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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嫖宿幼女罪的取消
发布时间:2015/11/12 8:37:56 作者:汪军;张国权 点击率[162]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嫖宿幼女罪;强奸罪;缺陷;取消

    【学科类别】犯罪学

    【写作时间】2015年


        嫖宿幼女行为是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修订后,嫖宿幼女罪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奸淫幼女罪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罪名。从嫖宿幼女罪出现以来,对于本罪的有关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界争论激烈。2009年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10名未成年少女,2011年陕西略阳县多名村镇干部轮奸12岁少女,2012年5月河南永城、浙江永康官员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近年频发的此类案件,不仅因公职人员涉案而备受瞩目,更因其中的受害女孩多不满14岁,而刺激着公众的道德神经,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纷纷对此事件加以谴责,呼吁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严加惩处。嫖宿幼女罪暴露的弊端更是凸现出来。

        一、嫖宿幼女罪概述

        (一)嫖宿幼女罪的定义

        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规定,确定了嫖宿幼女罪的罪名,明确了罪状和法定刑,即犯有嫖宿幼女罪应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款规定之罪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上述决定原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之独立成罪。[1]

        本罪的权威学理解释认为:嫖宿幼女罪,是指故意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行为。本罪主体为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其主观方面为嫖宿幼女的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嫖宿幼女的行为,客体为社会风尚和幼女的身心健康。[2]

        (二)嫖宿幼女行为分析

        对于如何界定嫖宿幼女行为,刑法中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在此有必要加以分析,以便更好的理解该罪名。何为“嫖宿”呢?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嫖娼和过夜。但是从司法实践上看,绝大部分的被告人只嫖不宿。其实,嫖宿的重点在于“嫖”而不在于“宿”,“宿”只是附着在“嫖”后面的一个辅音节词,没有实际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理解“嫖”的涵义。这里的“嫖”指的是嫖娼,对于何为“嫖娼”,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嫖娼与卖淫总是相伴存在的,没有卖淫,也就不会有嫖娼,反之亦然。对于“卖淫嫖娼”,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的批复》做了解释,即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但是,2001年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问题的批复》对卖淫嫖娼进一步做了解释:“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可见卖淫嫖娼行为不限于异性之间,也不限于自然性交的形式。既包括自然性交(奸淫)的行为,也包括非自然性交的其他猥亵行为。“卖淫嫖娼行为的客体是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合法的两性关系,客观方面是卖淫者与嫖客之间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等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主观方面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3]这里还要对“幼女”进行理解,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幼女”是指卖淫幼女,指的是以卖淫为业的未年满14周岁的女性。并且,发生卖淫嫖娼的行为还以卖淫嫖娼场所为必要。综上,“嫖宿幼女”行为的表现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在卖淫场所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自然性交行为(奸淫),也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其他猥亵行为。

        (三)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政策分析

        我国1979年出台的《刑法》中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只是在169条设有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嫖宿幼女行为是奸淫幼女的一种表现形式。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首次规定了对嫖宿幼女行为的处理,根据该条例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9月《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第9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依照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

        1997年在刑法修订中,现行刑法改变了以强奸罪追究嫖宿幼女行为刑事责任的模式。对这一立法修改,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背景资料,我们难以准确查明立法者的真正意图。但从学者的分析来看,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保护论”,即认为增设本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嫖宿幼女的行为,极大地损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且对幼女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使有不良习性的幼女在卖淫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有的幼女被染上性病贻害终生。为了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本款将嫖宿不满14岁的幼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4]另一种是“区别论”,即认为增设嫖宿幼女罪是鉴于发生嫖宿的对象是卖淫幼女这一特殊情节。“明知是幼女而嫖宿的,实际上是一种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奸淫幼女罪论处并无不可。但在刑法修订中,考虑到嫖宿幼女行为的特殊性,故将其规定为一个独立罪名。”[5]对于这一特殊性,有的学者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的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

        从嫖宿幼女罪的定义、嫖宿幼女行为的分析和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政策分析中可以看到,嫖宿幼女罪的设置,在我国出现了一些缺陷,下文将对其逐一分析。

