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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怎么说?——对陈端洪与刘大生的阅读与联想
发布时间:2007/5/25 19:39: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2166] 评论[0]

    【中文关键字】中国宪法 根本原则 格式化修辞 党主立宪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7年


    最近几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端洪副教授专注于从主权角度研究宪政,并坚持认为我们时代在宪法上的真实理论需求是国家理论需求,而非权利理论需求。今年三月份,法律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专著《宪政与主权》,从其序言中可以大致察知其问题框架和理论旨趣。但是其最集中的、作为纲领性研究计划的一个宣言版本却是载于200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威海五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那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及其格式化修辞》一文,本文作为一种读书笔记性质的评论,即基于对陈端洪研究的关注,特别是对该文的阅读,并结合刘大生的“党主立宪”说,来初步回答“中国宪法怎么说”这样的一个时代性根本命题。
      
      一、陈文的内容提要:
      ● 宪法的根本原则是关于主权的原则,宪法应该以格式化的修辞和规范的语言表述根本原则;(私注:陈的宪法观是一种主权的宪法观而非权利的宪法观,即“宪法是关于国家之内主权的分配与运用的规则。”这受到英国宪法学家戴雪的宪法观的影响。)
      ● 中国宪法的修辞格式存在缺陷,应该修改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中国近现代立宪史的总体修辞:
      (1) 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史是“中国人民”概念的生长河演化的历史;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宪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从政治事实上升为根本的宪法原则,以及如何与时俱进被不断定义的历史。
      ● 中国宪法学体系建构的基础是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格式诠释为一个内在和谐的主权结构。
      ● 中国宪法学体系建构的两大基本任务:
      (1) 正确定义人、人民、公民三个概念(私注:人是一个自然概念,对应于自然状态;人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专政理论下的阶级概念,对应阶级斗争状态,此状态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自然状态,当然,脱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人民也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解释为一个全体概念;公民是一个宪法上的概念,对应一种建立在全体人基础上的政治文明状态。“三个代表”理论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解读为:a)
      “最广大人民”而非全体人民,表明共产党并没有彻底放弃专政理论,在政治想象上“人民—敌人”作为一个对立范畴仍然存在;b)“根本利益”表明所代表的并非个体利益的简单加和,即并非统计意义上的“利益”,而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利益”,接近于卢梭的“公意”概念。中国宪法学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超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国家权力和国家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全体人民基础之上,而不是阶级力量的优势对比之上。这似乎也可从一个侧面解释苏联后期为何会发生“全民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全民党”的渐进性操作?)
      (2) 正确定义“代表”的概念(私注:作为共产党新的合法性基础的“三个代表”理论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代表”的逻辑自洽问题,因而缺乏一种理论的说服力和对于社会事实的解释力。这方面需要宪法学做出贡献。)
      
      
      二、比较法的视角:经典国家宪法根本原则的修辞格式
      (1) 英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国王/女王在议会中”(“The King/Queen in the Parliament” )
      这是英国历史传统形成的复合而统一的主权结构。
      (2) 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耶鲁大学的Bruce Ackerman教授认为,美国宪法的历史就是“我们人民”不断被阐释的历史。
      (3) 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陈文概括了该公式形成的基本知识步骤:
      a) 通过阶级区分,“中国人民”的概念被解构、重构,形成了“人民—敌人(反动派)”的两分法,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得以正当化;
      b) “人民”在不同时期被不断的重新界定,赋予新的内涵,直至人、公民、阶级三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被注入人民的概念;
      c) 代表概念被赋予双重定义,既指向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也指向人民代表大会。(陈在《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的译序里称之为“双重代表制”)
      
      三、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现实修辞
      宪法序言的规定:
      (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取得的。”
      (三)、“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解读与评注:陈认为一和二代表的修辞格式以及三所代表的修辞格式都有缺陷,前者无法突出中国人民的主体性,后者稍好,但“中国各族人民”中含有民族概念,应取掉,直接称为“中国人民”于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的修辞资在理论上就应该统一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该根本原则的核心内涵与要素,论证中国真实而和谐的主权结构,必须建立在这两个核心因素合理重构的基础之上。在此,单纯“人民主权的宪法观”和单纯“权利的宪法观”所提供的都只能是歪曲的、失真的中国宪法途径,既不利于宪法理论的中国化,也不利于宪法实践的中国化。由于历史传统的积淀,中国的主权结构不可能是想象的单一结构,必然是类似英国那样的、结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最核心要素的复合而统一的结构。
      
