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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变法
发布时间:2014/7/25 13:16:12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729] 评论[0]

    【出处】《法治周末》2014年7月24日

    【中文关键字】孙大午;企业变法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大午集团是“中国民营农业家族企业”,这一特定的企业要素组合,以及该集团所处的改革制度背景,都决定了这将是一个极富故事性和时代特征的企业。考察中国的家族企业史,可以透视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变”与“不变”,可以从中窥得中国企业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来源。孙大午曾将自身的企业管理思想来源界定为:传统儒家思想、当代法制思想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是企业界的“通三统”,是具有高度文明底蕴和创新意识的企业管理哲学,孙大午的“君主立宪”式企业变法即于此有关。
     
        2003年的“孙大午事件”轰动全国,涉及民营企业独特的融资难问题,也涉及对孙大午自身“法制思想”的评估问题。孙大午因自1993年以来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罪。在十年之内,大午集团通过如下操作“吸收”公众存款上亿元:第一,设定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借贷利率,不收利息税;第二,大量印制集团统一的借款凭据,加盖财务专用章;第三,由集团财务处及下设代办点实际负责管理借贷业务;第四,公开面向企业内部职工和外部群众进行借贷。
     
        在1990年代中前期,大午集团因业绩优良获得过农行的两笔贷款,但随后即很难获取贷款,进入民营企业“融资”瓶颈期。而彼时的大午集团正处于“集团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资金缺口成为企业发展最大限制性因素。民企面向社会“融资”,在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间愈演愈烈,引起国家管制体系的正式回应。1995年《商业银行法》首次采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1997年刑法建构了针对“民间金融” 的立体规制体系。大午集团的“民间融资”行为遭遇到了更严格的国家刑事规制,其获罪当在“法治预期”之中。孙大午放弃上诉,接受法院判决,表明其在“法制思想”上能够区分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合理行为直接触犯国家法律时并不过度申辩或逃避责任。当然,“民间金融”本应当是中国传统经济样式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可容纳成分,甚至是市场自由的重要构成,尽管有冲击国家金融秩序的面向,但也有补充国家金融服务不足、有效调节民间资金与企业经营需求对接的积极作用,故今日来看已有逐步合法化和规范监管之必要,实践中也在起步探索。
     
        大午集团对中国企业史的贡献远不在于对“民间金融”的早期试水,不在于企业自由和国家法制的冲突经验,而在于内部发生的“君主立宪”式的改制变法。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普遍的企业管理难题,西方的经验是引入“股份制”改革,以“产权多元化”重建企业的权力框架与运营体系。但是孙大午进行的却是一种“反股份制”的改革,希望在保全家族“产权”垄断的前提下进行管理层面的“分权改革”,可以概括为“搁置产权,规范管理”.内部变法的直接诱导因素是其获罪期间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忧虑和构思。其时,按照家族企业惯例,孙大午由于不能直接视事而由其子接任集团董事长职位,但其子大学刚毕业,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才不堪大用。这引起了孙大午对家族企业世袭制不能“选贤与能”的深刻忧虑,开始构思如何在家族控制和企业管理间寻求平衡与中道。孙大午的企业变法命题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君主立宪或者中国式“增量改革”的命题,需要在不触动根本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积极有效甚至结构性的制度变革。
     
        孙大午的企业变法可以大致概括为:第一,三权分立制,将企业全部权力划分为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其中所有权归属孙大午夫妇并可以家族继承,通过集团监事会形式行使,决策权归董事会,经营权归总经理领导的理事会;第二,管理层民主制,除监事会外,董事会和理事会主要领导(董事长和总经理)实行民选,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罢免权亦保留给职代会;第三,三权制衡原则,即孙大午夫妇为企业法人代表,通过监事会监督董事会和理事会,但不得直接任命或罢免后者主要领导,董事会享有重大投资决策权但不享有企业核心资产处分权,也不得任命或罢免总经理,而理事会负责执行重大决策,但不受董事会直接节制;第四,产权所有者自我节制原则,即家族继承人的权力受到“大午宪法”的严格限制,不得随意侵犯董事会和理事会的职权,只能在监事会范围内享有监督权,属于“立宪君主”。
     
        需要注意的是,大午集团的民主化改革绝对不是普遍的直接民主,而是有着重要限制性条件的间接民主:第一,握有选举权的是职代会代表,而不是全体职工;第二,职代会代表具有相对严格的资格条件,需要具备对企业的“实质代表”资格,如5年以上的老工人,3年以上的技术人员,班组长以上的干部,1年以上的业务员等;第三,民主范围不及于监事会。由此可见,孙大午的企业变法并非单纯依赖企业民主原理,而是其“通三统”管理哲学的具体运用。
     
        孙大午企业变法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和法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本人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应该说,孙大午作为“中国民营农业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其诸多复合背景、经验和独特思考决定了他的改革不可能机械模仿任何一种既有模式,他需要顾及太多的因素或负担:企业产权的家族控制;企业决策的超级理性;企业经营的精微技艺;企业收益的社会责任;企业发展的稳健节奏。这些因素决定了孙大午及其企业不是“一飞冲天”、暴发暴跌的高风险企业,而是濡染着儒商智慧、立宪原理与社会企业定位的中国企业,其制度创制意义高于具体的经济绩效意义。
     
        当然,因为这是一场独特的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创新,是中西融合的企业试验,自然存在对西方规范公司治理的种种偏离,存在家族企业基因的种种遗留,而且由于采取的是一种高度依赖掌门人德性状况的、非《公司法》的内部改制,其创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依然存疑。如果其后继者根据《公司法》的产权管理原则“收回”对外授权,则“大午宪法”可能瞬间解体,均衡架构自然瓦解。所以,“君主立宪”式的“大午宪法”仍然需要依赖创制者孙大午的德性传承,如果没有这种德性,单纯依赖“制度”显属不足。这仍然是横亘于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突围”命题上的魔咒。见微知著,一家一企业若此,一国何尝不如是?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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