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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进阶篇)——《经济学》读书笔记(第九章)
发布时间:2016/9/23 9:16:08 作者:左明 点击率[182]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经济学;经济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6年


        第九章  政府的经济作用:支出、调节和财政

        “征税的权力……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权力,也是培育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

        这就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的鲜活事例。这一看待问题的态度、方法肯定没有问题,抽象的结论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可能更加关心的问题则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破坏性几何?培育性几许?此二者是否处于恰当的比例关系之中?

        一、赋税的经济性质

        1、实际开支的资金来源

        国家(即政府)“偿付它支出的钱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至少在美国不是印钞机!美国人民应该谢天、谢地、谢政府!赋税的本质是明火执仗的“打劫”(国民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国家无偿占有),然而,滥发(过度发行而不是正常发行)钞票的本质则是偷偷摸摸的“窃取”(国民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国家侵蚀财产)。前者,国民还明确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而后者,国民则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国家拥有印钞机,这不是秘密。但是,国家如何运用印钞机,这可绝对是天大的秘密!

        “因此,在决定如何向他们自己征税时,人民实际上所决定的是:如何把满足社会需要的资源从各个家庭中取出,从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中取出,以备作为公有物品和劳务来使用。”请看:在美国,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政府)是在“向他们自己征税”,征税的决定是由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政府)自己做出的。这就是美国赋税的本质!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在很多国家里,国民与政府之间是处于对立而非一致关系的。

        赋税的终极表现是“经济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品”,而不是纸币。但是,在货币体系没有崩溃的情况下,纸币可以代表“经济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品”。

        其实,如何征税(即征税方式)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征多少税(即税率几何)?

        2、改变收入分配

        转移支付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或曰:二次分配),赋税仅仅是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

        “造成再分配的原因是国家向某些人收税又把钱给予另一些人。”此言差矣!这分明是再分配的具体表现,而不是造成再分配的原因。造成再分配的原因是追求利益平衡,以及追求因利益平衡而必然导致的社会健康和稳定。

        “因此,赋税和转移支付有助于决定个人收入的分配。”差别化而非统一化(这一点至关重要!)的赋税,可以达到改变收入分配的效果。

        “在很久以前,赋税纯然是为了当权者的需要而向无权无势的人征取的。”萨氏不仅是美国(或西方)中心主义者,甚至是根本就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怎么能够说是“在很久以前”呢?就在今天(是本文写作时的2016年,而不是该文完成时的1976年。甚至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在眼前,还有太多的国家的赋税都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是赋税二字,很有可能会出现同名(即称谓)不同指(即本质)的现象。学术贵在精准。交流者之间嘴上的同一词汇,却不一定是脑中的同一实质。其结果就只能是:扯不好——瞎扯。

        3、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

        “有一种说法认为,不同的人应该根据他们能够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大小而上税。”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利益原则”。这一原则问题多多:1、“期望”不同于实现,能够以主观的“期望”而不以客观的实现为标准吗?2、“大小”,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3、那些依靠转移支付度日之人,肯定是得到了“利益”,但是,恐怕没有丝毫的纳税能力吧?

        “另一种说法认为,人们应该以如此的方式上税,以致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牺牲’型式。换言之,赋税的安排应该能够形成受市场决定的收入的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又被一个好的社会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牺牲原则”。这一原则表述的过于抽象、含糊不清:1、“理想”,谁的理想?什么样子的理想?2、“好的社会”,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3、“公平合理”,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倒要请问:“市场决定的收入”,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否理想?是否公平合理?这恐怕是回答“理想的税制的原则”这一问题的前置问题。

        必须指出:利益平衡,其实是赋税制度(其实也可以拓展至整个国家职能)的一个相当次要的目的和追求。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同个人的效用可以加在一起形成社会总效用”。这与在下的社会发展合力法则(遵循物理学合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的实质不谋而合。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不同个人的效用绝不仅仅体现为数量(即大小),更重要的是方向(即意愿)。因此,两个不同意愿之人的效用相加,其结果不仅效用不会增大,反而会减小并改变方向。

