩斑斓的产品。
     
      如何来理解“用最低的生产总成本来取得利润最大的总产量”其中的“最低”和“最大”?其实,不论是“低”、还是“大”,其参照对象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人;都是基于现有条件,而不是比照理想状况。
     
      怎样才能降低成本?答案显然不应该是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而只能够是提高效率、杜绝浪费。怎样才能提高利润?这个问题可实在是没有标准答案。除非,产品成交价格是既定不变的,那么降低成本本身就是提高利润的唯一方法。
     
      三、美国的总量生产函数
     
      “道格拉斯和索洛说明了什么?他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但愿,人们不会被这一“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的结论给惊到、吓到、雷到。
     
      既然是“统计”,那么就应该需要事先交代清楚标准和口径。例如:何谓“劳动”?到底是出大力、流大汗,还是科学研究、技术创造?
     
      “他们发现: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百分之一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
     
      对于这一数字本身的真实性,我不予置评。
     
      我的追问是:这一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于任何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呢?
     
      试举一例:当100人去耕种100英亩土地的时候,也许真的会产生101人耕种100英亩土地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100人耕种101英亩土地的结果。当100人去耕种1000英亩土地的时候,难道也会产生101人耕种1000英亩土地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100人耕种1010英亩土地的结果吗?当100人去耕种10000英亩土地的时候,难道还会产生101人耕种10000英亩土地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100人耕种10100英亩土地的结果吗?……
     
      如果不锁定其他变量的话,那么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无法确定的。
     
      “这个结论基本上符合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工资占有国民产值的大约四分之三,而剩下的四分之一(相当于工资的三分之一)大致为财产收入的份额。”
     
      这可能是在美国的美国人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一事实是否在暗示:劳动对于产品的贡献率,要远远高过资本呢?
     
      其中的“国民产值”,需要名词解释。“工资”和“财产收入”,也需要名词解释。
     
      试问天下:在美国,就整体而非个体而言,产品的大约四分之三的价值是由工资构成的吗?
     
      下面,我也来陈述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我的工资占我的总收入的比值,不是低于、而是远远低于我的财产收入占我的总收入的比值。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具体数字,恕不透露。
     
      我无意以偏概全——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毫无道理的推广至其他中国人的身上。可能有太多、太多的中国人,其工资就是其总收入。
     
      就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劳动与资本对产品的贡献率,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
     
      “由于工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在本世纪(即二十世纪——笔者注)中一直持续增长。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看来是在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之间。”
     
      请看:“技术”终于闪亮出场、隆重登台了。
     
      生产率,不应该被“劳动和资本”所修饰限定。因为既没有劳动的生产率,也没有资本的生产率,而只有生产的生产率(这纯粹是多余的废话)。
     
      劳动与资本,并不能决定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核心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十世纪,难道生产率经过一百年才增长一倍或者两倍吗?这一结论与客观事实相符吗?
     
      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由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突破程度所决定的。
     
      “由于整个社会能够成功地从事节约,由于劳动总时数的增长较为缓慢,资本供给量的增长快于劳动供给量的增长。结果,每一个劳动者可以和较多的资本货物发生作用,从而,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工资的增长速度往往大于技术进步所单独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后者的增长速度为每年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拜托!难道整个美国社会(似乎不应该包括其他社会吧)真的“能够成功地从事节约”吗?这个结论怎么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呀!既然是“整个社会”,那就足以说明:“能够成功地从事节约”的主体,远远不限于企业,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一结论有事实来支撑吗?
     
      根本就不是“劳动总时数的增长较为缓慢”,而是劳动总时数的减少较为缓慢。如果劳动总时数的减少不是二十世纪的总趋势的话,那么也会是二十世纪后期的发展趋势。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体力劳动的需求量(其实也包括供给量),不是增长,而是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是“每一个劳动者可以和较多的资本货物发生作用”,但是,其正常且合理的结果却绝对不应该是“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工资的增长速度往往大于技术进步所单独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纯粹的理论上,在剔除了所有不正常的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工资应该能够“表示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应该是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难道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真的只有“每年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吗?对此,我深表怀疑!
     
      工资的增长速度,也许可以追得上、跟得住GDP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劳动与资本,哪一个对产品的贡献率——更大。
     
      愚以为:如果劳动仅指体力劳动的话,那么劳动对产品的贡献率,一定是不断下降的;如果劳动包括脑力劳动的话,那么劳动对产品的贡献率,一定是不断上升的。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脑力劳动的成果。
     
      终有一日,就全局而非局部而言,脑力劳动对产品的贡献率,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资本,算个芝麻呀!
     
      “每一单位资本的收益可能要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因为每一单位资本现在只有较少的劳动与之合作。然而实际上,单位资本的收益大致保持不变。为什么?因为技术进步抵消了劳动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影响。”
     
      只有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一单位资本”与“较少的劳动”合作,才会收益递减。
     
      此处的“较少的劳动”中的“劳动”,到底是指体力劳动,还是指脑力劳动?这一点至关重要!
     
      请问:难道技术进步仅仅只是起到了“抵消了劳动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影响”吗?难道技术进步仅仅只是能够使“单位资本的收益大致保持不变”吗?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依据事实,而不是理论。
     
      “如果每个劳动者所分摊的资本数量的增长不受收益递减的影响,那末,技术进步本身很可能会提高利润。”
     
      长期且持续的技术进步,似乎没有止境、尽头。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此同时,并未必然带来企业利润也长期且持续的增长甚至是没有止境、尽头的增长的结果。正常的企业利润率似乎并不与技术进步的程度同步前进。
     
      “人们普遍认为‘自动化’降低了人类的技术和头脑的作用。”
     
      我的天呐!这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们”呀?到底有多么“普遍”呀?难道不恰恰应该是截然相反——“自动化”(其本质就是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的技术和头脑的作用”吗?
     
      一小部分人动脑的结果,是使一大部分人不再动手。那些不再动手的人,不会因此而去动脑;而那些能够动脑的人,则依旧还会去动脑。
     
      四、边际产品的定义
     
      “当变动的劳动单位加之于不变的土地上时,增加的产品递减。”
     
      这一结论,无法成立。除非,添加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其他条件都不改变的情况下。
     
      “定义:某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是在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时,由于增加该生产要素一个单位而增加的产品或产量。劳动的边际产品是在其他投入物保持不变时,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而增加的产量。同样,土地的边际产品是在其他投入物保持不变时,增加一个单位的土地而导致的总产量的变动——如此等等。”
     
      其中的“边际产品”,是指企业通过生产而增加的产品。因此,不宜被称为“某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而应该表述为——因某种生产要素变动而产生的边际产品。
     
      请看:“在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时”,这是多么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这还远远不够。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其他条件都不改变的情况下。
     
      其中的“一个单位”,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数量,而仅仅就是出于计量便利而随意设置的。
     
      与“边际产品”遥相呼应的,当然应该是“产品”,而不是“产品或产量”。
     
      试问:增加生产要素,会不会导致出现产品减少的结果发生呢?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应该不会;但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完全有可能会。请诸位联想颇为著名的寓言故事:一个和尚打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请看:递减的,不是增加的产品,而是总产品。
     
      在现实社会中,经济学还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
     
      五、边际物质产品和收益递减
     
      “我们看到,收益递减规律也可以重新被命名为‘边际物质产品递减规律’。”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收益来自于物质产品。换言之:物质产品就意味着收益、就是收益。
     
      “可以想象,土地的边际产品也会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每一增加单位的土地具有越来越少的劳动单位与之发生作用。”
     
      我突然发现: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很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
     
      试举一例:假设100人刚好可以最大限度耕种100英亩土地。当100人去耕种10英亩土地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劳动过剩的情况。当100人去耕种20、30、40、50、60、70、80、90、100英亩土地的时候,虽然“每一增加单位的土地具有越来越少的劳动单位与之发生作用”,但是,其结果却是:边际产品丝毫也没有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而是等额递增的趋势。
     
      因此,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既有生产要素之间已经达到完美匹配的程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在增加到刚好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收益递减规律不发生作用。
     
      开个玩笑:经济学家所谓的收益递减规律,很可能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扯淡规律。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收益递减几乎就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至少,头脑清醒的生产要素的调度配置者,是不会允许出现收益递减情况的。
     
      缺什么、补什么;不闲置、不浪费;不过度、不过分。这可是任何一个脑子没有进水的老板都明白的道理。
     
      六、边际产品解决分配问题
     
      “现在,分配之谜——即如何在两个(或更多的)协作的生产要素之间分配它们共同生产的总产品——可以利用边际产品的概念而得到解决。”
     
      到底应该如何分配?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谜题。
     
      显而易见:因生产而产生的分配的主体,肯定不是相互协作的生产要素,而是它们的所有人。
     
      难道所谓的“边际产品的概念”果真有如此广大的神通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某一生产函数可以告诉我们:在各种不同数量的劳动时数(L)和不同数量的肥力相同的土地(A)之下,它们所生产的产量(Q)为多少。”
     
      这一结论,可能成立。
     
      可问题是:如何得到包括生产函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参数?如果包括生产函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参数都已经整的清清楚楚、搞的明明白白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那么“分配之谜”的问题不就都已经解决了吗?
     
      “虽然当某一种生产要素添加到其他不变的生产要素之上时,收益递减规律会发生作用,但当所有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同时增加时,如果‘收益按生产规模固定不变’,那末,这就最有利于完全竞争的维持。”
     
      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显然不是“当某一种生产要素添加到其他不变的生产要素之上时”,而是当某一种生产要素的——增量——添加到其他不变的生产要素之上时。
     
      萨氏的这一表述也太不严谨了。
     
      请问:“当所有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同时增加时”,“按生产规模固定不变”的到底是收益额,还是收益率?
     
      请问:固定不变的“收益”,怎么就“最有利于完全竞争的维持”了呢?
     
      这思维跳跃的跨度也太大了吧!
     
      “例如,当克拉克把土地和劳动都增加一倍时,他发现:产量正好增加一倍;也就是说,当他使L和A以同一比例增加时,产量也会以那个比例增加。因为,如果Q的增加大于那个比例,那末,每家厂商的长期成本会是递减的,从而,最先扩大其规模的厂商会形成垄断。”
     
      应该说明一下:如果是种植玉米的话,那么所需的生产要素显然不会仅限于土地和劳动,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罗列出十种以上的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种子、水源、农药和化肥等等等等……
     
      天呐!这位尊敬的克拉克先生的发现可真是无比伟大呀!难道这一发现与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小孩子坐在屋子里去空想的结果会不一样吗?
     
      难道这就是、这也可以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卓越经济学家约翰·B·克拉克”的重大发现吗?
     
      正确表述:当所有而非部分生产要素都以同一比例增加时,产品也会以那个比例增加。请问:这一结果,到底是正常的呢?还是不正常的呢?到底是必然的呢?还是偶然的呢?
     
      如果产品的增加比例大于那个比例,难道会因为“厂商的长期成本会是递减的”而使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吗?
     
      拜托!“最先扩大其规模的厂商”与“形成垄断”,在此二者之间,恐怕还需要跨越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所谓的经济学家的高论,真的需要仔细——玩味。
     
      “现在,克拉克以如下的方式进行思索。第一个人的边际产品很大,因为他有大量的土地与之发生作用。第二个人虽然添增相当大的边际产品,但却比第一人的稍小一点。然而,这两个人是相同的人,从而必须得到相同的工资。得到哪种工资?是第一个人的MP(边际产品)?还是第二人的较低的MP?或者是二者的平均数?”
     
      现在,鄙人以如下的方式进行思索:
     
      这里的“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似乎都是指在原有人数基础之上增加的人。惟其如此,才会产生“边际产品”。
     
      请问:何来“大量的土地”?难道这是不言自明、不证自明的一般事实吗?
     
      相当遗憾的是:克拉克先生根本就没有明示原来的土地与劳动的数量,以及此二者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
     
      如果“大量的土地”及其与劳动的相互关系这些情况交代不清的话,那么可能很多问题都无法顺利解决。甚至“第二个人虽然添增相当大的边际产品,但却比第一人的稍小一点”的结论,也有可能是不成立的。
     
      试举一例:在10000英亩的广阔土地上,原本有100人在耕种玉米。现在,增加一个人(即“第一个人”)。他与之前的100人一样,都是甩开膀子玩儿命干。其结果必然是:他的产品(也就是所谓的“边际产品”)与之前100人每一个人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当然要过滤掉种子不足、缺乏工具和有人会偷奸耍滑等等这些干扰因素)。之后,再增加一个人(即“第二个人”),他与之前的101人一样,都是甩开膀子玩儿命干。其结果必然是:他的产品(也就是所谓的“边际产品”)与之前101人每一个人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当然要过滤掉种子不足、缺乏工具和有人会偷奸耍滑等等这些干扰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增加100人,其结果也都一定是一样、一样的。增加区区100人,对于10000英亩的广阔土地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收益递减的情况。
     
      如果改变一下前提条件:在10英亩的狭小土地上,原本有100人在耕种玉米。那么在增加劳动的情况下,其结果自然就会截然不同了。内容简单,恕不赘述。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收益递减的情况的。
     
      怪哉!“这两个人”,怎么会是、怎么可能是“相同的人”呢?为什么“必须得到相同的工资”呢?即使是在“同工同酬”这一天然公正的分配原则支配之下,其中“同工”的“工”字,也应该是指——工作成果,而不是指——工作岗位。
     
      劳动工资,当然应该与自己的而非他人的劳动成果相匹配。劳动成果就是产品,而不是什么边际产品。边际产品仅仅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对企业而言的增加的产品,根本就与劳动者无关,更与劳动者的工资无关。
     
      所以,决定他们二人工资的决定因素,既不是己方的边际产品,也不是对方的边际产品,更不是他们二人边际产品的平均数,而是他们各自的劳动成果。
     
      “一切被雇用的人只能得到最后一人的最少的边际产品。”
     
      此处的“一切被雇用的人”,仅限于那些提供没有差别的劳动的人。
     
      最后一个被雇用的人,也许存在,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当最后一批劳动者一起同时被雇用的时候)。请问:在没有最后一个被雇用的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最少的边际产品”?
     
      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切被雇用的人”的工资刚好等于“最少的边际产品”的价格?工资的支付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时间长度发放工资)与产品的计价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计量标准计算价格),如何才能够协调统一?
     
      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而且,必须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进行回答!
     
      “第一人以及其他人超过最后一人的MP的部分到哪里去了?这部分MP留在地主的手中,是地主的剩余地租。”
     
      其中的“第一人”,似乎应该是指在原有劳动和土地的基础上——增加的第一人。
     
      如果每一位劳动者提供的都是没有差别的劳动的话,那么即使在理论上存在所谓的最后一人的边际产品,其实也是归属于企业的边际产品,而不是归属于该劳动者的边际产品。换言之:并不是最后一人的劳动产品少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甚至是最少的劳动产品,而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在企业的全部产品中,存在理论上的趋于减少的边际产品。
     
      请千万不要搞错!绝对不是最后一人的劳动产品一定最少。
     
      在没有论述清楚工资与产品的具体明确的对应关系的情况下,表明哪一部分产品归属于劳动者、哪一部分产品归属于地主,是毫无意义的。
     
      地租,需要名词解释;剩余,也需要名词解释。否则的话,剩余地租就是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概念。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取走这部分MP。”
     
      不能随意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其基础可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健全有效的法治。
     
      “地主是否在‘牟取暴利’呢?按照这个词的通常含意,他并没有牟取暴利。每一个地主不过是千百个地主中的一个,他的土地不比别人的好,也不比别人的差。正如劳动者通过竞争而得到工作一样,地主也通过竞争而得到劳动者。”
     
      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怎么能够使用“牟取暴利”这一词汇呢?利润,明显是针对商品或者服务而言的。在地主给农民支付工资这一问题上,根本就不应该与利润挂钩。
     
      萨氏明显用词不当。
     
      可以成立的表述:地主支付给农民的工资是否严重不合理(即明显偏离了以农民所完成的劳动成果的价值为基准而形成的正常工资标准)?
     
      答案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不是或者没有。原因很简单:在开放市场、自由交易的背景下,地主与农民双方自愿达成的交换(以工资换取劳动)合意,只要不存在欺诈、胁迫等非法情形,就不能认为是不合理的。
     
      地主支付给农民的工资,与地主的数量和土地的质量,均没有必然关系;也与双方是否通过竞争筛选而达成合意,没有必然关系。
     
      基本常识:决定工资的核心要素就是劳动成果(复合了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双重因素)。人所共知:在雇佣劳动的背景下,工资肯定不等于劳动者所完成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真正的难题:如何从明确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中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剥离并且计算出来纯粹的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或者占比)?
     
      在现实中,是没有人会去回答这一问题的。因为劳动者的工资往往是劳动者与雇主直接协商的结果,从而直接就绕过了上述难缠、难解的问题。这一问题仅仅具有理论而非实践意义。
     
      “在克拉克的竞争世界中,并不存在着相互勾结,并没有雇主协会,也没有工会组织。”
     
      也许,不论是雇主协会、还是工会组织,都不宜被认为是——“相互勾结”。
     
      是否竞争与是否单干,没有必然关系。
     
      联合,会产生力量。力量,会产生价值。因为力量更大,所以联合会产生比单干更大的价值。联合的价值,不是所有联合者各自单干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更大。正所谓: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
     
      “参议员道格拉斯的研究表明:尽管人口出生率和技术水平均在改变之中,劳动的相对份额在数十年中令人吃惊地保持不变。道格拉斯的这一研究结果已为已故的A·鲍利爵士对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研究所证实!”
     
      郑重声明:我肯定没有对这一结论所对应的客观事实进行过调查研究。
     
      仅仅是根据我的生活阅历和直觉而提出质疑:这一结论符合事实吗?
     
      也不知道其中的“数十年”,到底是指哪个时期?但肯定不是最近这个时期。
     
      请问:在一部“苹果”手机的价格中,“劳动的相对份额”到底是多少?
     
      即使是在最为常见的一家街边餐馆中,“劳动的相对份额”到底是多少?
     
      基本常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绝对不可能不大幅度降低——体力“劳动的相对份额”。
     
      除非,这里的“劳动”,包括了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但不限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是,如何给脑力劳动定价,恐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吧。
     
      1.一般性结论
     
      “所有生产要素在分配时所得到的份额,都可以被认为是由它们各自相互依赖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
     
      再次重申:所谓的“边际产品”,就是增加的产品的意思。
     
      但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增加产品?那个基础到底是恒定的,还是变化的?
     
      其中的“所决定的”,语义含混、易生歧义:到底是边际产品影响分配份额?还是边际产品就是分配份额?
     
      把我彻底搞晕的“边际产品”!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萨氏表述不清,要么是左氏无力理解。
     
      2.总结
     
      “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上,企图取得最大利润的雇主应该使他们的投入物的需求曲线取决于持续增添的生产要素单位所能导致的产品的增加,即取决于边际产品。”
     
      在此处,明显不应该使用“雇主”这一词汇,而应该使用企业主一类的词汇。因为雇主仅仅是相对于劳动者这一种生产要素而言的恰当称谓。
     
      好一个“使”字!我敢打赌:在这个世界上,一共也没有几个企业主知道“需求曲线”这个东西,就更不要说精通“需求曲线”这个玩意儿了。
     
      请问:在现实中,会不会有一些不需要“持续增添”生产要素的企业(也就是维持现状而不扩大经营的企业)呢?这个可以有,这个真的有!
     
      实在是不好意思!萨氏的这一结论,对于长期维持现状的企业而言,应该是不能够适用的。但相当遗憾的是:萨氏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仅此一点,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萨氏的上述结论在其他场合的有效性。
     
      不同生产要素的各自成交价格,这是一个问题;不同生产要素在同一家企业的同一件商品中所占有的份额,这是另一个问题。此二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工资 = 劳动的边际产品
     
      地租 = 土地的边际产品
     
      其他生产要素以此类推”
     
      在没有或者不能把所谓的“边际产品”说清楚、讲明白的情况下,上述简单明快的公式,很难被理解。
     
      但愿,是左氏的理解能力不足,而不是萨氏的表达能力欠佳。当然,肯定不会是萨氏有意故弄玄虚以求蒙混过关。
     
      我相当怀疑:区区一个“边际产品”,肯定不是什么——“万能钥匙”!难道就能够解开这个重大问题——不同生产要素的各自占比之谜吗?难道就能够把所有读者都给打发了吗?
     
      但是,在如此至关重要之处——不同生产要素的价值回报,萨氏的这种表达风格,确实是令包括鄙人在内的一部分读者大惑不解、深表遗憾。
     
      七、竞争条件下的均衡是好事吗?
     
      “即使没有经济计划委员会的指导,社会也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粮食。”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单个企业,很有可能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但是,作为全部企业集合的“社会”,恐怕就不一定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了。尽管,社会本身也具有自我调适的功能,但是,无疑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种局面,可不能被认为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
     
      “要想具有效率,必须使相同的土地和劳动在任何地方都以完全一样的比例相配合来生产粮食。”
     
      最高效率,就意味着最大利润。
     
      土地与劳动的比例,是否在任何地方都“完全一样”,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一比例是否恰当(即最优比例)?
     
      至少在理论上,肯定存在着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最优相互比例关系。凡是不及或者超过这一最优相互比例关系的情况,就一定不会是效率最高。
     
      由此推论:在最优相互比例关系的基础上,如果不按照这一比例去添加各种生产要素,其结果就只能是降低生产效率。因此,在随意增加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所谓的“边际产品”和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完全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此二者也就仅仅只是能够起到应予回避、引以为戒的作用。
     
      “那种只允许最有商业才能的人生存的无情竞争,确实可以使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和边际产品在各个地方都相等。竞争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是通过地主为了取得最大地租而进行的竞争,通过工人为了取得最大工资而进行的竞争,通过迫使市场价格到达最低生产成本的不可抗拒的竞争力量。”
     
      那些“最有商业才能的人”(假设是公平竞争而不是邪门歪道)确实会在残酷的“无情竞争”中力压对手、脱颖而出。但是,其余并非“最有商业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会黯然离场、落荒而逃。因此,并不存在“只允许最有商业才能的人生存”的情况。
     
      能够使生产要素的配合达到最优比例(而绝不是“在各个地方都相等”),企业就可以实现最高效率和最大利润(是利润率而不是利润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要是具有最起码的效率和过得去的利润,企业也是完全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的。
     
      如何才能够“取得最大地租”或者“取得最大工资”?无他,唯有在比较之后进行选择。具有选择的可能性,就为竞争提供了条件。作出选择或者处于被选择的境地,就是在进行竞争!
     
      消费者争相购买某种商品,这就意味着该产品的生产者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
     
      选择,就是“不可抗拒的竞争力量”。
     
      产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但却有可能)“到达最低生产成本”。换言之:产品的市场价格与产品的最低成本,在此二者之间可没有必然关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能够以最低成本(当然是在保证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生产的产品,一定是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如何才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产品?在理论上的答案就是:使生产要素的配合达到最优比例。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够使生产要素的配合达到最优比例?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无法通过理论给出答案。只有那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最有商业才能的人”,才会做到心中有数。
     
      “‘按生产规模收益递减’的倾向会摧毁完全竞争并且会造成垄断来破坏整个体系。任何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勾结也会带来同样后果。”
     
      不难看出:当出现“收益递减”现象的时候,“灾难”就会降临了——利润就绝对不可能再最大化了。至于是否“会摧毁完全竞争并且会造成垄断来破坏整个体系”,则是相当不确定的事情。
     
      生产要素,肯定不会“相互勾结”。只有生产要素(相同种类或者不同种类)的所有者,才有可能会“相互勾结”。他们之间恶意串通的结果,有可能会侵害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不论是不是也“相互勾结”)的利益。
     
      “也可以看到:如果土地的肥力不同,我们就不再把相同数量的劳动用于每一单位土地之上。竞争可以保证使较多的劳动用于较肥沃的土地,从而使我们实现自由转移的劳动在各个地方的边际产品均能相等这一目标——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果!”
     
      毫无疑问:“把相同数量的劳动用于每一单位土地之上”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每一单位土地的肥力相同。
     
      这恐怕应该是只有傻子才不知道的生活常识。
     
      追求使生产要素的配合达到最优比例的结果,根本就无需竞争的环境或者背景,更不会依赖竞争的任何“保证”,因为这是只要是脑子没有进水的人的共同的“本能”愿望。
     
      我有点儿头晕!求教方家:与“较多的劳动”相恰当匹配的,到底应该是“较肥沃的土地”,还是较贫瘠的土地?换一种表述方式:在“较肥沃的土地”上,到底是需要较多的劳动,还是需要较少的劳动?
     
      到底能否使可以自由配置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达到最优比例的结果,是一种实务技能、实践艺术!最优的配合,这肯定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果”!但是,这却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是否存在竞争环境,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想要合理地分配稀缺的土地,那末,对这些上帝恩赐的土地就必须收取地租。”
     
      其中的“合理”一词,相当令人费解。难道不应该是——充分或者高效吗?
     
      其中的“分配”一词,相当令人费解。难道不应该是——利用或者使用吗?
     
      收取地租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明确所有权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使用权。换言之:上帝把那些稀缺的土地到底都恩赐给了谁。
     
      “我们并没有证明,竞争所造成的结果是‘公道的’或‘公平的’,因为效率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分配的公平合理。”
     
      还是直截了当来的痛快:公平与效率,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萨氏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竞争所造成的结果是‘公道的’或‘公平的’”。
     
      八、剥削的概念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批判现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断言:劳动有权得到社会的全部产品。如果边际产品的有效率的分配方式把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当大的部分给予了财产所有者,那末,对它的评价是什么?他们断言,这代表着对劳动的‘剥削’。”
     
      批判,绝对没有问题;批判什么,也绝对不是问题。但是,根据什么进行批判,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以什么目的进行批判,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鄙人猜的不错的话,那么所谓的“批判现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就极有可能不是产业工人或者流氓无产者,因为他们的自身条件尚不具备进行此种批判的能力。这样的批判者,至少也应该是有学且有智者。甚至,还完全有可能是有产者。
     
      他们根据什么进行批判?当然应该根据事实和公理。但是,他们所根据的事实很可能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他们所根据的公理很可能是片面和偏颇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批判的目的是——功利的!!!
     
      任何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当然就包括批判了),其所可能解决的,也就只能是——功利问题,而不可能是——是非问题。
     
      如果这些批判者的脑子没有进水的话,那么其所提出的“劳动(似乎应该是劳动者吧?——笔者注)有权得到社会的全部产品”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就应该是: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是归属于劳动者的。但相当遗憾的是:这一条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并不是事实。
     
      但愿,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不是:我们的东西,自然是我们的;别人的东西,肯定也是我们的。
     
      这,应该可以算是强盗逻辑了吧。
     
      至少,那些肯定并维护“现有制度”的人,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财产所有者”有权得到社会的全部产品——这样极端荒谬的结论。
     
      即使是在没有说清楚、整明白到底什么是“剥削”的情况下——估计不会是一个好词,请问:如果“劳动有权得到社会的全部产品”这一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就同样意味着——这是对“财产所有者”的“剥削”呢?既然“剥削”不是什么好事,那么批判者是不是也不应该忽悠劳动者去做呢?
     
      不难发现:在那些批判者的心目中——全是利益,毫无是非。
     
      朗格(“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这是萨氏的表述)的原话是:“那些没有理由拥有劳动可以与之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的人却由于生产工具所得到的全部产品中的边际产品而获得国民总产值(GNP)中的很大一部分,而在没有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情况下,这部分GNP可能为劳动者所得到。这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补救的办法是由劳动者拥有生产工具,拥有大自然所赋与(而不是赋予——原文如此)的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这样,劳动者会以工资的形式,或以属于他的财产收入的形式,得到全部的国民产值。除此以外,全是剥削,即使在富有的和工资很高(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资要高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剥削。”
     
      我不能不怀疑这位朗格先生的著名“经济学教授”的头衔的实际含金量到底是多少。
     
      请问:“那些”人为什么“没有理由拥有”生产工具?请您给出正当且合理的理由。
     
      请问:如何才能够出现“没有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情况”?您这到底是想否认“那些”人的所有权?还是想否认所有权本身?
     
      如果是想否认所有权本身的话,那么“这部分GNP可能为劳动者所得到”的结论就也是不能成立的。既然都已经没有所有权了,为什么劳动者还应该得到全部GNP(“这部分GNP”与劳动者原本应该得到的那部分GNP之和)呢?
     
      请问:您所说的“道德”,到底是一个神马玩意儿?为什么“这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在道德上说得过去的说法,又应该是什么呢?
     
      拜托!“补救”一词,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好一个“由劳动者拥有生产工具”!您这可还是承认所有权的节奏呀!
     
      请问: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产生“由劳动者拥有生产工具”的结果呢?是交换呀?还是赎买呀?那又用什么、拿什么去交换、去赎买呢?总不会是赤裸裸、明晃晃的剥夺、强抢吧?这在道德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请问:劳动者根据什么可以、应该“拥有大自然所赋与(而不是赋予——原文如此)的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请您给出正当且合理的理由。
     
      在劳动者都已经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拥有了——全天下的前提下,劳动者再以工资的形式和属于他们的财产收入的形式“得到全部的国民产值”,那简直就是必须的、顺理成章的、不在话下的。
     
      请问:为什么要“除此之外”呢?您的这一番神仙操作,难道就不是“剥削”了吗?如果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那么前后两个行为的性质就应该是一样的。
     
      我晕!为什么是“也存在剥削”呢?按照您的思维逻辑,难道不应该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存在剥削吗?
     
      请看清楚:存在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富有的和工资很高”的,而且还“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资要高得多”。看到这里,我可是彻底找不到北了!您所主张的上述一切内容,不就是意欲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吗?难道按照您的上述主张建立起来的在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平均主义”吗?就是劳动者的工资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吗?
     
      请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达成的目标——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们都还满意吗?
     
