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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法理时代的“四篇集注” ——《法理四篇》自序
发布时间:2020/6/19 15:11:07 作者:喻中 点击率[1] 评论[0]

    【出处】《法理四篇》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4月

    【中文关键字】法理四篇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20年


      跋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研究,它既是“朱注四书”的成果,也是“四书注朱”的结晶。晚年的朱子反复研究这四篇文献,反复修订自己的“章句集注”,缘于他对这四篇文献重要性的确信,同时也缘于他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承载的儒家道统的确信。
     
      同样,本书也是关于四篇文献的研究,这四篇文献分别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党章总纲》,《宪法序言》。对于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来说,这四篇著作也很重要。在这里,且把我关于这四篇文献的研究铸成一书,并题名为《法理四篇》,以之阐释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原理,同时也以之作为向朱子及其《四书章句集注》礼敬之书。
     
      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且不说朱子之后,就是近代以来,以各种方式生成的汉语文献数不胜数,何止千万,为什么要刻意选出这四篇文献并予以专门的研究?把这四篇文献凝聚起来的精魂到底是什么?
     
      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在此略作交待。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以国家的名义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不仅因为宪法是全国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正式确认的文献,而且,即使是在全国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正式确认的众多文献中,宪法依然享有权威性最高的地位。单就宪法文本来看,它的正文部分是宪法条款,是需要遵循的宪法规范;它的序言部分既有规范性,同时也是一篇严格的思想理论文献。
     
      因此,在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发表的各种思想理论文献中,《宪法序言》可以说是权威性最高的思想理论文献。
     
      这是《宪法序言》的特殊性,也是《宪法序言》在当代汉语文献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与宪法并立的文献是党章。党章在党内的地位,就相当于宪法在国内的地位。党章的结构就像宪法的结构:总纲部分在前,条款部分在后。
     
      根据同样的逻辑,党章的总纲相当于宪法的序言。与《宪法序言》一样,《党章总纲》也是一篇严格的思想理论文献。
     
      《党章总纲》是中国共产党人严肃而庄重的自我表达,是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理论依据与思想基础。
     
      历史地看,《党章总纲》就相当于当代中国的《共产党宣言》。
     
      在以党的名义正式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党章总纲》同样是权威性最高的思想理论文献。
     
      这是《党章总纲》的特殊性,也是《党章总纲》在当代汉语文献中占据的特殊地位。把《党章总纲》理解为当代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是对《党章总纲》的历史定位。
     
      反过来说,1848年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党章总纲》之滥觞。
     
      《共产党宣言》的性质与功能,就相当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党章之总纲。因此,从当代中国的《党章总纲》上溯至《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方向。
     
      而且,当代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体系中,《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纲领,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自我定位,这是一篇由“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正式文献,直至今日,依然在为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提供思想指南。
     
      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则需要多说几句。从表面上看,它远离现实,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做出的研究,是一部比较纯粹的人类学学术著作。
     
      其实不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乃是一部意深旨远的奠基之作,它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体系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创世记”——这是一个比方,旨在说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倘若要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跟政治、国家、法有关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倘若要追根溯源,那就很难避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确立的基本范式。
     
      倘若回溯得更远一些,还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有俯视天下的历代王朝,传统中国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当然有作为“家”与“天下”之中间环节的“国”,但是,传统中国并没有万国体系中的现代国家。
     
      对此,早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一书中,黄遵宪已经有所省悟,他说:“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又提出:“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令黄遵宪不安、让梁启超惭愧的问题,随着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成立,特别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总算得到了解决:我们有了正式的国家之名。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之实又是什么?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到底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从何而来?又将到何处去?置身于20世纪正式建立的现代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的由来?这确实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也论述了相关问题,并由此建构了一个基础性的解释框架。古往今来,无问西东,不论南北,一切个体、团体、政党、政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思想、观念、理论、学说,都在这个解释框架中出场。
     
      这是一个无远弗届的解释框架,它解释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描述了人类的起点与终点。
     
      从逻辑上说,1848年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当代中国形成的《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它们都是在这个框架中应运而生、应时而起、应势而成的。众所周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独立署名的著作。
     
      在这篇著作首次出版的1884年,马克思已于1883年辞世了。然而,无论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在实质意义上,这篇著作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作品,对此,本书在正文里已有专门的论证,这里不再重复。从时间上看,《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在后,其间相距36年,自然的顺序是先有《共产党宣言》,后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是,本书并未遵循这样的自然顺序。因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起源,乃是马克思晚年的宿愿,甚至也是他的遗愿。由马克思开其端绪、由恩格斯最终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他们追根溯源之作——用中国古话来说,这是一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体系中,这篇著作以研究起源的方式,构成了一切言说的依据和起点。
     
      退回到最初的源头,就是走向理论的最深处。为什么要把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作为这部《法理四篇》的首篇,原因就在这里。
     
      叙述至此,可以看到这四篇经典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代表了源头、开端、起点,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框架、解释系统由此而确定。
     
      其次,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搭建起来的框架与系统,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社会都是“旧社会”,《共产党宣言》预示了一个新社会的到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著名的论断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在此之前的“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在此之后的“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言而喻,《共产党宣言》就是培育这个新社会的思想母体,同时也是牵动人类社会走向“这样一个联合体”的思想引擎。再次,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初生之际的共同宣言,那么,它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形式,就是《党章总纲》,这就是说,《党章总纲》是《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中国的延伸,是《共产党宣言》彻底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最后,把《党章总纲》蕴含的核心思想转化成为最高的国家意志,通过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宪法的方式、在宪法的层面上表达成为一篇思想理论文献,就是《宪法序言》。
     
      由此可见,这四篇经典文献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贯穿这四篇经典文献的一根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在四篇经典文献中,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现行的《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20世纪、21世纪逐渐演进、渐次生长而成的文献。
     
      换言之,这四篇经典文献的生成虽然横跨了三个世纪,却都属于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四书”。
     
      在中国的语境下,与马克思主义“四书”遥相呼应的是儒家的“四书”,因此,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说朱子。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二卷收录的《书临彰所刊四子后》所记,“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
     
      由此可知,“河南程氏两夫子”已经选定了“四书”的内容。
     
      朱子依照二程之意编定的“四书”最初题名为“四子”,在《书临彰所刊四子后》中,朱子亦称之为“四古经”或“四书”。从时间上说,朱子的“四子”首次刊行于1190年,时值南宋“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是年,朱子年届六旬。朱子关于《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关于《论语》《孟子》的注释,由于较多地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因而称为“集注”。
     
      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把《四子》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并简称《四书集注》。从1190年至今,已历830年。
     
      其间,中国与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按照陈少明在《走向后经学时代》一文中的说法,帝制崩溃、经学瓦解之后的这个时代可以称为“后经学时代”,所谓“后经学时代”,乃是一个“走向法理化的时代”。
     
      谨以这部《法理四篇》以“四篇集注”的方式,阐释当下这个“走向法理化的时代”,同时也纪念朱子辞世820年,纪念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问世830年。


    【作者简介】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曾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先后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宪法学、法政思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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