        能够“通过赋税来得到最大的社会效用”吗?什么是“最大的社会效用”?这本身就是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追问。在国家服务于国民的社会里,拥有最大效用的个人或群体(意愿相同或相近的众多个人的集合体),将终极决定社会效用的数量和方向。赋税的作用是相当次要的。而在有的社会里,国家异化为一种独立于国民的社会效用,而且往往是该社会里最大的社会效用。赋税,不过就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服务于国家而非国民的赋税制度,当然可以有助于形成最大乃至更大的社会效用。

        “如果每增加一元钱给一个人带来的满足是依次递减的,而富人和穷人享受满足的能力又都一样,那末,当向百万富翁征取一元税款,把它给予中等收入的人时,增加的总效用应该比减去的为多。”满足感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这似乎是一种常态现象。愚以为,更加合理的表述应该是:满足感随着不断实现满足(并不一定是收入增加使然)而逐渐衰减。该观点还忽略了当事者的初始状态,在进行比较之时,比较对象的初始状态是否相同,这一点往往至关重要。“享受满足的能力”,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表达,至于“富人和穷人享受满足的能力又都一样”,就更是令人费解了。其他的能力,大家各不相同,为什么这一项能力大家都一样呢?同样是消费(当然不是指生产)一元钱,怎么可能因放在不同人的手里而增加效用呢?这里的效用,该不会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吧?请问:如果用一个百万富翁的痛苦可以换来一百个中等收入的人的快乐,那么社会总效用是否会增加?如果是换取一万个低等收入的人的快乐,那么增加的社会总效用是否会更大?仅仅是财富易手,这种增加了的所谓的社会总效用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该文所谓的个人效用和社会总效用,其中的“效用”二字,应该清晰界定一下。愚以为,至少应该与感受或满足感这一类具有强烈个体差异的词汇划清界限。

        “基本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款。”当然应改为:基本相同的人应缴纳基本相同的税款。我绝对无意吹毛求疵,因为的确没有谁敢说:这个世界上有相同的两个人(包括双胞胎在内。回忆那句哲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如果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款,那末,不相同的人缴纳的税款也应不相同。”这句话与上一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句话的表述更加完整罢了。这句话的前半句已经蕴含了后半句的意思,后半句使整句话表达的更清晰、更完整。

        不相同是绝对的,相同是相对的。绝对的相同是不存在的,有且只有——基本相同。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在无数的不同之中,有太多的不同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对合乎理性的区别对待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人们应该如何识别和筛选合乎理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或差异标准。分类标准与分类目的应该相结合、相匹配,并应具有充分合理性。

        “设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处是乙的财产和收入为甲的十倍。”这是一种十分怪诞的表述。试想,财产和收入相差十倍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会“一切相同”呢?如果不是一切都不同的话,至少也应该是有太多的不同。除非财产和收入是无偿获得的(概率极低,例如继承),如果财产和收入是以公平交易的方式获得的,那么为了获得十倍的财产和收入,就必须付出十倍的智力和体力(或者其他形式的付出,甚至包括不合乎法律和道德的付出),这又怎么能够说是“一切相同”呢?

        甲与乙,应该如何分别纳税?1、绝对数量(即纳税金额的数量)相同?2、比例(即纳税金额与财产数量的比例)相同?还是,3、乙应该比甲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款?第一种情况最不靠谱儿,直接否定。第二种情况似乎有理,既体现差异(纳税金额因财产数量不同而不同),又符合公平(纳税比例一视同仁)。第三种情况,是否对乙设定了过分而不恰当的义务呢?与第二种情况相比较,哪一种情况更加公平合理呢?回答这一问题似乎颇有难度。税率是法定且公开的,而利润率(或收益率)则是因人而异且秘而不宣的。如何确定不同财产和收入之人的不同税率,也许大有讲究。在下也有一愚见:以结果为导向,如果确定的某个税率使拥有较多财产和较高收入之人裹足不前、不思进取,则说明税率定高了,较为合理的税率应该既能够使人奋勇向前、积极进取,又能够使拥有较多财产和较高收入之人为税收做出最大贡献,换言之,在此二者之间去寻求平衡点。

