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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冤假错案观
发布时间:2015/2/9 21:34:25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416]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法学理论;贺卫方;冤假错案

    【学科类别】司法制度

    【写作时间】2015年


        “北大法律信息网”在业界的高知名度为人所共知,贺卫方与笔者同居作者栏达九年之久,2009年尚权刑事论坛与贺卫方合影,照片上的教授很儒雅,看不出他的任性!在某次司法改革学术会上尖批北大法学院苏力院长,檄抨人大法学院王利明院长,三言两语瓦解了中国封建有限简朴政府比西方三权分立具有合理性,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司法分权是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制度的过度形式等两个命题。没有名利之争的纯学术争议,真挚爱国情感易得反对者的理解。

        贺卫方对司法不公的关切和忧心,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有体现,关于冤假错案解决途径的设想对同行很有启发。记得十年前,他开始撰文对聂树斌案呼吁翻案,直至十年后的今天,经最高法院决定,河北高院将案件移送山东高院异地评查。也就是这一年,我也参与了聂树斌案的全国百名律师参观团,目的只有一个,能亲眼看一眼聂案卷宗,体味判案端倪,为聂案尽法律专业人士的一份薄力,寻找一些防范冤假错案的理论根据。

        贺卫方对司法体制弊端的批评很严厉,他的不破不立的预言很奇特,比如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周永康的维稳高于一切的指令等,说明其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远见卓识的见地,任何国家机构拿人民的祸福做实验总是不应该的!执政党听听不同意见,可以校正社会主义科学的前进方向,善于听取善意批评的声音是历史智者的选择。

        客观看待中国的冤假错案现实,是贺卫方的逻辑出发点。腾讯一篇文章篇者按“十年才能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问题”,贺卫方提出难度大不错,关键是自我纠错还是需要借用外力。我在2011年河南百万案件大评查活动中,参与了河南第五评查组的整个评查工作。漯河、南阳24家法院三个月的工作,发现的问题非常多。当时的我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案件打分普遍不高,希望通过认真的工作把24家法院的审判质量提高,但在最后的碰头会上,组长、副组长为迎合高层意见,让我们重新定最终的建议,把构成犯罪的指定在南阳1-2人,漯河为0,重大瑕疵的减少了90%。这样的评查还有什么意思,没有外力不可能纠正中国的陈案。

        贺卫方一针见血提到中国司法的该做而不作的不作为和想做就做的乱作为,法院不立案、缓立案、少立案,冤假错案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的申诉案件积压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且无人监督;法院院长、副院长一个条子、一句话就可以缩短审限、直接进入再审程序,同事同理不同判屡屡发生。比较法洋为中用,美国法律之王也是国家之王,在程序内国王受其管,法官敢为敢不为唯法律至上,不附随任何冠冕堂皇的条件,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就是解决争议的尺度。贺卫方多次提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有关合理化统治的理论,认为现代法律的合理化过程是排除个人化因素和神圣化因素的过程。你肯定记得他的自动售货机的比喻: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

        贺卫方认为侦查阶段是所有冤假错案的必经阶段,刑事警察秘密侦查存在执法标准问题,贺卫方提议建立中国私人侦探行业,竞争的机制可以防止权力垄断,侦查权没有自身制度上的监督很可怕。事实上的现实侦查,有很多刑事警察利用职权大发案件财,不拘留、不批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开自首立功证明、帮助毁损犯罪工具、赃款赃物等都有明文标价,一个基层公安办案民警一年“灰色收入可达上亿元”。赋予刑事辩护律师一定的侦查权限,有一定的益处,是对制度上的弥补,可以在第一时间查清侦查权是否滥用,最终实现保护人权的终极目标。贺卫方主张可以允许试水潜行,观点很前卫也很必要,建议看起来很遥远,有点不可思议。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允许公权力私有化,在一些可以先行试水的刑事领域,比如保险业诈骗案件,轻伤害、重婚、虐待刑事自诉案件,范围还可以扩大。现在的治安刑事案件办案人员徇私枉法的很严重,重者私放嫌疑犯,给嫌疑犯帮助减轻罪行,自首立功有时候给钱就行。私人侦探给公权力以限制,立法前提是假设公权力完全为人民服务,公器是一心为公的,这种假设在毛主席时代可以成立,在现今时代几乎不可能了。

