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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性尊严观念导入法律体系的方式
发布时间:2017/5/8 14:15:33 作者:刘辉 点击率[233]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摘要】人性尊严的观念包含求知自觉、理性自主、道德自省、私域自控、发展自由等具有相互承接关系的内容,而且基于理性判断的自由显然应当包含自负其责的意味。法治以理性化、程序化的特征,区别于恣意的人治。人性尊严应当是法治话语体系中的基础概念,因此可以藉由宪法条文的承载,逐渐发展成为评价和设计法律条文的根本价值标准。法治视野中的正当程序作为预设的社会交往过程,应当具有承载和包容复数主体展开利益博弈和观念辩驳的基本功能,并促成利益博弈互惠、观念校调互融的效果。因此,以具有防范权力恣意滥用功能的正当程序为依托,可以将人性尊严观念有效地导入法律体系这一隐性公共基础设施之中。

    【中文关键字】人性尊严;过程哲学;正当程序;立法目的;法律解释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17年


      引言:人性尊严观念是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律制度属于重要的隐性公共基础设施。立法的质量影响着公众借助法律条件实现生活目标的便利程度,进而决定了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赖程度。在法律对公众个体的意义之外,群体的道德水平也受制于法律体系的合理程度。“正如在罗尔斯那里,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个人正义的前提,作为制度之德的法治亦是个人选择有道德生活的前提。归根结底,一个公正的社会体制比一火车皮的宣传教化更易于催发人们对善的信念和良知,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比道德一统、思想钳制更可能引领人们向善的追求和感悟,一个缜密而正当的程序机制比全面推行的道德强制更能够造就普遍良善的道德生活。——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或许更当特别寄望于体制和制度本身为人们选择有道德、有尊严的生活铺设结构性前提。”[1]
     
      既然立法的质量对公众生活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思考用于检视立法质量的观念标准。人性尊严观念应当是法治话语体系中的基础概念,因此也可以藉由宪法条文的承载,逐渐发展成为评价和设计法律条文的根本价值标准。“在尊严伦理的话语体系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设计出一套符合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事实上,自西学东渐以来,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者,道德伦理之谓也;用者,政治法律制度之谓也。归根结底,政治与法律制度只是实现某种道德理想的工具,或人类道德生活的延伸。”[2]
     
      当然,对道德伦理本体价值的倡导,完全可以在法治的话语体系下充分展开,并不需要迷恋既往的“德治”构想。“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形是,德治的操作和论证往往建立在下面两个前提之上:其一,法和道德工具主义;其二,法不具有道德价值和属性。历史上德治主张者大都是在君主治国之器的意义上强调法和道德的。德为教化,法为刑杀,皆为君主手中之权术或器具。当然,法会被用来全面推行道德,但道德并不因此就具有目的性和至上性,因为中国古代道德的核心是服从,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服从,是对整个专制秩序和宗法结构的服从。一种只强调服从却否弃自由和选择的道德是无可能至上的,正像只在刑罚惩治意义上强调的法不可能至上一样。这种法和道德的工具主义具有共同的本质:不以人为目的。无论法抑或道德都不存在对自由的尊崇,对人作为道德自治体的尊重。”[3]
     
      一、借助过程哲学的视角分析尊崇人性尊严的社会条件
     
      “20世纪中叶,在由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中,过程被系统地赋予了本体意义。”[4]人类作为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命存在,既属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又在进化过程中作为自然环境中的能动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人类活动的空间相对确定的情况下,从历时性角度审视人类及其个体的活动过程,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人类及其个体的生存特征,从而给未来的行为选择提供必要的经验依据。“过程的当下性在相当意义上意味着可控性,不只因其可见可感可直接亲历,还在于:1、过程是实时、连续、累积、前一环节对后一环节构成牵制关系的,因而便可进行过程控制。[5] 2、尽管过程因受不同动态变量和条件对比关系左右,其生成结果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但同时,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存在可测量、调整和控制的节点,可进行条件和要素投入输出的调整,从而使得结果的生成在相当程度上变得可控。3、过程所以可控,还源自其试错性、反思性和回应性,经由过程的试错、回馈、反思和修正,目标和结果也不断得到修正和校调。显然,可以说,控制了过程,也就在相当意义上控制了结果。”[6]
     
