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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通肇事设立事故认定行政诉讼程序的利弊
发布时间:2014/3/21 9:37:03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539]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交通肇事;事故认定;行政诉讼程序

    【学科类别】行政诉讼法

    【写作时间】2014年


        交通事故认定程序追求的目的是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与交通肇事犯罪的刑事责任存在密切关系,事故责任往往决定刑事责任的追诉,被认定的事故全部、主要、同等等责任形式是交通肇事犯罪定性的前提。按此论说,交通肇事案件甚至不能缺少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追诉程序隐含行政程序的前置。交通事故认定与交通肇事犯罪对责任主体的要求不一致,后者要求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前者只要求是参与交通活动的自然人,没有年龄、认知能力的要求。

        我国目前的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尚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在执法主体的准入条件方面也无事故处理民警准入的资格考试制度。现局必现执法水平的参差不齐,仅靠公安系统内部警种随意调动来划分岗位,仅凭事故民警的经验和主观认知来确定责任,跟科学和标准沾不上边。实际上的事故责任认定过程几乎无社会参与的可能,未建立社会专业人员智库互享平台,大量社会中介机构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不能遣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难用于疑难和争议事故现场的勘验、实验。无需隐瞒的说法,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偏差,每年都会出现大量的错误认定,自会影响交通肇事犯罪冤假错案率的提高,给国家、社会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给个人造成无尽的精神痛苦,牺牲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滋生民众对法制权威性的怀疑。

        交通事故具有突发性、瞬时性和不能复制性等的特点,对于事故处理者的挑战不言而喻。办案人员存在个人素质差异,在勘察、调取证据的能力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执法者出现在同一个事故现场,同一个执法者面对不同的交通事故现场,任务都是需要作出合理科学的推演判断,确定复杂事故发生原因,最终确定责任。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复杂性,特别是客观证据有限的现场,让执法者得出正确结论更是难上加难。如受害者非死即伤难以形成证据时,只有依赖肇事者的陈述和现场的证人证言,现场的证人多是某肇事一方,带有倾向性的避重就轻的证言,很容易让执法人员先入为主,把一起事故的责任认定颠倒。

        还有一种肇事者伪造现场的案件类型,事故警察虽有怀疑但注意不够,按常规相信眼前事实,深谙隧道视野理论调查取证,心理沉锚效应占据主动。惯性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笃信第一信息的采集,从中发现肇事司机的违章行为,依据违章推定过错,有过错就确定法律责任。直线型的侦查完毕就会忽略伪造现场的嫌疑,很少考虑其他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主观有无其他犯意,客观上有无其他的犯罪行为存在等。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的程序包括,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展开勘验、事故车痕轨迹检查、物化学鉴定等,综合具体情况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侦查机关再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认的负全部责任、负主要责任以及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的负同等责任等具体情形来追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在程序上的通常做法是划分事故责任在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后。例外的情形只有当受害人强烈要求、政府介入干预或媒体曝光引发外界压力等,事故民警才采取行政拘留措施。接下来的程序是侦查终结,再接着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交予法院开庭审判。在整个程序中,检察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效力几乎没有监督作用,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效力几乎没有审查措施。疑问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假如是种子,那么冤假错案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毒树结出毒果。

        综上所论,允许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直接影响检察院的审查起诉程序和法院的正常审判程序,甚至会远波到侦查机关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正确与否,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设立交通事故认定行政诉讼程序,对防范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作用独特。对刑诉法进行尝试性修改,增加刑事附带行政诉讼程序内容,赋予同一合议庭前置审理行政诉讼确定事故责任认定。

        纵观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程序中关于交通事故责任的相关规定,无疑将行政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置于首位,设置的更正程序是向上一级复核,明确不允许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认定事故责任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无法在短时间摆脱交通事故数量激增的压力,扭转交通事故危害涉及国计民生的局势,只有弱化当事人民告官的诉讼权利,最终形成事故责任认定书左右了三大司法程序的方向,事故责任量化替代了刑法责任归责的因果关系。把一般行政案件的取证替代为刑事案件的取证,在司法审判阶段只需增补一份破案纪录完事。交通事故认定书视为鉴定结论,明显弱化其他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

        在检察院批捕和提起公诉环节,当事人申请重新认定事故责任时,遇到的处理方式一般不一致。有的退回补充侦查,有的多次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有明显瑕疵的采取不予批捕、不予起诉的决定。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罪时,有时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处理的方式几乎是唯一的,理由有大致三点:第一,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属于专业性工作,法院无权改变;第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程序已告结束且不可逆;第三,对辩护人提出的异议要求不属于本案审查内容而不予审查。

        交通事故刑事案件频发、复杂、冤假错案较多,在源头上治理才能改变现状,希望将交通事故认定明确归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交通事故认定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允许附带行政。严格区分行政、刑事案件对证据的不同要求,不能把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效力凌驾于其他证据效力之上,消除“证据王后”地位,将其恢复到一般刑事证据均需审查的确实、充分、排他的基本证据要求。立法的改动自然减少不满群众上访、闹访等极端救济方式,贯彻刑诉法切实保障人权的立法原则,解决实际司法困扰。

        允许异议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非常必要,取代了未被社会各界肯定的事故责任复核程序,实现司法救济最大化。依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交通事故复核类似行政复议,但具体程序又与行政复议不同,行政诉讼程序规定复议或诉讼是可以选择的,复核后的程序则没有诉讼的规定,实际上刑事责任的最终裁决权在复核阶段就已经决定了。司法行政化比司法民间化还要可怕,前者一权独大缺乏议事监督,行政提前定性没有错误,但不准纠错应为制度瑕疵。作为一个定罪的关键证据却没有实质的质证,不仅违反了刑诉法之规定,更重要的是司法权威受到挑战。对于一个明显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有时让辩护律师尴尬,让公诉人、审判人员汗颜。

        允许法院审查交通事故认定的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司法救济的愿望,确保刑事程序的正常进展。交通事故认定的本质属性是交通管理行政机关利用职权和专业技能对事故责任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其性质当然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先不说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委。依据行政行为效力先定原则,一旦作出此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之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在非交通刑事案件的处理不无不当。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法院无权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做出裁决,造成无需证明的真理事实被动直接采纳。行政法庭先行性审查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其他证据对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处理,其合法性、合理性已经生效具有可采性。如果法院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事实及责任予以否决,必导致行政处理结果与刑事处理结果的不统一,可能引发没涉及刑事犯罪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改变。

        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范畴,能促进刑事审判的权威性,减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对立。把交通事故认定排除在行政诉讼程序之外,将彻底否定交通执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对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交通管理职权缺少至为重要的司法纠偏监督,对交通肇事犯罪被告的刑事责任缺乏必要的科学判断依据,不仅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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