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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资本论》读后有感(序言与跋)
发布时间:2017/2/26 18:08:38 作者:左明 点击率[100]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资本论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7年


      《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评》,作者: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6月第1版。
     
      批判是权利(是言论自由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而不问资格。
     
      献  给
     
      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读罢上面的文字,我羞愧难当、黯然神伤!因为我至今尚没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把我的作品献给我的父母、妻女吗?也许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或者他们可能并不认可我的作品的价值。还是献给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吧!当然包括所有的现世之人和未来之人!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行者。
     
      第一版  序  言
     
      《资本论》中译本(版本信息如上所述)共三卷,约一百五十余万字。
     
      《资本论》第一卷(标题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译本正文部分(不包括多篇序言与跋、注释、人名索引、著作索引和名目索引等内容)约六十余万字。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即对《资本论》的题注)中,有这样的表述:“《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四十年(1843—1883)磨一剑,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倾注了马克思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马克思一生著述颇丰(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中马克思的部分就约两千万字),他人生的后四十年(即从二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就是写作的四十年。当然,写作只是他人生的主旋律,期间必然还会穿插学习、研究、生活、活动等等各种事务作为小插曲。
     
      我是从三十五岁(公元2004年)才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写作之旅的,至今我也是拥有数百万文字作品的有身份证的人。我的最长的一篇独立作品(我认为应该被称为“文”,而不应该被称为“书”)的字数(创作部分)约十万字。我不仅没有写过书,而且也很有可能不会去写书——集合、连缀众多组成部分构成同一主题的文字作品。不过,有可能会将众多文章结集成书(肯定是多卷本)。书名都已经设计好了——《左氏文汇》。我的一个人生“小目标”就是:完成一千万字的创作事业。我最近几年(从2013年女儿三岁入托之后)的进展速度是:每年约五十万字,每周约一万字。如果能够保持这一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的话,那么在六十岁左右即可达成目标。我希望我能够活到八十岁,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
     
      作品,不应该是文字的堆砌,而应该是思想的闪光。我不是写作机器,而是思维动物。
     
      我并不是编纂或虚构故事的高人,我的作品都是非文学类作品、非叙述类作品。那为什么我还能够高产且稳产?我并不占有无限丰富的文献资料,更不屑于将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简单甚至直接的“转化”为自己的作品。我是拥有无穷无尽的理性思索之人。
     
      创作有限度,批判无止境。
     
      天生我才,刚好有用——能用、可用、够用。
     
      阻挡我前进的只有——时间!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中,再有这样的表述:“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一个二十五岁的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经济学,此前其学习的专业是法学和哲学。如何研究科学(此处仅指社会科学)?无他,唯阅读而!看书,这谁不会呀!这谁没干过呀!且慢!不同的大脑的看书的结果,一定会截然不同!!!结论很清晰: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切密码、秘密、秘诀,尽在各不相同的大脑。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中,复有这样的表述:“他(即马克思——笔者注)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左明凡是细致、认真的研究任何一篇感兴趣的文献的目的,都是要写一篇与之对应的批判或表达不同声音的作品。我对历史或现实进行批判或表达不同声音的目的,不是功利的——没有利益动机,仅仅是因为思维或思维交锋本身就足以能够给我带来愉悦。因此,思维或思维交锋本身就是我的思维或思维交锋活动的全部目的。我看重思维,而看淡思维之外,我对思维指引之下的行动不感兴趣。如果思维不算行动的话,那么我的行动几乎就仅限于维持生命继续运行。
     
      知难行易!想不到,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除非抬杠:瞎猫也可以撞上死耗子。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中,还有这样的表述:“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马克思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马克思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学者,虽有博士头衔,但却没有教授职位,没有办法去申请科研课题和科研经费。也不知道马克思数以千万计的文字的稿酬几何?谁也不是傻子,马克思能够以如此的方式长期同时维持生活和开展工作,自然会有一番道理和一定条件。
     
      在向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马克思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的同时,有一个结论依稀浮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开支与研究成果质量的关系,十分模糊。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中,又有这样的表述:“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生活境遇不佳,也许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自己工作状态,却是可以自主选择的。我困惑的是:是否只有“长期过度劳累”,才会缔造丰功伟业?跑得快,但却跑的时间短;跑得慢,但却跑的时间长。孰优孰劣、何去何从,自有公论。
     
      在该书的第一个注释中,另有这样的表述:“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即指马克思——笔者注,下同)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请看:这就是说话、行文的“艺术性”,生生把“天下文章一大抄”给美化成为“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在下钦佩之至!
     
      在学术领域里,数量与质量,没有相关关系。
     
      一般的书,更像是一个信息大杂烩、一个文字集中营。如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话,是不可能形成一本书的,一定是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或主题,才有可能会拼凑成一本书。
     
      《资本论》,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书,是不折不扣的卤水大拼盘——文献综述兼资料汇编。但愿,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作者自己的独到的思想!
     
      在学术领域里,我是绝对不屑于去从事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工作(我无意否定这些工作的自身价值——截然不同于原创的价值)的。如果没有自己的独到的思想的话,我会保持沉默!我不会有文字产生!拾人牙慧,宁死不从!
     
      不重复,如果连这一最最起码的原则都不能确立、不能遵守的话,那么学术就无异于玩笑。
     
      与马克思自己的最初的宏大计划相比较,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绝大多数的长篇大论而言,虎头蛇尾、前精后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宏大的计划是否完成(《红楼梦》就不完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更在乎的是:已经完成的部分是否足够精彩。
     
      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官方书报检查制度,也不知道扼杀了多少优秀的思想。新生与扼杀进行着反复的较量,直到扼杀的铡刀崩裂、卷刃,人类的普遍认知就又更上层楼了。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杂事缠身、心有旁骛之人,怎么可能会去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的从事科学研究事业呢?
     
      有很多作者在完成了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之后会有精疲力竭、如释重负之感。我却不会有也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愚以为:写作(文字创作而非文字搬家),酷似行路(或进食),那是漫长的伴随一生的崇高事业,只能细水长流、源源不断,而无法集约、集合完成(其实,我真的很想一下子把一辈子的饭都吃完,而再也不用天天吃饭了。吃饭,是一件与我的人生追求相去甚远之事)。只有在短时间内飞跑狂奔(或暴饮暴食),才会产生过度劳累甚至不堪重负之感。和时间赛跑,那是承担任务或肩负使命并对任务或使命尽职尽责、竭忠尽智之人的一种状态。而对我这个淡泊名利、笑看人生之人而言,那又何必呢?
     
      又有谁真的能够跑赢时间呢?
     
      我的生活、生命状态就是:走了一天,又走一天;吃了一顿,又吃一顿;写了一篇,又写一篇。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息——直至生命的终结。
     
      我“写”(其实是用键盘打字)下上面这段文字的时间是: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的上午八点三十八分。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腊月三十(即一年的最后一天——除夕)。
     
      一年过去,意味着地球围绕着太阳又公转了一圈。天体的运行也是:转了一圈,又转一圈。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能够大幅度修改自己的作品,一定是作者的思想又进步了(而不太可能是退步了)。但是,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所能够完成或实现的。能够发现自己作品的幼稚和不成熟,真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前书的读者”,明显用词不当,当然应改为:读者。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太多的学术作品,都愿意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这是一种体制的弊病。作者也许是好心:总担心读者不知道背景情况,于是总要“痛说革命家史”。毫无疑问:这样做会给那些早已对“革命家史”了如指掌之人,带来极大的不便。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好似“注水肉”一样,大幅度降低作品的整体学术水准。因此,愚以为:应该借鉴电影分级制度(精神内涵而非具体做法)而建立学术分级制度!内容要旨如下:读者,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学术储备条件的不同表现方式的学术作品去阅读;作者和出版者,则应该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条件和要求,去撰写和发表不同内容的学术作品。顶尖级别的学术作品,就再也不要凡事都从头说起了,只需表明创新或不同部分的内容即可。
     
      差异,是学术的生命所在!!!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未知,会制造困难,也会产生好奇。中国俗语: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难与不难,都是相对的。大自然所缔造的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种状况都会出现各有不同的难与不难。第一次,往往会形成一个难关,但通常只是心理作用使然。因为,第一次的结果通常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万事开头难”这一中国俗语,很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对于一件事而言,会与不会,开头很重要;而精与不精,则开头很不重要。
     
      如果该书第一章真的如该书作者自己所言是“最难理解”的部分的话,那么能够读懂、读通、读透这一章,似乎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换言之,如果能够搞定这一章,该书的其他部分也就不在话下了。第一章就算是“最难理解”的部分,也与“万事开头难”这一中国俗语的本意,没有任何关系。
     
      通俗易懂,显然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普通读者,这似乎并不应该是学术作品的追求。故作深沉高雅、有意艰深晦涩,无疑是为了故弄玄虚、卖弄炫耀,这就更是背离学术的宗旨。不俗不雅、中正平和、精确简练,这恐怕才是学术表达的基本要求。
     
      既然“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那么人类智慧又何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的探讨呢?那么又何谈什么“并未得到什么结果”呢?
     
      怪哉!“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其中又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在反讽吗?这有反讽的价值吗?
     
      又是奇葩逻辑:“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这分明是宏观易于微观的思路。请不要“顺理成章”的认为:研究傻瓜比研究智者更容易。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功效确实不大。但是,代替它们的却绝对不是什么“抽象力”(顺便说一句:自然科学研究对抽象力的要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会弱于社会科学研究),而应该是身临其境、亲身体验。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无法从事试探性(或曰:试错性)的实验活动,但是,每一次、每一个真实的社会活动其实也都可以被看成是试探性(或曰:试错性)的实验活动,只是这样的活动是不能够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把控的、所操纵的。于是,分析、归纳、总结所有这样的活动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会受到社会实践活动的极大局限。
     
      琐事,一般而言,不是指细致或繁琐之事,而是指价值或意义不大之事。
     
      宏观与微观,没有相互鄙视或嘲笑的道理。治大国与烹小鲜、一家事与天下事,也是同理。
     
      学术术语,当然是创造的产物,当然需要创造。术语的本质不过就是:准确的凝练表达罢了。为了创造而创造(即创造术语是目的而非手段),这又是另一种学术误区。特别是当创造的产物——术语是无聊的、无趣的、无谓的、无味的的(就应该是两个“的”字相连)时候。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前文已述,难与不难,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每一位“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例如在下)都要亲自阅读体验一番,才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毫无疑问,“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不太可能是现实世界,而更有可能是人造的实验室。
     
      所谓的“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其实质就是:尽可能简化因果关系,尽可能排除过多的可能产生结果的原因,从而使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生产方式,简单而又清晰,为什么非要在之前冠以“资本主义”的帽子呢?能够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研究清楚就已经功德圆满了,是否去起一个学术化的名字,确实不太重要。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是标准的经济学的范畴,而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则有可能是跨越多种界别学科的活动。
     
      客观而言,在当时条件下,英国并不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而应该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先进(甚至是——最先进)的典型地点。这一点至关重要!
     
