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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额诉讼制度
发布时间:2003/3/28 14:08:00 作者:潘剑锋 点击率[3401] 评论[0]

    【出处】燕园法学文录

    【中文摘要】本文首先对小额诉讼程序建立的程序法基础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相关国家及地区的立法的介绍,分析了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检讨了我国目前简易程序的立法及司法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建立与简易程序分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本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一项具体程序制度的构建,还在于在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必须要考虑的公正与效率如何协调的问题。

    【中文关键字】小额诉讼 程序效益 简易程序 诉讼程序多元化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写作时间】2000年


    引言
      
       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山西一名教师在北京某书店买了一本缺页的书籍后,坐公共汽车返回该书店换书并要求书店承担其一元钱的公交车费,该要求被拒绝后,这位教师为这一元钱打起了官司,前后历时一年多,往返京晋数次,花费3000余元,最终胜诉,但只获赔1300元。为一元钱的车费值不值得打官司呢?社会上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从诉讼效益的角度考虑,认为这种案件的标的额过小,案件的诉讼不仅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当事人而言其经济效益也丝毫没有增加,就整个社会而言经济效益是降低的,因此这样一个官司不值得打;另一种观点认为微小的权利仍然是权利,应该加以保护,主张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来加以救济。
      
       这一案例从诉讼法的角度看,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对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微小权利受的侵害时,国家的司法制度应做出怎样的回应?是简单地将小额微小的权利交于诉讼外的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是将其通过正常的但是繁琐的程序加以救济,似乎均非上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兴起的小额诉讼——一种用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简易快捷的诉讼程序­——走入我们的视野,那么它是否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小额诉讼存在的程序法基础加以研究,并对小额诉讼在有关国家及地区的立法及实施情况进行实证的分析,以探讨其必要性及可行性,相继的问题就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规定的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有何差异,是否足以发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简易程序作一检讨,并探讨在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时应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小额诉讼程序的借鉴意义不仅在于一项具体诉讼制度的设立,而更在于其所蕴含的诉讼民主、程序效益及程序多元原则这些在司法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小额诉讼的程序法基础
      
      对小额微小权利人的救济是否一定需要小额诉讼,是否可以通过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加以解决?小额诉讼的建立是否有违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而削弱诉讼的公正性?这就需要对小额诉讼的程序法基础进行考察。
      
      (一)程序保障含义的扩展——获得裁判权(access to justice)
      
       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公力救济方式,在解决纠纷机制多元化的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各国在设置多元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强调民事诉讼的公力保障。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公民“获得裁判的权利”,比如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被剥夺”,而目前对之的理解多限于“获得公正审判权”(刘荣军将之称为司法保护请求权,或程序保障请求权,在民事诉讼中演化为诉权)。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讨论多集中于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之后的保障,其主要内容在于加强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给予当事人以严密的攻防辩论的机会与权利,强调审级救济等等。这诚然都是程序保障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对诉权的保障是否仅仅是保障人民追求慎重而正确的裁判而已?
      
       对此问题首先可从诉权进入诉讼前的保障看,在未进入诉讼之前,诉权只是一种可能性、期待性的权利,虽然说当事人有处分权,可以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公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对于审判前的诉权是否也应加以保护呢?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额轻微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由于财力不足、欠缺法律知识、或程序上花费过巨而权衡后放弃行使诉权,这样实际上使得当事人实体法上的权利在诉讼前成为有名无实。即使此时可以通过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解决,但此种机制内在的非强制性、反程序性(至少是我国目前的情况),使得当事人在公正性上无法得到最有力的保障,而在一方当事人实际上无法利用诉讼裁判时,其被迫做出极大让步的情况是极为经常的现象,没有诉讼制度作为后盾的纠纷解决机制极易因此而失去“当事人合意”这一使其处理结果正当化的基础。因此单单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足以解决此问题,这时应在诉讼程序上给予小额事件以救济。将此点放入考虑,程序保障应有两方面的考虑:1、程序权的保障,即通常所言进入诉讼程序后的保障;2、程序的保障,即保障走向法院接近法官之机会和权利,即司法制度使用权或者程序参与权。小额诉讼制度正是针对后一角度提出的
      
