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溯的个人空间

犯罪参与的二重性
发布时间:2011/10/9 10:01:40 作者:江溯 点击率[429] 评论[0]

    【出处】《中国刑事杂志》2011年第6期

    【中文摘要】如何处理数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行为,一直是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上的难题。对此,Kienapfel提出了共同作用即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认为犯罪参与的法律规制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构成要件的范围问题,即从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中挑选出那些可罚的参与者;其次是量刑层面的问题,即如何根据这些可罚的参与者个人的不法和罪责来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厘清了犯罪参与体系的基本构造,乃是迄今为止犯罪参与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

    【中文关键字】犯罪参与;单一制;区分制;构成要件层面;量刑层面

    【学科类别】犯罪学

    【写作时间】2011年


      一、引言

      数人共同参与实施同一个犯罪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如何处理,是刑法理论上大的难题。从刑事立法上看,对于犯罪参与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种是以《德国刑法典》为代表的区分制(Differenzierungssystem),不仅区分正犯与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而且对于这两种犯罪参与者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另一种是以《丹麦刑法典》和《奥地利刑法典》为代表的单一制(Einheitstaterssystem),不区分正犯与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所有犯罪参与者均为正犯,至于各正犯对于犯罪结果的贡献,则属于量刑的范畴(即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或者虽然基于法治国明确性的要求而区分正犯的类型,但各正犯在不法的价值上相同,且原则上应受同等处罚(即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在二战后《德国刑法典》修订时关于犯罪参与体系立法模式的讨论中,单一制受到了大多数德国学者的彻底批判,其中最主要的指责是单一制将所有犯罪参与者视为正犯,从而破坏了构成要件范围的明确性,与法治国的理念不符。为了反驳德国学者对单一制的无端指责,1970年以来,奥地利刑法学者Kienapfel发表了一系列论着,提出了共同作用即犯罪参与的二重性(Doppelnatureder Mitwirkung)理论,正确地揭示了犯罪参与的归责结构,从而为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Kienapfel看来,对于犯罪参与者的法律规制而言,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构成要件的范围问题,即从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中挑选出那些可罚的参与者;其次是量刑层面的问题,即如何根据这些可罚的参与者个人的不法和罪责来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化。这就是Kienapfel所谓的共同作用即犯罪参与的二重性(Doppelnatureder Mitwirkung)。

      二、构成要件层面:犯罪参与的外部界限

      犯罪参与的第一个层面是构成要件层面。这个层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中挑选出那些可罚的参与者。换言之,这个层面仅涉及如何确定犯罪参与可罚性的外部界限而非内部界限。根据Kienapfel的观点,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构成要件层面上有两个特征:第一,放弃正犯与共犯的对置(gegenüberstellung);第二,所有犯罪参与者均升值为正犯(Tater)。因此,在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之下,首先,不仅直接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参与者是正犯,而且其他所有的参与者均为正犯。换言之,单一制意义上的正犯不仅包括直接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参与者,而且包括诱发他人实施犯罪的参与者以及援助他人实施犯罪的参与者。与区分制不同,在单一制之下,并不存在作为犯罪事件之核心的正犯与作为犯罪事件之边缘的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从用语的角度上看,在单一制之下,直接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参与者是直接正犯(unmittelbare Taterschaft),而其他参与者均为间接正犯(mittelbare Taterschaft)。

      其次,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果而言,各犯罪参与者(正犯)在不法的价值上相等的,这就是所谓犯罪参与者不法的等价值性(Gleichwertigkeit)。当然,各犯罪参与者不法的等价值性是法律意义上的等价值性而非社会意义上的等价值性。正如奥地利刑法学者Triffterer指出的那样,“社会意义内容”与“法的意义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两者并不具有同一性,单一制所主张的各犯罪参与者(正犯)的不法的等价值性只是表明法的意义内容对于所有正犯都是相同的,而社会意义的内容作为各参与者的贡献在事实上的重要性则是量刑的问题。这是因为,量刑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现实性(实在性)。由于各正犯在不法上具有等价值性,因此刑法原则上对他们要同等处罚,所有正犯均适用相同的法定刑。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原则上同等处罚绝不意味着实际上对所有正犯均处以相同刑罚。相反,在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之下,之所以规定同等处罚原则,正是为了法官根据一般的量刑事由与特殊的量刑事由,实现对各正犯的处罚个别化。

