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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刑法中犯罪参与之刑事责任
发布时间:2020/5/11 15:37:23 作者:谢望原 点击率[12] 评论[0]

    【出处】《犯罪参与:派生责任制度的废除?》

    【中文关键字】英国;刑法;犯罪参与;刑事责任

    【学科类别】刑法学

    【写作时间】2018年


      引言
     
      犯罪参与(participation in crimes)是两大法系各国刑法中普遍存在的刑事责任形式,然关于犯罪参与的理论和实践却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以实行犯(perpetrator)的行为样态和罪责形式来区分不同种类的犯罪乃是刑法规制可罚行为的基本和典型模式,犯罪参与责任则是用来解决非实行犯(non-perpetrator)之定罪与量刑的刑事制度。
     
      何为犯罪参与的刑事处罚依据,如何区分典型形态下的犯罪实行者和犯罪参与人、如何确定犯罪参与的行为样态与罪过形式、如何界分犯罪参与的范围以及如何判定犯罪参与的刑罚轻重等皆是犯罪参与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
     
      王波博士的专著Participation in Crimes : An End to Derivative Complicity Liability?(《犯罪参与:派生责任的废除?》)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参与制度,并提出了在犯罪参与领域彻底废除派生责任制度并以个人责任制度(individual liability)取而代之的理论框架,在如何规制犯罪参与人的刑事责任进而满足现代刑法中公平标签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ir labeling)1和罪刑相适应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te punishment)2之要求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英国刑法中犯罪参与的双轨制
     
      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参与责任由两种并列的责任形式构成。第一种便是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派生责任制度(derivative complicity liability)。该责任体系下,非实行犯的刑事责任由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派生而来,非实行犯被认为不具备独立引发刑事责任的属性,其刑事责任必须依赖派生于实行犯的刑事责任;非实行犯的派生责任成立之客观要件(actus reus)和罪过要件(mens rea)与实行犯完全不同,但是基于其刑事责任的派生性,非实行犯和实行犯适用同样的罪名和法定刑。
     
      派生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指非实行犯实施了鼓励(encouragement)或者帮助(assistance)行为,从而加功于实行犯的犯罪(contributes to perpetrator's offending)。派生责任的主观要件是指非实行犯意图(intends)实行犯在自己的鼓励或帮助下实施犯罪,仅预见(foresight)到实行犯可能会实施犯罪并不能满足派生责任的主观要件。
     
      英国刑法中第二种犯罪参与的责任形式则以未完成犯罪(inchoate offences)的方式体现。这种未完成形式的犯罪参与责任以个人责任(individual liability)为基础,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足以鼓励或者帮助他人的行为(conduct capable of encouraging/assisting)并且意图(intends)、相信(believes)他人会实施所鼓励/帮助之罪,那么行为人就构成未完成责任形式的鼓励/帮助罪(offences of encouraging/assisting)。
     
      未完成责任形式下,非实行犯是因自己的鼓励/帮助行为而引发刑事责任、构成单独的鼓励/帮助罪,其犯罪的成立与否和实行犯是否实行所鼓励/帮助之罪并无关联。相较于派生责任,未完成罪形式的犯罪参与责任更好的体现了个人责任原则以及公平标签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派生责任制度下,非实行犯虽然在客观要件和罪过要件方面均不同于实行犯,却要适用和实行犯完全相同的罪名和法定刑;其罪名和刑罚所反映的行为危害性和主观罪责与非实行犯自身的行为和罪责完全不相符,这一点在谋杀罪(murder)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例如,甲非常决绝的要杀害丙,而作为甲好朋友的乙只是口头鼓励、祝愿甲成功。根据派生责任理论,如果甲杀害了丙,乙也要同样承担谋杀罪的刑事责任并且适用法定无期徒刑(mandatory life sentence)。法定无期徒刑是英国刑法中仅仅适用于谋杀罪的刑罚,即凡是谋杀罪,则必须判处无期徒刑,法官在此没有刑罚之自由裁量权。这样的派生责任,会导致在众多案件,尤其是谋杀案中,客观行为危害性非常小的非实行犯被处以过分严苛的、与其自身行为之危害性和主观罪过极不适应的刑罚。
     