      我好像听到了清脆悦耳的自己抽自己耳光的声音。
     
      “在我们离开剥削这个主题以前,应该注意:朗格的观点并不取决于垄断,也不取决于雇主与雇工谈判力量的不完全性。他的观点所牵涉到的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分配‘判断好坏’的问题,而不是新的科学发现。”
     
      又岂止“不是新的科学发现”,仅就“对财产所有权的分配‘判断好坏’的问题”而言,朗格先生的前述观点也是一团乱麻、一塌糊涂。
     
      萨氏确实是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可能导致“剥削”现象存在的原因,也许与某种形式的“垄断”或者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些因素有关。
     
      “当我们论述土地改革和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时,我们将看到,劳动者如何能够得到社会的财产收入中的很大部分。”
     
      请问:此处的“土地改革”,涉及所有权转移的问题吗?
     
      无可否认: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渐进式的普遍提高。但是,这一事实却与改善个人的就业状况——没有必然关系。简单道理:水涨船高。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去作小学教师,已经不能算是骇人听闻的新鲜事儿了。
     
      单纯的劳动者永远也不会、不应该得到“财产收入”,而只是、只会得到有可能提高的劳动收入。此外,必须强调:在技术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比例,绝对不会很大,而且还会日趋下降。
     
      “对于学习经济学并且做研究工作的学者而言,必须用能提炼出剥削的有意义和本质的东西的分析来代替幼稚的方法。”
     
      对于任何一位足够理性、睿智的人而言,不论其专业领域和工作内容,都应该具有用深刻思维去替代肤浅想象的能力。
     
      萨氏到底如何“用能提炼出剥削的有意义和本质的东西的分析来代替幼稚的方法”,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九、单一厂商的边际产品理论
     
      1.边际收益产品和最大利润
     
      “定义:‘边际收益产品’的定义为边际物质产品乘以厂商出售它的添增的物质产品的收益”。
     
      换一种表达方式:边际收益产品 = 边际物质产品 × 边际物质产品的收益
     
      请问:产品的计量单位到底是什么?收益的计量单位又到底是什么?
     
      再请问:产品与收益的乘积的计量单位能够与产品的计量单位——吻合一致吗?
     
      “当每一种生产要素的雇用数量达到它的边际利益等于它的边际代价的程度时,厂商便处于最大利润的均衡状态。”
     
      其中的“雇用数量”,似乎表述欠妥。似应改为:使用数量或者运用数量。原因很简单:厂商与“每一种生产要素”,显然未必都是“雇用”关系,而完全有可能是所有者与所有物的关系。
     
      生产要素的“边际利益等于它的边际代价”,这确实是一种不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
     
      关于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处于最大利润的均衡状态”这一问题,鄙人倒是有一种极其肤浅的认识。
     
      试举一例:在一家餐馆里,假设一个洗碗工一天最多(当然应该符合人道标准,如果有行业标准就更好了)可以洗一千件餐具(纯属虚构、切莫当真)。需要清洗的餐具的数量,显然是由顾客数量以及消费数量所决定的。如果一个洗碗工一天只洗了九百件餐具(甚至更少)的话,老板肯定心里会不太舒服——因为在不能因此而降低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洗碗工的工资的情况下,他能够感受到自己吃亏了。如果有一千一百件餐具需要清洗的话,老板就必须再去雇用一位洗碗工,或者:给现有的洗碗工再支付双倍工资去清洗那额外的一百件餐具。这显然也是他极不情愿去做的一件事。
     
      如果一个洗碗工一天洗了不多不少——刚刚好一千件餐具的话,这就是——恰到好处!这就是专家、学者口中、嘴里、笔下、纸上的——“处于最大利润的均衡状态”。
     
      以上事例,只是最为简单的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虚拟假设的某些配合关系。在现实中,真正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极其复杂、多变的配合关系的阐释,在下就不在这里以班门弄斧的方式贻笑大方了。
     
      2.边际产品和最低成本
     
      “最低成本规则:为了得到其TC曲线上任何一点的最低成本,合乎理性的厂商将持续不断地雇用生产要素,一直到最后一元钱所能买到的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相等时为止。”
     
      其中的“雇用”一词,似有不妥。似应改为:使用或者运用。
     
      最终使“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相等”,这应该就是该规则的核心要义。在这个语境下,我还真是不明白“边际物质产品相等”的含义。
     
      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显得更具有学术气息和科学因素,萨氏的某些关键、重要表述总是要建立在其所提供的那些曲线图表和专业术语之上。
     
      学术表达绝对不等于——不好好说话。
     
      鄙人的肤浅理解:所谓的最低成本,其实就是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达到最优配合关系的那种状态。
     
      超越“合乎理性”的企业,完全有可能会功于算计:大可不必“持续不断地雇用生产要素”,在事先周密安排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之后还可以不断出现这样的时间点)就能够实现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达到最优配合关系的那种状态。
     
      凡是尚未处于最低成本状态(其实,在现实中只能是无限接近而几乎无法真正达到)的企业,就都还有改进、上升空间。
     
      “代替规则:如果一种生产要素(如劳动)的价格上升,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保持不变,那末一般说来,厂商使用较多的其他生产要素来代替价格上升的生产要素,以生产相同的产量,是较为合算的。”
     
      这至少是在——好好说话。
     
      请问:土地、种子、化肥、农药、生产工具等等这些生产要素到底如何能够去代替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呢?
     
      请问:在不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吗?
     
      虽然这一次萨氏的语言表达易于理解,但是,语义内容却大可疑问。
     
      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是否“较为合算”,对于任何一位脑子没有进水的企业主而言,这些情况只不过就是“小儿科”级别的问题罢了。而能够做到这些,根本无需具有经济学的专业知识。
     
      但愿,所谓的经济学,并不是故弄玄虚、自作多情的同义语或者代名词。
     
      其貌不扬的常识,可以轻松“秒杀”、“KO”各种各样的高深理论。
     
      3.结束语
     
      “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微观经济学中的竞争分配论和价值论:(1)生产技术(生产函数)、(2)消费者的偏好以及货币选票对各种物品需求量的影响力(利用物品的最终需求曲线,可以推导出对于生产要素的需求)、(3)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数量(取决于大自然的赋与、先天的或后天的能力、各种职业的负效用)。”
     
      我们还是暂且先把“微观经济学中的竞争分配论和价值论”这些专业名词放在一边。
     
      生产技术,这才是推动经济持续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经济学对于生产技术,也仅仅就是具有计量和统计的意义。所谓的生产函数,也只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需求决定生产(即供给)。但这也仅仅只是一般结论。例外的情形:1.偏好人人都有,未必都能满足。并不是因为没有货币选票,而是因为没有相应产品;2.生产(即供给)居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需求。没错,有太多的需求,确实是被他人给创造出来、点燃起来的。
     
      生产要素(其实也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终端产品),相对于永无餍足的需求而言,注定是永远稀缺的。在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之间,哪个更加稀缺,哪个就更加具有价值。
     
      世间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自然的恩赐,而绝对不是人类的创造。人类自身,也不例外。人类的所有的后天能力,都是基于先天禀赋的。
     
      愚以为:人类的所有努力和成就,只不过就是去发现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实在抱歉!鄙人完全不知道“各种职业的负效用”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结与复习
     
      “收益递减的意思是:在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边际物质产品(MPP)不断下降。”
     
      这一表述,很不恰当。
     
      其中的“某一种生产要素”,明显表述不当,应改为:某一种不断增加的生产要素。不断增加与“不断下降”,完美搭配。
     
      边际物质产品不断下降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某一种不断增加的生产要素与其他保持不变的生产要素已经达到最优匹配关系。换言之:如果某一种不断增加的生产要素与其他保持不变的生产要素尚未处于最优匹配关系的话,那么是不会出现边际物质产品不断下降的结果的。
     
      “为数众多的谋求私利的地主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将会保证:总产品按照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它的边际产品的方式来在生产要素之间分配。”
     
      请看清楚:在“谋求私利”这一方面,地主与劳动者——毫无二致、如出一辙。换言之:在“谋求私利”这一方面,地主并不比劳动者更卑贱,劳动者也并不比地主更高尚。
     
      在地主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而只是形成了彼此选择的关系。尽管,在实现彼此选择的结果上,应该会经过不同地主之间的竞争和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的过程。
     
      在劳资双方彼此均可以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实现了在可供选择的范围之内(这一前提条件——非常重要)的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未必是他们各自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它的边际产品。
     
      “在本世纪中,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
     
      这一表述,似有不妥。
     
      技术进步,显然并不仅出现在二十世纪。技术进步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显然也并不仅出现在二十世纪。
     
      最为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并不是“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而应该是——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很显然:劳动的效率和资本的效率并不等于生产的效率。
     
      “资本供给量的增长快于劳动供给量的增长。这一事实具有如下意义:(a)按劳动者人数平均的资本数量的增长已经使劳动者的根据生产率而计算的工资提高得比单独的技术变革所应该提高的还要快;(b)每一单位资本所具有的收益递减的倾向几乎正好被技术创新所抵消;(c)尽管存在着工会组织和生产自动化这样巨大的体制变化,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所占有的相对份额仍然大致为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供给量的增长快于劳动供给量的增长”这样的事实呢?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
     
      与其说“资本供给量的增长快于劳动供给量的增长”,倒不如说资本需求量的增长快于劳动需求量的增长。
     
      拜托!如果没有“资本数量的增长”的话,还可能会出现“技术变革”的结果吗?换言之:“技术变革”的结果可能在没有“资本数量的增长”的情况下“单独”出现吗?
     
      请问:“资本数量的增长”和“技术变革”,会产生提高(甚至是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的结果吗?
     
      老板扩大投资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会产生提高(甚至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的结果吗?对此,鄙人深表怀疑。
     
      实在是忍耐不住,必须要提出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有哪个老板会傻到让自己的资本具有“收益递减的倾向”呢?
     
      在明知必然会产生收益递减的情况下,还一根儿筋的只增加投资而不相应比例的增加其他生产要素(被技术进步所部分取代的体力劳动除外,不仅不需要增加,反而应该减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完全没有道理呀?难道真的会有这样奇葩的老板吗?
     
      我就纳闷儿了:全社会技术创新的力度与所有老板脑子进水的程度,怎么就偏偏会正好“抵消”了呢?这一结果是不是也太过神奇了呢?
     
      工会组织的兴起,可以算是“体制变化”;而生产自动化,则与“体制变化”无关。
     
      面对萨氏反复多次表述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所占有的相对份额仍然大致为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这一结论,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无言以对。因为,我坚持且坚定的认为:这一定不是我所置身的时代(最近五十年以来)的事实!!!
     
      “当某一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面所得到的边际产品都等于其共同的市场价格时,社会资源即处于最有效率的分配状态。”
     
      请问:“各种不同的使用方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劳动到底都有哪些“不同的使用方面”呢?难道是指种地、搬砖、拉纤等等方面吗?
     
      请问:“共同的市场价格”,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劳动到底是否有“共同的市场价格”呢?难道种地、搬砖、拉纤等等工作在相同的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的报酬都应该是相同的吗?
     
      请问:“效率”与“分配”,能够和谐搭配吗?
     
      附录:用图形描述生产论
     
      “不论土地和劳动如何配合,生产函数可以告诉我们其产量为多少(当然是在使用最好的工程技术方法的条件下)。”
     
      所谓函数,强调的是两个数值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因变而变,而不是两个数值自身及其变化。
     
      一定数量的劳动与一定数量的土地相互配合,可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这怎么能够被称为生产函数呢?这怎么能够构成函数关系呢?请看,这三个数量并没有能够揭示出来劳动数量与土地数量在生产过程中到底是怎样确定的相互关系。
     
      此外,“在使用最好的工程技术方法的条件下”,这也是完全欠妥、甚至不当的表述,当然应该是——在使用相同的工程技术方法的条件下。
     
      一、边际物质产品递减规律
     
      “当我们使某一生产要素保持不变,而变动另一生产要素的数量时,该变动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递减——至少在某一点以后是如此。”
     
      这一表述,多有不当:1.没有明确是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还是有更多的生产要素;2.“边际物质产品”,怎么可能被“该变动的生产要素”所修饰限定呢?换言之:“边际物质产品”不单独属于、也不单独来自于“该变动的生产要素”,而是属于、来自于全部的生产要素(其实最终是生产要素的所有人);3.“在某一点以后”,毫无疑问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怎么能够轻描淡写的给说成是“至少”呢?换言之:“在某一点”之前,“边际物质产品”根本就不是递减的。如果不强调、没有强调“某一点”的话,那么所谓的“边际物质产品递减规律”,就是完全不成立的。
     
      最可怕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无视、忽视甚至忘记了这一前提条件,而只是简单机械的记住了“边际物质产品递减规律”这一空洞的结论。
     
      诸位请看:非常简单的生活常识,让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生生给乔装打扮进而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学理论。而且,其表述居然还是错漏百出。
     
      “增加和每一个劳动者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或土地可以增加劳动者的边际产品从而增加他的实际工资这一事实,是所谓‘经济进步渗透论’的基础。劳动者应该赞扬资本家的节俭,因为作为节俭果实而得到的较多和较好的资本货物最终会使劳动生产率上升,从而使雇主之间的相互竞争所决定的代表劳动边际产品的实际工资得以提高。”
     
      边际产品怎么能够被“劳动者”所修饰限定呢?当然应该是资本家的边际产品了。
     
      有没有搞错!增加工资当然有可能与净增产量相关,而断然不是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产品”(边际,就是增加的意思。增加增加,语义不通)相关。
     
      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使用高级工具的劳动者与一个使用低级工具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的产量肯定不同(当然是前者多于甚至远远多于后者)。请问:他们的工资是否也应该因此而不同?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思维过于直线。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劳动者(即驾驶员)与使用镰刀的劳动者,他们的产量(即收割谷物的数量)很可能会相差百倍(实在抱歉,我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难道他们的工资也就应该相差百倍吗?
     
      请千万不要搞错!联合收割机,确实是能力巨大,但其所有人却不是那个驾驶员。
     
      是否会驾驶联合收割机,是不同劳动者之间的重要差别。以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也就是劳动能力)为基础的劳动产量,是获得相应工资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在比较工资高低的时候,劳动技能是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而绝对不能仅仅依据产量(当然是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一个指标。易言之: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产量多少才能够成为工资高低的区别标准。
     
      驾驶联合收割机的劳动者的工资通常会高过使用镰刀的劳动者,就是因为前者的劳动技能强过后者,但是,多出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技能的差异程度,决定工资水平的差异程度。
     
      一个怀揣着联合收割机驾驶执照却无人雇用的人,有可能也只好拿着镰刀去割麦子。
     
      仅从表述来看,“经济进步渗透论”,很难望文生义,但却令人遐想。
     
      难道劳动者仅仅只是“应该赞扬资本家的节俭”吗?难道劳动者自己就不需要节俭了吗?
     
      节俭,其表现就是较少消费(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不消费),其结果可不是把资金放在枕头下、藏在炕洞里,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者扩大投资)。
     
      铺张,其表现就是较多消费(甚至是某种程度的疯狂消费),其结果就是把较少的资金(甚至根本就没有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或者扩大投资)。
     
      不难看出:节俭的结果,通常就是扩大生产;铺张的结果,通常就是扩大消费。
     
      请问:此二者到底孰是孰非?
     
      请问:如果没有消费,那又何来生产?
     
      结论:生产有功,铺张无过。
     
      铺张本身,看似延缓发展(没有直接将资金用于生产),但是,当将铺张与生产结合在一起观察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没有足够的消费,就没有足够的生产。足够的消费与足够的生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铺张,恰恰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具体表现。
     
      铺张不同于浪费,浪费的本质是:使有用变为无用、使有价值变为无价值。
     
      真正应该谴责并遭到唾弃的应该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利益和浪费。
     
      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的仇富,不应该看不得人家穿金戴银、锦衣玉食。
     
      贫富差距巨大甚至有不断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现象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
     
      如果富豪只是将自己的财产放在枕头下、藏在炕洞里,那确实是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富豪将自己的财产都用于生产和消费,那一定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把一个富豪的财产强行剥夺并均分给很多人,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于社会有利,而很可能是于社会有害。那些得到被均分财产的人,很可能没有能力以该被均分财产的富豪那样的方式、效率去进行生产和消费。
     
      一个人只要是合理合法的生产和消费,就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的人。而不论其生产的能力和消费的能力到底是大是小、是多是少。
     
      一个已婚富豪包养众多情人(前提一定是你情我愿),如果抛开道德评价(其实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观念)的话,那绝对是另类扶贫的义行善举。
     
      愚以为:在正当且合法的前提之下,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社会进步。最终的赢家,不仅是强者,也必然包括弱者。强者的每一次生产、每一次消费,都是弱者的福音——都会给弱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民间谚语: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没有了车头的带动作用的话,那么长长的车厢也就只能静静的呆在原地。
     
      对于同类物种而言,强者愈强,弱者也就愈强!
     
      请允许我为合理合法的扩大贫富差距点赞喝彩!
     
      节俭的“果实”,肯定是较多的资本,但却未必是较好的货物。更与“使劳动生产率上升”(即使是在“最终”的情况之下)没有必然关系。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不是资本,而是“工程技术方法”和管理水平。
     
      提高劳动者实际工资(而非名义工资)的关键因素,也绝对不是“资本家的节俭”,而是“雇主之间的相互竞争所决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技能。
     
      劳动者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明智(其中也包含节俭的因素)的资本家和优质的企业。当然,更加应该感谢的则是:不断提升自身价值的——自己。
     
      二、既定产量的最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的配合
     
      “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换来生产同一产量。”
     
      这一表述(也许是这一翻译),明显不当!
     
      既可以精耕细作、也可以广种薄收,但却肯定不可以用劳动“替换”土地或者用土地“替换”劳动。
     
      正确的表述当然应该是: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生产同一产量。
     
      “一旦知道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便能试算总成本,以便得到成本最低的生产要素的配合。”
     
      致命一问:如何确定在同一产量下不同生产要素的各种可能的组合关系?换言之:能否找到、发现一种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的明确的函数关系?请千万不要告诉我:答案就是——逐一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
     
      很遗憾:萨氏不仅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更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三、等产量和等成本曲线:最低成本的切点
     
      “更加确切地说,我们永远可以认为:每一条等成本线的斜率必然等于劳动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之比——在我们的例子里,为2/3。”
     
      请问:到底应该如何将劳动的价格与土地的价格进行比较?它们各自的计量单位到底是什么?例如:劳动的价格,到底是一个劳动者两天的价格,还是三打劳动者四周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到底是五分地六旬的价格,还是七亩地八年的价格?在计量单位根本就没有一个准谱儿而且还可以是任意时长和任意数量的情况下,到底该如何确定价格?
     
      请问萨氏:您所给出的劳动的价格与土地的价格之比——2/3,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不会是随意设定的吧?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说清楚的话,那么这个比值不就是瞎胡闹、闲扯淡嘛!
     
      四、最低成本的条件
     
      “如果花费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最后一元钱可以提供较多的收益,那末,厂商就会重新调整它在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上的开支。”
     
      其中的“最后一元”,是相当令我费解的。
     
      如果我是一个老板的话,那么我明确知道并努力做到的朴素道理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还要争取使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达到相互和谐、最优组合。
     
      五、最大利润的边际收益产品的条件
     
      “只有当某一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产品正好等于它的市场价格时,我们才停止雇用更多的该生产要素。”
     
      毫无疑问:“边际收益产品”,显然不是由“某一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而是由所有的生产要素所共同带来的。
     
      在产品的价格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的相互关联。而“边际收益产品正好等于它的市场价格”,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某种生产要素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是由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六、比例的固定不变性质
     
      “如果相对于黄金而言,工资确实很低,那末,雇用更多的工人,以较少量的黄金生产相同数量的表链就是有利的——劳动在事实上成为使用更多黄金的代用品。”
     
      如此高论,真是莫名其妙。
     
      请问:黄金与工资,能够相提并论——进行比较吗?到底是多少重量的黄金与多长时间的工资进行比较呀?
     
      请问:如何“以较少量的黄金生产相同数量的表链”?答曰:只能是每一条表链的含金量有所下降。请问:含金量下降的表链还能够以原价出售吗?请问:既然是“生产相同数量的表链”,那还有什么必要去“雇用更多的工人”呢?由此观之,“以较少量的黄金生产相同数量的表链”,更加合理的表述难道不应该是——以相同数量的黄金生产更多数量的表链吗?
     
      进一步追问:如此操作,怎么就“是有利的”了?劳动,怎么就“在事实上成为使用更多黄金的代用品”了?除非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是正当合理的,进而是可以获利的。
     
      “在现在的情况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高于另一种生产要素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代替,因为在技术上,相互代替是不可能的。”
     
      请问:如何比较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高低?不同生产要素各自的计量单位分别是什么?计量单位能够相同、一致吗?会不会都是基本的单位——“个”呢?例如:一个工人、一把铁锹、一粒种子、一台机器……但是,土地却没有一个呀!到底是一亩地呀,还是一分地呀?
     
      既然“在技术上,相互代替是不可能的”,那么还设置“价格相对高于”这一条件干什么呢?
     
      七、商品之间的代替性质及其限制条件
     
      “当任何生产要素如非熟练劳动的供给量增加时,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和它的租金倾向于下降。在每一种产品生产中,它不仅会大量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而且,较多地使用该生产要素的产品的价格一般会下降得比其他产品要多。”
     
      前文已述,边际收益产品并不单独属于劳动,而是属于所有的生产要素(其实是生产要素的所有人)。任何生产要素的增加是否会引起边际收益产品的下降,还要取决于是否超过了“某一点”(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的那一点)。
     
      请问:“它的租金”,其中的“它”字,到底指代什么?似乎不是指边际收益产品,而是指增加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租金”,这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请问:“它不仅会”,其中的“它”字,到底指代什么?似乎不是指边际收益产品,而是指增加的生产要素。请问:“任何生产要素”真的能够“大量代替其他生产要素”吗?请不要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在有的情况下,“在技术上,相互代替是不可能的”。
     
      我晕!“较多地使用该生产要素的产品的价格一般会下降”,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怎么能够还得出“比其他产品”价格要“下降”的多的结论呢?毫无关系的“其他产品”,为什么也会价格下降呢?
     
      “除了生产某一种商品时生产要素之间在技术上相互代替以外,还存在着由于价格差别的影响而造成的商品之间的相互代替。”
     
      特别是“在技术上”,不同的生产要素通常都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但是,为了生产某一种商品,不同的生产要素却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相互组合。
     
      特别是存在着“价格差别”的不同商品,通常都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但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同的商品却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相互组合。
     
      请务必要搞搞清楚:不同事物的不同程度的相互组合,远远不同于不同事物的相互代替。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我不认为萨氏所谓的“生产函数”真的是一个——函数。至少,萨氏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函数关系。
     
      萨氏用图形所描述的生产论,确实把我给整晕了、雷倒了。
     
      第二十八章  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定价:地租和其他资源
     
      “生猪的价格
     
      有点高昂;
     
      你会理解其原因在于喂猪的玉米的
     
      价格也有点高昂;
     
      而玉米的价格高昂又在于玉米
     
      种植在价格高昂的土地上。
     
      如果你想知道为何
     
      土地的价格高昂,
     
      请这样想想:其所以价格高昂
     
      原因在于值得
     
      在其上喂养和种植
     
      高价的玉米和猪只。”
     
      ——H·J·达文波特
     
      这可能就是典型的有话不好好说——偏偏要把正常的表述生生的给强行分行来写,看上去好像诗歌一样。
     
      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意境,其实很简单:成本提高会导致商品价格上升。
     
      有趣的是:该“诗人”所给出的是因果循环的互为成本关系的几种商品。
     
      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
     
      导致商品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不外乎就是:供不应求或者通货膨胀。
     
      一、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引致需求
     
      “消费者为什么需求杂志或大衣等制成品?因为他们希望能从产品的使用中得到满足。”
     
      得到满足,这很有可能是人的终极需求。满足,似乎可以区分为生理满足、心理满足、物质满足、精神满足……
     
      能够使人得到满足的对象,绝对不限于产品或者商品,而有可能是一切客观存在,甚至是主观想象。
     
      “定义:引致需求所指的是以下事实,当追求利润的厂商需求生产要素时,它们如此做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可以使它们生产出消费者现在或将来都愿意为之而支付代价的物品。因此,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欲望和需求最终引致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
     
      好一个“引致”!看这小词儿整的,可是真带劲儿呀。其实,就是引出和导致的意思。
     
      引致需求的表述确实是比间接需求、转折需求、反射需求等等的表述更加精确,进而也更加合理。
     
      作为中间产品而非终端产品的生产要素,未必不是制成品。换言之:制成品也当然可以成为生产要素。制成品,是指消费者可以直接消费的产品。
     
      同一产品,既有可能是消费者的消费品,也有可能成为生产者的生产要素。
     
      对制成品的再生产,可以产生新的制成品。
     
      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已经变得有点儿模糊了。试举一例:某位男士购买了一挂价值不菲的项链,然后,转手就送给了自己的女友。您说:这位男士的购买行为,到底是不是消费?这一行为也许不宜被定性为生产,但是,却似乎具有狭义消费以外的行为属性。
     
      不难推论:对权力、金钱、地位、头衔等等的需求,其实,都可以算是——引致需求。
     
      人的真正的终端、直接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难以尽列的,但是,请务必要小心、细致的剔除掉、剥离开那些非终端、非直接的需求。
     
      著名的马斯洛先生曾经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也许可以对人们产生一些启发。
     
      二、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供给量的固定不变当作土地的特点。根据传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论述限于‘大自然所赋予的原始的和不能消失的恩赐’,这种恩赐的总供给量的弹性是完全不足的。上一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地租’的便是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或收益。”
     
      土地,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是自然产物而非人为产品。这根本不是“传说”,而是事实。而“供给量的固定不变”,则显然不是“土地的特点”。
     
      土地,也许“不能消失”,但却完全有可能会退化,进而贬损价值。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特定品质的土地的总供给量具有相对且相当的稳定性。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一,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众所周知:这两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土地均处于高纬度地区,因而不便开发利用。
     
      面积,显然不是衡量土地价值的唯一尺度。
     
      南极洲的面积可是着实不小,但却没有常住人口,而且也无法建立国家。如果不采取特殊手段的话,人们甚至都无法直接接触到那里的土地。
     
      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数量和质量,共同决定土地的价值。
     
      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恩赐。特定的人,也完全可以成为生产要素。毫无疑问: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数量和质量,共同决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的价值。
     
      每个人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先天禀赋,次要来自于后天修炼。
     
      “应该注意,为了收取地租,土地所有者并不一定是一位特别值得接受报酬的人。通过竞争,一位穷而有德的地主并不比一位富而不仁的地主多得到分毫的地租。获得报酬的是土地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土地所有者个人的值得奖励之处。”
     
      人所共知:土地与土地所有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请问:“特别值得接受报酬的人”,如何定义?如何判断?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说法吗?
     
      请问:穷而有德的人,又怎么会成为地主呢?地主又怎么可能是穷人呢?
     
      地租与土地所有者的人品,通常没有关系。但也不尽然,如果土地所有者的人品已经成为达成交易的障碍了,那么地租也就彻底泡汤了。
     
      在《韩非子》中(我的记忆来自于儿时的一本小人儿书),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狗恶酒酸(搜索一下,您就知道)。看家护院的恶狗尚能坏了主人的生意(品质再好的酒,因无人购买也会变酸),刁蛮无理的地主就更有可能直接把生意给搞砸了。
     
      地租,是土地自身的收益,而不是土地所有者人品的回报。尽管最终会落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
     
      “即使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是什么纯对的东西。”
     
      我和诸位一样,对“纯对”一词,也是相当困惑。会不会就是纯粹一词的打字错误呢?
     
      自身品质再好的东西,如果是无人问津的话,那么也就价值有限了。
     
      价值,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1815年,亚当·斯密在英国的伟大的追随者大卫·李嘉图指出,这种供给弹性不足的生产要素的情况可以叙述如下:
     
      玉米的价格高昂,原因在于玉米地的价格高昂,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较为正确的说法恰恰相反。玉米地之所以具有高价原因在于玉米具有高价!土地的总供给是弹性不足的,不论竞争支付给它的报酬有多大,土地的供给弹性总是不足。因此,土地的价值完全是由它的产品的价值所引致的,而不是相反的顺序。”
     
      这到底是什么?能够算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精辟见解吗?
     
      请问:玉米的价格与土地的价格,此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基本事实:在玉米的价格里,肯定包含土地的价格,因为没有土地,就肯定种不出来玉米;而在土地的价格里,则明显不包含玉米的价格,因为土地完全可以不用来种玉米。
     
      除非!“当下列情况存在时,象玉米地那样的生产要素被认为取得了‘纯粹经济地租’:(1)生产要素的总供给量被认为是弹性完全不足,(2)我们能够假设,该土地没有其他用途,如生产食糖和黑麦的土地。”
     
      但相当遗憾的是:这样的“假设”情况,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其他用途”的土地是极其罕见的。
     
      下面,让我也来进行一番假设:
     
      在城市的核心区域里,“土地的总供给是弹性不足的”。我能够假设,“该土地没有其他用途”,只能用于建筑楼房。
     
      那么其结果会是什么呢?难道会是(请允许我套用大卫?李嘉图先生的原话)——楼房的价格高昂,原因在于土地的价格高昂,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较为正确的说法恰恰相反。土地之所以具有高价原因在于楼房具有高价吗?????????
     
      面对这一“真知灼见”,至少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城市居民都会哄堂大笑!楼房(被形象的比喻为面包)价格与土地(被形象的比喻为面粉)价格的关系,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当然是高地价决定了高房价,而绝对不是高房价决定了高地价。
     
      但愿,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和权威霸气的经济学理论,不会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吧?
     
      在“土地的供给弹性总是不足”的情况下,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土地的价值完全是由它的产品的价值所引致”的结论。在讨论土地价格的时候,怎么能够“不论竞争支付给它(即土地——笔者注)的报酬有多大”呢?
     
      三、地租与成本
     
      1. 内在和外在的收益
     
      “即使你是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不把地租算入生产成本之中也是一个错误。”
     
      此言差矣!
     