      “伪善”也好,“乐观”也罢,这些都是读者“入境”(进入作品所营造的意境)之后的主观情绪的表现。这些都不应该是学术作品的观后感觉。学术,是冰冷而无色的;阅读学术作品,也应该是沉静而木然的。
     
      学术,因为足够客观,因此也就足够无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我很怀疑:生产的自然规律能否引起社会对抗?换言之:引起社会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如果没有了生产——特别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难道就没有了社会对抗吗?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规律本身和这些“正在实现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如何表述?
     
      更年期只是青春期“未来的景象”。多么朴实,又是多么正确的大实话呀!因此,傻子都会明白:发达国家只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景象”。对此,不知是否有人还会去抬杠?甚至执拗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未来的景象”。俄国的列宁先生可能就对此不以为然,振振有词的认为:别看我们(即俄国)只是青春少年,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超过那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叔叔、阿姨(如英国、法国),提前到达绝精期或绝经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晚期和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早期)。这明显是悖逆天理、大逆不道的节奏呀!时间是线性存在的。人的发展是线性的,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也应该是线性的吗?
     
      至少从以上的文字表述可以得知:马克思的头脑还是清醒而理智的。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请问:现实中的工厂法能够起到劳资双方相互抗衡的作用吗?再请问:在现实中真的能够起到劳资双方相互抗衡作用的工厂法又是如何得以诞生的呢?这样的法律是想来就来、想有就有的吗?问题是:法律又是什么的产物呢?请千万不要把法律的内容想象成为与法律的名称一样美妙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与法律的内容几乎总是脱节的法律的实际效果了。
     
      中国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错:成长是烦恼,不成长也是烦恼。中国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恐怕只有逃离今生,才不会继续烦恼。烦恼,不可能阻挡成长。同理,烦恼,也不可能拒绝死亡。
     
      人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既有财产,也有债务,一定是概括性的继承,而非选择性的继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一种取向,更需要一段过程。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可能已经逝去的生命的身上的血液。人类不竭传承的又岂止是血脉呢?不限于苦与乐,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昨天的一切!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当时的“社会统计”是由谁完成的?如果与事实相比较的话,可信度需要打几折?贫乏的到底是“社会统计”的对象,还是“社会统计”本身?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书斋里的人,通常也只能是通过传来的“二手信息”去了解社会、认知世界。学术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去生产、加工、制造客观信息,而是要通过复杂的思维活动去生成新的智识。记述、记录、记载客观或既有信息的活动,不是学术活动的核心。
     
      请看:当时的英国简直就是天上人间、人间天堂!制度尽善尽美、人员尽职尽责。怎么能够说这是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就是源自于少见多怪!当人们习惯于在假相中生活的时候,一旦假相被揭露,怎么可能会不“大吃一惊”呢?假相,一定是人为制造的,是那些有能力制造并维护假相之人制造并维护的。假相的死敌是真相,一旦真相被披露,假相便无地自容了。但是,真相大白于天下、了然于人心绝非易事,真相与假相的较量,不是以真假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胜负的,而是以真假各方的综合实力判断输赢的。
     
      作为国家或社会的自我欺骗,请不要误会,其中的“自我”是指欺骗者,而不是指被欺骗者。这个世界还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欺骗,所有的欺骗都是指向他人的。所谓的自欺欺人,其实是指欺骗自己人和他人,而不是指欺骗自己和他人。或者说:某种行为因某种原因在客观上产生了欺骗自己的结果,但是,其初衷却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欺骗自己。自我宣称: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永远十八岁,这可不能算是自我欺骗,这不过就是自我心理暗示罢了。否认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回避或逃避什么,而与自我欺骗无关。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与其说是“欺骗自己”,倒不如说是麻醉自己。中国古语:借酒浇愁愁更愁。麻醉之下的解脱只是虚幻、虚假的解脱。
     
      请问: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与当时的欧洲中产阶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十九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又与当时的欧洲工人阶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难道都是“敲起了警钟”的关系吗?这到底是谁给谁敲起了什么警钟呀?这得是何等奇绝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呀!马克思真是太有才了!
     
      请问:英国的变革的性质、内容到底是什么呀?方向、目标到底是什么呀?
     
      变革的形式或残酷、或人道,到底是谁对谁残酷或人道呢?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还是他们相互之间彼此彼此呢?如果“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是一个未知数或不确定数的话,那么变革是否都能够发生并展开呢?
     
      变革的主体(或曰:主导者)到底是谁呀?难道是“现在的统治阶级”吗?难道是“现在的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双方联袂领衔主演吗?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事关给变革命名的大计。
     
      所谓的“高尚的动机”,又是指什么呢?这与社会发展之间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人类社会难道是依靠着“高尚的动机”不断前行的吗?
     
      如果真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了的话,那么所谓的变革是否就已经取得圆满成功了呢?
     
      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某个问题的历史、内容和结果,这应该成为学术作品的大忌!!!创新(其中必然包括评判、批评、批判)应该是学术作品的灵魂。
     
      个人作为学习的主体,不成问题。至于国家是否能够作为学习的主体,那是由国家的操控者所决定的。
     
      我必须向马克思的如下表述致敬!!!“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但是,令我万思不得其解的是:马、恩、列、斯、毛等人,分明已经探索、发现、认知、意识、接受到了社会发展的一些自身规律,但却为什么还都不满足于“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非要一意孤行、孤注一掷——痴心妄想、狂人做梦去“跳过”或“用法令取消”社会的发展阶段?????????非要从各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级阶段(例如马、恩时代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例如列、斯时代的俄国),甚至是封建主义社会阶段(例如毛时代的中国等国家)直接飞向(具体表现为:巴黎公社、共产国际、十月革命、中国内战等等)本应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他们的脑子集体进水了吗?非也!我从不怀疑他们已经领悟了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的真谛,我开始质疑他们逆天行动的真实动机!!!他们绝对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绝世高手!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应该用什么颜色去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当然应该用本色而不是任何主观色彩去描绘。本真,对于意欲追求本真之人不应该产生任何误会。
     
      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人的道德、情感、脾气、秉性等等主观因素都是被过滤掉的。但是,人的自利本性,则是经济学的最最基本的前设条件。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怎么可能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呢?分明应该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也只有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其他任何生物或非生物的历史,则都不是由自己创造的。尽管,人类自身不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的奇绝的主观意志,决定了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命运。当然,在更宏大的背景之下,人类不过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制于大自然的历史过程。我在得出上述不同结论的时候,已经交代清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
     
      毫无疑问:任何个人都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相反,自然和社会却绝对不会是任何个人的产物。尽管,个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程度不同的影响或反作用于自然和社会。
     
      我本人就是一个试图在主观上超脱各种世俗关系之人,其本质就是:从物质升华到精神。我努力争取做到目中无物,心唯精神。只有精神,才是人的本质。谦抑物质,激扬精神(更通俗的表达就是:生活简单,思想丰富),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我是一个精神动物。
     
      免俗,谈何容易!如果不能斩断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免俗。我身边的俗人,早已经对我十分的不满甚至是厌恶、气愤了。我根本就不想冒犯谁、得罪谁,但是,我的追求注定使我会冒犯、得罪他人。
     
      我的所思所想支配下的所作所为,就是我对于社会、对于他人的反作用。我当然会有如下的祈愿(其实是奢望):愿普天之下的人都能够象左明一样(本质相同,而非形式一致)!但愿这只是时间问题。倒不是时间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时间能够让所有的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
     
      我的观点是:个人绝对、必须要对自己、对社会负责。既有生前的责任(实际责任),也包括身后的责任(名义责任)。责任,是社会动物的基本属性。绝对不能允许、不能同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自然或社会。个人负责的范围,当然仅限于其实际影响的范围、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当然无需对太阳黑子负责。如果没有了包括对个人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在内的评价所依据的价值体系,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就彻底崩塌了。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请问诸位:“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到底都包括一些什么呀(当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在下尝试回答如下:1、权力。权力可以扭曲一切;2、金钱。金钱可以腐蚀众生;3、情感。情感是理智的天敌;4、智能。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瓷器活。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其实也包括任何其他科学领域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和“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是普遍而一般的存在于世人之心的,也自然就包括存在于政客、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工作者之心。但愿: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能够不把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不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但极为不幸的是:现实与愿望总是存在较大差距。至少马克思的表现就是典型的——心口不一、口是心非。马克思自己就是某种利益(尽管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赤裸裸的响当当的代言人。当在某种作品里充斥着表现“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和代表任何“利益的复仇女神”之类内容这样的文字时,就已经与科学研究、与学术无关了。
     
      仗义执言、抱打不平、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这些都已经深深的陷入到情感与利益的漩涡之中了。
     
      潮流浩荡,不可阻挡。但是,“传统的财产关系”、“现有的劳资关系”以及“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到底是什么情况呀?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和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还有马克思,均对此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所有的变革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不是权力遮掩得了的,也不是瞬间就会出现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清醒的意识到: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在中译本中,“卷”与“册”的指代不够清晰、明确,甚至发生混乱。事实是:《资本论》(精装本而非平装本)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各只有一册。被马克思称为“理论史”的部分,以《剩余价值学说史》(奇葩的是:竟然还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名并行出版)为名(而不是以《资本论》为名)另行出版。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可惜:我的文字迟到了一百五十年。可喜:从今往后,人们可以同时看到马克思的作品和左明的不同意见。我们二人各自是否科学,自有公论。
     
      最尴尬也最无奈的莫过于:写你的文字,但却无人理睬!无人评说!!人们没有意愿、没有兴趣去阅读你的文字。至今,我还没有资格说:欢迎批评。而对于可能存在的对我的作品的偏见,我可是不屑一顾的,根本不存在是否让步的问题。与偏见较劲,不是偏见者而是较劲者的脑子出了问题。
     
      人们的关注或评价的程度,也许是价值的尺度,但却未必是真理的坐标。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5日于北京
     
      第二版  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修订再版,是作者自我完善的一种追求。文学作品(其实也应该包括史学作品),似乎是不存在修订问题的,一部小说写的不够满意或者遭到读者的非议,难道还要再写一遍吗?艺术,会有遗憾,而科学,则无所谓完美。
     
      我是绝对不会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任何旨在提升内涵的后续修改的,哪怕是自己发现了或承认了(经别人发现并指出)自己作品的不足或错误。
     
      中国古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误,才真实;无错误,太虚假。中国另有古训: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愚以为:这句话可以不适用于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的指向是真理,一个人没有发现真理或者发现的不是真理,真的并不可怕,更不是罪错,丝毫也不会妨碍(在公正合理的学术秩序之下)别人去发现真理。如果是自己之后又发现了真理,则完全可以另文表达,而大可不必还要依托、依附原先没有发现真理的旧作。被自己或者别人已经碾碎的瓷器,就没有必要修复还原了。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关于该书的实质内容,容在下在之后的正文部分再去评说。
     
      作品的著作权人(当然应该仅限于作者)应该清晰明确。作者,要么是一人,要么是多人(合作作品)。我强烈反对将他人具体、详尽的意见或建议直接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而又将他人排斥于作者之外的做法!!!
     
