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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评析
——从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说开来
发布时间:2016/2/3 23:40:44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61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延期审理;脚印痕迹鉴定;杀人动机;冤假错案

    【学科类别】法律逻辑学

    【写作时间】2016年


      引子:曾爱云最恨的人是陈华章,他在梦里总是追着他打,却怎么也赶不上。六次开庭,只要见到陈华章,他都想扑上去打他,朝他脸上吐唾沫。陈华章的梦境有谁知道,他又是如何想的,鲜少记者采访发文。
     
      第一,程序严重扭曲变形,始作俑者竟然是法律监督机关
     
      从2004年6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以曾爱云、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开始,到2015年7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次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判决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间湖南高院三次发还重审,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9月、2005年12月、2010年6月三次作出判处曾爱云死刑、判处陈华章无期徒刑的判决,审限长达11年。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两次决定延期审理,对外披露的原因是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了补充侦查的建议,此地无银三百两,一语道出致程序严重扭曲变形的始作俑者。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法定职责履行该案程序上的监督义务,保障未决被告人享有的不被超期羁押的权利。本案到底超期多少时间呢?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的审长为三个月,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以两次为限,每次时间一个月,补充侦查完毕再移送法院的审限重新计算,再加上经上级法院批准延长三个月,算下来共记14个月,截止审限期为2005年7月,到2015年7月改判无罪超期羁押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完全可以建议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变更强制措施,强制羁押已经没有司法授权之权力了。久拖不判与懈怠监督的法律责任没有质的差别,两机关的承办人都涉嫌玩忽职守犯罪。
     
      案件经湘潭市公安局初步侦查,2003年10月27日晚,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周玉衡在该校工科南楼308室遇害,并被抛尸于该校工科楼南门口通往西侧苗圃的台阶上。2003年10月29日,湘潭市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曾爱云、陈华章刑事拘留,同年11月11日执行逮捕。在此后的审查起诉程序中,湘潭检方承接了湘潭公安的起诉意见并认为,周玉衡是被陈华章和曾爱云合谋杀害的(注意:与湘潭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曾爱云在前,陈华章在后的提法不同),周玉衡遇害前晚,喝了陈华章放了安眠药的水,坐在工科南楼308室椅子上昏昏欲睡时,被曾爱云从背后用绳子勒住颈部致死,曾、陈二人将尸体拖入电梯下至一楼,抛尸于楼外草地上。
     
      第二,带着对立矛盾的疑点立案,侦查机关明显失责
     
      曾爱云的口供有承认杀害周玉衡的内容,无论有无刑讯逼供,单靠有罪供述立案很不靠谱,况且立案之初,警方已经查实陈华章多次到湘潭市中心医院、湘潭大学医院和湘潭市市立医院购得大量安定药的事实,以及10月27日傍晚,陈华章将事先准备好的安定片捣碎、溶解、过滤后投放于周玉衡的茶杯中,周玉衡饮用后出现严重药物反应。当晚19时28分许,服药后头晕乏力的周玉衡接到曾爱云的电话约其在湘潭大学图书馆见面,19时50分许,陈华章搀扶着周玉衡与曾爱云、李霞见面后,又将周玉衡扶回宿舍。
     
      陈华章供述当晚他亲眼目睹曾爱云勒死周玉衡,听到椅子倒地声音,看到如何将尸体拖到楼下并抛尸等。
     
      以上证据可得出一些肯定的判断。陈华章购买足以致死人大剂量安眠药,继而实施了投放行为,显然存有杀人预谋、着手行为事实;曾爱云电话预约周玉衡见面,时间在周玉衡已经服用大剂量安眠药、精神出现严重恍惚之后,相比于预谋杀人的情景而言更符合偶发因素;陈华章目睹曾爱云杀人的潜台词----他事先不知道曾爱云要杀周玉衡,同时也说明他购买大剂量的安眠药,溶解后劝周玉衡喝下的行为不被曾爱云所知;陈华章能准确说出杀人方法、尸体搬运方式和抛尸地点,说明其熟知案情细节,不能判断其是真凶还是故意栽赃陷害曾爱云。
     
