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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批捕是冤假错案的导火索
发布时间:2014/7/28 10:42:16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469]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附条件批捕;错不捕;在卷的事实和证据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写作时间】2014年


      附条件批捕是冤假错案的导火索

      【案情简介】

      中原油田援沙特地质录井师沙大元长相有两个突出特点:目光稚柔、脑勺铮亮。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网上通缉,刚下国际航班就被守候多时的首都机场派出所刑警刑拘了。沙大元的前妻油亮早在2011年6月偷用他的身份证注册了齐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填报的法定代表人为沙大元。公司注册不久就因多名合伙人虚假出资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一一被刑事拘留,沙大元由于不知情也未参与被排除嫌疑。2011年10月,该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公章被收回,未被起诉的油亮将公司以八十万的价格转与虹彩,虹彩私刻合同和财务两枚工章,在短短的半年时间疯狂吸收公众存款五千万,登记在册的受害人200人。期间沙大元回国休假一次,有几次开车接送孩子与前妻见面,出入过公司场所,被受害人指认帮助其前妻共同吸收存款。

      【侦查辩护】

      侦查辩护的第一个焦点:该否通缉。律师介入后的第一项发现就是执行拘留的时间比拘留证时间早4天,沙大元在北京收监羁押的4天没有计算进刑事拘留期限。经与办案和法制室有关人员交涉,侦查机关口头向辩护律师承诺,在以后的审判中提交多羁押4天的证词,法院会在判决中一并减掉4天刑期。

      辩护律师认为:沙大元在刑事案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立案、网上通缉、拘留换押交接迟延等环节上。案情不明不应提早定性,对沙大元刑事立案的主要证据是个别受害人的参与经营的指认证词,还有一份齐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根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能控制所吸收的五千万公众存款的人才可能是主犯,在主犯不明的情况下对其立案错误。沙大元公派援外工作,必然与派出单位存有隶属管理关系,每年都要回国述职休假,与畏罪潜逃国外逃避法律追究性质不同,采用网上通缉追逃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的羁押视同非法拘禁,4天不是量的问题,限制人权能用加减法解决吗?司法执行者难道不该检省一下头脑中的有罪推定观念以及模糊执法的弊端吗?该案远非一个小程序瑕疵的问题,是一个易被人忽略的误入冤假错案歧途的隐蔽窗口,应引起高度注意。

      第二个焦点:批捕当否。沙大元按多人犯罪批捕程序延长至37天,从侦查机关同步了解到的案情和经过会见形成的较为系统的案情综合信息分析,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性:沙大元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其前妻吸收存款的作用,对照刑法条款起帮助作用的从犯不构成此罪;假如今后能查清该组织构成集资诈骗罪,帮助犯因参与程度轻也可能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有包庇其前妻的主观动机和触犯该罪的可能性。第一种基本不可能批捕,后两种情形在主要犯罪嫌疑人未归案和未查清犯罪事实的情况下,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违反刑诉法规定,所以,律师很坚信的提交了不批准批捕律师意见书。

      当最后一天得知已经下发批捕决定和执行逮捕了,辩护人向两级检察院了解批捕依据时,均被告知因不能阅卷难了解全部案情,请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批捕,再坚持无罪辩护没有意义。经过二个月的不懈努力,事实越来越清楚,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侦查机关要求检察院撤销批捕,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办理取保候审,两机关意见不统一致使羁押超期,经逐级反映直至中央巡视组才得以落实,批捕办案机关才正式说明真实原委---对沙大元采取的是附条件批捕决定,这个掖着藏着隐着盖着的秘密武器终于显露出来。

      【错案源头】

      附条件逮捕最早在2005年由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提出并制定在《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试行)》第十三条“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批准逮捕后,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批准逮捕后三日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侦查机关在逮捕后二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事隔八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在文中首次代表司法高官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提法。不久朱孝清在《检察日报》对“宁漏勿错”展开论战,强调不错不漏与宁漏勿错的统一性和不可偏废的观点。

