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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明的相对性
发布时间:2005/10/13 10:53:00 作者:潘剑锋 点击率[3234] 评论[0]

    【中文摘要】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普遍认为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判的结果应当是追求客观真实: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应当与案件发生的客观情形相同。本文认为这一认识值得考虑,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证明的结果符合客观实践只有相对的意义。证明的相对性原理,对设立民事审判制度有重要的影响,只有正确的认识了证明的相对性,才有可能建立一套科学的民事审判制度。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写作时间】2000年



      证明是人们探究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它是人们应用已知的事实,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对未知的客观结果予以说明的行为过程。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具有绝对性。但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受到主客观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证明主体证明对象 证明方式 证明标准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又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又有相对性。可以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的各个历史阶段,人们对某一客观事物的的证明,都是有限的,因此,证明的相对性具有普遍的意
      
      义。即人们在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证明在结果上与客观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可能不一致的。本文中所讨论的证明的相对性问题只限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 一、证明的相对性原理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相对性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证明主体对证明对象通过一定的证明程序,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依据一定证明的标准,所得出的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不一定是一致的,即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合而为一只有相对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许多情况下,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是不一致的。
      
      证明的相对性原理是由证明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决定证明相对性的因素主要有:
      
      1、证明主体的有限性。在民事诉讼中,证明主体只限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这是因为民事争议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争议的民事权益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因此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运用什么样的事实予以支持,当事人有决定权。就当事人对案件的证明情况来说,因为当事人是案件的经历者,在一般情况下,案件的客观事实情况如何,当事人是知晓的,因此,当事人所反映的案件情况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当事人又是案件处理结果的接受者,即当事人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基于趋利弊害的心理,当事人在证明活动过程中,就有可能只陈述对自己有利或对对方当事人不利的案件事实,甚至凭空捏造所谓的“案件事实”,而对那些对自己不利或对对方有利的案件事实不予陈述。此外,限于当事人的自身因素,比如,因记忆力差而对有关的案件事实遗忘了,因文化知识和法律理念的欠缺而对本该向法官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没有陈述。证明主体的这些局限性,都有可能使得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不一致。
      
      2、 证明对象的有限性。关于什么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
      
      法但是,证明对象所涉及的事实是由当事人提出或者由人民法院提出,学者们对此的认识则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证明对象范围的有限性,使得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受到影响。因为,如前所述,基于当事人的有关原因,当事人提出的证明对象所涉及的案件事实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虚假的;类似的道理,法院法官提出的证明对象所涉及的案件事实也会因其所具有的主观性而不一定能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就一般情况而言,虚假的案件事实,通过一定的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能在证明结果中予以排除,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虚假的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在证明结果中被肯定了。概而言之,证明对象中所列的案件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比较,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而这些被“增加”的或“减少”的案件事实的存在,对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 证明在时间上的有限性。在民事诉讼的理念中,除了追求正义性公正性之外,还
      
      需要体现迅速性和经济效益的价值。为了实现民事诉讼的迅速性和经济效益的价值,要求民事诉讼的各种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证明活动也不例外。这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证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超过这一定的时间,有关的证明活动则不得继续进行或继续进行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从客观情况上来看,某些当事人因受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有关证明活动不可能在法律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而这些依法不能进行的证明活动,从客观上来讲,有的是有可能真实的证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的,但如上所述,这些证明活动因法定期间的限制而不产生法律后果。用于证明时间的有限性对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的影响可见一斑。
      
       4、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的确定性。同样是为了实现民事诉讼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的价值,法律要求民事诉讼的各种活动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这种要求在证据制度上表现为,证明活动要依据一定的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来进行。证据的取得提出和质证等活动都得符合相应的程序,证据的使用和采信得符合一定的证据规则。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未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对对方当事人的谈话所作的录音,不可作为证据使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物证,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印件副本 照片或复制品。与此相对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强调,一方当事人仅提供了书证的复制件或物证的复制件而没有提供书证或物证的原件的,如果对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可,而法院也无法将该复制件核对的,则该证据材料将不为法院所采信。在证据规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英美法中的传闻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这两项证据规则的确定,使得许多最起码在形式上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一些材料,被排除于证据材料之外或不可作为证据使用,甚至在信息科学时代,这两项规则的存在迫使英美法法院在原则上不能采纳信息科学作成的文件。在我国,虽然法律上没有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但在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已经对此问题有所涉略,类似证据规则的有关司法解释已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明结果发生了实际的影响。由此可见,由于证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使用,使得某些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有关材料被排除在证据材料之外,其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是,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大相径庭。
      
