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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概念的重要价值
发布时间:2017/11/28 16:36:34 作者:杨立新 点击率[197] 评论[0]

    【出处】《法学杂志》2017年第4期

    【中文摘要】我国《民法总则》第128条规定的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将消费者保护法纳入了我国民法特别法体系,实现了消费者保护法与民法一体化的目的。这一规定既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也借鉴了《德国民法典》消费者概念一体化的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立法价值。我国《民法总则》将消费者保护法纳入民法典体系,明确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性质属于私法,确定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私法规范受《民法总则》规定的基本规则的规制,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私法规范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中文关键字】民法总则;消费者保护法;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重要价值

    【学科类别】民法总则

    【写作时间】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 在“民事权利” 一章规定了一个特别的条文,即第128条:“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中,关于“消费者”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法律价值,这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的属性以及对消费者保护的迫切性都要求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我国《民法总则》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做法并予以改进,将消费者保护法确认为民法特别法,确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民法中的地位。笔者旨在对这一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阐释。
     
      一、《德国民法典》总则增加规定消费者概念的做法和意义
     
      在当代,世界各国立法都对消费者的保护制定法律,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特别保护,因而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消费者保护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消费者法究竟在法律体系中属于何种性质、具有何种法律地位、与民法是何种关系,不无疑问,是各国法律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消费者法的具体立法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必须予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法律适用的效果,对消费者保护产生不利后果。在这方面,德国的立法具有典型性,特别值得借鉴。
     
      德国立法者为了满足消费者保护的强烈诉求,制定了众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立法繁多,内容庞杂,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这种高度复杂的消费者保护法体系造成了各法律规范在价值和逻辑方面的冲突,形成了法律适用的不便和不统一。为了使这些法律规范构成逻辑和价值融通的一体化,且便于法律适用,德国立法者于2000年将消费者概念在其民事基本法即《德国民法典》总则部分予以规定,即第13条“消费者是指既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也非以其独立的执业活动为目的而缔结法律行为的任何自然人。”这种立法举措看起来似乎只是对消费者的概念做了一个一般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消费者法究竟是何种性质、与民法是何种关系,但在实质上,德国立法者采用这种在民法总则一体界定消费者概念的做法,正是为了避免各种不同的法律规范分散界定导致消费者概念的不一致,以及在法律解释适用上的分歧;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在消费者概念一体化的基础上对消费者保护法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体系、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愿望。
     
      《德国民法典》对消费者概念作出这种不同寻常的规定具有以下重要价值:
     
      (一)强调消费者保护法的私法属性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消费者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在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是,鉴于各种法律、法规都对消费者保护作出规范,则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协调,同时,对于消费者保护的规则是否适用民法规则,由于对消费者保护法性质的认识不同而有异,甚至认为消费者法不具有私法性质,因而不适用民法的一般性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率先在总则中对消费者的概念进行一体化界定,就是要通过强调消费者是民法调整的主体范畴,将消费者纳人民事主体范围,来刻意强调消费者法的性质是私法,是民法典的特别法,应当适用民法规则。这种做法协调了民法与消费者法的复杂关系,确定了所有的分散的消费者法成为一个体系,都属于民法特别法,使消费者法成为民法的组成部分。
     
      (二)强调消费者的地位的特殊性并予以倾斜保护
     
      传统民法坚持“形式正义”对于民法上的“人”来说,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各种实质性因素都无关紧要,每个人都被抽象地认定为平等的“人”,不存在地位上和形式上的区别,都是一样的人。就像我国《民法总则》第3条规定的那样,“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消费者具有冲动以及信息和有关知识、经验欠缺等特点,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当对其设计比较优待的倾斜性保护规则。《德国民法典》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直接纳人民法典总则,规定在主体的“自然人”部分,是当代民法因应市民社会结构和价值变化而作出的必要转变。《德国民法典》第14条的规定更进一步突出了这种立场,即确认消费者在民事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并须加以特别保护。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传统民法的主要交易规则也逐渐因应这种“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区分而得到相当程度的改造不同于针对一般主体的平等对待原则,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关系中,立法对消费者予以倾斜性保护,对于经营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予以特别限制。
     
