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网络作为公共空间的不自足性——以“杨帆事件”为引子
发布时间:2008/3/26 8:36: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422] 评论[0]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8年


    这是一个“事件”的中国,在“和谐社会”的豪迈进程中,中国“事件”不断。这些“事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网络组织机制。 

      我们需要先来看看网络组织公共讨论的一般机制。随着网络的普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从传统等级化的学院和学术刊物走向开放、自由和平面化的“新公共空间”。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包装”成一个公共事件,并逐步以某些精英为代表形成根据该事件进行加工而获得的社会与道德辩题的正反方。有关平面媒体直接与网络挂钩,促进事件的公共化并进一步在公共化的事件讨论中塑造辩论方向。这基本上会是一个无法律的空间,因为一般不会出现一方将另一方完全辩倒的情形,即使偶然出现也不会导致某一方主要辩论人由于参与讨论而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笔者以为网络确实制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里有关公共议题可能有效率地获得组织和展开。此次杨帆事件即具有这样的特点。 

      杨帆事件发生于今年1月4日晚,事件主角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因不满学生逃课及不尊重教师的行为而以“叫骂”的方式教育学生并与一试图离开教室的女生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媒体语)。1月5日,“沧海云帆”论坛发表相关事件信息。1月8日,该校另一名教授萧瀚发表文章,力倡一种自由主义的“师道尊严”并在遭遇网络指责时宣布辞职。1月12日刘晓波撰文批判杨帆,以“史”讽今,实质是为了彰显自由主义立场。1月17日《南方周末》人物版推出“大学教师萧瀚的师道尊严”一文,通过回顾萧瀚的个人历史与个性,以及一堆师友们的评论,力挺“权利版”师道尊严。通过事件之后约半个月之间普通公共论坛、个人博客、平面媒体的合作,“杨帆事件”被正式地公共化,其核心议题定位于“师道尊严”。网络空间基本形成了以杨帆为代表的“道德版”的师道尊严和以萧瀚为代表的“权利版”的师道尊严。其间还穿插不同形式的学生参与,新浪网还组织了公共投票,据说结果是:支持杨帆教授的占了53%。 

      但是,笔者质疑网络运作公共讨论的自足性和有效性。 

      大众参与表象下的精英参与 

      网络确实可以创造大众参与的丰富机会。如通过普通公共论坛,“杨帆事件”首先在“沧海云帆”发布,并有不少学生参与表达意见——由于论坛的学生背景,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新浪网组织的网络投票也创造了公众参与的机会。这样,通过网络运作公共讨论,似乎同时体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发现由于网络受到平面媒体的直接影响,网络一般性的自由讨论很快被平面媒体进行整理、过滤,形成关于师道尊严的“道德版”与“权利版”。在网络运作初期,本与该事件不相关的萧瀚即“强势”介入,宣称“但是我和他(指杨帆)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指责杨帆之“道德版”的师道尊严不将学生作为自由平等的主体看待,不通过个体人格及学术魅力吸引学生却依赖体制对学生进行压制。很快,自由主义背景的刘晓波撰文指出,“杨帆事件”是知识分子道德滑坡的表现。1月17日《南方周末》人物专版里提及的基本上都是非网络空间里的“精英”。因此,关于“师道尊严”这个其实非常严肃的议题,公众参与仅限于初期的媒体“炒作”技术(如事件初期的大众评论、网络投票等),很快被转换为精英参与。由此,网络所营造的自由和民主的大众氛围,实际上只是作为媒体“炒作”的“群众演员”,在“杨帆事件”公共化之后,他们实际上重新沉默。 

      大众参与在网络运作的公共讨论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相关事件很快会被早已派性化的“精英”们“嗅”到,并习惯性地转换为“意识形态”之争,公众的意见和问题本身所需要展开的讨论深度则被遮蔽。这种结果其实是必然的,因而整个网络公共讨论机制实际上被这样一个权力环节所控制:网络被平面媒体控制,平面媒体被派性化的知识分子控制,而知识分子本身与体制又保持着不易从表象简单识别的各种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被网络公共讨论初期的参与规模和热闹程度所迷惑,评估其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自足性和有效性,需要看其转入“精英参与”之后的讨论质量。 

