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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解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发布时间:2017/9/5 12:59:23 作者:左明 点击率[26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立法;立法法;解读

    【学科类别】立法学

    【写作时间】2017年


      左氏解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左  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如下修改:
     
      解读:
     
      这还差不多!《立法法》必须也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御驾亲征、亲自修改,而断然不能允许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代劳。
     
      中国有很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修改的事例。
     
      俗语:皇上不急,太监急。问题是:轮得到太监着急吗?
     
      中国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出的洋相、闹的笑话,真可谓是不胜枚举、连篇累牍!敬请读者诸君慢慢欣赏。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解读:
     
      为了与“规范立法活动”和“提高立法质量”相匹配、协调,“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其中的“国家”二字,明显多余,确应改为:健全立法制度。
     
      拜托!“提高立法质量”,难道这一目的是通过制定本法而得以实现的吗?我的天呀!那么象左明这样的人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处了吗?
     
      忽而在前“引领”,忽而又在后“推动”,前后两头儿紧忙活,这明显是要累死立法的节奏呀!
     
      拜托!难道通过制定本法就可以实现“健全”、“完善”、“发挥”、“保障和发展”、“全面推进”和“建设”的目的了吗?果真如此的话,本法绝对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说了半天、写了溜够,在上述各项之中,靠谱儿的本法的立法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规范立法活动。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解读:
     
      好一个“坚持立法公开”。
     
      法谚:法不公布,不生效。
     
      关键的问题是:何时公开?总不会是通过之日吧?也不会是公布之日吧?更不会是施行之日吧?这样的答案又与废话何异???
     
      窃以为:似乎应该是在法律通过之前。公布什么?当然只能是法律草案。为什么要公布法律草案?有可能是想要直接“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征询人民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古语:肉食者谋之。问题是:素食者是否具有谋划的能力?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能力(姑且假设具有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意愿)?
     
      难道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就可以算是“参与立法活动”了吗?难不成任何一个这样做了的国民都可以被认为是立法者了吗?
     
      左明可是从来都不屑于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因为对于没有产生法律效力的东西,我不感兴趣。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一个时期以来,我对解读中国法律(部分而非全部)这一事业充满兴趣、乐此不疲。我从来也不认为我“参与立法活动”——我是立法者。我的系列文章通过互联网可以传送到天涯海角——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可惜、可叹:读者寥寥!中国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理论上也可以看到、知晓我的此类作品,但是却杳无回音。
     
      读者诸君:您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您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话,结果会是什么?
     
      立法,永远是强者意志的体现!!!谁强大,谁立法,谁制定规则!因为今日的左明确实还不够强大,所以左明的解读中国法律的系列作品受到冷遇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我一样的屁民们、屌丝们,虽然我们贵为“人民”,但是,我们孱弱的能力使我们的意志还暂时甚至永远都无法体现于立法之中。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果真是有种、有胆量的话,那就请你们也去拜读一下左明的大作吧!
     
      不是我中华无人,而是我中华不识人!
     
      只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是知音。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解读: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与其这样说,倒还不如说:作为生产关系重要体现的立法活动应该适应以社会发展为表现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要求。至于”全面深化改革“,则不知所云,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改革“?”改革“什么?”改革“就好似一个硕大无比的回收站、垃圾筐,什么破东西、烂玩意儿都可以随意往里面扔。
     
      拜托,这里是法律之地,敬请使用法言法语。
     
      俗语:此地无银、贼喊捉贼。中国的法律规范那可是相当不明确、颇为不具体,恰恰不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空口无凭,事实为证:感兴趣者,可阅读在下撰写的解读中国法律的系列文章(大约有几十篇)。能够证明我的结论的证据数不胜数、俯拾即是,居然能够多到满篇皆是的恐怖程度。
     
      其实绝佳的例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请读者诸君抬眼看一看这一款规定的上一款文字,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此处可以哄堂大笑!
     
      四、第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第六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第八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解读:
     
      哇塞!第六项,这明显是说给那些整日为房产税、遗产税等等拟议中的新设税种而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之人听的。虽然不能算是定心丸,但至少也可以算是保险杠。必须承认,这至少可以被认为是纸面上的进步!为中国的立法者点一次赞!
     
      增加了”征用“,当然更加全面、完整,值得肯定。只是”征用“的情形十分有限,与”征收“的地位、作用等等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罢了。
     
      把”税收“单列,与”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诸项相分离,格外凸显其特殊地位,与《宪法》将纳税列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的规定相互呼应。
     
      五、将第十条改为两条,作为第十条、第十二条,修改为: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解读:
     
      授权决定应该明确的内容增加了授权的事项、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倒是更细致、也更完善了,但这不过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跑越快的节奏。
     
      必须对本法所谓的授权立法口诛笔伐!在今日中国,立法权居然不是专属于立法机关的,居然可以由行政机关来分享。立法机关只用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授权“,就将部分立法权拱手礼让、奉送给了行政机关。授权(包括权力和权利)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运行正常,但是在此处的此种授权却大可质疑。授权的前提条件一定是:1、授权者与被授权者在享有权力(或权利)或行使权力(或权利)时的身份属性必须是一致的。一个女人绝对不能够授权一个男人到女厕所去为自己取回一只遗落的口红;2、所授权力(或权利)与授权者自身具有可以分离的属性。显而易见,自然人的人身权就不可以成为授权对象。一个新郎绝对不应该授权一个男人去代替自己入洞房(除非逆天的新娘本人也欣然接受)。由此观之,不难看出:1、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自身属性截然不同,而且行政机关在行使立法权时也不能改变自身属性。恰恰就是由于立法机关由选民产生、是民意机构,能够顺理成章的代表民意,因此才合理合法的获得了立法权。而行政机关则非由选民产生、不是民意机构,根本就不可能代表民意。把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由非民意机构拥有并行使立法权,就犹如将与自身不同的血型的血液输入身体一样,那绝对是作孽兼作死的节奏呀!2、立法权当然应该是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此种权力是与立法机关的自身属性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如果立法机关失去了代表民意的属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继续拥有并行使立法权了。行政机关根本就不具有代表民意的属性,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不应该拥有并行使立法权。
     
      法治也好,宪政也罢,其精髓之一就是国家权力的分野。国家权力不能够由一个笼而统之的机构统一拥有并行使,而应该在区别不同权力的属性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不同的机构去分别拥有并行使。一个国家在迈向法治、宪政的路途中,一定会出现诸多形态各异的过度阶段,其中一种典型的表现就是:国家机关的名分实合(即在名义上分离,在实质上合并)。其实,国家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貌离神合那也只不过就是表面现象,背后的玄机当然是尽人皆知的:这样的国家尚处于国家权力操控于少数一些人手中的阶段。恰恰就是他们要求权力的统一,甚至是高度的统一——集权。
     
      分权,其实就是分利,不仅是割肉,甚至还会要命。分散权力的本质就是政治民主。
     
      今日中国的法律是由今日中国的强人所书写的,是这些强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他们非要写上授权立法,就是八万匹马也是拉不回来的。
     
      法律,不讲理,只凭力。
     
      美国国父华盛顿先生在两百多年前就曾说过(大意而非原话):为了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体制,我决定不再连选总统了。
     
      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也许用不了两百多年)的某一天,有一位中国总理会这样说道:愚以为授权立法有违宪政准则,实在抱歉,恭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收回成命。
     
      人类历史,就是由那些奇异之人所创造的。
     
      我绝对无意苛求今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非凡历史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历史。我绝对不奢望看到什么跳跃式的巨变,而只是期待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
     
      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可喜的。
     
      请问:授权立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是在法律条文中的直接表述,还是另有专门的授权立法的法律文书。此二者均客观存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此重大问题,本法不应忽略。
     
      忽而”不得超过五年“,忽而又”另有规定的除外“,随心所欲、上下其手的豪气、霸气尽显无遗。
     
      被授权机关当然应该定期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而当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
     
      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那是授权机关应该操心的事务;同理,是否需要继续授权,也是授权机关应该操心的事务。这些事务均轮不到被授权机关去”提出相关意见“。
     
      真乃笑话!授权决定,根本就是为被授权机关私人定制、量身打造的,不仅十分合体、而且相当顺手。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被授权机关不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的可能性。
     
      遥想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想要什么权力,汉献帝就得乖乖的、麻利儿的”授予“他什么权力,他怎么可能不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呢?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我看到这里,不禁脸红,暗中思忖:什么时候中国《宪法》也能够明确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将国民赋予的神圣的立法权转授给其他机关,那可就善哉、善哉了!
     
      看来,作为宪政基石的权力法定原则,也完全可以被演化为扯淡。因为,奇葩的法律可以随心所欲的任意规定。不就是法定嘛,分分钟即可搞定。想要什么样子的法律,就能够制定出什么样子的法律,不要太简单啦!不会太轻松啦!请看,在某些国家的决策者的头脑中是毫无禁忌、无所顾忌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去做的。他们绝对是无所不能、法力无边,但是,这里的”法力“一词,一定不是指法律的力量,因为,有很多禁区是法律不能进入的,有很多底线是法律不能突破的。
     
      在今日之中国,其实并没有、并不存在什么法律,只是有一大堆被称为、被美其名曰为法律的破东西、烂玩意儿罢了。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解读:
     
      ”改革发展“,这简直就是一记彩绘的狗皮膏药,想往哪儿贴就往哪儿贴。不为治病,只为装饰。
     
      ”行政管理等领域“,有了其中的”等“字,能否理解为各领域、全领域?
     