      最后,各犯罪参与者仅因自身行为的不法和罪责承担责任,而不对他人行为的不法和罪责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参与者自主负责原理”(Grundsatz der autonomen Verantwortlichkeitder Beteiligen)。根据这一原理,在各正犯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无论是质的从属性还是量的从属性),其彼此之间仅具有事实上的关联性(faktische Bezogenheit)。在区分制之下,所谓质的从属性(qualitativen Akzessorietat),是指对于共犯的成立而言,正犯行为必须具备何种程度的犯罪要件。在单一制之下,质的从属性完全不存在。举例而言,甲不知道乙不具有责任能力而唆使其杀人,乙最终实现杀人的犯罪结果,根据质的从属性原理,由于甲以教唆犯的意思实现了间接正犯的结果,就会出现难以认定其构成何种犯罪形态的问题。在学说上,存在既遂犯的教唆犯说、教唆未遂说与间接正犯的既遂说等诸多见解。根据单一制的犯罪参与者自主负责原理,乙因无责任能力而不处罚,对甲的责任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两者都是因自己行为的不法和罪责承担责任。因此,可以直接认定甲构成既遂的故意杀人罪。所谓量的从属性(quantitativen Akzessorietat),是指共犯的可罚性是否取决于正犯着手实施了实行行为。在单一制之下,量的从属性也完全不成为问题。举例而言,甲唆使乙枪杀丙,乙从自家取枪以后、在实行犯罪之前放弃了犯意,根据量的从属性原理,因为乙并未着手实行犯罪,因此甲和乙均无罪。但是,根据单一制的犯罪参与者自主负责原理,由于各参与者根据其自身行为固有的未遂和既遂承担责任,其他参与者是否实施了在法律上可以被评价为未遂或既遂的分担行为,对于参与者本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在上述案例中,由于甲已经着手实施了其固有的实行行为即唆使乙枪杀丙的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将所有犯罪参与者视为正犯并放弃从属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单一制必须完全放弃对犯罪参与形态的区分。根据Kienapfel的观点,单一制的重点不在于犯罪参与形态的融合,而在于法律后果即刑罚幅度的统一化。基于法治国明确性的要求,单一制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犯罪参与形态,但这些犯罪参与形态之间并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从属性且在当罚性方面相同。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Kienapfel将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formale Einheitstaterschaft)与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funktionale Einheitstaterschah)。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在构成要件层面完全放弃所有犯罪形态概念的/教义的区分,因此是一种单型体系(Eintzpensystem)。现行《意大利刑法典》是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的代表性立法,该法第110条规定:“当多人共同参与同一犯罪时,除了以下各条的保留以外,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以法律为该罪规定的刑罚。”与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不同,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在构成要件层面保持犯罪形态概念的/教义的区分,因此是一种多型体系(Mehrtypensystem)。现行《奥地利刑法典》是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的代表性立法,该法第12条规定:“自己实施可罚的行为,或者通过他人实施可罚的行为,或者为可罚行为的实施给予帮助的,均为正犯。”根据《奥地利刑法典》第12条,学说上一般将犯罪参与者分为直接正犯(unmittelbare Taterschaft)、诱发正犯(Bestimmungstaterschaft)和援助正犯(Beitragstaterschaft),但这些犯罪形态在不法上并不具有价值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法治国明确性的要求,Kienapfel认为较之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更为可取。

      三、量刑层面:犯罪参与的内部界限

      犯罪参与的第二个层面是量刑层面。根据Kienapfel的观点,犯罪参与体系的重点在于量刑层面,即单一正犯体系的焦点在于所有犯罪参与者的统一量刑,这就是所谓的“完全个人量刑原则”(Prinzip derganzheitlichind ividuellen Strafzumessung)。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体系性设定,Kienapfel甚至认为“单一正犯”(Einheitstaterschaft)的概念并不恰当,更为准确的概念是“单一的刑罚幅度体系”(Einheitsstrafrahmensystem)。虽然在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者的不法价值,但是其各自的需罚性(Strafwürdigkeit)可以在量刑层面得以适当地加以确定。换言之,构成要件层面/教义学层面的概念建构被抑制,以便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参与的非典型情形。这种以量刑层面为中心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之中,而且体现在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之中。