      利用自有房屋开饭馆与租用他人房屋开饭馆,在经济学和会计学上的结果均大相径庭。利用自有房屋开饭馆,房屋租金并未发生、实际支付,因此当然不能将其“算入生产成本之中”,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就是作为投资的生产要素——自有房屋的价值回报。
     
      “有的时候,经济学者把一人支付给自己的地租称为‘内在地租’,以区别于‘外在地租’。很清楚,内在地租和其他成本一样,均应被算作长时期竞争条件下的成本。这也适用于可能出售给别人而不自己使用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内在工资和内在利息。”
     
      请问:在现实中,会不会有人自己支付给自己一笔费用?通常应该不会。
     
      最为经典的例证:全职家庭主妇。请问:她们工作——实实在在的付出劳动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请问:她们获得真金白银的工资回报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聘请家政服务人员(还未必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的话,那可是一笔可大可小的开支。
     
      请问:与情人或者配偶发生性关系,是否会出现“内在地租”问题呢?如果与性交易服务者发生性关系(可能会有制度约束),那可是一笔可大可小的开支。
     
      当得到什么(当然是指某种利益而非损失)而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失去什么(即对价给付)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内在地租”问题呢?
     
      不难看出:所谓的内在地租,其实就是外在地租在结果意义上的替代表现。只有在外在地租可以成立的情况下,所谓的内在地租才是在表象意义上说得过去的一种说法。
     
      不可否认:所谓的内在地租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没有客观发生、实际支付。而且,在实际发生额上,所谓的内在地租与外在地租(在经济效果、客观结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更何况,还有太多的所谓的内在地租的实际价格是根本就难以甚至无法明确计算的。
     
      应该树立强烈的成本意识(愚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毫无代价而白来的),特别是所谓的内在成本、潜在成本意识。但是,也要清醒的意识到:所谓的内在成本、潜在成本,毕竟不是严格、严谨意义上的成本。
     
      请问:“出售”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怎么可能会是“工资”和“利息”呢?这个问题应该与内在与外在的区别无关。
     
      2. 观点的相对性
     
      “结论:地租是不是决定价格的成本,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是从小厂商、小行业的角度,或者从使用某种土地的唯一的大行业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看来是供给弹性不足的由价格决定的生产要素的地租收益,对可能使用土地的每家厂商或每一个小行业而言,却可能是决定价格的成本。”
     
      我不认为这个“相对性”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愚以为:地租,当然是决定产品价格的重要成本之一。这应该是唯一正确的结论。
     
      看待厂商经营成本这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角度:厂商的角度。而断然没有其他的角度。
     
      即使是“从使用某种土地的唯一的大行业的角度”来看待厂商经营成本这个问题,我的结论也是成立的。
     
      拜托!“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根本就无法看待厂商经营成本这个问题。因为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
     
      姑且承认:在宏观意义上、在特定行业里,土地“是供给弹性不足的”(其含义就是:土地的供给数量不因其价格波动而相应变动)。即便如此,地租收益也绝对不是由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产品的价格所决定的。
     
      地租收益,当然也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尽管供方的数量(即土地的数量)可能是不变的,但是,需方的欲求却完全有可能是变化的。需求旺盛,地租上涨;需求冷淡,地租下降。
     
      对可能使用土地的每家厂商而言,地租必定是决定其产品价格的重要成本之一。
     
      四、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运动:对土地的剩余征税
     
      “这就给那些幸运的或有远见的很早购买田产的人提供了丰厚的利润。用威尔·罗杰斯的话来说:‘土地是良好的投资。人们不再制造它了。’”
     
      为什么要说那些“很早购买田产的人”是“幸运的或有远见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为什么会说“土地是良好的投资”呢?就是因为——因为供不应求而导致价格上涨。
     
      请看清楚:在某种意义上、在特定区域内,土地的数量是不会增加的、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人们不再制造它了”。但是,这却丝毫也不会阻碍地租、妨碍地价节节攀升。
     
      人们的旺盛需求,创造了土地价值。不论土地的数量是否会有变化。
     
      相当遗憾的是:左明所从事的工作及其作品,注定永远都不会产生旺盛的需求。因此,其物质价值、物理价值也就必然相当有限了。我曾经说过:左明的思维及其产物,是非卖品!全部无偿奉献给这个世界。
     
      左明的人生,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生。
     
      至于左明的作品的精神价值、灵魂价值,那就任人评说了,那就让时间去评判吧。
     
      “这一事实并不仅存在于农业。在美国的中西部,仍然有活着的老人能够记得,那里的城市是何时出现的。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他们的父辈在100年以前能够觉察到哪一块地皮将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从而由于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大大增值,那末,他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富翁。处于有利位置的城市地皮正象肥沃土地一样地收取地租。但许多人却不理解,为什么让那些幸运的地主们得到这些所谓‘土地的自然增值’呢。”
     
      特别提示:鄙人正在阅读的这部《经济学》的中译本,是在1981年8月由伟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版。也就是说:该书最早的中国读者,在距今近四十年前就应该可以读到这段话了。
     
      敢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认真、仔细的阅读过该书?
     
      如果那些阅读者能够真正理解这段话的意思的话,那么后来“他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富翁”。
     
      就是这么容易!不!!就是这么——不容易!!!
     
      开个玩笑:该书的中文译者——尊敬的高鸿业先生,想必早已经是富翁了。不开玩笑:尊敬的高鸿业先生,原本就应该早已经是富翁了。
     
      时至今日,即使是从来也没有阅读过该书的人,其中也有一定比例(仍然不能过分乐观的高估这个数字)的人从各种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段话的内容。
     
      就在此时此刻,我依旧有话要说:在很多事情上,不必非要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让我来告诉各位:革命,不分先后;上车,不论早晚。
     
      百年历史已经反反复复的充分证明:根本就无需“在100年以前”觉醒(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呢),只要能够看准某种发展趋势并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下手,从长期来看,就都一定会有相应的不菲甚至丰厚的回报。
     
      地段,决定房产价值;地力,决定农田价值。这就是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
     
      人口增长(包括定居移民。其本质就是——需求增长),地价增值。这就是一种发展趋势。
     
      我知道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意境、意蕴,既不是来自于我的父辈,也不是来自于该书,而是来自于置身其中的火热、沸腾的现实生活。
     
      现实,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当然,实在是不好意思,鄙人也“不幸”早就已经因成为“地主”而堪称富翁(明显超过了高净值人士的入门标准)了。
     
      城市房产的增值,显然不能算是“土地的自然增值”,分明应该算是——土地的社会增值。
     
      1. 对土地的自然剩余征税
     
      “纯粹的地租具有‘剩余的’性质,即使对这种剩余征收重税,也不会破坏生产的积极性或效率。”
     
      很遗憾:萨氏没有对“‘剩余的’性质”这一表述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
     
      有没有搞错!生产者是租用土地的人,而纳税者则是出租土地的人。对地租征税(即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当然“不会破坏生产的积极性或效率”了。
     
      2. 伦理问题
     
      “许多选民也许会认为,土地所有者并不比把其金钱投资于其他物品上的人更不配领取报酬。”
     
      把金钱投资于任何正当、合法的方向或者领域,都应该是被允许、被保护的,而不论是否会另有他人因此而不高兴、不舒畅。在这样的投资获得报酬、收益方面,当然也不应该出现在道德或者伦理上的差别对待。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谁也没有权利从大自然所恩赐的石油、矿产或土地的肥力等财富中得到好处。”
     
      果真如此吗?
     
      所有权,是一个好东西。它极有可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制度文明!
     
      试想:没有所有权的社会,将会怎样?????????
     
      人们可以去质疑某个人的某项所有权的来源是否正当、合法,但却绝对不能去挑战所有权本身。
     
      毋庸置疑:大自然的恩赐,是所有权最为正当、最为合理的来源(没有之一)。
     
      敢问天下:“闪电”博尔特没有权利从大自然恩赐的卓越体能中得到好处吗?“超人”爱因斯坦没有权利从大自然恩赐的卓绝智能中得到好处吗?
     
      对任何合法财产是否应该征税、到底应该征税几何,那已经是经济和经济学以外的话题了。
     
      五、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
     
      “在生产要素的引致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可以决定生产要素的最终均衡价格。如果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那末,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趋于上升。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要素的供给增加,从而该曲线向右方移动,那末,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下降。”
     
      一言以蔽之: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
     
      其具体表现可以凝练概括如下:
     
      扩大需求、供给不变,则价格上升;扩大供给、需求不变,则价格下降。
     
      缩小需求、供给不变,则价格下降;缩小供给、需求不变,则价格上升。
     
      这是最简单、最机械的一般结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存在于现实中的供求作用使得稀缺的生产要素得到优厚的报酬,如果这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具有购买力的人们所需要的物品上是很有用的话。”
     
      稀缺本身,并不代表、并不等于、并不意味具有价值甚至较高价值。但稀缺却确实是代表、等于、意味具有价值甚至较高价值的必要条件。
     
      能吃屎的人,足够稀缺。但却毫无价值。
     
      稀缺的方向远比稀缺本身更重要。
     
      “竞争给予奖励,竞争也施加惩罚。”
     
      这就是竞争的魅力和魔力之所在。
     
      公平竞争就是生命力之所系。
     
      六、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和效率:利用地租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分配稀缺的资源
     
      “市场的价格起了调解作用,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如何生产的问题。在美国,土地必须以较低的价格才能在竞争中被租出去;而劳动在竞争的市场上则具有较高的价格。”
     
      稀缺,既有绝对的,也有相对的。
     
      在美国,土地之所以会相对廉价,是因为土地相对于劳动而言是充裕的;劳动之所以会相对昂贵,是因为劳动相对于土地而言是稀缺的。
     
      此处的“如何生产”,似乎应该被理解为:如何更有效率的综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在美国,寻求最低成本配合的农民用土地来代替劳动,否则,他便要破产。与此相反,在国外,廉价的劳动却用来代替土地。”
     
      前文已述,萨氏在此处所使用的“代替”一词(也许是翻译出了问题),明显不当。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明显是组合或者“配合”关系,而万万不是“代替”关系。换言之:在此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关系。
     
      “在劳动稀缺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难于伺候的蔬菜,由于要求很多的田间管理,比适合于广种薄收是作物具有相对高的价格。因此,由此而造成的商品的高价趋于使我们在饮食中用较便宜的土地密集的物品来代替较为昂贵的劳动密集的物品。在国外,会出现相反的商品代替过程。因此,价格制度能提供最优的商品代替以及最优的生产要素的代替!”
     
      有没有搞错!又岂止是“在劳动稀缺的美国”,在任何国家里,精耕细作的作物都一定会比广种薄收的作物“具有相对高的价格”。只有在进行跨国贸易的时候,此国广种薄收的作物才有可能会比彼国精耕细作的作物“具有相对高的价格”。
     
      拜托!人们在饮食中,能够、可以用廉价的物品(与土地是否密集没有必然关系)“代替”高价的物品(与劳动是否密集没有必然关系)吗?青菜能够、可以“代替”龙虾吗?按照这一奇葩的思维逻辑来看,所有的高价物品可就都没有销路了,因为早都已经被相同种类的廉价物品所“代替”了。
     
      我严重怀疑——“商品代替”和“生产要素的代替”之中的“代替”一词是否准确。是否都应该被组合一词所——代替呢?
     
      “收取地租具有一个功能——即使你在收取后用赋税把地租的一部分或全部征收掉的话。”
     
      由此观之:地租不同于赋税。
     
      萨氏的这一表述,明显没有把话说完,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呀?后文的表述也没有对此进行交代。
     
      “海洋是大家都能自由使用的。因此,大家都在其中捕鱼,直到所有的鱼都被捕光或毁灭时为止。如果社会能以某种方式对捕鱼执照收取地租,我们大家从长远看来都会得益——包括捕鱼业在内!”
     
      此处的“海洋”,到底是指领海、还是指公海?在不同的国家,领海的所有权制度可能是不同的,恰如领土的所有权制度可能是不同的一样。
     
      可以“自由使用”的海洋,似乎应该是指公海。
     
      请问:此处的“社会”,到底是指谁?它凭借什么、根据什么可以针对公海“收取地租”?“收取地租”的前提条件当然是——拥有所有权。请问:“社会”针对公海拥有所有权吗?
     
      倒要请教:针对在公海里捕鱼的活动收取地租,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据此就可以认为“大家从长远看来都会得益——包括捕鱼业在内”?完全没有道理呀!
     
      “国际上相互竞争地捕鱼不及统一的——一国或国际的——控制来得具有效率。”
     
      请问:“国际”之间的竞争,“一国”能够控制吗?
     
      倒要请教:为什么“相互竞争”就会“不及”——“控制”呢?凭借什么、根据什么就认为“控制”比“相互竞争”更“具有效率”呢?
     
      “我们的道路,在周末和上下班时间非常拥挤。我们通常不能对道路的使用抽取路捐或租金。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会诱使那些什么时间上街都可以的人在较不拥挤的时间上街。”
     
      如果道路是公益事业的结果的话,那么就不能对道路的使用收取租金;如果道路是营利事业的结果的话,那么就可以对道路的使用收取租金。
     
      所谓的“路捐”,应该是税收的范畴,与租金的性质截然不同,不宜相提并论。
     
      拜托!难道“那些什么时间上街都可以的人”真的非常愿意在非常拥挤的时间上街吗?难道“拥挤”本身还不能“诱使那些什么时间上街都可以的人在较不拥挤的时间上街”吗?难道还需要在“拥挤”这一条件之上再去添加收取租金(当然是针对那些不得不在非常拥挤的时间上街的人。他们已经相当悲惨了,就请不要再雪上加霜了)这样的方法才能、才会达到“诱使那些什么时间上街都可以的人在较不拥挤的时间上街”的目的吗?
     
      除了价格因素,人的状态(生理的和心理的)也可以产生“调解作用”。只要是条件允许,没有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找烦恼、找苦吃、找罪受、找不自在。
     
      人的主观愿意,是无法客观定价的。这已经远远的超出了经济和经济学的范畴。
     
      “即使交通警察管理停车计时器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对社会而言也有必要把计时器的收费标准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便使宽度有限的马路得到合理的利用。”
     
      相当抱歉!我实在是不知道“管理停车计时器的费用”,到底是什么意思?也真是不明白“计时器的收费标准”,到底是几个意思?我晕!难道萨氏在此处想表达的不就应该是——停车的费用及其收费标准吗?当然,停车的位置就是“宽度有限的马路”。
     
      “收取地租可以给如何生产的问题导致出有效率的解决方案。然而,并不能据此而认为:现有的税收制度和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是有道理的。”
     
      收取地租,这是问题吗?这是一个有或没有、该与不该的问题吗?
     
      前文已述:地租与税收,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完全就是不搭界。
     
      倒要请教:所有制——所有权制度,何来“不平等”?请问: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所有权类型?所有权的类型存在是否“平等”的问题吗?“平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七、水土保持和土地租赁期限
     
      “在出售明尼苏达州的铁矿时,租金的一部分即是为了补偿这种可以消耗掉的资源的资本。”
     
      我晕!与“出售”相对应的,难道可以是“租金”吗?难道不应该是——售价吗?
     
      请问:明尼苏达州的铁矿的所有人(即出售者),到底是谁呀?难道是买受者要向出售者进行“补偿”吗?既然是所有权都已经发生转移了,那又何来“补偿”呢?
     
      “对使用资源收取租金可以延缓资源的枯竭,帮助分配可以耗尽的稀缺资源。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中,资源所有者的自私自利很可能导致自然资源被迅速耗尽。所造成的枯竭不仅使资源所有者无物可卖和无物可出租,而且还形成许多有碍观瞻和妨害卫生的矿渣堆,造成人们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域性失业。所有这一切‘外部负经济效果’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并且为政府的管理和协调创造条件。”
     
      资源,可以分为消耗型和存续型,前者如石油,后者如土地。对于前者,不可能出租(也就不可能收取租金),而只能出卖。对于后者,既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卖。
     
      对于石油这一类消耗型资源而言,提高售价(肯定不可能是“收取租金”),确实“可以延缓资源的枯竭”。但是,提高售价,却肯定不是市场行为,至少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售价肯定不是由卖方单方所决定的。而且,提高售价,也与“帮助分配”(这一表达方式本身,就令人匪夷所思)没有必然关系。
     
      自由竞争,没有问题!自私自利,也没有问题!!基于自由竞争和自私自利而“很可能导致自然资源被迅速耗尽”,更没有问题!!!
     
      一个没有为他人着想的人,无可厚非。
     
      某人的父母,留给某人一亿元遗产。某人把这笔财产用于个人享乐而全部消费净尽,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钱。请问:如何评价某人的行为?答案当然应该是:无可厚非。
     
      请问:“自然资源被迅速耗尽”,这是问题吗?这成其为一个问题吗?如果相反——自然资源被缓慢耗尽,这是问题吗?这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敢问天下:爱因斯坦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运用上天所恩赐给自己的神奇大脑,这是问题吗?这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请问:“资源所有者无物可卖和无物可出租”,这是问题吗?这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毫无疑问:“形成许多有碍观瞻和妨害卫生的矿渣堆”,这肯定是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绝对是“外部负经济效果”所导致的问题。
     
      毫无疑问:“造成人们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域性失业”,这肯定是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由于资源枯竭或者过快枯竭而产生的问题,却肯定不是“外部负经济效果”所导致的问题,而且其性质应该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
     
      不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不能自行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它们的出现和存在都为权力管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文明的到来污染了空气、河流、湖泊甚至海洋。”
     
      这是怎样的文明?都已经污染了,那还能被称为文明吗?
     
      文明,应该被重新定义!至少也要把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合并起来一起看。
     
      “选择的余地并不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和政府的硬性规定之间,而是在不完全的自由放任和不完全的政府协调之间,在缺乏效率的政府法规和合理的民主规划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政府的硬性规定”,但却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完全竞争”。理想,永远在天国;现实,才会在人间。
     
      既有适当的自由放任,又有适度的政府协调,这确实是比较合理的制度设计方案。但这却不是什么“选择的余地”。
     
      对于政府法规而言,似乎不宜以“缺乏效率”来修饰限定。对于合理的规划而言,似乎也不宜以“民主”来修饰限定。
     
      “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对于不劳而获的资本收益施加限制,因为能够得到这种收益的是那些幸而拥有城市扩建土地的人,是那些能成功地投资于未来事业的精明的投机商。”
     
      拜托!何谓“不劳而获”?难道“资本收益”就意味着不劳而获吗?
     
      请问:如何“幸而拥有城市扩建土地”?难道是坐等天上掉馅儿饼、手接大风刮钞票吗?难道不需要为此而奔波劳碌、殚精竭虑吗?难道“成功地投资”不恰恰就是最好、最佳的——脑力劳动吗?难道上天恩赐的“精明”,不应该得到应有的价值回报吗?
     
      为什么要对通过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而获得的“资本收益施加限制”呢?
     
      还有没有天理呀?还有没有王法呀?
     
      八、结论
     
      “工资也是一种租金,是为了在一天、一星期或一年中使用某一人的个人劳务而支付的租金。”
     
      租赁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租赁对象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工资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使用权的对价给付。
     
      “在我们社会中,劳动是几种不能合法购买其所有权的生产要素之一。”
     
      在劳动所依附、所依赖的劳动者不能合法买卖的社会中,劳动自然也就不能合法买卖了。
     
      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不合法的买卖或者变相买卖,还是会大量存在的。
     
      有这样一种非常刺耳的说法:婚姻不过就是对象特定、次数不限且无需即时清结的卖淫与嫖娼罢了。
     
      总结和复习
     
      “在许多情况下,不收取地租会造成缺乏效率的过分拥挤以及不适当的使用方法。”
     
      我就纳闷儿了:为什么会出现“不收取地租”的想法呢?怎么可能会出现“不收取地租”的做法呢?是否收取地租会是随心所欲决定的事情吗?
     
      第二十九章  竞争的工资和集体议价
     
      “劳动者是值得他的工资的。”——《新约全书》
     
      而愚则以为:劳动者是值得与其所付出的劳动相应的工资的。
     
      “人不仅是商品。”
     
      关于商品的深入研讨,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论资本——批判〈资本论〉第一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资本论》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商品。
     
      人,是商品吗?人,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
     
      人,可以合法的出租自己的劳动,也可以非法的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资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当然需要对工资进行界定。
     
      至少在今日之中国,对于相当多数人来说,其收入并不能被称为工资。例如:数量庞大的农民,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信手拈来一例:很多律师的收入都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固定工资。房产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等等。
     
      A. 完全竞争下的工资决定
     
      “很难说平均工资是多少,正如很难说什么是普通人一样。”
     
      在既定的范围内,平均工资还是可以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比较准确的描述何谓——普通人。身高、体重、三围、智商、情商、财富等等,也许还可以量化,而相貌、容颜、德行、人格等等,这可如何客观描述呢?
     
      “任何工资理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解释这些差别。”
     
      差异,并不可怕。真正可憎、可恶的是:因不当理由而形成的差异。
     
      差异的结果,需要解释;差异的成因,更需要分析。尽管理论的任务并不在于改变现实。
     
      “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理解这些基本事实”。
     
      科学或者学术的目的,就在于去解释、说明这个世界。进而有助于具有相应感知能力的人去更好的理解、领悟这个世界。
     
      一、单个等级的实际工资的决定
     
      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工资水平?
     
      一种很靠谱的答案:生产率水平。
     
      “得天独厚的资源、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可以解释美国的高工资水平。”
     
      资源的拥有,是上天的恩赐;资源的差异,是上天的安排。
     
      请千万不要不服上天,进而与上天为敌!
     
      我不认为资源的多寡是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换言之:资源多,未必生产率就高;资源少,未必生产率就低。
     
      毫无疑问:较好的“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率。
     
      但是,残酷的现实还有另外一面:即使是在完全相同的“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仍然还有差别,甚至是相当惊人的差别。
     
      结论:除了生产率之外,还一定会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影响着工资水平。
     
      二、资源、资本和技术
     
      “对美国的高工资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来自经济地理的领域:
     
      相对于我们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而言,我们拥有丰富土地、煤、铁、石油以及水力等自然资源。”
     
      除了生产率水平较高之外,“得天独厚的资源”也“可以解释美国的高工资水平”。
     
      就在上一章,萨氏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谁也没有权利从大自然所恩赐的石油、矿产或土地的肥力等财富中得到好处。”
     
      不仅如此,就在这句话之后,萨氏又给出了一个页下注:“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出售石油,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人们迟早会对它拥有这一财富的权力提出疑问。”
     
      倒要请教萨氏:美国通过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人们是否迟早也应该对它拥有这一财富的权利提出疑问呢?
     
      老鼠失足掉进了油缸里,不是被淹死的,而是被撑死的。
     
      闹了半天,敢情不是美国人民很能干,而是美国资源很丰富。
     
      “现代工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源的数量,按人口平均数量来说,在欧洲是较低的,而在许多其他地区则更低。”
     
      相对于拥有资源而言,开发资源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好似弯腰捡钱一样。
     
      请问:一个地区的整体财富数量与该地区的工资水平,在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马云的财富确实很多,但是,这与中国的工资水平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使用高超的技术方法牵涉到较优越的知识、较优越的应用技术、较优越的经济法规和习惯、较优越的管理制度、较高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民以及较优越的工作方法。”
     
      请看:技术方法、知识、应用技术、经济法规和习惯、管理制度、技术水平、教育和工作方法等等,所有这些统统都是智能文明的具体表现,都是强硬无比的——软实力。
     
      所有这些才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发达程度的根基所在。
     
      有别于资源这种硬实力的所有上述软实力,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累累硕果。
     
      美国的超级强大,主要不在于“得天独厚的资源”,而在于所有上述软实力的优越和领先。
     
      输,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道输的原因——不知道是怎么输的。
     
      今日中国与美国的本质差距,恰恰就表现在不限于这些的软实力上。
     
      中国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是文明的落后。
     
      “经济史学者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知识和较充足的资本。”
     
      我晕!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除非不是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或者不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学者,否则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知识和较充足的资本”。了解并理解这些内容,恰恰就是经济史学者的看家本领。
     
      对经济史学者开这样的玩笑,既不恰当、也不礼貌。
     
      三、移民和对劳动供给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三个世纪中,确实有大量的人移居美国。少数的人是为了宗教自由,较多的人是因为喜爱美国的政治制度,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则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情况。”
     
      民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不吹不黑:美国确实是这个星球的光明所在。
     
      抬杠无效:移民的流向充分显示民心之所向。
     
      所谓的“黑奴”或者“猪仔”,似乎不宜被称为——移民。
     
      好一个“移居美国”!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们可以溜溜达达“进入”美国之外,对于其他地区的人而言,那可是需要经费的,而且是一笔相当不菲的经费!
     
      除了旅途花费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制约移民的因素:政策或者法律是否会有约束?在当地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否能够较为顺畅、和谐的融入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否会明显优越于自己的原住地?……
     
      恰恰就在该书面世(1976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面向美国的移民潮。不可否认的是:避难、逃罪,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原因。
     
      “相对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而言,如果对任何级别的劳动的供给加以限制,会提高该级别劳动的工资率;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供给的增加往往压低工资率。”
     
      这一表述,明显不当。
     
      其中的“相对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而言”,明显应改为:在所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
     
      其中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明显应改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特别说明:萨氏并没有对“工资率”一词进行名词解释。
     
      使用“工资率”一词,确实令人费解。
     
      “收益递减规律使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工会总是赞成对移民加以限制。同样的道理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工会力图:(1)缩短每星期的工作时数,以及延长每年的假期;(2)限制童工,鼓励降低退休年龄以及在某些领域排除女工;(3)限制劳动强度和工作速度。久已存在的劳动者的顺口溜说:
     
      工资不论按日按礼拜
     
      干活儿越少钱越多
     
      这表明,工人阶级希望沿着劳动需求曲线向上移动。”
     
      萨氏的联想能力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吧——居然能够把收益递减规律与工会扯上了关系,竟然可以把工人阶级与需求曲线捆在了一起。
     
      工会为什么总是赞成对移民加以限制?就是为了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种想法和做法与收益递减规律没有任何关系。
     
      工会为什么要求缩短工时、延长假期?这根本就是任何一个劳动者基于本能需要、为了改善生活而都会提出的诉求。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降低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可以较早的享有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退休金。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限制童工和排除女工?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来自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也不能完全排除出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考虑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如果童工就是男工的孩子、女工就是男工的妻子的话,那么允许存在童工和女工就不会产生分走一杯羹的结果(一家人挣的钱,毕竟还是归属于一家人)。
     
      在总工作量和总工资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只会影响具体、个别的劳动者的工资数量。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限制劳动强度和工作速度?当然是:为了自我利益、自我保护。
     
      那个“久已存在的劳动者的顺口溜”,不过就是劳动者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罢了。尽管这个目标在漫长的岁月里确实在逐渐缓慢的成为现实。
     
      四、最优人口理论
     
      “美国之所以如此富裕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自由贸易区域。”
     
      请问:富裕的主体,到底是谁呀?该不会就是“美国”吧?
     
      与幅员辽阔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众多。地广人稀,也就乏善可陈了。
     
      贸易,并不值得炫耀。真正引以为傲的是:没有人为障碍的自由贸易。
     
      “现代技术日益为甚地要求越来越大的工厂:如果你每天不能生产一千个电冰箱,你就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全部经济效果。”
     
      在单价既定的情况下,数量就是决定总额(产值和利润)的关键性因素。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规模,肯定不是问题;产量,绝对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销量。
     
      “在共同市场消除欧洲的贸易壁垒以前,一个国内市场有限的小国很难使国内的行业保持高效率。”
     
      如果跨境贸易需要额外支付过高成本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产品的销量将会受到国境的极大限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由贸易区的比较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突出的。
     
      “如果美国的人口减少一半,那末,美国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当然是指二十世纪。这应该是指在该书面世之后的时间——笔者注)的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否会更高?如果你生搬硬套收益递减规律,那末,答案为‘是’。然而,由于递增规律的相反作用,答案并不明确。”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假想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答案相当不确定的问题。
     
      针对中国的同样的问题,答案又会是什么?
     
      回答如此艰难的问题,不仅不能生搬硬套收益递减规律,甚至即使是考虑到“递增规律的相反作用”,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影响这一问题答案的因素不要太多。
     
      让我们以小见大。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与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相比较,请问:哪一个家庭“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会更高?这几乎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固定答案的问题。
     
      “不容置疑,许多亚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最优点。但是,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幽静生活和没有污染的环境的考虑很可能要比食物的收益递减来得更加重要。”
     
      请问:如何界定、判断人口密度的最优点?有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吗?否则的话,又何来“不容置疑”呢?
     
      作为亚洲国家兼先进国家的新加坡,其人口密度是否已远远超过了最优点呢?
     
      幽静生活和没有污染的环境与食物相比较,对于先进国家而言,更需求前者;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更需求后者。
     
      能否这样来理解:越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就越是稀缺罕有的东西呢?
     
      五、铁的工资规律:马尔萨斯和马克思
     
      “如果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真正是完全的,那末,在先进的国家里,工资并没有下降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然倾向。”
     
      讨论“铁的工资规律”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所谓的“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明确界定。到底是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
     
      请问:任何一种商品(肯定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有下降到只能收回成本的必然倾向吗?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其价格(即工资)也必然会包括超过成本的利润的。
     
      愚以为:劳动力的成本,就是“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开支。换言之:工资根本就不应该、不可能有下降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然倾向,而不论是在先进的国家里、还是在后进的国家里。
     
      “雇主们的愿望可能是低工资。但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他们并不能使工资率规定在他所喜爱的水平上。只要雇主的人数很多并且又不相互勾结,他们对某一级别的劳动的需求,就会把该级别的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水平,可以得到的劳动供给量将被全部吸收掉。劳动者可能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然而,在竞争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不能如愿以偿。只要他们并不勾结在一起来限制劳动的供给,他们的愿望就不能使工资高于竞争的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这是一段多么朴实无华、简单质朴的论述呀。说的都是大白话,也都是大实话。其效果超过了一切貌似高深的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前提条件很重要、也很必要),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这就是铁的经济规律。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不过就是这一铁的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罢了。
     
      竞争的结果,就是最佳的结果。
     
      交易双方(即供方与需方或者买方与卖方)的任何一方的非市场化行为,都有可能会打破这一规律。
     
      所有的规律,都是有其适用条件的。
     
      凡是不意识、未发现规律的人,不论是马尔萨斯、还是马克思,其违背规律的言行,注定都会碰得头破血流、摔得粉身碎骨。
     
      六、固定劳动总量谬误和三十小时工作周
     
      “还有一个有关的和更加有力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劳动者为了缩短工作时数而斗争。他们害怕失业;他们往往认为,在短期中,需要完成的劳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
     
      劳动者要求缩短工时真的是为了应对、解决失业问题吗?这其中的思维逻辑可能是这样的: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也就意味着劳动总时间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者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的话,那么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者进行工作。进而经过“稀释”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失业。
     
      如果固定工时制度并不存在“三班倒”、“四班倒”的情况的话,那么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每天六小时工作制,这明显就是“磨洋工”的节奏!
     