      修订再版,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原因。适应时代变迁、增添新鲜素材等等,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旧作本身存在重大的实质性缺陷也要修订再版的话,那恐怕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吧?至少读者会合乎情理的推测:修订版本是否也同样会存在重大的实质性缺陷呢?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不错,对作品仅仅是在修辞上进行修改,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此种情况恐怕不宜被称作修订再版吧?
     
      我的作品在完成之后、发表之前,我也一定会比较仔细、比较认真的进行审阅(有时还不止一次),希望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自我审阅不同于创作,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字或修辞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审阅所花费的时间(作品的字数是客观存在的)也相当可观。
     
      世上永远没有完美,我肯定做不到完美,也不追求完美。与其枉费心机去追求完美,还不如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之中。
     
      时间是公平的,时间成为了丈量一切的终极标尺。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我绝对怀疑《资本论》能够在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请思考:《资本论》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能够在德国、在中国、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吗?事实最多、也最有可能就是:《资本论》最通俗化、最世俗化的内容梗概,在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内有可能得到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一知半解的理解。
     
      也许更大的事实则是:被有意曲解、被为我所用支配下的《资本论》的教条,得到了广为传播。敢问天下:世间有几个人真正阅读过《资本论》?
     
      《资本论》,往低了说,是科普读物;往高了说,是学术专著。既不是言情小说,也不是武侠小说,更不是“逗你玩儿”的世俗笑料作品,怎么可能会得到一百五十年前德国社会的下层——无产阶级的普遍理解呢?没有道理呀!
     
      创作,还远远不值得引以为傲。只有那些有真正价值的创作,才是人生辉煌的标志!
     
      在经济方面,也许存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但是,在经济学方面,则绝对不存在什么阶级的立场问题!可以有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学,但却不会有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学。但愿,马克思能够把这一问题搞搞清楚。
     
      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到底是在有教养的阶级中,还是在工人阶级中,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必抬杠,事实为凭。中国古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又何来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呢?
     
      拿鸡毛当令箭,拿一个工厂主的话当“圣旨”,马克思这是在公然无视事实去挑战人类的基本常识!!!但愿,不是也不可能是在挑战阅读《资本论》读者的智商。
     
      把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视为德国的“世袭财产”,是不是自我感觉也太过良好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能够对这一问题给出最恰当的答案。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一种科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仅不是初始自生的,而且一直不能够后续自生,一直需要仰仗外来,这明显是食洋不化、力不从心的节奏。
     
      不难看出: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远不够充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远不够稳固。如果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话,那么脱离了这一条件,与之对应的经济科学的确无法生存。同理,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作支撑,那么与之对应的法律科学也一定是无法生存的。今日之中国,空谈、奢谈法治,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呀!以此类推,其他社会科学亦然。
     
      模仿造句:汽车作为成品从工业化国家输入,农业化国家的汽车研发者(而不是指按图索骥、照方抓药的生产者)一直是学生。继续模仿造句:法治国家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和理论在现实上的表现,在专制国家的执政者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封建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歪曲了。这,就是先进与后进的差距。
     
      如果一位科学工作者能够在科学上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令人尊敬的!中国的可笑现实则是:科学研究不要太简单,所有的科研工作者只要肯于花时间、花钞票,不计其数的科研成果就可以手到擒来。所有的科研工作者的职称、级别,都是由不计其数的科研成果换来的。中国的所谓的科研成果,已经沦落为扯淡的同义语了。
     
      中国大量的所谓的科研工作者在一个实际上并不精通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专家、学者,却丝毫也没有不安的意识,反而把自己的学衔、职称看的无比崇高和神圣:我可不是凡夫俗子,我可是堂堂博士、教授。当然,他们一定会极力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装饰。
     
      中国的学界、学人奉行的游戏规则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只要是能够抄的巧、抄的妙,就是个中高手、就是优秀人才。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看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欺诈。这未免也太失之偏颇了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欺诈,甚至是存在大量的欺诈,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是,却绝对不能因此而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欺诈的结论。活生生、好端端的海量物质财富就静悄悄、赤裸裸的躺在那里,谁能否定?
     
      如果没有研究对象,自然也就无法开展研究活动。有趣的问题是:又不是法官断案、官员执法,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公正无私”的开展吗?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开展的利益分配活动,的确需要遵守“公正无私”的原则,至少应该在表面上。
     
      中立客观,这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不错,几乎所有专家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凡是入世的专家,就已经不可能会是、不可能做到中立客观了。这就是学术的最大悲哀所在!!!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落入凡尘的法官,怎么可能会成为公正无私的守护神呢?
     
      前文已述,可以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却不应该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这怎么能够成为判断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分水岭或科学属性的度量衡呢?这分明是主义之争(或曰:观点之争),而根本就不是利益之争(或曰:阶级之争)。“绝对的最后的形式”,这话说的也太满了吧?这也太缺乏想象力和预见力了吧?
     
      请问: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常态表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爆发式,还是潜伏式?还是其他什么形式?再要请教:所谓的阶级斗争是科学吗?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吗?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请问:“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是什么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时期,又是什么时期?一门并非关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与阶级斗争是否发展的时期又有何关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可能会有古典与现代之别,但是,会有国家的区别吗?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在原则、原理等核心内容方面会有本质差异吗?
     
      中国对某种学者有这样一个溢美之词——集大成者。在我看来,不过就是编辑高手罢了。
     
      所谓的阶级,不过就是人群的一种划分方式和结果而已。阶级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自然反应、必然产物。请联想中国古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阶级现象就已经存在,凡是头脑清醒之人就已经意识。不妨让“央视”记者也去随机采访路人,请问:您是什么(或曰:哪个)阶级(恰如总是去问:您幸福吗?您为谁辛苦为谁忙?“央视”领导真是太有才了!!!)?也许某人会迟疑、困惑片刻,但很快就会脱口而出:我当然是无产阶级了(有产阶级通常不会在马路上悠哉散步或行色匆匆)!当今社会所流行的对阶级的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式的划分,其实是相当贫乏、苍白的。
     
      在阶级利益之间(当然是指——不同的——阶级,这样的“废话”——多余的修饰限定词,当然可以也应该省略),有对立吗?这个,当然可以有!差异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对立(其中就包括利益的对立)。请联想:在兄弟姐妹之间有利益对立吗?凡是有相关生活经验之人,都心知肚明。众人皆知:兄弟姐妹之间可不是阶级划分之下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在此处看似漫不经心的突出阶级对立,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利润与地租之间,有对立吗?这个,当然可以有!但是,此二者之间的对立所折射的却不是某些人所意欲指向、渲染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对立的阶级。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同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在本质上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天哪!难道李嘉图所研究的上述诸种对立不是并且不应该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吗?难道是李嘉图太“天真”了吗?那么如果不“天真”的话,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为什么马克思总是喜欢用资产阶级来修饰限定经济科学呢?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使然吧?由此观之,无产阶级的数学乃至任何科学与资产阶级的数学乃至任何科学,当然应该都是势不两立、大相径庭的了!!!
     
      科学,无极限;但是,人类的认识(包括对科学的认识),却是有极限的。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极限的挑战,也是无止境的(当然会止于人类灭绝)。没有哪一项人类所创造的记录是不可以被打破的!某种科学在某个阶段,当然会有其局限性。但所有上述这些都与阶级无关。
     
      人类如果停止了、失去了批判,也就不可能再进步了。批判,就是进步的源泉!
     
      有这样一种批判,绝非源自于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不过就是思想的交锋罢了。被批判者,当然不限于活人,当然可以也应该包括死人。
     
      我不去批判人,而只批判思想。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但愿,马克思能够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正在讨论的是有关“科学”或“科学活动”的问题。
     
      拜托,请赐教:何谓理论的“庸俗化”?“旧的学派”是否也是庸俗的呢?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高雅的呢?判断庸俗与高雅的标准是什么呢?
     
      关于学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学术作品通常以学术论文或学术书籍的面目示人。如今,学术论文最正统、最正式、最正规的表现形式依旧是发表于主流的纸质版的学术期刊(不宜使用“杂志”一词)之上。然而从过往的历史来看,那些能够载入史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作品通常都是学术书籍而不是学术论文。在学术书籍面前,学术论文显得过于单薄、过于轻飘了。仅从“分量”(以文字的数量来计算)来看,学术论文根本就不是学术书籍的敌手。学术书籍绝对不应该是学术论文经过“注水”之后的产物,而应该是众多的学术论文集合的结果。此处的学术书籍当然是指作者原创作品的集合,而不包括那些编者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的成果。
     
      过眼云烟,不足为道。时事评论类作品,应该被排斥在学术作品之外,尽管其中可能会包含学术的因素。学术,当然可以就事论事,但却绝对不应该仅限于就事论事。个别结论,不是学术;一般结论,才是学术。
     
      用“公正无私”来修饰论战的性质,十分不妥。
     
      怪哉!李嘉图的理论到底是论战一方的内容,还是论战一方或双方的工具——“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
     
      马克思也清醒的意识到:在那时那地,“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与马克思达成了共识。
     
      马克思认为:周期循环的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大工业脱离幼年时期的标志。此言有理。但是,这也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的标志。当然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为奠基的整体社会的进化阶段。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由人类的智能所终极决定的。
     
      为了文从意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似应改为:资本者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人民大众是或曾经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吗?除非也承认:人民大众是或曾经是由封建阶级领导的。
     
      马克思想说而又未直说的似乎是:在那时那地,一种阶级斗争(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浪潮压过了另一种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浪潮。总而言之:在一般时间和一般地点,阶级斗争的浪潮一定是一浪接着又一浪。问题是:在两个性质迥异的浪潮之间的间隔到底是多长时间呀?该不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吧?频率是不是也太高了一些呢?
     
