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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学术家人格及其位置
发布时间:2007/7/7 0:00: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386] 评论[0]

    【中文关键字】学术家;乡村建设;历史;人格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07年


    早就听说北大南门外有一个非常大的地下书店(位置在地下,而非秘密),叫“风入松”书店,一直都没有机会亲临,午后闲暇中,便去逛了一下。我逛书店的癖好是在南京时养成的,大抵是受先锋书店的精神氛围的感化。风入松很大气,但也很别致,你从地上 转下去,还得有一个回环,很有一种密道感。但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紧要的是我偶然翻到了一本书,佟自为编的《飞扬与落寞:梁漱溟的孤独思考》,这本书害得我放弃了逛完整个书店的计划——到底逛书店和逛商场不同,一个只是休闲,一个确是在觅寻!
      
      那是一本不错的传记,将梁漱溟一生的思想沟沉与是否荣辱尽行描出。梁是中国二十世纪 非常有名的文化人物,而1953年的那段历史公案则将该公之秉性永远定格——他竟然是不信神的,尽管他其实比其他每一个人都更注重人生信仰的觅寻与持守——只是,在他眼中毛只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非一尊神!1953年的争论涉及的是新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根本的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那时中央正在决定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被确定下来。在这个时候,梁老从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传统出发,强调中共对农村重视不够,农民太苦的问题,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林毅夫的研究就表明了新中国建设初期整个经济体制设计的核心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可以在最大的范围内解释后续的各种经济措施。梁漱溟强调的农村问题并非没有意义,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在补工业化过程中给农业欠下的“债”。历史的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一些看似合理的布局却常常在历史的局部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差序排列着——先后而非并行。在回应梁漱溟问题的时候,毛就直言:农业是“小仁政”,而工业是“大仁政”——这显然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毛错了?梁错了?以历史公平地来评判,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都是在认真的考虑和解决问题,政治家捕捉国家生活的最关键处,而学者则指陈国家措施的偏颇之处。毛的意志虽然造成了农业和农民的历史性困局,但就其工业化的目标指向来说,是达到了效果的——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石油工业的先行发展以及国内的交通建设等等。但梁的农民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却立基于更加长远的历史视野,在“和谐社会”的政治新语境下终于汇入国家战略的格局。那场争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政治家和学术家立场的本质性差异,而且还证明了这种差异的合理性。可惜的是,梁漱溟是极其孤独的,在众口一词的肤浅、违心批判之中,只有何香凝与陈铭枢隐含的帮其说了几句话。这种孤独也证明了新中国初期学术家整体性地向政治“投降”的现实——这种现实至今还没有根本扭转,这对于当代及未来中国之发展都将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强调学术家群体的独立性,不在于其观点主张一定可以被政治家所接受,而在于以理性的力量持续的影响这一代及下一代政治家的宏观决策——学术的眼光总应该比政治的决策更长远些,否则学术便无存在之理据。
      
      “新农村建设”就是新“乡村建设”,在此意义上,梁漱溟是不朽的,他的问题一直是有效的;但新中国初期毛的工业化决定,在国际贸易断绝和不可能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以一定程度牺牲农业的方式进行工业原始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张,是不得已的一种国家战略,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虽然这种合理性维持到新世纪初已经日益减弱。
      
      因此,公平评断历史,有时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度发展及社会进步,离不开毛时代提供的工业基础,也离不开梁老铿锵有力的“乡村建设”主张——因此我们才可能有今天逐步调整的、日益均衡化的产业与社会格局。我们应该有毛那样的政治决断者(但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与程序保障),也应该更多些梁那样的真正的学术家。
      
      行文至此,我忽然有一个疑问:为何梁老能够一生刚直不阿,坚持操行,坚持以一颗诚心关怀社会?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老坚持儒家的合理价值立场,争取到八个小时时间为学习组的所有人讲解孔子的现时代价值,并在迭经一年多批斗之后明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看到此段,当时我就热泪盈眶了——在文革的群魔乱舞、黑白颠倒的岁月里,这样光亮高尚的人格,问四海之内,几人能够?另外一件事是1969年讨论宪法修正草案时,梁老坚决反对“个人名字入宪”和“国家不设主席”,道理明白晓畅,立场鲜明坚定,让人感动。为何一个笃信儒家立场的人有如此一以贯之的道德人格,而且还对于国家立宪的基本原理有那么精到的理解?他的人格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包括他一生奉行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深厚基础是什么?我想就是孔子奠定的士大夫人格传统和仁政思想。从人格的历练与持守来看,在新中国以来半个多世纪里,几千万的共产党员与作为新儒家主要代表(甚至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可见其悲凉之一端)的梁老的实际差距,这说明了什么?
      
      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该书就给了我如许的感慨与启发,为我阅览书目中之少有。见贤思齐,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术人,在人格砥砺上应该以梁老为师,守自己的本分,守自己的责任,守自己的良心。在社会层面,现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许可以从梁老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觅取几分智慧与策略!在中国,在道德人心的需求与回应层面,我想西方的伦理体系在整体上无法优越于孔子的儒家伦理。我建议大家再认真看看梁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要义》!我们也看到儒家伦理并不阻碍国家立宪与建设,反而作为大儒的梁老比很多疾呼“革命”的人要更加的无私、理性和从容,其立言与建议更富建设性,此亦不得不深思之。
      
      (2007年7月6日,酒后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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