        二、在赋税上的实用主义的折衷办法

        “当地方和全国的政府为了可以识别的集体而提供特殊性质的公共服务时,当这些集体并不由于它们的平均收入或其他特征而应得到有利的或不利的待遇时,现代政府一般使用利益类型的赋税。”对可以识别的集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并且其成员的平均收入或其他特征对享有公共服务不会产生明显差异的后果,这就使问题的难度降到了最低,答案呼之欲出——羊毛出在羊身上、个人负担差不多。真正的难题是:对难以识别的集体提供普遍的一般的公共服务,而且其成员的平均收入或其他特征对享有公共服务会产生明显差异的后果,如何确定赋税制度。

        1、累进税和累退税

        “定义:赋税被称为固定比例的、累进的或累退的,取决于它从高收入者那里征收的收入比例是等于、大于或小于它从低收入者那里征收的收入比例。”所谓的累进或累退,其中的进、退二字,语义含混、措辞失当,似应改为:累增或累减,分别对应大于(其实就是逐级递增)和小于(其实就是逐级递减),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累增税的例子:所得税;累减税的例子:销售税。“收入比例”,指代不明,似应改为:税额与收入的比例。

        2、直接税和间接税

        “间接税通常是对物品和劳务所征收的税,从而对人仅有间接的影响。”对物品和劳务征税,物品和劳务是征税对象,但却不是纳税主体。没有哪一种税的纳税主体不是人(或组织),进而没有哪一种税对人“仅有间接的影响”。

        “直接税系向人民直接征收的税(例如,所得税、遗产税、人头税)。”所得和遗产,都是财产,都是人的身外之物;只有“人头”,才是人本身。

        因此,所谓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划分,十分荒诞。

        现代的赋税制度会“考虑到施行的方便和政治后果——以及经济生活中的现实:不论对热忱的再分配论者而言增加赋税是如何有利,这些增加会有损于人的积极性和社会资源的有效率的使用。”赋税制度,首先就不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设置的。赋税制度的首要使命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次是实现国家机器的一般欲求,其中包括:国家的经济职责(例如:国家必要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职责(例如: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而利益平衡就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等等。因征税而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此消彼长)问题,国家不能不察、不能不妥善处理。至于实施的便利性问题,则是无关宏义的枝节问题。

        三、联邦赋税

        1、销售税和货物税

        这两种税,从名称上来看,似乎纠缠不清,难道销售与货物能够分离吗?难道销售与货物应该分别征税吗?

        2、社会保险、薪工和就业税

        有没有搞错!社会保险与赋税有何关系?尽管对当事人而言,扣除社会保险的费用与征税在直觉感受上是难以区分的。

        “雇员们有权每月得到一定数量的老年退休金,取决于他们过去的所得,而不取决于令人感到羞耻的贫穷状态。”明天(即未来)的养老金是由今天(即现在)的工资中的一部分以预先存储的方式形成的。这种存储是不能由当事者自己自觉(因为会有太多的人不自觉)来完成的,而是由特定的机构以强制的方式来运行的。当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当事者自己自觉的去为自己的养老做出任何妥善、合理的安排。

        中国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人生在世,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配偶和子女,而要靠自己。此处的“靠”,是指依赖,而不是指借助。