      一个隐隐约约、并不明显的但却十分重要的结论依稀出现:战胜封建阶级的似乎应该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与封建阶级长期形成对偶关系的农民阶级。
     
      怪哉!“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这到底是什么对立?是什么性质的对立?难道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与大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是对立的吗?学术表达,还是应该力求清晰明确,力争不使人产生误解。
     
      危机,怎么就是“最终”呢?怎么能够“决定一切”呢?危机不是结局、危机不会永在,危机过后,风平浪静、涛声依旧。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在那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真的完全彻底的夺得了政权吗?请不要遗忘: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拉锯性。
     
      此处的“阶级斗争”,当然应该加上必要的修饰限定词,否则的话,指代不明。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哪个阶级)“威胁”谁(哪个阶级)呀?
     
      资产阶级经济学,顾名思义,一看就知道:这根本就不能是“科学”的。请问:阶级斗争,能够为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科学敲响丧钟吗?
     
      请问:衡量、判断一门科学是否科学以及能否生存的标准难道就是“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吗?这倒也可以算是一种奇葩逻辑。
     
      我真的很想当面请教马克思先生:您的所谓的科学研究是否也是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呢?而不是“豢养的文丐的争斗”、“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呢?其实,您自己的回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您的作品已经替您回答了这一问题。
     
      恭喜马克思:终于将“科学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划清了界限。请不要将什么东西都披上科学的外衣。也不知道:马克思先生本人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到底是“科学的意义”,还是“历史的意义”呢?因为有太多的人物和事物,都仅仅只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不具有“科学的意义”。当然,更多的人物和事物,则都既不具有“历史的意义”,也不具有“科学的意义”。
     
      在学术作品中,我不愿意对一人一事进行一时一地的评价。换言之:在学术作品中,应该尽量(注意:不是完全)回避对特定的、具体的人物和事物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
     
      能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的最后一根刺到底是什么呢?似乎应该就是对自由贸易进行限制或禁止的想法和做法。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试问:今日中国是否有“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必须要搞清楚的是:不讨好、不迎合统治阶级绝对不等于、不同于反对、否定统治阶级!!!!!!科学,永远都是客观中立的,既不偏爱统治阶级,也不青睐被统治阶级。没有立场,就是科学的立场。真正的科学以及科学工作者,没有兴趣也没有道理去反对、否定统治阶级。
     
      科学,是没有阶级属性的!
     
      马克思真是太有才了!居然又拿“资本”来修饰限定“政治经济学”。看来,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不过就是“卖笑者”,谁出钱,谁就可以摸一下;谁出钱,就可以跟谁上床。
     
      难道科学原本不就应该是“毫无生气”的吗?难道科学还可以是生气蓬勃、生气盎然,甚至应该是活色生香的吗?科学,是冰冷的,是无情的。否则,就一定不是科学。人们可能更喜欢有温度、有情感的东西,换言之:人们可能更不喜欢科学。
     
      科学(或者一门科学)的破产,真不敢想象这到底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科学,会破产吗?能够破产的,还是科学吗?会不会是:伪科学破产了?
     
      在马克思的眼中和心里,科学的概念,可能极为淡漠。马克思到底算不算科学工作者,值得怀疑。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请问: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对抗性质是如何体现的?谁与谁对抗?什么与什么对抗?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可能存在对抗,但是,这样的对抗能够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吗?同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抗,难道就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吗?某种对抗的存在,不容否认,但是,对抗是一般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吗?
     
      马克思可能对对抗问题情有独钟。这当然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在下愿闻高论。
     
      有没有搞错:与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对比的,在理论上(而不是在事实中,这一点可能十分重要),到底应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应该是其他国家(例如英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
     
      前文已述,只要是脑子没有进水之人,都十分清楚自己是什么阶级(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社会地位)。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再傻,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穷棒子、一个穷光蛋。但是,这恐怕并不是马克思嘴里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含义似乎是:阶级斗争的意识——我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老子(并非李聃)不干活儿了,老子要去干仗!
     
      马克思可能对斗争问题一往情深。这当然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在下愿闻高论。
     
      难不成马克思是在暗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
     
      马克思可能对阶级问题如痴如醉。这当然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在下愿闻高论。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我有点儿晕:“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这还能够算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吗?难不成科学家与实践家是二位一体的吗?
     
      最浅薄与最成功,能够珠联璧合、相映成辉吗?不仅是能够,而且是必然。世俗的成功,就是世人拥趸的结果。世间的俗人,占据了人类的绝大多数。世俗之人因资质平庸、能力有限,只能够领会、欣赏浅薄的东西,而对高深、高雅的事物不感兴趣。最热闹的东西,几乎肯定价值有限。
     
      畅销,那就是低俗的代名词!
     
      经济学教授是经济学门派的代表人物,名正言顺,这至少是符合基本逻辑的。教授和学术门派,都是以科学为名义的。至于是否有科学之实、是否符合科学精神,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请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和“衰落时期”,到底分别是什么时期呀?有地域差异吗?
     
      模仿者,已经是下品(并非指人品)了;而盲从者,就更是没品(并非指人品)了。作为学生,应该力戒成为模仿者,更绝对不可成为盲从者。
     
      在外国的大商行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小贩呢?这一比喻,明显失当。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在当时,德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特殊”可言呢?一言以蔽之:落后于英法等国。这怎么能够算是“特殊”呢?这怎么就能够排除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确的表述当然应该是: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呢?放眼当今世界,比英法、甚至比德国后起发展的美国,在经济学领域里的独创成就不胜枚举、屡创佳绩——频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独创,不可能被落后的背景所排除;批判,也同样不可能被落后的背景所排除。
     
      代表一个阶级(也包括代表任何阶级)的批判,一定不是学术的批判。学术或学术批判,不可能代表任何阶级和利益。推翻某种生产方式和消灭某个阶级,就更绝对不可能与学术、与科学存在任何关系了!
     
      从马克思的上述表现来看,他没有资格被称为有科学意义的科学家,最多也就是可以被称为有历史意义的实践家。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
     
      任何一个阶级的代言人,就都已经与学术、与科学无关了,而不论其是博学的,还是不学无术的。
     
      埋葬一部作品的最佳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屡试不爽、万无一失,绝不会只是“曾经得逞”,更不会“不再适合”。
     
      怪哉!如果批评《资本论》只是借口的话,那么本意又会是什么呢?如果不把《资本论》批倒批臭的话,那么又如何去“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呢?
     
      请问: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的强有力的对手,又是何许人也?又会是德国哪个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呢?
     
      狗咬狗的结果,一定是一嘴毛兼一地毛。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也不知道:到底是翻译的优秀呢?还是创作的优秀呢?
     
      购买书籍之人,未必阅读;阅读书籍之人,未必赞许。例如在下,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书籍(当然不会仅限于《资本论》这一部书籍)。
     
      也不知道:基辅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其证明的结论到底是金口玉言呢,还是一派胡言呢?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这一结论是欣然接受的,甚至是引以为傲的?于是,我又困惑了:斯密和李嘉图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话,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到底算是什么东西呢?与其论敌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又糊涂了:在出色的学术著作中,“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怎么可能会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惊异”呢?难不成观点前后不一致才会使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正常吗?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可能有高有低。当然,对作品应用的方法的理解,也会有高低之别。敢问: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的对象,到底是作品的内容,还是作品应用的方法?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
     
      请问:“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与“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关系吗?前者,可以被认为是“作品应用的方法”,而后者,恐怕只能算是作品的内容吧?
     
      演绎法(其实也包括归纳法),怎么就稀里糊涂、不清不楚的属于“整个英国学派”了呢?这分明是任何正常理智之人都会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所惯常使用的最自然、最本真、最直觉的思维方法、行事方法或写作方法。
     
      演绎法(其实也包括归纳法)的优点和缺点与“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怎么可能会扯上关系呢?季别尔教授可不是太有才了,而是太敢说了。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也不知道:莫·布洛克先生是何许人也?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分析的方法与演绎(也包括归纳)的方法,确有不同,但却绝对不能得出它们之间是“互相矛盾”的结论。
     
      具有并展现出色的分析能力,的确值得称道。在下十分期待去领略一下马克思的非凡风采。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诡辩,也确是一种方法,但却不专属于黑格尔。诡辩,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则是误入歧途。只有那些精心设计的诡辩,才是真正的诡辩。
     
      现实主义,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这可真是学术繁荣的一种表征呀。
     
      辩证法,居然可以是一种叙述方法,也许我们也只能以一种不较真儿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新颖观点了。
     
      请问:到底是“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还是从实质的叙述内容来判断?
     
      求教方家:“即坏”(原文绝对如此),何解?
     
      现实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又是何关系?该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吧?
     
