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的个人空间

官有政法,民从私约
——记高其才教授苏大王健法学院讲座 《认识“活法”:理解真实的法秩序》
发布时间:2017/5/8 13:58:21 作者:刘辉 点击率[113]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摘要】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表明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中国法治建设之难有许多因素,但最难在文化。当代中国新的治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从中国社会自身寻找和发掘社会治理的生长点,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在全球视野下推进新的治理的逐步实现。这需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进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坚持国家法治、社会法治的共同推进,强调多元治理、共同治理,形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互动和共同参与。

    【中文关键字】民间习惯; 社会自治; 惯习利益; 法治建设; 治理秩序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16年


      2016年10月24日下午2点半到5点半,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高其才教授,在王健法学院B201大会议室为法学院学生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讲座。讲座的题目是《认识“活法”:理解真实的法秩序》,体现出为学诚恳、为人平实的高教授三十多年来对民间习惯法、司法实施情况持续关注的学术担当。孙莉教授主持讲座,在致欢迎辞的环节,简单地为同学们介绍了高教授在法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长,并着重指出这位“浮躁社会中的稀缺人才”在百余篇论作中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做出的扎实贡献,建议感兴趣的同学翻阅《中国习惯法论》《习惯法论丛》(六辑)等书籍,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
     
      高教授基于此前的研究成果和最新收集的素材,以峨眉山普贤菩萨像引出对“法相多面”的譬喻,然后以台湾地区民法对习惯作为法源的规定开场,从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区分谈起,介绍了奥地利法社会学名家埃里希“活法”理论的要点;然后从“活法”的大致表现、内容与范围,“活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我国立法与司法如何对待“活法”三个方面,为在座的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和思考线索。
     
      一、习惯法仍旧在不断生成与传续
     
      高教授基于对民事生活、公共生活与秩序保障三个民间活动领域的调查成果,首先介绍了民事生活中的债权、物权与婚姻家庭习惯法。
     
      (一)民事习惯的法效力覆及物权、交易与婚姻的仪式
     
      一是结合《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广西金秀六巷瑶族“打茅标”考察报告》等研究成果,举例介绍了在河边捞取的沉底木上“打草标”、在山里拣拾堆积的竹木捆上“打草标”以公示动产物权的习惯法,在距离居民家百米外山溪积水处的接水管上“打草标”公示取水权的习惯法,在城郊荒地上“打草标”寓示“荒地常年使用者”形象的不动产物权习惯法。高教授不仅展示了这些实地拍摄的照片,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当地向导以鲜草与枯草为据判断“草标”效力的标准,进而提出了“依法治国所依据的内容究竟涵盖哪些规范”的问题,启发同学们思考。
     
      二是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等作品中的研究素材为基础,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集市上拍摄的传统袖内交手议价方式为例,说明动产买卖的习惯法具有避免哄抬物价、保证自愿平等交易等功能。在高教授抓拍的数张珍贵照片中,不仅反映了传统交易方式在不同个体间的微小差异,还让同学们从交易者的眼神与表情中瞬间感受到了议价的细节,引发了同学们会意的笑声。
     