       进一步从民事诉讼的目的看,民事诉讼作为国家的一种诉讼制度,其目的不仅在于民事纠纷的解决,还在于通过民事诉讼使得民众得以在法院发表意见,使政府能知道法律对他们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运行良好的法院能使政府有机会了解公民,使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反应”。由于微小权利实际最接近公民而又广泛存在,如果诉讼程序对其特殊性不加以考虑,使众多微小权利人长期因实际困难得不到救济,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公民对司法制度的疏离,对法律的不信任,所以说“法院用群众方便的诉讼程序和方法迅速解决大量的小额诉讼案件,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
      
      (二)程序效益的要求——费用相当原则
      
      “决定人类社会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和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不纯粹是经济功利)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的代价”,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诉讼也不可能无视这种关系,“当人们的思维不仅仅局限于个案诉讼中谁胜谁负,而进一步考虑主体在诉讼中付出了多少而又得到了什么,当社会不再完全无视解决冲突的物质代价时,投入与产出是民事诉讼不可回避的机制。”维护司法的公正在程序上要求应有一定的最低标准,因此程序不可能毫无节制的简化,复杂而繁琐的程序对得到慎重而正确的裁判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普通程序这种天然的局限性,以及现代社会中民事经济纠纷的增加,诉讼案件的增多,使得司法制度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诉讼当事人的负担也日益增加。由此诉讼程序的设计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司法资源如何得到合理的分配,二是如何平衡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投入与支出。
      
       对小额微小权利的救济必须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司法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必须要做出合理的分配以达到公平有效的利用,对微小权利的救济仍用普通程序加以救济不免有“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对于有限的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成本过大,甚至会达到超出其实体利益的程度,尽管通过复杂的普通程序也许更有利于保障裁判的公正,但如果是完全不考虑效益的公正,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因此,对小额权利的救济应遵循费用相当原则,即法院和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不应使他们遭受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简便、迅速的小额诉讼程序就遵循此原则。
      
      诉讼程序的价值既有公正亦有效益,谁是第一位,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小额诉讼的建立无疑是出于诉讼效益的考虑,但从制度层面而言,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提供给当事人的是一种选择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普通程序以追求公正的实现,也可以选择通过简单而迅速的程序以实现其实体权利。当事人可以在实体权利与程序公正之间进行利益的权衡,做出自己的选择。
      
      上述是对小额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作一考察,但任何一种具体制度的构造都需落到实处,否则只能沦为空想,因此,如何构建一套迅速简便节省而又能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小额诉讼程序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实证的分析——以日本与台湾地区为例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针对日益繁复的民事诉讼程序纷纷进行了旨在简化诉讼程序的改革,其中一项主要的措施就是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从有关国家及地区立法看,小额诉讼的建立主要作用有二:一是解决在复杂的诉讼程序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小额微小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二则诉讼程序的复杂面对日益增多的诉讼无能为力,需要一定的程序以减轻普通程序的负担。
      
      笔者以为,对于我国而言具体的制度构建是甚为必要的,因此下面对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具体立法情况作一归纳,以寻求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基础。
      
      (一)日本的情况
      
      战后,日本参考美国小额诉讼制度建立了简易法院的诉讼程序,但“简易法院程序没有起到真正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它只不过是通常诉讼程序的简化而已”,因此1996年的民事诉讼的修正借鉴了其他的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在第六编规定了不同于简易法院诉讼程序(规定于第二编第七章)的小额诉讼程序,共14条,比较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规定,小额诉讼的特点在于:
      
      1、小额诉讼适用案件的标的额较小,第368条规定:“对于以诉讼标的额为30万元以下的支付金钱请求为标的的诉讼,在简易法院可以请求依据小额诉讼审理及裁判”,而简易诉讼的标的额为90万元,按诉讼标的额对简易事件作了进一步的划分,适用不同的程序。同时,为防止小额诉讼成为向一般市民发放贷款、出售货物的公司或企业向一般市民催讨债务的工具,该法规定一年内当事人在同一简易法院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不得超过最高法院规则所规定的次数(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223条规定为10次),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报制度(368条第3款和381条)。
      