      困惑:该“作者”的上述表述与“德国辩证法”又是何关系?马克思的表述可真是够玄妙的。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明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节奏。
     
      但愿,我通过阅读中文译文不会产生因翻译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的基础,但却不是方法本身。
     
      我必须公开宣称:在左明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力求去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而且左明认为最为重要的,绝不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或处于一定时期内可以见到的外在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因为,左明认为:局部的、阶段的表象化的所谓的规律,很可能甚至一定是虚假的冒牌儿的伪规律。大江东去,这是规律(其实也只是万有引力定律在中国的地形地貌的条件下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一时的、短暂的向西去(也包括向南去、向北去),则会迷惑当地人心,甚至足以诱使当地人得出错误结论。当然,左明也承认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同一现象(例如:两个大小不同的铁球在同一高度同时做自由落体运动,在真空与真实空气的条件下,结果大不相同)也会存在不同的规律,它们之间甚至是矛盾或不相容的关系。但是,它们却完全可以各自成立、各自合理。
     
      规律的适用条件与规律本身同样重要。
     
      在左明看来,与静态现象的规律(如果严格说起来,这样的规律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对的静态是不存在的)同样重要的是动态现象的规律——现象变化的规律、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实质过渡到另一种实质,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
     
      左明一旦自认为发现了某个规律,就仔细的去观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可以得到反复的验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所以左明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尽可能严谨的科学研究(即思维过程)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即规律本身的存在),同时尽可能准确的指出那些作为它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即规律适用的时空条件)。
     
      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某种秩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赞同或不赞同、反感或不反感、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规律是不以人的喜好或厌恶而有所改变的。
     
      左明把人类活动看作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毫无疑问,人类的意识在自然史上只是起着微不足道作用的。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得出意识在文化史上只是起着从属作用的结论。人是人类社会当之无愧的主角,而大可不必将这一桂冠礼让于上帝。人的意识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的意识也是有着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的。当然,这样的规律本身并不受到意识的支配。文化史,是人类的意识所书就的。人类的终极命运并不由人类自己把握,但是,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有人会说:意识并不是意识的产物。不错!但是,作为已经生成的意识,有意识的人就已经成为了意识的主人、主宰!文化,就是意识的化身。因此,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而非自然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
     
      这就是说,作为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当然可以不限于外部的现象,也可以是人的观念。
     
      文化批判既可以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也可以是把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比较对照。
     
      对文化批判十分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的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会遇到无法解开的死结: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阶段的具体样态是难以预估或预判的。未来,就注定还不是“事实”,因而也就难以甚至根本就无法做到“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想象力的本质是无中生有。人们当然可以去畅想未来,有所依凭且合乎逻辑的想象力就决定这种批判质量的高低优劣。与之相比,尤其重要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准确的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
     
      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是否都是一样的呢?中国古训:天不变,道亦不变。对此,在下深以为然:如果宏大的背景条件不变,经济规律就不可能改变,而与具体社会形态的更迭无关。例如:物以稀为贵。除非所有的物质都不是稀缺的,除非所有的物质都失去了价值,否则,这一规律一直适用,而不问是何社会形态。具体、鲜活的经济规律怎么可能是抽象的呢?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并不是指穿越时空、永远适用的规律。与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其他规律一样,经济规律当然也会具有时空局限性。
     
      不错,每个历史时期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但是,这一点与“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之间,丝毫也不是什么“恰恰相反”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如果存在着与之对应的各自的经济规律的话,那么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阶段后,经济生活确实会受到另外的而非原来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但这却不足以推翻或否定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可以继续适用。
     
      经济生活,是人类社会现象。而人类社会则是自然界中生命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人类社会与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机物与有机物的本质差异,客观存在、无可辩驳。因此,无机物(部分或整体)与有机物(部分或整体)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律,也就顺理成章了。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进行简单的、直接的比拟,确实有失客观,实不足取。
     
      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更加深刻详尽、细致入微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虽然存在彼此不同,但却并无本质差异。
     
      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因此,不同现象会受不同规律的支配。
     
      人口规律,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具有具体内容的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一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可以讨论的。
     
      马克思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打这样的包票,还是三思慎言为妥。
     
      特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受到其决定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顺理成章,支配如此生产关系的规律(其中就包括经济规律)也一定是特定的,进而必然是与众不同的。
     
      请不要从某个先验的观点出发,而应该从客观事实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可能存在的独特规律。惟其如此,才能够具有极其科学的而非极尽主观的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所必须的态度。
     
      这种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力争去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一般而非特殊的规律。
     
      马克思的这本书到底是否具有这种价值,让我、也让所有的读者——拭目以待。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在下不得不钦佩、折服“这位作者先生”的总结能力和表达水平。其所描述的对象,绝对不限于什么“实际方法”,更多的则是针对具体内容;对其表达的评价也绝对不限于“恰当”,而简直就是精辟、精彩;而其所描述的内容,则不因对马克思的方法抱有好感而与“辩证方法”有什么必然关系。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困惑: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可能相同吗?
     
      研究,为什么要“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呢?这是什么道理呢?研究的目的绝对不应该是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而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哪怕只是在一个点上。总不能空发议论、总不该无的放矢,所以,占有资料,十分必要;但是,充分的占有资料,则十分没有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占有资料的目的是什么?复述、转述、重新排列组合占有的资料吗?当然不是。当然应该是:通过批判占有的资料而取得进步。天下文章全搜来,这是最典型也是最流行的荒诞、滑稽的治学方法。
     
      分析和探寻,无疑都是治学的正途。当然,也是治学过程中最为艰难的部分。作品的高低上下,就是在复杂的思维中(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和探寻)一见分晓的。
     
      现实的运动当然是独立于研究活动而客观存在的,适当的叙述现实的运动,怎么会受制于对资料的研究呢?
     
      材料的生命怎么会依赖观念来反映呢?不可否认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并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总是先验的观念(而非“结构”)。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方法,可能因人而异甚至“截然相反”吗?不同人的辩证方法居然能够不同,看来,辩证方法也需要清晰界定一下了。
     
      思维,可以创造某些事物,被思维创造的事物是创造这些事物的思维的外部表现。但是,作为一般的结论:思维过程创造现实事物,明显是以偏概全。思维过程的局限性,无需争论。世人皆知:思维过程不能创造太阳。
     
      物质产生观念,这一观点也可以成立。但是,观念显然不同于物质,观念不是物质的绝对反应。头脑并不会“改造”物质,作为复杂思维产物的观念可以不同于物质。
     
      马克思与黑格尔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显然不能算是辩证方法的不同,就更不能说是“截然相反”了。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神秘的东西,那可不是科学的东西。凡是科学,都是能够阐释清晰的,也包括错误的阐释。神秘与科学无缘,换言之:科学就是要打破神秘的。
     
      平庸者有什么资格去自负呢?平庸的自负,不过就是——只增笑料而。
     
      我是谁的学生呢?我当然是我的所有名义老师的学生。不过,我更愿意公开承认:我意欲并努力成为一切智者的学生。
     
      在自己的作品中去使用甚至是“卖弄”别人“特有的表达方式”,是我所不齿的做法,除非为了插科打诨——活跃气氛。
     
      被神秘化的东西一定不是科学。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某一对象的一般运动形式,并不意味着这一活动就是科学。“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则有可能是科学。必须撕下包裹在科学身躯之上的神秘外衣。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显得光彩的事物因神秘而一度成为时髦的东西,这是人们正常的好奇心使然。例如曾经甚嚣尘上、如雷贯耳的著名的“UFO”(即不明飞行物)。光彩也好、神秘也罢,这些还远远不是科学,甚至与科学相斥。
     
      科学,与阶级无关。某个阶级对某种科学“恼怒和恐怖”,纯属科学之外的结论,至少对科学本身是无效且无益的。
     
      必然灭亡的又岂止是“现存事物”呢?一切特定的具体的事物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其实,这一观点或认识与所谓的辩证法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辩证法,只是思维的方法,而绝对不是思维的结果。
     
      辩证法本身不可能去崇拜任何东西,崇拜任何东西的只能是人。辩证法应该具有批判的属性。但是,革命到底是何含义,还请方家指教。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请问:实际的无产者是否也能够最深切的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更进一步:实际的所有人们是否都能够最深切的感到自己所置身的社会形态充满矛盾的运动?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和由此而带来的所谓的经济危机,是任何一个置身其中的理智之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
     
      残酷的现实当然有可能会教育人们,现实教育人们的内容和方式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当然也不绝对排除把某种抽象的科学方法“灌进”某些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14日于北京
     
      法文版  序  言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化整为零、分期分批的出版《资本论》的译本,这一思路或做法的好处,如何与“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相勾连,马克思语焉不详。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资本论》的分析方法,还是表述方法,甚至是表述内容,到底是何者无人运用过?到底是何者会使读者读起来相当困难?
     
      总是急于追求结论和满足自我关切,这是一般的而非特别的法国人的专属品性吗?
     
      马克思实在是多虑或自我多情了,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不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是“一开始”的理解困难)“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的。
     
      《资本论》,原本就不应该是一部畅销书。更精确的表述:《资本论》,原本就只能是一部读者寥寥的书。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真正意欲“追求真理的读者”,是绝对不会忌惮、惧怕如此不利因素的,他们不是朝圣者,但是,他们又都酷似朝圣者——那些矢志不渝、痴心不改的朝圣者!!!
     
      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对您作为我的作品的读者的感谢!!!
     
      向能够写出如此精警之句的马克思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14日于北京
     
      法文版  跋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因为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难道不应该是理应如此而是“甚至”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吗?
     
      难道对于不那样认真的翻译者,原作者就可以“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了吗?
     
      修改,当然可以是“逐日作的”;原作,当然也可以是“逐日作的”。而且,“不能处处一样仔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这些却与“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毫无关系呀。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因作者自己担负自己作品的校正工作,而觉得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这一点十分正常。甚至,自己每阅读一遍,都会有或多或少修改的可能。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仅仅仔细认真(当然不是走马观花了,否则毫无意义)阅读一遍,耗时便可想而知了。由此足见:向世人呈现一部对得起自己良心的长篇巨制,是何等的不易。
     
      呈现在我眼前的这部中文版《资本论》,也许也会存在“文字上的缺点”,但这却不是我十分看重的地方,我更看重的是: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
     
      译作相对于原作而言,只能是具有独立的阅读价值,而怎么会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呢?
     
      对于同时懂法文和德文的读者而言,法文译本怎么可能对德文原作具有“参考价值”呢?
     
      “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该文从略,本文忽略。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14日于北京
     
      第三版  序  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该文已经不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文字了。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恩格斯并不能算是《资本论》的共同作者。
     
      修改,有可能会使作品增色,甚至是趋于完美。但是,作品的价值远远不应该源自于作者对作品的修改。
     
      一件可以不断修改的原创作品(而非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作品)的价值,令人困惑。
     
      反对的,是思想内容;拜服的,是精神品格。
     
      到底是不是“大思想家”,别听口碑,要看作品。
     
      我自然会在我的作品中用文字去敬服那些值得钦敬的作品的作者的。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持续相交四十年的朋友,其友情很有可能会胜过爱情或亲情,值得敬佩!
     
      免费领受教益,也许会是永无餍足的;而无偿给予教益,则必定是无私奉献的。一个是学而不厌,另一个是诲人不倦。这两种人,都值得敬佩!
     