      (一)人性尊严观念为生命活动的过程增添意义
     
      借助过程哲学提供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想到人类需要如何确认自身生命历程之存在意义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德性”观念就是用来解释和展现人类个体独特价值的话语,强调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断优化自身的心智活动能力,有效地克服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诸种言行困惑,从而更自由地处理自我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使个体能够建设出惬意的心理世界、发挥对他者的积极影响,并从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的反馈信息中发现自我的存在意义。除了这种侧重内在指向的“德性”观念之外,人性尊严观念作为兼顾内、外两种指向的思考范畴,为人类认识和实践个体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更简洁的思辨条件。“在不同言说角度和方式下,‘人的尊严’可作不同界说和阐释,试图在整合各学科基础上对其进行完整界定并欲获得普遍认同颇为困难。但在其作为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终极理由的意义上,还是可以相对清晰地勾勒其最基本的理解线索,那就是:(1)人作为(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命个体的尊贵、庄严和凛然不可犯;(2)人作为理性主体的独立、自主和自决;(3)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省、自治和自律;(4)人作为私域价值主体的生活和信息的隐蔽性、私密性和排他性;(5)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自我创造、价值实现和自由全面的发展。”[7]其中,求知自觉、理性自主、道德自省、私域自控、发展自由等方面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而且基于理性判断的自由显然应当包含自负其责的意味。
     
      (二)政府组织应当为人性尊严的实现提供条件
     
      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客观条件,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体必须依赖群体的合作,来努力实现具体的生活目标。政府组织作为群体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应当成为推动人性尊严之追求实现的持久力量。作为特定地域中武装组织的成熟形态,政府组织通过征收税赋、维护秩序、疏导利益、裁断纠纷等职能活动,保证社会活动的基本秩序,进而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以实现稳定执政的目标。因此,政府组织需要选择恰当的行为标准来塑造和强化正统性,在增进政府组织内部成员基本生存利益的同时,发挥国家机器对于社会的服务作用。“在一方为国家或政府(广义上的)、另一方为公民个体(非臣民、子民、小民)的关系中,对人事与生命有着深切体察,对个体尊严有着真切尊重,将人的物质需求、功利计算、理性预期,以及对参与、平等对待、自主选择、意思自治、理性沟通、人格尊严和人性尊重的需要一并纳入体制和制度架构,是国家或政府的一种制度性修为。这种制度性修为所要求的是: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有保障的人权体系、具正统性的权力权利关系、公正的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制度、正当的程序设置以及细致缜密的操作技术。”[8]
     
      防止国家机器异化为人类之敌对物的首要条件是合理的分权。分权的前提是,承认个体的选择和行为自由,同时对个体无力独自应对的社会合作需要,采用构建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的方式克服个体能力的局限,乃至借助由高额赋税成本支持的政府组织完成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具体而言,包括对个体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社会自治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分权、政府组织内部的分权。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实践举例来说,“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相对于个人解放理念,‘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回到古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就会发现,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国家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所预设的政府权力至上与官吏蛮横专断,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人际交往,民间社会就是据此自我治理大多数公共事务的。这样的礼俗之治实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9]现代社会可以对传统社会生活习俗中的优良元素进行吸纳,从而构建出新的社会组织和政府协同共治的模式。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需要思考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执政党、人大与政协、行政机关、法院与检察院、企业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协同共治的模式,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
     