      在这种意义上的高就业,其实就是虚假的、掺水的、不饱和的就业。每个人的手上都端着一个饭碗,可是,其中装填的却都是清一色的清汤寡水。
     
      愚以为:广大普通劳动者很有可能还不具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觉悟。缩短工时,必然意味着减少工资。这可不是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愿意接受的结果。
     
      因此,“劳动者为了缩短工作时数而斗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在不降低工资的条件下,实质性改善生活质量,而根本就与“害怕失业”无关。
     
      “如果外国人得到工作,那末,其后果为何?或者,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后果为何?或者,老年人拒绝退休的后果为何?或者,某些劳动者工作效率太高的后果为何?或者,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后果为何?或者,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后果为何?其中的每一项都对劳动者的工作和生计构成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上述威胁,都绝对不是缩短工时所能够根本消除的。
     
      外国人和妇女,应该属于廉价劳动力——同工可以不同酬(当然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对普通劳动者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老年人拒绝(其实就是延迟)退休的后果就是,占据工作岗位,增大年轻人的就业难度。但是,同时也会产生用工资而非用“不劳而获”的退休金养老去维持生活的后果。
     
      某些劳动者工作效率太高,完全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工作的效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用机器代替人力,直接导致解雇大量劳动者,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劳动者加班加点,似乎应该是指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情况,是竞争压力或者进步动力使然,无可厚非、无可指摘。
     
      综上,有的情况可以通过法律、制度进行限制或者禁止;而有的情况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是无法改变的。
     
      “这种认为需要完成的劳动数量固定不变的态度有时被经济学者称为‘固定劳动总量谬误’。对于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合乎情理的地方。对于某一群具有特殊技能和身份并且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技术变革可以构成一个真正的威胁。从他们的个人观点来看,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说法并不那么荒谬。”
     
      人们根据什么就会认为劳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呢?
     
      也许,这种认识确实有“它的合乎情理的地方”。对于那些为数不少的开足马力生产而且并不扩大生产的企业而言,劳动总量确实是固定不变的。
     
      决定劳动总量的因素是生产总量。对于一个不断扩大生产的企业而言,生产总量怎么可能会是固定不变的呢?
     
      决定生产总量的因素是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欲求总量。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欲求总量是固定不变的。更有甚者:这样的欲求居然还可以被激发、被调动、被点燃、被唤起、被培养、被制造。
     
      技术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机器日益取代人工。这种取代是近乎全方位的,而绝对不限于“某一群具有特殊技能和身份并且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劳动者”。
     
      请千万不要搞错!机器取代人工的原因,可不是劳动总量固定不变,而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生产效益的必然要求。
     
      “在一次大萧条中,当大量和长期的失业存在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劳动者一般会拜倒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哲学之前。”
     
      我晕!都已经发生了“大量和长期的失业”,怎么还有人“会拜倒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哲学之前”呢?这分明应该是劳动总量巨大减少的结果呀!
     
      “劳动总量固定不变意味着:在任何经济制度中,有报酬的有用工作量只有那么多。”
     
      请看清楚: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工作量”。换言之:工作总量决定劳动总量。如果工作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话,那么劳动总量也就一定不是固定不变的。
     
      “混合经济制度如果大力推行适当的货币、财政和价格政策,那末在萧条时期,也许并不会有大批人失业。虽然技术失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却可以通过采取扩展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和再训练政策而不是限制生产来妥善地加以解决。同时采取这两种政策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培训出许多有技术的新工人。”
     
      萨氏的这番高论,实在是有失偏颇。
     
      经济萧条的表现是需求大量减少;经济萧条的本质是供求关系紊乱。
     
      在经济萧条时期,大量失业是必然现象。在走出经济萧条之前,大量失业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运用权力推行强烈、剧烈的货币、财政和价格政策,可以直接产生使经济复苏的奇迹。如此操作,也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的人造繁荣。
     
      不可否认:宏观调控确实可以改善经济萧条的惨淡局面。
     
      所谓的“技术失业”,有可能就是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失业的意思。这既是一个趋势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那些已经基本定型而难以改变的劳动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转岗很困难。而对于后来者而言,则不构成什么威胁,那些被机器取代或者将要取代的工种,人们当然会选择绕行。
     
      萨氏过于高估甚至迷信“扩展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和再训练政策”了,认为这些玩意儿就是药到病除甚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看这话说的,好像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计划经济国家似的。
     
      拜托!难道通过宏观调控去“限制生产”(这肯定不会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就可以解决“技术失业”这一问题了吗?这到底是什么诡异逻辑呀?
     
      难道“这两种政策”是魔术师手中的百宝箱吗?要啥,就有啥;想啥,就来啥。
     
      萨氏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客观而言:那些为数众多的“技术失业”者并不会因为“技术失业”而饥寒交迫甚至冻饿致死,而一定会以某种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或者生存下去。他们不过就是被时代所淘汰、所抛弃的不幸之人罢了。
     
      “随着我们的生活标准和生产率的上升,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我们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在历史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作时数一直在持续缩短。在美国工业中,把星期六作为工作日不容否认地越来越少见。将来的趋势也许是延长照领工资的休假期——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休假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而在于人们从暑假和寒假中所得到的享受。更多的时间用于休假可能是我们所选择的享受技术进步成果的一种方式。不容置疑,我们的孙子辈会进一步缩短每周的工作小时,但是,他们缩短工作周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无奈。”
     
      人们的生活标准,是由社会的生产率(背后是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换言之: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早早晚晚、多多少少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不论其是否为社会生产率的提升做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这就是水涨船高道理的一种表现方式。
     
      生活标准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所谓的闲暇时间,说的简单、直白一些,就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时间。
     
      且慢!“很自然地认为”可以、应该“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的人们,可能并不太多。尽管他们的生活标准确实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换言之:更多的人们可能更愿意把时间继续、持续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事情上。
     
      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差异,还是蛮大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1995年5月1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每周工作六天(另有极其短暂的每周工作五天半的时期);在此之后,每周工作五天。至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工作时数一直在持续缩短”的情况。
     
      我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能够看到这段话的话,一定会羡慕到流出哈喇子的程度。而且,实在是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中国到底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每周五天工作制。
     
      休假,能够带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退而求其次,即使是不带薪,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还能够延长休假的话,那简直就是好上加好了。
     
      如果不是空谈哲学的辩证思维(例如: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休息)的话,休假怎么可能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呢?
     
      休假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享受生活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缩短工时是出于“害怕失业”的考虑。
     
      延长休假,甚至是持续不断的延长休假,一定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休假,直接的结果肯定是无需工作;而间接的结果则有可能是积极消费。消费,除了需要钞票之外,还需要时间。唯有消费,才谈得上“享受技术进步成果”。
     
      缩短工时,甚至是持续不断的缩短工时,是技术进步送给每一位劳动者的福利,这与他们到底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无奈”,根本就毫无关系。
     
      愚以为:技术进步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使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不论是去营利、还是不去营利;不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愉悦……而且,它还使这个世界有了产生更多变化的可能……
     
      可能很少有人会用钞票去换取闲暇——通过减少工作(进而减少工资)而获得闲暇。因为人们可能会普遍认为:没有或者缺少钞票的时间,应该不能算是闲暇。闲暇,就意味着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闲暇。
     
      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前文已述:所谓的充分就业或者普遍就业,很有可能是含金量较低(即工资较低)的不饱和就业。换言之:这种情况与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工时较长而工资较低,这种情况真的还不如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的情况呐。磨洋工,这可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的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是降低效率;对于劳动者而言,是浪费时间。
     
      同样是搬运一百斤的重物,如果既可以背着、也可以抱着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背着、而不是抱着。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可就真的是劳动总量固定不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倔强、任性的主张缩短工时,也就只能是出于“害怕失业”而非出于“享受闲暇”的考虑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些厂商开始试行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十小时的方法。”
     
      这只是每周工时不变、每日分配改变的情况。
     
      这样的细微改变,也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谁也不傻!谁都有一个小算盘、谁都会好好的盘算一下:如此改变对于自己而言,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暂且忽略利弊各半的情况)。
     
      显而易见:给出上述两个答案的人们(包括资本家和劳动者),各大有人在。
     
      不能断定:给出上述两个答案的人们(包括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在现实中,这种工时制度并没有得到普遍推行。仅此一点,即可推论:反对的力量大于支持的力量(不一定是反对的人数大于支持的人数。因为一个资本家的力量完全有可能会大于许许多多劳动者的力量)。
     
      七、劳动的一般的供给曲线
     
      “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的意义是:工资增加往往使你感到较为富裕,觉得可以享用较多闲暇。代替效应的意义是:工资增加往往使你感到闲暇具有较高的价格——之所以较高,是因为你现在为了每小时的闲暇需要牺牲较高的每小时的工资——从而用你的较高的工资所能购买到的新物品来代替闲暇。”
     
      对于每一个能够通过工作而获得收入的人而言,其闲暇时间,其实是用相应的收入换取、“购买”的。
     
      闲暇本身,就是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职业或者工种的工作时间都是可以由劳动者自己掌控的。
     
      所谓的“代替效应”,其含义有点儿类似于——机会成本。
     
      这两个毫无实际价值的学术名词——“收入效应”和“代替效应”,完全就是学术“注水肉”。
     
      八、特殊人物工资中的地租(租金)成分
     
      “一般说来,在人们得到的工资比他们所认为的应有的数量多到一定的程度时,进一步增加工资并不会使劳动时间相应增加。”
     
      其中的“所认为的应有的数量”,明显表述不当。似可改为:所期待的合乎理性的数量。
     
      其中的“进一步增加工资并不会使劳动时间相应增加”,明显表述不当。似可改为: 不会为了进一步增加工资而相应增加劳动时间。
     
      整句话似可改为:一般说来,在人们得到的工资比他们所期待的合乎理性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不会为了进一步增加工资而相应增加劳动时间。
     
      “影响最大的很可能是非金钱的动力——取得成就的欲望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爱好。”
     
      这一点很可能只适用于那些有理想、有情怀的成功人士,而不适用于那些只是有激情、有追求的有钱人士。
     
      唯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生,才有可能是崇高和伟大的。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已经无需区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了,已经把工作与闲暇有机融为一体了。
     
      九、工资之间的补偿性的差别
     
      “各种职业的令人讨厌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因此,有必要提高工资,以便诱使人们从事吸引力较少的工作。这种单纯用来补偿不同职业之间的非金钱的差异的工资差别被称为‘补偿性的差别’。”
     
      对于这一高论,鄙人必须质疑。
     
      谚语:你之美酒,却可能是我之毒药。
     
      一种职业,到底是否令人讨厌,是一件相当不确定的事情。换言之:这完全是一个答案因人而异的问题。
     
      此外,“诱使”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所有劳动者的自身条件是大致相同、大体相当的。而这却明显有悖常识、不合事实。低端劳动者去从事低端工作——“吸引力较少的工作”,难道还需要去“诱使”吗?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只能、只会去从事那样的工作。对于他们这样的劳动者而言,又何谈什么“提高工资”和“补偿”呢?
     
      萨氏上述结论的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存在。
     
      萨氏混淆了同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与不同的人的职业选择这两种情况。
     
      “高空作业工人必然比看门的挣得多,因为人们不喜欢爬旗杆的风险。”
     
      这一表述,明显欠妥。
     
      高空作业工人的相对较高工资,来自于较高风险,而风险根本就无所谓是否“喜欢”。他们真正喜欢的,可能也不是工作本身,而只是较高工资。
     
      “当你看到一位医生每年挣取$50,000时,你应该记住,其中的一部分是补偿性的差别,以便诱使人们支付学费和忍受没有报酬的学习。”
     
      这一表述,相当搞笑!
     
      请问:成为医生,是“诱使”的结果吗?难道成为美国总统或者象萨氏一样的顶级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级别),也是“诱使”的结果吗?
     
      请问:只要是肯于“支付学费和忍受没有报酬”的若干岁月,就可以学有所成吗?
     
      医生的较高收入,那完全就是对较高投入和优异天资的回报,而绝非什么补偿。
     
      “特别令人喜爱和具有吸引力的工作会得到许多应征者,从而,报酬会由于竞争而被压低。”
     
      这一表述就已经完全是在开玩笑了!
     
      国家元首、文娱明星等,都毫无疑问是“特别令人喜爱和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而且,肯定“会得到许多应征者”。请问:他们(与性别无关)的报酬“会由于竞争而被压低”吗?
     
      此处可以哄堂大笑!
     
      “如果我们把非金钱的和金钱的因素全都考虑在内,则报酬较高的工作并不是更可取的。”
     
      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重大问题!
     
      应该将其中的“并不是”,修改为:未必是。
     
      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报酬(即“金钱的因素”)当然相当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报酬却肯定不是劳动者选择工作时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一定还另外会有或多或少的“非金钱”因素。
     
      假设在如下二者之中可以任选其一:一个岗位是月薪一万元的公务员,另一个岗位是月薪两万元的程序员,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尽管两万大于一万是尽人皆知的。
     
      面对诸多方面或者因素,在相互比较之后,更需要什么,就会更看重什么,也就会去着力追求什么。
     
      现身说法。鄙人在2000年主动而非被动的转换工作(从公务员改行为教师)时,工资骤减一半。如果心中、眼里只有钱的人,一定会认为我脑子进水了——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但是,我不会欺骗自己:事实证明,我赢了、我赚了。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人生战略抉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成绩、成功、成就与我的身份、职业(高校教师)只具有肤浅、表面的关联关系。与我具有相同身份、职业的人,不计其数、数不胜数,但却绝对不意味着他们也就必然会取得与我相同的成绩、成功、成就。
     
      我的成绩、成功、成就当然不是表现为工资,但却确实是来自于我的身份、职业。
     
      职业选择的核心要义:不要看眼前,而要看长远;不要看金钱,而要看兴趣。
     
      十、非补偿性的差别:劳动的质的差异
     
      “如果一切劳动者都是相同的,那末,观察到的竞争的工资差别可以被解释为补偿性的差别。”
     
      萨氏给出了出现、形成工资的“补偿性的差别”的前提条件是:“一切劳动者都是相同的”。但相当遗憾的是:这样的前提条件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正确表述:工资的“补偿性的差别”,只存在于那些劳动者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中。
     
      “绝大多数报酬丰厚的职业同时也是比较令人喜爱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大多数的工资差别不可能是补偿性的。”
     
      萨氏说话可真是大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在此处又校正、改变了此前的说法。萨氏应该无意愚弄读者,而只是希望读者能够真正通过深入思索而理解问题的本质。
     
      “工会规定或法定最低限度工资或劳动者在某一特殊职业中的垄断可以部分地解释现有的非补偿性的差别。”
     
      因规定或者法定而造成的工资差别,是一种非由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现象。
     
      至于“劳动者在某一特殊职业中的垄断”,这一表述相当不明朗——无法看出其具体内容。进而也就无法确定这种情况与“最低限度工资”制度是否为相同的属性。
     
      “即使在一个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其中,一切种类的劳动价格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均衡工资也必然呈现出巨大的差别。
     
      这是由于人们之间巨大的质的差别——可以追溯到由于幼年生活中的境遇的差别以及其他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竞争的工资差别。”
     
      毋庸置疑:不同种类的劳动或者职业的工资差别客观存在。其原因不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在于一群人或者一类人之间存在着差别。
     
      毫无疑问:同一种类的劳动或者职业的工资差别也客观存在。其原因恰恰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
     
      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归根结底来自于、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这种终极差别又岂止是——“可以追溯到由于幼年生活中的境遇的差别”呢!当然应该可以追溯到受精卵的生化差别那里去!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区分为内在差异与外在差异。我所说的内在差异是指:人作为生物个体而存在的表现为个体自我属性之间的差异(例如:智商、情商等等);我所说的外在差异是指:人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表现为脱离个体自身之外的差异(例如:出身、家境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导致人类社会的其他一切差异。
     
      至于这种差异是否达到了“巨大”的程度,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生活阅历告诉我:作为绝大多数的表现平平的社会成员,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只有为数极少的个体属性极其罕见的社会成员,他们与作为绝大多数的表现平平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才会是——非常巨大的。
     
      “没有人认为,一个人的竞争的工资会与一匹马的工资相同。”
     
      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马会有工资吗?当然会有。就是使用或者租用马的价格。只不过得到这个价格的不是马,而是马的主人。
     
      人的工资与马的工资,相同或者不同,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不可能相同吗?
     
      “人事经理们都知道:以对一家厂商的金钱收入方面的贡献而论,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别很大。”
     
      这就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者人治经济的正常逻辑。
     
      一位管理者(显然并不限于人事经理),如果分不清其所管理的人们之中到底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那他可就真是一个水平相当可以的奇葩了。
     
      这样的管理者,在我们的身边——还太少吗???
     
      一个不需要、不重视真才实学的社会,可能是一个良性、美好的社会吗?
     
      十一、劳动市场中的非竞争的类别
     
      “虽然不同类别不是百分之百地相同,但它们(即不同类别的劳动——笔者注)是相互竞争的。”
     
      我晕!怎么可能会是“百分之百地相同”呢?难道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不同吗?
     
      在不同类别的劳动之间,是很难产生相互竞争关系的(例如:矿工与医生)。只有在相似类别的劳动之间,才有可能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相互竞争关系。
     
      “在一定的程度上,劳动者可以跨越不同的类别。假设焊工的工资变为每年$100,000,我也许会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
     
      跨界发展,也许可以。但却一定会受制于“在一定的程度上”。鄙人就从公务员改行去作教师,这可是真事,而不是假设。
     
      萨氏说自己“也许会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这也只能算是一种不恰当的玩笑,否则的话,一定会有辱自己的人格。言外之意:萨氏看重的不是职业本身(而不论是不是去作焊工),而仅仅只是优厚的工资。这不就活脱脱是一个唯利是图者嘛!
     
      无需假设,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或者NBA的篮球明星的收入都远远高于每年$100,000,请问萨氏:您为什么没有去“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呢?
     
      成为教师,应该是一种基于兴趣的理想选择,而不应该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现实考量。
     
      别人如何去做,与我们没有关系。萨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了表白:我是不会去亵渎教师这一职业的。
     
      鄙人是断然不会放弃教师而去作国家主席的。
     
      “如果雇主们认为,皮肤上的颜色表明较低的工作效率,或者妇女不能从事某种工作,那末,他们的想法就可以反映到需求和供给曲线上去。一切的类别均处于变动之中,而不是静止的,都是随着所受到的职业培养、风俗习惯和立法的不同而变化的。必须承认经济现实——它们是既成的事实,但是,它们是可以由人们形成和改变的事实。”
     
      肤色决定工作效率,即使是有某些甚至大量事实作为根据,这也显然只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即使是对有的人甚至很多人适用,也肯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妇女不能或者不宜从事某些种类工作,这应该是极其客观、相当理智的正确认识。
     
      雇主们有上述想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脑子集体进了水。实话实说:稀里糊涂、缺心眼儿的人也不适合作雇主。“反映到需求和供给曲线上去的”,应该是他们的做法,而不是“他们的想法”。
     
      不可否认,“所受到的职业培养、风俗习惯和立法”,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人的天赋这一因素却很难甚至不会改变。至少智慧与愚蠢这种类别的区分,应该不会“处于变动之中,而不是静止的”吧?
     
      必须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某些因素可不是“由人们形成和改变的”。
     
      十二、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
     
      “在我们知道的现实生活中,差异不是绝对的。”
     
      在我所理解的思维观念中,差异是绝对的,而相同则是相对的。
     
      “不同的工作之间具有流动性;工资的差别在长期中有助于造成较大的流动性;但并不需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处于流动之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流动就够了。”
     
      请看清楚:是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而不是在相同的工作之间——进行流动。
     
      中国古训:隔行如隔山。
     
      搬砖的与扛包的,买蔬菜的与贩水果的,这些可都不能算是不同的行当。
     
      顶级职业象棋选手的收入与顶级职业围棋选手的收入,可谓是相差悬殊(差不多有十倍之多)。请问:这种差别在长期中有助于在此二者之间“造成较大的流动性”吗?
     
      请问:“较大的流动性”与“一小部分人流动”,此二者彼此和谐吗?
     
      “但是,仍然存在着某些永久性的对流动性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生物和社会遗传所造成的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别。因此,在长期中,工资的差别将会继续存在——除非被社会政策所抵消。”
     
      生物遗传因素(其实还包括生物变异因素)所造成的差别(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内在差异),肯定无法消除。而“社会遗传”(所谓的“遗传”二字,只不过就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借喻)因素所造成的差别(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外在差异),则肯定可以消除。
     
      工资的差别,岂止是“将会继续存在”,而是将会永远存在。除非是消灭了人的差异或者是消亡了工资现象。
     
      某些奇葩的社会政策,完全有可能会淡化工资差别,但却不会也无法抹杀工资差别。
     
      “假设我们使人们易于受到他们能力所适合的教育以及使他们易于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能较好发挥才能的地区。又假设我们能向人们提供关于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的最好的消息报道。这样,差别的很大部分将会消失。”
     
      这些“假设”所涉及的都是关于社会因素或者外在因素的改变,而与个人因素或者内在因素无关。
     
      这些因素的改变,肯定会产生相当明显甚至特别巨大的作用。“将会消失”的,似乎应该是——很大部分的差别,而似乎不应该是——“差别的很大部分”。此二者的内涵明显不同。
     
      在真正实现了这些改变之后,很小部分的差别的很大部分,依旧会存在。
     
      “市场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工资差别的均衡型式,在这种型式下,每一类别的劳动的总需求正好等于其竞争的供给。只有这样,才会出现工资差别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的一般均衡。”
     
      请问:在“每一类别的劳动的总需求正好等于其竞争的供给”的“型式”下,出现“一般均衡”结果的,到底是“每一类别”的工资本身,还是“工资差别”?在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众多类别的工资之间,它们的差别怎么可能会形成“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的一般均衡”呢?
     
      毫无疑问:萨氏的学术能力和思维水平都十分高深。但是,其表达、表述的功力似乎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至少也应该让外行的众多读者们能够看明白。
     
      B. 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集体协议
     
      “不存在着一个拍卖者来把劳动者分配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一结论也只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缺乏明显的质的差异。很多人都可以胜任同一个、同一种岗位,因此也就没有区别这一类人的工资高低的必要了。
     
      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极其特殊的高端、尖端劳动者而言(典型例证:文体明星),他们不仅获得了高的难以令人想象的收入,而且甚至还拥有自我定价权。
     
      没错,这样的劳动者就同时兼任着拍卖者,他们当然会把自己“分配给出价最高的人”了。
     
      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很多人都对他人的工资收入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却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又往往得不到这方面的确切信息。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处于透明状态的。大可不必去打探、深究具体数字(精确到圆、角、分。不开玩笑:我都不知道我的工资的具体数字),只要是知道了其所在的行业、职业、地域、年资、岗位等等信息,其工资就已经不言自明了——虽不中、不远矣。开个玩笑:甚至贪官的非法收入,也是可以通过知晓上述信息而推测出来的。
     
      只有那些为数极少的特殊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收入才会令人难以想象、无法猜测。
     
      1. 工资的粘着性
     
      “你也许在每一方面都象某个在职的劳动者那样能干,然而,你没有办法用接受较低工资的方式来取得他的工作岗位。”
     
      大家别笑,我曾经长期怀有一种深刻的忧虑:如果一些(数量无需很多)比我学历高(鄙人仅仅拥有本科学历和硕士学位)、比我职称高(鄙人仅仅只是资深——二十年的“北农讲师”)的人到我所供职的学校来求职的话,那么我势必会面临下岗的危险。令人安慰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生。并非开玩笑:肯定不是高人不忍心夺走我的饭碗,而实在是高人看不上我的饭碗。换言之:我的工作岗位还不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我的工作岗位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高人的目光。
     
      那些年轻的博士是否比我这个年长的硕士更有优势呢?未必。在学历大幅度“贬值”的时代背景下,我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在稀缺性这个维度上未必会输给二十一世纪的博士生。
     
      那些年轻的教授、副教授是否比我这个年长的讲师更有优势呢?未必。在职称评审乱象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我这个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公开发表了九百余篇学术作品的“北农讲师”在真才实学这个维度上未必逊色于那些一级教授、学部委员。
     
      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求职者肯定无法取代在职者。除非求职者的条件(一方面甚至多方面)明显优于(例如:能力特别强大或者要求待遇极低)在职者,否则的话——稍微的优势,求职者也不太可能取代在职者。
     
      这种社会现象不宜被称为“工资的粘着性”,而似乎可以被称为——工作的稳定性。
     
      2. 厂商的工资政策
     
      “任何厂商,只要稍微把工资提高一点,就能雇到一切要添增的人手。”
     
      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到底是什么?此处的“提高一点”,应该是相对于由市场决定的从事某一工作劳动者的工资而言的。这里的“人手”,到底是指无业者,还是指在其他企业里工作的就业者?对于无业者而言,根本就不需要“稍微把工资提高一点”。如果是遵循同工同酬原则的话,那么在提高新雇员工资的同时,也必然应该相应的提高从事相同工作的老雇员的工资。
     
      这句话该不会是打算去“挖墙脚”的意思吧?
     
      3. 协议力量的不平等
     
      “通常被认为是与工会的存在有关的劳动市场中呈现出的许多特点即使在没有工会时也同样存在。”
     
      在市场经济体制而非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工会,曾经风风火火、风光无限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会(通常以产业或者行业而非企业为依托)的力量不容小觑、更不容抹杀:其杀伤力不仅表现于存在工会的产业、行业、企业,而且其威慑力也传导至没有工会的产业、行业、企业。
     
      工会不仅教育了企业的资本家,而且也给国家的决策者上了深刻启发的一课。其结果就是:除了劳动契约,还有一整套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一、工会企图提高工资的四种方法
     
      1. 限制劳动的供给
     
      “我们已经看到,工会可以限制劳动的供给,以便使工资沿着劳动的引致需求曲线上升。”
     
      工会的的确确很牛、相当的牛!
     
      此处的“限制”的对象,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数,也包括劳动的数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工会在维护自己会员权利的同时,是否也会照顾到非工会会员的劳动者的利益,就不得而知了。换言之:工会会员的利益提高,完全有可能是以非工会会员的劳动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
     
      2. 提高标准的工资率
     
      “如果你总是能说服或强迫雇主支付高额的标准工资——如众所知并且实际采用的工资率——那末,劳动的供给问题会自行解决。按照标准工资率,雇主会雇用他们所需要的人员数量,而任何多余的应雇者将自动地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
     
      被说服与被强迫,在结果上是相同的。尽管此二者的表现天差地别。
     
      请问:与所谓的“标准工资”相对应的会不会是——标准工作或者标准工作量?否则的话,如果在提高工资的同时也相应的提高工作量的话,那么雇主肯定是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
     
      如此出神入化的操作,解决的可不是“劳动的供给问题”,而是在岗劳动者的待遇提高问题。
     
      “现在,限制供给的是什么?是高额的标准工资率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不足。”
     
      其中的“限制供给的是什么”,翻译欠妥,明显应改为:限制供给的结果是什么。
     
      3. 向上移动引致需求曲线
     
      “工会可以通过任何改善对劳动的需求的政策来增加工资。例如,象国际妇女服装工会那样,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管理方法来降低服装价格,或者,它可以帮助该行业来做广告宣传。”
     
      好一个“任何”!瞧这话说的,好像工会是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似的。
     
      应该指出:“改善”与“需求”相互搭配,不太符合中文的语义逻辑。
     
      有没有搞错!难道工会居然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管理方法”吗?这玩笑开得有点儿过了。
     
      请不要搞错!“降低”的竟然是“服装价格”,难道不应该是——服装成本吗?
     
      而“帮助”二字则不同,尽管含糊其辞,但却没有问题。
     
      “今天,在美国,很少有劳动者在生理上严重缺乏营养。然而,心理上的因素可以和生理上的同样重要。许多雇主发现,工资太低是不合算的,即使从冷酷的金钱角度来考虑也是如此。工资太低会使劳动者的质量和满意程度降低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雇主们不是赚钱,而是费钱。”
     
      在今日之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劳动者处于“在生理上严重缺乏营养”的状态之下。但愿不再会很多了。
     
      生理上的满足,是客观的,进而是相对容易实现的;而心理上的满足,则是主观的,进而是相对不易实现的。
     
      好一个“工资太低”!瞧这话说的,好像雇主可以单方面决定工资似的。
     
      其中的“从冷酷的金钱角度来考虑”,明显表述欠妥,似应改为: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考虑。
     
      中国民谚:一分钱、一分货。与价低相对应的,当然应该是质次了。
     
      什么岗位,就应该使用什么性质的员工。高薪聘请博士去作门卫或者保安,显然不够明智。
     
      人尽其才、才有所值,这就是雇用员工的最高准则。员工个人主观的满意程度,不应该成为评价雇佣关系的标准。
     
      “我们有理由说:对于雇主有效地利用劳动而言,高额的工资具有有利的‘冲击作用’。”
     
      中国民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此处的“高额的工资”,显然应该是与劳动的成果相互匹配的,而断然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其具体的表现既可以是事前承诺、也可以是事后兑现。
     
      4. 消除垄断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即“买方垄断”)
     
      “然而,的确也还有这样一些农村地区,在那里,因为劳动者没有其他的机会或者根本不知道这种机会的存在,因而雇主可以用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雇用劳动者。”
     
      这种情况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信息不充分。
     
      这种情况显然并不局限于“一些农村地区”,也广泛出现在一些城市地区,甚至普遍存在于所有地区。
     
      不开玩笑:在我即将大学本科毕业之前的求职之际,很多同学最后签约的单位,我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我连人家的“庙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暗中不免羡慕和嫉妒:人家怎么就能够找到那么好的单位呢?
     