      2、诉讼程序更加简便。根据第370条,原则上一次开庭期日内审理终结,当事人应在开庭审理期日前或该期日,提出全部的攻击或防御的方法。而且调查的证据也仅限于能及时调查的证据(371条)。并且规定小额诉讼禁止反诉(369条),简易程序允许反诉,并规定可以基于反诉移送地方法院审理(274条)。这些规定反映了小额诉讼简便、迅速解决纠纷的目的。
      
      3、诉讼判决的简易性。第374条规定,在口头辩论终结后立即宣布判决的,宣布判决可以不基于判决书原本进行。法院可以依口头辩论期日的笔录代替判决书,应当使法院书记官在口头辩论期日的笔录上记载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文、请求以及理由的要点(第254条第2款),此笔录有与判决书一样的效力。
      
      4、审级救济的特殊性。对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控诉,而采取提出异议制度,即若对判决不服,可以在两周不变期间内向做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377条、378条),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审终审制。其解决了简易程序中无论诉讼标的额大小均采用三审终审制所造成的诉讼拖延,使得简易诉讼迅速解决纠纷的目的真正得以实现。
      
      5、小额诉讼的利用是基于原告自愿并保护被告的诉权的。原告对小额诉讼的请求应于提起诉讼之际提起,而被告可以提出将诉讼转入通常程序的申请,但必须于最初的口头辩论的期日进行辩论的或该期日已经终了的不在此限,有此申请的,诉讼转入通常程序(368条第2款、373条第1、2款)。
      
      从日本的规定看其小额诉讼程序比简易程序更迅速、更简易、更省钱,同时又注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以达到对之的程序权的保障。
      
      (二)台湾地区的做法
      
      台湾地区小额诉讼程序的确立经过了一个从简易程序的简化到单独的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发展过程。台湾地区曾于1990年参考了外国的小额诉讼制度,修正了简易程序,修正了三条,新增十条,主要的修正表现在适用范围的扩大、诉讼程序及判决书的简化及审级救济的特殊规定等。后又于1999年2月3日公布施行的修正案中增设了小额程序。其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1、适用诉讼标的额较小或情节简单之案件。此次修正规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标的额在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的请求给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诉讼,但如果案情繁杂或因其他情事,法院认为适用小额程序为不适当者,得依职权裁定改用简易程序。但在标的额超过新台币十万元而在五十万元以下者,原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合意适用小额程序,则可适用小额程序,但为防止纠纷的发生,该合意应以书面的方式证明。这一规定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意旨。
      
      2、小额诉讼案件管辖的特殊性。此次修正规定,小额事件当事人之一方如为法人或商人,以其约定用于同类契约的债务人履行地条款或合意管辖条款与他方订立契约者,由于订约的他方就此类条款没有磋商变更的余地,如果要远赴所约定的法院去进行诉讼,对于经济上弱势当事人是非常不利的,其有可能会放弃其在诉讼上主张权利,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不适用第12条或第24条有关债务履行地或合意管辖的规定。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商人,或法人或商人非因其商务关系而定约者,不在此限。
      
      3、小额诉讼程序上的简易性。此次修正规定,为方便债权人起诉,准许当事人选择适用表格化诉状起诉,其格式由司法院制定(第436条〈10〉)。并为实现小额诉讼之便利,规定小额程序得在夜间或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进行。
      
      4、法院在小额程序中证据调查的职权较大。为迅速发现真实,并追求诉讼的经济,此次修正规定在小额程序中采取当事人讯问制度。在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得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本人,并以其陈述作为证据,为加强当事人陈述的可信性,审判长可在讯问前或讯问后命当事人具结。当事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或具结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为他方当事人关于讯问事项之主张为真实。
      
      5、小额程序案件裁判救济的特殊性。此次修正规定小额事件之裁判原则上第一审确定,惟第一审裁判如有违背法令情事时,才准许当事人上诉或抗告。小额程序的目的就是简洁与迅速地解决纠纷,如果对审级救济不加限制的话,这个程序设立的意义必将会被削弱。
      
      6、小额程序判决执行的特殊性。为便利小额程序之胜诉当事人早日实现其权利,此次修正规定:法院为被告败诉之判决时,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第436条〈20〉)。
      
      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立法例都注重了对与大众密切相关的微小权利的迅速、有效的救济,在当事人起诉、审理程序、以及判决书的制作上都体现了迅速快捷的特点,在裁判救济上采用了或基本上采用了一审终审,以达到迅速解决纠纷的目的;同时都通过赋予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等措施来保证诉讼应有的公正性。
      
      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无疑启发了我们对小额诉讼程序具体制度设计方面的进一步的思考,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国的简易程序是否能达到使公众最有效的接近司法制度,以达到小额纠纷迅速简便的解决呢?如果我国要构建小额诉讼的话,应考虑那些因素,又如何与简易程序衔接与区别呢?
      