      ”特定事项“,是否也能够理解为任意事项?
     
      ”暂时“二字,与前面的”在一定期限内“,明显发生撞车,应删去。
     
      ”停止适用法律“,表达准确、清晰明白;而”调整“适用法律,就有点儿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了。
     
      ”授权“,针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呀?
     
      这一修改,表述欠妥。但是,这一次在下并不准备对此进行改写(因为实在没有改写的必要),而只是想把这一规定的精神实质给读者诸君”翻译“一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自己(其实是其背后的控制之人)的需要,就全部领域的任意事项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里停止适用部分法律的部分规定之事宜做出决定。
     
      请看:法律,不过就是实质意义上而非形式意义上的立法者手中的橡皮泥罢了。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的任意揉捏(不便使用”蹂躏“一词)。
     
      七、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解读:
     
      ”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请问:到底是全部代表呀,还是部分代表呀?如果是部分代表的话,那么是否有最低的数量限制呢?如何对待、处理可能提出的意见呢?
     
      ”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真是莫名其妙,请问:什么情况?反馈给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贵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真实“立法者之一员,可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过就是一个局外的看客罢了,与任何一个普通国民并没有本质区别。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当然可以;不过,也就仅限于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二元双层立法主体体制,有两个名义上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者名义上为贵,后者名义上为贱。此二者可以各行其是、相安无事。本项修改所谓的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和邀请参加,不过就是官样文章、人情往来罢了。
     
      八、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解读:
     
      ”列席“,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也就仅限于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这次修改明显是意欲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整的如胶似漆、水乳交融的节奏呀。岂不知:越是加强此二者之间的联系,就越是暴露出二元双层立法主体体制固有的致命缺陷。
     
      九、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解读:
     
      增加了”调整事项较为单一“这一内容,这可真是中国语言的滑稽表现。”单一“,简单易懂;但是,”较为单一“,就不知所云了,与什么进行比较呀?什么样的法律(或法律案)属于”调整事项较为单一“呢?难道绝大多数的法律(或法律案)不都属于”调整事项较为单一“吗?
     
      ”部分修改“,也很雷人!难道还会有全部修改吗?难道所有的法律修改不都是”部分“吗?实在是抱歉,在拙作《左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一文中,并未发现这一问题。这就说明我又进步了。
     
      十、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解读:
     
      经过一番仔细核对、查找,终于发现此次修改之处原来只是将第二款中的“可以邀请”改为“应当邀请”。
     
      在私法领域里,法律中的“可以”二字,意味着享有权利(可弃可取);在公法领域里,法律中的“可以”二字,不是意味着享有权利(公法主体没有任何权利),而是意味着拥有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一般的授予权力)。另一方面,不论是在私法领域里,还是在公法领域里,法律中的“应当”二字,并不存在彼此差别,都是意味着承担义务。
     
      在各种立法组织的各种立法活动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礼尚往来,好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
     
      在规模宏大、精英云集、海量投入、兴师动众的条件下,中国的立法质量到底如何???请看一个叫作左明的来自民间的业余爱好者在没有一分钱的所谓的科研经费的支持之下给开出的检验报告(即左氏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一部法律对应一份,约有几十份),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十一、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解读: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为什么要限于”有关问题“呢?难道整个立法活动、每一次立法工作不都必定是”专业性较强“吗?但愿,我们的决策者(注意:不是直接的立法工作者)不会认为立法是一种专业性很不强的事业吧?是一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工作吧?
     
      请看中国法律的现状,真的好似地下黑窝点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
     
      智慧,是世间最稀缺、最宝贵的财富,其价值胜过其他一切。评价也好,论证也罢,集思广益的思路肯定正确。但是,在现有体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发现真正的智慧。这才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谓的专家,一定是体制内的佼佼者。俗语:端谁的饭碗,为谁去说话。此乃天经地义。他们就只剩下讨好主子的智慧了。
     
      部门,似乎应该是指国家机构中的堂堂高衙。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们自然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如何取得这一身份的,自然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说什么了。
     
      把上述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嘴里说的除了”你好、他好、我也好“之外,就剩下”大家都很好“了。如果一切都是好的,那还怎么进步呀???
     
      今日之中国,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的说——不好!不对!!不行!!!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这个民族迫切、急切需要出现一个(最好是一些)反对者。
     
      中国人,不是不智慧,而是不让智慧。要想智慧,必须要经过官方许可,而且还要按照官方的意志去发挥自己的智慧。最终的结果就是:少数几个决策者的智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其余的中国人则都可以被归入”没头脑“之列。美国的超级繁荣与发达,其实并没有什么秘不示人的诀窍,不过就是充分自由——释放天性、人尽其才罢了。
     
      几个人怎么能够玩儿的过人家几亿人。
     
      武大郎开店,哪个伙计的个头儿都不能高过老板,您说:这店能好的了吗?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这可能就是所有的权力者的共同特征。
     
      近日,通过手机微信看到了一篇文章(题为《南水北调工程已然完全失败》,布拉格的咖啡馆,2017.07.13.),结论是:中国大张旗鼓、如火如荼上马并完工的”南水北调“工程,经过实践检验,全面失败!这一结论的可信性,完全可以从反面来印证:如果是成功的话,”央视“的《新闻联播》早就会给吹上天了。失败的代价是什么?包括但不限于数千亿元投资付之东流。
     
      为什么在一个并不关乎政治(狭义的政治,请不要与我抬杠说: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领域里,居然也会出现如此恐怖的荒诞、荒唐、荒谬的官方决策呢?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使然,简直就是必须的、根本就是注定的。所有的专家都是领导的跟屁虫兼应声虫。领导弱智,专家就赶紧冒充更加弱智去迎合、应和领导(专家也是为钞票而活,而不是为真理而生)。在中国,领导最大,除了领导就没有什么重要人物了。蠢材领导,怎么可能不毁了中国呢?败德领导,怎么可能不把中国带入深渊呢?
     
      说领导都是蠢才、都是败德,那也只是情绪的宣泄。冷静、客观的结论应该是:不是领导出问题了,而是体制出问题了。如果国家或地方就是属于领导他们自己家的话,那反倒就好了!至少国家或地方有了真正的主人,他们至少会出于自利的本能而愿意把国家或地方治理好。国家或地方兴旺发达,就意味着他们家兴旺发达,国家或地方受益,就意味着他们家受益。而如果国家或地方只是短期属于领导他们自己家的话,那可就真惨了!他们并不是国家或地方的真正主人,而只是短期代理人,国家或地方兴旺发达,并不意味着他们家兴旺发达,国家或地方受益,并不意味着他们家受益。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而且一定是、必须是:在任期内大捞、特捞——损公肥私、损民利己。
     
      企业所有人,绝对不会去贪污,也绝对不会去受贿,更绝对不会去铺张浪费,因为企业是他们自己的。
     
      缺失真正的所有人,这就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的最大症结所在!国家机关都是国有的,事业单位都是国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一部分社会团体也是国有的,所有的国有,其本质其实都是官僚所有。虽然官僚的任期是有限的,但是,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去实现权力的变相世袭。最不济,他们也能够使自己在位期间所获得的非法巨额财产顺利交接给后代。中国官僚的后代,不是官后代,就是富后代。
     
      今日中国的官僚,注定是罪恶的代名词!
     
      在全体官僚普遍为非作歹的背景之下,把那些没有肆意妄为、穷凶极恶的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僚称为”清官“,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时代幽默。
     
      为什么明君能够纳谏?因为他很明白、很懂得、很清楚:有利于国家的异见,虽不顺耳,但却可取。对国家好,其实就是对皇帝好;国家受益,其实就是皇帝受益。而弱智的昏君的思维逻辑则是:凡是说我不好的人,就都不是好人,就都该杀。明君或昏君都是随机产生的,在数量和比例上,前者均明显小于后者,这就决定了人治社会作为整体的历史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假民主,还真不如真独裁。假社会主义社会,还真不如真封建主义社会。
     
      在立法过程中,会出现”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情况吗?还真有可能会出现。无非就是”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那些事儿。之所以会出现僵持不下的分歧,一定是因为存在势均力敌的博弈角逐,一定是重量级的势力代言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可不是为了去争理,而完全就是为了去争利。
     
      听取意见的范围确实是扩大了(与上一款相比较),增加了: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人民团体和社会有关方面。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草根“,参加听证会也就只能是扮演”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最终决定立法走向的一定是力量最强大的那一股势力。请注意:高层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一定会有利益纠葛。
     
      ”发送“,对象众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近三千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设有常务委员会,约有数千家,但是”相关领域“的口径难以计算;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也是基数庞大,只是”有关“的口径难以计算)、针对性差,怎么看、怎么像是派发传单、广告的节奏。读者诸君可以想象一下通过这种方式征求意见的效果。
     
      如果不能有效”发送“甚至是精准”发送“,征求意见就永远只能是”面子工程“。
     
      请看:本条规定写到”征求意见“就戛然而止了,就没有下文了,其诚意由此可见一斑。此处修改删除了”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内容,对此我不予置评,因为无论是否保留这一内容,根本就都是无关紧要、于事无补的。
     
      立法者倒是真的摆出了一副”征求意见“的架势、姿态,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买账、会去响应?也不知道这些买账者、响应者所提意见的质量如何?更不知道这些意见和提出意见者的最终结局、下场会是什么?如果不能打开所有这些问号的话,读者诸君您们认为这事儿靠谱儿吗?
     