      我的能力而非我本人,到底价值几何?根本就没有一把客观、公正的尺子来进行丈量。能够委身于一家基层行政机关,我就已经很开心、很知足了。
     
      好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必然都体现在其本职工作之中。
     
      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信息,注定不可能完全公开、彻底透明。
     
      凡是不能够人尽其才、才有所值的劳动力市场,就都是不完善、不效率的。
     
      二、集体协议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博弈论式的结果取决于心理、政治以及不胜其数的无形的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以经济学者而论,对立的垄断的最后结局在原则上是不确定的——正和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结局那样不确定。”
     
      请不要搞错!博弈的结局,当然首要、主要取决于当事各方的各自实力了。尽管诸如“心理、政治以及不胜其数的无形的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也有可能会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有没有搞错!“对立的垄断的最后结局”与“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结局”,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对立的垄断”,只有当事者这两方主体;而在“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关系中,则还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主体——卖方!争购的结果——到底会花落谁家,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确定无疑的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卖方才是最大的赢家(请注意:应该排除卖方与其中一个百万富翁在恶意串通、哄抬卖价之后再相互分赃的可能性)。
     
      “除上述一切因素外,他(即“双方同意,共同遵守一个超然的‘仲裁者’”——笔者注)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裁决有可能为双方所接受?”
     
      此言差矣!
     
      既然“双方同意,共同遵守一个超然的‘仲裁者’”,那么就意味着:无论裁决结果是什么,他们双方都必须无条件接受。
     
      裁决者真正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裁决结果有可能为双方所心甘情愿的接受?换言之:这样的裁决结果要能够使双方在今后再次出现僵局、相持不下的时候,还会选择自己来作仲裁者。
     
      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劳动者不去上班,那是辞职;只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不去上班,那才是罢工。
     
      罢工的本质:资方(可能只是一个企业)与劳方(必然是人数众多)没有达成协商一致的合约。没有达成合约的结果,显然不仅仅只是此二者中的一方利益受损,而是双方都会利益受损。最终妥协或者让步的,一定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那一方。或者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那一方,一定会作出更大程度的妥协或者让步。
     
      三、限制条件
     
      1. 工会的成立是否提高了工资?
     
      “主张成立工会的人宣称:工会提高了工资;而反对者则为此而谴责工会,认为工资的提高扭歪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型式。”
     
      成立工会确实有可能产生了提高工资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扭歪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型式”的结果。
     
      工会不是混世魔王,不能为所欲为。工会应该使工资趋于合理化而非不合理化(即趋于合理水平而非超过合理水平)。
     
      一言以蔽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既不是由企业决定的,也不是由工会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其他各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从属于工会的劳动者的工资与不从属于工会的劳动者的工资,应该差别不大。
     
      2. 劳动的总需求曲线这一概念中的易犯的错误
     
      “如果工资减半会造成一切价格减半,会造成一切货币收入减半,会造成一切货币支出减半,那末,答案是很明显的。这种完全平衡的通货收缩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失业人数。”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普遍很高,而第二套人民币的面值就大幅度下降了。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万元等值兑换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元(即此二者的比例是10000∶1)。其结果就是:除了在每一张钞票上都少印了几个零之外,并没有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其他变化。
     
      “但是,下降的价格可以加重负债和破产,从而,由于使人们悲观,可能减少投资。因此,大多数的高深的经济学著作主张通过扩张性的银行和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收缩的政策来扩大人们的实际财富和实际消费曲线。”
     
      请看清楚:这应该就是通货膨胀政策获得正当性且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但是,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温和的而非疯狂的。
     
      换一种说法:批评使人落后,表扬使人进步。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玄妙的道理,而只不过就是世俗人们的普遍心理罢了。
     
      鄙人所开展的批判活动,针对的是事理而非人物。
     
      3. 总结一下
     
      “担心完全工会化会使工资结构遭到彻底破坏,似乎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工会运动最强大的国家比工会力量微弱的国家似乎具有更为有秩序和合理的工资结构。”
     
      好一个“完全工会化”!那只不过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罢了。
     
      工会的使命,可不是搅局——砸饭碗,而是圆场——保收入。
     
      请问:今日之中国,到底是“工会运动最强大的国家”?还是“工会力量微弱的国家”?自有公论。
     
      愚以为:与其说工会的作用非常强大,不如说工会的能量相当有限。
     
      总结与复习
     
      A. 完全竞争下的工资决定
     
      “如果A国家比B国家具有(1)较多的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2)较好的生产方法(由于资本充足和技术水平高),那末,A的竞争工资很可能高于B的竞争工资。”
     
      请看清楚:到底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根本意义上决定了工资水平。主要包括但又不限于:“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水平”。
     
      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硬核指标呀!
     
      “在理论上,‘最优的人口’数量处于这两种相反倾向所形成的按人口平均的最大收入之点。”
     
      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则不是商品。
     
      此处所谓的“最优的人口”,显然是把人物化了、商品化了。在现实中,所谓的人口理论,几乎都是把人物化了、商品化了。换言之:人在专家、学者、决策者的头脑中,已经不是主体了,而只是客体。不论是多生育或者少生育、还是计划生育,都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客体来对待的。甚至,父母在对待自己的子女时,也是持这种态度。
     
      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去把握命运。这样的人,也就只能算是被称之为人、名曰人的物了。
     
      “‘失业后备军’对实际工资的压力仅仅把工资压低到均衡水平。在西方世界,这一均衡工资远远高于维持最低生理需要的水平并且正在稳步增长。”
     
      能就业而不想就业,这是相对失业;想就业而不能就业,这是绝对失业。换言之:只有相对失业者,才能进入“失业后备军”;而绝对失业者,则不能进入“失业后备军”。
     
      请再次并多次反复重温决定工资水平的那些关键性因素——“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水平”等,而绝对不是——“维持最低生理需要的水平”。
     
      归根结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之所以会普遍并且不断提高,不是因为“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或者“资本”越来越充足,而是因为“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科学技术,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生活质量、方式,进而改变人类自身。
     
      “这种认为仅仅存在着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说法,可能是技术性失业和经济萧条所导致的后果。”
     
      能否突破“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限制,那就要取决于能否创造突破“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限制的条件。
     
      技术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其原因是劳动者的能力相对低下而被技术进步所取代。经济萧条的表现是购买力不足或者需求不足。唯有打破瓶颈,方能突破成功。
     
      “解决失业问题的应该是造成充分就业机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失败主义的限制。”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是购买力不足或者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劳动者能力相对低下的问题。
     
      此处所谓的“失败主义的限制”,就是指自欺欺人的朝三暮四的解决之道:普遍缩短工时以达到在稀释工资的情况下而普遍就业的目的。
     
      其实,宏观经济政策的本质,也不过就是起到镇痛剂、强心剂、兴奋剂的作用。
     
      “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四个因素:人口数量、就业人口的比例、平均的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的质量。”
     
      有没有搞错!劳动的供给当然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的数量和劳动的质量。
     
      萨氏在此处故弄玄虚、故作深沉,毫无道理、毫无意义。
     
      “工资上升对劳动的供给具有两种相反的影响:‘代替效应’诱使劳动者工作较长的时间,因为每一小时的工作给予较高的报酬;‘收入效应’则施加相反方向的影响——因为,较高的工资意味着劳动者享用得起更多的闲暇而同时又能享用更多的商品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乐趣。”
     
      所谓的“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明显是似是实非的虚假理论成果。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工资不变,也会产生“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因此,决定“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产生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工资上升,也不是工作不变,而是每一个劳动者自己主观的满足临界点。换言之:如果尚未达到满足临界点,那么不论是工资上升、还是工资不变,“代替效应”都会发生作用;如果已经达到满足临界点,那么不论是工资上升、还是工资不变,“收入效应”都会发生作用。
     
      “在某一关键性的工资水平,供给曲线可能向左方弯曲。具有非凡天赋和特殊才能的人的供给曲线很可能是弹性相当不足的;他们的工资主要是所谓‘纯粹经济地租’。”
     
      此处的“在某一关键性的工资水平”,就是我所说的——满足临界点。
     
      那些“具有非凡天赋和特殊才能的人”,是自然的造化,而不是修炼的成果。他们(无关性别)的出现、降临统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谓的“纯粹经济地租”,按照我的肤浅理解就是:对上天恩赐的酬劳。
     
      “各种级别的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异很可能是造成工资差别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中的“各种级别”,似应改为:各种类别或者各种形式。
     
      质决定价、质价相符,这就是最基础、最质朴的经济规律(而非经济学规律)。
     
      B. 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集体协议
     
      “不管是否存在着工会,雇主们对工资总是拥有某种控制力,但是,他们的工资政策必然受到现有的劳动供给量的制约。”
     
      雇主对雇工的控制,这只是表象;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这才是本质。
     
      为什么是资本控制劳动而不是劳动控制资本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是稀缺、罕有的。
     
      “在重要的行业中,公共的利益超过争议双方的个体利益和权利;有鉴于此,当牵涉到公共利益很大的罢工出现时,以双方意愿为基础的集体协议便受到政府的控制。”
     
      有没有搞错!政府控制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是“集体协议”,而当然应该是“牵涉到公共利益很大的罢工”了。
     
      问题随之而来:如何控制?弹压参加示威游行的罢工者们吗?这个也许可以做到。但是,能够强迫罢工者去复工吗?能够逼迫罢工者去上班吗?
     
      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宏观调控、干预经济,显然不能只是使用权力,当然还要同时运用利益。
     
      第三十章  利息和资本
     
      “如何能吃掉糕点而又将它保存起来?把它借出去并收取利息。”——无名氏
     
      这该不会是一个黑色幽默吧?
     
      请问:糕点能够出借吗?有借用糕点的吗?
     
      毫无疑问:糕点是不可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除了食用之外,糕点的使用价值趋近于零。
     
      请允许我模仿造句如下:如何能取利于金钱(或者房屋等等可以长期保存的东西)而又将它保存起来?把它借出去并收取利息(或者租金等等)。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
     
      “资本理论是经济理论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
     
      小伙伴儿们,让我们共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吧。
     
      一、土地、劳动和资本
     
      “1. 大自然所提供的数量不变而又不能添增或消耗掉的自然资源。”
     
      萨氏对这一类生产要素的描述,可能大有问题。
     
      土地,貌似“数量不变而又不能添增或消耗掉”,但在实际上,因开垦拓荒或者荒漠沙化而有可能数量变化——有价值的土地既可以添增、也可能消耗。
     
      自然资源,不仅可以添增(被发现进而被利用),而且还可以消耗。
     
      “2. 人类劳动资源,其数量并不取决于经济情况,而被经济学者认为,取决于社会和生物因素。”
     
      毫无疑问:人类劳动资源只不过就是广义自然资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其数量是可变的——既能添增、也可消耗。
     
      人类是自然与社会双重现象,当然也就会由自然与社会双重因素所决定。
     
      “第一和第二种生产要素被称为‘初级生产要素’——初级的意思系指它们的供给量主要不由经济制度本身所决定。”
     
      愚以为:与其说是“初级生产要素”,倒不如说是——初始生产要素或者原始生产要素。
     
      在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尽管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们的数量和质量。
     
      “3. 资本货物,由经济制度本身所生产出来并且被用作投入的生产要素,以便进一步生产物品和劳务。”
     
      资本货物,其本质就是由人类的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产物,而与“经济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拜托!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资源,可都不是由人类的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产物。因此,资本货物可以生产“物品”,但却是不可能去生产“劳务”的。
     
      不难推论:资本货物必定来自于、来源于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资源,前者只是后者的衍生物、派生物。
     
      “这些资本品既是产出物又是投入物,其寿命长短不一。在竞争的市场中,它们可以被租借出去,正如一英亩土地和一个钟头的劳动可以被租借出去的情况一样。”
     
      资本品与消费品都是产出物,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同时还是投入物,而后者则不是投入物。
     
      请千万不要搞错!资本品除了“寿命长短不一”之外,属性也各不相同。绝非每一种资本品都是“可以被租借出去”的,例如:不能长期保存、适宜尽快食用的糕点等等。
     
      土地,可以被租借;而劳动,则不能被租借。因为土地有使用权的权能,而劳动则没有使用权的权能。
     
      “资本的所得是年利息率,即按单位时间计算的纯粹百分比——与元或其他的价值单位无关。每年百分之五的利息率是什么东西的所得?显然,它是用元表示的资本货物的价值的所得。”
     
      此言大谬!
     
      当然不能认为“资本的所得是年利息率”,而当然应该认为——资本的所得可以表示为年利息率。换言之:“年利息率”,显然不是资本所得的本质,而只是资本所得的表象(即“用元表示的资本货物的价值的所得”的相应价值)。
     
      二、资产的资本化
     
      “在这里,利息率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它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时,我们将会看到:机器、债券、年金或者任何其他能提供一系列财产收入的资产必然会因之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它们自己的资本化的价值。”
     
      其中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明显表述欠妥,似应改为:在相应的程度上。
     
      简而言之:利息率与资产价值是反比关系。
     
      用公式表述就是:资产价值 = 年收入 ÷ 年利率
     
      有趣的现象是:在这个公式中,在现实中,真正的未知数通常不是资产价值。一项资产的价值,往往是可以估算的;其年收入是既成事实;唯有年利率才是真正的未知数。
     
      “如果把自己变卖为奴隶不是非法的,那末,甚至工资也可被归入人类的资本化价值的利息!”
     
      有没有搞错!劳动者出卖的只是劳动,而不是自己。
     
      工资当然是、而且一直是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利息”。
     
      不能交易的对象,不是商品。因为人本身不能被交易,所以人本身不是生产要素,也不能资本化。因此,不能给人本身——定价。但却可以对人的行为、思维、肉体等存在方式、具体表现、构成要素进行定价。
     
      “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投资于人的资本是重要的:高收入外科医生的工资的很大部分可以被看成是他的父亲或妻子投资于他的训练上的本钱所赚取的利息收益。”
     
      人的价值,不是指人本身的价值,而是指人的行为、思维、肉体等存在方式、具体表现、构成要素的价值。
     
      接受教育和训练,需要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等要素,这就是投资;经过教育和训练,可以提升人的价值,这就是回报。
     
      父母投资子女(当然不应该仅限于儿子),不仅司空见惯,而且天经地义;夫妻相互投资,恐怕只是罕见现象吧?
     
      三、资本的净生产率
     
      “现在,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促使人们把初级生产要素转变成为中间性的资本货物或资本?传统的答案是:通过使用间接的或迂回的方法,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将来的消费品,这被认为是一种技术上的事实。”
     
      前文已述:与其说是“初级生产要素”,倒不如说是——初始生产要素或者原始生产要素。
     
      与其说是“中间性的资本货物或资本”,倒不如说是——衍生性的资本货物或资本。
     
      与其说是“通过使用间接的或迂回的方法”,倒不如说是——现在通过间接的、迂回的使用初始生产要素的方法去生产非消费品。
     
      其前提条件一定是:在技术上是可以保证的。
     
      “存在着需要时间来从事准备和完成的迂回的方法,其生产率大于直接的方法。”
     
      中国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一凝练、精辟的表述,瞬间使萨氏的表述相形见绌。
     
      中国古训:以退为进。迂回的方法所需要消耗的,绝对不仅限于“时间”这一个因素。
     
      “在除去一切折旧的要求之后,资本具有一个可以用每年的百分比变动来表示的净生产率(或实际的利息收益)。人们不进一步利用这种迂回的方法来得到更多产品的唯一原因在于:如果人们加大资本的增长率和将来的消费,那末,他们必须减少现在的消费。”
     
      请千万注意:“除去一切折旧的要求”与“除去一切折旧”,可是意思截然相反的两种表述。
     
      换言之:所谓的“净生产率”,就是利息率或者收益率。
     
      应该明确:进一步利用迂回的方法,可以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消费品。
     
      中国古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换言之:“加大资本的增长率和将来的消费”与增加“现在的消费”,不能兼顾。
     
      因此,“唯一原因”的正确表述,就不应该是——“他们必须减少现在的消费”,而应该是——他们不愿减少现在的消费。
     
      中国古训: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在不计其数的中国古训中,充满了经济学的命题、原理、规律。相比之下,西方近代以来发展壮大起来的经济学,不过就是那些中国古训的庞杂注脚罢了。
     
      四、资本货物或投资项目的净生产率的定义
     
      “资本或投资项目的净生产率是人们对资本项目进行投资而获得的按百分比计算的年收益。另一种说法是:资本或投资项目的净生产率是承担某一投资项目而刚好能够带来收益的某种市场利息率。”
     
      其实,所谓的“生产率”,就是指收益率。通常以年为单位按百分比计算。其中的“净”字,似嫌多余,因为该值既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其本质与“利息率”相同。其计算方法就是:期初与期末的资产变动结果与资产的比值。
     
      “当一个社会继续把它的资源的一部分从现在的消费转移到资本积累时,具有越来越低的净生产率的项目将被付诸实施。”
     
      消费与积累,到底有何区别?消费,容易理解,就是指直接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购买、支付。积累,绝对不是指把钱藏在地窖里让它去睡大觉。其实,积累就是指投资。换言之:积累就是指非直接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购买、支付。
     
      作为终极目的,一定是消费,而不是积累。现在积累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更多、更好的消费。
     
      金科玉律:物以稀为贵。与之相反的结论:物以多为贱。
     
      缺乏消费需求和投资意愿的社会,将停止发展,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倒退的情况。
     
      “当各种资本货物越来越多而与之发生作用的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供给量日益受到限制而且劳动者的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时,人们便越来越多地援用收益递减规律。”
     
      所谓的收益递减规律,其得以出现并且发生作用的条件就是: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的匹配关系发生了紊乱,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越来越远离最佳匹配关系。
     
      规律,可不是“援用”的对象。
     
      “除非为技术改良所补偿,这个收益递减规律将使利息率和投资的收益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多而减少。”
     
      技术改良,是持续、普遍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其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是“补偿”,而是不断递增和超越。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越多,利息率越低;投资越多,收益率越低。
     
      五、对利息率的决定作一鸟瞰
     
      “定义:市场利息率是任何无风险的借款、任何无风险的债券或其他证券,或任何无风险的资本资产(如机器、旅馆建筑、专利权)的价值在竞争市场上每年所获得的收益的百分比。(即使存在着风险,我们也假设一切风险都已经被一笔额外支付的保险金所补偿。)”
     
      用“利息”一词统一了资金、资产、资本的收益的称谓。
     
      请看清楚:此处所指的所有资金、资产、资本,都是处于运用、运作的状态之下,而绝对不是处于闲置、休眠的状态之下。
     
      唯有付诸使用,方能产生价值。
     
      此处的“风险”一词,不知到底是何含义?似乎应该不包括经营风险吧?
     
      试问天下: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保证赚钱险(顾名思义:如果赔钱的话,那么就补足亏损金额)?当然,其保费绝对不应该高到大于亏损金额的程度。
     
      “在任何时期,各种风险程度不同的资本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利息率,这些利息率将随着纯粹的、无风险的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
     
      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无风险的利息率”,而只有现实的、有风险的利息率。
     
      风险程度与利息率,是正相关关系。
     
      “正如半个世纪以前,耶鲁大学的伟大的欧文·费歇尔所说:供给和需求决定利息率意味着:它的水平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1)人们现在不消费而宁愿为了将来的消费积累更多的资本货物的忍耐心(为了年老退休或为了不时之需),(2)已经积累的资本能否得到净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机会。”
     
      在积累这个方面的“忍耐心”,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如果不是独占鳌头的话,那也绝对可以算是名列前茅的!未雨绸缪、有而思无,这很有可能源自于文化传统的基因。
     
      可以坦白:鄙人就是一个超高积累率的中国人。比例(而非数量)之高,足以惊人!我的消费金额占全部收入或者全部资产的比例——相当之低(远比我的恩格尔系数要低的多)!
     
      我的超高率积累,与其说是为了将来消费,不如说是为了不去消费。对!您没看错——不去消费!如果抛开实现理想和维护尊严(这两点是我有可能使用金钱的最为重要的目的!但也只是——有可能使用金钱)不谈的话,我积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我的超低率消费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年老退休)。如果相当凑巧——没有不时之需的话,那么也就当然——不需消费了。
     
      物质,于我如浮云!精神,于我大似天!
     
      中国人在积累这个方面的超高“忍耐心”与其积累的资本是否能够获得较高收益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不论积累的回报到底是高是低,几乎都不会影响中国人的超高积累率。
     
      根据传说:美国人的积累率相当之低!“月光”一族比比皆是,寅吃卯粮之人也相当普遍。
     
      中美两国可能存在上述重大差异。需要请教“耶鲁大学的伟大的欧文?费歇尔”(先生/女士):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那么对中美两国各自的利息率水平到底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市场利息率在传统上具有两个职能:它可以把社会现有的稀缺的资本货物分配给净生产率最高的使用方式;在长期中,它可以(或不可以)诱使人们牺牲现在的消费来增加资本的数量。”
     
      资本到底是不是“稀缺”的,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真实的、现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的话,那么又如何将“资本货物分配给净生产率最高的使用方式”呢?恐怕资本能够“得到净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
     
      前文已述,利息率水平对于某些国家的某些人们来说,并不是决定是否积累的关键因素。
     
      “有证据表明,利息率较高时,某些人储蓄少些而不是多些,而不论市场利息率的大小为何,许多人储蓄相同的数量,同时,只有在有希望得到较高的利息收益时,才能诱使某些人减少消费。”
     
      上述内容只是给出了表象(而且还极有可能只是零星、片断的局部事实),而没有进行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分析。这样的表述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况且,“不论市场利息率的大小为何,许多人储蓄相同的数量”与“只有在有希望得到较高的利息收益时,才能诱使某些人减少消费”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大量的事实表明:利息率的水平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倾向于相互抵消。即使一家储蓄银行由于提高利息率而使自己得到较多的存款也不能说明不是如此,因为人们会从商业银行和互助基金转移他们的资产(丝毫不改变他们的消费)。”
     
      好一个“相互抵消”!换言之就是:利息率的水平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大量的事实”,颇值得关注和玩味。
     
      存款搬家,只会惠及部分储户,而对宏观经济则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如果资金正常、正确的存在方式只能(或者几乎只能)是存放在银行里的话,那么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不论是归你、还是属我,它们就注定永远以不变的数字(姑且不考虑通货膨胀或者通货收缩的情形)长眠于银行之中了。
     
      资金易主,并不能改变其继续、持续存放于银行的事实。没钱、缺钱,一定是指特定的社会成员,而一定不是指普遍的存放资金的银行。
     
      “某些古典经济学者为了替利息进行辩护而把它说成为节欲和等待的痛苦所得到的报酬,正如工资是血汗和负效用的报酬一样。这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造成关于大银行家罗思柴尔德爵士的痛苦牺牲的笑谈!”
     
      竟然需要“替利息进行辩护”,足见当时的人们对利息的误解甚至偏见已经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把利息给说成是“节欲和等待的痛苦所得到的报酬”,这种表述足够智慧,因为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至少这就是相当大一部分人为了获得利息而付出代价的真实写照。恰如说“工资是血汗和负效用的报酬”,也是同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
     
      大银行家所获得的巨额利息,当然不需要牺牲“节欲和等待的痛苦”,但那也只是少数的例外。
     
      六、利用图形决定利息
     
      1. 收益递减
     
      “在劳动和土地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可变资本的收益开始递减。”
     
      其中的“可变资本”,表述不当,应该改为:增加的可变资本。
     
      2. 短期均衡
     
      “……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其他条件,如劳动、土地和技术知识保持不变!——已经增加的资本的净生产率越来越低。”
     
      请看清楚:是“增加的资本”,而不是——资本。
     
      怎么样?我在上一段的判断没错吧!
     
      在现实中,在较多的情况下,收益——净生产率不仅没有递减、反而递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技术知识在不断进步!
     
      3. 长期稳定状态的均衡
     
      “利息率上升,资本会由于正储蓄和正投资而增长;利息率下降,资本会由于负储蓄和负投资而减少。”
     
      我晕!“正储蓄和正投资”,完全可以轻松理解;而“负储蓄和负投资”,则完全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呀。
     
      七、古代对利息的错误看法
     
      1. 利息的公道性质和不可避免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指出金钱是‘不能繁殖的’,并且说:对借款收取利息是不公道的。”
     
      在物理意义和生理意义上,金钱确实是——“不能繁殖”——不能变大、不能增多的。
     
      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对借款收取利息是不公道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借用他人的物品是需要感谢他人的。此处的感谢,既包括言语的感谢,也包括行动的感谢。道理不言自明:在自己因借用他人的物品而受益(至少是企图获益,但却未必是实际受益)的同时,当然应该向他人回馈一定的利益。借钱付息,这怎么是“不公道”呢?这分明是最大的公道。
     
      “我们作出合乎事实的假设:当我从你那里借钱时,我的目的不是把现款保存起来,而是用现款来购买资本货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中间性的资本货物是如此的稀缺,以致在它们自己的重置成本之外还创造出一定的净产品。因此,如果我不支付给你利息,那末,我便是真正地欺骗了你,因为,如果你自己把这笔钱直接投资于这种有收益的投资项目,你也会得到同样的收益。”
     
      既然是“合乎事实”的,那为什么还要去作出“假设”呢?
     
      借钱的目的,可能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是为了“把现款保存起来”。但也不尽然,如果“把现款保存起来”能够达到某种特殊目的(例如:为了出具验资报告等等)的话,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借钱的目的。
     
      除了“用现款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最常见的借钱目的之外,用现款来购买消费物品,当然也是一种极常见的借钱目的。
     
      请问:在“中间性的资本货物”之外,到底是否还能够“创造出一定的净产品”?这可是一定答案相当不确定的问题。如果真的能够“创造出一定的净产品”的话,那么其功劳和利益也应该归属于借钱人,而非出借人。
     
      借钱人到底是否实际获利,根本就不是其需要支付利息的决定性因素。借钱人向出借人隐瞒或者回避自己的获利情况,并不能算是一种“欺骗”。
     
      不支付利息,其行为性质也不能算是“欺骗”,而应该是——不公道。
     
      请千万不要搞错!出借人“自己把这笔钱直接投资于这种有收益的投资项目”,可未必“也会得到同样的收益”。出借人自己很有可能并不善于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出借人自己极有可能根本就得不到“这种有收益的投资项目”。
     
      实业家与金融家可是性质相去甚远的两种人。
     
      我们应该善意的认为:萨氏故意把复杂问题给简单化了。
     
      2. 消费借款
     
      “圣经上反对利息和高利贷的说法,显然系指为了消费不是为了投资而借入的钱。”
     
      MY  GOD——我的天呐!果真如此吗?在《圣经》上果然有“反对利息和高利贷的说法”(而且“系指为了消费不是为了投资而借入的钱”)吗?
     
      倒要请教:源自于西方基督教盛行的国家的分期付款、按揭购物等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如果某些人想进行负储蓄,那末,他们的消费借款将会使整个社会较不节俭。”
     
      敢情所谓的“负储蓄”就是“消费借款”的意思呀!
     
      请问:难道不计数量的“某些人”的行为就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吗?
     
      3. 零利息率是可能的吗?
     
      “只要存在着一条高低不平的铁路,按照零利息率借款把铁路修平便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在足够的年份中,节约的燃料足以偿付修铁路的成本。”
     
      我晕!铁路高低不平的原因不恰恰就是因为地势、地形的高低起伏吗?难道还要、还能通过“修理地球”的方法而消除地势、地形的高低起伏吗?
     
      难道建造一条没有高低不平的铁路(从而也就不存在节约燃料的问题)就不是有利可图的吗?
     
      修建铁路是否盈利与是否“按照零利息率借款”,此二者没有必然关系。
     
      零利息率,到底意味着什么?借钱无利可图,无人会去借钱。每个人都只用自己的钱去消费或者投资。这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4. 社会主义下的利息?
     
      “自从伊甸乐园以来,任何已知的社会的资本货物的供给量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社会都具有挑选投资项目这一重要的任务,把优先权给予能以最高的生产率生产社会所需物品的投资项目。即使在乌托邦,你也不能同时什么都干。”
     
      稀缺,是经济现象的基本属性。
     
      相当遗憾的是:“最高的生产率”,只存在于头脑中,而不出现在现实中。因为它是无法实际测算的。
     
      更加重要的是:“最高的生产率”,显然并不是挑选进而排列投资项目先后顺序的最高标准甚至唯一标准。
     
      一个自然人,肯定“不能同时什么都干”。但是,在一个有机、有序的社会里,就完全有可能“同时什么都干”。
     
      八、关于利息的决定的总结
     
      “资本货物的数量越多,它们的净生产率越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朋友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当人口和自然资源不变时,当物质的资本货物越来越多时——或者,用另一种相近的说法,当你使生产越来越迂回化和消耗更多的时间时——总产量会增加,但一般说来,却按递减的比例增加。”
     
      箴言:物以多为贱。
     
      人口的变化,是相对缓慢和不太明显的。
     
      自然资源的理论数量是不变的,而实际开发、利用的数量却是不断变化的——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
     
      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只是次要因素,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请千万不要搞错!所谓的收益递减,可不是指收益总量递减,而是指收益增量按比例递减。
     
      九、一些主要的限制条件
     
      1. 技术上的干扰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而使经济制度沿着收益递减的道路来积累资本。特别是由于新发明和新发现经常出现。这种技术上的改变经常提高净生产率从而提高社会资本及其扩大量所能获得的利息率。”
     
      在现实中,人们不仅“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而且也不能保持任何一种条件不变。换言之:所有的一切条件都必然、都注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所以,可以相当不客气的指出:所谓的收益递减规律完全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一种扯淡。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不具有现实价值。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人类社会就是由经常出现的“新发明和新发现”所塑造的、所决定的。
     
      恰恰就是由于、因为“新发明和新发现”的经常出现,才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一路高歌猛进、一直单边向上。
     
      人的本质是创造——虽然不能创造规律、改变法则,但却可以创造物质和精神存在的不同方式。
     
      “历史研究表明:对美国和西方一般而论,由于收益递减而造成的利息率下降大致正好为技术的进步所抵消:虽然实际工资率一直上升,但是资本的实际利息收益在本世纪(即二十世纪——笔者注)中并未普遍下降。”
     
      难道“利息率下降”与“技术的进步”居然恰恰就是“大致正好”相互“抵消”掉了吗?
     