        唯物主义客观说允许存在错案率,但是错案率只能限制在一定的小比率之内,而且程序必须要权威化,相对复杂的程序允许诉讼有反复但不能无限不休止,所以,强调新证据的举证尤其重要,这是一个证据学上的突破,防止诉讼不断的技术手段,很见效、也很必要。法庭既是一个公正审判的场所,“在法庭上获得足够的正义,当事人不会被逼上梁山”。不协调符号从周永康时代就有显露,法庭对抗其实是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对抗,注重对律师群体的关怀和重视,不给律师设置障碍,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案件不偏不倚,这是贺卫方反复强调的被告人人权保护的第一道关隘。事实上律师的权利被司法部门彻底收刮干净了,最初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演变成进门难、发判决书难、就座难等诸多明显歧视、刁难律师的行径。几个律师挤一个桌子,排在后面的辩护人只有凳子没有桌子,没法放卷宗、没法记录,挤在墙旮旯的样子很难看。现在最让申诉律师头疼的事不能正常在申诉阶段查阅卷,有时出发到本省高院和异地高院十几趟也不能如愿,几乎无法开展工作。申诉阅卷几乎没有一点可能,往往这些是当事人极其渴望公平的案件。

        贺卫方对这种现象归为律师职业未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因为中国古代先哲敏于行而纳于言,孔子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唐宋诗词文化是反逻辑不崇尚辩论的,律师鼻祖邓析能言善辩,处处与府政为敌终遭涂炭的可悲命运,时至今日的律师干十年不如干十天的法官、检察官的社会地位高,受人尊重程度差强人意,官民隔阂的官场文化抑制了律师地位的社会评价,不屑于再提政府甚至还对律师作一些不合理的限制。这与习近平提倡的建立鲜明的民主法治特征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提议用保护民权的方式来制约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律师对法官的制约体现在程序上的、权力上的、知识上的、法律解释上的四个方面。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是贺卫方的观点的重中之重,冤假错案是微观上的司法体制弊端的反映,贺卫方三番五次的反复论道引起引起周永康类的政治小人嫉恨。

        司法游离,大害官体,官官自危,谈何威望,权术赌局,制度堪忧。贺卫方在多篇文章中对法律的看法都是很精准的。陀斯妥那夫斯基的“法律正义性的追问”;卡夫卡的《审判》“法律是那么的荒诞”;狄更斯的“法律诉讼是人类的一种灾难”等。

        他的言论从哲学角度分析言之凿凿,没有国家无丝毫害处,对中国执政党的司法政策善意批评,给出建议性的思路,让司法体系处于良性运转状态,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利于保护官员,实则有保全司法威信,改善将司法官员们置于高度危险环境局面,彻底扭转将政府威望作为权术牌局赌资的诟病。

        十八大四中全会会议决议对民事审判层级的任务有了规定,说明民诉法填补了没有相应规定的缺漏,对减少冤假错案有进步意义。在英美国家,第一审级法院被称为审理法院,第二审级法院称为上诉法院,一审法院主要功能在于对案件事实加以调查,并根据法律对由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作出裁判;第二审级主要功能在于对审理法院的审理过程是否严格地遵循了法律程序,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妥当加以审查,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查事实,也不再接受新证据,只是发现一审不妥之处,从宪法角度而言就是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合理的分工可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概率。

        贺卫方在他一篇文章中论述了“Knowledge is 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一种权力)。现在,有极端批评者用知识权力来攻击贺卫方,显得很滑稽、很可笑。中国法律理论的研究建设工程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政治软实力尤其重要,尤其是关系公民祸福的冤假错案平反工程亟需法学理论的支撑,贺卫方关于冤假错案的观点和建议对逐步建立冤假错案解决机制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王建胜,山东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河南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冤假错案网首席律师,高级律师,河南省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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