       5、证明标准的确定性。追求判决的正当性,是民事诉讼的理想之一。为实现这一理想,在证据制度上,要求证明标准是确定的。从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上看,西方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苏联则实行内心确信证据制度;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这些证据制度的设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判决的正当性。从证据制度的名称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各种证据制度都是依据不同不同国家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而确定的,由此可见,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中的地位。各种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而证明一旦确定,其对证明结果的得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对证据材料最终是否能成为确定有关案件事实的依据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就证明结果反映案件客观事实的情况上看,在上述证据制度中,神示证据制度,因其是借助神或上帝的意志来判断案件真相,此种方式,已被当今的科学原理证明是荒谬的,以此方式所得出的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几乎不具有任何的可信性;法定证据制度,以形式化的机械性的 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判断复杂的千变万化的案件事实,其所得出的证明结果是否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自然要受到人们的普遍性怀疑;目前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其证明结果是凭借法官的理性和良心,通过一定的证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运用,使得法官对案情形成内心确信而得出的,这种证据制度,从根本上讲,法官的自身素质对证明结果的形成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求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只能是人们理想中的一个希求,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与我们同食人间烟火的法官们凭借自己的良心与理性,能对案件的客观情况百分之百地判断正确,法官自由心证所得出的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也不是绝对的;苏联曾实行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与西方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有何区别,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法官对证明结果的作用,在实质上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此,依据这种证据制度所得出的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同样也不能说是绝对的。至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实事求是”是要求人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它要求法官对证据的判断要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样的一种要求,就如老师告诉学生,答题的答案要正确,而实际上并未告诉学生标准答案一样,实际上并未为法官提出具体的证明标准,所以,我们认为,与其说“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倒不如说它是证据制度的一项指导原则。也正因为在我国证据制度中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官心证的结果,与自由心证所得出的结果并无二致,其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的证明主体 证明对象 证明的期间 证明程序与证明规则 证明标准等因素所具有的特点,对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都有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表明证明的相对性原理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二、证明相对性原理对证据制度的影响
      
      证明相对性原理决定于证明制度自身的某些特点,反过来,证明相对性原理又对证明制度的有关制度的设立及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举证时效制度的影响:超时举证期限,证据失效
      
      举证时效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明其主张的有关证据材料,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的,则承担丧失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的机会的法律后果的制度。
      
      举证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益,保证法院判决的公正性,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诉讼的迅速性和时效性。但其实行后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表现之一是使某些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举证时效制度或类似的制度。而世界上一些法律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则在法律制度中设立或在司法实践中实施举证时效制度或类似制度,比如,在美国,民事诉讼中设立有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制度;在法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立有讼争一成不变原则和准备程序,因此,“进行准备程序的法官作出准备程序结束的裁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提出诉讼文件或证据”;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当事人有促进诉讼的义务,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应当在适当时候,向法院提出或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对方;在日本,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准备书状和准备程序制度以及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对准备程序的广泛采用,都与举证时效制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发达国家的这些做法,除了反映出这些国家在民事诉讼理念上与我国有所不同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些国家的立法者或司法者对证明相对性原理运用的一个结果:既然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的一致性是相对的,那么,为实现诉讼的迅速性和追求诉讼的经济效益,要求当事人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完成举证行为,确定超时举证的行为无效,就是一个符合民事诉讼发展规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立法者或司法者对证明相对性原理也有同样的认识的话,那么,举证时效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或司法实践中得以体现,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2、对举证责任制度的影响:结果责任的确定和推定的适用
      
      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举证责任制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对举证责任制度的研究问题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认为举证责任是一种行为责任到认为举证责任实际上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认识过程而且进一步认为,“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相互之间,结果责任是根本的和本质的责任”。笔者同意上述看法,因为,从举证责任制度设立的目的上讲,举证责任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在诉讼要结束之时,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的情况下,法官应对案件如何作出判决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公共利益要求争讼有个终结”这一普通法的格言在证据制度上的具体表现。而结果责任如何确定,学者们一般都从实体法的角度予以考察,这无可非议,但我在此所要强调的是,从证据学角度上看,证明相对性原理,对举证责任中结果责任的确定,也有着至观重要的影响。因为,证明相对性原理告诉人们,由于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不一定是一致的,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诉讼要结束之时,案件事实的真伪仍处于不明的状态是证明结果中存在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在现代司法实践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又是诉讼结束之时必需解决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实体法侧重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证明相对性原理则为结果责任确定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因为,举证责任制度中的结果责任最终在现实中确定,是以案件事实真相在诉讼要结束之时仍处于不明的状态为条件的,所导致的结果,同样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案件的客观事实有可能是不一致的,而这一现象则被证明相对性原理解释为是合理的。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结果责任没有作明确的规定,这无疑会对举证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的应用造成混乱,有鉴于此,在我们理解了结果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
      