      王波博士的专著Participation in Crimes : An End to Derivative Complicity Liability?分为五大章节,全面深刻地探讨了派生责任制度在英国刑法中的起源和发展定型3、派生责任制度下非实行犯客观行为的性质及其与实行行在危害性层面的区别4、派生责任的扩展形式---犯罪共同体原则---之极度不公正性和不公平性5以及不作为形式的派生责任和“控制原则”(the control principle),6并于最后一章提出了建设性的理论构架,主张在犯罪参与责任领域摒弃派生责任原则并以个人主义责任形式取而代之。7
     
      犯罪参与(Participation)与犯罪实行(Perpetration)之区分
     
      犯罪参与责任历来是英国刑法学者热衷研究的理论课题,关于派生责任制度的著述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普通法系学者对于派生责任制度的主观罪责好像有着独特的情愫,绝大多数论者皆从罪责层面分析派生责任制度的利弊或者探寻理论出路。例如Andrew Simester教授8、Dennis Baker 教授9、Bob Sullivan教授10、William Wilson教授以及David Ormerod教授11、Joshua Dressler教授12及Jeremy Horder教授13等,皆着眼于派生责任制度的罪过要件对派生责任制度进行解构、重释或者改进。
     
      王波博士的专著则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从派生责任制度的客观要件出发,解析、论证了派生责任制度的不公平、不公正性。王波博士认为,犯罪参与制度乃是实行犯制度的补充,正是因为非实行犯无法满足刑法规定的个体犯罪要件(即实行犯的构成要件),刑法理论才催生了犯罪参与责任,用来作为补充去惩罚具有刑事可罚性但却不符合具体个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14非实行犯的行为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危害性上当然的不同于实行行为,后者引起了(has caused)刑法个罪构成要件所指向的危害(harm),而前者仅仅是对于该危害的实现起到了加功作用(contribution),它本身并没有引起该危害,实行犯制度下的因果关系原则(principles of causation)并不适用于派生责任。15
     
      和Michael Moore教授,16John Gardner教授17以及Joshua Dressler教授18等不同,王波博士关于派生责任制度是否涉及因果关系的论证建立在尊重现有的实行犯规定之基础上。英国刑法中,作为实行犯制度核心的因果关系由事实因果关系(factual causation)和法律因果关系(legal causation)两个部分构成。19前者为事实的条件关系,凡是为刑法具体罪名所禁止的危害提供条件的,皆为该危害的事实原因。由事实条件所确立的原因极其广泛,因此需要法律因果关系的规则来进行过滤,从而确定事实原因中的哪些可以成为法律原因,进而归责于行为人。
     
      王波博士指出, 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并不是派生责任成立的条件之一,很多案件中非实行犯的鼓励/帮助行为甚至都不是事实的条件(例如,实行犯犯意非常决绝,无论有无鼓励/帮助他都会实施该犯罪,那么便不能说“如果没有非实行犯的行为,实行犯就不会实施该罪”),更不用说它是实行犯实施犯罪的法律原因;即使在有些案件中,非实行犯的行为构成了实行犯实施犯罪的事实条件,但是它绝不是实行犯实施犯罪的法律原因,因为实行犯的独立自主之实行行为切断了非实行犯和刑法禁止的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20
     
      如果一边使用“因果关系”的概念,一边却在派生责任制度下对该概念赋予不同于其在实行犯制度下的含义,那无疑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21如果认为实行犯制度下的“因果关系”和派生责任制度下的“因果关系” (实为加功关系)皆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那就需要有一个上位概念和相应的规则来将二者涵盖,可是英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制度并没有一个上位的、超越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上位规则;因而,在不改变实行犯制度因果关系规则的前提下,说非实行犯的行为和最终的危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因为实行行为和最终危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非实行行为和最终危害之间只具有加功关系,非实行行为才和实行行为具有质的不同。
     
      王波博士进一步指出,非实行行为的危害性之实现仰仗于实行犯作出决定进而去实施犯罪,因此非实行行为的危害属于远程危害(remote harm),它并不现实的引起任何罪名所禁止的危害;因此,非实行行为的危害性小于直接引起危害的实行行为。22并且,作为独立的行为和道德主体,非实行犯和实行犯之间并不具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实行犯到底是否去实施被鼓励/帮助之罪并非非实行犯可掌控的;非实行犯不仅对于该罪禁止的危害是否发生没有掌控力,而且对于导致该危害发生的实行犯的行为也同样没有掌控力。23所以,非实行行为的危害性小于实行行为。
     