      三是立足《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习惯法》等研究成果,以西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大香格里拉地区多偶婚制为例,展开对婚姻家庭习惯法的介绍。高教授不仅介绍了一妻与兄弟四人和谐生活、一夫与姐妹二人共同生活等边远、未开化地区的多偶制婚姻习惯法,启发同学们思考不同地域物质生活条件差异对婚俗的巨大影响;而且以《传承与变异: 浙江慈溪蒋村的订婚习惯法》等研究成果为据,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存在订婚方面的习惯法。高教授的语言诙谐、富含哲理,以“你不办(婚礼),以前送出去的(礼金)怎么办”为例,揭示出传统民俗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实际效力;为同学们解释了赤豆(方言中“出头”的谐音)、万年青(婚姻、家业长青)、葱(由谐音联想到气冲云霄)等物品的寓意,并说明了确定婚姻时间的白色“日子帖”与红色“请帖”之间的差别,给新娘母亲的“奶水钱”与给新娘弟、妹的“皮箱钱”具有的要件效力,“见面钱”与“回礼”的关系;此外,还以慈溪区域近年彩礼数额起步20万、逐年递增2万的传闻和义乌“土豪”送彩礼18挑、现金百万的新闻为例,揭示了民众应对通货膨胀、重视婚姻仪式的思路与观念。通过对订婚酒与结婚酒宴请过程的细节描述,分析新娘兄弟送亲以彰显女方家庭实力所暗含的威慑意蕴,解释女方来陪送的20位妇女在喝茶、吃饭、吃点心的过程中详细了解男方家庭亲戚、财产情况的“察家”安排,高教授让同学们充分地领会到婚俗的丰富功用,是其产生社会实效的根本原因。最后,他以广西瑶族地区重视男女平等,与上门女婿签订契约确定孩子姓氏、养老问题解决方案的习惯法,阐述了对“合而同之”的独特理解。
     
      (二)公共生活的惯例富含对集体的凝聚力
     
      其次,高教授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出的国内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山的照片为喻,表达了对公共生活中“活法”价值的重视态度;并讲解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祭树神”的自然崇拜习俗,说明了由道士主持的公共活动对于当地民众的重要意义。
     
      一是以《基本传留的山子瑶度戒习惯法》等调查成果为基础,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民间传授道教戒律的活动——“度戒”的一些仪式做了简要的介绍,引用了艺术界关于“采风是一切之源”的论断,说明实地观察民俗才能把握公共生活的主旨。高教授现场示范了作为瑶族成年礼中验证标准的“公鸡舞”,让同学们感受到随着现场逐渐加快节奏的鼓点而起舞的热烈动感,唤起了同学们又一次愉快的笑声;随后,对“翻云台”仪式的介绍,则让大家对从2-3米高的“五台”上翻落到藤网中棉被上的场景,充满好奇与惊讶,进而对通晓广泛知识的师公与道公所传承的民族习惯法增加了敬畏感。
     
      二是以《现代法治建设中的帮家“众节”习惯法——以 2009 年二月初一广西金秀帮家“众节”为考察对象》等调查结果为基础,介绍了每三年一次以簸箕筛选村老与村主的原始民主习惯法,通过对照片的说明,让同学们了解到祭祀神灵、簸箕筛选、村众聚餐、村老宣法、村众议事、公布账目等环节的内容。在说明借助神意的形式选举德高望重的村老与年富力强的村主仪式过程中,他还穿插介绍了俗语“拖后腿”来源于斗牛过程的原因,村老“撂话”的内容对公序良俗的维护作用,并引用晚唐诗人王驾在《社日村居》中的诗句“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来说明春耕前的三月三祭社聚餐中,人们借助划拳、闲聊等方式增进情谊的公共习俗,对维护村落内部团结的重要作用。
     
      (三)村规民约对秩序具有自觉的维护功能
     
      再次,以《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从地方法规规章角度的观察》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八角之乡”——广西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通过“公共事务合同”规定的“违约金”,来惩处在到树枝上偷或在树下捡拾八角行为的实例,说明乡规民约对于此类悖德行为的有效规范作用。他由此联想到学校开展自治过程中,可以借鉴这样的思路来规范学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令同学们感觉耳目一新。随后,在四兄弟以“招告乡音”的方法悬赏5000元寻找证人的事例中,高教授指出兄弟四人为查找破坏母亲20年前所种树木的侵权人,所采取的书面宣告方式对于当事人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也可以对侵权人产生较强的震慑力。
     