      我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历史上的一段往事。商鞅变法期间有一个非常着名的经典小故事——徙木立信(我以下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大意梗概,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敬请谅解),商鞅公开悬赏:谁能够把一根高大的木桩从北城门扛到南城门,即可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众人驻足围观,但却无人尝试。当一个傻大汉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并不太费力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商鞅当即当众兑现承诺——如数发放奖金。世人无不惊叹愕然!!!这个故事的看点不是奖金,而是奇谋。商鞅向世人展示的是以往罕有的官府对于百姓的诚意和诚信。惊世骇俗,这就是为什么商鞅可以永载史册的原因所在。愚以为:批判中国的法律,在纯粹的技术角度上来看,确实不是一件很困难、很艰难的事情,象左明这样的”傻大汉“,即使是一个人在并不太费力的情况下,也可轻松完成。当众人哄笑(只可惜、只可叹:哄笑的人数并不众多)之际,当代中国的领导人并无意许以重金予以表彰。也许他们在展示官府对于百姓的诚意和诚信方面,并没有想产生使世人惊叹愕然的效果。
     
      官样文章,很好写,但也很无趣!本法不过就是湮没在历史荒漠中的一粒尘埃。但是,本文却完全有可能名垂青史。这就是立法者与左明的价值差距。
     
      十二、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解读:
     
      ”常务委员会会议“,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哪一次会议?在会议后公布的原因是什么?会议与法律案或法律草案有何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或作用?
     
      ”修改的说明“,什么时间、什么主体、因何修改?
     
      ”不公布“,理由何在?难道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吗?但是,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呀!
     
      ”一般不少于“,这其中得有多大的水分、多大的弹性呀!这符合本次修改第三项中的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吗?
     
      ”征求意见的情况“,都包括什么内容?有对意见做出反馈的情况吗?
     
      ”向社会通报“,什么时间?什么方式?这诚意也太令人怀疑了吧?
     
      基本还是停留在口号式立法的层次上。
     
      法律,是拿来使用的,而不是用来观瞻的。中国式法律,酷似领导训话、政策宣讲。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解读:
     
      ”审议结果报告“,表述不伦不类,其中的”结果“二字,实属多余,应删去。
     
      本法中出现了太多的”审议“,分别对应不同的主体,其功能、作用、意义和效力等等方面应该有所不同,本法应该对这些情况交代清楚。
     
      ”可以“,为什么不应该是”应该“呢?有这样的”可以“,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这样的”可以“,又有什么不妥呢?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好尴尬呀!
     
      ”制度规范“,真是”高、大、上“的范儿,啥意思呀?拜托名词解释。
     
      我的天呀!难道已经是”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居然还没有”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吗?这回可真是:皇上急了,太监不急。这是什么工作程序呀?这是什么奇异思路呀?这是什么奥妙逻辑呀?
     
      ”进行评估“,明显不当。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自身肯定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评估只能是”外包“给有条件和有能力的主体去完成。
     
      评估工作分明是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落实的,为什么评估情况反倒要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报告中予以说明呢?难道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还要受制于法律委员会吗?
     
      十四、删除第三十八条。
     
      解读:
     
      第三十八条原文如下:”法律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请注意:又使用了”可以“一词。”可以“,就意味着拥有自由裁量权,就能够两便(不是大便与小便,而是可做与可不做)。
     
      本条规定实属多余,根本就没有起到规范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的作用,删不足惜。
     
      十五、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解读:
     
      单独表决,是何目的?意欲何为?
     
      与单独表决相对应的似乎应该是整合表决。如果整合表决是整体一次表决而非逐条分次表决的话,那么在工作强度方面单独表决与合并表决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反对个别条款之人会不会(请注意:而不是该不该)反对整个法律呢?这的确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投票表决,是否有、是否应该有行为准则呢?可以有程序准则,但却绝对不应该有实质准则——绝对不应该去要求投票人应该投哪种票。因此,所有想要知道投票人将要投什么票的企图都一定是无理且非法的。每一个投票人都应该(请注意:这是义务)自主决定投什么票。被操纵的投票,就是对表决活动的最大亵渎。
     
      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如果我是投票人,如果我反对某一个条款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对整个法律投出反对票。原因很简单:一个条款虽然只占一部法律的很小比例(也许都不到百分之一),但是,这一个条款却有可能会给全社会带来百分百的不公甚至邪恶。
     
      单独表决,实属多余之举。
     
      “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什么情况?是反对的占多数,还是赞成的占多数?还是二者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总不会是任何情况吧?应该交代清楚,这样才能够与之后的做出是否交付表决的决定相互呼应。
     
      本项修改的“亮点”在于:将是否交付表决的权力从“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请参看被删除的第三十八条之内容)的手中夺下,交给了委员长会议。
     
      如此修改,读者诸君:意下如何、以为然否?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解读:
     
      “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其中的“同类”,表述不妥,口径过宽、大而失当。只有相同事项,才有可能“合并表决”;其中的“个别条款”,表述欠妥,进行修改的条款,只能是个别的,而不可能是全部的。似可改为:对多部法律中涉及相同事项的内容进行修改。
     
      又是“可以”,又是两便。
     
      这样的法律规定,有与没有,没有区别。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解读:
     
      立法,无疑是一项宏大、庞杂的系统工程!肯定需要有龙头,需要有统揽全局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该加强组织协调、发挥主导作用,话虽不错,但是,这样的文字却不宜出现在法律之中。
     
      本条规定就是典型的“假、大、空”条款,公然违反“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之规定。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并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解读:
     
      ”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这到底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规划或者计划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该不会就是领导人的伟大战略构想吧?
     
      规划或者计划,这应该就算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了。中国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当然值得称道。但是,规划或者计划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是规划或者计划国家事务,无可厚非;如果是规划或者计划个人私事,换言之:把本该由个人规划或者计划的事务给规划或者计划了,恐怕就是大大的不对了。
     
      国家,也许也可以做梦,但是拜托,请不要惊扰了国民个人的美梦。
     
      倒要请教:根据”代表议案和建议“而进行立法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还要请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的法律专业人士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法盲立法,误国误民。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吧?
     
      中国的法律智库对中国立法的贡献率到底是多少?中国有法律智库吗?
     
      ”经济社会发展“,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估计不会是本法的立法者)”发明“的奇葩词汇,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经济“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修饰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不论是修饰关系,还是并列关系,都是不合语法、词义错乱的。本法立法者作为这一表达的使用者,也难辞其咎。
     
      ”立法项目“,又不是搞工程建设,也不是整课题研究,为什么要和”项目“扯到一起呢?
     
      ”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这些可都是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的。这些也不应该是法律规范应有的内容。
     
      如果没有落实完成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所载明的工作内容,该当如何?如果结果是无所谓的话,那么会不会使世人产生所谓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不过就是扯淡的想法?
     
      ”编制“与”拟订“,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吗?
     
      我有点儿晕!请问:到底谁是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者呀?难道不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吗?难道区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有资格、有能力、有胆量去”督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吗?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解读:
     
      “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终于说到正题上来了!法律草案,到底应该由谁来起草?唯一合理(无需合法,因为这确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的答案:法律智库。法律智库,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则一定都是:由法律智能精英所组成。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拥有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是法律智库最佳的来源地。
     
      起草法律草案,无疑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拜托,请全体中国人对此达成共识!从事这项工作,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玩儿票!不是在扯淡!
     
      法官、检察官(其涉及的法律领域十分狭窄)、律师,当属标准的法律职业人员,其中的佼佼者当然可以成为法律智能精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法外人士(非法学专业人士),能够成为法律智能精英的,凤毛麟角。立法机关(重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人员(请注意:不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他们之中的法学专业人士,也是比例有限),虽然有一部分确实是法内人士(法学专业人士),但是,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成为法律智能精英的概率都极低。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中的法学教学、科研工作人士(必然是法学专业人士),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成为法律智能精英的概率都相对较高。
     
      法律,是国家名片(但愿不是明骗——明目张胆的骗人骗己),是国家脸面。法律,绝对是国家制造!法律的质量和信誉,体现国家的实力和声誉。在国家制造的所有产品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当之无愧的独占鳌头!!!
     