      对我国简易程序的思考及小额诉讼制度构建之设想
      
      我国民事诉讼法于第二编13章规定了简易程序,共5个条文。相比较我国本已够简单的普通程序,其简易性主要体现在:1、可以口头起诉,可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2、由基层法院或其派出法庭独任制审判;3、审判期限较短,为三个月。应该说其在解决简易事件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主要有:
      
      1、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是在某些环节简化,但其他程序上仍按普通程序的规定,实际上不能满足简易事件处理的要求;较之他国立法,我国对简易程序的规定缺少具体程序的简化、诉讼判决的简化,救济程序也未考虑简易事件处理的特殊性,未能真正有效的发挥简易程序的功能。
      
      2、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界限不清,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简易法庭,简易案件与普通案件的法官没有区分开来,同一法官兼具审理普通和简易案件的双重任务,再加上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使得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界限不清,造成实际中“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范”
      
       由上而知,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规定对简易事件的解决都不够理想,对小额轻微事件就更难以发挥效用,因为小额轻微案件比简易事件要求有更简便迅速的解决,在诉讼程序及审级救济方面要求有其独特的要求。因此目前的简易程序并不足以发挥救济小额权利的作用。
      
      笔者以为在目前的阶段通过简易程序可部分解决小额轻微事件,构建小额诉讼制度可分步进行,首先是如何使简易程序更完善,与普通程序区别,使程序更好发挥处理简易案件(包括小额事件)的作用。使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区分的关键是专门的简易法庭的建立,选任专门的法官进行简易案件的审理。具体程序的简化可参考日本及台湾地区的立法,应规定一次期日辩论终结原则,依职权为一方当事人辩论判决,简化庭审笔录和判决书等制度。
      
      第二步就是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来处理实际中日益增长的小额纠纷。简易案件与小额案件之间的区别决定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同,建立独立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更有利于纠纷有效迅速的解决。由于小额轻微案件争议权利更为微小且与公众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对此类型案件的处理更注重便利与快捷,对小额诉讼制度的构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如何确定“小额”是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衔接的关键,此标准的划定有待于实际的考证以确定,但要指出的是不同于日本与台湾地区,我国大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对小额的标准在各地区应有不同。
      
       (2)小额案件应建立不同于一般之管辖制度,以便利小额权利人的请求。比如在本文开始提出的案例中,仅原告从山西到北京的路费就支出不菲,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可考虑对民事诉讼中“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原则进行一定的变通。
      
       (3)小额诉讼程序中应适当扩大法院职权探知的范围。虽然说诉讼中法官应保持中立,但由于小额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能力及调查证据所需耗费财力的限制,如果完全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当事人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为弥补小额权利人举证能力之不足,应承认法官在调查证据方面的能动性。但应注意的是法官的能动性应有一定限制。
      
       (4)对小额诉讼的审级救济应降到最低限度,即实行一审终审,以实现小额权利的迅速实现与稳定。
      
      这些都是建立小额诉讼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一项具体制度只有符合事物的规律,才真正能实现其价值目标,才会具有生命力。
      
      结语
      
      小额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解决某种特定类型的纠纷,还在于其为我们的司法改革提供的一条思路:通过诉讼程序制度的多元化,将案件分流,减轻普通程序的诉讼压力,从而在普通程序中实现程序的公正,而通过小额程序及其它程序得以提高诉讼的效率,实现诉讼的效益化。
      
