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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政治动员与国家角色
发布时间:2008/3/3 9:20: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780] 评论[0]

    【出处】本文载于《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第5期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8年


    2008年开春迎来的不是“瑞雪”,而是“灾雪”。这一次大范围的冰冻雨雪天气被称为“50年一遇”,而且在地理范围上实现了“南北倒置”。这一次连续、大规模的“灾雪”造成了逾千亿元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有家难回,也造成了人们对自然与国家在心理上的震撼效应。我们可以反思这场雪灾背后的无数社会与政治原因,笔者在此关注的却是救灾中的政治动员机制,以及这一机制背后的国家角色。笔者的分析将表明,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消极”设定其实并不科学,国家的伦理性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勘定;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家仍然处于“政治主导”阶段,国家的法律化和常态化预留着巨大空间。 

      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 

      这一次雪灾造成了跨省性的电力中断、交通封闭和物资短缺,不仅大量滞留在各火车站与汽车站的返乡旅客存在救助需求,一些经济困难、交通不便的地区也存在类似需求。这样的大范围雪灾如果在50多年前,即解放前,很可能造成多个地区的暴动、哄抢事件,直接冲击政治稳定。事实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然有精英集团或野心家的精心策划,但天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天时就是自然灾害。因此,此次救灾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政治事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动员的。国家以临时社会救助的形式运送并发放了大量的物资,并紧急动员各种政府和社会力量解决困难。政府在这一次救灾中的政治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我相信并不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逊色。当然,救灾中的舆论宣传和典型树立仍然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这种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体制设计仍然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来自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动员组织体制,其背后是积极的“国家目的观”和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只不过在理论基础上以“和谐的民本伦理”替代了“革命的救亡伦理”。这种体制以执政党的强势领导为政治支撑,以对国家机构和重要物资的政治控制为物质基础,对外具备反击侵略的快速实施能力,对内具备应付自然灾害的政治动员能力。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中国需要“政治转型”,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需要由“政治主导”转向“法治国家”,就是指将这种应急文化下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常态的法律体制。而常态的法律体制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理想状态。自由主义假设国家的“消极”角色,主张公共问题“化整为零”,推崇经济的市场体制和社会的自治体制。自由主义很好地解决了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治理问题,但对于应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意识与能力却是欠缺的。自由主义将“国家”设定为“隐秘的主题”,掩盖而不是消除了公共生活中的政治需求。施米特的保守主义国家观抓住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软肋。这提醒我们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国家的角色。 

      这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的有效性证明了应急状态下“积极国家”的正当性。国家既有“自由国”的消极一面,也有“福利国”或“政治国”的积极一面。自由主义是一种国家的分解术,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实现权力的有限化,通过法治原则把守权力之间的边界。这是人为的设计,因而在历史实践面前肯定是可变的。“行政国家”、“福利国家”质疑了权力分立的神圣性,权力结合的现象日益明显。安全来自于“分”,但力量来自于“合”——个体同时需要安全与力量,这提示我们最合理的国家应该是消极角色与积极角色的均衡搭配。自由放任的国家模式其实并不长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转向”所基于的正是国家的积极角色设定。我们国家目前的问题是,常态化的“法治国家”仍然处于初创阶段,而应急性的“政治主导”占据了国家体制的核心。这是本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伦理性的有限性及国家的法律化需求 

      对本次救灾中的“政治动员”模式,不同理论立场的人自然会有不同评价:国家主义者自然是欢欣鼓舞,踌躇满志;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是爱恨交加,态度暧昧,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则可能横竖不顺眼。笔者秉持一种有限理性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认识都可能失之偏颇,都只看到了国家的一面及该面的合理性。事实上,国家的存在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国家的暴力写满了人类历史,因此国家就不是国家主义者的浪漫诗集。同时,国家也不是“洪水猛兽”,它就像具有相当同质性(利益相关和文化相关)的我们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一样——无论家长是慈爱还是暴虐,家长都仍然是家长。其实这里申明的是一种国家的伦理性。国家的伦理性其实不是一种虚构,也不是一种多么保守或多么可怕的概念,它只不过集中表达了人类在组成共同体时不仅在意自己的自由,还在意共同体的正面形象和伦理。我们习惯上批评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格,也会对近现代革命中表现出的强烈的集体伦理性保持最无情的批评。然而我们可能片面了,或者可能错了。我们可以想想:任何国家,或任何共同体如果没有伦理性,会是多么可怕?任何国家或共同体需要最基本的仁慈,这种仁慈在道德根源上来自每一个个体的仁慈。国家的消极化虽然可以满足个体的自由,但那更多是强者的自由,对于弱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国家的不仁慈,其深层根源在于构成国家之每一个个体的不仁慈。如果每个个体都只自担祸福,国家又有何必要呢?灾难是人类生活永远的可能,因而应急状态所需要的国家正面伦理责任也是必需的。王锡锌教授在《面对自然灾害的个体与国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不仅对个体负有法律上的责任,还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而所谓的政治责任,其本质是一种道德责任,根源实际上不在于法律的设定,而在于国家的伦理性。坚持国家的伦理性,有利于我们追求一个更加安全而合理的社会。 

