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知识、政治与伟人心性
发布时间:2008/9/11 10:13: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3118] 评论[0]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8年


    引言 

      毛泽东,一个屹立在二十世纪的伟人,一个以其思想和行动对中国命运产生深刻影响的伟人,其内涵太过丰富,以至于研究者任意选择一个角度都可以获得相当的资源和成功,并帮助人们认识其一个个侧面。毛泽东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学、诗歌等,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而思想的触角延伸至更加广阔的中国社会。我无意于对毛泽东作全景式的回顾,因为那样做无疑是肤浅的,我只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属性及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角度透视伟人的一个侧面,并藉此说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色彩及正常的知识分子心态对于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 

      一、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中的特殊分子 

      也许在正式分析之前,对毛泽东作这样一种划分是必要的,即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是融入知识分子群体的,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属性逐渐消退并逐渐地退出了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有人列出这样的一长串的评价给毛泽东: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诗人,我想不会有多少人作出反对。考察毛泽东的一生,我们能够清晰地理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知识生产的轨迹——在不同时期,他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民主联合政府》及大量的文学作品和令人称奇的诗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坚持思想理论原则的同时又能够广泛地与同时代的先锋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不断汲取新的营养,逐步丰富和完善了其独立的思想体系。五四时期,由于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复杂的,他自称为“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并且受到胡适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很深。但社会改良的实践一次次被社会过分浓重的顽固和黑暗所否定,使得作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并进而抛弃了改良的理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因其对知识的尊重、其思想的深刻及著述的丰富,当然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大杰出人物。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贡献带有很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其知识生产的基本导向是用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于是,知识沦为工具,知识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知识渐失其自身的个性。这从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过分强调所谓的“意义指向”以及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求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中可以看出。知识的生产逐渐失去了独立的个性,而日益依附于异质的革命斗争及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发展很快,从而使得毛泽东理解的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日益具有一般性,在扼住中国知识分子喉咙的同时也阻滞了自身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贡献。人们往往慨叹于建国后知识生产个性化及言论自由的失落,殊不知毛泽东自己主持的知识生产导向也深深伤害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贡献。所以,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悲剧应包括毛泽东,只不过即使在悲剧中,毛泽东仍然是无比独特的。 

      二、 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掌握了系统的知识,掌握了独立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余杰在《铁屋中呐喊》(修订本)中谈到北大精神的失落时说,蔡元培主张大学的独立精神,独立于党派与政治,学术研究和创作力保其独立与个性。而陈寅恪强调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首要特性——独立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个特性是权威性,这是一种来自于知识的权威性,是知识分子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中、在接近真理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权威性。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权威性是确信的,他们认为经过严格推求得来的知识具有当然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高于政治的权威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权威性的确信构成了其人格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第三个特性是革命性,即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方式观察和分析社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合乎理性的方案或以其特殊的行为启发人们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使命性是以知识为依据对社会的一种积极关怀或消极关怀,而不应理解为以知识的名义为其他权威性系统作辩护。因为任何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追求自由,而非任何被解构或扭曲了的权利。 

      作为知识分子系统的毛泽东显然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而革命显然需要借重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影响。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认识到从长远看,政治的权威性与知识的权威性相比存在先天的不足,是无法从根本上说服日益走向理性的人民的,必须向知识系统寻求权威性,因此更需要和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合作。在这一点上,至少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做得要好的多,这也是它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建国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其原因分析 

      很多人会说鲁迅的早逝、胡适的离去是两个人的福分,我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社会历史过于沉重的压力。如果说在革命时期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还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建国后这种关系则演变成一种服务关系、隶属关系,而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也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变得暗淡和模糊起来。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即发动了对梁漱溟的批判,接着有马寅初,以及一大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党外进行严厉的压制和批判,同一时期在党内的批判也很严厉。人民民主专政的滥用,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话语,终于摧毁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性,一些人投降了,一些人逃离了,一些人韬光养晦,只有少数的人继续进行着抗争。真正的知识生产领域萎缩了,而大量虚伪无价值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化占了主流,“运动式”的批判之风一次次刮过。肯定有很多人会问:毛泽东到底怎么了?中国到底怎么了? 