      二、“活法”对社会变迁的适应与规范
     
      高教授用基层群众通过公约方式矫治习俗变异问题的事例证明,“活法”是民间自治的必然产物。对于被金钱、“面子”等消极因素扭曲的社会习俗,基层群众可以通过结成地缘共同体,获得重新塑造公序良俗的自治力量。“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农耕文明传统,在文明类型变迁的今天,仍旧可以迸发出新的活力。
     
      (一)限定办酒天数的共识方案
     
      在《华寨村办酒宴风俗整改》的乡规民约中,村民用简洁的文字表述了制定公约的目标是,“解决父老乡亲办酒成本,避免拖延街坊邻居的帮忙时间”;对决议程序的表述为,“经村民委员会及广大群众慎重考虑决定”;将公约的适用范围,区分为针对事项与排除事项,“一、进屋(入新宅)、结婚、嫁娶、打三招(满月酒)等,一天酒席。二、白事暂不规定。”;责任条款就是“违者罚款2000元”,署名处有8人签名。高教授指出,正是这些简约的条款解决了令许多基层民众倍感烦闷的生活问题;但在奉行公约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官方力量的介入,村民只需要自发认同即会遵循。
     
      (二)给礼金分类的民间智慧
     
      在《黄门村风俗习俗礼节礼尚往来处置制度》中,首先,将礼金分为四类:一、大礼类,包括老人归世(或成家有妻儿、年轻人归世)、男婚女嫁、起新屋立柱上梁(包括商品房)、二本(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以上大学和参军;二、中礼类,包括二本以下大学、汤饼(满月酒)或周岁、古稀以上高寿、(教师)民转公或高升;三、小礼类,包括造方板、安墓碑;四、面子礼类,包括干部离退休、门面开张恭贺、养殖场挂牌、斗牛高价(售)卖、安神、节日活动吃修、上下走客(朋友)等。其次,关于礼金的处置规定包含了递送各类礼金的形式要件、限制要求、参照标准、建议数额等内容:“一、大、中礼类红白喜事写请帖或讣文邀约亲戚朋友。二、小礼类或面礼类安排人通知亲戚,不能写请帖。三、面礼:亲戚只放炮或送小礼品,不能送礼(金)。四、凡一人一事只能举行一次收礼(大、中礼类)。五、送礼以记10分制送,大礼送10分,中礼送6分,小礼送2分,礼尚往来。六、村领导鼓励大学考生、二本以上(贵大、贵师大)送250元(含鞭炮);二本以下180元(含放鞭炮);参军250元(含放鞭炮)”。高教授用翔实的资料表明,社会自治的力量可以有效地规范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能够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贴切地反映民众的现实需求,所以会获得民众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奉行。此外,他还介绍了年轻的女性人类学者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著名人类学者阎云翔教授对博士论文改写后出版的《礼物的流动——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让同学们感受到田野实证调查对知识增量的重要贡献;并以《宪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差异为例,说明了民俗对于民众自治生活的重要意义。
     
      (三)平衡彩礼损益,尊重民族风俗
     
      在平水市南湖镇幸福村一组的苗某与康太市双河乡华元村四组的金某,于2000年10月签订的订婚彩礼“自愿书”中,双方约定“订婚时,男方给女方彩礼钱8800元,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折3000元;如男方反悔,以上所有费用自负。如女方反悔,由女方返还11800元。”苗某为立自愿书人,三位介绍人在落款处署名。这份“自愿书”体现了民众对法律事后调整可能局限的事前防范意识,能够预防纠纷的发生,督促双方当事人诚信履约,同时也符合《婚姻法》中结婚自由原则的要求。在卡阿应杜诉马忠华解除同居关系案中,当事人于2013年10月签订和解协议。经法院调解,双方约定“一、被告同意与原告解除同居关系,并按照当地习俗给原告‘口唤’(伊斯兰教用语,包含许可、原谅的意思);二、同居期间生育的女孩马某由被告抚养(暂由被告之父马某某代养),抚养费自理;三、原告的陪嫁物:一套(一二三式)革制沙发、一个立柜、一台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一个烤箱炉子,作为孩子抚养费留归被告所有;四、其他无异议。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后5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作为女性遵循着伊斯兰教的“讨休”制度,要求被告“口唤”休妻。由于法院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对原告的这一宗教性诉求很难处置,因此以调解结案的方式给民族风俗的适用留下自为的空间。高教授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让同学们认识到,国家法功能的现实局限,以及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和谐共处的现实必要性。
     