      当然,只有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这才是友谊之树长青的不二法则。
     
      能够完成复杂而艰巨的朋友遗留下来的后续工作,就绝不仅仅只是基于友谊,而是有实力作支撑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总是改来改去,到底有没有准谱儿呀?这让此前的读者情何以堪?
     
      敬告普天之下的作者:没有完美之作,只有更佳之作。真正的超越者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追求完美的心思,不一定要体现在频繁去修改自己的作品之上。
     
      有的人求精,有的人贪大。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是各自能够尽量做到极致就好。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应该让世人知道的是: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到底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文字?到底是一种,还是多种?原作与译作,应该截然区分。
     
      此处的“德文本”和“法文本”(之后又有“法文版”),到底是手稿,还是出版物?如果是“德文本”的有些地方“应参看法文版”的话,那就足以说明:“法文版”比“德文本”更加准确、更加权威。至少读到此处,我有点儿晕。因为我知道:马克思是德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恩格斯在此处说到的应该是文风问题,而不是文体问题(也许这就是中文的翻译之误)。我也经常自省:我的文风恰恰也是“生动活泼”、“一气呵成”、“更不讲究”;我的文字(而不是“文风”)恰恰也是“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天呀!我与马克思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呀!简直就是神似呀!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不会吧?马克思作为一位学者、作者,又不是什么高官、富豪,那又何来什么“口头指示”呢?
     
      马克思兼具“精练的德语”与“流畅的法语”,令人艳羡。只是不知:恩格斯到底要把它们“移译”为何种语言文字?而“原文”到底又是何种语言文字?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 de 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在恩格斯能够确定作者自己(当然是指马克思)会修改的地方,请问恩格斯:您打算如何修改呀?是按照您自己的意志,还是按照已经故去的马克思的意志(也不知道:是否有所体现?如何体现?)去修改呀?
     
      此处的“我也没有想到”,似乎应该翻译为:我也没有打算,可能更妥当吧?此处的“行话”,似乎应该翻译为:术语,可能更妥当吧?
     
      不错,“劳动给予者”与“劳动受取者”,这两个名词术语及其定义确实比较罕见,确实是足够学术化。不容否认的是:也确实是足够准确、足够精确。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工人的本质、实质(而并非其学术定义),也是人所共知的。在已经有了通俗、惯常的表达方式的情况下,偏冷、生僻的学术表达就是多余的,至少无需出现在给公众阅读的文本之中。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把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难点何在?是数量太多进而导致工作量太大吗?难道翻译者会因为翻译的文字太多而成为放弃或拒绝翻译的恰当理由吗?货币和度量衡单位的换算,不恰恰就是翻译的一项基础工作吗?
     
      我又晕了:到底是“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还是“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英制与德制到底是在同一文本中,还是在不同文本中?恩格斯到底要将哪一种文本翻译成哪一种文本?
     
      在当时,在自然科学上,已经摆脱了由某个国家的度量衡居于统治地位的状况。但是,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依然是最强大国家的度量衡。换言之,个别国家在自然科学上的统治地位远不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
     
      学术引证,当以批判为基本出发点。
     
      须知:“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文字数量必然很多),真的是学术作品的大忌。如果实属必要,最好以附录的方式出现。
     
      本人的写作风格:把批判的对象——他人的作品部分或全文照抄(也可以被认为是——引证),分而批之。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照抄被批判作品的全文。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会给世人留下一个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的骂名。好在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互联网上无偿发表,不牵涉稿酬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通过“注水”(即无端增加作品的字数)骗取稿酬的嫌疑。严格来讲,我照抄他人作品全文的内容,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附录。熟悉我的风格的读者在阅读我的作品的时候,也完全可以略过我所抄写的他人的作品的内容,径直去读我的原创文字。
     
      批判,就是最好的原创!
     
      作为单纯的例证的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如果字数很少的话,不妨可以写在作品正文之中;否则的话,应该将引文作为作品的附录。
     
      是否可以或应该引证其他作者的理论观点?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当属肤浅的科普的入门级别的背景情况介绍。如果内容十分精炼的话(寥寥数笔),倒也无妨。否则的话,当然应该被视为是“注水肉”;2、客观交代相关信息。如果是自己作品必不可少的铺垫的话,请好自为之。否则的话,就一定会堕入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的深渊;3、对他人及其作品的良性评价。不是不可,务必适可而止、点到为止;4、批判。这几乎就是最充分、最合理的引证的理由。但是,还需要掌握好数量对比关系。引证一百字,批判十个字,这可就明显不当了。最基本的尺度:批判的字数应该不少于被批判的字数。
     
      恩格斯声明:“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这种做法,绝对合理,也绝对高明。果真如此吗?拭目以待。
     
      时间和首创者,这可是学术作品的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历史著作家们”,似应改译为:历史上的著作家们。
     
      怀有偏见、不学无术(相对于真才实学而言)、追名逐利,这确实是对绝大多数古今中外的学者(以学术的名义从事工作之人)的真实写照!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14日于北京
     
      英文版  序  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一件作品如果能够被“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这是何等的荣耀???无异于嘉奖授勋。
     
      一件作品(包括其作者),惧怕被攻击、被批判吗?不能够经受得住攻击和批判的作品,可能会具有较高价值吗???
     
      根本就无人问津的作品,只有两种可能:太烂或太棒!!!因太糟糕而不值得被问津;因太超前而没能力被问津。前一种作品,永远都无人理睬;而后一种作品,迟早会广受关注。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创作作品或翻译作品,这是作者或翻译者的意愿使然。而购买书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精神食粮),则是购买者的意愿使然。买书者不一定是读书者,读书者不一定是买书者。甚至,绝大多数买书者都不是读书者。在互联网时代,买书者与读书者的区别日益淡化了。读书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去买书了。至少通过网络阅读左明的作品是不需要支付给左明任何报酬的。但是,在完整的阅读过某一学术(或具有学术因素)作品的读者之中,真正能够领会作品意境的读者,恐怕所占不多吧?
     
      到底谁是“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也许,马克思对自己的“过早”离世也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就更不要说有什么充分的行动准备了。
     
      真是咄咄怪事!“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如果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已经清晰的注明引文出处的话,那么只要找来引文原文直接“照抄”(用英文来引证)即可,怎么可能还要去再将德文“恢复成原文(即英文——笔者注)”呢?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 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 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 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 作者的两篇序言。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请问:“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之人,如果不是译者的话,那么到底应该是什么身份?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资本论》的法文版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到底是谁生成的?为什么会成为修改的依据?
     
      由此可见,《资本论》自身存在着诸多的自相矛盾的问题。甚至可以认为: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资本论》,不过就是一部草稿、半成品,不过就是众多思想碎片的简单拼凑。贪大求全,却又时不我待,其结果就是:狼藉一片。
     
      作为编辑者的恩格斯,完全是在猜测、想象和推理中完成编辑工作的。
     
      对,永远也不要对别人求全责备!只要其作品中有丝毫的闪光之处,就都是值得称道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学术术语的变迁:1、术语本身的变迁。旧的术语死亡了,新的术语出生了;2、术语内涵的变迁。旧的含义死亡了,新的含义出生了。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按理来说,术语应该是某种现象的客观反映。术语的死亡,当然是源自于其所反映的现象的消失。人类社会的变迁相对于自然界的变迁而言,无疑是剧烈而明显的。日出日没、潮起潮落与王朝更替、政权兴衰,怎可同日而语?因此,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术语变迁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术语变迁,也是剧烈而明显的。反映的对象变了,反映的结果不可能不变。
     
      新见解,绝对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无所依凭的。新见解,往往就是建立在新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术语(或术语的新内涵)也就应运而生了。
     
      请注意:“术语的革命”这一表述。此处出现了“革命”一词,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科学术语。也不知道这一术语的内涵到底是相对稳定的,还是飘逸不定的。
     
      历史上的化学术语的频繁变更,确实令人咋舌。这就足以说明:年轻的化学曾经是何等的幼稚和不成熟。
     
      人换牙,那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但是,一旦成熟之后,这样的变化也就自然消失了。
     
      到底是学术给生活提供术语,还是生活给学术提供术语?答案也许是双向的。但是,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渐趋成熟之后,一定主要是学术给生活提供术语,而不是相反。
     
      此处所谓的产品中的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这一术语本身是否科学,可能就颇值得探讨。至于其起源和性质、制约其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以及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些也许都有研究的价值,在下愿意奉陪到底。
     
      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怎么可能会抹杀“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呢?恩格斯纯属危言耸听!
     
      我倒要看一看“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恩格斯根本就没有给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充分理由。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一般人(不限于恩格斯)都认为:“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我却不以为然:用别人的作品来证实自己的作品,不仅没有充分的道理,而且还相当的苍白无力。除非引文内容是一种客观事实的表述。而单纯的客观事实的表述的作品,是不应该享有著作权的。
     
      如果只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通常是不可能通过“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来实现的。
     
      在学术作品中,引述(而非“引证”)他人论点而不置可否,没有道理。这就是典型的文献综述和资料汇编。这是完全不符合学术作品的内在要求的。
     
      学术作品,不应该成为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既然“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那么是否还有之后的各卷,就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事情了。我相当反感、极力反对那种在学术上企图构建宏大结构的愚蠢动机和盲目行动。
     
      既然是各自完整的、独立的,那又何来不凑齐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资本论》居然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而工人阶级恰恰就是没有资本的阶级,而拥有资本的,当然是资产阶级了。这可真是对书名的莫大嘲讽!
     
      拜托!何谓“工人运动”?这一术语的含义似乎不是:工人去锻炼身体,需要高人进行名词解释。
     
      一部貌似学术作品的著作的结论(有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怎么可能会“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呢?学术作品怎么可能与行动指南挂上钩呢?
     
      难道《资本论》就是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阶级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吗?这可是与学术作品毫不沾边儿呀!而更像是一部报告文学。
     
      拜托!“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术语,也需要扫盲,也需要名词解释。既然《资本论》的作者追求通俗易懂,那就不应该总是拿这样的大词来吓唬人。
     
      在下愚钝:运动,能够传播吗?这个运动,到底是适合对什么人进行传播呀?该不会是“通吃”吧:囊括了“有教养者”队伍和工人阶级队伍?
     