      曾爱云、陈华章同时被拘留、逮捕,已经说明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初就把本案确立为曾爱云和陈华章的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上面两段事实的描述和陈华章指认曾爱云杀人抛尸的证言,也刻证案件侦查初期存在格格不入的两条主线和两个分立存在的犯罪事实,在证据方面同时反映出二被告人独自犯罪的范本。硬捏合一起就会将会发生排异反应,二人共同犯罪明显难以成立。
     
      在此后继续侦查程序中,一错再错,终究没有收集二人故意杀人意识联络方面的证据,亦未将二人客观上如何具体分工和配合的出入和对立解决好,却把曾爱云存在杀人嫌疑的所谓的三个关键证据作为了重点。
     
      第一个是凶案现场留有与曾爱云所穿皮鞋的鞋底花纹种类同一的残缺鞋印,鞋底痕迹不仅要确定鞋,更为重要的是确定穿鞋的人,比如身高、体重、脚腿骨骼结构、走路的姿势等,鉴定结论恰恰没有后者,证据本身缺少指证唯一性。
     
      第二个是死者被害时所坐的椅子后背留有曾爱云的手印,指印鉴定结论不能解释(或交代)此椅子的使用频率、使用人的范围、有无其他人的指印、椅背上曾爱云的手印的形成时间、指印状态能否推断出动作等。
     
      第三个是湖南省公安厅鉴定曾爱云口袋里的一根黑棕色纤维,与杀害周玉衡棕绳上的纤维形态、成分、种属一致的结论。提取口袋里的一根黑棕色纤维缺少音像相佐,不能排除人为构陷的可能性。鉴定本身也只能认定口袋里的纤维与棕绳上的纤维种属一致,不能认定就是杀人棕绳上脱落的纤维。鉴定本身无法解释口袋里何时有了这根纤维,对勒杀致死的棕绳的物理特性没有鉴定,无法验明棕绳是否容易脱落纤维、纤维新旧程度、沾染物质成份等有无差别。
     
      三个证据虽然都能直接或间接指向被告人,但达不到证明犯罪成立的要求。另外,李霞因涉嫌包庇罪被关进看守所后,供称当晚曾爱云曾离开她约20分钟。而这20分钟恰是警方认定曾爱云去杀害周玉衡的时间。为此,辩护律师钟致远注意到李霞供述中的一个细节,案发当晚22点40分左右,曾爱云的手机放在她那里,她听到短信震动后,就把手机还给了曾爱云。
     
      这个时间与警方认定曾爱云作案时间为22点28分至48分之间产生冲突,侦查机关应当排除作案时间这个关键疑点,扣押了曾爱云的手机却没有提取短信内容,也没有调取通信公司的手机短信清单。案卷有周玉衡、李霞、陈华章的手机短信和通信公司的手机短信清单,唯独缺失曾爱云的,可以说,这是该案证据方面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悬案。
     
      该案中杀人用的绳索、抹去血迹的抹布、死者的手机、死者用过的杯子、吃剩的安定片等物证,以及购买安定药所需的病历本和处方单等书证都在陈华章处查获。如果能严格准守侦查程序,保障嫌疑人的程序权利单独询问或讯问,如果没有参与犯罪,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编撰出这么多的信息来的,除非诱供、骗供取得。
     
      现在,我无法弄清陈华章的日记是什么时候取得的,因为陈华章在日记上写到,可能从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获得灵感,关于犯案,千方百计隐藏,不如嫁祸,转移视线。内容多么露骨,这实际上已经败露自己“嫁祸”的本质了。办案者为什么视而不见,还继续相信二人共同犯罪呢?
     
