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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研究0.0 ——读《行政诉讼法研究3.0》(三)
发布时间:2019/8/19 9:54:17 作者:左明 点击率[46]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学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19年


      三、关于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
     
      “在法学界,实证研究常常被说成是一种‘方法’,但其实,在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课题。它设定的问题有别于规范研究,对问题的回答也有自己的方法。总的来说,它是规范研究之外的另一种研究类型,虽然有时候它可以作为一种论证方法,服务于规范研究。”
     
      这一段话,真可谓是经典的“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式的来回说的车轱辘话!
     
      姑且假设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是并列关系。
     
      请问:规范研究,其“本身”到底是“方法”,还是“课题”?
     
      再请问:规范研究,其所设定的问题是否也有别于实证研究?其“对问题的回答也有自己的方法”?
     
      还要请问:规范研究,到底是不是实证研究之外的另一种“研究类型”?是否也“服务于”实证研究?
     
      最后请问:实证研究或者规范研究,到底是“方法”、还是“课题”、还是“研究类型”?
     
      须知:让读者晕眩的作者,其实自己也很迷糊。
     
      (一)行政诉讼实证研究的课题
     
      “龚祥瑞教授和林莉红教授的团队先后对行政诉讼实践做了大规模的调研,令人难忘。”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调研的文字成果,令该文作者难以忘怀。但是,是否还产生了令其他人也难以忘怀的效果呢?特别是对那些调研团队预期的受众是否也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效果呢?
     
      请直接回答:这些调研的预期目标是什么?产生的实际结果又是什么?
     
      但愿,中国式的调研,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法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也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试图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揭示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其含义。”
     
      这到底算不算是“客串”或者“反串”呢?他们的本意显然不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这只不过就是出于各自专业的正常动机而表现出来的从不同出发点、不同侧重点展开的学术活动而已。
     
      1. 行政诉讼的基本状况
     
      “具体地说,第一,我国一年行政诉讼案件究竟有多少?这方面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谁能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的数据与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一年会差6万?”
     
      拜托!只是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近几年,我国一年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才勉强达到了小几十万这个数量级别。“差6万”,这可是一个相当恐怖的统计灾难!
     
      这就是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到位所产生的恶果!
     
      如果不是因为故意或者过失而导致的统计错误的话,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就是出在了统计口径(即统计名目或者统计对象)上。
     
      “第二,谁在告政府?原告中,有多少企业、多少个人?来自农村、没有多少知识却一心讨要说法的‘秋菊’,现在还有多少?”
     
      这也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
     
      该文作者的追问还远远不够、不细。关于行政诉讼的统计口径的分类,至少可以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如果对此成癖的话,那么似乎可以有无数种)。
     
      “第三,被诉的都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最高法院的统计里列举了大家最熟悉的几类行为,可是这几类行为加在一起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那么,‘其他’都是什么案子?那些没有进入法院的事务是什么?”
     
      可以比较明确的回答该文作者:“其他”那些超过总数三分之二的“案子”,都是“非典”——非典型性诉讼或者非类型化诉讼。换言之:被诉行为都是那些不伦不类、奇形怪状的情况。鄙人推测:其中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非具体行政行为。说白了就是——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大量根本就不该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均被以行政诉讼案件的名义受理、审理并裁判了。关于这一点,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中,就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信手拈来几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1999年第4期)、“溆浦县中医院诉溆浦县邮电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00年第1期)、“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2001年第6期)、“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2003年第4期)……
     
      枯槁、干瘪的《行政诉讼法》,长期处于超载、超负荷的运行状况之中。
     
      至于“那些没有进入法院的事务是什么”,其中的“事务”,似乎应该是指因行政而引起的纠纷吧?答案恐怕只有天晓得。
     
      愚以为:那些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却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数量是实际提起行政诉讼的数量的十倍、百倍,甚至更多。
     
      如果连这一最基本、最基础的意识都没有的话,那么是否还可以、还应该、还需要继续从事行政法学或者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恐怕就——很成问题了。
     
      2. 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运作
     
      “例如,立法登记制实施后,‘滥用诉权’到底有多严重?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到底占了多少比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起诉的都是什么案件?法院因为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而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到底有多少?扩大调解的适用范围后,调解结案为什么没有增加多少?复议机关当被告,多大程度上提升了行政复议的成效,又给行政机关增加了多大负担?”
     