      残酷的现实却是:一个“北农”法学专业讲师、业余法律质检员、客串法律“医生”——左明,居然发现中国的众多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一边是中国的法律文本,一边是左氏解读中国法律文本的文本(左明很贴心,为了方便比对,将此二者融为一体了)。两相对照,无需多言。
     
      如果此前中国的立法活动排斥了法律智库的话,那么就应该立即改邪归正、改弦更张;如果此前中国的立法活动依靠了法律智库的话,那么中国的法律智库必须另起炉灶、涅磐重生!前者,只要是观念更新,就可以迅速改观;后者,如果不能够出现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恐怕极难实现。
     
      真正的法律智能精英,不能是书呆子,更不能是应声虫。如果不能够全面、彻底的批判现有法律,则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法律智能精英。
     
      怕只怕:立法者不喜欢、不欣赏、不使用真正的法律智能精英。更加可叹、可悲的是:立法者不允许生成、出现、存在真正的法律智能精英。
     
      起草法律草案,只能是为立法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合乎专业水准的形式文本。至于利益取舍、权力博弈,这些法律的实质内容,则就完全交由立法者去取舍、定夺了。
     
      我所谓的真正的法律智能精英,不是决策者,而是参谋者;不是破坏者,而是建设者。
     
      “提前参与”,其中的“提前”,是与什么相比较而言的?其中的“参与”,恐怕也就只是打打下手、敲敲边鼓罢了。
     
      “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请看:目前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其实都是由“有关方面”来完成的。而所谓的“有关方面”则几乎肯定不是法律智库,而是清一色的官府高衙。
     
      看来,“组织起草”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即只是针对“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才启动的工作程序,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都不需要“组织起草”,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之下自行开展。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真是笑死个人!拜托,难道还有专业性不强的法律草案吗?从这一表述中就足以得见中国目前的立法者在对待法律具有高度专业性这一核心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了。
     
      我倒是很想知道:针对那些立法者认为专业性不强的法律草案,在不“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不“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的情况之下,那将是一番怎样的奇妙景象?
     
      踢开党委闹革命,那种感觉一定是爽极了吧?
     
      甩开智库搞立法,那种感觉一定是爽歪了吧?
     
      在今日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独立的智库,只有如奴才般的狗头军师。
     
      其他商品的质量,至少还设有质量监督机构去纠察;而法律的质量,则从来无人问津、无人关心。
     
      我们正处于法律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东西的时代。只有这一结论才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的法律现状。
     
      二十、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解读:
     
      将“资料”修改为“参阅资料”,枉费心机,反而不妥、不美。“资料”当然是用来“参阅”的,多此一词。恰如“食用饭菜”的荒唐表达一样。
     
      请看:起草法律草案文本,那是“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应该操心的事情,而与立法机关无关。请务必将起草法律草案文本与立法机关分离开来。
     
      “修改法律”,当然应该属于“法律案”的范畴,与之并列的应该是制定法律或废止法律。“提出法律案”,当然也就已经包括了提出修改法律案;“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当然也就已经包括了提出修改法律草案文本。
     
      “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十分荒唐、百分可笑!难道立法机关还需要由“提出法律案”(具体为修改法律案)的主体提交修改前的法律文本吗?自己的产品,难道还需要由别人来提供吗?就不怕提交的是赝品吗?
     
      可以偷懒,但却不应该如此偷懒!为了自己方便、省事,把不合情、不合理的义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入法律、强加于人,实在是令人心寒!
     
      “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虽然经过修改添加了“修改法律”,值得肯定,但却依然遗漏了废止法律,实属不当。添加了“可行性”,值得肯定。关于废止法律案,其“可行性”,并不是指被废止的法律自身具有可行性,而是指废止法律行为本身具有可行性。在“说明”中,大可不必再去介绍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类似于论文的“摘要”,“摘要”的功能在于使论文发表之后的阅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有必要去阅读全文。普通读者阅读论文(包括“摘要”和全文)具有选择性,但是编辑或审稿人阅读论文(审阅的重点是全文,而不是“摘要”)却不具有选择性。同理,立法者或审议者阅读法律草案也不具有选择性(审查的重点当然是全文,而不是“主要内容”)。公布施行的法律,没有精编版、浓缩版、简洁版,只有全版。法律,不因任何人的主观好恶而客观存在,更不因任何人的自由选择而产生效力。
     
      请问:在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来自何处、何人?再请问:“协调处理”的主体是谁?为什么能够做到“协调处理”?如果对起草过程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规范的话,这些问题如何回答?
     
      愚以为:在“说明”中,还可以甚至还应该出现许多其他内容,一言以蔽之:所有不应该出现在法律草案正文之中,但又与法律草案正文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我曾经说过:说明理由是公法行为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说明理由的适用空间,绝对不限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也当然适用于立法行为。我现在郑重提出倡议:所有法律的所有条款,都应该附有理由说明!这一内容不仅在草案阶段要有,在法律正式生效之时也要有。应该作为法律文本的正式附件而存在,公布天下!法律的理由说明,就是法律的立法精神,就是每一条法律的灵魂。有了它,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全体国民在遵守法律的时候,必然会大大提高质量和效率。法律将不再枯涩干瘪,法律也将丰盈玉润。
     
      恕我孤陋寡闻,这有可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有人去开创,需要由我们去开创!
     
      请注意:本法的很多内容,其实只是立法技术问题,而不是立法规范问题。
     
      二十一、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解读:
     
      “刊载”的主体到底是谁呀?
     
      “及时”,到底是几时?
     
      难道连一个“应该”也不愿意写上去吗?这到底是不是法定义务呀?
     
      添加了“中国人大网”,与时俱进,值得肯定。
     
      我早期的数量有限的一些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的法律文本来自于一位民间人士自己制作的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的软件文档。再次向上海华益律师事务所的张文律师致谢!
     
      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中国人大网”,其中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法律法规库”。这当然是法律文本的权威出处,可以便捷获取所有法律文本。
     
      在互联网上公布法律文本,是立法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已经成为法定义务了。因此,我就不必再致谢了。
     
      二十二、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改为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解读:
     
      修改前的表述是:”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其中的”部分条文“四个字,纯属画蛇添足,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是——全部条文,理应删去。
     
      ”法律被修改的“,被动语态,虽然不错,但却着实拗口。似可改为:法律修改后。同理,”法律被废止的“,似可改为:法律废止后。
     
      把”必须“改为”应当“,值得肯定。修改前使用”必须“二字,实在是业余表达。在法律中,在绝大多数设定义务的情况下,都应该使用”应当“(我则坚持主张使用”应该“二字)二字,务必慎重使用”必须“二字,甚至应该尽最大可能不使用”必须“二字。法律文本不应该用文学方式表达,无需强调情感、加重语气!
     
      关于”新的法律文本“。法律修改后,”新的法律文本“的呈现方式可以有两种:1、直接在正文中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文本就是”新的法律文本“。如果不与修改前的文本进行精确核对,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修改的内容;2、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改,正文不做任何改变,修正案作为正文的附件(当然与正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置于正文之后。如果多次修改,那就将历次修正案按照时间先后依次作为正文的附件置于正文之后。
     
      目前,中国立法者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其好处是:法律文本干净整洁、一目了然。非常适合非法律专业人士阅读。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法了解法律经过修改之后的演进过程。
     
      法律,应该是有生命的。修改,是生命的延续,而不是生命的终结。法律文本当然应该要能够体现、展示自己生命的发展历程。如果每修改一次,就将之前的面貌一笔勾销的话,那将是对过往的隐瞒掩盖和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每天都可以化妆——擦胭脂抹粉,但是,任何妆容都不可能抹杀岁月给生命刻划的痕迹。
     
      实在是令人笑翻天!1、”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难道这样的法律(即废止该法律的其他法律)就不需要”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了吗???能够因此而除外吗?2、”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拜托!这到底是要”公布“什么呀???”公布“的对象(或曰:客体)总不应该是空项吧?似乎应该是废止法律的决定吧?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条:”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解读:
     
      “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会发生,甚至有可能会经常发生。
     
      “予以说明”的前提条件是能够发现“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但是,这却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目前现行有效的法律约有两百多部(如果每部法律按照有一百条、一万字来统计的的话,那么合计就会约有两万余条、两百余万字),其规模不可谓小,将法律草案的内容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去逐一比对是否“不一致”,用大海捞针做比喻并不十分过分。如果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是专家内行、甚至不是法律智能精英的话,发现的难度可想而知。
     
      提案人,当然可以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是专家内行、甚至不是法律智能精英,但是,从属于、受制于提案人的法律草案的起草人则应该是法律专业人士、是专家内行、甚至是法律智能精英。提案人,当然无需自己发现“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但是,从属于、受制于提案人的法律草案的起草人则应该帮助提案人发现“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
     
      “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结果不外乎两种:不是你(即其他法律相关规定)死(即修改或废止),就是我(即法律草案)死(即不能通过)。而不可能是要么你死,要么我活,因为你死与我活其实是一回事。当然,提案人所提出的“处理意见”,肯定会是你死我活。
     
      “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这似乎应该是主法律案的附属法律案,而不是与主法律案相提并论的另一个主法律案。
     
      第二款规定针对的情况似乎是:提案人在提出主法律案时,并没有一并提出(可能就是由于未能够发现“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附属法律案;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在审议该法律案之后,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但是,正确的做法却显然不应该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直接对此(仅仅是一种事实状况,而没有相应的议案)“提出处理意见”,而似乎应该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作为提案人对此提出新的法律案。即使是针对这样的法律案,也不存在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的可能性(不仅没有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正确的做法当然应该是——提出审议报告了。当然,这样的审议,一定是——自己审议自己。
     
      二十四、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解读:
     
      添加了修改法律的情形,似无不可。这只不过就是让非法律专业人士更易于看懂罢了。业内常识:修改法律自然已经包括在笼统的概括的立法活动之中了,立法活动必然同时包括: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和废止法律。
     
      对于一部没有修改过的法律而言,在法律标题的题注中载明通过日期,通常在法律的最后一条(也不尽然)会规定施行日期。这当然不是问题。而对于一部经过修改的法律而言,在法律标题的题注中自然会依次载明修改日期,但是,却绝对不允许在法律的最后一条(也不尽然)也相应的将该法的施行日期修改为修改部分的施行日期。道理很简单:恰如一个人的出生日期绝对不会因为做过手术(甚至是变性手术)之后就改为手术成功之日,一部法律的施行日期也绝对不应因修改而有所改变。这就是法律具有生命的具体体现。尴尬、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修改后的法律的施行日期,在法律中(包括正文和法律标题的题注)无处也无法体现!!!但是,这一内容又必须要体现于法律之中!
     