      在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在立法上对举证制度的结果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证据制度中与举证责任制度密切相关的推定制度,同样受到证明相对性原理的影响。在我国大陆学者中,大多将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在讨论推定制度设立的理由时,一般是从哲学和社会意义的角度,而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从证明相对性原理的角度来讨论该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对此完全没有认识。比如,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青年学者毕玉谦在谈到推定的局限性时指出:“推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推定而认定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与客观真实的程度上,仍会有一定距离------,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与客观真实相符合,------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推定在证据法上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至于推定为何在证据法上有科学性,毕玉谦先生未进一步说明。笔者认为,这一科学性,与证明相对性有关,即推定在证据制度中设立,是符合证明相对性原理所反映的机理的,证明相对性原理说明了推定的结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一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是符合证明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而是科学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虽然不可以说,推定制度在证据制度中设立,是证明相对性原理使然,但我们说证明相对性原理使得推定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提供了科学性的依据,应该说是恰当的。
      
      3、对证明标准的影响
      
      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设立证明标准,意义在于有个确定的尺度来衡量当事人所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对裁判者来讲,证明标准是其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规范。证据制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确定证明标准,是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观念的改变,证明标准也在改变,从神示证据制度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就反映了这一变法的轨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的认识观念,对证明标准的确定影响是很大的。具体到证据制度中,就表现为人们对证明结果的认识对确定证明标准的影响。
      
      如上所述,证明结果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所反映的情况与案件客观事实是不一定一致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要求法律上所确定的证明标准,是能保证百分之百地达到能最终确定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尺度,而只能要求其达到尽可能地确定案件客观真实情况的尺度。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和苏联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的确定,就符合这样的认识。而我国的“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则与这一认识不相符。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什么地方呢?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要求案件最终认定的结果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一致,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应然”的标准用到一个“人为”的结果上去了,即案件的客观事实,这是案件客观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自在的事实;而证明结果所反映的案件事实,是诉讼进行的结果,是人为的事实,两者虽然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绝对不可等同。而“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将两者等同起来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家知道,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要由人来进行,证明标准应当是通过人的活动可以操作的,与此相应的是,证明结果是人为的,而不是应然的。虽然说这样的证明标准所得出的结果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符合客观事实的,但证明相对性原理反映出这样的证明标准是符合证明制度特点的,是合理的和现实的。因此,我们说,“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作为证据制度追求的一种理想,是有意义的,但将其作为证明标准,则因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而不一定妥当。
      
      证明相对性原理不是也不可能是确定证明标准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又是一个在确定证明标准时不得不予以考虑的因素,尤其是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自然事物发展的结果与人们进行诉讼所求得的结果是不相同的时候。
      
      三、证明相对性原理对有关的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证明相对性原理决定于民事诉讼的某些理念和证明制度自身的特点,但证明相对性原理又会发生反作用,对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的设立产生影响,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对诉讼中和解制度的设立的影响
      
      诉讼上的和解是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请求的主张相互让步的结果在诉讼上进行一致陈述的行为。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诉讼上和解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相互让步,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有关问题作一致的陈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只在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而没有具体规定和解的条件 程序和效力,这表明立法上并未将诉讼中的和解作为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实际上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进行实体法意义上的和解,其在诉讼上的表现则是以原告撤诉而告终。世界上的一些法制较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在民事诉讼立法或司法中,都设立或执行诉讼中的和解制度或类似诉讼中的和解制度。这些国家之所以设立或执行诉讼中的和解制度,不仅仅是因为和解制度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因为和解制度在诉讼中执行有其合理性。诉讼中和解的第一个特点的合理性,是基于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有处分权,当事人可以根据处分权而在诉讼上作出让步;诉讼中和解的第二个特点的合理性,则与本文讨论的证明相对性原理有关。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有关问题(包括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一致的陈述,并不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客观认识上对案件的有关事实已有相同的认识,更不能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与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就是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在和解中陈述一致,是基于他们对和解的结果能够接受,而证明相对性原理则赋予了他们对案件有关事实陈述一致在诉讼中的合理性,即双方当事人在和解中所作的一致陈述,即使存在着与案件真实情况不一定一致的可能,这行为仍然有其合理性,原因之一是它符合证明相对性原理。世界上许多国家赋予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进行的和解,不仅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而且还直接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原因之一就在于和解在诉讼中存在有其合理性,其行为结果符合证明相对性原理的机理。有鉴于此,民事诉讼法学界有人提出的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并以此逐步削弱与审判机制冲突日益激烈的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作用的主张,也许是个不错的建议。
      
