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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应采纳“一体承认、平等保护”的原则
发布时间:2007/1/5 14:28:00 作者:孙宪忠 点击率[1869] 评论[0]

    【出处】原文载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中文摘要】物权法必须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给予平等的承认和保护。在我国,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内在和谐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不存在私有财产增加了公共财产就肯定减少的必然性。对现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从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角度予以解决。

    【中文关键字】物权法;所有权;公共财产;私有财产;平等保护

    【学科类别】物权

    【写作时间】2006年


    物权法起草之初,本人曾经提出,应该把“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当作我国物权法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曾经得到法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后来的立法方案中一度得到了体现。现在有些否定物权法草案的观点以此作为把柄,认为这一提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他们提出的论据,其一是,将公有制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必将损害公有制;其二是,保护私人的财产,其实就是将富人的豪华别墅和穷人的讨饭棍平等保护,这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这些对于物权法草案的激愤之言,归根到底,是对我国发展私有经济、保护财产的立法政策不满意。对这一问题,本来我本人并不想解释什么,因为2002年修订宪法时,我国各界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对于中国普通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财产还能不能用“讨饭棍”这种状态来形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民众是否普遍的富裕了,人身是否变得更自由了,我国整体实力是否已经大大的提升了,对于这些问题,任何人都会得出肯定的结论。不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各界,都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持肯定的态度。作为严肃的、负责任的人,尤其是作为中共党员、法学教授或者法学博士,不应该把我国民众仍然描述为普遍地拿着讨饭棍的人,更不应该发泄甚至煽动对于改革开放的不满。虽然我国存在着贫富差别,但是绝对不是饿殍遍野的社会。
      
      什么是“一体承认、平等保护”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物权法必须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给予平等地承认和保护。提出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在物权法的领域里彻底否定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真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物权法制度。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下物权权利制度的一个为实践所证明的弊病,就是把所有权按照权利主体的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给予他们不平等的地位和保护。具体说来,就是国家所有权优先,私人所有权劣后,这一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要维护公共财产的神圣地位,但是在实质上,这一制度设计是要抑制甚至打击私人私有财产。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失去了财富创造力,结果中国不但民穷,国家也不富裕。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计划经济的要求,中国的一般民众的自主权长期被剥夺,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个人被限制在工厂中,基本上没有实质意义的自由。改革开放正是将所有权交给了一般的民众,使得他们创造财富的进取心得到承认和保护,其结果则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国家政治文明的极大进步。与此相关联,民众也获得了人身自由,国家以及民众个人的自信心才得到极大的提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稳定的高速发展?媒体上讲法是,当然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但是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的那一条好政策呢?其实就是把所有权交给民众这一条政策。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所有权的取得是人的本能。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策压抑了民众的这一本能,因此国民经济就无法发展;改革开放释放了这一本能,我国经济就获得了高速的持续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的这一事实,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之所以取得成功,英国在当初之所以从一个小小的岛国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也是因为个人所有权获得承认,从而激发起社会普遍的创造力的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将这一段历史归结为英国掠夺他人或者他国的发展史,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情,如果只靠掠夺,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社会财富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增加。在我国温州等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极左政策的打压,当地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地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甚至是亚洲最富裕的地区,其原因也是所有权交给了民众,所以当地就发展起来了。这些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一个社会的进步,要从尊重老百姓的财产开始。财产是他们自我发展和寻求幸福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像所有权那样,能够激发起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只要法律能够正当地利用人类的愿望,国家和社会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财富就能够得到积累和增加。不仅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孟子早就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有恒产,就会对当地社会有恒久稳定的心理,他们就会爱国家、爱社会,国家因此也才能稳定。我以前多次说过,希望这句话成为物权法的标志。我希望现在大家还能够来想一想这里的道理。老百姓富裕之后,国家才能富裕,公共资产才能增加。百姓的财产是源,国家的财产是流,这些简单的知识,不用我们多讲。但是,左得极端的人,完全保守前苏联法学的人,他就是看不到。
      
      当然,贫富不均的现象是损害社会正义的,因此法律上应该予以抑制或者尽量消除。从国际上来看,消除贫富差别的措施,主要是实行累进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累进税制度的目的是让富人多纳税,贫穷的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是要让贫穷的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实行平均主义绝对不可能达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社会公平的目的。因为,实行平均主义,就必须要借助于公共权力机关的强权来压抑社会的创造力,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的创造力窒息了,掌握公共权力的强权反而无法受到限制,在他们获得社会的各种资源时,就会造成社会普遍贫困和极少数人富裕的必然结果。
      