      在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之下,与单一正犯体系的基本原理相应,《奥地利刑法典》规定所有正犯形态均适用于相同的法定刑。至于各正犯对于犯罪结果的具体贡献即需罚性(Strafwürdigkeit),则完全通过量刑阶段加以区分。正如Hopfel所言,“在奥地利刑法中,量刑规定被视为单一正犯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为了尽可能实现各正犯的刑罚个别化,《奥地利刑法典》一方面规定了较为宽泛的刑罚幅度,另一方面规定了详细的法定量刑事由。这些量刑事由可以分为一般量刑事由与特别量刑事由。首先,《奥地利刑法典》第32条对一般的量刑事由作出了规定:(1)正犯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2)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正犯有利和不利的情况,还应考虑到刑罚和行为的其他后果对正犯将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尤其应注意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正犯的思想,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受法律保护的价值相关之人容易理解的外在情况和行为动机。(3)一般而言,正犯造成的损害或危害越大,或者损害虽不是正犯直接造成,但为其罪责所及,正犯的行为所侵害的义务越多,对其行为考虑越成熟,准备越充分,或者在实施时越无所顾忌的,量刑越严厉。其次,《奥地利刑法典》第33条第3款、第4款和第34条第1款第4项、第6项对于与共同作用相关的量刑事由(mitwirkungsbezogene Strafzumessungsgründe)作出了特别的规定:第33条(特别的从重事由):正犯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特别之从重处罚事由:(3)教唆他人可罚行为的;(4)发起者或教唆犯参与了数个可罚行为之一或在此等可罚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第34条(特别的减轻事由):第1款:正犯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特别之减轻刑罚事由:(第4项)行为是在第三人的影响下实施的,或因为恐惧或服从命令而实施的;(第6项)在数人共同实施可罚行为中仅起辅助作用的。之所以规定如此详细的量刑规定,乃是为了赋予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更好地根据各参与者的不法和罪责来决定其刑罚轻重。

      四、结论

      以上对奥地利刑法学者Kienapfel的犯罪参与二重性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应当指出的是,在德日区分正犯与共犯并对两者规定不同刑罚的犯罪参与体系之所以是“最黑暗、最混乱的一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区分制试图通过构成要件层面同时解决犯罪参与者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而这种体系性目的设定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与此相对,单一正犯体系区分犯罪参与的外部界限问题与内部界限问题,前者是构成要件层面的问题,后者是量刑层面的问题:在构成要件层面,所有的参与者均为正犯,其在不法的价值上是等价的;在量刑层面,原则上所有参与者适用相同的法定刑,通过各种一般量刑事由与特殊量刑事由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个别化。正如Kienapfel所言,单一正犯体系的犯罪参与立法并不是要在教义学层面实现个别化,而是通过富有弹性和精炼的量刑规定来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据此,Kienapfel的犯罪参与二重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犯罪参与的特别归责结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为止犯罪参与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