      研究当时朱孝清的讲话,发现他提出了许多丰富批捕程序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对附条件批捕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比如国家赔偿的错捕和工作失误的错捕,在案的事实和证据与在卷的事实和证据,错捕或错不捕,错与漏的辩证关系等,这些内容属于法学家理论探讨性质,直接用到实践来指导实践确有操之过急之嫌。“在卷的事实和证据”是侦查机关的工作成果,是程序结束前的客观法律事实,按此标准符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办案基本原则。“在案的事实和证据”属于理论化、理想化的证据标准,受到侦查机关办案能力和案情复杂程度双重因素的制约,不宜引进实践实际操作。错捕法律责任如果按照最终的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决无罪且赔偿义务机关无免责事由来确定,实际把行为判断变成了结果判断,评价批捕人员工作质量的好坏与衡量应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国家赔偿这两个标准适用范围不同,二者似乎也没有分别论证的必要性。

      【错案思考】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存废争议极大,存在于司法高层理念之差异与学术界对立持久的人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一般的思维路径是先找寻宪法依据,并在立法法的保障下通过修改刑诉法建立此法律制度。

      刑诉法对检察院的批捕权规定了批捕和不批捕决定两种,不批捕有需要补充侦查和不需要补充侦查两种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正是附条件批捕的变型制度。不批退补案件专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较为多见的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尚需查证属实的情形。

      基本构成犯罪算作附条件逮捕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判断基本构成犯罪需要使用客观证据评价标准,把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当做第二个条件值得商榷,可概括为批捕监督职权的时空错位,逾越法律授权且光圈放大,即便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也不能以僭越法律做代价,附条件逮捕实有滥用逮捕权之嫌。案情重大不能作为撬动程序正义的先定基石,“走不通再回头”思想说白就是把犯罪嫌疑人当成试验品,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二个月后填仓再卖货。无论程序设计的多么完美,责权利定的多么细致,毕竟逮捕同监视居住、取保受审的震慑力不同,不能把妨碍继续侦查当成行动的最高指令,人权保护和司法权威的完美结合点恰恰是程序正义,程序不是发挥而是发展,程序不公就不可能存在公正的司法救济。所以,审查批捕当时不能确信犯罪事实成立的,只有一个结论------不批捕。附条件批捕的指导思想是不漏不错,但是只凭批捕人员的经验,再夹杂着腐败目以捕代侦,期待证据支撑有罪推定逻辑的成立,必然属于内部掌握分寸、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逮捕措施,很少有辩护人当场识破的情况,即便死磕也不会有所突破。附条件批捕助长侦查机关拖延办案,麻痹辩护律师继续无缝隙渗透式辩护,伴发限期办案模式下的刑讯逼供取证,引发冤假错案导火索制造出冤假错案来。

      沙大元的案子还未结束,作为却有逮捕必要的牺牲品,检察机关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列进到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类型,当其当成了严打对象,一项不尽成熟的制度摧垮了他和他的一个家庭。目前他缴纳25万元被取保候审,价值70万元的房屋被查封,且单位暂时解除了劳动合同,房屋因房贷不能如期偿还即将被法院强制拍卖,孩子失学,老父病重。沙大元给中央巡视组的举报信还在调查之中,侦察和批捕机关仍在相互指责,谁应该对沙大元错误批捕的责任承担责任,何时能解除对其的不公正待遇,何时能退还高额押金,解封房产,恢复工作和名誉,让失学儿女早日入学读书,有病的父亲有钱看病。

      笔者认为:最高法将犯罪嫌疑人释放后有再次作案的可能,影响侦查活动的逃跑、窜供,日后取证困难均列为批捕的参考要件,说明批准逮捕的可操作条款已经相当完备,完善立法的重点只能紧缩不能扩张,树立大人权观念:能不逮则不逮,少逮慎逮。反观该案的意外,因为侦察和起诉之间出现空白地带,竟然出现了律师侦查结束、起诉不受理的两机关无人负责的局面,让律师无意之中发现了附条件批捕的这一惊天玄机。事后检察院强调附条件逮捕的救济措施,因为撤销批准逮捕的决定没有程序保证规定,检察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和上一级检察院的备案的默许行为,在现实中已经排除了错案追究的可能,更不会出现国家赔偿的可能。更为尴尬的局面是发现错误,等待公诉阶段作出存疑不诉的处理。


    【作者简介】

    王建胜,武汉大学刑法学研究生,中国冤假错案网首席律师,河南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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