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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解决“老赖”的良药
发布时间:2009/2/24 15:52:43 作者:王磊 点击率[2113] 评论[0]

    【出处】《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年2月12日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09年


      笔者这两天看到新华网的一则新闻“广东高院网上‘晒’300名‘老赖’”?这条消息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9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300名欠款数额大?时间长和影响较大的“老赖”名单,这份名单还将被提交给有关执行联动部门,从生活?生产?经营等方面对赖债者进行限制?广东省高院的做法无疑值得赞赏,因为广东高院利用互联网对这些“老赖”形成了威慑,这种方式成本低,效果估计也不会差,其他各级法院也不妨借鉴一下?
     
      除了赞赏之外,笔者也为我国法院的“执行难”问题而感到担忧?一是执行难的案件数量让人担心?据初步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中,债务人有财产或部分财产而未能执行的难案还有近32万件?二是“执行难”案件中所涉及的特殊主体让人担心,这些特殊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国有企业?军队等,并且以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的形式干扰执行?这反映出一些掌握公权力的主体带头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司法?三是执行难案件所花费的成本让人担心,就说去年11月刚刚开展的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就涉及到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9个中央单位,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成本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项活动也将持续到今年6月份?这次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初步建立起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
     
      回顾过去,中央对于执行难的问题可没少下功夫,所用的“药”也一次比一次猛?从1999年开始中央就一直在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犯愁,从下面的一组文件,我们不难看出个中的辛苦: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的通知》(中发〔1999〕11号)。
     
      199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严肃查处解决执行难工作中违法违纪问题的通知》(中纪发〔1999〕17号)。
     
      2005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中央政法委〔2005〕52号)。
     
      2006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在办理党员和行政机关公务员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案件中沟通情况及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的通知》(中纪发〔2006〕16号)。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将法院执行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范围的意见》,(法发〔2006〕36号)。
     
      2007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07〕29号)。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0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号?
     
      为什么中央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执行难”还是越来越难呢?这一次全国范围的集中整治执行积案活动能够建立长效机制吗?在笔者看来这次活动一定会让“执行难”问题告一段落,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19个部门联合行动也正是体现了这一优势?本次整治活动提出的初步建立起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也是出于国情和执行工作实际情况的需要,是符合实际的良策?但今年6月份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怎么办?解决我国法院判决?裁定执行难问题的灵丹妙药到底在哪里?
     
      笔者认为短时间的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对于解决问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很难发挥长效机制?我们虽然可以像严打一样过一段时间来一次,但这没有从体制上根本解决问题?当然不可否认执行难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法治理念?传统文化?特权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妨从法律理论上反思解决“执行难”的传统思路,建立新的执行机制?
     
      首先,法院的判决裁定“执行难”这一命题本身其实就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法院的任务主要是什么?是审判?审判是什么?是作为中立的第三人而对案件或纠纷所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法院的角色主要就是判断?法院的主要精力是确保案件得以公平公正地审理?“执行”是什么?执行是一项非常典型的行政活动?我们非要赋予一个从事审判活动的司法机关来完成一项典型的行政活动,法院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执行在性质上不属于审判职责,应当从法院剥离出去,给行政机关?就像刑事判决一样,法院判决之后交由监狱这一行政机关来执行?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审执分离大多是说法院内部的分工,不是真正的审执分离,真正的审执分离应当是审判与行政的分离?
     
      其次,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关键在找人?找钱,而这两项都不是法院的长项,法院不具备这样的资源?手段?措施?能力,法院的长项是依据法律做出合法与否的判断?行政机关恰恰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手段?据报道,最高法院将与中国人民银行拟定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方案,也将与公安部合作利用公安部身份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可见,最高法院还是看准了解决“执行难”的两个要害:找到人?找到钱?但这两个意向也正说明了笔者的观点,找人和找钱本不属于法院,执行这件事本来就属于行政,如果我们考虑将执行权转于政府,这些合作就大可不必了?
     
      第三,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有利于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执行难”的判决裁定涉及收入?银行存款?现金?有价证券;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而涉及公民法人这些信息的掌管者主要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如果让行政机关承担判决的执行就可以大大提高“找人”和“找钱”的效率,因为行政机关都有相关的信息系统,而这些庞大的信息系统也无法全部通过联动方式与法院协作,法院也没有如此众多的懂得相关行政业务的人员?况且,行政机关是一个国家强制力的最主要的最经常的表现,诸如罚款?拘留,查询?冻结?划拨存款,拍卖?变卖,搜查,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限制出境,等等都是行政机关最擅长和最熟练的工作?
     
      让执行权回归行政也许是最终解决执行问题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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