      二、依靠合理分权基础上的正当程序设计保障人性尊严
     
      在尊重公民权利自由、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前提下,政府组织内部合理分配权限、紧密衔接职责,才能够保障公共权力为公众有效服务的目标可持续地获得实现。“权力只有是分散的,才有可能被制约,制约也才可能是实质性的。故合理的分权成为权力制约的前提,同时也构成权力制约机制本身。在我国,现行宪法和组织法乃至宪法实践和惯例似有关于权力结构的大致框架,它们在铺设有效的权力制约的前提方面并不如人意,比如它并没有排除某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将所有权力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再比如它没有使得某些应具有独立性的权力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从而在体制上难以通过其权能牵制其它权力的行使,等等。而且,我们也知道,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这种权力结构或体制短期内或无可能有实质性突破。就此而言,或许,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要对权力施加防范和规制确实空间窄缩。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空间有限却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所作为,法律上可以有所作为的在于通过兼具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程序安排,创造权力制约的制度性和技术性条件,并由此催发和推动权力结构合理的富有意义的变化。应当说,这是一个看似退而求其次其实却是较为富有意义的进路。”[10]其中最为关键的努力目标是,在宪法条文发挥效力的前提下,借助法治化的程序打通存在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障碍,为公民权利自由的实现开拓必要的通道。“将尊严价值蕴于其中的正当程序、为人的尊严提供根本保障的违宪审查制度、为人的尊严布设最后防线的司法独立体制和律师自治制度,是在我国特别需要寄望的制度修为。”[11]
     
      (一)法治以理性、程序化的特征区别于恣意的人治
     
      法治作为在现代社会具有共识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恣意的人治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具有理性化、程序化、可预期的特征。就此而言,法治也可以被称为理性化的人治或程序化的人治,能够克制和防范权力行使者恣意妄为的冲动。“权力的行使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权力行使的过程性意味着对权力的控制常常就是对过程本身的控制,由于过程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以一定的空间关系和方式并依一定的时序、时限展开,而一定时空范围内行为的步骤和方式便就是程序,故而,法律的程序性控制与权力行使的这种过程性天然地契合。”[12]  从法治的视角观察,程序是采用预定行为规范的方式来限定交往主体互动行为的步骤、时限、关系和方式的社会活动过程。“以法定时间和空间方式作为要素的程序本身就具有控权机能:程序的时间要素使权力行使在时间上是被限定和可被合理预期的;程序的空间要素意在通过不同权力(利)主体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牵连,造成权能上的相互牵制和约束,使得权力行使的范围、手段、方式和与其他权力(利)的关系是确定、稳定、可量化可计算的。不止如此,程序还充分和突出地体现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这种形式合理性正是权力制约最具技术性和常态性的力量。”[13]
     
      (二)正当程序的组成要素与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分工的细化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歧义化,因此社会治理的任务在于选择恰当的方式,促进多元利益的博弈互惠和多元价值的校调互融。“在利益、价值多元态势下,没有真理和正确的事先预设,有的只是在正当过程、沟通理性和论证规则安排下不同主张诉求的论辩、交涉和妥协,以及经此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共识。”[14]法治视野中的正当程序作为预设的社会交往过程,应当具有承载和包容复数主体展开利益博弈和观念辩驳的基本功能。“程序的公开、参与、抗辩、交涉和对程序参与者积极性的调动以及限制恣意又不排斥理性选择的特性,使得由此形成的法律决策客观、合理、公正,易于纠错防错。”[15]正是在吸纳不满、包容异议、促成共识的程序展开过程中,社群内部因为利益和观念冲突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才在最大限度上得以降低和预防。“法治除意味着为保障个体自由而制约国家权力的实质指向之外,其形式上非常重要的品德在于强调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强调过程本身的正当以实现结果的正当。法治与德治、人治等治式的重要分野或许不在于实质内容,而在于拥有完备形式要素的法律可通过高度形式化、程序化的运作以实现过程本身的正当,并经此形成和证成结果的正当。”[16]
     
