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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发布时间:2003/3/16 15:29:00 作者:湛中乐 点击率[4246] 评论[0]

    【出处】《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5期

    【中文摘要】劳动教养制度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如今其存废去留,万众瞩目。学术界、司法界、立法界人士亦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认为劳动教养以定性为行政处罚为宜;主张收容对象的相对规范化和固定化,其范围不应任意扩大或缩小;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应当名实相符,作为专门审批机关,权力不得随意委托或授出。其审批程序应当公正、公开,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应当完善制度设计,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控制权力的滥用;在救济机制方面,应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和行政申诉等制度,以确保公民能获得实际、有效的法律救济。

    【中文关键字】劳教 劳动教养 制度 行政处罚

    【学科类别】行政诉讼法

    【写作时间】1999年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湛中乐* 朱秀梅>
      
      
      监狱法的颁行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尘埃落定,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再度成为法学界聚焦的话题。尽管劳动教养制度以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教育感化等方式,在维护社会安宁、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但不容否定的是,历经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范不仅效力层级低,不符合法治理念下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且内容滞后于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需要,规范本身失于笼统和不协调,由此造成在劳动教养的性质、法律地位、收容对象、管理方式以及制度本身的存废等许多问题上的争议。本文限于篇幅,本着保留劳动教养制度但革故鼎新的立场,就上述议题逐一加以探讨,以期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提供思路。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
      
      由于对劳动教养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其存在价值、改革方向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重大命题,而相关法律规范又缺乏明确表述,故倍受理论界关注。有些学者根据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认为劳动教养最初兼具强制性教育改造和安置就业双重性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该观点显然是混淆了“性质”与“作用”、“手段”等概念的区别。性质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特质”,或说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而就“强制性教育改造”而言,劳动教养断不能据此区别于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制度;至于“安置就业”,则是劳动教养制度在当时特定历史阶段所担负的社会任务,体现的是劳动教养的作用而非性质。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表述的“劳动教养,是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也只能说是对劳动教养的性质认定初露端倪,即“行政措施”,强调了劳动教养的行政性而非刑罚性,这一点在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方针政策的请示》中也得到进一步印证:“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分,而是对违法人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归纳有关劳动教养性质的看法,比较典型的观点有:
      
      (一)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该观点主要以现有劳动教养的法律规范中诸多“强制性教育改造”的用语为立论依据。
      
      (二)劳动教养是以行政手段处理的刑事处罚。持该观点的学者尽管是少数,却反映出劳教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论据主要有:劳教收容对象的确定基本上依据《刑法》,即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劳教剥夺人身自由的执行手段体现了刑事处罚的严厉性;劳教同劳改的诸多相同之处以及劳教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证明了劳教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将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基本上同等看待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主要理由是:劳动教养的对象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即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但给予治安处罚又达不到教育目的的人;劳动教养的实际效果是行政处罚,它是对行政违法行为所进行的法律制裁,具有处理上的终局性,不同于为进一步调查违法而采取的具有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劳动教养的期限即限制人身自由达1至3年甚至4年之久,属于行政处罚的期限,而行政强制措施多是为了进一步调查违法行为或者防止违法者进行新的违法行为,往往具有紧迫性而在拘束时间上比较短;另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否定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四)劳动教养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该观点是在肯定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得出的进一步结论。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法律责任形式,实践中劳动教养审批权也是由公安机关行使的。199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更明确指出:“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五)劳动教养实际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对此学者有各种表述方式,有说“类似保安处分中的劳作处分”,有说“近似西方国家保安处分制度中的剥夺自由处分”,还有的表述为“属于行政法范畴的保安处分”。持此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同保安处分相类似,劳动教养的功能亦定位在矫治违法者以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上。它们都着眼于积极控制和预防犯罪而不是对已然发生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是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依据并以排除这种危险性为目的,因而是刑罚强有力的辅助手段。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劳动教养只是与保安处分相类似的行政制裁措施而已。因为二者在适用条件、决定主体、执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如保安处分重点在于对未然犯罪可能性的防卫,即适用于那些具有初犯或再犯较大可能性的人;而劳动教养针对的是已然违法行为,其间并无对行为人的人格调查制度或任何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程序。此外,还有学者将劳动教养的性质归纳为“类似保安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
      