      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这些问题,才是法律与法学研究要讨论的基本问题。近代法律研究历史曾经就这些问题进行过长期的讨论。现代法学的一个著名的成果,就是从保障民权的角度出发,抓住了民权最大的侵害来源于公共权力这个要害。确实,民众之间的权利侵害相比公共权力对于民权的侵害,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要小得多。民间的权利侵害,总是侵害一个人,严重的,也只是侵害几个人;但是公共权力侵害民权时,总是侵害一群人,一个阶层社会,甚至是侵害国民的全体。因此现代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民权而限制公权,这就是有限公权学说,即将公共权力予以分割、并建立制衡机制。这一学说已经成为世界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当然,现代法学绝对没有放弃社会公平的原则,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问题,法律只能首先确定形式平等的原则(这其中渗透了废除等级身份制的革命精神),然后在形式平等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下,利用其他的法律方式达到实质的平等。比如,现代法律都建立累进税制度,穷人不纳税或者少纳税,富人多纳税,而且越富裕的人越多纳税;另外,法律还建立针对穷人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享受富人无法享受的社会福利,这样,穷人和劳动者也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法律发展史证明,这一种方法是达到社会实质平等、实质正义的唯一道路。
      
      但是,我们所继承的法学,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下的法学。这种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被划分为三种形式或者三种阶段,其中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最高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其表现是全民所有权,即国家所有权;其次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初级形式即集体所有制,表现形式为集体所有权。而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律体现。就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所有权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等级,我在以前的著述中将这种立法体例称为“三分法”。这种三分法,从财产权利的角度否定了建立法人制度的法律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方面的体制留下了隐患;但是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依据这样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政治等级:全民所有制身份、集体身份和私人身份。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公权被无限制地扩张,民权被极大地压抑。这种依据旧意识形态来否定物权法草案的观点,其思想渊源就是如此。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过去为什么总要发动对于私有财产的革命;我们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那么仇视私有财产。过去几十年,我国开展了大小无数次针对私有财产的革命运动。个人所有权在我国受到了极端的压抑,其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曾经就东欧国家的所有权状态做过研究,发现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都曾经保留着大量的私有财产,甚至是大量的生产资料(比如土地)的所有权(比如东德地区,以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私有土地超过20%)。可是在我国,不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全部归公了,连重要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比如全部土地所有权、城市住房所有权)也基本上归公了。但是财产权利归公之后,却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富裕,也没有带来穷人的保障,更没有带来民众的自由。其实过去在国际上也只是部分国家采纳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采纳斯大林理论的国家,都存在着严重侵害民权的情形,而没有采纳斯大林理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就好得多。
      
      到现在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如此憎恨私有财产所有权,也不知道一些自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无论如何,他们的理论不是从马克思哪里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要剥夺全社会的所有权,而只要造成一种非剥削的经济基础。但是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对所有权的公共垄断,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观点。现在有些学者批评物权法草案,他们所依据的所谓社会主义经典学说,其实都是前苏联的理论,尤其是斯大林的理论。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本人1992年发表的论文《公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问题》对此有清楚的探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虽然确立了鼓励私有财产所有权发展的政策,但是那些仇恨、压抑、贬低私有所有权的观念,到现在还未能彻底清除。
      
      我在提出制定物权法应该坚持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一体承认、平等保护”这个观点时,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在我国,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内在和谐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不存在私有财产增加了公共财产就肯定减少的必然性。中国老百姓既然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他们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就应该具有法律保护的充分理由。我们尤其是不能承认公共权力可以任意侵害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过去前苏联法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建立了公共权力侵害民众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伦理基础,而公共权力不加限制的扩大,反而造成民众利益、尤其是民众的基本财产权受到大规模侵害的结果。比如我国很多地方的征地与拆迁,就是在编造的“公共利益”的大旗下,侵害民众的财产权利。我认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法律规定公共权力可以侵害民众基本权利,那这种法律就违背了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或者主权在民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违宪。
      
      对现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角度予以解决。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在这一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城市中已经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中的社会保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做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我认为,目前宪法和法律对于个人财产保护的力度是不够的,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向前苏联法学妥协甚至折中的倾向。比如,现在的物权法草案最后放弃了“一体承认、平等保护”这个原则,就是向旧法学、旧思想倒退的一个明显的例子。物权法草案仍然将所有权按照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而不采取国际上“一体承认”的普遍做法,保留了公共权力侵害民众基本财产权利的余地。这是违背了法学尤其是物权法学基本原理。还有人认为,把公共财产和公共财产所有权也规定进物权法,将进一步加剧国有资产流失,最终导致私有化,从而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的逻辑是,物权法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因此某些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地位通过不法途径获得的财产反而因为物权的颁布不再受到国家追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因而进一步拉大。这种观点好像是说,物权法承认侵害国有资产、承认侵害他人资产的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对物权法的污蔑。对于侵害财产的犯罪,我国自有刑法等很多法律予以制裁,物权法虽然重要,但是它不是无所不包的。无论如何,将公共权力盲目置之于民事权利之上,将公共财产权利置之于私有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所有权之上,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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