      三、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应正视“活法”的效用
     
      (一)民俗扎根于内心
     
      首先,他基于《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实践》书中的研究成果,以﹝2007﹞姜法张民初字第0109号案为例,说明离婚双方在财产分配方案中纠结于陪嫁物“三桶”(马桶、提桶、圆桶)的态度,反映出婚礼民俗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约束力与影响力。为了让同学们理解马桶对婚姻仪式的意义,他以幼年见闻的家乡民俗“摇船接嫁妆”为例,说明民众联系嫁妆数量评价娘家殷实程度的惯习;还细致地描述了娘家安排父母俱全、儿女双全的妇女端着盛满花生、瓜子、糖果的新马桶,在绕稻田转圈后走进屋中,掀开马桶盖后众人哄抢食物的欢乐场境。
     
      (二)正视文化传统
     
      其次,他基于《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研究》《尊重生活、承续传统:民法典编纂与民事习惯》等作品中的素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保持哈萨克七代以内不结婚的传统习惯。”为例,说明法律应当为生活习惯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他强调通过吸纳转化、法源认可、适用认可的方式对待民事习惯,才能避免在会议室、酒店会场中的立法,脱离基层群众、割裂文化传统、无视民族特质的问题愈演愈烈。随后,他展示了在三峡库区蓄水前,拍摄的徒步路径照片,借此提示同学们认识到那些被湮没的民俗将难以还原。通过对四川基层人大贿选、湖南衡阳人大贿选、辽宁人大贿选与旧时民众将小偷示众、浸猪笼的两类极端事例进行比较,他提醒同学们思考生活中的法与心灵中的法应该被摆放在何种位置的问题。
     
      (三)“礼失而求诸野”
     
      再次,提出了“正视习惯法的客观存在,发挥习惯法的积极功能,弘扬习惯法的良善内容,传承习惯法的文化脉统”的号召,并提出问题供同学们思考:如何理解社会结构与法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是制定法时代还是习惯法时代?如何理解生活与法的关系?他基于对“美景、美食、美人、美意”的个人理解提出“大美在野”与“礼失而求诸野”的观点,并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作为结语,表达了对田野调查的期望与信心;也对基层民众自力更生、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无限忍耐的民族性格,提出了关切现实的看法。余音缭绕的讲座让同学们对如何多侧面观察法的面相,如何站在基层民众的立场理解内生秩序与国家强制权威构建的秩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四、尊重内生秩序的力量,搭建社会自治的平台
     
      在提问环节,两位博士生和一位硕士生提出了各自的问题。高教授结合讲座的重点,做出了精彩的回应。
     
      (一)抓大放小的习俗与自由约定的空间
     
      博士生刘辉针对在苏南地区司法实践中最近出现较多的一类婚姻家庭纠纷,向高教授请教其他地区是否有解决此类问题的民俗?由于苏南地区生活富裕、独生子女政策与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出现了男女双方在恋爱之初即约定生二个孩子依次随双方姓、并由各自父母抚养的现象。若先后出生的两个孩子的性别与预期不符时,夫妻之间会发生纠纷,双方的父母也会干预孩子的抚养,从而激化夫妻之间的矛盾。对于这类现象,高教授认为其社会原因是“421”家庭结构大量出现。婚姻双方需要在传宗接代的观念与诚信观念之间做出选择。法院在面临此类纠纷时,确实会面临裁判的尴尬。因为即使是具有地方性的习俗,也只是为个体协商处理民事权益分配问题搭建框架,而把明确细节的事务留给当事人自己处理。例如,各地都有送彩礼的习俗,但具体送多少,则并不确定。
     