      由此难题出发,请回顾我之前关于法律修改方式和法律文本经过修改后的呈现方式的讨论。对比之下,修正案的方式优势明显,可以轻松胜出。此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在每一次作为法律附件的修正案的最后,都明确规定修正案的施行时间。而根本就不涉及该法的施行时间问题。
     
      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公布日期,虽然不应该体现于法律(包括正文和法律标题的题注)之中,但是,却应该体现于国家主席签署的主席令之中。因为公布法律不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而是国家主席的职责。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解读:
     
      “法律规定明确要求”,且慢!什么是“明确要求”?如何表述才算是“明确要求”?试举一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本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请注意:其中的关键词是“可以”,请问:“可以”能够算是“明确要求”吗?拜托!在中国的法律里这样的“可以”可是数不胜数呀!
     
      “具体规定”,这小名儿起的,够低调;这身段儿放的,也足够低。其实就是规范性文件,其实就是规则,其实就具有普遍约束力,其实就是中国特色,其实就是法律的变种,其实就是——不是法律的法律。
     
      乖乖!好一个轻描淡写的 “说明情况”,倒要请问:如此这般难道就可以文过饰非了吗?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吗?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
     
      中国的国家机关那可真是爽歪歪呀!兴起了、起兴了,就大笔一挥,按照“法律规定明确要求”去制定规则——晓谕天下、一体遵行;忙不过来了(也不知道都去忙什么了)、没有工夫了(也不知道都去干什么了),就将“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工作置诸脑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老百姓们都看呆了:这明显就是无视规矩、随心所欲的节奏呀!
     
      这算不算是对“法律规定明确要求”的公然嘲讽、亵渎和践踏呢?这算不算是怠于履职——立法不作为呢??这应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责任追究呢???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解读:
     
      请问:有没有立法前评估呀?不论有没有立法前评估,都应该清楚交代为什么要进行“评估”?到底要“评估”什么?立法前的评估与立法后的评估,内容不会一样吧?
     
      到底是应该、还是“可以”进行立法评估呢?
     
      “报告”之后的结果呢?总不会是不了了之吧?“评估情况”与结果的关系是什么?
     
      令人无限遐想的结果就是——水有点儿深。立法者,请不要在法律中和国民玩耍悬疑推理游戏。
     
      二十七、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国务院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解读:
     
      ”国家总体工作部署“,这到底是何许物也?在哪里?长什么样子呀?既然是作为”根据“,能不能、该不该晓谕天下呀?
     
      是否应该上行下效——模仿立法机关,在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也拟定国务院立法规划呀?要不然怎么能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呢?否则的话,一定会驴唇对不上马嘴呀!
     
      国务院——立法,多么豪迈、自信的措辞呀!!!绝对是爱谁谁、想咋咋的节奏!!!
     
      ”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我晕!难不成国务院意欲制定法律吗???会不会、该不该是实施法律项目呢?
     
      第二款中的”有关部门“,明显用词不当,”有关“二字,与谁、与什么有关呀?实属多余,应删去。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是国务院的专属职责,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有什么资格可以”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呀?倒要请教:儿子可以认为老子需要更换老婆吗?这种事情轮得到儿子以”报请立项“的方式主动请缨去替老子操心、忙活吗?
     
      这都是什么纲常伦理呀?难道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立法者,您怎么就连表面文章、面子工程也不会做呀?
     
      二十八、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七条,修改为:”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解读:
     
      “国务院有关部门”,此处的“有关”二字,还是说得通的,即与负责起草的已经确定的行政法规具有某种关系。
     
      “具体负责起草”,愚以为,最好还是改为:具体负责组织起草。由实践部门(即各种国家机关)起草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草案(与最终的定案相差无几),实在是很难令人恭维。之后,又立刻出现了“组织起草”,这算不算是自己打脸呢?
     
      奇怪!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这与制定行政法规有何关系?请注意:本章(即第三章)的标题可是——行政法规。扯那些个没用的干什么呀?
     
      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请注意这一措辞。言内之意:行政法规仅限于行政管理领域。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均不得染指,就更不用说私法领域了。
     
      可以提出意见的,当然应该是任意社会主体,当然不应该仅限于“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
     
      立法者,请您不要泛滥使用“有关”二字。
     
      听取意见,到底应该采用什么形式,请不要闭门造车、主观意定,而要取决于意见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提出的。立法者,如果您是真心真意、诚心诚意要听取意见的话,那就请登陆“北大法律信息网”,去好好看一看左明解读中国法律的系列文章吧。
     
      读者诸君:我的这个提议是不是最佳测谎试验?
     
      立法者,您真的需要用实际行动、典型事例来证明自己肯于、乐于听取各种意见甚至异见的诚意和实效。
     
      一行胜万言!!!一次行动胜过万句言辞。
     
      二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七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
     
      解读:
     
      如此规定,恐怕应该先修改《宪法》吧?否则,极有可能有违宪之嫌。
     
      在法律业界之内,众所周知:制定行政法规是《宪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赋予国务院的职权,而且在《宪法》中并没有国务院与其他国家机关分享此项职权的规定(《宪法》并未对中央军事委员会明确授权)。而“共同签署”,则明显是以享有相同权力为前提的。世人皆知: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与国务院“共同签署”命令的。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这可不是兴致所至说着玩儿的,这绝对需要有《宪法》的明确规定做支撑!
     
      《立法法》,虽然可以约束立法行为,但是,《立法法》自己也要受到约束,至少要受到《宪法》的约束!
     
      三十、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解读:
     
      “及时”,应该细化、明确。否则,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但愿,还没有成为思维定势、动力定型,还不是已经融入血液之中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自己就又违反了自己的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子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左云:言行不一,其心可诛。
     
      有点儿意思!法律公布于“中国人大网”(参见本次修改第二十一项之规定),这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唯一官方网站的简称或另称(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行政法规则公布于“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这可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其官网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仅仅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办的网站。其地位大打折扣倒还是小事,其权威性着实令人小觑则非同小可!国务院又不是没有官网,难道这种事情是可以让别人(也包括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代劳的吗?
     
      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中国人大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官方网站的话,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又是什么呢?不会是没有吧?难道是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用同一个官方网站吗?
     
      两个人同穿一条裤子,这总不太好吧?
     
      为什么要在《国务院公报》上而不是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报》上公布行政法规,道理不言自明。
     
      立法者,请您不要让小马拉大车。
     
      三十一、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第三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删除第四款。
     
      增加三款,作为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依照前款规定确定。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解读:
     
      “设区的市”,狭义而言就是俗称的地级市(“地”这个字所对应的是地区,地区所对应的是地区行署——省、自治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酷似一级政府,这一现象作为历史遗迹已经日益淡出中国现实),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有几百个(具体数字,搜索一下,你就知道)之多。
     
      对于“设区的市”,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论述。在今日之中国,共有四个级别的城市:直辖市(省级市)、较大的市(副省级市)、设区的市(地级市)和不设区的市(县级市)。其中的直辖市、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都有下辖区(县级市则没有下辖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级城市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设区的市。但是,如果把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也都纳入到本法所谓的“设区的市”(特别说明:为了简洁、清晰、明确,本文之后一律用“设区的市”这一表达方式来指代本法所谓的“设区的市”)的范畴的话,则十分不妥,必将出现辈分错乱、法律打架的情况(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根本就不存在与“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问题)。本法本次本项修改十分搞笑兼十分雷人:在剔除掉直辖市之后,把较大的市和狭义的设区的市(即俗称的地级市)共同纳入到“设区的市”的范畴,简直就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以简单、机械、生硬的方式同时破坏了广义的设区的市和狭义的设区的市的原本内涵,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狭义的设区的市,恰好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定的级别,如此一改,原本狭义的设区的市,将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专有名词,将无法准确指称。而已经约定俗成的较大的市的称谓也将作古,也将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专有名词,也将无法准确指称。但是,谁又能否认在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较大的市和狭义的设区的市的现象呢?谁又能不对它们进行准确的指称呢?愚以为:作为一个十分讲究长幼尊卑、论资排辈的国家,还是应该清晰区别不同级别城市的地位,并且明确规范它们各自所制定的各种规则的相互关系。
     
      本法此次修改,将地方立法权(即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的最低级别从“较大的市”(中国政坛最土鳖、最傻憨,也最模糊、最蹩脚的词汇,副省部级)降格至狭义的设区的市(司局级)。这一改变,理由何在?意欲何为?
     