      (三)提升消费者保护法的地位实现再法典化
     
      《德国民法典》将消费者概念纳人总则,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提升了消费者保护法的层次和调整能力,同时完成了民法典作为民事交易一般法应当对当代民事交易中最为一般与普遍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关系进行特别调整的使命。在德国的债法改革中,德国立法者以消费者保护的价值为主导,对债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不但将其1977年作为特别法的《关于规制一般交易条款法的法律》相关内容纳人《德国民法典》第2编“债务关系法”中,而且在债法关于债务履行、解除权等方面,也因应对消费者保护的特殊需要进行了修改。这些立法方面的改变体现了德国立法者选择了在民法中整合消费者保护的特别规定从而提升消费者保护法的地位,同时拯救由于诸多特别规定而支离破碎的民法体系、将其纳人再法典化的立法路径。而在《德国民法典》总则中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概念就成为这一立法进程的必要部分和必然要求,通过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典总则中,德国立法者再次将其民法典置于私法的统治位置,真正捍卫了其作为私法一般法的地位。
     
      二、我国面临借鉴德国法经验确立消费者法性质的强烈需求
     
      在我国,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法律也都在主要部分规定了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规范。此外,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行政法规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则更为复杂。尽管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并没有像德国消费者保护法那样复杂、多样,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以后,经过20年的实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2013年10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很多保护消费者的新内容。同时,立法机关也修订了《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其中主要部分也是增加保护消费者的规则,因而形成了新的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也同样遇到了《德国民法典》规定消费者概念时的社会需求,而且情况更加严峻,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需要匡正。在我国,消费者保护法是作为一种特别法发展起来的,表现为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的各种消费者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因而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相关规范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复杂性,并且随着消费者保护程度的不断提升,规范数量还将呈现不断增多之势。对此,立法者和学界不得不思考并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消费者法构建为价值和逻辑一贯的法律体系。这不但是保障消费者保护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这些法律规范得以有效实施、发挥其保护消费者权益实效的必要条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借鉴《德国民法典》规定消费者概念的经验,将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认定为私法,从而利用民法体系去整合消费者保护法。
     
      第二,消费者法与民法的关系不协调。在我国,对消费者保护法是否属于民法的范畴有诸多重大误解。尽管有较多的学者认为消费者法属于民法范畴,但也有更多的学者将消费者法归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强调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不对应地位而刻意强调消费者法属于经济法。按照我国民法与经济法的分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经济和国家意志的统一体,是不平等的经济法律关系。认为消费者保护法是经济法的观点更侧重于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管理方面,忽视了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要性的评价,直接导致消费者法脱离民法而归并到经济法领域,使民法的基本规则和具体规则不能直接对消费者在交易关系中适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主要规则都是民法规则,这不仅体现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的交易关系就是民事法律关系,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规定的消费者保护制度都是民法制度。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和第三章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都是在规范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交易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突出对消费者权利的倾斜性保护,其中关于商品信息的提供者提供质量不合格产品的退货、在远程交易中的7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的信息保护等,无一不是民法规则。此外,该法规定的产品责任规则、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规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等,更是民法规则。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章关于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在第五章关于消费者组织等规定不是民法规范,但是它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是规定了国家的义务以及消费者组织的权利,具有公法的性质。尽管如此,目前我国也正面临这一困境,并且比德国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概念时的情势更为严峻,需要通过《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保护相关条款,从而将消费者保护法统一于民法体系。
     
      第三,对消费者的法律地位认识分歧且缺少保护政策。我国民法囿于主体绝对平等的传统观念,很多因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应当采用的特别规则并未被认定为民法规范进而在民法中予以规定,而是出现在各种消费者保护的特别法律规范中。这一现实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仅为法律的特别规则,特别规则未予规定的情况则无法通过解释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予以保护,由此导致特别法规定的对消费者倾斜的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不利于构建消费者保护的完善体系,也不能适应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的客观要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修订中,关于规定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和提高惩罚性赔偿责任时所遇到的阻力,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借鉴《德国民法典》在总则中规定消费者概念而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的经验,且并非完全照搬德国做法规定消费者概念,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做法,在《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则,借以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的私法地位,理顺消费者保护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确定对消费者倾斜保护原则,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三、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保护与德国模式的联系与区别
     
      (一)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消费者保护的模式
     
      我国《民法总则》第128条规定:“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以说这一条文是民法特别法的链接条款,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模式与《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有相似之处,但做法又有所不同。
     