      判断法律条文中创设的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首先体现为其是否有能力支持相关利益主体自由、平等、实质性地参与其中,积极有效地维护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决策,理应由公众自己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和决定,经此,决策的可接受意义的合法性(legitimacy)才有望确立,人的尊严和主体地位才获得确证。参与应是自由、平等、实质性的:自由参与指参与的自愿,也指把异议、反对和批评制度化地包含在内。平等参与指无差别平等参与权的确认,也指为参与资源欠缺的弱者提供更多制度资源和权利武装。实质性参与意味着参与应实质性地影响结果,结果中包含参与者的参与因素。”[17]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仁政”观念所表征的治理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亟待吸纳民主、法治因素实现自我扬弃的原因。“中国政治传统是一种没有‘仁’的‘仁政’。儒家有关‘仁’的理论承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修身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但是仁政理论却假定普通百姓不能自我治理,因而只有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统治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计。”[18]如果以父爱作为比喻,那么这种漠视孩童成长可能的父爱,显然无益于孩童的充分发展,并因此将给作为“父爱”施与者的政府造成无限沉重的精神负担。
     
      三、将人性尊严观念导入法律体系的方式示例
     
      通过对正当程序设计和规定来保障人性尊严落实在生活的细节之中,是政府组织开展立法活动时应当关注的根本目标。“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性设置或规则体系,本身就有一个正当性证成的问题,因而,法律既是一种工具理性,同时还是一种价值理性,具有道德维度。在价值评价领域,对于法律(lex)说来,合法(jus)性、合理性、正当性、合道德性往往在意义上是相通的。不只如此,法特别是法治之法,不仅关注目的的正当,更关注手段和过程本身的正当,强调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实现结果的正当。”[19]只有具体个人在正当程序的展开过程中,有权利依法参与对自身利益产生影响的决定形成过程,才可以说政府组织对公共权力的运作目的是切实地为人民服务。“程序制约的过程正当性是法治之德的核心。法治是一种制度的品德,作为制度的品德,其含义有三:一指法治蕴涵着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指向;二指法自身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就是正当的、道德的;三指法治是经由形式合理性而实现实质合理性(法的道德价值)的正当化过程。过程本身的正当性是法治之德的核心。”[20]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经济立法的推进和对社会、生态立法的关注,乃至对文化立法的探索,使得法律体系的容量迅速扩张,但若不能向法律调整的失效、空白领域及时添注有效控权的正当程序因素,那么法治建设的目标就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的正当程序规制
     
      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状态演进到工商文明状态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地域空间城镇化趋势的迅速凸显。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镇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人的城镇化”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乃至忧虑的难点。“人的尊严既然是一个关系概念,就不是只仰仗个体心智、能力、操守就可实现的个人修为,而是需在一定关系和结构中累积实现条件的体制性操练,这也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框架中阐释人的尊严的理由。”[21]因此,我们需要追问政府组织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以何种方式让民众体会到个体尊严获得重视的感受,进而放弃因“地的城镇化”过程中剧烈的利益侵夺现象产生的怀疑和抗拒。“权力总要追求一定的目的,且凭借其对资源和价值的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强制力,权力可以直接开通阻碍自行进行,再加上权力本身的扩张性质,使得权力常常可能视法律为其直接实现某种目标的阻却性因素,进而表现出凌驾乃至摆脱法律的倾向。中国的城镇化主要凭靠政府及其政策主导推进这一特质,使其不仅具有天然地摆脱制约直奔目标的倾向,且内含着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制度证成的强悍因素,这或许即是城镇化进程中法律可能沦为政府附庸的原由。显然,对于城镇化的政府推进而言,法律是对其带来问题的回应意义的在场,还是保驾护航意义的在场,抑或是对其推进“过程”本身的规制意义的在场,是法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22]
     
