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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国家机关推动宪法实施的方式
发布时间:2017/5/8 14:02:08 作者:刘辉 点击率[87]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摘要】通过合宪性解释原则为法律解释划定限度,能够控制法律解释中的恣意因素,确保法律适用活动符合宪法的意旨。在运用合宪性解释原则的过程中,应当理解我国宪法的竹笋状结构。侧重规范革命建制力量的政治宣示宪法、侧重规范经济发展形态的经济改革宪法与侧重统合法律体系价值导向的人权宪法,形成了具有历史序列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竹笋状结构。在这种宪法结构中,各时代的宪法条文之间存在可能的文义冲突,因此,对合宪性解释原则的适用就必须以按照人权保障原则,有效调和宪法条文之间的语义冲突为前提。

    【中文关键字】宪法实施;法律体系;合宪性解释;宪法结构;人权保障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17年


      引言:把握省级人大推动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江苏省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提出了着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工作目标。在推进法治国家、德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有效遵循宪法的相关规定,指导地方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实践活动,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创造制度条件。宪法的实施情况直接反映着政府履行基本政治承诺的能力与意愿和公民基本权利获得保障的水平。“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多年来,随着整体性社会的不断分化和法律系统的相对独立,宪法实施逐渐由单一依靠政治化实施模式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并行的双轨制的运行格局。但整体上,这种双轨制呈现出政治化实施有余而法律化实施不足的特征。”[1]因此,推动宪法的法律化实施是以省级人大为代表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对宪法实施情况的判断不能仅依据政府的宣传,也要从客观的制度运行角度加以分析。“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媒体一直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宪法审查机构’的角色,而公众成了行使宪法审查权的‘法官’。‘媒体审判’、‘舆论审判’甚或‘民意审判’等不时成为法学研究文章中的高频词。”[2]同时,学术界推进宪法释义学发展的努力也难以在宪法审查程序的机制内获得施展,只能通过学术监督的方式发挥间接作用。“通过对相关国家行为进行宪法分析和评价,通过公共领域的讨论,改变并提升社会各界的基本权利观念,进而影响法律制度的实践。在这个政治过程中,社会大众成为解释理论的消费者,而国家机关并非是基本权利释义学知识的直接消费者。”[3]制度缺失的问题反映出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不足,因此社会舆论会自发地寻找替代方案,来传达公众的意见。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规审查备案室工作能力有限,因此需要省级人大发挥配合监督的作用。“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违宪的规范性文件正是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譬如,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许多是由国务院部委规章确定的,像《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燃油消费税》(国家税务总局)等。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大规范群就是规章,如果将规章纳入违宪审查之中,则备案审查制就显得先天不足。”[4]因此,省级人大为代表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在加强对地方政府规章的监督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推动宪法实施的首要目标是统合法律秩序
     
      宪法是近现代国家统一和法制统一的法律基础。从实际情形看,当代欧美主要法治国家历史上进入立宪社会的典型方式是:经过社会政治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制定宪法,然后再按照宪法清理原来的旧法和创制必要新法,形成本国在新时代的法律体系。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为各部门法提供价值基础。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法秩序之间的关系。由于宪法在法律位阶体系中占据基础规范的地位,所以,其所创建的法秩序必定会覆盖到其他法律所创制出的法秩序。
     
      (一)宪法为法律体系提供了根本价值指向
     
      宪法具有设定政治权威、整合法律秩序、促进社会自由的效用。宪法是民主政治的结晶,体现了人类自我统治的智慧。宪法在产生后对于法律体系的构建就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从实际情形看,当代欧美主要法治国家历史上进入立宪社会的典型方式是:经过社会政治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制定宪法,然后再按照宪法清理原来的旧法和创制必要新法,形成本国在新时代的法律体系。”[5]宪法的主要内容表现为规范国家权力行使,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两方面。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为各部门法提供了价值基础。“在不同的国家,根本法的表现形式不同,成文宪法国家,宪法专指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属于宪法典的组成部分);不成文宪法国家,法的表现形式是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等。”[6]透过各国宪法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宪法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宪法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配置与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宪法的制约对象始终是国家权力,而其价值取向则恒定为公民权利。”[7]当然,构建宪法典与部门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需要参与立法博弈的各方力量之间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需要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遵循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指导与规约。
     