      第三,公诉机关认定两种杀人动机,起诉明显失责
     
      2003年9月,曾爱云读湘潭大学机械工程研究生,在一次聚餐上初识同院女生李霞,两人互有好感,关系逐渐密切,李霞决定与己恋爱四年的周玉衡分手,周玉衡心生不满,二人属于情敌关系,情杀动机明显。陈华章系曾爱云较为要好的朋友,也是周玉衡的师兄,师弟周玉衡后来居上,更受导师器重,陈华章一直处于一种痛苦状态,因嫉妒产生杀人动机。
     
      二人对某人的仇恨可以有二种,但是共同故意杀人犯罪的动机只能有一个,如果二人共同实施杀人犯罪,必然存在谁先起意的问题,即确立杀人动机是什么,也就是确立谁为主、谁为次。不知道当初公诉机关确定曾爱云为主犯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案件认定两种杀人动机,这样的案件咋还能起诉呢?
     
      第三,迟到的判决未解悬案性质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曾爱云杀害周玉衡有罪证据包括自己的有罪供述、陈华章指证曾爱云杀人的供述、证人李霞关于曾爱云有作案时间均存有疑问,曾爱云的作案动机、是否与陈华章合谋、作案工具的来源及去向、有无作案时间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依此以曾爱云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法院的这种定性其实质还是没有甄别清该案的本质属性,即曾爱云、陈华章二人是选一摒一的关系,理由上面已有论述。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陈华章对周玉衡因积怨产生杀人动机,作案前多次购买大量安定片并向周玉衡下药,下药后一直紧跟着周玉衡,在周玉衡已经回到寝室之后还以去工科楼听歌为由把周玉衡带到工科南楼308室,此后也一直与周玉衡在一起直至周玉衡遇害。之后,陈华章还实施了隐匿罪证、清理现场、发送短信掩盖真相等行为。认定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对陈华章没有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能是缺少杀人具体细节和过程方面的证据吧。判决仍然存在一个大大的悬念,这个悬案的形成不能完全归责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发生的误差,以及贯穿于全案的法律监督程序功能缺失,也是其中的个中原因之一。
     
      第四,本案对冤假错案的启发
     
      首先,程序违法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这个观点以前很少有人认可,包括现在也会有一些人不屑一顾的。尤其是基层的司法实务人员人为轻微的程序违法无伤大雅,严格准守程序就是死板教条,制约了办案人的主观能动性(我认为是公权限制私权)。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承认严重违反程序(超期十年)的无法无天性。
     
      其次,如何解决好法律监督的实效和功效。湘潭市检察院作为该案的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很很好的解决监督湘潭市公安局的侦查工作,起诉和监督二者不矛盾、不冲突,可以合二为一。对于自己的起诉和监督就出现了问题,起诉出现了差错,监督缺位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提级监督或异地监督。
     
      再次,需要重新评定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的审判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一次给该案定性判曾爱云死刑的戴忠华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从我一个法官的内心确认,从我的法律知识,我认为是曾爱云杀的人。”他给出的理由让我咋舌,没有证据证实刑讯逼供的存在。
     
      再其次,检察院系统对冤假错案的监督应早日形成制度。周永康祸害司法的十年里,有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这些案子只会随着时间越沉越深,不能单靠亡者复生、真凶出现的偶然因素,要抱着司法为民,让每一个案件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念,大力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以最高检察院首开海口陈满抗诉案零的突破为榜样,清杀各级各地法院内的余孽。
     
      最后,关注的是李霞的一些问题。2004年11月,湘潭雨湖区法院宣判,李霞因犯伪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那么李霞案属不属于冤假错案呢?这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主案未破从案不该早早定案,现在,主案彻底反转了,从案却落到了后头。这其实是一个立法欠缺的问题,回忆当初,李霞在证人身份无任何干扰状态下17次作证主犯没有作案时间,在因包庇罪押进看守所后,连着5次在讯问笔录上证实主犯有20分钟的作案时间,对证人动不动采取强制羁押措施,不是暴力胜似暴力的取证方式无坚不摧。如果严格按照时空逻辑办理该案,即2015年7月一审判决尘埃落定之后在追究处于第二层次的伴生案件(伪证罪),结果会很天然;当权力被人操纵或放纵任性的权力,人间悲剧难从源头上杜绝。


    【作者简介】王建胜,山东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河南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冤假错案网首席律师,高级律师,河南省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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