        3、公司所得税

        “公司只是虚拟的法人”,“政府对公司的收入征税而同时又对股东们从公司那里得到的股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公司所得税不能转嫁给消费者的话,那么,“这便是不公道的‘双重赋税’”。此言貌似有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公司并不把它全部收入分配给股东,而保留一部分作为追加的投资”,换言之,公司收入是公司派息之后的结余部分,政府对这两部分收入进行征税是分别的、排斥的,而不是叠加的、累计的,这两种所得税并不是前后相继连续征收的。因此,所谓的“双重赋税”是不存在的。赋税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进行征收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点,某笔收入的所有权状况是清晰和排他的,只要不是在同一征税期间对同一收入重复征税,就不能算是“双重赋税”。

        公司,是股东的牟利工具,但却不是股东的避税天堂。

        4、增加价值税

        即增值税(简称VAT),“是在生产的每一阶段征收的”,当然,不是以每一阶段商品的全部价值而仅仅是以每一阶段商品的增加价值为征税依据。

        “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向消费征取的销售税,仅仅分批征取而不向最后的成品征取而已。”此言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这就是增值税的本质,只不过就是穿上了一件新马甲,以另外的一种造型亮相罢了。

        税种设计,也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

        四、累进的个人所得税

        纳税周期,又是一个具体的需要妥善安排的细节问题。

        代缴代扣与主动申报,这是在设计纳税方式时,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

        第9-2表,译者误将“列”写作“行”。第(4)列数字标注的文字表述不够清晰准确。

        “单身汉可以多缴纳到百分之二十”,这酷似病句,不知是否应改为:单身汉可以最多缴纳到百分之二十?

        美国1976年无子女夫妇的联邦所得税率从超过百分之三(起征点是$2,000)到接近百分之七十之间。年收入$2,000的人,税后收入是$1,930;而年收入$10,000,000的人,税后收入仅有$3,030,070。当然,这只是规定,也不知道实际的缴纳情况到底是什么?“对‘由于工作而得到的收入’,最大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十。”也不知道中国那些坐拥天价薪酬(突破八位数)的“央企”高管的个人所得税到底缴纳了多少?

        1、赋税和收入不平等

        “所得税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其中的“不平等”一词,明显不当!当然应该是、应改为:差距(尽管有可能是悬殊的差距)。差距,是事实判断;而不平等,则是价值判断。收入差距,客观存在;而收入不平等,如何判断?如何证明?平等(或不平等)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差距就是平等吗?收入平等是尊重事实、符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吗?

        收入差距不等于收入不平等。收入平等,可能只能适用于其他所有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例如:同工同酬。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之间存在收入平等问题吗?科员与总理、士兵与将军之间存在收入平等问题吗?

        2、漏洞和纳税标准的破坏

        “美国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大于几乎任何的其他国家。”请注意:是“比重”大。“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一般公民的景况要好得多,从而处于较高收入的阶层,以致我们较低的税率能够产生相对多的税收。”请注意:是“税收”多。前者是比例,而后者则是数量,此二者能够进行比较吗?后者可能是导致前者出现的原因吗?这不像是翻译有误,因为翻译有可能会出现字词错误,但却极少会出现逻辑错误。

        “以自用住宅为形式的实际收入并不上税。”难不成自用住宅是无需缴纳房产税的吗?

        通过虚报开支账目,是可以达到非法逃税(比偷税一词更合理)的目的的。“在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瑞典,该数量少得出人意外。”看来,即使是在宽松监管的条件下,作弊(其本质就是:作假)也是源于先进的高尚人士耻于所为的事情。

        “比逃税更加重要的是合法地规避赋税,原因在于议会制定的法规具有许多‘漏洞’,听任大量的收入不上税或者以较低的税率上税。”很显然,“合法地规避赋税”大量存在。法谚:法不禁止即可为(针对国民而言。而针对国家的法谚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美国税收的法律可能是粗疏的,否则哪里会有“漏洞”呢,但那一定是议会有意为之的结果。问题的焦点是:如果愿意的话,“合法地规避赋税”是不是全体国民普遍的无差别的选择。换言之:避税的阳光能否普照到每一个人。