      另一方面,非实行犯通常没有实行犯那样的决心和意志去亲自实施犯罪;即使他意图该犯罪被实施,但这种意图他人实施犯罪的主观罪过和意图亲自实施该罪的主观罪过还是有区别的。24应当说,从主观决意来说,非实行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小于实行犯的。王波博士的上述论述,弥补了英国刑法学界研究上对于派生责任制度客观方面的忽视,为改革犯罪参与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很多人会认为教唆犯(instigators/inciters)或者组织犯(organisers/mastermind)的危害性和主观罪过并不亚于实行犯,王波博士也对这种观点所抛出的挑战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回应。25
     
      派生责任原则和公平标签原则以及罪刑相应原则
     
      基于上述分析,王波博士认为,把行为客观危害性和主观罪过都相对较轻的非实行犯和实行犯进行无差别对待(适用同样的罪名和同样的法定刑)是有违公平标签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因为其呈现出一种拟制责任(constructive liability)的形态。
     
      首先,非实行犯之危害较轻的鼓励/帮助行为被拟制地当做实行行为。其次,非实行犯意图他人实施犯罪的罪过形式被拟制地当做该罪的罪过形式。26例如,在谋杀罪(murder)的情形下,“谋杀罪”这一罪名标签所代表的客观要件是造成他人死亡(causing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其代表的主观罪过则是意图杀人或者意图造成他人重伤(intention to kill or to cause grievous bodily harm)。
     
      然而,通过适用派生责任制度,非实行犯的鼓励/帮助行为和意图使他人实施谋杀的罪过则要被冠以谋杀的标签,这显然名不副实。另外,对于没有实施杀人行为,不具有杀人或者重伤故意的非实行犯适用法定无期徒刑也明显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会对非实行犯苛以远大于其行为危害和主观罪过所应得的刑罚。
     
      王波博士更是犀利的指出,派生责任制度的这种拟制责任形式所带来的不公平、不公正性在犯罪共同体原则(the doctrine of joint enterprise complicity)下则是双倍呈现。27 该原则由英国枢密院1985年在香港的Chan Wing-Siu v Queen [1985] AC 168案中确立,后被广泛应用于英国刑法之中,直到2016年经由R v Jogee [2016] UKSC 8案被废除。
     
      由于该原则的广泛影响,派生责任制度的主观罪过(意图或者明知 (intention or knowledge))也一度被稀释为预见(foresight)28 ,直到R v Jogee 案重新确立了意图作为派生责任的罪过形式。根据Chan Wing-Siu案确立的犯罪共同体原则,如果A和B 共同商定去实施犯罪X,而在实施X罪的过程中B又实施了Y罪, 并且A 对于B实施Y罪这件事情有预见(虽无意图),那么A也要和B 一样承担对Y罪的刑事责任(适用Y罪的罪名和法定刑)。也就是说A和B 共同成立X罪和Y罪。犯罪共同体原则的侧重点在于究竟是否A要对B的Y罪承担刑事责任。
     
      王波博士分析指出,在此情形下,对于Y罪来说,通过拟制的适用派生责任制度,A对B 实施X罪的鼓励/帮助首先被拟制为对于Y罪的鼓励/帮助,进而这种虚拟的对于Y罪的鼓励/帮助又被进一步拟制为Y罪的实行行为;并且,A对于Y罪的预见被拟制为意欲B实施Y罪的意图,该拟制的意图进而被拟制为Y罪的罪过形式。29最终,通过双重拟制(double constructive liability),A对于X罪的鼓励/帮助行为和意图X罪被实施的罪过形式被当做Y罪的实行行为及其主观罪过一样对待,被冠以Y罪罪名并且适用Y罪的法定刑。这样的责任形式严重违反了公平标签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予以废除。虽然英国最高法院在R v Jogee 中废除了该原则,但是其并没有为处理该类刑事案件提供好的可选项。30
     
      王波博士认为,英国最高法院在废除该原则的同时却认为在Y罪为谋杀罪的案件中,A虽然不成立谋杀罪但可以成立拟制的非蓄意杀人罪(constructive manslaughter),这是对于非蓄意杀人罪(manslaughter)的误读,并且指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解决方式是对于此类情形规定新的罪名,以风险承担理论(risk-taking theory)为支撑,对明明预见到自己的同伙会实施进一步犯罪而依然加入其犯罪共同体的行为人苛以较轻的罪名和刑罚。31
     
