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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宪法说事
发布时间:2009/3/13 11:05:16 作者:王磊 点击率[2374] 评论[0]

    【出处】《团结》2004年第2期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4年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学习宪法的部署,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宪法及其修正案之重视。一部法在制定之后,关键是实施的问题,宪法也有个实施的问题,而且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促进宪法实施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拿宪法说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国1954年宪法以来,直到后来的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很多内容都没有启动。例如,1954年宪法就有关于教育权的规定,但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件所做的司法解释中提到宪法中的教育权,老百姓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似乎才刚刚从50年的睡梦中醒悟过来,才意识到法院所保护的公民权重还有教育权。在此之后,又有随之而来的宪法中的平等权案件等等。最近安徽芜湖市某区法院所判的关于乙肝患者的平等权案件也是大多数人知道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老百姓正在拿宪法说事。只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和法律工作者都会拿宪法说事了,宪法的权威也就自然不成问题了。为什么老百姓重视刑法、民法和行政诉讼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老百姓认为他们可以拿刑法、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说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的实施等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世界各国的模式也介绍了不少,至于我国的现实问题,大多数学者总是陷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违宪审查的机构和程序等几个老问题而不能自拔。学者的抽象研究丝毫没有影响老百姓对宪法的态度,齐玉苓案件的影响恰恰说明实践的推动力对老百姓树立宪法信仰远远大于空泛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宪法学研究如果不拿事来说,就是没有用处的文字游戏,只有建立在拿宪法说事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
     
      不拿宪法说事,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老百姓高度信仰宪法,政治家和官员都愿意拿宪法说事。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法律工作者手中,而当国家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的这些法律工作者在处理许多问题上存在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宪法,权力掌握者在这样一个共同最高价值判断的标准下进行讨论。而我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这样一个供国家和社会处理纠纷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平台。我们判断是非的法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实在缺乏宪法这个最高点情况下在三个平行的平台上进行:即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也就是说,在老百姓和法律工作者的心目中,我们没有现代化国家那样一个共同点,即宪法。尽管宪法在规范上是根本法,但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多少人拿宪法说事。我们国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除了宪法,还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文件等等,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法和政策的体系中,如果不能拿宪法说事,地方就可能不听中央,下级不听上级,宪法就起不到凝聚整个国家人心的作用,其不到法制统一的作用,法制不统一就影响到国家的统一。有关违反宪法、影响法制统一的例子很多,例如,今年某省政法委出台的关于取消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规定,去年吉林中级人民法院规定由弹劾委员会弹劾法官的制度,北京某检查院规定当事人可以挑选检察官,还有些地方的区检察院自行规定对大学生犯罪可以暂缓不起诉等等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这样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所以,我们不得不上升到维系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宪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重要性。
     
      等到拿宪法说事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那一天,宪法理论也就丰富了,我们就自然不必担心宪法理论是否会继续苍白下去。拿宪法说是也是宪法学理论研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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