      立法权,乃国之重器也!不能象糖果一样,可以随便赠与任意的小朋友。今日中国,在本法本项修改之前,所谓的立法主体虽然不能说是泛滥成灾,但是,至少也可以说是法出多门:1、法律(含《宪法》)的制定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两个);2、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国务院(只一个,也不知道:到底是否应该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内?);3、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约几十个)、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约几十个)、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约几十个)和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约几十个);4、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者: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抱歉,我实在是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统计这一数字,只是大概估计一下,请多海涵:少则几十个,多则几百个);5、规章的制定者: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约几十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约几十个)、省级人民政府(约几十个)、副省级人民政府(约几十个)。以上各项合计:约几百个。
     
      在中国辽阔广袤的大地上,星罗棋布着几百个名正言顺的立法主体。至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立法者——在事实上制定各种规则(学界美其名曰:行政规范性文件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约束百姓的官府(包括上述以外所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那可就多了去了,大略推测,要以万甚至十万为单位来计量。多乎哉?有人答曰:不多也!而愚以为:不是多也,而是太多也!简直就是泛滥成灾!
     
      不加约束和限制的可以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的公法主体,就是中国第一公害!!!
     
      在一个法制(注意:不是法治。在此处是指制度,而不是指治理)统一的国家里,最忌讳、应力戒的就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中国的一个省(也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同。主要指地域和人口)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或一个普通国家。因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而将立法权授予省,大致说得过去。但是,狭义的设区的市,则不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在一省之内狭义的设区的市之间的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也必然十分有限。这就是否定将立法权下放至狭义的设区的市的最根本的理由。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交融,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必将受到挑战和否定。
     
      盛产土皇上,这是中国的一项历史久远的传统特色。不要说县太爷,就是村长、保长,也敢在事实上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在自己的辖区内,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中国就是由大大小小、层层级级的人口和面积不等的在无数土皇上统治下的区域所构成的社会。
     
      权力就是制度化的力量,就是合法的暴力。权力,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因为权力可以甚至必然会异化为掌权者的私利。扩权、增权、抢权,这就是掌权者的思维逻辑。
     
      这个世界并不是掌权者一家唱独角戏的天下。不掌权者的力量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一定会潜滋暗长。掌权者与不掌权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论掌权者好恶与否,放权、减权、让权,这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这一修改,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典型的反动!是标准的恶法!!!
     
      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赠与今日中国的立法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且慢!似乎、好像、可能、也许、大概是遗漏了本省、自治区的地方规章(由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吧???在中国这个权力型社会里,可谓是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俗语: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的等级远比权力的属性更重要。行政法规的制定者是国务院,省、自治区的地方规章的制定者是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它们的级别均明显高过“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虽然它们只是行政机关,但是,“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也都必须对它们及其作品(即行政法规和省、自治区的地方规章)低首下心、言听计从,断然不敢冒犯——不得“抵触”。
     
      中国官场的这点儿游戏规则,作为身在江湖的立法者本应该门儿清呀!怎么能够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副省级的行政区划与狭义的设区的市之间不存在上下直接管辖关系的话,那么也就将不存在狭义的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副省级的地方性法规和副省级的地方规章相抵触的问题。
     
      “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请问:这其中的“等”字,到底是等内等(即仅限于前述各项),还是等外等(即不限于前述各项)?如果是等外等的话,那么前面列举的事项也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进而可以理解为:所有方面的事项。
     
      “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其中的“批准后施行”,其实就是批准后生效的意思,也就是:不批准,则不生效。换言之:“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并没有独立、完整、自主的享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
     
      “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起始时间如何计算?如果超期未批准(不是指不批准,而是指未置可否),算不算是不作为?该当如何?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好一个“作出处理决定”,怎么“处理”呀?是不是应该为其不怕硬、敢碰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颁发奖状或锦旗(最好还要有物质奖励)呀?本法根本就没有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即使是真的出现了抵触的话,又能奈其何?这就是本法所创造的天大笑话!
     
      这个“婆婆”可真是不好当呀!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要想发现其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当然不应该遗漏: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前提条件应该是:精通、谙熟上述全部规范的全部内容!!!这是何等工作量所能够支撑的???
     
      这明显是要累死人的节奏呀!由此便不难想象,所谓的“审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今日中国之法律,很容易忽悠外行,但却很难忽悠内行。
     
      较大的市,这个名称虽然十分蹩脚,但却不仅是客观事实的如实反映,而且还具有非常实用的现实价值。这一称谓当然不应该被驱逐出本法(除非能够用一个更加合理的词汇取而代之)。较大的市与狭义的设区的市,应该区别,也应该共存。当然不应该由“设区的市”涵盖较大的市。
     
      本项修改增加的第四款内容,就“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而言,明显是“斩监候”的节奏。行使此项权力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居然还要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斟酌确定。请问:到底是每一个“设区的市”逐一确定,还是全省、自治区所有“设区的市”一次性全部确定?能否长时间甚至无限期对某个“设区的市”或全部“设区的市”不做确定?这明显是半截子工程!本法经本次修改后授予狭义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权,更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不仅不经批准不能生效,更要命的是:什么时候能够行使此项权力,这一问题的解决居然还操纵在别人的手中。古训: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本法在授予狭义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这一问题上,犹犹豫豫、磨磨唧唧,闪烁其词、吞吞吐吐,欲予又止、半推半就。一方面明文规定授权,可是另一方面又设置重重障碍,居然就“立法需求、立法能力”这样根本性、决定性、基础性、前置性的问题还要在已经授权之后再经过具体的“考虑”才能确定,实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请看:可不是只有一个“婆婆”,“公公”居然还另有“侧室”。立法机关——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居然还要向行政机关——国务院去请安、问好。实在是没有办法,谁让人家“姨太太”的辈分就是高呢。
     
      自治州的级别相当于狭义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规权不同于自治州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恰如自治区制定地方性法规权不同于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
     
      请问:自本法本次修改施行之后,较大的市(即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请看:这就是“较大的市”这个词汇最明显、最直观的好处——简练)还能否继续就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难到言外之意是:收缩了其立法权限,从无限制事项削减为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难道那个“等”字是等内等吗?如果是等内等的“等”字的话,那就完全属多余,可以省略。
     
      三十二、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增加两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解读:
     
      好一个”其他事项“,请不要搞错: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可以就无限制事项(当然是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的事项)进行立法,而”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则只能就本法本次修改上一项中的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内的事项进行立法。它们怎么能够在”其他事项“这一问题上等量齐观、并驾齐驱呢?虽然有后面增加的第三款来为此打补丁、打圆场,但是,从法律表述的严谨性和精当性的要求来看,这一表述仍然是明显不妥的。
     
      ”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其中的”国家“二字,纯属业余、实乃多余,应该删去。之后的”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也同样着实令人捧腹、令人喷饭。在堂堂《立法法》的表述之中,难道法律或行政法规居然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吗?这可是标准的”法盲“言辞呀。
     
      在一些立法事项(即本法本次修改上一项中的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内的事项)尚属空白的情况下,各层级的立法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就好像吃自助餐一样,不论荤素、贵贱、冷热,各位均可随意取用、大饱口福。在这些立法事项上,既无需看别人脸色行事、也无需唯他人马首是瞻,好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既没有长幼尊卑之别,也没有避讳礼让之理,好一幅饕餮盛宴的图景。
     
      ”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请看:说的是多么轻巧呀!请问:谁来发现”相抵触“?谁来判定”相抵触“?如何追究制定机关违法不作为的责任?如果没有相应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这不就是扯淡条款吗!
     
      弱者的人格、身体经常被强者侮辱,但是,弱者的智商、灵魂却不可能被强者侮辱。
     
      ”上位法“,好一个专业名称,应该名词解释。问题是:难道只有地方性法规才有”上位法“吗?难道只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才需要遵守此项规则吗?
     
      ”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好一个”一般“,请问:”一般“以外的——二般——到底是什么呀?如果不能明确的话,那么这一条款就如同放屁。写它何用?不写又会怎样?
     
      法律,不应该是废话集散地。
     
      三十三、将第六十九条改为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经批准后,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解读:
     
      ”报经批准后“,如果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来看,尚未生效。只有”公布“之后,才算生效。如果”公布“之日并非施行之日,那么到了施行之日,才算生效。
     
      应该不会闹出公布之日晚于施行之日的天大笑话吧?各位别笑,这样的笑话还真有,我还真见过,感兴趣者可以参阅拙作《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敬献给九十六周岁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份薄礼——左氏解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三十四、将第七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解读:
     
      ”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中的”自治区“三个字,明显错误,当然应改为:自治地方。业内常识,自治地方共有三级: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硬伤!
     
      是否应该同时在”中国人大网“上刊载?值得讨论。正常的做法当然应该是在自己(即制定者)的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而断然没有道理在别人的网站上予以公布。本法相关规定也没有要求行政法规应该在”中国人大网“上刊载,本条规定也没有要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载,但却要求在”中国人大网“上刊载,实在无趣、着实无理!至于”中国人大网“是否愿意收录,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请注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使用的是”本级“;”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使用的是”本地方“。究竟哪一个是合情合理的?本级,自己的那一级;本地方,自己的地方。前者,只是强调了级别,但却未指出地方。由于同一级别可以有很多地方,因此可以认为是指代不明。后者,虽然强调了地方,但却忽略了级别。由于同一地方可以隶属于很多级别,因此也可以认为是指代不明。在级别不一、地方各异的情况之下,不论是使用”本级“,还是使用”本地方“,均为不妥。
     
      正确的表述分明应该是: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人民代表大会网站。
     
      同理,”本行政区域范围“,也应改为: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行政区域范围。
     
      为了大幅度简洁和凝练,在业界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也可考虑分别改为:各该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各该人民代表大会网站和各该行政区域范围。
     
      三十五、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八十条,第二款修改为:”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解读:
     
      ”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以制定规则的方式来执法,这可真是对丰富和发展执法理念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一位”城管“队员在得知这一创新理论之后,随之问道:老子就是执法人员,老子可不可以一方面抄摊儿(即查抄无照商贩的流动摊位),另一方面给他们(即无照商贩)立规矩呀?众人愕然:哇塞!您好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呦!
     