      我国《民法总则》的这一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相比较,二者相似之处在于都规定了消费者的概念,并且通过规定消费者的概念来确立消费者保护法在民法中的地位。不同之处在于《德国民法典》第13条对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作出了规定,而我国《民法总则》第128条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是把一些民法特别法列在一起,诸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设置在该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之内,通过对上述特殊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将这些法律纳人民法体系。这种做法看起来仅仅是强调了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并没有对消费者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能够解决消费者保护法在民法中的地位问题。因此,我国《民法总则》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尽管与《德国民法典》规定消费者概念内涵的做法不同,但是它们的立法意图、立法功能和立法效果都是相同的。中德两国民法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虽然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法总则》采取这种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的做法有其历史根源,即《民法通则》第104条和第105条的规定。第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这两条规定的意图是宣示对老人、母亲、儿童、残疾人和妇女的权利予以特别保护,将他们的权利纳人自然人的人身权之中,在民法上对他们的民事权利予以特别保护。《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一章采用与《民法通则》相似的办法,宣示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特殊民事主体的权利进行特别保护,但是不再完全米用《民法通则》的方法,而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些具有民法特别法性质的法律规定一个链接条款,使其成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并且与民法构成一体。从《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上看,《民法通则》出台时还没有制定出这些法律,因此只能规定对这些民事主体的特殊保护规则。在制定《民法总则》时,这些法律都已经正式颁布实施,并且在实践中适用了很长时间,因而《民法总则》仅需宣告这些法律是民法特别法就能实现这样的立法目的。这一做法虽然看似条文简洁,但其功能强大,实现了立法者将这些法律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其他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立法目的。
     
      (二)《民法总则》采取与《德国民法典》不同做法的合理性
     
      既然我国《民法总则》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同,我们就应当对我国的这种规定究竟是否合理进行研究。
     
      首先,应该观察《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是否确有道理。毫无疑问,《德国民法典》总则规定消费者概念的做法,其出发点是正确的,取得的效果也是好的。但是,《德国民法典》在其总则的主体部分规定消费者的概念,在法律逻辑上并不顺畅,存在逻辑上的瑕疵。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包括两类:一是自然人,即从出生到死亡阶段的生物人,二是法人,即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的组织,德国法同样如此。因此,作为民事主体,要么是自然人,要么是法人。凡是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人就要被归属于自然人或法人,而其主体地位与其参与的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毫不相干。但是,消费者包括与其对应的经营者却并非如此,而是与其实施的法律行为、参与的法律关系紧密联系,并且仍然依赖于自然人与法人这样的既有法律主体地位,是既有的主体通过作出消费和经营的法律行为而获得的身份。消费者和经营者是必须归属于自然人或者法人的,而不是另类民事主体。由于消费者并非为一种并列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主体,因而《德国民法典》将其第一章“人”之下原来的第一节“自然人”改为“自然人、消费者、经营者”,从而将消费者作为一种并列于自然人的独立主体。这样的做法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显然,德国立法者宁肯在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上犯逻辑错误,也要用这种方法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
     
      既然《德国民法典》通过在总则的主体部分规定消费者以实现将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的做法既有重要价值又存在一定的逻辑与体系方面的瑕疵,我国制定《民法总则》就不应完全照搬德国法的做法,而要在适当借鉴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为完美、更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三)把消费者保护法纳入《民法总则》体系的建议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笔者反复斟酌,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条的做法是有重要价值的,这是因为,由于消费者保护法所涉及的法律领域不但包括交易领域,还包括侵权救济以及人格权保护等诸多问题,要将其纳人民法体系,必须在《民法总则》中设计典范的条文才能实现。
     
      笔者认为,除了德国法规定消费者概念的做法之外,另外一种更好的既无逻辑矛盾又无体系瑕疵的做法,是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使其成为并列于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等原则的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其理由是,由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辐射领域为整个民法体系,是整个民法条文创设、解释、适用以及法律续造的价值基础,因此消费者保护的一般性规则能够通过其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成为民法体系的核心原则,从而更加完美地实现整合消费者保护法、增强民法典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能力、使其成为私法核心的重要功能。因此曾经建议,制定《民法总则》应当规定消费者保护基本原则,其具体内容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本法特别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其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经营者负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从《民法总则》第128条的条文规定,立法者赞同在《民法总则》中规定消费者的概念,将消费者保护法列人民法体系,但是没有采用笔者提出的将消费者保护作为基本原则规定的方法,而仍然沿用《民法通则》的做法,将《民法通则》第104条和第105条中没有规定的消费者概念直接规定在其中。这样,也同样实现了笔者提出的立法建议的目的,《民法总则》这样的立法是特别值得赞扬的。这就是,只要把消费者概念列人到《民法总则》之中,并且明确规定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就不仅实现了把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体系的根本目的,同时也避免了《德国民法典》规定消费者概念上的逻辑缺陷和体系瑕疵,因而更值得赞美。因此,《民法总则》第128条对消费者概念的规定,显然比《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消费者概念的做法更为优越,尽管没有把消费者保护作为基本原则来规定,但是现在的这种做法也是值得称赞的,能够取得预期效果。
     