      其中的“立法登记制”,明显是打字错误,当然应该是:立案登记制。
     
      滥用诉权,这顶帽子可不能随随便便赠予他人。在不能够清晰、明确的界定滥用诉权的情况下,还是请不要滥用这一词汇。
     
      请务必要搞搞清楚!所谓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原因明摆着: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这样的案子,就只能归入“其他”那三分之二里。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学理论上,起诉的都应该是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益而非私益的案件。
     
      因为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而“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其实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该作出撤销判决,而不是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的案件,其之后(即判决生效之后)的结果(发生的故事)又是什么呢?这才应该是行政法学或者行政诉讼法学学者需要关心的真问题、大问题!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么通常的结果似乎应该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对于部分行政诉讼的原告,鄙人有言相劝:在现有的行政诉讼法律框之下,如果仅仅因为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甚至是明显违法)而起诉的话,那么即使是胜诉了,也不太可能会根本改变你们的命运,几乎一定还会有一个经过程序矫正的具体行政行为再次降临到你们的头上。除非你们可以确信:被告因为这样的败诉而会受到制裁或者处分(这已经不是行政诉讼法律问题了)。但是,这样做也只能是给对方——被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添点儿堵、添点儿恶心,对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于事无补、毫无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绝对会进一步激化你们双方之间的矛盾。不仅这一次行政机关可以卷土重来——对您依法行政,是否还会有下一次,甚至是更多次。请您三思!
     
      除非,您想鱼死网破;除非,您想远走他乡……
     
      必须坚守的底线:行政诉讼与调解——无缘!请千万不要在挑战这一底线问题上再去动任何歪脑筋了。
     
      每一项法律制度,都不仅仅是规范,而包含着动态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的了解,对制度实效是无法评估的,对一项制度合理性的认识也可能是有偏差的。
     
      请注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复议机关当被告”,这不是问题;复议机关在不应该当被告的时候——却当被告,这才是问题。据我推测:复议机关“陪绑”(即作为共同被告)应诉这条规定,对于复议机关而言,在现实中的效果似乎应该是利大于弊。所谓弊,是指无端的增加、耗费复议机关的各项应诉成本;所谓利,是指“父与子”(即复议机关与被复议机关)联手上阵,一唱一和、一呼一应,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胜诉的把握。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3. 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
     
      “循着同样的视角,我们也可以问一些更大的问题:第一,行政诉讼对于解决纠纷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起诉到法院的,有多少是实质性的纠纷?那些赢了官司的人们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诉讼,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是高档奢侈商品。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不是上上策,而是下下策——实属无奈之举、只是最后选择。
     
      如果是一位洞悉社会、深谙国情(而不是相关法律)而不是主观任性、懵懂无知的行政相对人,应该能够大概估计出“行政诉讼对于解决纠纷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自己是不是占理,自己可以搞清楚;但是,自己永远搞不清楚的是:自己能不能胜诉。因为,最为尴尬的现实就是:占理并不必然胜诉。
     
      在今日之中国,诉讼,并不是一个关于法律和法理的智力游戏,而是一个综合诸多领域实力的全面博弈。
     
      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当然绝大多数甚至几乎全部都是“实质性的纠纷”。但是,令很多原告大感意外甚至大呼上当的状况是:裁判结果却不是实质性的,而只是程序性的。
     
      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赢了官司的原告(当然不包括被告)相当怀疑、非常困惑:这,难道就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第二,行政诉讼对于改进行政执法、改善行政管理能起多少作用?如果没有行政诉讼,我们的行政执法会差到哪里去呢?”
     
      这,绝对可以算是惊天一问!!!
     
      所有机智、敏感的读者,都应该读出了弦外之音——答案恰恰就在问题之中——答案似乎都应该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
     
      “第三,行政诉讼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又能起多大作用?”
     
      这,才是那些有良知、有觉悟的真正专业学者的内心追问和求解之谜。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曾经被喻为‘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但它最后会不会沦为人治的一个环节?”
     
      凡是看过赵本山先生表演的喜剧小品的东北地区以外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明白了一个东北地区的方言词汇——忽悠。
     
      怎么能够说是“曾经”呢!那分明就是——一直呀!
     
      怎么能够说是“最后”呢!那分明就是——最初呀!
     