      一方面是“实际工资率一直上升”,难道另一方面居然仅仅只是“资本的实际利息收益”(请看清楚:是“收益”,而不是收益率)“并未普遍下降”吗?
     
      请问:这样的结论符合历史事实吗?
     
      请教萨氏:劳动(其实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否也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呢?
     
      “某些经济学者(如熊彼特)把这个过程比作拨琴弦: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随着竞争的资本形成把利息率压低,琴弦将逐渐停止震荡;但是,在停止震荡以前,某些外界的事态或新发明会把琴弦再一次拨动。”
     
      琴弦逐渐停止震荡的先决条件一定是停止拨动。而“把利息率压低”这个持续的动作怎么能够被比作停止拨动琴弦呢?
     
      死水可能无澜,但是,生活的乐曲却一直不会停止演奏。人的满足欲望的脚步,还远远不会停歇。
     
      2. 不肯定性和预期
     
      “我们对传统的资本理论的叙述系以完全能够预见未来事件为假设前提。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化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谁都没有一个窥测未来的水晶球:一切对资本的估价以及一切投资的决策势必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估计,从而必然是猜测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根据仔细的思考和大量的材料所作的自以为准确的猜测;在其他场合,则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然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必然是不可靠的猜测。每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都会察觉到我们的预期并不那样精确,必须加以修改。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时都预感到,第二天早晨会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
     
      所有的在理论意义上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而所有的条件又都是假设(或曰:人为预设)的结果。因此,这些结论也就只能被认为是在文字和纸面上是成立的。
     
      经济学者论述某种理论的前提假设,不是“完全能够预见未来事件”,而是根本就在预设未来结果。当然,这种论述本身也是经过大大简化了的,忽略了无数可能的细节。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不能够、不可能准确无误的预见未来!而不论是否能够拥有一个神奇无比的水晶球。
     
      但是,又的的确确有人可以比较准确的预见未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答案其实相当简单:因为他们(无关性别)掌握了甚至发现了某种规律。具有规律性的最大特征就是:重复——循环往复。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哈雷彗星的运行周期是七十六年。凡是知道了这个结论的人,就都可以相当准确的预见关于哈雷彗星的运行状况。
     
      有没有搞错!“对资本的估价”,当然应该取决于当前市场的成交价格;而“投资的决策”,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估计”。
     
      没错!估计,确实有猜测的成分。甚至,估计与猜测是难解难分的。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估计或者猜测可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例如:有的估计或者猜测就是“根据仔细的思考和大量的材料”而作出的;而有的估计或者猜测则是根据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而作出的。此二者的结果自然会大相径庭。
     
      估计或者猜测的正确性、准确性在根本上取决于行为人的综合素质。在有的情况下,估计或者猜测必然是相当可靠的。
     
      投资圣手、股票之神,其表现绝对不在于可以准确无误的预见到每一个明天的每一只所持股票的股价,而在于清晰、透彻的理解了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掌握了所持股票的自身特性。
     
      不要常预期,而要预长期。不怕出小错,就怕犯大过。请千万不要让自己活的太过辛苦、命苦——每天都寝食难安、夜不能寐。赢了局部而输了全局,那不就是瞎胡闹嘛!在不忽略细节的前提下,一定要着眼于大局。
     
      赢久远而不赢一时,那才是真正的终极赢家。
     
      3. 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减而移动
     
      “他们(即“一世纪以前的许多古典经济学者”——笔者注。其中的“一世纪”,似有不当,应改为:一个世纪)确实相信:‘供给总是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真理:需求决定供给;假象:供给决定需求。尽管,在一定的程度上,供给确实也可以影响需求。
     
      因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已经反复上演、屡见不鲜了。
     
      如果抛开需求去生产的话,那么因满足需求而导致的绝对生产过剩,也一定会普遍的出现。
     
      “某些人相信一个奇迹般的市场购买力不变的规律:不花费于某一方面的钱必然被花费于另一方面。”
     
      假设在一个既定的市场范围之内货币总量不变(既不通货膨胀、也不通货收缩。其实这只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么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因交易而形成的购买力是由交易的频率(购买力因购买行为而产生,不因持有货币而形成。购买力等于交易金额与交易次数的乘积)所决定的,而不是由货币数量所决定的。而交易的频率则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因素。
     
      物理学基本原理: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可以成为商品的客观实在是不守恒的——并非只要产生多少新的商品,就一定会消失多少旧的商品。
     
      对于个人而言,在自有资产范围内、在一定计量期间里,并非必然、更并非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钱花出去(既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而完全有可能会持续持有数量不等的现金。
     
      商品不守恒、货币不恒定、交易没准谱,那又怎么可能会存在购买力不变的市场规律呢?
     
      4. 实际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
     
      “应该把‘实际利息率’定义为‘货币利息率’减去‘价格上升的百分比’。”
     
      请看:萨氏所表达出来的仅仅只是“价格上升”,而没有价格下降。就是因为:在现实中,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通货收缩。
     
      其中的“货币利息率”,其实就是名义利息率。其中的“价格上升的百分比”,其实就是通货膨胀率。
     
      十、决定资本形成的政府政策和私人政策
     
      “财政以及货币政策和私人的节俭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社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形成它的资本。”
     
      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体就是官府。
     
      官方与民间共同作用于经济生活,从而共同塑造经济生活的具体样态。换言之:“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
     
      “虽然政府政策不同,但私人的节俭程度却是相同的(用可支配收入构成的家庭预算来衡量)。”
     
      必须牢牢记住:政府的任何政策都不能够、也不可能直接给国民带来任何利益!道理显而易见、不言自明:政府自身根本就不直接创造利益。
     
      个人的节俭程度是由个人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
     
      “应该记住,除非为特殊的技术进步所抵消,否则在投资率较高的社会,收益递减规律很快就会发生作用,把利息率压低。”
     
      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不难看出:投资率与利息率是负相关关系。在投资率较高的社会之中,利息率便会较低。正所谓:物以多为贱。
     
      “宏观经济的管理方法可以消除掉节俭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证明古典理论中关于资本形成和生产率的说法是正确的。”
     
      敬请注意:在此之前,萨氏可是从未论述过“节俭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萨氏所谓的“节俭”,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消费的钱用于投资。
     
      我晕!“宏观经济的管理方法……”怎么可能“证明古典理论……是正确的”呢?难道在古典理论中就已经出现了“宏观经济的管理方法”了吗?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这种能控制社会的资本形成的权力是选民们乐于承担的——也是严肃的——责任。”
     
      行使现代民主国家的权力,可不能被认为是选民们应该承担的严肃责任。而形成现代民主国家的权力,则可以被认为是选民们“乐于承担”的严肃责任。
     
      总结和复习
     
      “经济学者和哲学家们认识到,资本的净生产率是现代利息的最基本的技术事实:当你借钱给我时,你是在给我机会,以便投资于土地、机器、债券和股票——你放弃了可以用类似利息的东西来衡量的机会。”
     
      唯有生产、唯有创造,才是经济的本质和支撑。
     
      其中的“衡量”一词,指向什么——颇令人费解。
     
      借钱,可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情,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论是出借人、还是借钱人,都是在给对方一个机会,更是在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自认为恰当的实现自我利益的机会。借钱,根本就不是出借人对借钱人的恩赐或者施舍,反之亦然。并不是——只有愚者才会去作出借人、只有智者才会去作借钱人。
     
      如果出借人能够以借钱人的方式运用金钱去获取远比坐收利息更高利益的话,那么他们就当然不会去作出借人了。
     
      做实际能做而不是幻想能做的事情,这样的人都是智者;做幻想能做而不是实际能做的事情,这样的人都是愚者。
     
      附录:有关利息的理论问题
     
      一、是生产率还是忍耐心?
     
      “正如需要一把剪刀的两个刀刃来剪东西一样——从而,你不能说究竟哪一个在实际上发生了作用——忍耐力和生产率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利息率的变化。”
     
      剪刀的两个刀刃,确实是只有在“相互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剪东西。
     
      然而,忍耐力与生产率,则显然不是在“相互发生作用”的情况下、而是在共同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来决定利息率的变化”的。
     
      二、利息率的决定
     
      “社会可以按照利息率所指出的交换比例来把现在的消费品转换成将来的消费品。”
     
      仅仅是在计量意义而非操作意义上,现在的一定数量的某种消费品应该可以交换未来的较多的同种消费品(假设在未来还存在相同消费品)。
     
      为什么?当然绝对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因为生产是创造、增添的过程——生产可以使较少的东西变为较多的东西。
     
      三、冒风险的收益是否有一个不稳定的最低点?
     
      “可以设想:当通常使用的用货币来刺激投资的手段不能恢复充分就业并且不能使我们的乐观的‘货币管理’充分发生作用时,就会出现一个绝境,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具有难于伸缩的工资和价格的混合经济制度的世界末日。令人宽慰的是:赤字预算的政策可以拯救我们。”
     
      货币政策的表现是:收与放——收缩与放松货币的供给量。
     
      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难于伸缩的工资和价格的混合经济制度”。换言之:工资和价格可绝对不是任由权力揉捏的橡皮泥。
     
      令人宽慰的是:除了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外,还有以“赤字预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供使用。
     
      相比较而言,“通常使用”货币政策,例外使用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就是“看得见的手”所能够运用的那“两把刷子”。
     
      四、资产的市场资本化等于现在的贴现值
     
      “每一种资产都必须按照同一的市场利息率取得报酬。报酬之所以相等,是因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由竞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的。”
     
      请看清楚:资产的报酬来自于“同一的市场利息率”。不同资产的报酬是不太可能“相等”的,因为资产的报酬等于资产与利息率之乘积。除非资产与利息率都是相同的。
     
      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实“是由竞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的”。但这却不是报酬率(而不是“报酬”)“之所以相等”的原因。
     
      资产“价格的高低取决于该资产在将来的净收益的现在贴现值。”
     
      这个思维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资产价格的高低当然取决于供需关系了!不论是净收益、还是贴现值,它们都是从属于资产价格的派生因素,而绝对不可能决定资产价格。
     
      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倒因为果。
     
      “数值为正的利息率意味着:将来得到的钱必须加以贴现。”
     
      这一表述,含糊不清。
     
      我来尝试改变一下表述。数值为正的利息率意味着:如果现在就要得到原本应该在将来得到的一定数量的钱的话,那么就必须加以贴现。所谓贴现,可以理解为:为了现在就得到资金而倒贴出去的那一部分资金。
     
      一个不易察觉的错觉!
     
      假如出租一套房屋(租期为一年)的月租金是一万元。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第一个月的一万元与第十二个月的一万元的真正价值其实是不相同的。如果租期为十年的话(期间租金不变),那么几乎所有人(可未必是所有人)就都能够意识到:第一个月的一万元与第一百二十个月的一万元的真正价值是肯定不相同的。姑且抛开通货膨胀的因素不谈而仅考虑利息的因素,就可以发现:第一个月的租金在经历了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之后,其价值肯定高于甚至远远高于第十二个月或者第一百二十个月的一万元。
     
      所谓贴现,其实就是把上述思路给颠倒过来。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些贷款(最常见的还款方式就是等额本息——每个月的还款数额是相同的)买房的人,恐怕就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了。如果非要说他们是“房奴”的话,那么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就是第一个月了。到了第三百六十个月(贷款三十年的最后一个还款月)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快乐似神仙了!
     
      “即使我知道你在九百九十九年以后将支付给我的后代$1,现在我预先多给你一分钱,也是非常愚蠢的。”
     
      也许诸位已经笑喷了!因为任何一个人(肯定就包括“你”)都不可能会活到“九百九十九年以后”。其中的第一个“你”,明显应该改为:你的后代。
     
      这极有可能是翻译之误。
     
      一分钱在经历了“九百九十九年以后”,不知道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应该注意:一件资产的将来的收益通常取决于人们在业务上的决定:一辆卡车使用八年还是九年?每月大修一次,还是每年大修一次?”
     
      资产,永远是客体。资产,是受主体(即——人)支配的,而不是相反。
     
      资产的价值也好、收益也罢,都注定是由人的意志和行为所最终决定的。
     
      抛开人的因素,也就无所谓价值、收益了。
     
      “对于一切投资的决策,有一条提供正确答案的宝贵法则:计算所有可能的决策所导致的现在贴现值。然后,总是按照实现最大的现在贴现值的方式办事。这样,你便会有更多的可以随意支配的财富。”
     
      与其说这是“一条提供正确答案的宝贵法则”,倒还真不如说这根本就是一句多余的废话!
     
      几乎所有人都想拥有“更多的可以随意支配的财富”。难道按照萨氏所给出的这一条“锦囊妙计”去做,人们便可以如愿以偿、美梦成真了吗?
     
      请允许我模仿造句如下:只要你能够在每一次重大决策时都作出最优选择,这样,你便会拥有灿烂人生。
     
      真正的人生,可不是在纸上画图。计算、算计的结果,可远远不是人生的结果。
     
      自我利益,是人的本性。自我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欲求。
     
      左氏曰:每一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处于自己的最优状态。
     
      也许有人会说:左明,你快别冒傻气了!那些做出了错误决策的人,难道也是处于最优状态吗?我的回答是:没错!您说对了!!!即使是在作出了所谓的错误决策的时候,该人依旧是处于自己的最优状态。道理非常简单:该人在作出决策之时,并不知道、并不意识自己所作出的决策是错误的,而一定自认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拿超越于该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把握的标准去衡量、判断其意志和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
     
      著名的晋惠帝之问:何不食肉糜?那些饿死的人,不是因为傻,而是因为穷。
     
      恭喜您终于想明白了:选择去死,也是最优状态。
     
      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在既定条件约束下作出的。
     
      必然的最优状态,这就是所有生物的自我适应、自我校正的自然属性的具体体现。
     
      从自我利益本性可以推导出:自己不会害自己,至少自己不想害自己。如果非要抱怨的话,那么就请不要去抱怨自己,而要去抱怨自己所置身的环境;或者干脆去抱怨上帝,为什么在制造自己的时候心不在焉。
     
      要是我,就根本不会去抱怨什么。
     
      作最好的自己、争取作更好的自己,那才是正经事儿。
     
      五、再转辙以及有关事项
     
      “当我们想到:……,更多的工厂、设备和存货会造成多大的好处时,我由此而认为,牺牲目前的消费而得到的资本积累有希望在将来大大增加有待于分配的社会总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制度是二十世纪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
     
      萨氏的这一观点,并不太高明。
     
      庄稼的果实,既可以用来作食物,也可以用来当种子。极有可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只要其他各方面条件允许,牺牲部分目前的食物就可以得到的种子有希望在将来大大增加庄稼的产量。
     
      我就纳闷儿了!为什么说私有财产制度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呢?至少愚以为:私有财产制度的收入分配简直就是普天之下最平等的——按劳取酬、按资得利!
     
      左氏曰: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社会实现文明进步的正确坦途。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利息率等于用今天的消费品去交换明年的消费品之间的交换条件——今天的100块巧克力可以换明年的106块巧克力,意味着实际利息率为每年百分之六。”
     
      似乎应该这样来表述:利息率等于用去年的消费品去交换今天的消费品之间的交换条件——去年的100块巧克力可以换今天的106块巧克力,意味着实际利息率为每年百分之六。
     
      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但却可以体现价值。只有人才能够创造价值。在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缺少资本这个因素的话,那么利息就是对资本的价值回报。
     
      第三十一章  利润和动力
     
      “世界将永远受到自私自利的统治。我们不应试图加以阻止。我们应使下等人的自私自利和上等人的自私自利具有稍多一点偶然相同的性质。”——塞缪尔·巴特勒
     
      愚以为:人类和人类社会将永远受到人的自我利益本性(具体表现就是——自私自利)的控制。任何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出现的想法和做法都注定是失败的、是无效的。
     
      请问:如何界定、区分人的等级?
     
      实在是不好意思!在自私自利这个方面,所有的人——所有等级的人的表现,都是完全相同(而非“偶然相同”)的。
     
      鄙人——左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生。请千万不要搞错!这可绝对不意味着我不是一个自我利益——自私自利的人。
     
      我追求的是精神,而非物质。
     
      “利润是什么的报酬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们应该打开这个问号。
     
      “经济学者经过仔细的分析,最终把利润这一概念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风险的承担联系了起来,同垄断、动力和剥削等问题联系了起来。”
     
      我们当然应该感谢并品味经济学者的仔细分析及其结果。
     
      好一个“联系了起来”!这就足以说明:在此二者(即利润与上述“等问题”)之间具有某种关联关系。但也仅仅只是——某种关联关系。
     
      一、公布的利润统计数字
     
      “我们知道,统计工作者如何得到公司或非公司企业的利润的统计数字。从厂商的售货款中,他减去它的成本:原料成本、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债券利息、折旧费、经常开支、地租以及其他费用。剩下的数字便归入利润的数字。”
     
      至少我肯定不知道——“统计工作者如何得到公司或非公司企业的利润的统计数字”。当然,我本人就更不可能“得到公司或非公司企业的利润的统计数字”了。
     
      毫无疑问:不论是“厂商的售货款”,还是“它的成本:原料成本、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债券利息、折旧费、经常开支、地租以及其他费用”,我都不会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所有上述各项(“其他费用”所包括的内容可能会有许多、许多)恐怕都应该属于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吧?除了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以外,恐怕很难为外人所知悉。
     
      我真正知道的也就只是:“厂商的售货款”-“它的成本”=“利润的数字”。
     
      我相当困惑:难道美国的公司或者非公司企业的利润都是公开、透明的吗?当然,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除外。
     
      “当我们考察官方的收入和税收统计数字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七十年代(是指二十世纪——笔者注)的混合经济中,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大大小于GNP总额的百分之十!”
     
      请看清楚:这可是“官方”的统计数字(自然要运用国家权力来获得)。而且,是全体数字、而非个体数字,绝对不可能涉及、更不可能披露特定、具体公司或者非公司企业的利润。
     
      这个经过计算的统计数字,当然是美国所有公司或者非公司企业占GNP总额的比例。请特别注意:这个数字应该不同于美国所有公司或者非公司企业总的利润率。
     
      “因为销售总额往往比GNP大好几倍(其原因是销售额的重复计算,例如人们把面包的销售额,小麦、面粉和生面团的销售额都计入总销售额内),所以作为公司销售额一部分的利润在GNP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这便是利润的辩护士们在宣传上用来改变人们对利润的态度所引用的数字。”
     
      请问:销售总额与GNP,此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请问:何谓“销售额的重复计算”?难道“面包的销售额”不应该与“小麦、面粉和生面团的销售额”分别且单独计算吗?难道还可以将它们都“打包”在一起而合并且核减计算吗?难道终端消费品的销售额能够涵盖、包含中间生产品的销售额吗?
     
      请问:作为公司销售额一部分的利润,在销售额中,到底占有多少比重?按照萨氏的表述——“销售总额往往比GNP大好几倍”与“作为公司销售额一部分的利润在GNP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该不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吧?这与事实相符吗?
     
      请问:如果“所引用的数字”并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又如何能够被“用来改变人们对利润的态度”呢?
     
      二、第一种观点:利润是生产要素的“内在”收益
     
      “通常被称为利润的很大部分在实际上不过是利息、租金和工资的不同名称。经济学者把这部分利润,即自我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称作内在利息、内在地租和内在工资。”
     
      不难看出:所谓利润,其实是一个内涵相当模糊的概念。
     
      基本常识:对于三种主要的生产要素而言,资本的收益被称为利息、土地的收益被称为地租、劳动的收益被称为工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各该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因转让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而非使用生产要素本身而产生的收益,不能够被分别称为利息、地租和工资。
     
      请看清楚:将“自我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收益”与“内在利息、内在地租和内在工资”严格对应起来,是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
     
      三、第二种观点:利润是事业心和技术革新的报酬
     
      “假设我们生活于完全竞争的梦境;在其中,我们能凭借我们的手相完全无误地预知将来,并且没有技术革新干扰事态的正常发展。那末,经济学者会说:任何真正的利润不会存在!
     
      这里是他的理由。
     
      统计工作者可能仍然向报界公布某些利润数字;然而,我们知道:处于上述理想的均衡状态,企业主人所提供的劳动和财产的内在收益会占有公布的利润数字的全部。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劳动和财产在自己企业内的使用得不到同样多的报酬,那末,企业的主人会把自己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上雇用出去。又因为,已经把自己的劳动和财产劳务雇用出去的人会自己从事经营,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得到更多的收益的话。
     
      在具备完全知识的静态世界中,许多竞争者的完全自由的进出会使价格降低到成本的水平并且消除掉高于竞争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之上的全部利润。”
     
      其实,“完全竞争的梦境”,就是完全虚幻的梦境、完全美妙的梦境。
     
      既然都已经能够“完全无误地预知将来”了,那就已经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相去不远了,至于是否“凭借我们的手相”为依据,也就已经毫无意义了。
     
      请看:技术革新居然成了“干扰事态的正常发展”的因素。难道一切如故、永远不变才是“事态的正常发展”吗?由此观之,能够“完全无误地预知将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晕!上述条件与“任何真正的利润不会存在”,又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下面,请欣赏一下“他的理由”。
     
      看来,“完全竞争”与“均衡状态”是对应关系。
     
      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内在收益”占有“利润数字的全部”,难道这简直不就是必须的吗?
     
      请问:“同样多的报酬”,到底是指与谁、与什么——同样多的报酬?比较对象如何确定?
     
      拜托!生产要素的主人到底是自己直接使用生产要素,还是“把自己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上雇用出去”,取决于很多因素,并不是以何者报酬更高为唯一判断标准。自己直接使用自己的生产要素进行经营活动的人,大有人在。其中业绩不佳甚至赔光老本儿的人,不乏其人。
     
      其中的“财产劳务”一词,颇令人费解:到底是财产呀?还是劳务呀?
     
      某个人经营能力高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去自己经营。人生还有太多的其他选择、还有太多的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难道“在具备完全知识的静态世界中,许多竞争者的完全自由的进出”就“会使价格降低到成本的水平并且消除掉高于竞争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之上的全部利润”了吗?
     
      请给出恰当的理由。
     
      “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这种幻想的世界中,而且永远也不会生活在这种世界中。在实际生活中,必须有人充任领导者来决定如何经营一家企业。竞争永远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完全’。某些人必须窥探未来,以便猜测对鞋带的需求和小麦的价格。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中,存在着机会,使头脑新颖的人能发明革命性的机器或更清凉的清凉饮料,从而给人们带来新产品或降低旧产品的成本。”
     
      我们当然应该从“幻想的世界”回到真实的世界。
     
      经营者也好、企业家也罢,都是经营活动的领导者。领导(动词而非名词),其本质就是一种活动、一种劳动、一种付出。
     
      即使是完全竞争,也需要有领导这种工作。
     
      不论是“窥探未来”、还是“猜测”需求和价格,这些可都是劳动的具体体现。
     
      至于“头脑新颖的人能发明革命性的机器或更清凉的清凉饮料”就更是典型的劳动了。
     
      必须明确:脑力劳动,也是劳动。
     
      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当然应该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回报。但却与利润无关。
     
      “让我们把从事上述工作的人称为企业家或技术革新者。虽然划分界限是困难的,我们还是把他们和单纯使原有企业按原样经营的官僚主义的经理们分开。许多经济学者——如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已故的奥地利经济学者约瑟夫·熊彼特——不把经理的工资称为利润,而把它当作工资——不论是内在的还是明白表示出来的,也不论在竞争的市场上,有特殊能力的经理们的工资有多高。这些经济学者把利润看作技术革新者或企业家的收益。”
     
      企业家与技术革新者,此二者还是有明显差异的——劳动对象明显不同。他们与“单纯使原有企业按原样经营的官僚主义的经理们”的划分怎么能够说“是困难的”呢?分明是易如反掌呀。
     
      经理的工资,当然只能是经理的工资(多余的废话),而不可能成为企业的利润。这与“有特殊能力的经理们的工资”到底有多高(有可能高的惊人)毫无关系。因为经理付出的是劳动,所以当然应该得到工资。
     
      顺便说一下:因为企业利润丰厚,所以就给经理开出天价工资,这种逻辑是荒唐可笑的。有这样一个玩笑:就是让一只狗去作垄断企业的经理,该企业也可以大发其财。
     
      正确的思维逻辑当然应该是:工资与工作能力、劳动成果应该具有密切关系。
     
      当然不能“把利润看作技术革新者或企业家的收益”。利润是属于企业的,而技术革新者或者企业家的收益则是属于个人的。
     
      “在今天,划分界限要比半个世纪以前容易一些。我们都知道,巨型公司是由持有不到百分之一股票的经理们经营的。虽然这些经理们经营企业,但是,他们领取工资,和一般人员差不多。这种类型的经营不过是一种技术,同其他的技术,如会计业务、监督生产等,在原则上没有差别。拥有这种技术的人在市场被竟相雇用,而象任何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他们挑选工资最高的活儿干。”
     
      请问:“在今天”,到底还会有多少“单纯使原有企业按原样经营的官僚主义的经理们”?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特别是在“巨型公司”里,经营权(或者经营者)与所有权(或者所有者)通常是分离的,总经理与董事长通常不是同一个人。当然,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持有数量不等的公司股票(股权激励可以成为劳动报酬的另类表现)。
     
      经营企业的经理们领取工资,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在本质上与“一般人员”没有差别。
     
      经营不过就是一种技术类型,在本质上与“其他的技术,如会计业务、监督生产等” 没有差别。
     
      技术的含金量,决定工资的数量。这在本质上与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差别。
     
      “技术革新者则不相同。虽然他不一定总是成功,他却试图从事新的事业。他具有眼光、创造力和胆识。他也许不是发明新方法的科学家,然而,他却是成功地引入新方法的人。……在技术革新方面,进行试验的人很多,获得成功的人很少。”
     
      在“不一定总是成功”但却“试图从事新的事业”这一方面,企业家与技术革新者没有任何不同。
     
      在“具有眼光、创造力和胆识”这一方面,企业家与技术革新者就更是完全相同了。
     
      企业家也许不是某个领域、某个问题的专家,然而,却有可能是知人善任、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的人。
     
      在经营企业方面,进行尝试的人很多,获得成功的人很少。
     
      “成功的技术革新者所赚到的金钱被某些经济学者——如熊彼特——定义为利润。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利润收入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被对手们和仿效者们的竞争所消除。然而,当一个技术革新的利润来源消失时,另外一个又会出现。因此,技术革新的利润继续存在。”
     
      同理,“成功的技术革新者所赚到的金钱”,当然不能被“定义为利润”了。
     
      恰如成功的企业经营者所赚到的金钱也不能被“定义为利润”一样。
     
      应该看到:“成功的技术革新者所赚到的金钱”,其本质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劳动报酬是约定的,并不会很快“被对手们和仿效者们的竞争所消除”。
     
      当一个技术革新的劳动报酬的来源消失时,另外一个又有可能会出现。因此,技术革新的劳动报酬将会持续存在。
     
      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定义为企业的利润,实在是理解错误、张冠李戴。
     
      四、第三种观点:风险、不肯定性和利润
     
      “技术革新者的利润是与风险和不肯定性密切相关的。过去五十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者F·奈特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认为一切真正的利润都与不肯定性有关。”
     
      利润的真正来源或者相关因素、决定因素,还远远不是利润本身、不是利润的本质。
     
      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对利润本身的界定。
     
      请看清楚: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者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理论,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尽管其论述的过程可能很多、很长。
     
      “对过去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的实际考察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好运气是积累大量财富的强大因素。油田的发现、适合时机的专利权、销售和投机的成功都是自负盈亏制度中的含有偶然性因素的事例。”
     
      财富与利润,就更不是一回事儿了。
     
      运气,其本质就是:不可主观控制的因素。
     
      如果没有运气的话,那么可以缓慢积累财富;而如果有好运气的话,则可以快速积累大量财富;而如果有坏运气的话,则完全有可能会快速损失大量财富。因此,上述实际考察的结论,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发现油田和投机成功,肯定“含有偶然性因素”;而专利权和销售成功,则未必“含有偶然性因素”。
     
      “虽然购买彩票的人面临着不肯定性,但发行彩票的人并不冒风险。他知道,他总是要赚钱的。”
     
      请问:彩票中奖的人所获得的奖金是利润吗?尽管其具有相当巨大的不肯定性。
     
      请问:发行彩票的人所获得的收益是利润吗?尽管其丝毫也不具有不肯定性。
     
      请看清楚:赚钱不必然具有不肯定性。发行彩票的人,就是必然赚钱的人。其利润可是确定无疑的。
     
      结论:利润与不肯定性,并不具有必然关系。
     
      “一家大保险公司可以依靠数学的概率规律来相对地减少风险。为什么?因为当数量大到足够的程度时,不同的风险会相互抵消。”
     
      此言差矣!
     
      商业保险,玩儿的就是概率游戏。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完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保险公司经过精心测算,已经将自己的风险降低为零,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了。
     
      保险公司的运作机制与发行彩票的运作机制颇为相似,只要不出现计算错误,根本就不存在“不同的风险会相互抵消”的情况。它们可都是包赚不赔的生意。
     
      唯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到底会有多少缺心眼、少智慧的冤大头来缴纳“智商税”。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风险的合并和分摊而消除不肯定性,就不会出现利润问题。利润问题的出现仅仅是因为还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最低风险。”
     
      这一结论明显与彩票公司的盈利模式发生了抵牾。没有任何风险(当然不“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最低风险”了)的彩票公司(也包括其他各种合法设置的博彩公司),依旧可以大获其利。怎么能够说“不会出现利润问题”呢?
     
      “在某些年份中,亏损总额可能大于利润总额。”
     
      瞧这话说的,亏损与利润怎么能够并存呢?此二者当然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关系了。
     
      这肯定是翻译之误。
     
      “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工商业者作为一个整体看来并不喜爱风险本身,从而一般说来,为了使他们承担风险,必须让他们得到正数值的收益即利润。”
     
      请问:什么人会“喜爱风险本身”?任何正常、理智的人,都肯定不会“喜爱风险本身”。那些罕有的故意去寻求刺激和冒险的人,所真正享受的也不是“风险本身”。
     
      拜托!到底是谁要“使”工商业者去承担风险呀?难道不恰恰就是他们自己吗?到底是谁要“让”工商业者得到正数值的收益呀?难道不恰恰就是他们自己吗?
     