        二、嫖宿幼女罪存在的缺陷

        (一)嫖宿幼女罪法条设置上的缺陷

        1. 嫖宿幼女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

        在正常的情况下,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与嫖娼行为是有着清晰界限的概念。但当犯罪对象限定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时,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猥亵儿童罪(幼女)与嫖宿幼女罪便产生了联系,并处于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

        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是指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发生性的行为。其表现为:第一,被害幼女的年龄必须是不满14周岁;第二,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的行为,就可以构成犯罪;第三,只要双方生殖器接触,即应当为奸淫既遂。从奸淫幼女的特征可以这样理解: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的器官的接触,不管幼女是否同意,就有可能构成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既遂。

        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儿童,即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包括男女孩。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猥亵的手段如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鸡奸等行为。

        从上文对嫖宿幼女行为的分析上可以看出,嫖宿幼女行为存在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自然性交行为;另一种是非自然性交行为。这两种行为分别与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和猥亵儿童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竞合,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很难将准确无误的区分开。

        2. 嫖宿幼女罪在章节设置上的缺陷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我国刑法分则根据刑法保护的客体不同将犯罪分为十类,立法者将嫖宿幼女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样的设置,似乎是立法者更看重的是本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根据以上学者分析的两种立法意图,一方面,“保护论”强调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因为我国对待一般的嫖娼行为不以犯罪处理,而仅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这说明一般的嫖娼行为不足以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不能因为嫖宿幼女罪中的嫖宿的对象为“幼女”就认为嫖宿幼女的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区别论”将幼女加以区分,分为“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那么,刑法保护的法益应该更看重的是人,而不是社会的管理秩序。立法者在嫖宿幼女罪的章节设置上,给人造成了保护法益不明显的假象,应当将嫖宿幼女罪规定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更为合适。

        3. 嫖宿幼女罪在刑罚设置上的缺陷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幼女罪的刑罚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它的量刑幅度是五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强奸罪的刑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罪名的量刑幅度是三年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且要从重处罚。从以上的刑罚处罚规定可以看出:同样是以非暴力的方式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强奸罪的法定刑最低刑反而低于嫖宿幼女罪的法定最低刑,这很明显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嫖宿幼女罪的行为特征是利用金钱或者财物交换卖淫幼女的性权利、性自由。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行为特征为只要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论幼女是否同意都构成犯罪。这一罪名的行为特征既包括欺骗、利诱等手段,也包括麻醉、胁迫、暴力等恶性手段,这一犯罪的行为性质要比单纯的买卖性权利的嫖宿幼女罪要严重的多,社会危害性显然更大,因为它不仅仅侵害幼女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往往还侵害了幼女的身体健康,但嫖宿幼女罪在客观表现上行为人侵害幼女的身体健康的程度要小的多。孟德斯鸠说过:“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6]故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亦不应高于强奸罪,即使是法定最低刑也不应高于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

        上文主要讨论了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基本刑罚,还应当看到,《刑法》第236条第3款对奸淫幼女犯罪规定了情节加重犯,其刑罚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对嫖宿幼女罪来说,刑法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刑罚,追究法律责任只能在基本刑的法定刑罚内量刑,即使出现了嫖宿幼女的加重情节,如出现嫖宿幼女情节恶劣的,嫖宿幼女多人的,致使被害幼女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也只能在基本刑的法定刑罚五年至十五年的量刑幅度内酌定量刑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否则有悖罪刑法定的原则,这在刑罚处罚上也弱化了对强奸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嫖宿幼女罪犯罪构成上的缺陷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犯性与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7]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本文准备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对象上对嫖宿幼女罪的缺陷加以分析。

        1. 犯罪主体上的缺陷

        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通常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是,从上文对“卖淫嫖娼”的定义界定上看,主体是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因此,随着近年来同性恋人数的增加,男性可以成为嫖客女性同样可以成为嫖客。我国法律的发展应该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女性嫖客就可能因为法律规定的空白,而逃避法律的追究。

        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那么假设这样一个案例:如果说一个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男子在卖淫场所与一名被卖淫组织威胁而成为卖淫女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该男子是不能被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该男子在卖淫幼女下班以后离开卖淫场所与该卖淫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是强奸罪的既遂。同样的一个行为主体,但是其相似的行为得到的法律后果却有天壤之别。难道能为了有了不同的场所,或者因为嫖客付了钱而逃脱法律的追究吗?