       2、对确定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和再审条件的影响
      
      民事诉讼上诉审的的审理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英美法国家,上诉法院对普通法案件的审理只限于复查法律问题,对衡平法案件的审理包括复查事实和法律,但无论是对那种案件的审理,都不允许当事人在上诉中提出新的争执点和提出新的证据;大陆法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上诉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限于当事人向上诉法院提出的上诉文件所涉及的范围;我国的上诉法院审理的范围为与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比较而言,上诉审的审理范围,英美法国家的范围最小,其次是大陆法国家,我国上诉审的审理范围最大。确定上诉审的审理范围,要考虑的因素不少,比如,审级问题,一审法官的素质问题,陪审员的职能问题等等,但是,证明相对性原理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因素:强调证明相对性多,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就小,反之,审理范围就大。我们认为,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赋予上诉审法院的不同职能,这是合乎情理的,而强调证明相对性原理在上诉审中的应用,尤其是以此来限定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不得提出新的争执点和新的证据,以提高诉讼效率,防止当事人缠讼,更好地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作用则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证明相对性原理对各国民事诉讼中再审制度中再审的条件的设立也是有影响的。英美法在普通法上有两句格言:“ 公共利益要求争讼有个终结”和“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理由遭受两次折磨”。基于这样的理念,英美法国家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不设立再审制度或不适用再审制度。英美法国家的这一做法,虽然不能直接论证其是证明相对性原理运用的结果,但他们的这一做法,与证明相对性原理反映的机理是不谋而合的,就此点而言,说明英美法国家的这一做法在民事诉讼中有其合理性。在大陆法国家,普遍设立有再审制度,在再审条件的规定上,再审的理由一般只强调原审在程序适用上有违反法定程序的地方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除了将原审法院在程序适用上有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再审的理由来规定外,还将当事人提出能推翻原裁判的新证据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德国 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再审条件的规定,反映了他们已经认识到,法院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即使不一致,只要在裁判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程序法的问题,这一裁判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和现实的,在法律上也就不应以再审的方式予以改变;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再审条件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追求诉讼结果要完全符合客观真实的理念,但这一规定与证明相对性原理不相符,与诉讼的迅速性和经济性的理念也不相符,它过分地强调了实体正义而忽略了程序正义在诉讼中的价值,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一规定不大符合现代诉讼的特点和要求,有必要进行修正。
      
      小结
      
      证明相对性原理是由民事诉讼的理念和证明制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它表明了诉讼结果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在诉讼中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运用有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强调认识和运用证明相对性原理的同时,有必要指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在遵循民事诉讼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使民事诉讼裁判的结果与案件真实情况一致,与证明相对性原理并不矛盾。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以证明相对性原理为借口,来妨碍发现案件客观真实,那将是对证明相对性原理的错误的理解和滥用。这其中的道理,就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在实践中,人们应当尽量避免犯错误而不能以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为借口而鼓励犯错误或不去避免犯错误的道理是一样的。
      
      
       全文完
      
      

    【注释】

    参见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7页—65页;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26页。

    见谷口安平(日):《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52页—56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8条第4项。

    见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中信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30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第28条。

    见谷口安平(日):《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51页。

    里所说的苏联即指通说的“前苏联”。笔者不同意通说,因为前苏联应为后苏联的对称,在当今历史上并无后苏联的存在,故通说是不妥当的。


    见柯昌信 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2--25页;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现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6页。

    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273条275条276条277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6条 ;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参见前引毕玉谦书第137──138页。

    引江伟主编书第84页。

    引沈达明编著《民事诉讼法初论》(上)第26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见前引江伟主编书,第129──130页;前引毕玉谦书,第168──169页。

    引毕玉谦书,第171页。

    前引兼子 一 竹下守夫 书,第140页。

    见江伟主编 《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41页。

    见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48──453 页。

    见前引沈达明编著 〈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第265页。

    见前引沈达明编著 〈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第267页。

    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79条和第580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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