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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受害人如何索赔?
发布时间:2020/7/13 14:16:34 作者:肖飒 点击率[2] 评论[0]

    【出处】微信公众号:肖飒lawyer

    【中文关键字】传销;受害人;索赔

    【学科类别】刑法学

    【写作时间】2020年


      基本案情
     
      胡某经祁某介绍,于2014年12月12日汇款150 000元至祁某账户进行理财(该银行卡由高某使用),随后,高某帮胡某注册并将150000元购买 “20世纪福克斯资产包”理财产品。
     
      2015年12月31日,经过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5)鄂咸安刑初字第0026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20世纪福克斯资产资产包理财产品”为传销产品,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的戴某等十三人分别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处以刑事处罚;
     
      该传销组织的资金结算方式为:新发展人员通过转账或现金支付的方式将购买资产包的资金交给其上线,上线收到资金后在该组织的网站上为其开立美元户头,发放K宝,并逐级上交资金……
     
      案发后,胡某拒绝在传销案件刑事处理阶段对其损失予以申报,而是通过反复以不同案由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祁某返还120 000元及相应利息。承办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结合案件相关证据,无法认定陈某“传销活动受害方”的身份,因此建议其依法申报损失,案件不做民事案件处理。
     
      无独有偶,赵某向陈某介绍一个“资本运作”项目,推荐陈某进行投资,并称该投资项目低风险、高回报,投资一股69800元。陈某便分两次向赵某汇款15万元,投资了两单“资本运作”项目。陈某按每单7万元向赵某汇款。赵某收到汇款后分别向用户名为佟某、张某的银行卡以每单7万元为陈某申购了两单“资本运作”项目。
     
      随后。陈某感觉这个投资项目不可靠,便找到赵某要求退回全部投资,但赵某一直没有退还。陈某诉至本院,要求赵某返还现金及利息。
     
      但起诉后不久,在某县公安局对李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立案侦查中发现,赵某、陈某均参与这一传销活动,在涉案范围内。李某经查找下落不明。案中人员赵某参与层次较低,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案的立案条件,陈某因不明“资本运作”行业的事实真相,亦未被处以刑事处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并没有积极实施发展下线等传销活动,也未谋取到非法利益,未对经济秩序造成混乱,也未得到刑事制裁或相关处罚,陈某属于非法传销活动的受害人。传销受害人因受欺诈受到损失,且无证据证明传销受害人明知且参与了传销活动,双方之间的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因传销活动发生纠纷,当事人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尝试追回自身因传销活动导致的财产损失的案件多有发生。
     
      (一)法院裁判思路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9)民他字第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88)38号通知的复函》中规定,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这也是本文第一个案例中,传销参与人胡某拒绝在传销案件刑事处理阶段对其损失予以申报,而是通过反复以不同案由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被法院驳回的重要参考依据。
     
      可若是,传销受害人因受欺诈受到损失,且无证据证明传销受害人明知且参与了传销活动时,这时双方之间的纠纷便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以上两案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其实显示的是法院相同的裁判思路:
     
      因传销行为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承办法院在实体审理时,应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对当事人传销活动受害方的身份予以综合界定,对于传销活动的参与人,建议其在传销刑事案件处理阶段依程序申报损失,案件不做民事案件处理;而依据现有证据足以确认“传销活动受害方”身份,其无法在传销刑事案件处理阶段获赔,应允许其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救济。
     
      (二)何为“传销活动受害方”?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传销活动,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首次提到了传销层级,对传销组织中的人员构成予以明确,《意见》规定具有一定规模、传销人员发展为一定数量的传销组织,可以将其组织人员构成予以划分,大致分为两个层级:
     
      一为组织者、领导者;
     
      二为一般参与人员。
     
      前者将被依法判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后者则被排除在该项罪名之外,但其参与传销的行为仍可能触犯刑法的其他罪名,如从事传销经营活动,却不具备“骗取财物”要素,情节严重的,或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事传销经营活动,且骗取他人财物的,亦有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或以诈骗犯罪的从犯或胁从犯论处。
     
      但寻遍关于传销活动的法律规范内容,我们却并未找到“传销活动受害方”的明确界定。胡某诉祁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法院裁判后,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昭提出:
     
      《禁止传销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制定本条例。由此可知,传销行为之所以被禁止,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传销活动中,的确存在因传销行为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之受害方,而禁止传销行为之根本目的之一则在于保护受害方之合法权益。
     
      但也并非所有因传销活动产生财产损失的人,均可以被归为传销活动的受害方,应将其与传销活动中的一般参与者相区分,鉴于一般的传销参与者亦实施过传销行为,或因其情节较为轻微而未受到刑事、行政处罚,其虽仍具有因传销行为导致财产权益受损之事实,但其兼具传销者与被传销者双重身份,其行为本身无法与传销行为向分离,故其财产损失问题更适宜在刑事案件处理阶段予以追缴退赔,而不宜做民事案件处理。
     
      通常传销活动的受害方,具备如下特征:
     
      (一)并不知自己所为之行为系传销活动。传销行为的一般参与者同传销行为的受害方相区别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明知而参与”的主动性。传销活动的受害人,其在行为时,并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系传销或者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为传销时便及时中止。
     
      (二)在传销活动中为被发展人员。成为传销活动中的受害人,首先其应为传销活动中的“被发展人员”而并未成为或尚未成为“发展人员”。
     
      (三)未实施传销行为。
     
      (四)未实施侵害其他法益的违法行为。
     
      案件总结
     
      案件对比之后,原来传销活动受害方的财产权益索赔背后还有着如此精细化的法律关系架构与权益衡量。
     
      通常,因传销行为产生纠纷,财产损失方应首先在传销刑事案件处理阶段依法申报其损失,拒绝申报损失而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诉求。只有掌握强有力证据证明自身系“传销活动受害方”身份的,若无法在传销刑事案件处理阶段获赔,或还可考虑民事诉讼救济路径。


    【作者简介】

    肖飒,垂直“金融科技”的深度法律服务者,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金融科技与共享金融100人论坛首批成员、人民创投区块链研究院委员会特聘委员、工信部信息中心《2018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编写委员会委员。被评为五道口金融学院未央网最佳专栏作者,互金通讯社、巴比特、财新、证券时报、新浪财经、凤凰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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