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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冤假错案离不开程序的绝对公正
发布时间:2015/2/15 22:16:18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203]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另案处理;分案处理;侦查交易;去罪化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写作时间】2015年


        去年年底在云南大理某一法院辩护,公诉人对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的第一个程序上的问题,为什么有十一人被“另案”,每一个“另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公诉人不正面回答,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辩护策略围绕这一瑕疵程序轮番拷问,随着案情的调查深入,的确在庭审中途出现多次公诉人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审判长在多次重复讯问被告人的问题中也可以判断证据的不明确性,证据质证一度陷入一边倒的态势。公诉人不得已铤而走险,自编自导剧情,引导被告人进入角色,诱使被告人简单承认事实,这种讯问方式遭到律师多次当庭抗议,最后审判长勒令公诉人停止不正当讯问方式而结束。

        该案这么多被告人没有同时公诉,都以“另处”处理,着实不寻常。在准备辩护之初,分别研究了这十一人的供述和其他人的指认事实,显然不属未成年犯罪主体、主要案情需另案移送管辖、负案在逃、另有重大案情不明的、归案晚需继续侦查的等另案处理情形。相反,其中有一人已经无罪释放,还有二人不在犯罪现场被排除犯罪嫌疑的,这两类人均不适用再适用“另案处理”,尤其是无罪释放的没有再次立案直接起诉,相当荒谬!

        审判长认为辩护人的辩护没有围绕本案焦点进行,不允许继续追问如此问题,该程序是刑诉法赋予公安局、检察院的法定职责。审判长一句道破机关的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审判权无权僭越侦查、起诉权力。宪法规定的真正的法律正确实施的监督者是检察院,而检察院的公诉人此时的追求却是判决率和重判率。辩护人与公诉人的看法在此问题上不可能一致,对立对抗是一个程序科学性的自然表现,但从深层次的程序法理学方面分析,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如果这个案件从开始就是一个冤假错案,检察院的公诉机关是把监督责任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起诉发展到成功判决放在第一位呢?特别是该案中存在十一位“另案处理”人员,且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有些还是政府官员和某些省市领导的亲属。

        或许这个程序规定在案件辩护中不是一个重点,有时还会忽略掉,公安局长批准适用“另案处理”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时,绝对不能像庭审阶段一样可有可无,不当回事处理,最起码公诉人要明白每一个另案处理的人的适用条件是什么,是否符合条件,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另案处理对本案有无定罪量刑方面的影响等。

        2009年12月29日,最高检察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对以罚代刑、漏罪、漏犯、另案处理加强监督管理。我的理解:另案处理往往是漏罪、漏犯的表现形式,公安机关是直接案件侦办机关,除去批捕、起诉、审判权无直接性性外,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力集一身,所以是最容易出现冤假错案的阶段,只有限制和监督双管齐下才能奏效。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把一个案件按犯罪嫌疑人为标准一分为二、一分为多,从而把一个案件拆分为二个、多个案件,从客观上说破坏了案件的自然性,对查清事实真相不利,所以,认识了这一属性,应严格限制“另案处理”,把“另案处理”作为补充程序为例外。即便分了案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只要具备条件,“另案处理”的人作为本案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和参与庭审质证,同样规定,在另案开庭时,先前已经过审理的同案被告人亦要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和参与庭审质证,在逃或死亡的除外。

        刑事程序的另案处理尚无统一标准,规范尚不健全,势必造成某种程度的随意性,有人批、无人管现象比比皆是。更为混乱的是,有些人将“另案处理”与“分案处理”不分。分案处理一般特指为共同犯罪案件中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设立的一项制度,要采取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离出来独立处理;还有一种分案形式是指负案在逃且已被通缉尚未抓捕归案的无法确定起诉期限的分案。“另案处理”有可分可不分的特点,“分案处理”只强调一种时间概念,二者的相同点就是有些证据在无法同步质证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案件事实留下死角,无法查清事实真相的弊端。

        另案处理一部分被告人的直接效果称之为“瘦身案件”,容易达到“速审速判”而不拖延审限、不超期羁押的作用。但对某些特殊案件此作用就失灵了,比如主犯在逃时从犯只能轻判,当主犯归案后,从犯可能存在漏罪的,需要另行追加处罚。

        “另案处理”还有一种中国特色元素,比如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等,公安机关对某些人的“另案处理”不能言传而只能意会。《刑事诉讼法》第152条是技术侦查的规定,通过技侦措施收集的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可能对人产生严重后果,应当采取保护措施,需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有些类型的案件需要秘密侦查,线人(耳目)付出了特殊工作挣取特情费,这种以奖励某些犯罪嫌疑人立功的潜规则,可视为一种侦查交易,所获取的证据从开始就意味着永远不能公开,即便是庭审要求公开也难以公开。

        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将法庭交叉询问的质证基本方式誉为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最有效装置。刑事案件的证据要经过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四个环节,庭审质证是排除合理怀疑查明全案事实真相的主要环节,无论控辩哪一方都会对对方的证据展开无情的质疑、质问、质辩。当碰到人为为增加绩效而拆分的案件,“另案处理”纯然成为一种特殊的案件消化器了,其共同犯罪中的一些特殊犯罪嫌疑人先从诉讼程序中分离出去,或降格“去罪化”轻处理或不处理。这时候的“另案处理”俨然成为权力的法律道具了。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小程序也可以酿大错,“另案处理”像培育冤假错案的温床,失去标准程序这一衡器,没有人来保证各地法院同案同判有一样的结果。故程序无小事,任何程序规定体现出来的必是各种各样的权力利剑,剑指之处所伤害的定是人的自由权利。

        律师的程序辩护意见在法庭上往往是没有回声的,即便有,也是以种种理由的无可奉告,程序之辩几乎无烟火可燃,一意孤行的坚持就是死磕的代名词。相对委婉的做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否者,强调不质证会致使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后果,法院判决一准没有底气,甚至有引火烧身的可能,以此宣扬辩护的有效性,间接抗议程序违法的严重性。


    【作者简介】王建胜,山东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河南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冤假错案网首席律师,高级律师,河南省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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