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伦理意识
发布时间:2007/11/2 1:09: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284] 评论[0]

    【学科类别】公司法

    【写作时间】2007年


    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天,北京大学校内举办了“北京论坛”第四分论坛的预备会议,这个预备会议同时是北大法学院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笔者有幸听了上午的开幕式和基调发言。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者中反对者肯定已经是少数,尽管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传统看来,这是很有异议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深化,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哲学观念的转变,即从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转变为一种社会化的团体主义,从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转变为一种权利与责任相平衡的和谐模式。这既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冲击的一个世界性后果,也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能力的一个证明。企业的性质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经济组织,而同时具有社会组织的内涵,因此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产品和获取利润,还在于促进社会发展与提供社会保障。这说明经过数百年的充分发展,人类理性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性质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单一的经济学维度之外增加了伦理学的维度。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所要言说的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伦理,一种强调权利与责任并重的伦理。 

      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尽管在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被相对充分地讨论,针对企业的社会立法与劳工立法日益完善。但对于我国来说,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的确定,天然地包藏了一种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严重资本化和原子化的可能,这种趋势随着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日益明显。最近几年来的社会冲突,其背后就有原始资本伦理(与自由放任主义严格对应)迭次积累的背景。农民工的问题,因此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而同时受到原始资本伦理的深刻影响与塑造。但我们对企业的认识,特别是对夹缝中的民营企业的认识,从1978年以来就朝着一条企业权利最大化的原始资本伦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这在政治理论和法律制度上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当然,对脱胎于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的中国企业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严重缺乏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只是生存在一系列并不稳定的政策外衣之下。因此,在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几波崛起的过程中,追求企业权利的法定化和最大化,是非常易于理解和值得肯定的。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如果没有对企业产权的制度保护,就没有企业稳定的预期和发展。也就是说,企业越缺少法律的保护,企业的投机行为就越严重,资本贿赂权力的活动就越频繁。这些理论上的推断已经得到了20几年来中国改革实践的证明,而且出于历史性的依赖,企业寻租权力的意识和行为仍然根深蒂固。于是,行贿构成了民营企业成本的重要部分,那么企业在构造与工人的关系伦理时就必然偏向原始资本伦理。这里有一种明显的权力资本合谋的逻辑,企业剥削的相当一部分被体制性地分配到官员个人财产序列而非国家财政之中。因此,健全企业法律制度,建立保护企业的法权体系,是中国企业立法的最大任务。于是,从《宪法》到《公司法》再到《物权法》,企业权利保护的法权体系基本形成。加入WTO的实际压力与加入之后的兑现行为,则为企业权利的法定化提供了一种国际性的力量。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企业权利最大化的法律体系日益完整时,一种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传统严格对应的原始资本伦理也在日益形成和强化。与企业权力的最大化相应,工人权力特别是农民工的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笔者曾在2005年夏天赴深圳某劳工援助组织实习,珠三角经济飞速发展,但工人工资却可以十年不涨,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伦理?笔者亲见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如何被轻易地侵权,又如何求告无门!法律援助在那里也是举步维艰。至少在珠三角,经过企业与政府的长期磨合,企业权利的保护不是不足,而是过分了——企业不仅能够享受到不断有利于自身的法律的明确保护,还能够得到被“俘获”的地方性政府权力的保护。笔者曾亲见在那个工业区有很多家的企业大门口挂着“政府重点保护单位”的招牌。当然,也有些企业没挂上,因为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得到一样的政府待遇。这里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费”模式——利税越多,对GDP贡献越大,对主要官员越“理解”,其所享受的保护级别就越高。享受特别服务是要付费的,而并非每个企业都付得起足够高额的费用。 

      因此,此次北京论坛的法律部分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而不是继续要求更多权利,这固然与当下流行的新政治伦理“和谐社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包括企业)开始认识到原始资本伦理的残酷及对社会和睦的严重破坏,而任何对社会的严重破坏行为都会根本地破坏企业发展的稳定环境。因此,如果社会本身矛盾重重、民怨沸腾,即使企业家追求到了无限的法律保护和政治保护,企业本身仍然面临社会动荡的“汪洋大海”。“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因此实际上建立在一种社会连带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这就不是原始资本伦理所依赖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所能够想象和兼容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绝不是所谓的资本家的慈善行为,而是社会哲学观念的转变,是社会自我认识的更新。这种新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谐发展的社会不仅一定程度上构成个人和企业追求财富的条件,也同时构成目的。于是,此次论坛之“企业社会责任”渗透出一种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自觉,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集体自觉——这种自觉本身才是“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基础。 

      于是,紧随着《公司法》和《物权法》,有《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出台,以及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公益化措施。这是对原始资本伦理的一种自觉反思和改造,这反映的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理性,而是一种深富智慧的社会理性。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就此乐观,因为观念从来就不等于行动,更不等于现实。而且新的观念是否真的在企业家心底扎根,在社会扎根,还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问题。原始资本伦理的强大逻辑、地区间经济和社会意识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与权力的历史联盟、劳资双方政治代表的不平衡、社会科学家的学术良知、弱势群体的组织与行动能力、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劳动力优势的依赖,包括但不限于这些的复杂的因素都将严格限制“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新伦理的观念普及、制度化及其实现。但无论如何,“企业社会责任”铺开了一条通向“和谐社会”的观念之路。 

      重要的仍然是行动,社会自身的理性行动! 

      (2007年11月1日深夜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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