      综上,派生责任制度违反了公平标签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非实行犯施与了不公平不公正的罪名和刑罚、违反了现代刑法的个人主义原则;而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性在作为派生责任扩展的犯罪共同体原则下则双倍呈现。
     
      不作为责任(Omission Liability)和派生责任制度
     
      英国刑法中没有普遍的作为义务(duty to act),因而不作为(omission)是被当做刑事责任的例外形式来规定的。只有存在作为义务的情形下,才有讨论是否有以不作为形式构成犯罪的余地。32除了由制定法明文规定的纯正不作为犯外,还有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后者的情况下,英国刑法只认可以下作为义务: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义务(parental duty)、合同义务(contractual duty)、自愿承担的义务(voluntary assumption of duty)和先行行为义务(duty arose from one's creation of dangerous situation)。然而在派生责任制度下,英国判例法发展出了另一类作为义务,即具有控制力地位的人的作为义务(duty arose from one's power to control)。
     
      据此,具有控制力地位的人, 如果没有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利以阻止他人的犯罪行为,那么就有可能构成他人犯罪的共犯,承担和实行犯相同的刑事责任。33例如,在乘客位的车主或者驾校教练,如果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他人危险驾驶,那么就会被认为以不作为形式满足了派生责任的客观要件;同样的,如果酒吧业主或者房主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他人在该酒吧或者房屋里从事的犯罪行为,则同样有可能被认为是以不作为的形式鼓励/帮助了他人的犯罪。
     
      王波博士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上对于他人指导、控制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刑法中的作为义务;在实行犯制度的场合法律只明确认定四种类型的作为义务,而派生责任制度作为实行犯的补充制度,当然无法逾越作为典型规范形式的实行犯制度而单独创设出一种作为义务;并且,派生责任制度明确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事实上的鼓励/帮助行为,但在很多此类控制人案件中并无法证明具有控制力的人对实行犯给予了事实上的鼓励/帮助 (当然,个别案件中控制人的默许确实鼓励了实行犯的则另当别论),因此要求处于控制地位的人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无疑是给公民额外的增加了一项监督他人、阻止他人犯罪的法定义务,大大的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这与英国刑法没有普遍作为义务的基本立场是相冲突的。34
     
      基于这种假想的作为义务,适用派生责任制度,对仅仅具有民事法意义上的控制地位之人适用和实行犯完全相同的罪名和法定刑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派生责任制度的不合理性。王波博士认为,如果有任何对此类控制人施以刑事处罚的必要,那么其合理形式应当是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见危不救罪(easy rescue offences)的立法考量,对于处于控制人地位的人设立一项阻止他人犯罪的义务,对于违反该义务的行为人施以轻罪和相应的轻刑,而不是让控制人对于他人的犯罪承担和实行犯一样的责任。35
     
      基于个人责任的犯罪参与体制
     
      在书的最后一章,王波博士建设性的提出了在犯罪参与领域适用个人责任原则的制度构建,以期消除派生责任制度带来的种种不公。虽然英国2007年的《重罪法案》(Serious Crime Act 2007) 基于个人责任原则,以三个单独罪名(第44条,第45条和第46条)来规制对于他人犯罪实施鼓励/帮助的行为,但是这些未完成罪在实践中并未被大量使用,对于犯罪参与的常规处理仍然是适用派生责任制度。36
     
      第44条适用于行为人实施了足以鼓励/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conduct capable of encouraging or assisting the commission of a crime)并且意图他人实施所鼓励/帮助之罪的情形(intending to encourage or assist its commission)。
     
      第45条适用于行为人实施了足以鼓励/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conduct capable of encouraging or assisting the commission of a crime)并且相信自己的行为会鼓励/帮助他人犯某罪的情形(believing one's conduct will encourage or assist its commission)。
     
      第46条适用于行为人实施了足以鼓励/帮助他人多个犯罪的行为(conduct capable of encouraging or assisting the commission of one or more of a number of crimes)并且相信自己的行为会鼓励/帮助他人实施这多个犯罪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的情形(believing one's conduct will encourage/assist the commission of such crime/crimes )。
     