      四、我国《民法总则》把消费者保护法列入民法特别法的重要价值
     
      《民法总则》第128条把消费者概念与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等概念放到一起,通过这样的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使这些法律成为民法特别法。这对于消费者保护法而言,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一)明确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性质属于私法
     
      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属性究竟是民法还是经济法,在我国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经济法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不仅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调整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法律调整的特点不是私法的性质,不是横向的法律关系,而是纵向的法律关系,因而属于经济法。目前,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商法范畴的看法尚不多见,也有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民生法或者社会法的,当然亦不多见。因此,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属性的争议,主要是经济法和民法之争。
     
      民法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调整的部分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交易关系,是横向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是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还是服务合同关系,都不是国家和公民、组织之间的纵向法律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的关系当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笔者并不否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行政法规范,也有关于消费者组织的规定,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最基本内容都是在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规定交易过程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具体规则。当然,消费者保护法最根本的规定是要规定消费者在交易中与经营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须进行倾斜性保护,使消费者的地位优越于经营者的地位,但这仍然还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使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变成了纵向的法律关系,因而仍然是民法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保护法的属性当然是私法。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考察。2012—2013年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在立法机关的部门分工上,不是由法工委的经济法室负责,而是由民法室负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立法机关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法来认定的。《民法总则》第128条的规定把消费者保护法纳人民法典体系,更明确了该法的基本属性是民法而不是经济法,是私法而不是公法。民法是基本法,《民法总则》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具有权威性的,确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私法地位,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做出了一个权威的结论。
     
      (二)确定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
     
      确定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属性属于私法,还必须进一步确定它与民法的基本关系。民法的体系庞大,内容复杂,规范众多,且民法典本身就有总则和分则之分,在分则中又有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在这样庞大的体系中,其他有关私法的法律不可能都列人民法典的体系,即使知识产权法这样纯粹的民事法律,也因其体系庞大而无法纳人民法典作为分则的组成部分,只是在《民法总则》以民法特别法链接条款即第123条为知识产权法留出接口,将其纳人民法体系,作为民法特别法存在。消费者保护法与知识产权法相比较,其中还有一些非私法的法律规范,也不能纳人民法典作为民法分则的组成部分,因而消费者保护法应当采取与知识产权法一样的做法,通过链接条款而作为民法特别法。这样就能够以民法典为中心、在民法典外围组成民法特别法体系,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民法体系。《民法总则》第128条规定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立法目的,确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将其纳人了民法体系,接受民法原则的指导。
     
      (三)消费者保护法的私法规范受《民法总则》基本规则规制
     
      消费者保护法既然是私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就必须接受《民法总则》规定的民法基本规则的规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消费者保护法的私法规范必须接受《民法总则》规定的基本原则的约束。消费者保护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规定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民事法律关系都必须接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约束。《民法总则》规定的私权神圣原则(第3条)、平等原则(第4条)、意思自治原则(即自愿原则,第5条)、公平原则(第6条)、诚信原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第8条)以及绿色原则(第9条)等,都必须得到遵守,都必须在实践中适用,不得违反。在交易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但须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倾斜性保护,这种倾斜性保护须在适当范围之内,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消费者滥用权利,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就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法律并不保护,相反认定这种滥用权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民事制裁。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个别消费者或者以消费者名义的人滥用权利,将商品和服务中的微小瑕疵主张为商品欺诈或者是服务欺诈,恶意索取惩罚性赔偿金,这就是滥用权利的行为,法律并不保护,相反还要追究其消费欺诈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
     
      第二,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同样是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依照《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一般性规则的规定予以确认。例如,对于民事主体的界定,应当依照《民法总则》关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规定来认定;在确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关系时,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消费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与经营者建立交易关系,要遵守民事法律行为要求的形式和意思表示的规则,同时须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确定双方交易行为的效力。对于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应当按照《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确定违约责任。
     
      (四)消费者保护法的私法规范具有优先适用效力
     
      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别法,依照我国《立法法》第92条规定,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这种优先效力的法律来源还有两个:一是《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是《民法总则》第128条的规定。依照这两个条文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是民法特另ll法,其私法规范就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样的规定与《合同法》第94条的明文规定不同。《合同法》该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的范围,主要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该规定不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无理由退货这种合同解除权。这就是一个民法特别法的规定,具有特别的优先适用效力,因此把它纳人《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来确认这种法定解除权。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7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这样的规定,与《合同法》第111条有关“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做、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应当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


    【作者简介】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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