      (二)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用的人多了就成了法
     
      博士生李玮以在贵州地区处理偷盗问题的“3个120”风俗为例,提出了如何看待民俗习惯与国家法秩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案例中,邻村青年偷了本村祠堂中养的鱼,被本村村民捉到后,按照习俗交出米、菜、肉各120斤。高教授指出,除了“3个120”的习俗,还有“3个36”的类似习俗,被当地民众称为“法教育餐”。就像米饭、馒头都是主食一样,民俗的制度化效力与国家法秩序的效力,都可以发挥维护治安的功能。在这类案例中偷窃的经济危害不大,但触犯村民对祖先崇拜的信仰,因而造成心理情感伤害的问题,“法教育餐”习俗的社会效果更好。这就启发我们思考,国家法制权威应当如何对待社会自治力量的问题。在计划政治、计划法治的框架下,能否允许多元规范相互竞争,允许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内生规范发展壮大。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能够在新闻出版、社会自治方面尊重社会内生的秩序,“官府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朝令夕改的弊端,也同样会受到民间信义习俗的矫治。徐昕在《论私力救济》中基于对华南民间收债个案的调查结论,提出了通过法律对私力救济进行控制的问题,值得引发我们的深思。以网约车、淘宝为例,在社会力量自发扩张的过程中,只要政府愿意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交涉的平台,而非让民间力量按计划发挥作用,那么就不会发生国家法制管得太宽、又管不过来的严重问题。国家法制存在功能的限度,社会内部会形成维护秩序的规范。走的人多了才会有路,用的人多了那就会成为法。
     
      (三)身体力行与循序渐进
     
      硕士生吕森凤向高教授请教了如何筛选口述材料、消除被访问人戒心的法社会学调查方法问题。高教授表示,国内学者很难做到像《Discover》节目中的调查者那样长期居住在某个地方调查。他以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描述的调查者参与当地人的成年礼,赤身裸体地在涂过黄油的牛背上跳跃的做法为例,对比说明国内的法社会学调查很难采取深度融入当地生活的方式,尚需依靠运气,可能会围绕偶遇的事件与材料展开调查。在不经过官方介绍与借助县、乡政府联络两种进入方法中,每一种方法都因为调查目标的差异,而呈现各自的局限。高教授在广西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调查时,选择了独立进入农村访谈的做法;而在贵州省锦屏县调查时,则借助了官方的接送、介绍帮助。在某市民政局领导承包水库养鱼,投放饲料导致下游水源污染,而且当地负责为生活用水井抽水的工作人员履职懈怠的情况下,下游村民阻止承包方打渔,引发了承包方组织持土猎枪的护鱼队与村民械斗致人死伤案例中,向导资源的选择就对实地调查非常重要。在另一起兄弟两人准备盖房而择时下地基时,遭到邻居泼粪阻挠的案例中,仅询问一方当事人显然也不能达到客观调查的目标。在写作《当今瑶山的神判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和田一起烧香诅咒堵路纠纷为考察对象》一文前的调查过程中,他就选择了多方询问当事人与见证人,进而通过拼接访谈材料,来发现可以相互印证的内容。目前国内法学界忙于向外看、向西方学习,存在崇洋媚外的倾向,因此很少有人能专心做长期的社会调查,而且在科研体制方面也存在制约因素,所以高教授建议感兴趣的同学选择力所能及的问题展开调查,然后再循序渐进设定新目标。
     
      五、民间的规则与官家的惯例
     
      在总结评议环节,孙莉教授先以厚度、温度、态度三个关键词总结了对整场讲座的看法,进而结合感触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思考。
     