      然而,对于行为人仅仅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鼓励/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形,这些犯罪并未涉及。另外,如果彻底废除了派生责任制度,那么犯罪共同体原则遗留的问题仍需解决。王波博士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提出应该在犯罪参与领域规定完全独立于实行犯犯罪的罪名,以期公平、准确的反映非实行犯的行为危害性和主观罪责程度。37
     
      在此个人责任框架下,2007年《重罪法案》规定的三个未完成犯罪将予以保留,而以轻率(recklessness)作为主观罪过的鼓励/帮助罪将被纳入规范范畴;同时,以风险承担理论为基础规定一个较轻之罪---risking another's collateral offending。最后,反对在犯罪参与领域,不当的扩张经由实行犯制度确立的作为义务。
     
      结语
     
      王波博士的《Participation in Crimes : An End to Derivative Complicity Liability? 》不仅细致全面的考察了英国刑法中派生责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扩张,而且创新性的提出了拟制责任理论38并对派生责任制度的不公平、不公正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论述不仅有规范意义和解释学意义上的思考,更凸显了刑法哲学层面的探究和拷问。本书的内容凝练了作者多年来对于英国犯罪参与制度的潜心研究成果,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观点和细腻的文风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普通法研究功底。
     
      作者并未止步于对派生责任制度进行破坏性批判,而是更进一步的进行了建设性构想,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合理的构建了废除派生责任制度后的犯罪参与理论框架。可以肯定地说,该书不仅对于英国犯罪参与领域的研究和改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刑法学上共同犯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谢望原,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王波博士在法律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研究英国刑法中犯罪参与之刑事责任的英文版专著,其书名可译为《犯罪参与:派生责任制度的废除?》。