      (二)宪法价值借助法律体系的完善获得实现
     
      各部门法受宪法规范价值指向的约束,同时对宪法规范蕴含的价值予以落实和拓展。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宪法获得充分实施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单靠任何一部法律都是不可能的,它不仅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立法,而且需要各部门法之间在执法以及司法方面的配合协调、相互促进。”[8]宪法设定的基本秩序对各部门法维护的秩序具有统合与规制的作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法秩序之间的关系。由于宪法在法律位阶体系中占据基础规范的地位,所以,其所创建的法秩序必定会覆盖到其他法律所创制出的法秩序之中,从而对其他法秩序产生某种张力。”[9]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础规范,不仅指导立法权力的行使方式,而且划定了行政、司法权力行使的边界。“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主要解决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可以建立怎样的“立法体系”以及司法机关如何用宪法来解决各种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纠纷。”[10]例如,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无罪推定、控辩平等原则。
     
      二、推动宪法实施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政府
     
      央地关系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地方政府虽然不具有在整体制度建构方面的主动权,但在创造社会自治条件、推动地方自主权规范运作方面大有可为之处,这正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现实的府际关系表现为,“在互惠性机制下,中央政府通过优惠政策、人事安排及财政支付转移等手段来不断地调动地方工作积极性,而地方政府则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迎合中央的各种需求。”[11]从政府结构的角度来看,“目前各级政府的职能分工,是一种典型的量的分工模式,除了中央政府专有的若干职能外,各级政府的职能基本是重叠的,各级政府的机构也按照对应的原则设置。这就使得对各级政府的职责很难加以清晰的界定。而政府间权力配置的经常性的调整,更是使地方政府行政越权的现象司空见惯。为此,政府间职能分工的重点,必须转向建立质的分工体系。”[12]这种质的分工体系实际上要求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权,以及政府与作为公法人或私法人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分权,具备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基础。对行政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层级化配置,以及推进地方政府在2008年以来探索的大部制改革都是可行的方案。
     
      (一)根据宪法推动央地关系法治化
     
      由于目前的央地关系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尚未形成获得官民共识的政治分权方案,所以行政性分权的举措就很难以法律形式稳定下来,中央政府则更倾向于借助政策的载体调整纵向行政性分权的内容。社会自治与地方自治是大国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两条原则。对中央与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化建构,是解决目前央地关系博弈化特征明显之问题的一种可选方案。在央地分权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流行观点的内容是,“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地方政府应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精神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做好面向基层群众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13]关于央地府际关系方面的观点强调,“国家治理研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侧重于研究,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是如何治理自身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的,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确定,以及各自边界、职能范围的界定等方面。”[14]从不同的分析视角来看,明确社会自治类事务与地方自主治理类事务的大致内容,有利于推进央地政府间的合理分权。
     
      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分析的观点提出,“解构现行的纵向政权组织法治体系,构建以《中央地方关系法》为基本内核,以《直辖市法》、《省政组织法》、《县政自治章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港澳“基本法”为基本单元的纵向政权组织法治体系,转变一直坚持的单一制国家法治应绝对统一这一观念,树立一种相对的法治统一观。”[15]从法治建设的立场分析,地方政府自主权不同于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地方政府自主权是由法律或政策明定的规矩所宣示的地方政府履职依据,而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则意在描述地方政府根据实际的资源调配能力,来追求自身相对独立效用目标的裁量空间。由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倾向,会在对市场与社会的容纳、扶助与压制、掠夺两种价值取向的行为之间摇摆、转换,所以将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置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规范,就成为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无疑有助于促进政府权力的妥当行使和行政任务的高效完成。
     