        “最大的一个赋税漏洞是:如果我以高于原有价格出售一件资产而获得利润,我所得到的资本增益比一般的收入纳税较少(如果我把该资产保持到我死亡时,就根本不需要对资本增益上税!)。”由此观之,不仅资本增益的税率低于一般收入的税率,而且可以延期至交易发生之时再支付。换言之:持有资产而非交易或变现,这一状态本身是无需纳税的。尽管在理论上、在账面上,该资产已经大大的增殖了。

        “如果堵塞漏洞并且改正对于纳税标准的破坏,那末,一切收入水平的税率均可降低而不会造成税收的损失。”这就是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辩证关系。中国俗语:背着和抱着,是一样沉的。税收负担不是可以任意加重或减轻的。在税收的实际负担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税率但降低征税效率与降低税率但提高征税效率,此二者的最终结果相差无几。

        高收入对应高税率,低税率对应低收入。“全部所得税的百分之八十五来源于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看来,高收入阶层对全部所得税的贡献率十分有限。

        “持批评意见的人往往说:‘山姆大叔深挖高收入的钱,但却用筛子去挖。’”他们可能还没有整明白:山姆大叔就是高收入者的化身,就是首先为高收入者服务的。高收入者主宰着山姆大叔的一举一动。

        “到了七十年代,当选民们得知赋税法的条文使得收入(估计应该是月收入——笔者注)在$200,000以上的一百五十五个人分文没有纳税时,纳税人有起来造反的趋势。”事实的真相,很重要;残酷的真相,很刺激。富豪们通常都是不领取工资的,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收入的,他们的海量收入通常都不是以工资的方式来体现的。如果需要花钱——使用现金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公司的账目——实报实销。

        穷人还想跟富人玩儿心眼儿吗?其结果一定是穷人而非富人——被玩儿死!

        五、累进税、投资和消费

        “高额的所得税是否会损害积极性和甘冒风险的精神。”那还要视具体的制度环境而定。如果偷税漏税、躲税避税是一件轻而易举即可得手的事情,那么高额的所得税率不过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如果一分钱的税款也不可能漏缴,那么当事人当然会在干与不干、多干与少干、这样干与那样干、此时干与彼时干之间进行审慎理性的选择。

        不要轻易得出某人是傻子的结论。某人干了一件大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而不是不能干的事情,他是不是傻子?很不一定!某人如果要是真想达到某个目的,他便有可能愿意放弃很多利益或付出很多代价,前提是:他认为这样做是划算的。到底是否划算,标准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如果是他冒傻气,算错了账,后果也只能自负。

        所得税的税率,不应该是博弈的结果,即税款的贡献者与税款的使用者之间的博弈。税款更不存在理论最大值的问题。恰恰相反,税款应该有一个理论最小值的可能。税款的本质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国家机器到底应该简朴还是奢华,这是由国情国力和国民意愿所决定的,而似乎不应该是由国家机器的操作者的意志所决定的。横征暴敛,未必能够盆满钵满;放水养鱼,则有可能国库充盈。

        税率,不应该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或手段。确定税率,是国家行为,是公法行为,进而是严肃的,是法定的。而确定利率,则是市场行为,是私法行为,进而是灵活的,是易变的。

        “赋税会使某些人工作得更加辛苦一些,以便挣取他们自己的百万元。”要想成为百万富翁(是指币值相对稳定的美元),工作辛苦一些,完全合情合理。如果仅仅为了维持温饱,因为赋税的压力而使工作也要辛辛苦苦,则有悖情理。

        “许多喜爱本职工作和工作所带来的权力感和成就感的医生、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会工作得同样辛苦,不管其收入是$30,000还是$100,000.”也许,许多人之所以“喜爱”工作,恰恰就是因为“工作所带来的权力感和成就感”。其实,即使是不能够带来权力感和成就感还依然喜爱,那才是真正的纯粹的热爱!这才是检验是否真爱的试金石。医生、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可以算是专业脑力劳动者,领域涵盖科学、技术、艺术和经济生活,动脑子是他们共同的工作样态。他们到底辛苦不辛苦呢?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收入水平等等,这些到底算不算是判断是否辛苦的标准呢?还是先来界定一下到底什么是工作。如果工作是谋生的手段,那么不论什么工作、怎么工作就都是辛苦的;如果工作是人生的志趣,那么不论什么工作、怎么工作就都是不辛苦的。