      请问:如果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那么部门规章就可以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就可以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了吗?真乃咄咄怪事!好一个”依据“,到底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模糊的,还是明确的?能否动不动就拿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依据“来说事儿,拉大旗作虎皮、拿鸡毛当令箭——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这样的”依据“必须交代清楚。
     
      法律可以成为设定规范的”依据“。但是,法律更应该成为为正义撑腰的工具。
     
      到底什么样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可以增加行政机关的权力或者减少行政机关的职责?这可是两个极其重大的宪政法律问题!1、国民(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予夺和义务的增减,事比天大!!!此类立法事项,必须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专属,断然不能允许其他国家机关染指,其中就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2、行政机关乃国之重器,其权力的大小、职责的多少,事比地大!!!此类立法事项,必须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专属,断然不能允许行政机关擅自做主——自我授权。
     
      话又要说回来了:如果既不可以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又不可以增加行政机关的权力或者减少行政机关的职责,那谁还稀罕什么制定规则的权力呀?这就对了!制定规则原本就不应该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的事情!左氏对上述问题的阐释,就是为了要彻底打碎某些人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南柯一梦、黄粱美梦!
     
      三十六、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增加四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解读:
     
      “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请问:应该如何理解其中的“根据”二字?到底是“根据”什么呀?是具体的条款吗?有具体的内容吗?又是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根据”。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百科”一下,查一查目前的四个直辖市是否有下辖的“设区的市”或自治州。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恐怕就是“乌龙”了吧?
     
      “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要避尊者讳——“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请看:其中明确包括“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这一规定显然是说得通的。如果照方抓药、照此办理的话,那么“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规章时,就当然也要避尊者讳,其中就当然也应该包括本省、自治区的地方规章。与此同时,本省、自治区的地方规章也就顺理成章的应该成为“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规章时的“根据”。恐怕第一款的修改洒汤漏水了吧?
     
      请问:“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与 “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如何协调一致?
     
      立法者,请您不要顾头不顾腚。
     
      “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拜托,“制定”可不等于生效。似应改为:在本法本次修改施行之前已经施行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与“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参见本法本次修改第三十一项之内容)相比较,本项修改中“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为什么缺失了“具体步骤”(其他细小区别暂且忽略)?道理何在?
     
      “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其中的“本市”二字,明显不当。应改为:同一设区的市,或各该设区的市。
     
      好一个“同步”。问题是:谁来确定“同步”?这一关键问题不因时间“同步”而得到解决。主体相同,这是需要明示的,而不能用时间“同步”去偷梁换柱。这当然应该是对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义务性规定。
     
      在中国官场上,“设区的市”以上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已经名正言顺的取得了立法权。它们二者之间在立法上的差别,并不十分清晰,社会公众甚至根本就不想去清晰区分——反正都是官老爷、都是大衙门,反正都能发号施令、都能管老百姓,有必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俗语: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设区的市”以上的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而言,本法真可谓是:一碗水端平。恰如父母对待孪生子女一样,老大有什么,老二当然也就有什么,毫无二致。就连开始齐步走的时间都是“同步”的。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这到底是什么荒诞、诡异的逻辑呀???敢问:1、“应当”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判定是否“应当”?2、什么情况就算是条件已经成熟了?是否有客观标准?3、如果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条件不成熟,那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条件就一定成熟吗?谁来打这个保票?既然要考虑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条件是否成熟,那为什么不也考虑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条件是否成熟?二者条件成熟的标准一样吗?如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条件也不成熟的话,那么为什么就可以直眉瞪眼、不管不顾的去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呢?4、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与制定地方性法规,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先”字,到底是与什么进行比较?会不会是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后制定地方性法规呀?为什么就同一事项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后制定地方性法规呢?难道地方政府规章是地方性法规的试验品、实验田吗?先行先试的思路能够运用于此吗?
     
      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以本法所框定的范围为限),重于泰山!怎可玩笑、怎可游戏?条件是否成熟,当然可以决定是否立法,但却绝对不能决定立什么样的法。如果条件不成熟,什么法都不能立。地方性法规是法,地方政府规章也是法;地方性法规不可儿戏,地方政府规章也不可儿戏。地方政府规章不是为地方性法规做试验的、做铺垫的、做嫁衣的,更不是淌雷的、扛雷的、顶雷的。对国民而言,所有的法都应该是神圣的!
     
      法律,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但是,法律绝对应该靠谱儿——不能偏离了法治的航道,不能丧失了法律的精神。
     
      “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真乃笑话!难道规章的精华、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吗?这可真是主动交代、不打自招:原来制定规章的目的就是行政机关自我授权呀!
     
      “应当提请”,拜托,主体到底是谁呀?有没有时间限制呀?该不会是一万年吧?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难道就可以增加制定者及其所属行政机关的权力或者减少制定者及其所属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了吗?看来,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否则的话,本法是不会省略这一内容的(相关规定请参看本法本次修改第三十五项之内容)。
     
      三十七、将第七十六条改为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或者自治州州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解读:
     
      “市长”,包括直辖市的市长、较大的市的市长和狭义的设区的市的市长。
     
      三十八、将第七十七条改为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第二款修改为:“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解读:
     
      俗语:谁的孩子,谁抱走。既然国务院公报与部门公报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那么部门规章就当然只能刊载于本部门公报,而断然没有道理刊载于国务院公报或也同时刊载于国务院公报。如果某部门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的话,那么是可以刊载于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办)的,否则的话,当然应该刊载于自己的官方网站。
     
      “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其中的“本级”二字,指代不明。似应改为:各该人民政府公报。
     
      一个狭义的设区的市或自治州,仅仅是司局级单位,其制定的规章却要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部级主办)上刊载,大马拉小车,实属不当。地方政府当然也应该开办自己的官方网站,其制定的规章当然应该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刊载。
     
      刊载的媒介,当然应该与规则的制定者的身份、地位严格一一对应。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能够让本法给弄的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三十九、将第五章的章名修改为“适用与备案审查”。
     
      解读:
     
      将“备案”改为“备案审查”,纯属多余!难道备案还能不包括审查吗?没有审查的备案,那不就是存档嘛!
     
      四十、将第八十条改为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解读:
     
      较大的市的级别肯定高于狭义的设区的市的级别,但是,如果此二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较大的市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狭义的设区的市制定的规章的问题。
     
      “高于”的前提是: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否则的话,无法进行比较。
     
      四十一、将第八十九条改为第九十八条,第二项修改为:“(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三项修改为:“(三)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第四项修改为:“(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项修改为:“(五)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经济特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解读:
     
      请问:“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本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呀?在报送备案这一问题上,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仅仅就是“二传手”吗?
     
      增加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的内容,请问:到底是要求说明什么情况?总不会是作出了什么或哪些变通的情况吧?接受备案、进行审查的人员都应该长着眼睛吧,难道不会自己看吗?难道自己看不出来吗?如果做出的情况说明不准确、不清晰、不完整的话,那可怎么办呀?纯属画蛇添足!对第五项修改的解读与此相同。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奇怪!按照本法之前的逻辑,部门规章为什么不也应该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呢?
     
      备案,目的简单明确:审查。当然是事后审查,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审查。报送备案的确定,应该遵循上下紧邻关系的原则,现梳理如下:1、法律,根本就不存在备案的问题;2、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3、地方性法规,其中的省一级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注意:当然不应该同时报国务院备案);其中的较大的市一级和狭义的设区的市一级(说明:广义的设区的市包括直辖市、较大的市和狭义的设区的市,其实是一种荒诞、无用、无益的概念,应该废除。所以就应该只有狭义的设区的市这一个概念,因此,完全可以取消“狭义的”这一修饰限定词,而直呼——设区的市。本文完全是为了与本法中出现的滑稽可笑的包括较大的市和狭义的设区的市的“设区的市”进行区别,才不得已使用狭义的设区的市这一拗口的表述)地方性法规,报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请注意:较大的市与狭义的设区的市之间不是上下隶属关系);4、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分别报各自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5、行政规章,其中的部门规章,报国务院备案(注意:无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其中的地方政府规章,只需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可。
     
      备案,切忌交叉和重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本级政府,所以前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审查后者,但是,某级政府却断然没有理由去审查下一级甚至下几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级(最高级除外)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应该不受到审查,所以,上一级(而不是上几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审查下一级(而不是下几级)人民代表大会。目前还没有什么主体可以去审查最高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应该只受到产生它的本级(而不是上一级甚至上几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查,但却断然没有理由也受到上一级甚至上几级政府的审查;政府(仅限于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当然、自然应该只受到产生它的政府的审查。
     
      以上所述,就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最最基本的纲常伦理关系。
     
      四十二、将第九十条改为第九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解读: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其中的“有关的”三个字,指代不明,纯属多余,应删去。请参看本法本次修改的下一项内容,其表述就是“专门委员会”,就没有“有关的”三个字。
     
      实在是搞笑!都已经“报送备案”了,如果不“进行主动审查”的话,那还能干什么呢?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不会是不审查吧?不会是被动审查吧?请别忘了:本法本次修改第三十九项明确将第五章的章名修改为“适用与备案审查”,而不是修改为:适用与备案、审查,或者适用、备案与审查,或者适用、备案、审查,或者适用与备案与审查。
     
      如果备案就只是意味着存档的话,那与放屁、扯淡何异?用得着存档吗?所有的规则都必须公布天下,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任何人保存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了。
     
      四十三、将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一百条,第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解读:
     
      专门委员会,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则明显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法本次修改将此二者经常置于并列地位,赋予相同职权,值得质疑。试举一例:法律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之一种)与法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之一种),此二者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一样吗?相同吗?对此应该交代清楚。
     
      “在审查、研究中”,纯属不伦不类的表述。“审查”,名正言顺,是法律行为;而“研究”,则不知所云,是法律行为吗?此二者能够相提并论吗?
     