      在是否承担潜在风险这个问题上,全体社会成员都是相同、一致的。因此,也就完全没有道理“必须让他们(即工商业者——笔者注)得到正数值的收益即利润”。
     
      风险,可能带来收益;但是,风险,却不必然带来收益。
     
      高风险,可能带来高收益;但是,高风险,却不必然带来高收益。
     
      低风险,极有可能带来低收益;无风险,也可以带来收益。
     
      结论: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那可是相当不确定的。
     
      如果风险与收益是正相关关系的话,那么一切问题就都简单了。
     
      五、第四种观点:利润是承担风险的酬金
     
      “对于有风险的行业而论,长期的生产成本必须高到足够的程度,以便除了工资和利息成本以外,还能包括正数值的利润酬金,来抵消人们对风险的厌恶,诱使更多的人承担风险。”
     
      请看清楚:已经将“利润酬金”给纳入到“长期的生产成本”之中了。
     
      利润属于成本,这个观点够新颖、够奇葩!
     
      相当遗憾的是:正常的成本,可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价值可都是能够明确计量的。而所谓的“利润酬金”,到底长啥样儿呀?到底价值几何呀?
     
      前文已述,承担风险与获得利润,此二者根本就没有必然关联。购买彩票的人,就整体而非个体而言,唯一的结局就是:承担风险而没有利润。贪欲和无知,使他们成为跑步送钱的人。根本就不需要真正、真实的利润,而只需要虚假、虚构的利润,就可以使某些人心甘情愿的放弃对于风险的厌恶,主动去承担风险。
     
      能够得到利润与可能得到利润,此二者可不是一回事儿。
     
      “如果人们普遍厌恶风险,认为他们所赚到的钱的边际效用少于他们所损失的钱的边际效用,那末,他们将宁愿要数量较少但稳定的收入,而不愿要数量较大但不稳定的收入。因此,从长期来说,在风险承担者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情况下,那些使投资者承担很大风险的经济活动必须支付正数值的酬金,来抵消人们对风险的厌恶。在上述行业中,投资的收益将包括超过安全投资的纯粹利息之外的正数值的利润部分。”
     
      风险,就是会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很多不利后果都可以转化为金钱损失。
     
      我晕!“赚到的钱的边际效用”怎么可能会“少于”——“损失的钱的边际效用”呢?难道相同数量的钱的边际效用不应该是相同的吗?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没有人会喜爱风险,但有的人却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而有的人则不愿意并不能够承担风险。这样的差异,是由不同人的自我特性所决定的。
     
      因此,“宁愿要数量较少但稳定的收入,而不愿要数量较大但不稳定的收入”的人,只是部分人,而非全体人。
     
      到底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去冒险呢?通常(而非全部)是如下两类人:1. 很穷的人。因为他们除了贫穷,便一无所有了。他们不是不在乎失去贫穷,而是渴望尽快失去贫穷;2. 很富的人。因为他们输得起。只要不是孤注一掷,损失部分财产并不会使他们面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窘境。
     
      经过这番分析,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的现实状况,也会决定是否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
     
      好一个“必须支付正数值的酬金”!请问:谁来打这个保票?谁敢打这个包票?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还有谁不敢去承担风险呢?这简直就是深度醉话!
     
      在现实中,那些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恐怕不是人们不敢进入,而是人们不能进入。
     
      “竞争的价格 = 工资 + 利息 + 地租 + 补偿风险的利润”
     
      毫无疑问:工资是刚性的、利息是刚性的、地租是刚性的。
     
      毋庸置疑:价格是不确定的!
     
      在上述两个确定不移的前提条件之下,利润也就必定是——不确定的:既有可能是正值,也有可能是零,更有可能是负值。
     
      基本结论:价格决定利润!!!!!!!!!而断然不是相反!!!!!!!!!
     
      六、第五种观点:利润是“垄断收益”
     
      “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对利润直接表示怀疑,也对它持有批评的态度,最多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罪恶(象齿轮所需要的润滑油那样)。”
     
      我晕!如果尚且没有表示怀疑的话,那又怎么可以去进行批评呢?
     
      肯定又是翻译之误。
     
      好一个“必要的罪恶”!世人皆知:权力是必要之恶。难道利润也是必要之恶吗?它到底是如何必要呢?怎么作恶呢?
     
      把“齿轮所需要的润滑油”说成是“必要的罪恶”,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在批评者头脑中的牟取暴利之徒很可能是一个精于暗中盘算的大腹贾,竭力想占整个社会的便宜。”
     
      所谓暴利,就是比率极高、畸高的利润,必然是建立在成交价格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成交的话,那又何来暴利呢?
     
      真正可怕的不是——“一个精于暗中盘算的大腹贾,竭力想占整个社会的便宜”,而是——其想法到底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1. “自然的稀缺性”
     
      “由于仁慈的上帝只创造出有限数量的衣阿华州的肥沃的农田,所以这些农田就会给它的主人赚一笔地租——不论主人在最初是以何种代价获得这些农田的。在竞争的条件下所决定的地租是自然的稀缺性所造成的后果。它获得一笔‘剩余’,并不是纯粹的利润。”
     
      试问天下:一手造成众生苦乐不均,这还能被称为“仁慈的上帝”吗?
     
      不论是肥沃的土地,还是贫瘠的土地,都“会给它的主人赚一笔地租”,只是数量不同罢了。
     
      稀缺,永远是相对的。相对于贫瘠的土地而言,肥沃的土地是稀缺的;相对于非耕地而言,耕地是稀缺的。
     
      代价,是计算收益的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参照依据。怎么能够说——“不论主人在最初是以何种代价获得这些农田的”呢?这不是没心没肺的缺心眼儿嘛!
     
      地租的价格,在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在终极意义上是由“自然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地租怎么能够被称为“剩余”呢?它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剩余”呢?
     
      地租,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价值回报,不是令人捉摸不透、匪夷所思的利润。
     
      2. “人为的稀缺性”
     
      “当你提高价格时,你仍然可以卖掉你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这里的意思是:你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垄断者的身份控制价格。”
     
      我就纳闷儿了:既然在提高价格之后依旧可以成交,那么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提高价格呢?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嘛。
     
      操纵价格,这就是垄断者的威力所在。
     
      “如果听众只为你的歌喉所倾倒,那末,你应该记住,你表演的次数越多,顾客们为了你的表演而支付的价格越低。”
     
      这里应该有一个隐含的条件:付费听众的范围、数量是既定的,而非可以扩大的。
     
      其中的“只”字,似乎不当、好像多余。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垄断了全部的歌唱市场的话,那么其不仅不会因为表演的次数越多得到的报酬越低,反而还可以自我定价。
     
      箴言:物以稀为贵。相反的命题同样可以成立:物以多为贱。
     
      “只要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完全竞争的背离,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便要考虑:你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越多,它的市场价格越低。”
     
      其中的“相当程度的完全竞争的背离”,其实就是垄断的意思。其中的“你”,其实就是垄断者的意思,因为一个完全竞争者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根本就丝毫也不可能影响到它的市场价格。
     
      既然存在着垄断、既然身为垄断者,那么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就应该失效——并非垄断者“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越多,它的市场价格越低”。
     
      “当任何一个企图取得最大利润的厂商出售较多数量的产品时,它必须考虑由于市场价格跌落而造成的对过去的销售数量的影响。”
     
      我晕!“任何一个企图取得最大利润的厂商”,这肯定不会是指垄断者。一个非垄断者“出售较多数量的产品”,怎么可能会导致“市场价格跌落”呢?小泥鳅怎么可能会掀起大波澜呢!
     
      造成影响的对象,怎么可能会是“过去的销售数量”呢?
     
      “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主人,你的兴趣所在应该是该生产要素所得到的边际或增加的收益。你不应扣住全部生产要素,一点也不出售——这会使你得不到任何收益。你也不应无限量地提供生产要素,以致使它成为自由取用的物品,这同样使你得不到任何收益。”
     
      如果我是一位生产要素(一种或者多种)的主人,那么我的兴趣所在一定不是“该生产要素所得到的边际或增加的收益”(相当惭愧的是: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计算边际或者增加的收益的数值),而肯定是该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益。
     
      我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扣住全部、一点儿不卖,那又怎么可能会得到任何收益呢?
     
      我的大脑有点儿缺氧!“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主人”,怎么居然就能够、就可以“无限量地提供生产要素,以致使它成为自由取用的物品”了呢?这分明是变化无穷、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呀!
     
      这肯定是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作为一个类垄断者或不完全的竞争者,要想得到最大的收益,该怎么办?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你所提供的某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应正好使该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零,这样你便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
     
      请看清楚:前提条件一定是——“作为一个类垄断者或不完全的竞争者”,而绝非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主人”。
     
      实在抱歉!由于鄙人能力有限、学艺不精,完全不能理解“使该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零”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通过调节“提供的某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便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
     
      就在这段话之后,萨氏添加了一个页下注:“当然,当你提供劳务时,你可能感到有不舒服之处,或者,你可能有在别的市场出售该劳务的机会——如你可以用桥址来种玉米。在这种情况下,你显然要使边际收益等于某种边际成本,而不是使它为零。”
     
      看罢,我当然是一脸茫然!
     
      为什么在提供劳务时可能会感到有不舒服之处?暗自揣测:也许调节提供劳务的数量(应该是在增加的时候,例如:在短期内连续举办多场演唱会)可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然而这与“人为的稀缺性”这个主题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为什么“用桥址来种玉米”可以算是“在别的市场出售该劳务”呢?这分明是将同一生产要素用于不同的目的嘛。
     
      至于到底为什么“要使边际收益等于某种边际成本,而不是使它为零”?我就已经完全不知所云了。
     
      必须坦白:萨氏在该书中的许许多多的论述,我都没有能够真正理解。
     
      “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对所供应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施加某种限制会使人们得到好处。”
     
      请问:“供应”的主体到底是谁呀?似乎应该是垄断者吧。
     
      请问:“人们”,到底是指谁呀?恐怕应该是指垄断者吧。
     
      请问:“施加某种限制”,到底是增加呀?还是减少呀?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呀?
     
      “一部分所谓利润是人为的稀缺性的收益。”
     
      其中的“人为的稀缺性”,其实就是垄断的委婉表达。
     
      垄断带来收益——超出市场价值的收益。至于是否把这样的收益称为利润,那已经是一件相当不重要的事情了。
     
      “垄断利润总是和工资、利息和地租纠缠在一起的。”
     
      与其这样表述,倒还不如直接说:垄断利润其实并不虚无缥缈,它必然会以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出现。
     
      七、第六种观点:利润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
     
      “在严格的劳动价值论之下,全部GNP归劳动者所有,没有任何一部分属于财产。(用蒲鲁东的生动的话来说:‘财产就是赃物!’)”
     
      关于价值论,鄙人的观点简单明快: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体现价值。坚决反对:唯有劳动,才有价值。
     
      关于商品和价值的深入探讨,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论资本——批判〈资本论〉第一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反驳上述观点,只需一个反例。作为财产形态的劳动产品,恰恰就是劳动的成果。如果现实的劳动是劳动,那么过去的劳动就不是劳动了吗?当已经存在的凝结了劳动的劳动产品成为正在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必要因素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应该、不能够将即将产生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应该具有适配性)分配给参与生产的已经存在的凝结了劳动的劳动产品的所有人呢?特别是在该所有人恰恰就是该劳动产品的劳动者的时候。
     
      与其认为资本家提供的是财产,不如认为资本家提供的是劳动产品——就是劳动的另外存在方式。换言之: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提供了劳动!
     
      也许有人会说:资本家所提供的财产——劳动产品(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工具等等),并不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此言不谬。但是,无论财产——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到底是谁,都不能改变财产——劳动产品的自身属性。即便是资本家提供的钞票,也不是资本家自己画出来的,而是通过出让商品而交换回来的。
     
      不论是财产、还是资金,都可以成为劳动产品的化身。拥有并提供财产、资金,就意味着拥有并提供劳动产品。进而,也就意味着资本家也拥有并提供了——劳动。
     
      因此,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结论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应该按照各自的贡献比例去分配产品价值。
     
      蒲鲁东的妙论,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说“财产就是赃物”(假设此处的“财产”仅指生产资料,而不包括生活资料)的话,那么全世界的劳动者可就是这些“赃物”的生产者。
     
      “上面有关各种观点的论述,使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一般性结论。对利润的仇视,实际上大都来自对货币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的仇视,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由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仇视不同于竞争的不完全性所造成的对利润的仇视。”
     
      综上,不难看出:在上述六种观点之间,是相互矛盾、冲突、抵牾的。
     
      在利润到底是什么这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之前,又怎么可能会得出“一个重要的一般性结论”呢?
     
      为什么要去仇视利润呢?为什么不去仇视价格呢?价格是明确的,而利润则是模糊的,利润可是被包含在价格之中的。舍本逐末、毫无道理。
     
      价格,那可是买卖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仇视价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仇视自己,因此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试问天下:货币收入分配或者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要平等?难道就应该平等吗?倒要请教: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吗?应该是平等的吗?
     
      难道人与人之间不是不同的吗?不就应该是不同的吗?为什么非要试图去抹杀不同、消灭差异呢?
     
      不平等,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还是极大、最大的好事!
     
      卑贱非要去仇视高贵,这也根本就不算是什么问题,那不过就是心理变态的具体表现罢了。
     
      有这样一句哲言:存在即合理。
     
      而我要说的则是:现状即最佳。
     
      我曾经幼稚的认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肮脏的、丑恶的……我要奋力去改变它。
     
      除了思想,我一无所有。思想怎样才能改变世界?当然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能否贡献思想,是我的事儿;而是否接受思想,则是别人的事儿。我能够把握自己,但却不能左右他人。
     
      在现实中,是由权力和金钱主宰这个世界。请问:这是不合理的吗?我曾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进一步认为:应该由思想来主宰这个世界。
     
      可是,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把权力和金钱奉为神明。我的观点能够改变太多、太多的人的思维观念吗?我抨击、批判、鄙视、嘲讽太多、太多的人又能够怎么样呢?花香如故、涛声依旧。
     
      外科手术式的暴力革命,似乎改变了什么。其实不过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人心、人性,是不被外力改变的。
     
      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导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改变模样。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其中的每一个片断、每一个节点都是合理的、都是最佳的。人们所提出的那些认为是不合理、不最佳的主张,仅仅只具有影响未来进程的某种可能性。
     
      仇视富贵与仇视垄断(即“竞争的不完全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垄断者通常就是富贵者。
     
      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利润真的存在吗?
     
      试举一例:某甲花了一亿元买了一件古董。过了一年,以两亿元卖给某乙。
     
      请问:这一亿元的差价(暂且忽略所有的其他成本开支),到底是不是利润?
     
      通货膨胀。如果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一半的话,那么并没有什么利润。
     
      游资炒作。部分“热钱”进入这个领域,人为哄抬价格,某甲确实得利。
     
      真心喜爱。某乙出于热爱而慷慨解囊,为满足自己的欲求而痛快的买单。
     
      我们所看到的,恐怕也只是表面现象。
     
      以物易物,确实没有利润——至少是看不到利润。
     
      以钱换物,是否会有利润(当然是指交付货物的那一方)呢?
     
      所谓利润,就是售价与成本的差价(可以有三种结果:正利润、零利润和负利润)。
     
      持有货币的一方,并不能真正使用货币本身。换言之:货币并没有使用价值,而只有交换价值。
     
      人们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商品去换回货币?除了货币是简洁、通行的交换媒介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原因。中国民谚:无利不起早。人们之所以生产产品或者获得商品(非产品),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有利可图。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有理由去生产产品或者获得商品。如果都是平进平出(即零利润)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买卖和交易了。
     
      利润会不会是交付货物一方的辛劳回报呢?愚以为:不是。这是因为,辛劳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既可能是体力劳动,也可能是脑力劳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价值回报应该构成商品的成本,而非利润。
     
      所有的对明确(显性和隐性)付出的回报,都不是利润,而是成本。
     
      产品的成本,相对容易计算。
     
      劳动的成本,确实不易测算。
     
      恰如商品价格一样,利润,不是交付货物一方单方加成、独自确定的结果。决定利润有无、大小的关键性因素,绝对不是交付货物一方的个人意愿,而是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换言之:供不应求导致正利润、供过于求导致负利润,供求平衡导致零利润。
     
      在现实中,为什么会经常、普遍出现正利润的现象呢?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既是交付货物一方(即卖方)、也是获得货物一方(即买方)——集此二身份于一身,因此经常、普遍出现的正利润其实也就相当于是无利润了。
     
      利润,究其本质,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安慰。
     
      切记:正常的人一定不会为虚幻付费。如果利润无所依附、没有附着物的话,那么利润也就真的不存在了。
     
      如果以物易物没有利润的话,那么以钱易物在本质上、在终极意义上就也没有利润。
     
      我们实际看到的,其实只是:正常的成交价与不正常的成交价。只要是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所进行的交易,就都具有相应的合理性。
     
      总结与复习
     
      “经常性的工作使经理得到工资,但是,真正的进取精神却可以得到利润。”
     
      所谓的进取精神,是难以界定的,也是无法测度的。更为尴尬的是:具有真正进取精神的人,未必可以得到收益。
     
      “奈特和其他经济学者把利润和亏损定义为不肯定性所造成的预料不到的差距。”
     
      价格减去所有可见的成本甚至可以想象的成本(例如时间、空间等),其差额就是利润。负值利润就是亏损。恰如亏损是无所依附的一样,正值利润也是无所依附的。但是,利润又是客观存在(零利润除外)的,我们只能从交易价格中去寻找利润真谛的答案。
     
      利润就是在具体交易中所表现出来的——成败、优劣、好坏等结果的一种货币体现,而不是某种客观实在的价值回报。
     
      请千万不要再将利润与资本、资产或者任何其他生产要素扯上关系了。
     
      第三十二章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决定的结束语
     
      “真理永远不会被理解以后又不被相信。”——威廉·布莱克
     
      首先需要界定:真理,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太多、太多的貌似真理的东西。
     
      鄙人就曾经多次误把许多谬误当作真理。尽管我确实理解了那些谬误的自身含义和精神实质。当然,后来我就已经陆陆续续抛弃了那些我曾经认为是真理的谬误。
     
      理解,是重要的;而判断,则是更为重要的。至于相信嘛,则是最不重要的。
     
      理解是判断的前提,但是,仅有理解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相信之所以是最不靠谱儿、最不着调儿的,就是因为在既不理解、也无判断(当然是指正确的判断,而不是指错误的判断)的情况下,也可以轻易相信什么。
     
      作出正确的判断,是一种相当复杂、高级的思维活动。
     
      一、相互依赖的价格决定过程的概览
     
      “追求利润和避免亏损被认为是整个竞争过程的动力。看来似乎令人费解的是:处于静态的没有不肯定性、没有技术革新变动的情况下,竞争的利润——除去生产要素的内在收益和经理们的工资以外——会趋向于零;然而,动态的技术革新的改变却造成和不断造成熊彼特式的、经常在非垄断竞争条件下由于模仿而被消除掉的利润。”
     
      趋利避害,人之本性、概莫能外。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利润和避免亏损”的冲动和行动的。人们所看到的活跃于各条战线、闪耀在各个领域里的那些知名人士、显赫人物,其内心都具有难以遏制的强烈冲动。为什么是数量有限、比例不高的他们(无关性别)而不是其他的人走到了舞台中央、站在了聚光灯下?除了客观条件以外,他们都具有不甘平凡的活性基因。我非常愿意将他们称之为——活性分子。当然,更多数量和更高比例的人,则都可称为惰性分子。
     
      要到价格中去寻找利润,要到供求中去探明价格。
     
      在供求平衡的情况下,因价格的平衡而没有成本之外的利润;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因价格的失衡而产生成本之外的利润(正值或者负值)。
     
      技术革新所产生的也不是利润,而是基于成本的价值回报。技术革新不会凭空而来,所有的技术成果都是建立在相应的付出的基础之上的。智力投入,也是成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甚至至关重要的成本。
     
      能够在不违背道德和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被模仿的技术革新,其价值通常十分有限。
     
      二、同时的共同决定
     
      “一切的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偏好、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引致需求——所有这一切过程不过是一个同时进行的和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的各个不同的方面。”
     
      恰如人体的各个不同器官一样,它们虽然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精细的区别、划分,并且也可以分别被研究、被阐释,但是,在现实中,它们可都是作为人体这一统一的生命体的组成部分而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
     
      三、竞争的不完全性
     
      “虽然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阻力的存在,他却发现,无阻力的模型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现实。我们的理想化的竞争模型也是如此。在长期中,许多竞争的不完全性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因此,竞争的模型可以用它的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说明在长期中具有一定正确性的某些有意义的假说!”
     
      拜托!请务必首先确认:“模型”,可不同于现实;“有助于理解”,可不等于理解。“理想化的竞争模型”,毕竟远远不是真存在的竞争现实。
     
      我们的目的是:真正理解复杂的现实,而不是似乎明白理想的模型。
     
      对于“理想化的竞争模型”的评价,也就只能是——并非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甚至,它更多具有的只是反面、反向价值。
     
      在长期中,确实有“许多竞争的不完全性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与此同时,也会有、也还有许多竞争的不完全性实际上是持续存在的。对这一点,切切不可视而不见,更不应该有意忽略。
     
      毫无疑问:“竞争的模型”确确实实是“过分简单化”了。
     
      那些正确的有意义的假说,不应该是由模型来说明的,而应该是由现实来验证的。
     
      “现在用完全竞争的模型近似地描述经济现实并不过分,没有必要为此而大惊小怪。”
     
      可问题是:“完全竞争的模型”与“经济现实”,既不“近”、也不“似”,反而是相去甚远。
     
      对如此“过分”的“描述”,虽不至于“大惊小怪”,但实在是应该不以为然。
     
      四、几句关于福利经济学的话
     
      “即使完全竞争是比它现在还要低劣的描述工具,经济学者仍然需要深入学习它并且掌握它的原理。他们这样做并不单纯是为了描述经济现实。竞争模型之所以极端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评价某一经济制度的效率提供一个标准。”
     
      请问:“它”字,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似乎应该是指“完全竞争”。
     
      自己比自己“现在还要低劣”,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难道是想表达——完全竞争在此之前是更加低劣的吗?
     
      我晕!难道如此低劣不堪的“描述工具”还可以去“描述经济现实”吗?这不是在说反话、开玩笑吧?
     
      只要是自身走时准确(即逻辑自洽),那么一台与标准时间不论相差多少的计时器就都能够为测定某一具体活动的时间“提供一个标准”。
     
      但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似乎应该是——找不到或者不存在一台与标准时间吻合且自身走时准确的计时器。
     
      与经济现实差距过大的竞争模型,怎么可能会“为评价某一经济制度的效率提供一个标准”呢?拿一块破表来计时,可真是够能将就的。
     
      “总的说来,学者们在科学上所要研究的是:现在是什么以及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将是什么。”
     
      真正学者的颇具价值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可不是——描述——“是什么”,而是发现。描述与发现根本不同。太阳东升西落,这是描述;而日心说,这则是发现。描述,是简单易行的;而发现,则是极其困难的。
     
      一旦发现了规律,那么到底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在这种或者那种可能的情况下将会是什么则都将不成其为问题了。
     
      “对于现实的描述要尽可能地做到不受主观愿望和道德标准的影响。为什么如此?难道科学家是冷酷的机器人吗?不是,因为经验证明:如果人们尽量客观地描述现实,那末,所描述的现实就会更加准确。”
     
      只要承认主观与客观存在差异,那么就当然不能将此二者纠缠不清、混为一谈。
     
      尽管可以希望、期待现实趋于理想,但又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现实毕竟不是理想。
     
      描述现实与描绘理想,可千万别给交织、交错在一起。
     
      科学家当然不是机器人,但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则应该处于“冷酷”状态——保持理智、丢弃情感。
     
      描述现实所追求的目标是准确,而不是正确。客观对应事实,主观对应价值。
     
      “经验也证明:尽管我们作出最大努力,我们作为一般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地把一门学问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完全分开。被科学家所选择为衡量对象的本身、科学家在观察和衡量时的知识背景以及被观察的事物对观察者所造成的印象——这一切都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造成差别、在客观问题和主观问题之间造成差别,归根结底使它们成为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划分的东西。”
     
      愚以为:“把一门学问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分开的程度,决定该位学者和该门学问的成熟或者发达水平。尽最大努力去分开“一门学问的客观和主观方面”,这就是我的一种毕生追求。
     
      我相当纳闷儿:为什么是“衡量对象”呢?这到底是从何说起呀?当然应该是研究对象了。
     
      毫无疑问:学者的知识背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最为重要并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学者与生俱来的感悟能力。
     
      能够时刻且强烈保持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客观与主观、局中与事外、出世与入世、利益与是非清晰区别开来这种意识的学者,方为真正的上品。
     
      在我的眼中和心里,除了去认识和发现规律,其余的一切都是——浮云。
     
      “和专家学者们不同,一般的公民所最关心的毕竟是‘正常标准’的问题、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单纯描述现实的问题。科学家为公民们服务的最好方式,是最准确地描述有关事物,最准确地说明各种不同的政策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
     
      普通的也是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他们所最关心的只不过就是现实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利益的问题、欲望的问题……这是由他们的自身属性所决定的。
     
      其实,一般的也是绝大多数的所谓的专家学者也都不能免俗、也都是俗人,他们所经常从事的也仅仅就是“单纯描述现实的问题”。这是由他们的自身能力所决定的。
     
      请问:科学家需要“为公民们服务”吗?
     
      请问: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吗?是为了造福人类、普度众生吗?
     
      我自认为我所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探寻真相、发现真理、揭示规律。我为什么会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呢?此时此刻,我非常愿意给出我自己所可以认知、也能够理解的答案:这完全就是我的本性所致、这根本就是我的天性使然。
     
      对!我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明确目的的!至少,肯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所有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在我的眼中和心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呀!
     
      为人民服务,还远远没有资格、没有理由成为我的人生目的。尽管,我的思维活动及其产物恰恰一定会在现在或者将来产生这样的结果。
     
      上帝他老人家也绝对不屑于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俗不可耐的目的而存在。
     
      即便是“最准确”的描述和说明,也都只是科学家工作的低端表现。
     
      1. 有效率的最优状态
     
      “处于完善的完全竞争之下,当一切的价格最终等于一切的边际成本时,当一切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最终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而一切的总成本均到达最低点时,以及当个人的真正欲望和福利都被以他们的货币选票来表示的边际效用来代表时——那末,由此而造成的均衡具有‘除去损害别人利益以外无法改善任何人的境况’这一有效率的性质。”
     
      其中的“一切的价格”,似乎是指一切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而“一切的边际成本”,则完全不知所云。到底是一切什么的边际成本呀?
     
      请问:“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品价值”,到底是何关系呀?
     
      总成本最低,这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述方式。
     
      个人的福利,也许能够被货币选票来代表;然而,个人的欲望难道也能够被货币选票来代表吗?至少,我的某些欲望就肯定不能够被货币选票来代表。
     
      唯有损人、才能利己,难道这就是、这才是“有效率”的表现或者性质吗?
     
      “它的意义是:一个计划人员不能经过计算以后得到一个和自由放任不同的而又能改善每一个人的福利的答案。”
     
      难道所谓的“计划”就是单纯的“计算”吗?
     
      难道“自由放任”是不可超越的最优方案吗?
     
      难道“看不见的手”完胜“看得见的手”吗?
     
      2. 货币选票的任意分配
     
      “它并不意味着:实际的自由放任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有效率的状态,或必然导致甚至是比较接近于有效率的状态。”
     
      真实的、现实的自由放任所导致的,肯定不是完全竞争,而恰恰是不完全竞争。而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则一定不是“有效率的状态”或者“比较接近于有效率的状态”。
     
      “除了效率以外,它也并不意味着:那些被各种宗教或教义的遵循者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人、最应该得到报酬的人或最需要得到资助的人,会必然象道德规范规定的那样,得到最大份额的物品与劳务。”
     
      请普天之下的所有人都赶快醒一醒:这个世界可不是按照“各种宗教或教义”或者“道德规范规定”来运行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最有价值的人、最应该得到报酬的人或最需要得到资助的人”呢?根据“各种宗教或教义”或者“道德规范规定”所给出的答案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迄今为止,权力和金钱一直是、依旧是分配“物品与劳务”的基本依据。
     
      “在自由放任的完全竞争下,残废人可能要挨饿,儿童可能将永远营养不良,洛伦茨曲线所表明的收入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在几代人中也许不会消失,或者永远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以货币财富为代表的选票、天赋的能力、在生命的早期所受到的熏陶和训练这些事物的最初分配是恰当的,那末,完全竞争可能导致比许多封建贵族道德的传统所能容许的还要广泛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导致被认为是过分悬殊的不平等的状况。”
     
      前文已述,自由放任还完全有可能导致不完全竞争。
     
      当年曾经通行的“残废人”这一表达方式,后来已经为残疾人一词所取代了。“挨饿”或者“营养不良”,恐怕还远远不是最悲惨的境地。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条件是:残疾人或者儿童处于独立生存而非家庭供养的状态。
     
      试问天下:在承认(因为不能不承认、不得不承认)人与人是不一样——不平等的前提下,难道人与人的收入和财富就应该是平等的吗?难道不可以、不应该有巨大的不平等吗?难道这样的不平等可以在短期或者在未来消失吗?
     
      请问:判断“以货币财富为代表的选票、天赋的能力、在生命的早期所受到的熏陶和训练这些事物的最初分配”是否恰当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天赋的能力”的“最初分配”,还有可能会是不恰当的吗?难道上天还有可能是不恰当的吗?
     
      我晕!难道“许多封建贵族道德的传统所能容许”的竟然是“广泛的平均主义的社会”吗?这话会不会是说反了?“封建贵族道德的传统”,是否应改为:封建平民道德的传统?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过分悬殊的,那么人与人之间“过分悬殊的不平等的状况”不就是最合情、最合理的恰当结果吗?
     