      既然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政府组织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参与由官员主导的“政绩锦标赛”之倾向,那么就有必要以法治的方式对政府决策过程进行规范。“中国‘区域竞次式’经济增长模式赖以运行的制度基础之一就是现行征地制度,这就决定了征地范围必定是无限制的: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大量征收土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大量征收土地进行工业园区建设,向投资者提供工业用地;最后地方政府需要征收具有商业或住宅价值的土地,出让后获得巨额出让金,这些出让金作为重要的地方财源,既用于横向补贴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亏损,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支出。”[23]毋庸讳言,这种依靠大规模征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行为模式,反映出我国政府决策模式中可能爆发的恣意化倾向,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我国行政决策模式的来源包括党委主导式决策、上级主导式决策、行政首长主导式决策等。从整体上看,决策过程过度依赖官僚制行政组织,在政治—行政结构中普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权责不匹配”加上“权力—知识”结构的限制,给行政决策引入公众意见和专家理性带来结构局限,使得争辩精神及相关微观规则的构建困难重重。因此,结构转换非常必要,应从支配型系统向竞争型系统转变,进而以抗辩为核心重塑制度架构。”[24]对政府既有决策模式的改革方向就是设计正当程序,确保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果是有利于当地民众长远利益的“人的城镇化”,防范政府组织与商业组织借用城镇化名义的自利行为无限膨胀。“我国的城镇化实质上应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其推进应精心设置政府与利害相关者及公众之间交涉性、回馈性和反思性的审批互动流程,为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提供信息分享、论辩商谈、诉愿回应、理由说明论证、决策规划的修补废、政府问责、国家赔偿补偿等程序设置,促使政府和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在互动博弈、交涉妥协中反思各自的诉求和主张,以在不断的试错和校调中渐进获致各方都可接受的共识和选择,使城镇化成为真正的互动善治过程。”[25]
     
      (二)借助申明立法目的之法律解释强化正当程序的作用
     
      法律的立、改、废活动通常需要经历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发挥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以增强法律条文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才是更易呼应执法和司法实践需要的行为模式。在对立法目的条款的解释过程中,明确肯定正当程序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必要性,有利于执法者、司法者与当事人在争辩法律条文的涵义时,确认正当程序的理念要求和控权作用。“倘若我们说,一项立法的良善与否、实效如何,都已在其立法目的中注定,未免有偏执或武断之嫌;但如果说,一项立法具体内容的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状态都难以脱出其立法目的所给定的框限,则是并无偏颇的。”[26]例如,在我国政府行政模式变迁的背景下,通过程序控权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已经迅速凸显,因此,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重在救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立法及法律解释过程中,就应当明确宣示其重在控权的立法目的。“从1949年至今,我国的行政模式发展大致分为专断—压制型(1949—1979)、压制—缓和型(1979—1990)和缓和—参与型(1990—)三个阶段。”[27]在缓和-参与的行政模式强劲发展的趋势下,控制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权力的规范有效行使,就成为融入到法律条文中的正当程序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当然,所谓控权是以对权力的肯定和需要为前提的,权力如果不被肯定和需要,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控权’;控权正是为了使权力因合法行使而得到合理证成,获得理性的权威,而不是否认或削弱权力。”[28]
     
      在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公布前,实务界与学界人士曾对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问题展开过较长时段的讨论。“依照现代程序理论,作为规范司法过程的程序性立法,归根结底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而由于司法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权利能否在最后程序上获得保护和救济,以司法权能否公正、合法行使作为前提。因而,作为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力的程序法,便同时必须是控制和规限司法权力的控权法,即它应以控制、约限司法权力为立法主旨、总体精神和价值取向。”[29]基于对诉讼程序法的基本功能做出的判断,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行政诉讼法不仅需要规范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力,而且在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机会的过程中,直接发挥着扭转其在行政程序中相对被动地位的平衡作用,可以有效矫正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在由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行政诉讼中,原告、被告和标的都是恒定的,由行政相对人提起、以行政主体为被告、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行政诉讼,在实质上不仅是行政相对人以请求司法救济的方式对行政权行使行为的监督,也是审判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对行政权运用的司法制控。这样,行政诉讼法不仅具有对司法权制控的指向,更具有通过司法审查对行政权加以控制的性质,其控权精神当更为显耀。”[30]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关于在立法目的条款中明确体现控权精神的观点,无疑至少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因此也为展开相关的法律解释努力提供了榜样。
     
      结语:以人性尊严观念照耀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是人类对自身行为及其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的规则体系,这样一种调控机制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乃至体系化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由自发到自觉并不断系统化的过程。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理性、自觉、系统的科学认识,是法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基础。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文字的产生,使得习惯法的记载乃至严格意义的成文法的产生成为可能。印刷术的发明,造纸业的发展,导致成文法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的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更令法的形式、结构、信息传递机制、法典编纂方式获得深刻的变革和发展。”[31]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无论随着科技的发展,法律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发生何种变化,都应该谨守人性尊严观念的叮嘱,防范任何情形的不平等关系肆无忌惮地遮蔽人类寄予在法律条文中的公正追求。
     