      (一)思想的厚度、情怀的温度与为学的态度
     
      孙教授指出,大家在现场听到了许多鲜活的案例,来自于高教授耗时费力的田野实证调查过程。高教授看似轻松的介绍,源自对事实材料的细心筛选、耐心加工。正是他诚实、真实的观察思考,才让大家感受到经验与理性完美结合的理论厚度。这种基于坚实理论框架的从容努力,恰是今天国内社会、人文学科缺乏的标杆榜样。除了实证调查结论的厚度令人深感钦佩外,高教授对俗世生活深度关切的心灵温度,更需要各位同学领会践行。他对生活中的美好情谊表现出的坦诚热爱,不仅激发了孙教授的强烈共鸣,也是在法学研究者群体中值得羡慕与崇敬的心态。这种对人类自身的真诚态度,令人颇受感动。在研究成果的厚度、学者情怀的温度背后,高教授也展现出勇于担当的态度。“礼失而求诸野”的田野调查,需要诚实、真实、踏实、平实、厚实的研究态度支持,需要依靠对现实状况谨慎的乐观,甚至是非常悲观的态度之上的担当意识引导。这种舍我其谁的努力所彰显的思想厚度、情感温度与忠实态度,需要法学院师生认真地学习传承。
     
      (二)反思法律的概念,驯服乖张的权力
     
      在视野开阔的总结之后,孙教授首先提出了如何看待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问题。她提示同学们参照民间法意义上的习惯与习俗,重新思考对法律概念的常识化认知。按照教材的通行定义,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规定权利、义务内容,调整社会关系并借助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规范。既然民间习惯与法律都规定了权利义务的分配方案,那就需要我们寻找生成分配方案的途径。如果从规范分析法学的立场来看,法律必须经过权威的途径生成。对权威的界定必然需要以深度认同的观念作为必要条件。那么从久远的生活中自然演进形成的深度自我认同,自然会产生对人类行为的有效约束。对照自然而然地具有高度权威与强制约束力的社会习俗来看,关于法的常识化定义显然需要被深刻反思。以贺卫方教授曾对法官监督问题发表的观点为例,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行业内部认同,对从业人员所产生的深度约束与强制效应,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清醒认识社会自发的组织性、秩序性特征后,反思基于既有观念形成的偏见,不断调整渐趋成形的认识。
     
      其次,孙教授提出如何看待国家法不肯向民间法屈就的姿态问题。高教授的研究属于长青性的研究。因为这种田野调查始终贴近生动、鲜活的民间习俗,所以自然具有永久的学术生命力。法社会学关注的习惯法既然维续着深度的现实力量,那么自负与傲慢的国家理性就应当正确看待习惯法,自大与乖张的国家权力就应当给民俗惯习留出必要的位置。当然,一个相关的问题也要被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惯习性的规则与官家的规则或者说政治层面的规则形态,是否都属于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例如法院内部的请示汇报、政治高层领导的权力运作实况,能否被纳入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果可以研究,那么是否有人能够开展相关的调查?政治惯例显然存在,比如华盛顿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就不再续任,直到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打破这一政治惯例后,美国议会才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宣示对先前惯例的承认与守护。如果这种政治惯习属于法政治学的研究范围,那么法社会学就需要注意研究领域的划界问题。
     
      再次,孙教授提出如何看待民间法、习惯法的规范性与文化性问题。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说,民间习惯中的仪式、符号都具体地象征着制度,深度地承载着文化传统。如果按照将文化区分为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观点来看,民众心态所折射的深层文化观念确实很难被变革,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选择面对民俗生活、民间文化的姿态呢?我们又如何担当高教授在讲座结束时提出的“传承民族文化脉统”的时代使命呢?高教授在如何面对习惯法的问题上,给同学们提供了生动、深刻的留白,希望能够引发大家的深入阅读与思考。让我们再次对高教授的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待高教授能再来指导我们理解“活法”、认识真实的法秩序。