    [1]公平标签原则要求罪名必须公平、合理、准确地反映行为人的不法,也即要求每个犯罪罪名都要反映出该罪的客观方面和主观罪责。例如, 1861年《人身犯罪法案》(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第20条规定,如果行为人以轻伤害的意图或者轻率(intention or recklessness as to cause some physical harm)导致了重伤害的结果(caused grievous bodily harm),那么行为人就构成本条的重伤罪(wounding or inflicting grievous bodily harm)。显然,本罪的罪名并未正确反映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本罪传达出的信息是行为人之不法集中在重伤害上,那么根据罪名与构成要件相符合以及人们的语言规范,其主观罪过应该对应的是意图造成重伤害或者轻率的造成重伤害,但是本罪中要求的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只是意图或轻率的导致轻伤害。关于本原则的论著,请参见:Andrew Ashworth, "The Elasticity of Mens Rea" in C. F. H. Tapper (ed), Crime, Proof and Punish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Sir Rupert Cross (London: Butterworth, 1981); Glanville Williams, "Convictions and Fair Labelling" (1983) 41(1) Cambridge Law Review 85; Jeremy Horder, "Rethinking Non-Fatal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1994) 14(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35; C. M. V. Clarkson, "Context and Culpability in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Principle or Instinct" in Andrew Ashworth and Barry Mitchell (eds), Rethinking English Homicide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法施与行为人的刑罚要与其客观不法和主观罪责相称,轻微不法施与轻微刑罚而重大不法施与严苛刑罚。关于该原则的论著,请参见:Douglas Husak, "Retributivism,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Drug Court Movement" in Michael Tonry (ed), Retributivism Has a Past: Has It a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Andrew von Hirsch, Censure and Sanc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Douglas Husak, "Desert,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Seriousness of Drug Offences" in Andrew Ashworth and Martin Wasik (eds), Fundamental of Sentencing Theory: Essays in Honour of Andrew Von Hirs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R. A. Duff and Andrew Von Hirsch, "Responsibility, Retribution and the "Voluntary": A Response to Williams " (1997) 56(1) Cambridge Law Journal 103.
    [3]Bo Wang, Participation in Crimes: An End to Derivative Complicity Liability? (Law Press China, 2018) at pp. 20-60.
    [4]同上, at pp. 60-135.
    [5]同上, at pp. 136-193.
    [6]同上, at pp. 194-240. 该控制原则是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在犯罪参与理论的延伸。根据该理论,财物的所有人、驾校教练、酒吧业主等具有控制力地位的人,如果明知他人的犯罪而不予阻止,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以不作为的方式鼓励/帮助了该他人的犯罪。例如,在Tuck v Robson (1970) 1 W.L.R. 741案中,酒吧业主被判构成“在规定时间之外饮酒罪”(consuming intoxicating liquor out of hours)的共犯;判决理由是,该酒吧业主明知其顾客在规定时间以外饮酒却没有行使自己业主的控制权而予以阻止,因此违反了作为义务,其不作为对其顾客的犯罪构成了鼓励/帮助。同样地,在Du Cros v Lambourne (1907) 1 K.B. 40和R v Webster (2006) 2 Cr. App. R. 6案中,车主分别被判构成危险驾驶罪(dangerous driving) 的共犯和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罪 (dangerous driving causing death) 的共犯;判决理由是,车主对于自己的车有控制力,他可以决定谁能开他的车,因此在明知司机危险驾驶而没有行使自己的控制权进行阻止的场合,车主就以不作为的方式对司机的危险驾驶行为进行了鼓励/帮助,从而构成共犯。在这些案件中,行为人基于民事法而具有的控制权被等同于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应当说是缺乏理论根据和法理支撑的。
    [7]同上, at pp. 241-266.
    [8]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特聘教授及学科带头人(Edmund-Davies Chair, King’s College London),新加坡国立大学校级特聘教授(Provost’s Chair in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牛津大学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Simester教授关于派生责任主观方面的论述,请参见:AP Simester, ‘Accessory Liability and Common Unlawful Purposes’ (2017) 133 Law Quarterly Review 73.
    [9]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特聘教授及学科带头人(Research Chair in Criminal Law, De Montfort University),武汉大学Sir Matthew Hale特约教授; 曾任英国萨里大学法学院院长(Head of th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Surrey)、伦敦国王学院准教授(Reader in Law, King’s College London)。Baker教授的刑法学教科书(Glanville Williams Textbook of Criminal Law)被奉为经典。Baker教授关于派生责任主观方面的论述,请参见:DJ Baker, ‘Jogee: Jury Directions and the Manslaughter Alternative’ (2017) 1 Criminal Law Review 51; D J Baker, Reinterpreting Criminal Complicity and Inchoate Participation Crim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10]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of Law,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曾分别为伯明翰大学和杜伦大学特聘教授及学科带头人(Chair in Law,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Durham University ); Sullivan教授和Andrew Simester教授合著的刑法学教科书(Simester and Sullivan’s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Doctrine)是英国经典刑法教材之一。Sullivan教授关于派生责任主观方面的论述,请参见:GR Sullivan, ‘Doing Without Complicity’ (2012)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Criminal Law 199.