      我们赞同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处罚的观点。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宣称:“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尽管国务院在随后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下面简称“通知”)中又称“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但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劳教立法严重滞后所造成的观念不统一;另一方面,“通知”主要是根据劳动教养的审批权实际由公安机关行使的现状作出的,而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即公安机关行使审批权是历史形成的,并无合法授权。本着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不宜将劳动教养定性为治安行政处罚。同时,之所以否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刑事处罚,在于两类制度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刑罚重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而劳动教养是通过教育改善违法者使之复归社会,从而达到预防违法犯罪和保卫社会的目的。两者在适用对象上也有很大差异;刑罚针对的是实施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且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劳动教养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以及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罚处罚而又有劳动能力的人。尽管二者在预防犯罪上有相通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某一点上的“殊途同归”而否定“途”的差异。至于那种以劳教和刑罚在实践操作中的诸多相同之处来论证劳动教养的刑罚性,颇似因两人容貌相像而断定他们必有血缘关系一般的逻辑错误,何况劳教在管理体制、管理手段等方面长期沿用劳改制度套路的积习,正是当前急需匡正的不规范作法,我们不能以实践的偏差作为推导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基点。
      
      关于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措施的看法,除有以辞害义之嫌外,同样忽略了不同法律制度设计目的上的差异,这在前面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已具体谈及,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学者们比照国外保安处分来评述劳动教养性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法学界对劳动教养制度发展趋向的一种认识,是该制度的“应然状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们认为,用“类似……”来界定一事物的性质的作法本身不科学,“类似”更多体现的是事物的存在形态;同时在法律制度“实际具有的性质”和“应该具有的性质”之间,前者以更符合性质关于“事物所具有的特质”的内涵,而后者包含了外在评价的内容。尽管我们关于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的认知也排斥了实践操作的某些“实然”,但排斥的依据却是法律规定的“实然”。从这个角度讲,将对制度完善的设想排除在外是我们描述劳动教养性质的起点。
      
      
      
      二、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
      
      综观我国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历史沿革,劳动教养最初适用于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将劳教对象具体为四种人,简言之即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长期拒绝劳动或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的;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或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而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可见其中既针对治安违法行为,又包括了犯罪行为和违纪行为。1982年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在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以下简称“办法”),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被调整为六种人,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屡教不改,尚不够刑罚处罚但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又失之过轻的;另一类是已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如犯罪情节轻微,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等。此外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卖淫、嫖娼、赌博及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四种人;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规定的有重复卖淫、嫖娼或吸毒等违法行为的、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另外在劳教对象上排除精神病人,呆傻、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哺乳未满一年或怀孕的妇女,以及不满十六周岁的少年。上述法律规定比较散乱且相互间有重叠的部分,但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还是清晰可辨的,即经历了由最初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清理内部人员和安置就业为主,向维护社会治安、教育改造“重罪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主观恶习较深”的违法犯罪分子为主的发展脉络。从司法实践来看,劳动教养的决定往往依附于刑事诉讼作出,是刑事诉讼各程序过滤后的残存物。具体而言,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不够逮捕起诉条件转而劳动教养的;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或审查起诉阶段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而公安机关认为侦查有困难、证据难以收集但行为人又有犯罪嫌疑转而适用劳动教养了事的;还有经法院审判后认定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而需以劳动教养矫治和改造的一部分人。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免于起诉及免于刑事处分都是对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筛选下来的轻微犯罪的一种处置办法。
      
      但我们认为,上述对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界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且标准不统一,搅乱了劳动教养与刑罚、治安管理处罚的关系,也增加了劳动教养性质确认的难度。因而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原则上,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只能是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屡教不改而行为又不构成犯罪的违法分子,即排除轻微犯罪行为、疑罪行为和违纪行为。作此结论并非凭空臆断,而是分析我国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范及政策走向,兼顾整个法制的协调统一的结果。首先,根据我国在劳动教养制度上一贯奉行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劳动教养并非简单地对已然违法行为进行惩罚,而是注重对违法者的教育、矫治和改造,其根据是由违法行为所体现出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即有威胁社会安宁、进一步犯罪或继续违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教养应排除初犯和偶犯人员,将矛头指向主观恶习较深的违法分子,这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决定中对重复吸毒、重复卖淫等的规定中亦可窥见一斑。同时,劳动教养对违法者人格状况的关注也使其具有了独立于刑罚的存在价值,因为在我国犯罪概念中不仅有定性因素,还有定量因素,如“情节轻微”、“数额较大”等语,反映出刑法重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轻罪犯自身特性的结构性缺陷,故劳动教养并不是刑法的附属品,而是用以弥补刑法结构性缺陷的独立法律制度。其次,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意味着劳动教养审批机关无权认定公民有罪,即便是轻微犯罪行为的认定,也需法院依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那么将轻微犯罪行为纳入劳动教养管理范围无疑是违背刑法精神的,建议应纳入刑法体系作出适当制度安排。至于疑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应先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后确定为无罪,然后根据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确定原则或标准作出是否劳教的正确判断。再次,要使劳动教养真正摆脱对政治、道德的从属地位而纳入法治轨道,就应该将违纪行为也排除在劳动教养之外。如1982年“办法”中规定应予劳动教养的第五种人,即有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扰乱正常秩序行为的,显然属于企事业单位内部严重违纪行为,完全可以按机关人事制度或企业劳动用工制度作出处理,无需动用劳动教养这一相对太过严厉的处罚手段。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
      