      “研究意见”,这一词汇恐怕应该适用于像左明这样的人,本文似乎可以被称为“研究意见”。
     
      “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纯属表达混乱。之前的表达清晰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为什么非要在此处节外生枝、自乱阵脚?完全没有道理呀!
     
      “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请问:在此处为什么不表述为“召开联合审查、研究会议”呢?为什么非要强调“联合”呢?难道就不可以单干(单独召开审查会议)而不联合吗?在审查时,是否也总是“联合”在一起呢?
     
      “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为什么在此处就没有书面研究意见了呢?
     
      自己非要抽自己,这可怪不得别人呀。
     
      “研究”,那只不过就是行为的表现或样态,而不是行为的本质或属性。可以挂在嘴上,但却不宜写在法律中。也包括所谓的“研究意见”。
     
      奇怪,难道“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本身还不能算是“反馈”吗?还要如何去做才能够算是在“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的同时“并”“反馈”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表达极其混乱,当然应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这至少也能做到前后一致、自我和谐呀。
     
      “经审查、研究认为”,难道不应该包括如何对待和处理制定机关到会所做的情况说明和制定机关所提出的是否修改的意见(其中必然包括解释、说明甚至辩解)的情况在内吗?这算不算是太简单粗暴了呢?
     
      “制定机关不予修改”,这到底是意思表示,还是客观事实呀?是否有期限限制?
     
      “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好家伙!“撤销”什么呀?到底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全部内容,还是仅限于与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那一部分内容?“议案”与“建议”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一样吗?能够相提并论吗?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解读:
     
      “按照规定要求”,拜托!谁的“规定”?什么“规定”?“规定”什么了?
     
      拜托,应该向提出审查建议者反馈并向社会公开的怎么可能会是“审查、研究情况”呢?这算个什么东西呀?提出审查建议者和公众期待的当然是审查的最终结果了。怎么能够拿一个“半成品”去糊弄人呢?
     
      四十五、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解读:
     
      添加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难道是改制了吗?难道在本法制定之后至本法本次修改之前的期间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了吗?居然被划归军事建制了吗?其他警察机构可是标准的行政建制——隶属于国务院。
     
      我相信是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头,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会发生。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不敢相信:本法在制定之时会犯下与如此重大事实明显不符的错误。
     
      可是,事实经常证明:推测、推理往往靠不住。
     
      四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比照适用本决定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解读:
     
      堂而皇之的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忝列于本法之中,这是要意欲何为呀?这明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其实是指业内人士)皆知。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解释”到底应该约束谁?到底在实际上又约束了谁?
     
      “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说的非常好!但是,具体法律、具体条款、具体字句的“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到底是什么呢?在法律字面上肯定没有答案。愚以为: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就应该存在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之中。
     
      “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其中的“应当”二字,这到底是从何说起呀?本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请注意:其中的关键词可是“可以”。在法律之中,在“应当”与“可以”之间,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似应改为: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议案。重要的是:这一行为与“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后所应该做出的正常反应毫不相干呀。“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与“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八杆子也打不着呀。
     
      “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已经通过本法的本次修改而跻身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之列。
     
      这绝对是本法本次修改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的司法机关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气宇轩昂、扬眉吐气的被称为“立法机关”了。
     
      “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比照适用本决定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规定。”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这一内容,怎么能够进入本决定(请注意:本决定可是修改法律的决定)之中呢?怎么能够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请注意:本决定的所有内容都应该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呢?如果确实需要作出涉及这一内容的决定的话,那也一定应该另行做出决定,怎么能够混入本决定之中呢?
     
      好一个《立法法》!倒要请教:到底什么是立法呀?到底谁可以立法呀?本法对此给出了相当明确的答案:凡是本法所规范的相关行为都是立法,凡是本法所规定的相关主体都可以立法。
     
      本法所谓之立法,就是指由在一定级别以上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关所垄断、所分享的旨在约束社会成员行为而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的法律行为。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葩!
     
      结语:
     
      这就是中国的《宪法》之下、万法之上的《立法法》中经修改后的那部分内容。
     
      实在抱歉!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人就不再对拙作《左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也作出相应的修改了。尽管,其中必定是问题多多。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注定会问题多多。
     
      本法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立法主体的格局,酷似当年梁山好汉论资格、排座次的尊卑体系;中国立法行为的态势,酷似当年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饕餮盛宴。
     
      这也就难怪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有眼无珠——“直把杭州作汴州”了:政府,当然可以立法了,难道政府还不应该立法吗?如果政府都不可以立法的话,那还能叫政府吗?左明,你快别捣乱了!你快别扯淡了!
     
      对此,我不仅不会欲哭无泪,反而会泰然处之。因为我深知: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只有当大多数国人与左明的想法和做法比较一致的时候,我眼中的中国法律之怪现状才会成为全民眼中的中国法律之怪现状,中国法律的变革也才会真正开始。我只不过就是经常失眠,比其他国人醒的早一点罢了。我当然愿意把我看到、想到的东西告诉大家伙儿了。
     
      我已经磨练出了一个好性子,我能等,能慢慢等。但我却不会象守株待兔的那个人那样去空等,我会边思索、边写作、边等待。大不了,就是等到花儿都谢了、等到人都死了。可是,我的作品却不会死,我的作品会一直等下去,直到它的内容得到实现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在天堂舒心微笑的。
     
      立法这点儿事儿,让本法给整的实在是有点儿乱。
     
      发现并提出本法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这与意欲制定一部比较合理(反而可以淡化考虑合法与否的问题)、比较完善的《立法法》之间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法律文本的作者,按照法律规定,是不享有着作权的。但是,法律文本却肯定是作品,而且是高级、尖端智力成果。在法律的标题之下,任何起草人(当然是活生生的自然人,当然应该是法律智能精英)都是不能够署名的,因为,法律是国家的作品!!!法律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法律的所有毁誉也都属于国家!
     
      能够让不入流的“北农”的不入流的讲师——左明给打成筛子,我十分好奇、特别有兴趣想知道:中国的法律,到底是由什么自然人起草的呀?到底是由什么自然人审查的呀?到底是由什么自然人审议的呀?到底是由什么自然人通过的呀?这到底是怎样一条完整的“制假贩假”的产业链呀?我可真是服了您们了!
     
      但愿,中国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不要成为全民公敌!中国的规范性文件不要成为国家公害!
     
      左明,你为什么不亲自起草中国法律的草案?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一定是无效劳动。我之所以撰写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完全是因为想要倡导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迥异的工作方法。
     
      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连续两次被婉言谢绝之后,依然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第三次登门诚挚邀请左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总监(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法律顾问)的话,我定当勉为其难、慨然应允。
     
      这不是陶醉的“意淫”,而是庄严的承诺。
     
      我早就事先声明、有言在先:人各有志、人各有路。要我成为国家元首或国家首富,那是对我的侮辱。国家元首或国家首富,对于我而言,轻若鸿毛、不屑挂怀,如浮云、如粪土,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人生目标。
     
      那我为什么今日又要“违背”初心做出上述承诺——去淌世俗世界的这趟浑水呢?很简单:救世情怀。为什么是这个岗位?很简单:天生我才。我根本就没有违背初心,我怎么可能会违背初心呢?我一定会秉持自己的人生准则去降临尘世。
     
      我不满足于认识什么、感悟什么,我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当然,像现在这样生活——不断思索、不停写作,就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十分满足了。我即使是真的能够出任这一公职,也一定是为了奉献,而不是为了索取;是履行承诺、实现理想,而不是享受利益、满足物欲。
     
      中国古训:无欲则刚。无欲,真的可以使人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金刚石。但是,作为生物,作为高级生物,作为迄今为止进化相对最完善的生物,无欲,也便什么都没有了,也便与非生物没有区别了。
     
      我的欲望就是思索(感悟外部世界)和写作(作用外部世界),这才是我的人生主旋律。至于出任以救世为目的的公职,那不过就是人生小插曲罢了。
     
      2017.08.31.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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