      端坐在象牙塔里的法学学子们,我有一言相告:百无一用的,肯定不是书生,而一定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
     
      4. 行政诉讼背后的国家和社会
     
      “行政诉讼制度像一枚多棱镜,可以映照出它所镶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法律或者制度,不过就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是反射镜而非透射镜)罢了。如果是观察哈哈镜的话,那么其镜像就是扭曲、变态了的社会现实。如果非常不巧,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扭曲、变态的话,那么其在哈哈镜中所呈现的镜像恐怕就说不清了:有可能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是更不正常的。
     
      “通过行政诉讼,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即行政诉讼所赖以存在的国家和社会。”
     
      通过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绝对不会扩大人们认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视野,它不过就是宏大的国家和社会图景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罢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形成复议、诉讼、信访并存的格局?当我们批评、抱怨或者嘲笑诸如复议机关当被告、行政负责人出庭、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时,它们折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
     
      哲人有云:存在,即合理。
     
      这个社会之所以是这个模样,自有其道理。恰如中国的皇帝,一百年前有皇帝,这很正常;如果今天再有皇帝的话,恐怕就不太正常了。皇帝没变,可是社会环境却发生了巨大改变。
     
      如果以某种先在的价值判断标准来审视的话,那么今日中国确实是如此的滑稽、诡异、不可理喻。这个国家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一定是有着深刻、厚重的自我形成机理的。我就不相信:如果大家伙儿都不喜欢、都不愿意这个样子,这个国家还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时代里,之所以“会形成复议、诉讼、信访并存的格局”,一定是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如果不是数量占优势,那就一定是质量占优势)推动、支撑、塑造使然。当人们批评、抱怨或者嘲笑“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时,除了可以折射出这样的人们所信仰、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别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所释放的更加明确的信号则是:固有的法律制度还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吗?
     
      如果只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不好,那还真就不一定是不好;如果是大家伙儿都说不好,那很可能就是真的不好了。
     
      意欲改变现实法律制度的人,该文作者肯定算一个,笔者也可以算一个。也不知道在读者诸君中会不会也有一些?也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
     
      改变,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种过程。
     
      如果现实并没有改变的话,那么结论就相当清晰了:更多的人不愿意改变现实。
     
      “这些宏大的问题,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
     
      好一个“实证研究”!所谓的“这些宏大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识时务者的常识、有智之士的共识。
     
      研究,还是省省吧!还是歇歇吧!还是算了吧!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又能怎么样?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又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
     
      观念的问题,可不是通过研究就可以解决的。
     
      (二)行政诉讼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证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而对于上述种种问题,数据恐怕是最好的答案。”
     
      数据,特别是真实的数据、与现实吻合的数据,绝对有力量、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相当遗憾的是:对于上述一些问题,恐怕很难甚至注定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准确数据。
     
      “因为只有数据才有可能揭开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当然应该是涉及全部范围、具有全局意义的数据“才有可能揭开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在很多时候,数据的使用需要与实地观察(或者亲身参与)、深度访谈、个案分析等结合起来。没有后者的启发,可能意识不到问题之所在;没有后者的辅助,也可能回答不了数据的疑点。”
     
      数据是没有温度的,甚至是冰冷的。
     
      一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如果从来也没有过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社会中去亲身历练的人生经历(必须是真实的现实当事者,而不是指“实地观察”者、临时客串者、“深度访谈”者和“个案分析”者等等)的话,那么其结果对于所有的理性之人而言都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人的眼中,数据永远都只是一个又一个阿拉伯数字,而根本无法转换为有血有肉的鲜活现实。
     
      那些“本、硕、博”连读,之后直接留校任教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用一只眼睛看、一侧耳朵听、一只手触摸、一条腿走路吗?
     
      他们,很可能不是残次品。但是,他们的作品,则极有可能是残次品。
     
      这就是为什么“北农讲师”可以轻松超越名校教授(当然是“博导”级别)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在学者应该具备的学术研究的各种要素中,他们有的,我都有;而我有的,他们则很多都没有——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但如果要描绘全面而真切的图景,数据的使用是必需的。”
     
      前面已述,数据有可能是“全面”的,但却几乎不可能是“真切”的。
     
      “使用数据做定量研究,在法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如果没有深沉、深厚的人生阅历作为底蕴、底色的话,那么“使用数据做定量研究”,也就只能得出除了冰冷的数据和生硬的解说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的结论。
     
      “《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做了一个‘迈向数据法学’专题,发了8篇数据研究文章。与传统的法学论文相比,这些文章风格特别,充斥着计算公式、图图表表。车丕照主编开玩笑说:‘感觉是做了一期《清华法学》的自然科学版。’”
     