      (二)依据宪法提升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
     
      地方政府规章与行政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直接指导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是否主动依据宪法和法律的内容制定行政规章与行政规定,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对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认识略有差异。“英美法系在定位宪法与行政法关系上,着重于宪法是行政法的渊源,宪法的价值理念指导行政法。而大陆法系在定位宪法与行政法关系上,侧重于行政法的独立价值和功能,行政法不但是宪法的具体化,还对宪法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16]强调行政法独立作用就意味着,对行政法具有规范行政权行使以保障相对人权益的殷切期待。对行政法的作用寄予厚望的原因在于行政法的作用范围广泛。“行政法虽不及宪法性法律那么贴近宪法,但它们从数量上说是宪法之下各部门法系统中最庞大的法群,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行政法管辖的跨度都是最大的。如果说宪法是‘源’,部门法是‘流’,那么,行政法就是各支流中流量最大的一支,行政法制的落实是实现法治的最关键一步。”[17]因此,宪法与行政法的价值互动关系更为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宪法的价值取向是行政法必须遵循的原则。行政法只能在宪法要求的指导下完善、充实宪法价值规范的具体内容。“一旦离开了宪政基本精神、价值的指引,行政法就将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其民主性、科学性也将丧失殆尽。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随之失衡,最终都将阻碍双方的共同发展。”[18]充分吸纳公众参与、有效规范行政裁量基准、推动具有正当化证成机能的行政程序获得广泛使用,从而提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交涉行为的规范化程度,是地方政府推动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推动宪法实施的基本方式是遵循合宪性解释原则
     
      中国的法治建设首先需要侧重完成限制公权力滥用,保障私权利自由的时代任务。宪法具有为法律体系提供价值指向的作用,因此实施宪法的基本方式是遵循合宪性解释原则进行法律解释,即在法律条文存在多种解释方案的情形下,根据合宪性解释的要求选择符合宪法意旨的文义解释方案。例如,民法的制度安排不能无视宪法设定的经济制度,但可以在人权保障的方向上努力拓展某类民事权利的内容。例如,“按照我们迄今为止所坚持的理论,市场经济属于经济生活的体制性因素,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在宪法确认的价值体系中,‘市场经济’相对于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它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走的强民富国之路。”[19]因此,在解释民法条文的过程中,应当依照合宪性解释的原则确定法条文义的具体内容,即为采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明确妥当文义的解释过程,提供明确的价值指向。“历经了改革历程的长期洗礼,我国现行宪法亦已拥有相对丰富的规范资源,尤其是人格尊严条款(第38条)、平等条款(第33条第2款)的存在以及2004年修宪后人权条款(第33条第3款)的入宪,使得它在法解释学上并非没有可能发掘出因应时代和国情的基本价值原理,以形成民法典中有关合宪性解释基准条款的核心内容。”[20]
     
      (一)依据宪法保障人权的原则解释刑法条文
     
      行政权具有积极预防的作用,但刑罚权的主要作用在于消极惩治。在行政权可以通过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情形下,刑罚权就不需要被轻易动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一项消极出罪的原则,意在规范刑罚权的行使,防止刑罚权被滥用。尽管刑事立法可以经由民主政治程序的证成,而规定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属于犯罪,以保障公众的人身、财产等权利;但在司法环节对立法条文进行解释适用时,应当坚持消极判断的立场,而不应幻想司法者具有与立法者同等的民意支持。刑罚过剩与犯罪圈急速扩张的现象,是社会政策失调、行政权治理功能弱化的表征,并非国家实现良法善治目标的吉兆。现代刑法的基本功能是规范刑罚权力的运行秩序,将犯罪圈限制在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种类中,以抽象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21]在刑事立法中遵守比例原则关于目的正当性、手段必要性及限制妥当性的要求,以限制犯罪圈的盲目扩张,是对刑法进行合宪性控制的必然要求。
     