    [11]William Wilson为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刑法教授(Professor of Criminal Law,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悉尼大学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曾任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法学院院长(Head of the School of Law, QMUL)、英国法律委员会专家顾问(Advisor to the Law Commission)以及英国司法部特别顾问(Special Advisor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David Ormerod为英国法律委员会委员(Law Commissioner),伦敦大学学院特聘教授及刑法学科带头人(Chair in Criminal Law,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级法院暂委法官(Deputy High Court Judge of England and Wales)。Wilson教授和Ormerod教授关于派生责任主观方面的论述,请参见:William Wilson and David Ormerod, ‘Simply Harsh to Fairly Simple: Joint Enterprise Reform’ (2015) 1 Criminal Law Review 3.
    [12]俄亥俄州立大学荣休特聘教授及学科带头人(Frank R. Strong Chair in Law Emeritus, Ohio State University),曾为太平洋大学杰出教授和学术带头人(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Scholar Chair, University of Pacific),现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以及德克萨斯大学(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exas)客座教授。Dressler教授是美国刑法学和刑诉法领域的泰斗之一,其关于派生责任的论述,请参见:‘Reassess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Accomplice Liability: New Solutions to an Old Problem’ (1985) 37(1) The Hastings Law Journal 91; See Joshua Dressler, "Reforming Complicity Law: Trivial Assistance as a Lesser Offence?" (2008) 5(2)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427.
    [1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Professor of La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院院长(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a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英国法律委员会委员(Law Commissioner)、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院特聘教授及刑法学科带头人(Edmund-Davies Professor of Criminal Law, King’s College London)以及牛津大学法学院主席(Chairman of Oxford’s Faculty of Law).  Horder 教授关于派生责任(尤其是犯罪共同体原则和规范地位改变理论)的论述,请参见:Jeremy Horder and David Hughes, "Joint Criminal Ventures and Murder: The prospect for Law Reform" (2009) 20(3) King's Law Journal 379; Jeremy Horder, "A Critique of 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in Criminal Law" (1995) Criminal Law Review 759.
    [14]参见Wang,前注3,at pp. 68-74.
    [15]同上, at pp. 75-101.
    [16]伊利诺伊斯大学特聘教授(Charles R. Walgreen Chair,University of Illinois),他是第一个以及唯一的校级特聘教授(University-Wide Chair);曾为圣地亚哥大学法律和哲学研究所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Law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San Diego)、宾夕法尼亚大学特聘教授(Leon Meltzer Professor of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其关于派生责任的论述,请参见:Michael S. Moore, Cau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chael S. Moore, "Causing, Aiding, and the Superfluity of Accessory Liability" (2008) 15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395.
    [17]牛津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哲学教授(Professor of Law and Philosophy,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Oxford),曾为牛津大学法理学科带头人(Chair of Jurisprudence,University of Oxford)、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准教授(Reader in Law, King’s College London), 现同时兼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客座教授。Gardner教授关于派生责任的论述,请参
    见:John Gardner, "Complicity and Causality" (2007) 1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127.
    [18]见Dressler,前注12.
    [19]见Wang, 前注3,at pp. 78-87.
    [20]同上。
    [21]见Wang,  前注3,  at pp. 83-84.
    [22]同上, at pp. 94-97.
    [23]同上, at pp. 97-99.
    [24]同上, at pp. 99-100.
    [25]同上, at pp. 119-135.
    [26]同上, at pp. 66-67, pp. 247-248.
    [27]同上, at pp. 183-191.
    [28]由于犯罪共同体原则对于派生责任主观罪过的稀释,使得轻率(Recklessness),也即预见(foresight)标准,也能满足派生责任的要求,这就导致派生责任被不合理的泛化和扩大。意图要求行为人将刑法规定的某种危害作为自己的目的、目标;而轻率仅仅要求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引起刑法规定危害的危险(foresee that one’s conduct might cause the prohibited harm)并没有正当理由的继续冒此风险(go on to take the risk unjustifiably)。若轻率也满足派生责任的主观罪过,那便意味着只要实施了鼓励或者帮助行为的非实行犯预见到实行犯可能会实施所鼓励/帮助之罪(甚至这种可能极小)并且在实行犯实施了该罪的情形下,非实行犯就要和实行犯被判处同样的罪名和适用同样的法定刑。这样一来,很多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也有可能被入罪。例如,某商店老板听到顾客在店门外对同伙说要买刀去杀人或者抢劫,却依然完成了买卖,那么该老板就会构成派生责任下的共犯。因为他卖给顾客刀的行为是一种帮助行为,他主观上对于该买卖行为是持意图态度的(意图卖给对方以获得收入),再加上他听到顾客的谈话也就是预见到了对方有可能去实施犯罪,所以该老板就符合了派生责任的所有要件。关于Jogee案之间的派生责任原则的成立要件,请参见Wang,前注3,at pp. 20-47.
    [29]同上, at pp. 186-189.
    [30]英国最高法院在Jogee案中废除了作为派生责任扩展的犯罪共同体原则,重新确立了意图(Intention)作为派生责任制度的主观罪过。于是,现在英国刑法中的派生责任制度成立要件为: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鼓励或者帮助实行犯的行为(所有对实行犯进行精神加功的行为均为鼓励行为,包括怂恿、教唆、乞求、激励等;所有对实行犯进行物质加功的行为均为帮助行为,包括提供工具、提供被害人行踪、排除犯罪现场障碍等);主观上行为人意图实施自己的鼓励或者帮助行为,并且意图实行犯实施所鼓励或帮助之罪(也即意图实行犯以该罪规定的主观罪过形式去实施该罪的客观要件)。如果非实行犯仅仅是预见到实行犯可能会实施某罪,则不能成立派生责任;对于实行犯犯罪的预见可以用来推论非实行犯意欲实行犯实施某罪的意图,但是预见本身并不等同于意图。关于Jogee案后的派生责任成立要件,请参见Wang,前注3, at pp. 28-34.
    [31]同上,at pp. 175-182.
    [32]同上,at pp. 194.
    [33]同上,at pp. 204-223.
    [34]同上,at pp. 231-236.
    [35]同上,at pp. 237-240, 266-272.
    [36]同上,at pp. 242-246.
    [37]同上,at pp. 247-272.
    [38]参见前注21,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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