      由于没有阅读这些文章,所以不便评论。
     
      可想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新颖,那是肯定够新颖;热闹,那是绝对够热闹。
     
      但愿,不会就只是新颖和热闹——除了新颖和热闹,还是新颖和热闹;除了新颖和热闹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数据与法学,恰如某某与法学一样,该不会只是一种混搭吧。如此“嫁接”的结果,人们拭目以待。
     
      “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的来源。”
     
      为什么要进行“定量研究”?“定量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些前置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么这可就真成了——只顾低头拉车、无暇抬头看路。
     
      “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借助最高法院和国务院法制办的统计数据,对行政诉讼的走势做过分析。”
     
      对大盘或者个股的走势分析感兴趣的人,应该不少;而对行政诉讼的走势分析感兴趣的人,则应该不多。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对行政诉讼的走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能够产生什么作用?请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有人还曾专门梳理过司法统计数据的分布。”
     
      这项工作,恐怕也就只能算是体力劳动而非智力劳动了。
     
      “对局部裁判文书的手工统计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方式。学者们拿它分析行政判决的裁判理由,分析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分析土地征收、政府信息公开等特定类型案件的情况。”
     
      鄙人不才,历时数载,对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大约一百个行政诉讼案例逐一进行细致评析(所有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这些荣登“光荣榜”的所谓的优秀典范案例,可谓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令在下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对它们的裁判理由进行分析呢?为什么要对“特定类型案件的情况”进行分析呢?这样的分析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呀!
     
      “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大数据分析是2014年以来裁判文书大规模上网以后的新现象。借助新的检索技术,可以做到对千万级裁判文书的全数据分析。目前来说,它还是先锋派的探索,但可以预料,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作品面世。”
     
      好一个“先锋派”!敢问:进行这种大数据分析的人,是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务领域里的专业人士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什么级别的专业人士?会是“博导”级别的教授吗?“博导”级别的教授会进行这种大数据分析吗?这种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会产生什么价值呢?会对什么人产生价值呢?这种大数据分析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核心论题又有多大关系呢?
     
      “法律实证研究(包括定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良好的问题意识和令人信服的论证。”
     
      这显然不应该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而当然应该是——最为核心的要害问题。“良好的问题意识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这就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所系、魅力所在。
     
      “好的研究,必须有好的问题:问题来自现实、回应现实,集中、鲜明,得到合理界定。”
     
      发现问题——真问题、好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良好起点。舍此,就已经跑偏了,就已经误入歧途了,就注定已经不可能为学术研究作出实质贡献了。
     
      “实证研究者要区分研究论文与调研报告,写论文的话应当有鲜明的主题,避免过于散漫的描述。”
     
      研究论文与调研报告,也许确实存在差异。但是,不论是研究论文,还是调研报告,读者关注的焦点都应该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只要不是太不像话,就应该对形式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
     
      论文应该长成什么样?对此,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烂熟于胸(不过就是当代“八股文”罢了)。论文都应该长成一个样吗?目前主流的论文式样,是从来如此吗?是永远不变吗?
     
      至少鄙人就要以实际行动来挑战这个主流观念!
     
      “当你看到一个外国做法时,你可能会问:‘咦,为什么我们是这样?’也许就在此刻,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诞生了!”
     
      当一个人(例如:鄙人)发现差异的时候,最为正常甚至几近必然的反映就应该是:咦!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能不能不是这个样子呢?
     
      一切的学术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
     
      “当然,如何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法律学者整体上还需要更多学习。”
     
      学习,有可能会增强“令人信服的论证”。但是,真正征服这个世界的,不是亦步亦趋的学习,而是前所未有的创见!
     
      结  语
     
      “相对于行政执法来说,行政诉讼基本上只是程序的末端,在法院所受理的各类案件中,行政诉讼也只占一个零头;但是,它代表了正义的面孔,宣示了法治的精神。”
     
      拜托!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界限清晰、泾渭分明。行政诉讼怎么能够被认为是行政执法的“程序的末端”呢?
     