      “总之,在第三章的标题下所引用的那一段著名的话中,亚当·斯密没有理由宣称: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谋求私利的每个人成功地引到了促进‘公共利益’的道路上——因为,‘公共利益’可以由于许多重要的伦理和宗教的说法对国家的福利所作的不同解释而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没有加以论证,1776年以来的任何经济学者也都没有加以论证。”
     
      请允许我再次引述“第三章的标题下所引用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
     
      从“没有理由”这一价值判断中可以看出:萨氏并不赞成亚氏的这一高论。
     
      由此观之:萨氏在每一章的标题之下所引用的那些“著名的话”,不过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根本就不意味着是该章内容的点睛之笔。
     
      萨氏的质疑仅仅基于一点——“‘公共利益’可以由于许多重要的伦理和宗教的说法对国家的福利所作的不同解释而有所不同”,这不过就是在玩儿文字游戏罢了,丝毫也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去反驳亚氏的妙论。
     
      关于亚氏上述精彩、精辟的结论,“亚当·斯密没有加以论证”,而且,有可能“1776年以来的任何经济学者也都没有加以论证”。但是,鄙人却给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下面,请允许我再次引述鄙人对这段著名的话的评论:
     
      “这是一段著名且伟大的论述!
     
      钦敬之余,颇有感慨:1. 其前提假设是:有增量产出,而非零和游戏。其生产过程可能会有耗损或产生负效益,但最终结果一定是产出了正效益;2. 人的自利(或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其实,即使是为别人服务或为公众服务也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自我价值,最终达到自我满足;3. “看不见的手”肯定是不存在的,这一表述充分展示了亚氏冠绝群伦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堪称神来之笔!!!4. 积极的正向的私人利益恰恰就是公共福利或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5. 生产的过程就是信息、资源之间交互、交换的过程,一个个体产出的正效益激发、带动了其他个体也随之产出正效益,这一作用不断的传递和扩散,从而盘活、释放了全社会的总资源,进而增进了全社会的总的正效益;6. 最后一句话应该被忽略,无意为之的效果胜过有意为之的效果,既不符合常情常理,也没有数据事实支撑,仅仅是一种语境之下的非理智的情感抒发而已。专门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士肯定不会对此深究。
     
      所有于己有利、于人无害的行为,都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我常说的一句话:拯救自己,就是拯救全人类!”
     
      好一番精彩绝伦、拍案惊奇的你来我往!今日读之,仍然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不已!
     
      3. 重新规定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的内容
     
      “如果斯密在今天还活着,那末,他会对所有这一切表示同意。根据他的传略,我们推测:他可能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他的学说按照下列的意思改写:”
     
      果真会如此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只有在个人能力和货币财富选票在最初以‘道德上最优的’方式来分配的情况下——并且通过不造成变形的和非市场性质的干预使其继续保持这种分配的情况下——完全竞争的价格决定才能被用来(a)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上(而不在其内)造成一个有效率的生产结构,以及(b)按照现在已经能反映同等重要性的社会效用的货币选票来向人民提供他们真正认为是最合乎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弃自由放任而采用一种在道德上恰当的财富和机会的分配方式,那末,完全竞争的均衡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实现具有最优效率的和公平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工具。”
     
      请问:何谓“道德上最优”?如何判断何者为、什么是“道德上最优”?如何实现“最初以‘道德上最优的’方式来分配”?基于先天基因而形成的“个人能力”到底算不算是符合“最初以‘道德上最优的’方式来分配”?
     
      不仅在“最初以‘道德上最优的’方式来分配”,而且还要一直“继续保持这种分配”。由此观之:道德就是唯一的标准,也是至高的准则。理应是“市场性质”的“完全竞争的价格决定”,已经完全被道德所绑架了。
     
      请问:难道最大限度的“一个有效率的生产结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的吗?
     
      倒要请教:与“社会效用”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到底是指什么?
     
      请问:难道人们“真正认为是最合乎需要的东西”就不需要符合道德标准了吗?
     
      忽而是“道德上最优”,忽而又是“在道德上恰当”,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道德,也许可以与“公平合理”相互匹配,但又如何与“最优效率”相互和谐呢?
     
      难道道德就是经济或者经济学的灵魂吗?
     
      “不容讳言,即使按照最宽大和最个人主义的标准来加以解释,人们在市场上的需求有时也并不反映他们真正的福利。(例子:吸毒者对海洛因的渴望,甚至不顾他自己的饮食或他孩子的饮食;小孩子对第七根棍糖的欲望;糖尿病患者对甜食的渴望;爱花钱的人用他的住宅作为抵押品来购买被广告大肆宣扬的跑车。)如果斯密在今天还活着,那末,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会说:‘在许多事情上,人们有自己作出错误决定的自由,但是,如果认为,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成年人在每一方面都能自行其是,那末,这也是过分自信的说法。作为自己知道并非生来就完善的人,作为生活于弗洛伊德之后的世界中的人,我们将要在不多的情况下为了正当的理由而以民主的手段(通过应有的手续)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施加限制。因此,自由放任下的完全竞争也并不一定是理想的状态。’”
     
      请问:人们的需求与“真正的福利”,此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在通常、正常的情况下,此二者当然是协调一致的关系。需求福利,此乃人之本性也。那么会不会有需求灾祸的情况呢?至少在情理上,肯定不会有。然而,在事实上,却完全有可能会出现需求福利但却得到灾祸的情况。
     
      请问:吸毒,到底是得到福利?还是得到灾祸?请先不要急赤白脸的争着抢答——当然是得到灾祸了!还是请问一问那些吸毒者本人吧,看一看他们(无关性别)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吧。
     
      请问:吸烟和饮酒,到底是得到福利?还是得到灾祸?健康专家的答案人所共知,吸烟者和饮酒者的理由也足以振聋发聩:不抽烟、不喝酒,白来世上走一走!
     
      有这样一种说法: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您来说说:这到底是得到了福利呀?还是得到了灾祸呀?
     
      如果可以用此人的标准去评判彼人的行为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世界将会天下大乱。
     
      请问:得到权力或者金钱(姑且忽略获得的方式、手段是否正当这个因素),到底是福利、还是灾祸?我猜: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的尖叫——当然是福利啦!!!实在是不好意思!至少鄙人就会对此不以为然!得到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毋庸置疑是灾祸;得到金钱,也有极大可能会演变为灾祸。那些没有善终、不得好死的高官、富豪,古今中外、古往今来还太少、太少、太少吗???
     
      一言以蔽之:人们的需求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福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所以,萨氏所言的“人们在市场上的需求有时也并不反映他们真正的福利”,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除非是指——得非所愿——这种情况。
     
      明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还去大吃、特吃甜食的人,估计脑子的病症也相当严重。抵押住宅而购买跑车,这可不是“爱花钱的人”,而是胡花、瞎花、乱花钱的人。
     
      对那些心智未成熟、思维有障碍的人的所作所为,应该不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列。
     
      同理,一个人的决定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许多事情上,人们都有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至于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人胆敢说“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成年人在每一方面都能自行其是”,那么这可不是什么“过分自信的说法”,而根本就是胡言乱语的醉话。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喝了二两猫尿你就是天王老子了?
     
      好一个“完善的人”!除了上帝,谁可堪称“完善”?不要说在降生之时了,就是在作古之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被称为“完善的人”。
     
      我晕!“生活于弗洛伊德之后”的人,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请问:民主,是道德的吗?实现民主,是没有任何限制性条件的吗?
     
      自由与限制,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请看清楚:不仅是“从心所欲”,而是将“从心所欲”与“不逾矩”此二者完美结合,这才是、这就是人生的理想状态的一种可能。
     
      “当垄断因素的不完全性造成对竞争的边际成本价格决定的理想状态的背离时——在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非常严重时,这种背离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就存在着自由放任的价格决定缺乏效率的初步例证。在这种类(似)垄断的情况下,应通过民意调查来决定民主手段的控制究竟会使情况变好还是变坏。”
     
      垄断会导致“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对于垄断者而言,这是多么理想的状态呀!但这却是对完全竞争的严重背离。
     
      请问:为什么“这种背离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为什么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就是自由放任、野蛮生长的必然结果吧。
     
      请问:导致“缺乏效率”的原因,到底是“对竞争的边际成本价格决定的理想状态的背离”?还是“自由放任的价格决定”?
     
      我晕!“这种类”与“这种类(似)”,此二者的中文含义相去甚远。如此翻译,到底是几个意思?
     
      难道仅仅通过“民意调查”就能够“决定”到底是否采取“民主手段的控制”吗?
     
      请看:针对垄断所采取的措施,其结果“究竟会使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居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最后,斯密会说:只要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如第二十四章的末尾的分析以及第八章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论述),我们就有初步的理由来进行研究,以便决定是否应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城市区域划分的法规、赋税或津贴以及政府的补助和控制。当完全竞争的相互节制和相互平衡不发生作用时,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不会被那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任何类型的最优状态。在相互依赖而拥挤的世界中,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作用是广泛的,同时也是不可规避的。”
     
      亚氏的观点恰恰就是建立在正面的“外部经济效果”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亚氏有意或者无意忽略了负面的“外部经济效果”。
     
      萨氏假借亚氏之口道出:当出现“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的时候,那只“看得见的手”——权力调控——就可以一展雄风、大显神威了。
     
      当自发形成的市场调节失灵时,自由放任的野蛮生长当然就不再可能“引导到任何类型的最优状态”。
     
      顺便说一句:生存竞争是自然法则,达尔文只是发现并阐明这一规律的学者。因此,“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明显表述欠妥。
     
      萨氏非常愿意强调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请千万不要因为发现了“看得见的手”而去、就去否定“看不见的手”的价值。
     
      萨氏所言,明显偏颇。
     
      萨氏在开始的“推测”,应该不能成立。
     
      如果亚氏在天有灵,看到萨氏如此曲解自己的说法、糟改自己的想法,应该不“会对所有这一切表示同意”,而只能是、也只能是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五、结论
     
      “必须提请读者注意:对于上述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人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而在实证科学的范围内引起不能解决的论争。”
     
      必须提请全体社会成员注意:对于科学问题,就怕、最怕没有想法、没有怀疑、没有争论、没有批判!
     
      只有出现了“不能解决的论争”,才有可能会产生真正解决的办法。
     
      “经济科学鼓励人们大辩论,并不阻止大辩论,也不对辩论的结果持有偏见。”
     
      中国古训:理不辩不明。
     
      这就是科学精神、这才是科学精神!
     
      凡是害怕、惧怕、抵触、抵制辩论的,都注定不是科学。
     
      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许讲,一定是做贼心虚、包藏祸心。
     
      附录: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的评述:
     
      一般均衡和理想福利的价格决定的寓言
     
      一、乌托邦式的价格决定的寓言
     
      “经济学者往往受到讥笑,说他们的著作总是在唠唠叨叨地反复讲鲁滨逊漂流记。确实如此,我们的确发现,一个独身男子的经济决策能大大简化我们的基生原理。然而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个甚至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阐明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我们使用完全集体化的社会作为例子。这可以同样保持最终决策的简单化,然而却牵涉到鲁滨逊模型所缺少的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这个模型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当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它的有用之处。通过考察这种模型内部的各种必然联系,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我们自己的价格制度的本质。”
     
      鲁宾逊漂流记,如此经典的传奇故事,当然可以反反复复(但却别唠唠叨叨)去讲。人们之所以会讥讽经济学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过于脱离现实。
     
      一个普通、一般的成年男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研究的样本。其理由却不是因为“独身”,而是独立、自立。因此,也才会有——“经济决策”。这并没有使问题“大大简化”,而只是使问题更加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对于“基生原理”一词,我完全不知所云、不能理解。该不会是——基本原理吧?
     
      纯属虚构、杜撰的“完全集体化的社会”怎么可能会符合“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呢?难道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甚至更为有效的方式”吗?
     
      为什么“使用完全集体化的社会作为例子”就“可以同样保持最终决策的简单化”?难道使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作为例子就不“可以同样保持最终决策的简单化”了吗?既然已经“牵涉到鲁滨逊模型所缺少的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了,那又何谈“可以同样保持最终决策的简单化”呢?
     
      这个假想的模型——“完全集体化的社会”与“我(当然是指萨氏——笔者注)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当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了。因为后者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或曰:混合经济)体制之下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
     
      模型与现实的差距,这是一回事;模型与某种现实的差距,这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此处,萨氏没有交代清楚其所说的到底是指哪一回事。
     
      为什么通过考察“完全集体化的社会”“内部的各种必然联系”就“会进一步了解我们自己(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笔者注)的价格制度的本质”呢?完全没有道理呀?
     
      “可以称这种计划经济为乌托邦,也可以称它为地狱。”
     
      我就纳闷儿了:难道乌托邦是地狱的同义语、代名词吗?
     
      二、集中计划的困境
     
      “如果集中计划的意思是:一个集中计划人员或委员会必须把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考虑在内,那末,这将是一个无法以任何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的任务。”
     
      没错!只有上帝他老人家才能够亲手完成而任何个人或者人群都绝对不可能做到——“把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考虑在内”的伟大的集中计划。
     
      其实,通过制定法律试图——“把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考虑在内”的伟大的治理模式,也是相同的结果:“这将是一个无法以任何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的任务”。
     
      三、乌托邦式的国家中的价格决定:消费品的价格
     
      “社会主义国家将如何决定沙汀鱼和火腿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及任何其他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一般说来,正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价格的决定取决于双重的目的:
     
      1. 价格正好高到把现有的消费品供给量分配给消费者,不多也不少;
     
      2. 价格正好高到足以补偿由于生产有关物品而增加的社会必要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相对的价格按照使价格等于相对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的方式得以决定。”
     
      开什么玩笑!所谓的“相对价格”,根本就不是价格,而是价格之比。任何单独消费品(即“其他消费品”)怎么可能会有“相对价格”呢?
     
      当然应该将“沙汀鱼和火腿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及任何其他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修改为:沙汀鱼和火腿的价格或者任何其他消费品的价格。
     
      别开玩笑了!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真的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吗?
     
      不应该是“双重的目的”,而应该是:双重的因素。
     
      其中的“高到”,似有不妥,为什么不是——低到呢?似可改为:达到。
     
      把货币的总量(等于每一件消费品的价格与消费品总量的乘积)与“现有的消费品供给量”严格对应起来——“不多也不少”,这明显是吃光分净的节奏呀!
     
      价格等于(即正好补偿)成本,这明显是白干一场、没有利润的节奏呀!
     
      其中的“增加”一词,似有不妥,似应改为:产生。与物品的价格相对应的,当然应该是全部的成本,而不是什么“增加”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增加”的起点、基数。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事儿!忽而是“相对的价格”,忽而又是“价格”,确实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匪夷所思。为什么是“相对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而不是——“‘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呢?
     
      萨氏的表述确实是高深莫测。
     
      四、收入分配
     
      “在一个大部分财产都为集体所有而不是以很大程度的不平等分配于个人之间的社会里,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大根源将不存在。”
     
      请问:在一个财产都为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的社会里,必将会发生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早已经反复证明:众人都会想方设法去“吃唐僧肉”——以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或明或暗的方式或多或少的去侵占集体财产。人们为什么可以得手、得逞?原因很简单,因为“集体”就是一个傻子、一个空壳、一个象征。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很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依旧会出现并存在。收入不平等不直接表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异,而来自于人的身份、地位、分工和所拥有的权力、关系的不同。
     
      民间俗语: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集体主义社会里,虽然好像消除了“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大根源”——财产性收入,但却产生了另外的收入不平等的重大根源——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
     
      在人的私欲尚未得到普遍满足的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
     
      “许多人的伦理观和哲学观是:不同个人的欲望和要求是很相似的,从而,现有的市场机制不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因为,富人比穷人被授予远为更多的控制生产的货币选票——以致使物品的市场需求不能正确反映物品的真正社会价值。”
     
      我也承认——绝大多数“不同个人的欲望和要求是很相似的”,但却否认——“从而,现有的市场机制不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市场机制是否能够发生良好的作用与不同个人的欲望和要求是否相似,没有必然关系。
     
      富人比穷人获得了(而非“被授予”)“远为更多的控制生产的货币选票”,但是,基于此却不能得出“以致使物品的市场需求不能正确反映物品的真正社会价值”的结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拥有大致相等的货币选票与物品的市场需求是否能够正确反映物品的真正社会价值,没有必然关系。
     
      “这种具有相对平均主义哲学观点的人赞成大大缩小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九十和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家庭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争辩说:从一个收入为$100,000的人那里取走$1,000,把它给予收入为$5,000的人,这会增加社会福利(因为金钱从被认为边际效用较小的地方转移到被认为边际效用较大的地方)。”
     
      请问: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听到“这种具有相对平均主义哲学”的观点?答案其实相当简单明快:因为“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九十”的人还达不到平均的收入水平!他们想要达到平均的收入水平!他们可是大多数,他们可是不甘沉默的大多数!于是,他们的声音就会不绝如缕、不绝于耳!
     
      试问天下:凭什么要平均???为什么要相等???根据什么赞成大大缩小悬殊差距???请千万不要告诉我答案就是——“不同个人的欲望和要求是很相似的”!好一个“增加社会福利”!这是客观的事实吗?这是正当的理由吗?
     
      也许有的穷人会说:如果富人不愿意主动平均的话,那么我们就用武力强迫他们平均!
     
      也许有的富人会说:难道我们是被吓大的吗?难道我们还惧怕穷人的挑战吗?如果愿意的话,那就请你们放马过来吧!
     
      于是,人间一片混乱。
     
      不能不问:为什么要“增加社会福利”?如何才能“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福利”,到底是主观感受、还是客观事实?到底是做大蛋糕、还是重分蛋糕?
     
      “在根据社会的基本(未必是科学的)价值判断把收入分配给各个家庭之后,此时而只有此时才能保证,出现于市场的货币能正确反映物品与劳务的价值;而只有此时这些信号才能把生产引导到适当的渠道,把物品引导到应得到的人之手。”
     
      这完全就是一派胡言乱语。
     
      好一个“社会的基本(未必是科学的)价值判断”!这根本就不是——“未必是科学的”,而铁定是——必定是不科学的!
     
      平均分配,不仅是最大的荒唐可笑,而且也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公然挑战、挑衅自然界(当然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差异化这一基本法则。
     
      财富是否应该平均分配与货币是否能够“正确反映物品与劳务的价值”,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倒要请教:生产的适当渠道到底是什么?物品的应得之人到底是谁?难道平均分配能够回答、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因此,乌托邦将用征税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使收入分配符合道德原则。”
     
      在现实中,不论是征税、还是转移支付,都与平均分配无关。所谓的“道德”,也不是指平均分配。
     
      之所以说征税(在扣除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开支之后)和转移支付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之举,是因为富人在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负值的外部经济效果、隐性社会成本,他们当然应该为此买单。
     
      “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里,国家将根据家庭人数、年龄大小、健康状况以及先天遗传的或后天学到的能力来发给社会股息。”
     
      怪哉!“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里”,分配的标准当然有且只有一个——“人数”。换言之:一人一份,份份相等。
     
      如果“年龄大小、健康状况以及先天遗传的或后天学到的能力”居然也可以成为分配标准的话,那岂不是分配不均!那岂不会天下大乱!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好戏!
     
      “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最好手段:它不能规定目标是什么。”
     
      如果真是“一门纯粹的科学”的话,那么其所研究的对象就不应该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最好手段”,而应该是该领域的一般规律。
     
      请切记:科学研究根本不同于工作方案、完全有别于行动指南。
     
      “如果某人决定,他愿意有一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社会,在其中,每一个蓄有小黑胡子的人都应得到特别高的收入,那末,一个无可奈何的经济学者可能为此人建立价格决定的规律,以便最好地完成此人的古怪的计划。经济学者会告诉此人如何决定社会股息以便完成计划中的最优的收入分配。在此以后,每一个出现于市场上的货币单位可以被认为是正确地代表(这个神经病人的)真正的社会价值。”
     
      这里的“有”字,应该被理解为——拥有、所有。换言之:该某人具有建立“一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社会”的意愿和能力。这一社会,完全就是其“决定”的产物。
     
      众所周知:希特勒就是“一个蓄有小黑胡子的人”。可想而知:要想成为“一个蓄有小黑胡子的人”,并不是一件高不可攀、难以企及的事情——胡子的形态,是可以人为设计的;胡子的颜色,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即使没有胡子,也是可以人为添加的。做到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得到该某人的许可。否则的话,大约半数的社会成员(如果男性小孩和女人也不禁止“佩戴”小黑胡子的话,那么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就都可以“得到特别高的收入”。
     
      这明显是一个不太恰当的假设。
     
      有没有搞错!在“一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社会”里,“无可奈何的经济学者”,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当然应该是无一漏网。
     
      怎么能够说——“可能”呢?当然应该说——必定。
     
      怎么能够说——“建立价格决定的规律”呢?当然只能说——建立价格决定的制度。
     
      哇塞!难道那仅仅是一个“古怪的计划”吗?萨氏的这一措辞,可是真够十分古怪的。
     
      也不知道“特别高的收入”到底会有多高?恐怕还要根据“蓄有小黑胡子的人”的数量和社会的总财富来综合决定。
     
      到底是不是“正确地代表(这个神经病人的)真正的社会价值”,其判断标准不过就是是否符合建立的价格决定制度罢了。
     
      怎么能够说该某人是“神经病人”呢?作为“一个封建法西斯式的社会”的缔造者,人家那可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之人。
     
      “社会股息有别于工资,因为不论个人工作情况如何,每人都得到它。这就是它为什么被称为‘一整笔’社会股息或转移支付的原因。(凡取决于生产率或工作量的奖金,均被当作工资处理。)”
     
      难道“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里”,每一个劳动者的工资还会有所不同吗?难道不应该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吗?难道不应该让“取决于生产率或工作量的奖金”都统统见鬼去吗?
     
      五、非人的生产资源和中间物品的价格决定
     
      “有些人说:这种非人资源根本不应当算作成本,只有人类的劳动和技术才是一切价值的真正源泉,由于土地或机器的成本造成的费用的增加,都代表财产所有者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从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里压榨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剩余。”
     
      请问:如果“这种非人资源根本不应当算作成本”这一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们到底应该算作什么呢?总不会是——什么也不算吧?总不至于——对于生产而言它们根本就是多余的东西吧?
     
      其实,“技术”只是“劳动”的结果、产物,所以此二者根本就不能被置于并列地位。
     
      愚以为:只有人类的劳动(其实,也应该包括动物的活动和植物的生长),才是创造一切价值的真正源泉。因为,唯有生物,才能创造。创造的本质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非生物、无机物也有可能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去创造(例如:煤、石油、天然气的形成),但是,其漫长的过程已经使其不可以与生物的创造相提并论了。
     
      但是,非人资源虽然不是创造“一切价值的真正源泉”,但却是体现价值、具有价值的客观实在。请千万不要将创造价值与具有价值混为一谈。
     
      成本,其本质就是投入、付出。在生产过程中,怎么可以、可能没有非人资源的投入、付出呢?人的劳动与非人资源共同成为生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条件。因此,此二者当然都应该算作成本。
     
      非人资源类成本,“代表财产所有者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体现出来的对生产的贡献。其中根本就没有“剥削”和“压榨”的基因,也不存在什么“剩余”。
     
      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仅仅是所有制的一种形态,只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
     
      “即使在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也会导致不正确和没有效率的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使用。”
     
      正确和有效率的使用“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生产要素的结果,一定是建立在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而根本就与所谓的劳动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建立私人所有制。
     
      六、地租的例子
     
      “只有对无生命的、不流汗的土地规定价格,有生命的和流汗的劳动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土地!土地价格或地租的提高是为了把供给量有限的土地分配给最好的用途。”
     
      确定生产对象、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价格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直接的、有利的手段。
     
      价格,是便利的从而也是最佳的调节器。它不仅自动调节生产,而且也当然调节消费。
     
      并非开玩笑!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生活成本就是天然的铁丝网(阻止进入高端消费地区)。
     
      七、边际成本的价格决定
     
      “社会主义的工厂经理必须象一个完全竞争者那样行事:他必须不顾他的生产可能给市场价格带来的任何影响,不停地增加产量,一直到最后一个单位的成本等于它的卖价时为止。”
     
      拜托!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可没有什么“经理”,而只有厂长。
     
      拜托!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生产不可能给市场价格带来任何影响,因为根本就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市场价格”。
     
      拜托!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第一个单位的成本就等于它的卖价,因为根本就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利润。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无论如何厂长也不会、也不可能“象一个完全竞争者那样行事”。
     
      八、资源的价格决定的法则
     
      “消费品的最终成本应该包括由于生产该物品而增加的一切成本,或简言之,应该等于边际成本。”
     
      所谓的“边际成本”,就是指增加的成本。
     
      倒要请教:“应该包括”的内容应该等于“应该等于”的内容吗?或者简而言之:“应该包括”应该等于“应该等于”吗?
     
      “对消费品的需求,实际上是对一切生产性资源的间接需求。只有给生产性资源规定适当的价格,才能对这种间接需求施加应有的限制。”
     
      对消费品的需求是直接需求,而对一切生产性资源的需求则是间接需求。
     
      请千万不要误认为——我们只是需要消费品。其实,我们需要全世界!
     
      请千万不要误认为——我们只是依赖身边人。其实,我们依赖全世界!
     
      前文已述:价格是一种自然的调节器。它能够对各种需求(当然不限于“间接需求”,也包括直接需求)“施加应有的限制”。
     
      “否则,社会的宝贵的非人的——以及人类的!——资源将以不正确的方式被分配于各种使用之中,而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决定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最大的满足。”
     
      请问:如何判断各种资源到底是否以“正确的方式被分配于各种使用之中”?其中有一种简单而明快的答案:取决于是否会导致消费者普遍的“最大的满足”。
     
      九、利息率在乌托邦的作用
     
      “利息率起着筛子或配给机构的作用:在收益率为百分之八的投资项目上马以前,一切收益率为百分之十的项目必然早已上马。”
     
      这毫无疑问是空洞的、抽象的、仅仅具有纸上数字意义的结论。在现实中,资金到底实际进入哪一个投资项目,显然不是由该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的。
     
      十、工资率和促进积极性的价格决定
     
      “与现在不同,到那时比较愉快的工作将得到较低的工资,而挖沟的人和清扫垃圾的人将得到较高的工资,以便诱使人们从事这种工作。”
     
      请问:如何界定“比较愉快的工作”?宰牛或者卖油是不是“比较愉快的工作”?庖丁和卖油翁应该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更进一步,某些“挖沟的人和清扫垃圾的人”很有可能也会对挖沟和清扫垃圾给出肯定的答案。如果让他们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恐怕会使他们无比痛苦。换言之:这完全就是一个没有标准或者统一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答案相当主观或者差异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极少会有因为比较痛苦的工作而获得较高的工资的情况吧。
     
      如果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爱因斯坦式的智能精英,那么“挖沟的人和清扫垃圾的人将得到较高的工资”这一结论或许可以成立。但相当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只会挖沟、只能清扫垃圾。
     
      这就是差异化必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神奇效果: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十一、乌托邦价格决定的总结
     
      “在乌托邦,有人也许认为,远比现在要更为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型式是必要的,以便保证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能真正反映社会的偏好。”
     
      请问:为什么“平均化的收入分配”能够“保证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能真正反映社会的偏好”?而为什么差异悬殊的收入分配就不能够“保证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能真正反映社会的偏好”?
     
      须知:平均化,恰恰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就是对自然法则和规律最大的破坏!
     
      “现存的既得利益者,由于渴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地位,会阻碍和暗中破坏这种变革,所使用的方法正和他们在以往的社会中所使用的一样。”
     
      其中的“他们”,表述欠妥,似应改为:他们的同类或者他们的先人。否则的话,无法与“以往的社会”相匹配。
     
      在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的背景下,这是一条长期有效、始终不移的客观规律。
     
      用物理学原理来表述就是:物体有保持其现有运动状态的基本属性。
     
      人类自身,既是进步的动力,也是进步的阻力。人类是在自己与自己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
     
      十二、福利价格决定的简史
     
      “1900年左右,帕累托证明: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必须和竞争的资本主义一样地求解同样的方程。1920年左右,也许不知道帕累托的证明,L·V·米塞斯提出挑战性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自由市场,那末,合乎理性的经济组织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
     
      请千万不要搞错!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可不是“理想”,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可不是“竞争”。
     
      根本无需证明:人类社会不同性质、形式的社会形态,都必然会面临某些完全相同的问题。
     
      不论是否知道,米塞斯的观点都显然不构成对帕累托的证明的挑战。
     
      如果不苛求、不较真儿的话,那么米塞斯的观点无疑具有穿越时空阻隔、跨越社会形态的普遍合理性。
     
      无他,唯人性使然尔。
     
      十三、混合经济的福利经济学
     
      “现有的财产、收入、教育和经济机会的分配系为过去历史所造成。根据基督教、佛教、其他宗教、美国信念或其他意识形态的伦理观点来看,这种分配并不一定代表最优状态。”
     
      哲人云:存在即合理。
     
      愚以为:现实即最优。
     
      处于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状态,到底是否合理?到底是否最优?答案不来自于任何依赖意识形态而形成的伦理观点、主观想象,而来自于无可辩驳、无可置疑的客观现实。
     
      如果发生改变,那就足以说明:改变的存在即合理、改变的现实即最优。
     
      须知:改变也是存在、改变也是现实。
     
      存在和现实,它们的本质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博弈、互动的结果。
     
      在多数人都在耍流氓的情况下,少数人认为耍流氓是不对的,这有意思吗?这有意义吗?对!这个现实存在的流氓社会,就是合理的、就是最优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就是:从权力本位到金钱本位,从金钱本位到智能本位。
     
      这是脱离任何“意识形态的伦理观点”的观点。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经济学至少在纸面上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
     
      2020.12.08.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后记:
     
      此时此刻,是2020年岁末北京一个冬日的傍晚。
     
      华灯初上、灯火阑珊。
     
      走笔至此,我终于得以抬头眺望一下窗外的暮色。不知道是天空更阴沉了,还是视力更模糊了,既看到了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
     
      还是如期在年底之前完成了自己预定的阅读目标。
     
      象我的身体的所有生理机能一样,我的各方面的进度、表现都有下降、衰退的明显迹象。
     
      我已经惧怕去看书了,因为我的大脑已经完全成为了什么也存留不下的巨大的漏斗。
     
      愿上天保佑!我的大脑的思维功能可千万不要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我还要前进、我还想前进。
     
      至此,《经济学》(中册)读毕。


    【作者简介】左明,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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