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明的个人空间

一次突如其来的师生交流
发布时间:2019/7/17 21:19:22 作者:左明 点击率[68]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法学教育;师生交流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8年


      YZH同学:
     
      你好!
     
      来信收悉。
     
      现对你提出的异议、疑问回答如下:
     
      1.关于行政诉讼被告举证的恰当理由
     
      你在论述过程中已经偷换概念了。应该讨论的问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恰当理由,而不是被告是否应该负有举证责任。
     
      相对于原告而言,被告确实是具有多方面的各种优势,也包括举证能力的优势。但是,举证能力与举证责任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也当然不具有因果关系。因为能力强,所以责任大,这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社会准则(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能者多劳的情况)。难道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强,所以你就责无旁贷的负有帮助学习能力弱的同学的责任吗?恐怕你未必会有这样的雅兴吧!
     
      父母确实负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但是,这却与能力无关。能力强的父母自然负有抚养自己子女的责任,但却断然没有抚养他人子女的责任。在这个例子里可以清楚看到:父母承担抚养责任的恰当理由,是亲情——血缘关系,而不是——能力。
     
      恰恰相反,即使是没有能力,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必须承担责任(如果无法实际承担责任,那么就只好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能力与责任,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肤浅的、表面的基于情感而非理智的关系。
     
      说明一下:举证能力优势是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这可绝对不是什么法律规定,而仅仅是某种学理解释、法理阐释。
     
      2.行政诉讼的初心
     
      难道是如你所言——找到和纠正行政上的问题吗?
     
      也许是。但是,这仅仅是原告实现自身利益——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手段。
     
      问题是:谁去找问题?
     
      肯定不会是被告(它绝对不会自己找自己的问题)。
     
      会是法院吗?再次强调:法院是居中裁判者,而不是当事人,更不应该去帮助当事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帮助哪一方呢?该不会是一律去帮助原告吧?那么恶人先告状岂不要泛滥成灾了。拉偏手的裁判者,还可能公正裁判吗)。当事人的诉求是实现自我利益,而法院的目标则是公正裁判。这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答案很清晰:只能是原告自己。说的明白一点:如果原告有本事、有能力找到被告的问题、毛病,那么就有可能会胜诉;如果原告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找到被告的问题、毛病,那么就注定会败诉。
     
      难道诉讼不是、不应该是当事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战斗吗?
     
      任何诉讼制度的初心都一定是——不偏不倚、公正裁判。
     
      其实,行政诉讼的原告要想在法律和法理上战胜被告,绝对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有目共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可谓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给他们挑毛病不要太简单、给他们找问题简直太轻松。但是,我为什么总是说“行政诉讼难,难于上青天”呢?就是因为体制、机制和整体的社会氛围,都不坚强支撑行政诉讼制度:1.敢于起诉的原告原本就为数不多;2.敢于给原告作委托代理人的人(包括律师),也要反复斟酌、艰难抉择;3.敢于判被告败诉的法院和法官,更是相当罕见。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各种力量、声音在干扰公正裁判。
     
      说白了: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挑战的绝不仅仅是被告,而是整个现有体制。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毋庸讳言: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行政诉讼的原告都会、都将很难战胜被告。对《行政诉讼法》进行局部的技术处理、微观改进,这种局面肯定不会根本改观。
     
      难道行政诉讼的原告不能够、不应该通过胜诉而获利吗?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打官司呢?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维护公益、为了捍卫正义、为了给行政机关挑毛病和添恶心而去打官司吗?
     
      3.关于证据和依据
     
      证据和依据的根本性质一样吗?难道它们都是真实的事物吗?
     
      基本法学常识:根据的对象是事实(在诉讼中就是有证据支撑的法律事实),而依据的对象则是法律(广义而非狭义)。
     
      难道你还坚持认为证据和依据的根本性质是一样的吗?难道法律(广义而非狭义)也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吗?难道还会有虚假的法律(广义而非狭义)吗?
     
      实在抱歉:你所谓的“事件依据”,我不明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4.关于驳回原告补充证据
     
      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原告在行政行为或者行政程序过程中没有出示一些证据并非怀有恶意,而是出于某种合理、正当的特殊原因。
     
      但是,即便如此,似乎也不应该允许原告补充证据。理由是:行政行为是在当时的客观环境、条件下(即相对人应该出示相关证据但却未出示相关证据)作出的,行政行为已经完结、已经成立、已经生效。判断这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能根据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而断然不应该以事后(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补充提交的证据(不问原告是否具有恶意)作为判断根据。这明显是不公正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允许原告补充证据,那么被告即使是也获得了相应补充证据的权利,被告对于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依旧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被告所拥有的这种权利对于扭转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毫无作用的。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对于那些善意、无辜的原告,其重大权利受到在特定条件下并不违法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应该另行安排救济途径。这一定是一种新型的裁判类型:确认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但却应该予以撤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重新作出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这可不是梦话、胡话、昏话,而是明智之举。
     
      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普通的权利受损,那么相对人应该吞下自己在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过程中举证不能的恶果。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请参阅拙作《挑战“马工程”》系列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非常欣赏你勇于质疑的学术精神和深入思考的学习态度!!!
     
      非常感谢你的异议和疑问!这又一次促使我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这可能就是教学相长吧!
     
      祝学业进步!
     
      左  明
     
      2018.12.12.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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