      人性尊严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指导原则,也应当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节,让个人能够感受到这种观念的力量为柔弱的生命提供的煦暖关照。“正如作为个体的人相对于类具有终极实在性,个体的尊严相对于类的尊严亦具有不致被虚化、架空或悬置的终极实在意义。个人中包含着历史和社会,社会虽相对独立于特定个体却从无可能脱离每一个体单独存在,抽离了个人的社会和历史不存在。同样,离开个体尊严的类的尊严也不具实在意义。类的尊严只能以个体的尊严为存在前提,仰赖于个体尊严的最大化、普遍化和持续化,且只有在还原为个体尊严的时候才具有现实实在性。”[32]
     
      在认知能力相对有限的前提下,我们能够学习和操作的有效方法就是借助正当程序,保障人性尊严的有效实现。“作为现代法治标志的正当程序,其内容已极其丰富,但总有作为底线的一些要素。程序的明确的角色分化及以此为基础的公开性、参与性、交涉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自治性和及时终结性等特性隐含着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通常所说的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正是指程序这种独立于结果且不以结果的正当与否作为评价标准的程序自身的优良品质。”[33]在参与正当程序的运作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凭借为“权利而斗争”、为公正目标的不断实现而不懈追求的努力,而对人性尊严的更充分实现增加确信。“过程本身具有条件性和开放性,包含着一系列动态变量和条件,受不同变量和条件对比关系的左右,生成的结果是不确定、未可预期的;但同时,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存在可测量、可调整、可控制的节点,可以进行条件和要素投人输出的调整,从而使得结果的生成在相当程度上变得可控。”[34]借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成功非必然,努力乃必须。从既往的经验中筛选出的积极观念也在鼓励我们,若我们中的更多人放弃过客的心态,从对人性尊严的追求中汲取理性参与社会重建的力量,那就有可能建成可以由我们及后代诗意栖居的法治家园。


    【作者简介】刘辉,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注释】

    [1]孙莉:《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2]张千帆:《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3]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03-104页。
    [4]孙莉:《论作为过程的司法改革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第26页。
    [5]在工业领域存在所谓过程控制,即指以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成分等工艺参数作为被控变量的自动控制。
    [6]孙莉:《论作为过程的司法改革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第26-27页。
    [7]孙莉:《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修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2页。
    [8]孙莉:《以人为本的制度操练》,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6期,第69页。
    [9]姚中秋:《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8-289页。
    [10]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6页。
    [11]孙莉:《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修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5页。
    [12]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6页。
    [13]孙莉:《论城镇化政府主导推进的程序规制》,载《法学》2015年第4期,第54页。
    [14]孙莉:《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学》2011年第10期,第57页。
    [15]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01页。
    [16]孙莉:《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学》2011年第10期,第54页。
    [17]孙莉:《论作为过程的司法改革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第27-28页。
    [18]张千帆:《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19]孙莉:《在法律与科学技术之间》,载《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593页。
    [20]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8页。
    [21]孙莉:《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修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3页。
    [22]孙莉:《论城镇化政府主导推进的程序规制》,载《法学》2015年第4期,第52页。
    [23]汪晖:《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理论、事实与政策组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24]栗燕杰:《行政决策法治化探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25]孙莉:《论城镇化政府主导推进的程序规制》,载《法学》2015年第4期,第57页。
    [26]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50页。
    [27]章剑生:《我国行政模式与现代行政法的变迁》,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
    [28]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51页。
    [29]孙莉:《在“维护”与“监督”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分析》,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5页。
    [30]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50页。
    [31]孙莉:《在法律与科学技术之间》,载《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593页。
    [32]孙莉:《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修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3页。
    [33]孙莉:《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7页。
    [34]孙莉:《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正当化》,载《法学》2011年第10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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