      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的“办法”,对于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该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由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附设在公安机关内部,没有独立的常设机构和专职人员,实际上劳动教养的审批权由公安机关行使。而劳动教养制度中另一项重要权力,即提前解除劳教,延长或减少劳教期限的权力,实际上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行使,同时1991年司法部《关于对劳教人员减延期审批权限的批复》中,又规定劳教所有权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三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这些权力的运作都缺乏合法授权,并与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关涉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特性反差太大,势必造成权力行使的随意性、缺乏必要法律制约而易于被滥用的弊端。因此,学者们提出各种方案来纠正这一法律庇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一)依照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二)鉴于公安机关实际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现状,考虑到其四十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专业技术设备的优势,可由法律明确授予公安机关以审批权,同时以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法律监督机制来确保权力的依法行使;(三)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批劳教案件;(四)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设立“治安法庭”,受理公安机关诉请劳动教养的治安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是否将被告收容教养的判决;(五)将劳动教养决定权交于人民法院行使。考虑到治安管理要求快速、高效的特点,可在基层人民法院中创建“教养法庭”,由法官、公安机关代表和司法行政部门代表三人组成,集体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此外,还有主张在法院审裁劳教案件前加上检察机关的控诉程序,即比照刑事诉讼程序处理案件,或将检察机关纳入“组合式”法庭等方案。
      
      既然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那么由行政机关行使审批权似更合乎法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许多人认为,劳动教养所涉及的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对其不利处分应由法院依司法程序作出,方不违背保障人权和防止权力滥用的现代法治理念。但“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我们所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西方国家由法院裁决公民基本权利的传统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制度作支持的:司法独立铸就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崇高威望,而司法独立又是由分权制衡理论、法官的身份保障、职能保障、经济保障及法院在司法行政事务上的独立等为实质内涵的。而我国的法院无论在独立性还是权威方面,都远未达到“维护人权非我莫属”的高度,因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和现实国情的模式或许更明智、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当然,在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法律构建上,应当贯彻权力制衡的法理及职能分离原则,以确保劳动教养审批权的公正行使。例如,在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中,公安机关的代表应是非本案调查人员,防止先入为主的成见损害决定的客观公正性;有关劳动教养的最终决定须由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通过方可成立,且劳教决定作成后不必立即生效,可以规定一段时间,如七天的异议期,在此期间允许被劳教者就决定本身提出异议,并向委员会陈述理由或提供新的证据。劳教管理委员会审查后作出原决定生效或重新作出决定等结论;也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的理念,允许被劳教者在异议期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请求,审查劳教审批权行使过程中的违法情况并作出确认判决或撤销、补正判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司法审查仅仅是针对审批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如委员会人员组成是否合法。是否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等,因而审查的结果也只是确认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况;若存在,则进一步作出补正判决或撤销判决。至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于事实问题的认定,法院此时不予过问,当事人可在劳教决定生效后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谋求解决。这个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四、劳动教养的审批程序
      
      现代行政法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强调,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虽然程序本身具有一定的形式性,但当我们把程序问题和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时,就为程序确立了一个实质性的目标。”程序的重要功用之一便是通过限制权力行使的恣意来体现正义。我国长期在程序问题上奉行绝对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注重程序对实现实体目标的手段意义而忽略程序本身具有的理性、人道及尊重人格等独立价值,体现在劳动教养决定程序上也不例外。1982年“办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对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和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不难看出,除了告知程序外,被劳教者在审批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无为的状态,仅有的征求意见程序还将被劳教者本人排除在外,而审批机关的权力处于完全自主、无任何程序制约的状态。这固然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劳动教养浓厚的政治工作色彩使然,但也是程序意识普遍欠缺的真实写照。
      