      精英讨论的清醒与无知 

      “杨帆事件”至今实际上已经转换到“精英参与”阶段。但从目前来看的精英讨论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困扰,并没有显出多少的真诚和深度。杨帆教授本身的性格实际上也是此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因为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其他老师在同样情形下未必会像他那样较真,并不惜“肢体冲突”。《南方周末》说萧瀚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异类”,其实杨帆何尝不是。杨帆极富个性的“骂风”被整理上网后,尽管笔者认为他正确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商业化弊端,但言说方式本身反而削弱了其逻辑力量。“道德版”的师道尊严其实可以好好地进行论证,但杨帆教授的个性化语言及其对媒体的低调,使得这一方面显得异常薄弱。“权利版”的师道尊严以自由主义理论,这似乎可以深得学生之心,因为它推理的起点是权利,而且只是学生的权利,它理解的教育机制根本上是一种市场机制——即以好人格和好课程吸引学生,一旦学生“用脚投票”,即可推定为教师的责任,而绝非学生的责任。《南方周末》还以萧瀚的个体成长为例加强其“权利版”的师道尊严论证。 

      可是,师道尊严真的如同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简单吗?学生权利是否可以作为师道尊严论证的逻辑起点?应该说萧瀚的推理是符合自由主义理路的,但却既没有搞懂“教育”,也没有搞懂“体制”。 

      自由主义者们的“教育”是产业化的,因而学生与教师之间是简单的契约关系,学生逃课就如同消费者拒绝某种商品一样,因而属于消费者自由的范畴。“教育产业化”以前提过,但现在教育基本上被重新定位于事业性质和公益方向。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契约关系不能作为建构教育伦理的合理基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解构面向,按其逻辑推到底,一切的社会权威都将不必要,比如父母的教育权力、学校的教育权力以及国家的教育权力。这样看来,中国古代伦理体系里的“天地君亲师”基本都可以被契约理论重构,“天地”是无人格的,不去管它,比如说上帝也会死掉,“君”是肯定要被推翻的,“亲”和“师”作为“一息尚存”的社会伦理也不那么正当了,也需要进行契约化改造。当一种自由主义的契约伦理整体地解构和改造被称为传统伦理的体系时,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到底建立起来了什么?一个原子化的、依赖利益距离的作用力机制维持的陌生世界。这就是“权利版”师道尊严的根本逻辑。所以,特别在中国的场合,自由主义牵出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否全部优越于古代?传统伦理是否需要被契约伦理全部解构和改造?这些并没有被参与讨论的精英们认真的挖掘。“教育”显然属于不那么容易被“现代化”改造的一个伦理环节,它实际上是要证成一种血缘伦理之外的知识伦理,“传道授业解惑”绝不仅仅是交易一种知识产品,而是塑造一种“精神生命”——这种生命将如同父母所赐予的“物质生命”一样高贵。“教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即是以此立论。自由主义者的“权利版”师道尊严似乎可以促进教员的人格与授课的改善,因为当教师只能以“知识”本身吸引学生,而除此之外不再具有任何权威时,教师似乎必须练就其“真功夫”,因而教育作为一种产品才可形成竞争机制。但是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现在的教育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契约伦理和交易理性早已在学生的心底扎根,学生对自己行为的正当化已经不需要自由主义者示范就可以方便地运用自由主义逻辑了。自由主义的教育伦理根本无法为现在实质上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各种粗俗的契约行为提供任何可资利用的批评理据。而萧瀚虽然以身作则,坚持以“知识”吸引学生,属于“孤胆英雄”,属于教师中确实有“真功夫”的,但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否可以作为“模范教师”的代表,因而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版本的教育伦理的代表?这仍然是可疑的。自由主义者没有看破,教育伦理本身是对教师的一种职业保护,是教育据以抵制市场化和师生关系粗俗化的道德机制。作为最强者的萧瀚可以辞职,可以仍然有学生和粉丝,但大多数魅力不及萧瀚老师但同样信奉自由主义教育伦理的教师们会如何呢?迎合学生、不求严肃的知识传达和道德教化,以无原则的及格和普遍化的证书掩盖教育的“贫血”。这其实已经开始凸现“道德版”师道尊严的价值空间,只是相关的讨论及论证并没有深化,特别是笔者没有看到国学研究者的声音——在中国语境中辩论这个涉及孔子的公共话题,国学的缺场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总之,自由主义者将“教育”定错了位,将自由主主义的契约伦理作为现代教育伦理的建构基础也是不合理的——他们没有看到越是教育商品化,教育伦理越应该得到传统伦理的支持与合理转化。可惜的是,一方在误读,另一方并没有深入论证——网络机制没有能力推动这一公共讨论的深化。因此,网络组织公共讨论受到现实知识格局的根本限制。 