      彻底研究某国的经济状况,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工作?更加重要的是:经济状况,是用来研究的吗?研究经济状况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国民(也不知道到底是指哪个阶级,还是指所有的阶级)为什么会对此产生迫切的需要呢?到底是什么因素会促成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呢?
     
      哇塞!“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怎么又来“运动”了?这一术语又是何含义呢?
     
      “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这一结论似乎难以成立。当然应该是:没有需求,便没有供给。可问题是:真的没有需求了吗?从而没有市场、进而没有生产了吗?我绝对不会否认阶段性的生产“停滞”客观存在,甚至是反复出现。但是,能够因此就得出生产不会继续发展了吗?是否存在真实的需求,请先不要去猜测别人,而是要先问一问自己,自己通常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当然,还可以去问一问广大的工人阶级。
     
      解决释放有效需求的问题,对策是综合的、复杂的,而绝对不是只有自由贸易一种办法。
     
      跨境贸易比之于境内贸易,又增添了更多的抑制或刺激经济的相关因素。
     
      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是少数人的创造力,而按算数级数扩大的则是多数人的适应力。
     
      中国古训:欲壑难填。此言有理。我想很多读者都会对此深以为然。物质欲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岂不知:在人类进化尚不成熟、不完善的阶段,人的物质欲求往往是畸形的、变态的。在相声作品里就有这样的内容:等我有了钱成为大富翁之后,早点要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与其说人的心灵是丑恶的,还不如说人的头脑是愚昧的。绝大多数世人都不曾真正的享受过富裕生活。他们所想象的憧憬的期盼的富裕生活通常就是穷奢极侈、暴殄天物——想啥来啥、要啥有啥——一顿吃一百种美味佳肴;一次与一百位美女同时做爱,而且一定要天天都过这样的日子。高官(当然,必定是贪官污吏)和富豪,难道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吗?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呢?有条件这样生活的人,可能还真有这样生活的,但却绝对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帝王,肯定有条件这样生活。但是,帝王真的都是这样生活吗?如何生活,不是由物质条件所支撑的,而是由精神境界所决定的。有的人的物质欲求,是原始的、本能的;而有的人的物质欲求,则是经过精神洗礼的、受过文明熏陶的。前者的物欲可能无尽,直到自我毁灭为止。而后者的物欲则一定有限,生命不为金钱所累。至于欲(当然仅限于物质欲求)壑到底是否难填,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因人而异。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文明越进步,人的物欲越节制。终有一日:欲壑不再难填。其原因并非是物质财富无穷丰富,而是人类精神饱满充实。这一日何时到来?我们都应该先问一问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与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截然不同,我可以断然肯定的是:这样的日子一定不会近在眼前,也一定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的。
     
      人类精英的创造力是不可限量的。人类智慧绝不仅仅限于去解决人类的物质欲求问题,而应该有更高的超越于物质欲求的精神追求。由于占据绝大多数比例的世俗之人(世俗之人的“定义”:精神世界匮乏甚至空虚之人)的客观存在,人类的物质欲求很有可能会拖累人类的精神追求。换言之: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人类的精神追求很有可能会承载不了人类的物质欲求,甚至极有可能会被后者所吞噬、所毁灭。不,人类的物质欲求所终结的并不是人类的精神追求,而是人类本身。
     
      人类可以“看”到一万年后,但是,人类却极有可能活不到一万年后。悲哉!壮哉!!
     
      周期,还是那个周期;轮回,还是那个轮回。又岂止是物是人非!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太阳,已经不是昨日的太阳,月亮,也已经不是昨日的月亮。不要简单的认为:这一次的经济周期与上一次的经济周期是一样的。俯瞰是个圆,侧看是螺旋。尽管周期、轮回是自然的节律,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又回到了原点。
     
      使人类陷入无止境的绝望泥潭的,绝对不是什么经济周期、经济萧条或所谓的经济危机,而是人类理智对人类情感的失控,或曰:人类情感对人类理智的挣脱。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都无法自我毁灭(不是指个体自杀,而是指物种灭绝),唯有人类不仅能够也必定是自我毁灭的。在理论上,人类当然还可以被外力(如自然力或可能存在的外星智能的力量)所毁灭,但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这样的可能必然会归于不可能——人类存在的期间是如此的短暂,以至于这些外力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根本就不用出场,人类早就已经谢幕而去了。没有理智的人类,不过就是与大猩猩差不多的动物,是肯定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自我毁灭的。但是,拥有了理智的人类,则大不相同。在理智支撑之下的人类的能力(主要体现为智力)有无限强大的发展趋势。把地球捣烂、炸碎,这绝对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人类真的有可能会具有这样的能力。家都没了,人类还如何延续呀?迁徙外星吗?恐怕也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全人类的说走就走、天马行空的太空旅行、星际遨游,如果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了。
     
      您相信人类是万能的吗?那还信仰万能的上帝干什么呀?那不是缺心眼儿吗?
     
      人类憧憬的繁荣时期还远远没有真正来临。尽管在走向繁荣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有的人看到了漫漫长夜,就草率的认为永远也不会有黎明。同样,有的人看到了中天红日,就淡忘了终会日薄西山。客观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之旅至今尚未达到高潮、顶峰,尚有较大的继续上升的空间。
     
      悲观,应该是暂时的;乐观,也不是永久的。
     
      失业,包括大规模、大范围、长时间的失业,这只不过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小事情(即little  case)而已。这可能是个人的不幸或群体的灾难,但却对历史发展没有影响或没有实质影响。人类历史上更重要的事情是:人类的智能是否能够取得进步,甚至是不断的进步?
     
      发展,能够排除所有困难;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不是不让你去做工,而是不需要你去做工;不是只不需要你去做工,而是不需要任何人去做工。没有人去做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有朝一日,没有人去做工,就会成为现实,这不仅不是灾难,而且是人类的福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的福音。失业,这一术语将成为历史。不是因为充分就业、普遍就业,而是因为无需就业、无需劳作。不劳而获——不劳动者,也可得食,而且可以扬眉吐气、理直气壮的去吃、去喝。
     
      失业者在忍无可忍条件下的暴力活动,可能因此而“掌握自己命运”吗?可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吗?这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类人的思路和行动。
     
      人类到底应该倾听什么?理智之人到底应该倾听什么人的什么声音?一个人愿意毕生研究某个国家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确实令人敬佩!但这却并不能为其自己得出的结论打上保真、好使的包票。人与人的差异,主要就是体现在智能之上。脑瓜子不灵光,说什么、干什么也是白搭。在科学的世界里,真者为王!!!所谓的真者,就是尊重事实、遵循规律的发现,就是对事实、对规律的发现。很遗憾,很多名师大家所发现的未必是真相或真理。他们的名师大家的称号也是俗人拥戴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对此,在下深以为然!在下钦佩之至!!我会对此进行更具一般意义的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人类社会在人类智能不断发展前提下的日益进化是基本样态。人类社会某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形态有可能会在不特定的时间发生剧烈变化,决定这种变化的一定是人类智能水平的飞跃,而一定不是鲜血淋漓的暴力革命。
     
      从马克思的上述结论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意蕴呢?在当时,在以生产力为表征的国家综合实力方面,欧洲雄冠世界,英国傲视欧洲。当时的英国尽管是全球霸主,也只不过就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级发展阶段。毫无疑问,当时的英国是最接近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英国的上一次社会变革是流血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下一次与上一次具有同等价值的社会变革极有可能会以和平而非流血的方式得以实现。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却没有暗示英国下一次社会变革的条件和时间。下面由我来明示一下:时至今日,英国早已经风光不再,已经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最接近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了。美国早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领头羊。但是,美国至今却还没有显露出有可能会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迹象。今日美国,恐怕还不能被认为是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晚期。美国的奠定进入未来社会基础的物质文明建设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当物质利益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价值评判标准的时候,换言之:只有当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社会成员正常、理性的合理需求的时候,人类才会迎来新的也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距离这一目标的差距何止数百年?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英美,尚且不着边际;俄中,那还需多说吗?俄中两国(当然不限于此),确实都明火执仗的大干了一场。这也无妨,但是,明眼人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此种革命与马克思在此处所谓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之间,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拜托!“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既然都已经是“和平的和合法的”了,那还去干什么“革命”呀?这其中的“革命”,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左  明
     
      2017年2月15日
     
      第四版  序  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注解,也许真的是必要的,但也许也真的是不重要的。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真是奇葩!“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看来,法文版绝非译作,而分明就是创作,是独立于甚至是超越于德文原文的创作。
     
      注解与正文的关系问题,浮出水面。更为关键的问题:注解与正文的各自属性到底是什么?能否随心所欲可分可合?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 H.》。”
     
      注解与注释,又是何关系?注释的功能,除了“说明”之外,还可能有什么?
     
      在后的注释,能够说明在前的正文吗?恰如:在后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前的事实或行为吗?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即使是排除恶意歪曲,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文的一次不可避免的误读、曲解。
     
      我并不会因此而对我面前的中译本而感到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我只是针对中译本发言。我坚信:中译本绝对不会一无是处、毫无价值。
     
      有没有搞错?“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我很想知道天下会不会有这样的“铁杆儿”读者?
     
      为了追求完美,“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的“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他们都去做到了。值得敬佩!
     