       西方国家进行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改革本质上属于在其特定的体制中适应时代社会的需要所进行的技术性调整或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改革也说明其司法审判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机能性弊病,甚至可以说,诉讼的延迟和诉讼成本的昂贵以及由此导致的当事人在司法资源利用中的不平等,是现代普遍主义司法审判制度无法根除的现象。如果我国的司法改革不能进行通盘的考虑,只将其重点置于审判模式的选择和举证责任的分担等一些程序上的问题,那么在西方各国出现的“诉讼膨胀”的现象必然会出现在我国]。进一步而言,诉讼是社会真正的实践活动,没有配套纠纷解决制度情况下,实际的诉讼压力必然使得许多改革的努力化为乌有。亡羊补牢,还是未雨绸缪,其利弊不言自明。因此,我们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司法腐败严重就强调程序公正性,明天积案太多就强调诉讼效率,而有必要在改革之初就作全面的考虑,找到公正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
      

    【注释】
    西方各国在小额诉讼的立法有:英国于1967年根据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在郡法院设立了请求标的额不足3000英镑的诉讼程序,1973年建立了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以一种低廉简易的诉讼程序处理3000英镑以下的小型消费者争端,占有诉讼和人身伤害赔偿事件,在90年代,其民事诉讼改革又提出少额诉讼、迅速程序与多级程序。德国于1990年12月17日颁布的《审判简化修正法》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对于初级法院不足1200马克的案件可以适用此程序处理。意大利于1973年规定了一个简易、快速的劳动诉讼程序,并于1974年将此程序扩大适用于歧视案件和房屋租赁案件,1991年的民事诉讼改革设置了民事案件的治安法官和适用于该种法官的小额诉讼程序。韩国也早在1973年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在二战后参照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建立了简易法院的诉讼程序,在1996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的第六编中规定了不同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参见肖建国:“程序效益论”,载陈光中(编):《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页713-714。
       

       
    此部分的分析受邱联恭所著“小额诉讼诉讼制度与及简易诉讼程序”一文的启发,该文载于三民书局1992 年出版的《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一书。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88。
       

       
    顾培东曾在《体制改革与诉讼制度的完善》对纠纷解决的种类进行分析。刘荣军亦在其“纠纷与民事诉讼”一文中通过对纠纷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析,提出“纠纷的解决有多种途径与方式,如何进行选择,则又由当事人根据纠纷的情况等作决定……”,该文载于刘荣军:上注3所引书。
       

       
    基于后一角度的制度设计还有:法律援助制度、诉讼费用制度等,详见刘荣军:上注3所引书,页89-97。
       

       
    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446。
       

       
    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页23。
       

       
    柴发邦:《体制改革与诉讼制度的完善》,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72。
       

       
    选择日本和台湾地区作为例证的原因有二:一、资料的考虑,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英美各国的情况虽有介绍但具体制度缺少详尽资料,日本与台湾地区的介绍较详细,二、日本与台湾地区同我国大陆在诉讼模式、文化传统上更为相近,因此更有借鉴价值。
       

       
    这次程序改革的具体内容可参见肖建国:上注1所引文,页711-714。
       

       
    本部分法条参考《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白绿铉(译):上注11所引书,页24。
       

       
    关于此次简易程序的修正可参见史锡恩:“修正民事简易诉讼程序施行后实务上所发现之问题”,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6年,页364—367。当时,就有台湾学者指出,简易程序的修正虽然参考了国外小额诉讼立法,规定更有利于简易事件之迅速、便捷处理。但修正后的简易程序并非起到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从其适用案件看:在票据诉讼中的标的额往往较大,而且在诉讼程序上的机理也有距离,因此提出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参见邱联恭:上注2所引文,页298。
       

       
    此部分立法介绍主要参考王甲乙:《民事诉讼法之研修》,1999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座之材料,页50-56。
       

       
    之所以将简易程序纳入讨论,原因在于在小额诉讼未建立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可部分解决小额轻微事件。
       

       
    正如同一审判组织既主持调解,又有权做出裁判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审判的软化和调解的强制化。
       

       
    要指出的是,诉讼制度的多元化与完善并不排斥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诉讼程序多元化的努力的目的不在于使诉讼成为万能、无所不包的纠纷解决制度,而是在诉讼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才更能有效与公正地发挥作用。
       

       
    范愉:“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趋势与中国的司法改革”,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页112。
       

       
    ] 这几年民事经济案件的快速增长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199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238,2174件,比1993年上升13.89%,共受理一审经济案件104,3301件,比1993年上升18.31%,1996年,一审民事案件308,3388件,比1994年增长了29.44%,一审经济案件150,0674件,比1994年增长了4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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