        2. 犯罪主观方面上的缺陷

        我国刑法教科书都将本罪的主观方面规定为有嫖宿幼女的故意。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关于构成嫖宿幼女罪主观上是否需要具备明知要件的解释》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的,使用《刑法》第360条第2款的规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一方面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明知要件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也给了犯罪嫌疑人逃脱刑事责任的空间。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仅仅从肉眼去观察很难准确确定,在刑事追诉中,嫖客们会以不知幼女为未满14周岁来抗辩,找出种种借口回避明知幼女情节,公诉机关作为查清犯罪事实的司法机关,就有了证明被告人明知嫖宿的对象为未满14周岁幼女的举证责任,要证明这种主观的情况给公诉机关造成很大的困难。公诉机关往往根据案情推断嫖客当时应当知道或者在行为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嫖宿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幼女,推断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依据是根据受害幼女的身高、体重、体型、生理发育情况等外部特征来进行推断,但每个人因其实知识水平、社会阅历的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对同一个卖淫幼女的外部特征,让不同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判断,不可能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再者,每个女孩的生长发育进程也是不完全相同,或者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仅仅根据女孩的外部生理特征来判断女孩的年龄是否年满14周岁,很少能有人做到准确无误判断。司法机关承担着证明被告人明知是嫖宿的对象是幼女的举证责任,不少嫖宿幼女的犯罪案件就因为明知主观要件无法证明,使许多案子成了久拖不决的积案。当法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不得不对被告人作出“疑罪从无不起诉”处理,出现有罪无法定罪量刑的尴尬局面,另外,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也会造成在刑事案件中出现双重标准,导致司法腐败,造成极不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制效果。

        3. 犯罪对象上的缺陷

        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中有相同的犯罪对象:不满14周岁的幼女。立法者之所以将二者规定为不同的两个罪名,似乎是对犯罪对象的身份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犯罪对象是一般的良家幼女;而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对象是卖淫幼女。有学者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因此应当对“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加以区别。但是,又有谁注意到这些“卖淫幼女”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她们的家庭结构上看,有些是来自离婚家庭或者离家出走,有些是丧父、丧母或者父母双亡;从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看,绝大多数为农村、城市贫困家庭的女子、失业、下岗职工的女子。她们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生计无着,生活所迫,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受过来自家庭或者亲戚的感情伤害或者身体伤害,甚至是性伤害。可见,在嫖宿幼女的场合,绝大部分的幼女并非自愿,甚至是并非主动,而是迫于社会的漠视、家庭的破碎、经济的困境、教育的缺失等原因而跌入卖淫的“火坑”的。尤其是去年发生的“贵州习水案”,这十一名“卖淫幼女”均为在校的中小学生,她们被挟持、被哄骗、被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相胁迫,她们一个个都是被害幼女。但是,因为她们的行为是卖淫行为,因为她们是被组织、被胁迫卖淫,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嫖宿幼女罪,所以对该案适用嫖宿幼女罪。这些学生成立卖淫幼女,这些本来是受害人的在校学生被贴上“卖淫幼女”的标签,她们不仅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反而被法律二次伤害了。由此可以推知:“卖淫幼女”绝大多数是非自愿的,她们或是为了生活所迫,或是因为社会遗弃,更或是因为被社会所侵害,她们本该得到社会的关爱,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她们得到的是社会的抛弃、公众的白眼、嫖客的欺凌、甚至是法律的践踏。将“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的区分,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三)客观上赋予幼女性的自主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0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范围内可以独立有效地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够从事的民事行为,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或精神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的标的的数额等方面认定。