        当今,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顶尖职业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差距极大。排名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的收入有可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乒乓球运动员的收入的一百倍以上。尽管,乒乓球就是桌子上的网球。也许有人会说:抱歉,真是不好意思,谁让您不会打网球呢?不错,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是不同的,所对应的竞技体育项目也是不同的,不是每一位天才运动员都能打好网球,都能挣到大钱。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损不同竞技体育项目的顶尖职业运动员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无限精彩。

        是否伟大与收入高低无关!

        “还有一些人,由于累进税的原因宁可要更多的闲暇,而不要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些人的工作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志趣。累进税仅仅是他们在闲暇与工作之间做出选择的众多考虑因素之一。他们的一生都会在在闲暇与工作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一过程中度过。

        “累进税对冒风险的投资很可能有不利的影响。”冒风险的投资的特点是:苦乐不均,有的时候收入低的可怜(甚至亏损),而有的时候收入却又出奇的高。如果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话,就很可能会造成纳税不公的结果。这是在税款征收环节应该予以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

        “政府在一定的限度内等于向纳税人说:‘如果掷硬币出现正面,算我赢;出现反面,算你输。’”这可真是对政府的真实的丑恶的嘴脸的生动刻画。不耍流氓,那还能算是政府吗?政府耍流氓,那简直就是必须的。不同政府之间的唯一差异,就是耍流氓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对于富人,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完全合法的‘漏洞’,以致他们经常缴纳百分之五十,而不是表上所示的较高的税率。”并非富人很聪明——很有想法兼很有办法,趋利避害——人之本能也!关键的问题是:法律在事实上的很多漏洞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这些漏洞与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税款取自仅仅花费其增长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节俭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费其一切的穷人。”穷人免税、富人少税,这也许就是最合理的纳税机制。税款,除了供应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之外,还可以在合理限度内,接济达到相当程度的穷人。

        “经济科学可以指出累进税的这些各种不同的趋向。”科学本身并不能让人们如何选择,但却可以尽可能说清楚人们进行选择的情况背景。

        “选民们最后要权衡代价并且根据道德上的理由来决定,他们是否赞成较大或较小程度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以及是否赞成对积极性提供较多或较少的报酬。”好一个“选民们”,看似人人有份,好像所有的人都有作出选择的权利,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名义上,每一位国民都是股东,但是,每一位股东所拥有的股份数量和股份占比可是各不相同甚至天差地别。股东大会奉行的决策机制可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小股东虽然也有表决权,但是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由那些数量不多的重量级人物所决定的。不论到什么时候,掌握大把钞票的人的意见,都是会受到重视的。代价、道德、平均主义和积极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强者来判断和定义的。

        六、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

        “对于学校的支出——在历史上主要为地方——是远远超过其他项目的最大开支。”1973财政年度,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近百分之四十用于教育。而行政、立法、司法和改造机关的开支还不足百分之十。谁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公款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份很好的答卷。

        七、州和地方税

        1、财产税

        “财产税主要向不动产——土地和建筑物征取。”一方面,土地和建筑物有可能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财产形态之一;另一方面,此种财产形态清晰、稳定且易于识别。地主——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人,有可能是最踏实、最稳健的财产所有人。

        2、公路使用税

        “征收公路税和飞机税的通常理由是:纳税人所支付的不过是使用公路和飞机场的代价,正和他支付火车票或水电费用一样。”此种情况在中国不被称为——税,而被称为——费。税的本质是国民对国库的贡献,纳税人并不直接从自己缴纳的税款中获益;而费的本质则是缴费人自己直接受益的代价。