      不妨来看一看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是以人民的意志和名义来专政。如果缺乏有效的民主程序和自由制度,则这样的专政是否真正传递了人民的意志是很可疑的。记得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特别指出了民主的缺陷之一——“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这是民主对自由的一种威胁。因为民主努力地要表达公共意志,而自由只表达个性。基于此,在国家制度的构成体系中就不能只规定和完善民主制度,而不相应地设计自由制度。在宪法层面上必须为: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构建国家制度的同时,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宪法保护。真正的民主尚且可能导致暴政,那么缺乏程序保障的、领导意志横行的“民主”将造成什么结果呢?由于知识分子的喉咙被勒得几近窒息,社会不存在任何的提醒和矫正的制度途径和思想途径,最终导致了“文革”的惨祸。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专政,但法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清醒而有力的,他们以知识的独特贡献拯救了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和命运(如雨果的《九三年》)。我们呢?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不成群的知识分子能怎么样呢? 

      有必要再引入一个“积极自由”概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柏林《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其中“消极自由”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个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它所能做的事,而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什么事、成为什么人、而不应去做另外的事,成为另外的人?”消极自由是建立在信任个人理性的基础上的,而积极自由则内含对个人理性的怀疑,推崇公共理性。两种自由虽在自由主义内部并存并获得了不同的合理性,但其发展和影响却大异其趣。英美推重消极自由,个人主义及个人理性成为整个社会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而欧洲大陆则侧重对积极自由的追求,以人类的公共理性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但由于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和基本自由制度的确立,使欧洲国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与实现仍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值得指出的是,积极自由强调集体理性对人的教化和指导作用,试图将集体所判断的非理性的人改造成符合集体理性的人,它大致相当于下列的表述——“我告诉你的理性才是理性,我告诉你的自由才是自由”,如果没有现代法治理念及基本自由制度的保障,则这种积极自由很可能演变成一种专制理性。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态度当与其对积极自由的理解不无关系。 

      可见,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主政”的工具化倾向及思想意识领域对积极自由的强化、对自由解释权的垄断是造成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宽容、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解体及其悲剧性命运的主要原因。 

      而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主要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更谈不上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兼容和平等对话,他的更准确的定位是新中国当然的最高领袖和阶级斗争专家。 

      四、 毛泽东自身知识分子属性的消退及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对民主革命领导权及国家统治权的垄断,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权威性不足,毛泽东能够比较清醒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对于知识分子也比较尊重。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取得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杰出成就,更重要的是在与知识分子的相对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交流中日益形成和丰富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支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取得了对新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膨胀,逐渐走向神坛。由于不再能够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毛泽东本人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贡献也就日益式微。 

      总之,政治权威性的上升,知识分子属性的下降,破坏了毛泽东的正常知识分子的心态,从而直接影响到其后期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贡献。但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知识生产和思想贡献无疑是伟大的。 

      五、 引申及启示:正常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中讲“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包括毛泽东个人在不同时期的错误的言论、指示和观点”。我并不明白硬性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只保留所谓的正确思想的目的何在,也许是为了让后人只记得毛泽东的“正确”,而渐渐淡漠了他的“错误”,于是历史只留下“正确”。我以为对任何一种思想的概括都是对某一阶段具体历史的概括,而只取“正确”的态度是政治的态度,而不是史学家的态度。这将不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更不利于我们阐释毛泽东知识生产的停止与一系列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客观上,思想的概括者却没有想到这样的概括会被真正的知识分子解读为: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从知识的权威性获得政治的权威性,却永远不可能从政治的权威性获得知识的权威性。海子说过“诗是生命的倒刺”,而一种正常知识分子心态则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倒刺,连着心,你敢拔吗?我想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肯定会有所启示的。 

      

    【注释】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本科三年级时“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上的演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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