        不满14周岁的幼女是限制民事行为人,其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独立的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基于不满14周岁幼女的生理、心理、智力的不成熟,法律认为她们并不具有对性行为的理解能力,法律并没有赋予幼女性自主权,与人发生性行为很难说是基于幼女的真实意志。即使处分自己的性的自主权是幼女自己的真实意图,我国刑法为了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规定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而不问幼女是否同意。这样的规定,说明我国刑法明确否定了幼女的性的自主权。但是,在嫖宿幼女罪的认定中,卖淫幼女与嫖客的讲价、结识,并达成出卖肉体获得收益的行为,客观上赋予了幼女对自己性的自主处分权。

        (四)嫖宿幼女罪存在产生的社会危害

        1. 没有真正保护幼女

        “保护论”提出嫖宿幼女罪的设置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但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嫖宿幼女行为没有因为一部刑法的修订和罪名的增加而有所改观。一个罪名的增设没有阻却被嫖宿未成年幼女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根据联合国有关的估计,全世界至少有300万以上5至17岁的幼妓,而以亚洲国家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8]尤其是去年“贵州习水案”“四川宜宾案”的发生,国家干部、人大代表、教师等公职人员甘为“嫖客”。在社会公众普遍倾向于以强奸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我国司法机关也只能严格依据刑法的规定,追究被告人嫖宿幼女罪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保护幼女的程度是何等的软弱。

        2. 助长了卖淫嫖娼行为

        不管是我国的79年刑法和现行刑法,还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没有一部规定了卖淫嫖娼行为为犯罪行为,由此可见在我国刑事立法理念中卖淫嫖娼行为的危害性尚未达到应当由刑法规定的调整程度。“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但是刑法中单列嫖宿幼女罪会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嫖宿幼女为犯罪行为,一般的卖淫嫖娼不为犯罪,只要嫖宿的为非幼女,法律责任就弱化,这就助长了卖淫嫖娼行为的横行。

        3. 造成了对社会道德的冲击

        一般来说,各国的刑事立法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总有很多相似之处,没有哪个国家会认为强奸幼女合法,也没有哪个国家会认为盗窃罪是无罪的,这是因为任何一部法律都由人制定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一些行为如果违背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和道德标准,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容忍的。中国古代和当今世界其他国家普遍没有设立嫖宿幼女的罪名,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之所以不规定该罪名,不是因为社会不存在幼女卖淫这一社会现象,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不特殊保护幼女,更重要的是:说一个幼女卖淫,这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人伦。从我国民众对“贵州习水案”的反应看,人们普遍不能接受这个罪名,这种态度也正好符合社会的道德。

        三、嫖宿幼女罪应当取消

        嫖宿幼女罪的出现有其现实的背景,嫖宿幼女罪的设置也起到了一些打击侵犯幼女性权利犯罪的作用。但是,法律不是僵化的教条,也要与时俱进,以便适应打击犯罪,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需要。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嫖宿幼女罪在法条设置上、犯罪构成上、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尤其是“贵州习水案”的发生,使嫖宿幼女罪引起的社会矛盾凸显。如果不对该罪的缺陷予以补正,则类似案件的处理还会引发争议。

        “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9]当法律无法进行充分的解释时,部分的修改法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与时俱进,同样应适用于我们的立法工作,尤其是与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刑事立法。我国一向是注重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正的,两部刑法典和七部刑法修正案就是最好的证明。[10]

        由于刑法修正案是不改变刑法典总条文数的前提下进行修正,有利于保持刑法典的完整性和条文之间的协调性;由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的相似性,应当把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取消,将嫖宿幼女行为归入强奸罪(奸淫幼女情节)中,从重处罚。这样的修改,既弥补了嫖宿幼女罪存在的缺陷,使刑法典的体系更加科学完整,又更加有效保护了幼女的身心健康,使幼女的性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作者简介】

    汪军,单位为江苏扬州邗江法院;张国权,单位为江苏扬州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胡云腾.刑法条文案例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15.
    [2]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98.
    [3]王锴.论卖淫嫖娼的认定[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6,(1):38.
    [4]胡康生,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93.
    [5]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587.
    [6]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41.
    [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00.
    [8]佚名.拯救孩子,亚洲雏妓大增[N].东南早报,2000-08-24(3).
    [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3.
    [10]夏冰.对嫖宿幼女罪的否定性评价[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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