        3、销售税

        “对非奢侈品所征取的是一种累退税,从较低收入中拿走的部分比从较高收入中拿走的要多。”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或者说是产生了累退的效果,而在事实上,在销售商品领域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累退税。

        4、薪工税和营业税

        “薪工税的收入被用于劳动者失业时的‘失业补助或保险’。”这也已经不能算是税收了,而只是特定保险或基金的变种。

        5、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

        “社会改革家认为遗产税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形成一个永远有钱的阶级,不劳而获,凭借着世代相传的遗产过活。”这可不是什么社会改革家,而根本就是社会破坏家。为什么要“避免形成一个永远有钱的阶级”呢?对于继承人而言,“不劳而获”是事实,但却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是只会花钱而不会挣钱的话,那么必然会坐吃山空,又怎么能够“凭借着世代相传的遗产过活”呢?“永远有钱”又从何说起呢?敢问:在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在没有遗产税的条件下,可否出现过“永远有钱”的家族呢?

        遗产税,是最无理、最邪恶的税种!就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的打劫!

        “一切地区都向财产的主人抽税,如果该财产由于某一条下水道和道路的改良而受惠的话。”征税,也许真的无需理由,但却最好能有一个借口,纳税人有可能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中受益,这可能就是最佳的借口。

        八、各级政府之间的补助金

        “这有助于部分地消除各地之间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异,例如在南方和北方,这种差异就是很大的。”各地之间也好、各人之间也罢,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异客观存在,是否需要消除差异、是否能够消除差异?

        “议会投票决定把大量补助金给予州和地方。”代表民意的议会愿意消除差异,认为消除差异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

        淡化而非强化差异,这也许就是多数人的意愿。

        扶危济困的力度,应该仅仅就是达到最低文明标准的水平(尽管这一标准本身会不断提高)。补助金的目的应该是使人脱贫,而不应该是使人致富。

        “出生地点仍然是很重要的。”除非出生地点是不可以随意选择的或者自由迁徙是不能够轻易实现的,否则,上述结论无法成立。当然,选择出生地点和实现自由迁徙,都是需要当事人具备、满足多种条件作支撑的。

        九、结论:赋税归宿的棘手问题

        “经济学者说:我们必须研究赋税的最终归宿问题——研究赋税负担最终落在谁的身上,研究它对商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资源分配工作以及对生产和消费的组成部分的整个影响。由此可见,赋税归宿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需要动用经济学的一切先进工具来解决它。”粗看之下,赋税归宿好像的确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赋税的名义支付者既有可能通过涨价而将赋税转嫁给消费者,也有可能通过少付而将赋税转嫁给供应者(领取工资、租金和利息的人)。但是,细想之后,不难发现:所谓的棘手问题不过就是庸人自扰。因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有着相当稳定、恒定的形成机制的:供求关系是决定性因素。赋税不过就是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能够把特定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整明白,那么针对该种商品的赋税的终极归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征收房产交易税,到底是买方还是卖方负担税款呢?根本就无需去冥思苦想,是供求关系根本决定房产交易的价格形成。如果是供不应求,自然是买方承担税款;如果是供过于求,自然是卖方承担税款;如果是供求匹配,自然是买方与卖方共同分担税款。如此简单的问题,恐怕根本就不“需要动用经济学的一切先进工具来解决它”吧?

        民谚: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到底是出在哪一只或哪一些的羊身上呢?百川归海、大浪淘沙,所有的负担、付出最后都会终极落在弱者的身上。

        总结和复习

        “赋税是政府购买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政府恰恰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赋税就是产生公共物品的资金支撑。

        “赋税也给改变收入分配的福利转移支出提供资金。”福利转移支出,显然不是政府的最主要的职能和使命。

        “征收赋税的总的方式影响人们之间的最终的收入分配。”改变收入分配,仅仅是征收赋税的一种顺带产生的副产品。

        2016.9.16.于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左明,北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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