      其次是关于“体制”问题。“道德版”师道尊严将教育市场化作为教育体制的缺点来看待,而“权利版”师道尊严将体制化作为教育体制的缺点大加挞伐。事实上他们都没有理解完成的体制——完整的教育体制,在我国现阶段,同时包含着体制化和市场化——一方面坚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道德功能与精英培养功能,另一方面具体高校又无法抵制市场与资本的诱惑,纷纷“下海”或“部分下海”,由此导致师生关系的契约化。一方看准了现实中教育市场化对师道尊严的冲击,另一方看到了教育国家化对师道尊严的权威化建构,他们都没有看到转型中国的教育存在两个面向。这一失察也影响到对师道尊严的现时代价值的深度讨论。 

      刘晓波的批评则带有自由主义者的简单化逻辑和其他的目的,因而显得有些偏题,并且不可避免地落入肤浅。 

      总之,精英参与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强势,而对立方杨帆一派(新左派,但未必真切)却没有提供更加击中要害的论证,应该加入这一脉络的国学者们好像通常对网络空间不敏感,所以还没有看到相应的独立意见。于丹为代表的“大众化论语”可能对这个问题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无能为力。因此,总体来看,转入“精英参与”之后的网络公共讨论受制于现实的知识界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绕圈太多,分歧太多,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时代事实(如教育的性质、转型期教育的两面性)上也没有共识或者无意于寻求共识。“意识形态”上的清醒和对时代事实及具体论证上的无知,构成了网络运作公共讨论的又一重要特点,并导致了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不自足性和无效性。 

      结语 

      当然,“杨帆事件”作为一个依赖网络空间而塑造的公共事件,在相应经历“大众参与”和“精英参与”之后,核心议题“师道尊严”的讨论也许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师道尊严的“道德版”与“权利版”的论证深度及与我们时代教育状况的相关性都还远远不够。但笔者担心的是,按照网络同时作为现实平面媒体的一部分的事实来看,经过半个多月的媒体运作,有关议题及各方基本展现,平面媒体很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向其他热点,因而根本导致网络公共讨论的终结。这注定是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不自足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从“杨帆事件”正确认识网络在我们时代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优势与不足,其动员和参与上的优势难以掩盖其公共讨论深度与诚意的不足。因此,真正富有意义的讨论仍然应该是现实中面对面的讨论,网络讨论替代不了现实讨论,更替代不了现实行动。更值得担心的是,如果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形式被滥用,又可能一方面娱乐化而导致讨论肤浅化,另一方面将公众热情消耗在网络虚拟空间,制造表达自由的虚假满足,从而萎缩公众的现实世界的公共讨论和负责任的行动。因此,网络公共讨论只能是一个起点,必须与现实的知识状况、公众参与、负责任的讨论与行动结合起来。 

      “杨帆事件”很快会过去,其讨论即使有所谓的精英参与(甚至有人不惜辞职)也未必会有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和新的共识,这是由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本身的不自足性决定的。 

      

    【注释】
    本文载于《互联网法律通讯》第3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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