      即使法律条文规定某种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在缺乏惩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应当遵循消极判断的思维方式形成出罪的判断。“立足于比例原则,刑法制定应正确处理其与行政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律体系调整对象的内在规律,不可以把本应由其他法律调整的对象直接规定为犯罪。而刑法实施应当固守刑法解释的保守性,重视形式解释,即使采取实质解释,也应当确立有利于被告人原则。”[22]宪法规范的价值指导作用,首先可以通过行政法的相关规范体现出来,所以对行政法尚未明令禁止的行为,不宜纳入刑罚制裁的范围。因此,法官在适用刑法的法律解释过程中不应追求积极入罪的目标,而应坚持消极出罪的立场,给行政法留出发挥作用的必要空间。规范惩罚犯罪的公权力运行的秩序是为了保障人权的需要。保障人权的要求既包括通过刑事立法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也包括依法运用刑罚权力从而保护被告人的人权。目前在我国刑事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存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需要而过度依赖刑罚的倾向,违反了现代刑法谦抑化、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因此需要法官在适用刑法条文的过程中坚持合宪性解释的原则,实现通过刑法保障人权的目标。
     
      (二)依据合宪性解释原则限缩文义来保障人权
     
      站在个体立场思考法律的作用,可以看到权力的运行目的是追求秩序以维护统治安定性,但法律的运行目标是维护正义以保障自由。宪法通过规范权力行使来保障权利实现,因此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也需要通过规范刑罚权力的行使,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刑事法的适用过程中,应当守住保障人权的底线。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关系都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优化刑罚权力的配置与加强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在2004年“人权入宪”之后,刑事司法领域中出现的新迹象表明,贯彻人权保障要求的希望正在逐渐增强。“正是宏观领域的国家治理的变迁、微观领域的刑事司法治理的转轨以及人权保障在开放的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才使得形塑当下中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三大支柱得以发生漂移,预示着将来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将继续发生变迁,进而达致我们所希望的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点的良性互动。”[23]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分别从程序和实体角度规范刑罚权力的行使。对刑事诉讼权力的规范,并非是单纯依靠价值理念作用的结果,而是符合权力合理配置、有效制约需要的实践产物。
     
      在刑事诉讼领域,宪法的人权保障要求就体现为控辩平等、有效辩护原则。“当下,‘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为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所普遍认可,因而控辩平等、有效辩护原则也就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所应遵循的当然原则。这一保障辩护权行使之原则的贯彻依赖于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程序。”[24]规范刑罚权力行使不等于限制刑罚权力行使,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运行的刑罚权力,仍然可以发挥惩治犯罪的作用。如果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不能够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那就需要以合宪性解释为指针,对相关条文进行解释或目的性限缩式的法律续造。例如,“新刑诉法第 188 条第 1 款,涉及落实两项宪法法益‘获得辩护权’和‘婚姻家庭保护’,但在两个方向上都嫌不足。于此,单纯依靠刑诉法解释已经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而须做宪法层次的考虑。”[25]合宪性解释为文义解释指明了方向。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则为文义解释提供了手段。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解释方面,合宪性解释的要求具有一致性。“合宪性解释与具体的刑法解释方法之间表现为‘体’与‘用’的关系,即合宪性解释是‘体’,而文义解释以及作为选择恰当文义的其他解释方法则是‘用’。在形式上,合宪性解释的实现依赖于文义解释的有效贯彻;在实质上,合宪性解释的实现还有赖于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的有效展开。”[26]
     