      难道所有的引文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吗?难道更加确切的引文就更加具有说服力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说服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合理逻辑?“现在更加确切”,难道当时并不确切吗?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难道引文还会存在“正确性”的问题吗?我的天哪,这得是什么样的学术道德(而不可能是学术能力)水准才可能出现的问题呀???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匿名发表文章,应该具有充分合理且正当的理由,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接受。
     
      义愤填膺,当然没有任何问题;而粗暴无礼,可就有失风度了。不过从恩格斯的上述叙述中,至少我没有发现该人有任何的粗暴无礼之处。
     
      马克思为什么要引述这句话,不得而知。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因此,引述这句话的目的,绝对不在于说明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是一起简单的事实之争。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乖乖!“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难道引文的出处是需要依赖头脑记忆的吗?恩格斯先生,您如此表述,这明显是“反托儿”的节奏呀。
     
      格莱斯顿的这一番高论,还是蛮有内容、蛮有看点的。如果与事实相符的话,堪称妙笔。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中国古语:猫哭老鼠——假慈悲。假慈悲,确实不是褒奖,而是挖苦。假如猫不哭,而是开怀大笑的话,那又应该如何评价猫呢?也许有人会说:猫既不哭,也不笑,这就做对了。对老鼠之死,猫不理不睬,难道就做对了吗?看来,基于猫鼠的对立关系,猫对老鼠之死的任何态度,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当的。身为英国财政大臣(名义上可是国民公仆而非国君私仆,同时但却未必同样侍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格莱斯顿,在理论上并没有置身于与谁或哪个阶级、阶层的对立面上。其上述发言,相当谨慎、明智,逻辑严密、滴水不漏。这样的言论就是放在任何地方、面对任何读者,都不会使其“声誉扫地”。因此他根本就没有“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这句话的必要和道理。
     
      更为重要的是:手握重权的格莱斯顿为什么只是删去了准官方的《汉萨德》上的记录,而置“两种英文出版物”和“《泰晤士报》”于不顾呢?如果他的能力尚不足以使其可以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的话,那么仅仅删去微不足道的个别记录,只能是于事无补,又怎么能够达到其预期目的呢?这不是典型的欲盖弥彰吗?这不是标准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马克思思考的逻辑,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认定格莱斯顿(本人而非他人,指使或者授意)删掉记录,不知是主观臆断,还是铁证如山?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 ‘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能否认为只有速记记录才是第一手的资料?能否认为只有速记记录才是唯一的权威的议会演说的文本来源(当然也就是引用议会演说的出处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既是事实,也是“惯例”,那么持此观点之人有什么理由“羞羞答答”呢?又有什么道理要以“暗示”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呢?
     
      恩格斯对匿名作者的“羞羞答答地暗示”的引用,蜻蜓点水、断断续续,不连贯、不完整,甚至有的内容并非是直接引述,旁观者(例如在下)并不能基于此而知晓其原文原意。这当属公开撰文辩论的大忌!!!由此可见,左明费尽心机、不辞劳苦的全文引述辩论或批判对象作品的内容,是何等的正确和英明。我可以在辩论或批判中败下阵来,但是却绝对不能背负断章取义、歪曲(故意而非能力所限)原意的骂名。
     
      前文已经交代:“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如果匿名作者认为:“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那么比较合乎情理的意思似乎就应该是:恰恰因为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的表述与事实(即第一手的资料——速记记录的内容)“正好相反”,所以导致这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这又何谈什么“尽量避而不谈”呢?
     
      在下作为一个誓死捍卫别人以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发言权的人,愚以为:应该尽最大可能去包容、宽容他人的言辞!!!至少我不会认为恩格斯所引用的匿名作者所使用的上述言辞应该被认为是“极其难听的骂人话”,即使是在别人把这些言辞加之于我的情况下!!!更何况,恩格斯还将“无耻地撒谎”也毫不客气的回敬给了对方。
     
      就各自记载的内容而言,速记记录应该是事实,《泰晤士报》也应该是事实。但是,二者就同一“事实”的表述是不同的。何者优先?何者居上?引用何者是符合规范的?这已经不是事实之争了,而是价值判断之争。引用,谁不会呀!可是,引用,也是有规矩的。一字不错、一字不落的引用,未必就符合引用的规矩。希望二者的争论不要跑题(单方或双方、主动或被动),更不应该恶意搅局、偷换论题。我想:所有明眼的读者对这一争论的本质和结果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思的引文似乎应该是出自《泰晤士报》的报道,而非出自《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令人惊愕、错愕的是:马克思居然没有清晰明示引文出处!!!仅此一点,马克思就已经绝对的不折不扣的违背了最一般意义上的引文规范!
     
      我很困惑:如何能够在“暗地里”做到“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偷换概念,那是一种诡辩术。而“争论的问题”能够被单方所偷换吗?一方可能会跑题(有意或无意脱离原来的论题),如果另一方面也追随着跑题的话,那可就绝不是跑题,而是换题了。换题,可不是单方可以“暗地里”做到的。
     
      请问:该匿名作者的什么见解好像是“无关紧要”的、进而是无意义的?
     
      基于此,恩格斯在此处替马克思强势出头辩护,不免给人留下不打自招、强词夺理的印象。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如果当时的背景是:1、新闻自由,新闻媒体被官方许可且自己也愿意一贯秉持独立客观的原则报道事实;2、众多媒体(当然包括《晨星报》、《晨报》和《泰晤士报》在内),在格莱斯顿发言的现场均派有自己的记者进行如实记录,换言之:新闻媒体的报道是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来自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的转手的资料。那么,在两厢对比之下,似乎可以合乎逻辑的推论:在多家媒体上刊载的趋于一致的报道,极有可能就是事实。而另有不同表述的《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其真实性(或曰:完整性),在有多个与之相异但却彼此一致的其他遵守新闻报道准则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面前,应该受到合理怀疑。
     
      以上,只是在假设条件下初步解决了格莱斯顿发言的真实性的问题。而匿名作者对马克思的攻击却是关于引文的正确性的问题。由于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明示引文出处,该攻击者依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发难,并无不妥。
     
      换位思考。如果我处于当时的马克思的位置的话,那么我的做法显然应该是:1、诚挚、诚恳的向异议者以及全社会致歉!!!承认自己在引文时未注明出处的过失或过错;2、正式公布当时引文的准确出处(如果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准确出处了,还应该另行致歉)。至于不同出处的内容不同的成因,甚至是孰真孰假的判断,则不予表态,或者另文讨论。
     
      愚以为:这才应该是正人君子最最起码的举止风范。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表演,实在是令人遗憾。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到底要“追究”什么?是质疑者?还是质疑的内容?如果要认定是“谣言”的话,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是指出在写作上犯了大错,这即使是孤立的没有充分事实和理由支撑的结论,就能够算是“谣言”吗?
     
      指称“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人是“小人物”,这明显是以大人物——搞最惨烈的抵抗运动者——自居的节奏呀!恩格斯如此粗鄙且拙劣的言辞,令人汗颜。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旧事重提。是否又有了新鲜素材呢?
     
      马克思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到底所怀的是什么恶意呢?
     
      一方坚持认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看来,打嘴架是毫无意义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文引述各自的文本内容。愈是想省事,反而会愈加麻烦。
     
      下面这句话需要仔细品读,“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1、主语是什么?或曰:主体是谁?这是一句否定句,从前后意思来推定,似乎应该是匿名作者(可能就是布伦坦诺教授)本人,而似乎不应该是马克思;2、奇怪,分明是匿名作者指责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了一些东西——“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而此处的主语(或主体)怎么可能会是匿名作者自己呢?3、“狡猾的断章取义”与擅自的添油加醋,也不是一回事呀;4、增添的并不是什么“那个意思”,而是引述的原话。
     
      教训:既然是要表达别人的意思,那就最好是老老实实、原原本本的引述别人的原话。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拜托!什么“全部事情”的什么“真相”?是匿名者终于现身了吗?读者们关心的可不是匿名者到底是何人,而是关于引文的事实真相。
     
      这纯属“文艺青年”调侃的笔触。丝毫也不会具有任何论战的价值。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恩格斯满嘴的“江湖黑话”,似乎是在卖弄自己的博学。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不难看出:辩论对手换人了,辩题也转换了。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引文的内容其实是不具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而引文的目的则值得深思或深究。
     
      在很多情况下,说的是什么,并不重要;而是由谁说的,则相当重要。
     
      断章取义的引用,就有可能会歪曲(通常表现为:使读者误读、误解)被引用者的意思;而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则根本就不构成引用,或者应该被称为伪引用。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十分新颖的观点:“《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这似乎并不是双方的争点。
     
      根据别人的言辞去“推断”其意蕴,那完全就是感受者自己的事情,而与表达者无关了。至于到底是不是按照符合表达者的一贯表现的什么主义去“推断”,那也完全是感受者自己的事情,而与表达者无关。而表达者到底想要表明什么意思,则只有到表达者那里去求证了。“据说”,也只能是据表达者说。
     
      《泰晤士报》的报道分明比《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更加“丰满”——经过添枝加叶,那又何来“必然很粗糙”呢?
     
      争执的焦点恰恰就是被“增添”的东西——“这句倒霉的话”,那又怎么可能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找到并引用呢?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到底是哪个“论据”呀?
     
      既然是指责别人“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那么就请明确指出:对方到底“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什么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什么东西。难道“增添”或“否定”就是“撒谎”的表现吗?
     
      请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发言权!!!因为否定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这项权利或权力。
     
      到底是“增添”,还是“删掉”,只要是引述全文,就可以不证自明。
     
      乖乖!“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请问:这其中的“他”,到底是指谁呀?该不会是指塞德莱·泰勒自己吧?因为此前的一连串的“他”(共有八次之多),都是指塞德莱·泰勒。但这明显不合逻辑呀。难不成是指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小女儿”吗?这倒是合乎语义逻辑的。但是,在1975年(本书中译本翻译出版之际),在中文中已经出现了区别性别的“他”与“她”。
     
      我晕!!!
     
      我并不是一位语文教师,而是一位法学教师。我意欲发现的也绝对不是什么字词句篇的问题。
     
      我试图发现道理,并讲述道理。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至少我不认为我看到了由恩格斯用寥寥数笔所表述的由大学教授参与其中的“整个这场攻击”的全貌。
     
      这场攻击与防守,与“两大国”何干?
     
      至少从恩格斯的上述表述中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结论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相距二十年,难道这就一定是“持续”吗?难道不可能是断续——断断续续吗?
     
      真是足够豪迈!“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您怎么就胆敢确信不是: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屑于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呢???
     
      《汉萨德》是否会存在错误?是否会不够真实?这根本就不是双方争论的内容!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左  明
     
      2017年2月17日于北京
     
      结语:
     
      可以想象得到:凡是能够相信《资本论》序言与跋之中的内容之人,很可能也会相信《资本论》正文的内容。
     
      反之亦然!!!
     
      向思想者卡尔·马克思致敬!
     
      2017年2月17日于幸福艺居寓所
     
      后记:
     
      《资本论》的威名,至少对当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人而言,绝对是如雷贯耳!
     
      那还是在我上大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的时候,就听说:博士生(法学专业)都要去“啃”《资本论》。因为那时的我已经见过《资本论》的“尊颜”——三块“板儿砖”,所以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真正能够展卷阅读《资本论》的中国人,又有多少呢?
     
      四度本命年的鄙人,倒要去领略一下庐山的真实面目。
     
      但愿,读罢之后的感言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当然具有理性的历史时空感,当然不会去苛求古人。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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