      在法院所受理的各类案件中,行政诉讼案件大约是民事诉讼案件的百分之一、大约是刑事诉讼案件的十分之一。这似乎应该是“零头”的“零头”。
     
      天呐!敢问:是什么“代表了正义的面孔,宣示了法治的精神”?难道是“它”——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吗?该文作者给出的这个答案,有人会相信、认可吗?这一表述与之前的表述,似乎不太和谐一致。
     
      恐怕应该在该文作者所说的话之前添加一个修饰限定语——在理论上。
     
      “行政诉讼对法律规则的天然追求和对程序公开的不懈努力,使得它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涵盖了行政法的大部分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一部行诉法,半部行政法。”
     
      请问:难道作为与生俱来就应该依法行政的行政机关对法律规则就应该没有“天然追求”吗?难道还需要在被“辐射”之后才能受到感染、感化吗?
     
      请千万不要搞错!所谓公开,不是针对当事人而言的,而是针对全体社会公众而言的。
     
      不错,行政诉讼肯定需要程序公开。但是,这一点可能“辐射”到行政执法领域吗?行政管理、行政执法需要程序公开吗?应该出现公开吗?
     
      一部《行政诉讼法》,鄙人肯定是看见了;但是,那“半部行政法”,到底在哪儿呢?我怎么无论如何也没有看见呢?
     
      “行政诉讼法研究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一些具体题目、具体论点和研究方法。”
     
      鄙人经常扪心自问:自己的作品会不会过时?作品过时,就意味着作品贬值,甚至失去价值。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无数名家的无数名篇都逃脱不了过时的厄运。
     
      想与时间抗争吗?想思想和英名永世不朽吗?想一想,当然是可以的。也许,有太多的学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没有宏大、宽广的历史时空观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的。
     
      时间,会埋葬一切!
     
      “在《行政诉讼法》完成修改的新情境下,行政诉讼法研究开始了它的3.0时代。”
     
      如果是指面向未来的话、如果是指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3.0时代”的表达方式还是说的通的。
     
      “它不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也要求探索新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对于我等愚民而言,说“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还是能够大概听懂的。但是,一提“研究范式”,立马就会晕倒!这简直就是神仙语言。
     
      “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传统法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但不是全部课题。”
     
      可要命的是: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主题”,目前的研究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委婉的表达就是——不敢恭维;明确的表态就是——惨不忍睹。
     
      “即使在《行政诉讼法》完成修改后,朝向更完善制度的对策研究仍然重要;随着司法裁判文书的大量公开,旨在揭示行政诉讼现实图景的实证研究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学术研究,当然重要,甚至永远重要。但是,仅有学术研究应该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国家,不是学者主导的国家;这个社会,不是学者主宰的社会。在学术以外的现实生活中,还要有劳其他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尽心竭力。
     
      难道行政诉讼是披着神秘的面纱的吗?难道行政诉讼的现实图景还需要去“揭示”吗?一个人不知道的事情,未必其他人也都不知道。
     
      必须承认的是:这个社会需要真相——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知晓的真相。
     
      但愿,所谓“新的学术增长点”,不仅仅是学术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行政诉讼研究多元化的同时,也呼唤研究的规范化,呼吁研究品质的整体提升。”
     
      难道按照现有的规则体系和评价标准,研究失范了吗?到底是什么表现?程度几何?
     
      拜托!“研究品质的整体提升”,难道这是“呼吁”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行政诉讼法的研究者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和擅长出发,选择研究课题和论证方法,但不必作茧自缚,刻意限定在‘法解释学’领域,更不必执此一端,排斥其他。”
     
      到位!学术研究,当然应该是“从自己的兴趣和擅长出发”,而当然不应该是从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出发。
     
      开放,还是封闭;打破禁锢,还是畏首畏尾。这些都是由世界观所决定的。
     
      对待人,当然可以包容忍让;对待事,当然应该坚持原则。
     
      如果没有原则的话,那也就不必从事学术研究了。
     
      “走出我们熟悉的领域、超越传统法学的套路,天地无比宽广。”
     
      需要走出的不是学术领域,而是心灵层次;需要超越的不是研究套路,而是精神境界。
     
      唯有无拘无束,方能自由翱翔!
     
      本文结语
     
      也许有的读者会说:左明,你的行文风格酷似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
     
      对此,鄙人不置可否、不便表态。
     
      必须承认:该文作者具有相当程度的问题意识和发现能力。在这一点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同行。
     
      该文,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篇问题汇编或者问题纲要。仅此一点,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请允许我为该文作者已经可以算是相当精彩的表现——点赞、喝彩!
     
      要想研究中国的法律或者法学问题(当然包括《行政诉讼法》在内),恐怕还是需要回到原点、回到初始——从0.0时代开始。
     
      应该推倒重来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体。
     
      2019.08.01.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

    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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