      为了最大限度地预防劳教审批权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拟被劳教者的人格尊严和法律主体地位,审批程序应贯彻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相对人参与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权益可能受到权力处分影响的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实效地参与程序,并对处分结果的形成发挥实质性影响,这是一切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为确保被劳教者对审批程序的切实参与,应规定被劳教者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权利及对劳教事实和理由的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考虑到劳动教养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还应赋予被劳教者对劳教决定要求所证的权利。“合理的通知,得到审理的机会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进行辩护,都包含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条款中”,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这一经典表述正是相对人参与程序的最低要求。程序公正原则更多体现为程序中立,并由程序公开、回避制度及职能分离制度等具体保障的,它要求劳教案件的审批者和听证程序的主持者应保持无偏见、不偏袒的超然地位,并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排除外来干扰的基础上独立作出判断,保证劳教决定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五、劳动教养的救济机制
      
      劳动教养的救济机制应包括对劳教决定不服的救济和对劳教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救济两个方面,后者往往因劳教执行机关不按期解除劳改、不按规定执行劳保待遇等违法行为引起。如果说程序所保障的正义更多地有赖于权力主体自觉遵行的话,那么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则给了被劳教者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目前我国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文件中,规定劳教救济的条文体现在1982年“办法”中,“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经复审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应撤销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确凿,本人不服的,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在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前,被劳教者往往只能向原审批机关申诉,出现公安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还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的不正常现象。这种“三位一体”的制度构建固然是以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的信赖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理念为前提,但这种“作自己行为法官”的设计和缺少起码监督制约的机制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自然公正原则和有限权力原则,实践中也难以避免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随意性甚至滥用。当时,尽管被劳教者还可以通过信访、上访等方式向原审批机关、检察院、纪检部门、新闻舆论机构反映问题,但上述方式缺乏规范,在处理形式、程序、责任机制等方面无章可循,随意性大,往往造成案件轻易被搁置或久拖不决的局面。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拓展,198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第六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院发现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有权建议原审批机关复核纠正;有权受理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申诉,经复审确属错误劳动教养的,提请原审批机关予以纠正,如果原审批机关不予纠正,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认为提出的纠正意见正确,应当向同级主管部门提出纠正。自此,可以说对劳教审批权的行使有了外来的监督力量。但对于审批机关不予纠正的行为,检察院并无后续监督手段,司法解释中也没规定原审批机关不予纠正劳教决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得检察监督的实效令人怀疑。好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公民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至此,对于劳动教养的救济才算落到了实处。1999年颁行的《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就劳动教养事项申请行政复议,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及《行政复议法》第六条(一)项中“等行政处罚”的概括性规定,考虑到劳动教养处罚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其救济应穷尽我国法律规定的所有可能获得的救济,那么救济途径应包括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此外,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符合请求行政赔偿条件的,还应有权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对在劳教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于被劳教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还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被劳教者能及时、充分地行使救济权,包括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同时健全法律援助制度以适用于劳动教养。“法律若不能实际体现为一种公正、平等、真实的救济体系,那么实体权利的保护只能是画中之饼,没有实际的效用。”由于我们将劳动教养的性质界定为行政处罚,那么由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新近出台的行政复议法对劳动教养进行救济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丝毫不用变更法律。更重要的是,尽管劳动教养所实施的限制被劳教者人身自由带有处罚的性质,但也是一种服务于教育、矫治的手段,目的是使被劳教者矫正恶习,转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行为习惯,以成为一个守法公民回归于社会。这里,在对个人进行矫治的法律工程中表达了社会责任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劳教者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安定发展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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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见力康泰、韩玉胜《关于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养法的思考》,载于《中国监狱学刊》,1997年第2期,第15页。
      
       见《辞海》“性质”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1页。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中国言实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卷,第3698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见李小群《论劳动教养的刑事处罚性质》,载于《劳改劳教理论研究》,1991年第3期,第9页。
      
       见胡锦光著《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见鲍遂献《试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载于《法律科学》,1991年第2期,第54页。
      
       见李颂银《司法行政机关应是保安措施的执行机关》,载于《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第109页。
      
       见马克昌《加大改革力度,修改、完善<刑法>》,载于《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7页。
      
       见赵秉志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见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0页。
      
       转引自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载于《法学研究》总第106期,第59页。
      
       见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参见王仲方主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参见林小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载于《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7页。
      
       见储槐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载于《法制日报》,1999年6月3日,第7版。
      
       转引自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见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转引自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499次会议讨论通过)(俗称115条)第2条1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公民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实际上,1990年颁布、1991年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至1999年10月1日被废止)同样规定了公民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 见程燎原、王人博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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