    【作者简介】刘辉,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注释】
    [1]刘辉:《大美在野,寻礼有方——清华大学高其才教授莅临我院讲解“活法”秩序》,http://law.suda.edu.cn/43/2d/c1056a17197/page.htm,2016-10-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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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从地方法规规章角度的观察》,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2期,第12页。
    {1}高其才:《村规民约与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以贵州省文斗村为考察对象》,载《人权》2016年第3期,第16页。
    {1}高其才:《尊重生活、承续传统:民法典编纂与民事习惯》,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4期,第26页。
    {1}高其才:《民法典编纂应当承认和肯定优秀民事习惯》,载《人民法治》2016年第6期,第17页。
    {1}高其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乡土法杰》,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11期,第87页。
    {1}高其才:《乡土社会中的人民法庭》,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第55页。
    {1}高其才:《乡土法学初论》,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22页。
    {1}高其才:《基本传留的山子瑶度戒习惯法》,载《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58页。
    {1}高其才:《地方政府与习惯法的当代弘扬、传承——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载《创新》2015年第5期,第90页。
    {1}高其才:《乡土法杰与习惯法的当代传承——以广西金秀六巷下古陈盘振武为对象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169页。
    {1}高其才:《司法改革三盼》,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第15页。
    {1}高其才:《中国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第33页。
    {1}高其才:《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法律障碍》,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第11页。
    {1}高其才:《当代中国宪法中的习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5页。
    {1}高其才:《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1期,第23页。
    {1}高其才:《作为当代中国正式法律渊源的习惯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3页。
    {1}高其才:《我国法律对蒙古族习惯的认可》,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3页。
    {1}高其才:《当代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中的习惯》,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0期,第48页。
    {1}高其才:《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0页。
    {1}高其才、罗昶:《传承与变异: 浙江慈溪蒋村的订婚习惯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第28页
    {1}高其才、罗昶:《尊重与吸纳: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的固有习惯法——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为考察对象》,载《清华法学》2012 年第2期,第127页。
    {1}高其才:《制定法时代的习惯法》,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第126页。
    {1}高其才:《传承和弘扬: 瑶族习惯法在人民调解中的运用——以广西金秀一起相邻排水纠纷的调解为例》,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0页。
    {1}高其才、罗昶:《瑶族固有习惯法的现代价值——以<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议订为考察对象》,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7期,第57页。
    {1}高其才:《能动司法视野下人民法院社会管理创新思考》,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39页。
    {1}高其才:《人民调解员如何对待瑶族习惯法——广西金秀一起误砍林木赔偿纠纷调解过程实录》,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5期,第67页。
    {2}罗昶、高其才:《现代法治建设中的帮家“众节”习惯法——以 2009 年二月初一广西金秀帮家“众节”为考察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2期,第65页。
    {3}曹义荪、高其才:《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广西金秀六巷瑶族“打茅标”考察报告》,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第115页。
    {4}罗昶、高其才:《当代中国捐会习惯法与关系——以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蒋家丁自然村为对象的考察》,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22页。
    {5}高其才、左炬:《作为政治司法运作中心环节的审判——1949至1956年华县人民法院实证研究(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第56页。
    {6}高其才:《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下)——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3期,第93页。
    {7}高其才:《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上)——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7页。
    {8}高其才、左炬:《作为政治司法运作中心环节的审判——1949至1956年华县人民法院实证研究(上)》,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115页。
    {9}高其才、周伟平、姜振业:《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34页。
    {10}高其才、黄宇宁、赵彩凤:《庭长的行政管理: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10页。
    {11}高其才:《中国律师执业中的法律与关系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载《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16页。
    {12}罗昶、高其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瑶族互助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帮家屯互助建房为考察对象》,载《比较法研究》  2008年第6期,第33页。
    {13}高其才:《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第12页。
    {14}罗昶、高其才:《律师接案中的关系因素》,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8年第1期,第15页。
    {15}高其才:《中国律师办案中的关系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载《北方法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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