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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起敲诈勒索政府案的质疑
发布时间:2014/12/21 21:26:45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121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敲诈勒索;无理上访;恶法;行政处罚

    【学科类别】刑法分则

    【写作时间】2014年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景春犯敲诈勒索罪判刑10年,《中国冤假错案网》了解案情后,认为此判存在疑问!

        一、对景春上访行为的分析

        景春的冤假错案经过申诉得以改判无罪,也顺利获得了国家赔偿以及政府因罪获贫的救济款,错误判决的法官和出具虚假伤情的法医也被判了刑。景春并未善罢甘休,认为这些赔偿和救济不足以抵偿被无辜羁押104天的损失,尚有菜地荒芜损失、房产贱卖差价、孩子失学补教费用、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没有赔偿,还有上访期间的住宿费、生活费、交通费、电话费及律师费等,共计106万元。

        景春持续进京上访的确给各级政府制造了麻烦,当地政府指定石嘴镇于副镇长作为景春的信访包保人,负责监管景春的上访行为。于副镇长在后来的证言中提到镇政府出车接回赴京的景春和其家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为节省费用拿钱安抚防其进京上访,这就成了以后景春以进京上访为由要挟敲诈石嘴镇政府的主要罪证了。

        景春进京上访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无理访”,这种认定本身就是无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无论什么原因的上访,首先有各级信访机关接待,了解清楚事实,根据具体情况交有关机关处理,法院认定为景春再次申请国家赔偿不正当,有违信访条例。笔者在这里无法探讨国家赔偿法的标准是否科学,也不便发表该法没有规定对冤假错案的责任人附带民事赔偿的对与错,单说再次申请国家赔偿,并不违反国家赔偿法的禁止性规定,让赔偿义务机关增加赔偿或者说第二次要求国家赔偿,只要存在赔偿的事实与理由,最起码主张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比如伤残等级的加重变化,治疗过程中的意外等,理由就比较充分,只能说法律没有规定还不进完善而已。

        景春上访针对的是赔偿义务机关,即当时错误判决的一审法院,政府为了维稳让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负责看管防范。景春并没有让政府赔偿损失的行为表现,认定敲诈勒索的潜在对立者是石嘴镇政府,这与其上访目的不相符合。

        景春再次要求国家刑事赔偿,当然要按照国家赔偿的程序进行,进京上访且持续上访显属维权手段不当,景春上访行为介于民事过度维权和行政违法之间。对此,政府可以依法作出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运用政府的行政强制力予以适当的行政处罚,无需做司法评价,让于副镇长向警方报案接而判刑。如果以后政府对所有的上访者采取给钱的息访方式,那么等待上访者的是牢狱之门,这是何等可怕的逻辑啊!

        二、对景春敲诈勒索主观内容的分析

        景春具备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吗?景春被冤狱104天,他上访是为了得到自己计算出来的106万元的赔偿款,行为动机欲通过进京上访迫使当地法院再一次赔偿。敲诈勒索罪是侵财案件,主观上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本案情况来分析,景春的索赔主张既有合理不合法的、亦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内容,但是出发点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比如菜地荒芜、房产贱卖、子女失学、多年伸冤等等,这与漫天要价、无事生非等典型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不同,赔偿主张虽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也没有直接的法律禁止规定。对待这些主张不能简单地一概认定违法而一棒子打死,接访机构和信访工作人员应引导其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去。

        景春和他妻子与政府代表于副乡长经协商签署一份协议书,给付金额一万元,项目为石嘴镇政府困难补助款,钱是镇政府派人送过来的,无非是解决上访期间的住宿和生活费用。协议这一形式要件说明双方之间是 一种民事行为,本质上也不存在一方敲诈或一方陷害的可能,证据本身不能证明景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也不能证明属于敲诈索罪的具体行为范畴。景春没有对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采用任何形式的威胁或要挟手段,也未使被害人产生惧怕,更没有迫使镇政府主动交出财物。恰恰相反,政府主动提出拿钱解决实际困难。未达到敲诈勒索犯罪要求的程度,政府主动给景春一万元救济金的唯一目是劝阻其不在进京上访,如果存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原因决不在受到别人威胁或要挟,因为威胁或要挟的程度远远未达到不二选择的地步,最多可以理解为民法上的“乘人之危”,政府还能申请法院撤销合同的效力。

        景春上访要求国家赔偿106万元的行为不具有完全的非法性,更不具有强制性。上访是一种请求,不存在强制任何主体接受其条件的前提,尤其是强势的政府。户籍所在地的镇政府作为上访者的直接管理者,没有权利答复上访请求,因为不是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不存在受威胁或受要挟的可能性,真正的威胁或者说压力来自上级政府机关的考核,来自上级部门可能追究具体责任人的不力行为,担心失去自己的乌纱帽。景春主观上不具备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非法性,在客观反应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受到威胁或要挟,镇政府可选择也可不选择,未到达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对受害人的强制性的要求。

        三、判决景春不构成犯罪的证据事实

        石嘴镇政府与景春签的第二份协议是关于上访事宜的,内容:春节前不到中央上访、今后若到中央上访事先告知、到中央上访需由专人领访、镇政府负责上访费用等。其中“镇政府负责上访费用”可以视为镇政府的一项财产承诺,只要景春上访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应有镇政府承担,在法律上镇政府已经自愿承担了民事给付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景春前后两次签署协议的行为均没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未对政府实行威胁恐吓公然索取政府财产的具体行为,政府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更不会产生恐惧以至于被压制的不能反抗,不得已处分财产地步。如果存在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安情绪不能归结于上访,他们的恐惧心理主要是怕影响工作绩效。

        笔者认为:只要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既具有可诉的权利,当事人完全可以合法行使诉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动辄按敲诈勒索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公民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诉权不等同于胜诉权,公民维权包括程序内的和程序外的,判断被害人索赔请求的是否合法、正当,需要专门的程序和专门的人员来判断和处理,不能直接剥夺申索人的救济权。

        基于本案,景春索赔金额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标准属于畸高,超出了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正确的处理方式采取对超出的部分不予保护,不能把主张超出的部分认定为非法占有性质。最近一则新闻报道,一位中国籍的劳工在美国建筑工地致残,得到赔偿金3000万美元,国与国的赔偿标准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横向比较。在国内也存在同命不同价赔偿的恶法,所以,不能一概认为高额索赔的维权案,就会给对方带来无尽的赔偿压力,形成刑法规制下的威胁,统统扣上敲诈勒索犯罪的帽子。

        此外,判决书在敲诈勒索数额的认定上也有不妥,其中2.7万元被认定为既遂,106万余元被认定为未遂,其实两款项性质截然不同,2.7万元属于息访费,106万余属于申请的国家赔偿金。2.7万元已经实际交付,方式是签署了上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纳入刑法处罚不当。审查赔偿106万余的义务机关是当地基层法院,镇政府不是“敲诈勒索”的受害人,给与不给应有当地基层法院、和其上级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所适用的程序是国家赔偿程序,法院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作者简介】王建胜,山东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河南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冤假错案网首席律师,高级律师,河南省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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