      不过,国家的伦理性又必须是有限的,因为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过分强调国家的伦理性和国家的应急状态,将造成国家的极权和自由的窒息。国家伦理性的有限性同时也是国家的正当性,因为自由对于个体意味着绝对的道德价值。个体的道德丰满与个性自由,实际上就在于我们的理性支持我们同时获得一种健康的国家生活和个体生活。 

      国家的伦理性主要由政治文化建构和主导,这是国家政治化的正当性所在。国家的政治资源,无论来自法律还是传统/历史——从实证的角度看,国家的政治资源只可能来自历史与传统过程,法律只是起到确认和勘定的作用。但是,个体自由和国家生活的常态化确实需要国家的法律化。我们全部的革命文化和改革文化,其实都是“政治文化”。在整个20世纪,就公民教育与公共生活教育而言,其实主要是政治教育。我们从革命和改革一路走来,国家的建设在政治上已经逐步定型,故而在面对此次严重自然灾害时我们能够快速动员和应对。但是,政治并非国家的全部,应急能力也不是国家的完整面目,在国家走向和平与常态化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存在国家的法律化需求。很大程度上,国家的常态化就是国家的法律化。20世纪中国基本完成了政治建设,因此,在21世纪我们需要以“增量改革”的理性开始重点着手法律建设。法律建设不能按照自由主义的简单模型机械套用,特别是不能以牺牲整个20世纪通过革命、改革以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复杂吸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资源为代价,因为这样的改革将不符合“增量改革”的基本理性。我们看到的是,1997年前后的“法治国家”规划实际上正式启动了我们国家的系统性法律建设,而之前的法律建设主要是技术上应付改革开放的需要,并不具有确定性和系统性。 

      国家的法律化需求在包括SARS以及此次雪灾在内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都有表现。尽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总体有效,但是如果忽视常态的法律建设,忽视政府的常态义务和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灾难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升级,进而给救助带来更大的负担。信息公开上的法律机制缺陷就曾助长过若干次严重的灾害事件。我们总是希望灾难越小越好,因此在战胜灾害之后,除了对“政治动员”模式的肯定之外,我们也需要修复常态法律机制的不足。另外,法律机制的健全也确实可以将系统风险分散化。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建设的检验标准除了自身规范系统的自洽性,还有与政治系统的协调性。良好的政治来自于良好的传统及其改进,以及重要的社会运动与历史决断,法律的重要性在于以规范形态固定良好的政治及公共生活,避免过分激烈的社会变动破坏社会安全与个体自由。推动美国宪法的,其实不是法律过程,而是法律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 

      结语 

      法律与政治实际上同时证明了国家的“消极角色”与“积极角色”的正当性。这一次雪灾再次展现的“政治动员”模式可以加深我们对国家性质与角色的理解。救灾之后是重建,重建之后是常态的生活。当总书记和总理在寒冷的冰雪中握紧受灾群众的手时,后者心中的暖流必定是最滚烫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民众只在自然灾害中才感觉到国家的温暖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幸福,他们的常态生活中需要自由和安全,需要法治系统抵制官员频繁的日常侵权。总书记和总理传递了应急状态下政治的温暖,这是国家伦理性的体现,值得高度肯定和坚持。但民众在常态生活中需要常态的温暖,这将检验国家法律系统的有效性。我们国家的未来可能是幸运的,如果我们能够将20世纪革命和改革积累而成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资源合理保留和发扬,并面向21世纪建立与政治系统相协调的法律系统的话。 

      国家不是静止的,积极与消极,自由与安全,法律与政治……如此多的二元面向,辩证往复!我们在雪灾后的余寒中继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追求一个平衡、合理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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