    【作者简介】江溯,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江 溯著:《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关于当时德国学者对单一制的批判,参见Sonderheft 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ZStW),Berlin,1957.关于目前德国学者对单一制的批判,参见LK/Schünemann,§25,Rdn 5ff.
    Sehe,z,B,Kienapfel,Beteiligung und Teilnahme,NJW,1970,S.1826ff;ders,Der Einheitstater im Strafrecht,1971;ders,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gtterschaft,in:Müller—Dietz(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21ff;ders,Das Prinzip der Einheitstaterschaft,JuS,1974,S.1ff.
    Kienapfel,Einheitstater im Strafrecht,1971,S.38;ders,Das Prinzip der Elnheitstaterschaft,JuS,1974,S.1ff.
    Kienapfel,Das Prinzip der Einheitstaterschaft,JuS,1974,S.1,2.
    德语中Triter的原意为行为人或犯罪人。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间接正犯是与直接正犯相对的、包含其他所有参与者的上位概念,与区分制下的间接正犯在含义上完全不同。Fabrizy—Hopfel/Ratz,Wiener Kommentar StGB,11.Lieferung:§§ 12—14,2000,Rz 38.
    Triffterer,Die osterreichisehe Beteiligungslehre,1983,S.54.
    Schoberl,Die Einheitstaterschaft als europaischens Modell,2006.S.220.
    Kienapfel,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aterschaft,in:Müller—Diet2(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21,24,26,53.
    Kienapfel并未明确地区分量的从属性与质的从属性之间的问题,但他认为,立法上是否放弃任何形式的从属性,乃是确定该立法是否采取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决定性标准。参见Kienapfel,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aterschaft,in:Müller—Dietz(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21,24ff.
    Roxin,Ta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8.Aufl.,2006,S.267ff.
    Welzel,Das Deutsehe Strafrecht,11.Aufl.,1969,S.123.
    M. E.Mayer,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Strafreehts,2.Aufl.,1923,S.393.
    Kienapfel,Das Prinzip der Einheitstaterschaft,JuS,1974,S.4.
    Kienapfel,Das Prinzip der Einheitstiiterschaft,JuS,1974,S.5.正如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在单一制之下,由于所有参与行为的未遂都是正犯的未遂,因此会招到可罚性不当扩大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正确。在单一制之下,必须从存在论和规范论两个角度来考察直接正犯以外的所有参与者(间接正犯)的可罚性:从存在论角度上看,所有间接正犯都是通过直接正犯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从规范论角度上看,在判断所有间接正犯的可罚性时,都必须与直接正犯的可罚性标准相同,即对于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因此,就这个案例而言,甲唆使乙枪杀丙的行为,只有在产生了法益侵害的危险之时即乙着手实施杀人行为之时才能被认定为着手,因此,即使根据单一制,仍然可能得出甲和乙无罪的结论。参见江 溯著:《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
    Kienapfel,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aterschaft,in:Müller—Dietz(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21,25.区分制之下的学者也这样理解单一制,参见Maiwald,Historische und dogmatische Aspekte der Einheitstaterlosung,Bockelmann—FS,1979,S.343,348.
    应当指出,这两种类型是单一正犯体系的“理想类型”(Idealtyp),一个国家的刑法典具体采用怎样的单一正犯体系,当然可以与这两种理想类型有所不同,以便适应该国特定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参见Triffterer,Strafrecht AT,1994,S.386.
    Vgl.Kienapfel,Die Einheitstfiterregelung der§§12ff und 32ff StGB,JB1 1974,S.121ff;Burgstaller,Zur Taterschaftsregelung im neuen StGB,RZ 1975,S.17 mit FN 42;Schmoller,Grundstrukturen der Beteiligung mehrerer an einer Straftat—die objektive Zurechnung fremden Verhaltens,OJZ 1983,S.347.
    Kienapfel,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aterschaft,in:Müller—Dietz(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21,25.
    Kienapfel,Beteiligung und Teilnahme,NJW,1970,S.1826.
    Kienapfel,Erscheinungsformen der Einheitstaterschaft,in:Muller—Dietz(Hrsg.),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1971,S12.
    Kienapfel,Beteiligung und Teilnahme,NJW,1970,S.1826,1827.区分制下两个著名的非典型案例是德意志帝国法院时代的“澡盆案”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史塔辛斯基案”,在单一制之下,这两个区分制下饱受争议的案件是非常容易处理的。
    Hopfel,Delmas—Marty/Vervaele III,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pus Juris in the Member States,S.27.
    Vgl.Kienapfel,Die Einheitstaterregelung der§§12ff und 32ff StGB,JB1 1974,S.186;Triffterer,Die osterreichische Beteiligungslehre,1983,S.61.
    Schoberl,Die Einheitstaterschaft als europaischens Modell,2006.S.220.
    应当指出的是,最近,区分制下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犯罪参与的二重性问题,例如,日本学者将构成要件层面的问题称为犯罪参与的外部界限问题,而将量刑层面的问题称为犯罪参与的内部界限问题,参见龟井源太郎:“共犯的内部界限与外部界线”(上),载《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第37卷第2期;“共犯的内部界限与外部界线”(下),载《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第38卷第1期。但是,由于区分制固有的根本缺陷,因此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Kienapfel,Das Prinzip der Einheitstaterschaft,JuS,197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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