      结语:认识宪法的笋状结构是合宪性解释的前提
     
      通过合宪性解释原则为法律解释划定限度,能够控制法律解释中的恣意因素,确保法律适用活动符合宪法的意旨。在运用合宪性解释原则指导法律条文解释的过程中,应当理解我国宪法的竹笋状结构,即作为政治承诺与治国章程的意识形态宣示是1954年宪法的原初形态,表明了执政党愿意同全国人民将推翻旧政权的军事组织转化为建设新政权的国家组织;在1982年修改宪法之后,形成了将侧重政治理想规划内容的宪法改造为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的改革宪法新笋芽,即在政治宣示宪法的笋根中长出了经济改革宪法的笋芽;经过四次宪法修正案的调整,到2004年第四次修正1982年宪法的内容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下保障人权的法律宪法笋芽又从经济改革宪法的笋节中生长出来。由此可见,侧重规范革命建制力量的政治宣示宪法、侧重规范经济发展形态的经济改革宪法与侧重统合法律体系价值导向的人权宪法,形成了具有历史序列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竹笋状结构。在这种宪法结构中,各时代的宪法条文之间就存在可能的文义冲突,对合宪性解释原则的适用就必须以按照人权保障原则有效调和条文之间的语义冲突为前提。
     
      合宪性解释原则通过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发挥作用,可以有效解决存在多种文义解释可能时,如何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确定具体文义的标准问题。虽然合宪性解释原则的适用是宪法实施的基本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条文可以凭借更高的法律位阶优势,扰乱从具体到抽象的法律适用次序。只有在法律规则存在语义模糊或规范漏洞的情形下,才可以借助法律原则的媒介作用,导入合宪性解释原则,为内容抽象的法律原则灌注必要的宪法意旨,进而指导对法律规则的文义解释或者通过合目的限缩的方法避免文义指涉范围过宽造成的规范漏洞。为法律原则灌注宪法意旨的必要性在于,给法律原则影响个案的解决提供更强的论证理由。因为法律规则是民意代表机关通过特定程序设定的纠纷解决方案,具有必要的民主正当性支持;但是法律原则的内容模糊性使其无法直接与民主正当性形成直接的联系,所以就需要吸纳相应宪法条文的意旨支持,以充分的说理来补强民主正当性的不足。至于依据合宪性解释原则采用合目的限缩方法,来避免法律漏洞的原因则在于,扩张解释法律条文的做法同样缺乏民主正当性的支持,存在逾越权限立法的嫌疑。


    【作者简介】刘辉,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注释】

    [1]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页。
    [2]赵娟:《八二宪法结构性权力失衡症剖解——切脉吴英案》,载《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52页。
    [3]翟国强:《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困境与出路》,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第33页。
    [4]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9页。
    [5]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64页。
    [6]杨海坤、上官丕亮:《论宪法法部门》,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15页。
    [7]唐忠民、方颉琳:《宪法创设与行政诉讼——基于行政诉讼的建构理性》,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8期,第27页。
    [8]黄学贤:《我国公民财产权保障的宪法与行政法审视》,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9]钱宁峰:《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命题的困境与求解》,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47页。
    [10]安然:《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135页。
    [11]张建:《法治评估的地方实践:动因、问题及反思》,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03-104页。
    [12]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研究——基于浙江的个案分析》,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17页。
    [13]郭丽岩:《以国家能力重建为核心的政府改革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43期,第60-61页。
    [14]蔡潇彬:《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86页。
    [15]江国华:《中国纵向政权组织法治体系的解构与建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03页。
    [16]魏士敏:《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制度与理念层面思考——以暴力拆迁事件为视角》,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4-15页。
    [17]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第5页。
    [18]章志远:《互动: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另一种思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10页。
    [19]童之伟:《物权立法过程该如何做恰当评说——兼答赵万一教授等学者》,载《法学》2007年第4期,第32-33页。
    [20]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8页。
    [21]闻志强:《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2期,第3页。
    [22]姜涛:《比例原则与刑罚积极主义的克制》,载《学术界》2016年第8期,第89页。
    [23]李训虎:《融合的契机:中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发展趋势》,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10页。
    [24]雷堂:《有效辩护原则及其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具象及完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9 期,第95页。
    [25]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6页。
    [26]苏永生:《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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