      四、我的联想:陈文与刘大生之“党主立宪”说的惊人相似
       “党主立宪”方面的研究,最突出的是刘大生的“党主立宪六论”,讨论的基本背景是1982年制宪以后如何理解和规范化党政关系。“党主立宪”的提法显然是与“君主立宪”相类似的。只是陈文是从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的统一化着力,同样受启发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我们人民”理念的深刻影响,富于严谨的理论气质;而刘大生则是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着力,循着法定党权的方向追求党与国家关系上的分权前景和合宪规范。该项主题研究的一个指向是将党权宪法化,并在党与人大之间进行宪法规范上的分权,其实际效果是以宪法为规范平台,同时进行对党“限权”和对人大“充权”的操作。这一讨论还对“法定党权”的具体模式作了分梳。
       “党主立宪”的讨论肇始于江苏省委党校教师刘大生在198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发言以“宪法的精神及其外化”为题整理发表在《信息与动态》(江苏省委党校主办)1986年12月15日。这是刘大生第一次公开提出“党主立宪”的概念。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刘大生在法律系举办的研讨会上再次提出“党主立宪”的概念,引起很大反响。同年,北大校报《北京大学》在5月11日第3版的综合报道里专门提到刘大生关于“党主立宪”的发言。
       “党主立宪”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是在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在其第7期上发表了刘大生的论文“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党主立宪制”的基本内容,即明确党权、党内民主法律化、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完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分权制衡(党和人大之间进行分权制衡),目标在于建立一种党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型政体(此为“党主立宪一论”)。文章发表不久,上海《社会科学》在1989年第11期上发表了邸乘光批评刘大生的文章“‘党主立宪制’:合适政体,还是将错就错?——与刘大生同志商榷”,认为历史所造成了党行使重大的国家权力的事实是一个错误,而“党主立宪”绝不是什么合适政体,而只不过对现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正常党政关系的一种妥协,是“将错就错”,根本不可行。邸文同时认为我国真正合适的政体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别无他途。
      刘大生立即应答,但文章未能发表,后来在网络上流传,即“再论党主立宪制——答邸乘光同志”,该文最终收入刘大生的《宪法学问题研究》(2002)(此为二论)。在二论中刘大生针对邸乘光的质疑进一步解释了“党主立宪制”的核心问题。刘文指出,党主立宪政体与多党制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下列基本特征:a)执政党及其权力是法定的而不是竞选的;b)执政党有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而不仅仅是权利,同时执政党可以依法部分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主立宪制政体与党主制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模式下执政党受民选的代表机关(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刘大生论述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国家名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实为以历史性合法的党权为基础的党主制,因此党主立宪制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的党主制的一种改进,同时也是对于规范的民主制的一种合理改造,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合适政体”似无不可。这种安排还较好的考虑和尊重了中国特殊的革命历史及其传统所造成的权力格局,从而不会造成规范诉求与社会事实的巨大落差,导致制度变迁因阻力过大而无法实质启动。刘大生同时也认为采行党主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是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可接受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妥协。刘文得出结论:党主立宪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的最合适的法律形式。
       90年代初,刘大生应《福建法学》之约稿完成“党主立宪三论”,即“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该文仍未能发表,但基本内容后来被整合入“党主立宪四论”(即“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四论”认为如果不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程序,“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就会踏空,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的法治化。刘文同时提出了“法定党权”模式的若干框架要点:a)可以将中共中央规定为集体的国家元首,将中共地方组织规定为地方元首,并参考各国有关国家元首的宪法规范来设计中共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委的具体职权及其程序;b)将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十六字方针上升为法律并加以具体化,最主要的是规定相互监督的方式和程序;c)由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组织活动原则及其程序;d)由宪法对于共产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及进出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刘大生经由对于“法定党权”模式的框架设计,一种整合现实之党主制与规范之民主制的作业便具有了操作性的脉络。“党主立宪制”的灵魂即在于“法定党权”,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刘大生的设计是要将历史性合法的党及党权从国家的体外移植入体内,并与国家体内之其他部分建立宪法上的有机联系——这一移植的根本意义在于使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重新获得整体化和回归安排,实现了权力的“虚”(国权)“实”(党权)结合,使党权融化入“国权”之中,从而获得一个既符合中国革命历史与传统,同时又具有宪法之规范性质的、有机的主权体。某种意义上,刘大生的思路是一种主权上的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结合。
       2002年,刘大生又发表了“党主立宪五论”,即“规范党的领导的宪政阐释”。在该论中刘大生提出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是道德、契约和纪律不能胜任或不能完全胜任的,应当利用法律规范来承担这一任务。该论基本上是上述“法定党权”模式探索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
       2006年6月15日,中央党校周天勇课题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思想已被海外舆论定性为党主立宪。但是刘大生认为该报告与“党主立宪”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不久,刘大生在《争鸣》2006年第7期上发表“党主立宪六论”,即“全党应当坦然面对的问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而作”。
       2006年8月1日《自由生活》发表了刘大生的“党主立宪二十年”的文章,该文对于“党主立宪二十年”争论进行了一个总结。刘大生最终对于“党主立宪”的态度有所缓和,即认为“党主立宪”不再是中国宪政的“必由之路”,而只是“可由之路”。
      对于“党主立宪”的批评,除了邸乘光,还有刘晓波的“破除‘党主立宪’迷思”,该文未见公开发表,但在网络上可以查找到。 该文指责“党主立宪”的建议与所谓“党内民主”一样是知识精英丧失民间立场、依附权力的表现,不可能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有实质性的贡献。其他一些参与“党主立宪”或相近主题讨论的学者还有蔡振帮、程宝光、铁犁、郝铁川、曾恒、钟明、郭道晖等。
       “党主立宪”二十年的讨论尽管没有促成中国宪政的实质进步,但是它毕竟抓住了中国宪政的关键环节,对于1982宪法体制下党政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化和法律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设想和看法,也引起了学界一定的重视。尽管刘大生认为“党主立宪”现在只是中国宪政的“可由之路”,但这一系列讨论由于紧抓中国宪政的关键环节和结合中国的体制国情,因此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和空间。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党主立宪”在未来中国定型之宪政体制中的位置是否可欲?这种设计的妙处在于调和了历史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的巨大裂隙,但即使按其所设计的去一步步实现——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妥协是否必要?妥协之后代议机关对于党的制约是否能够收到实效?党员与官员的高重合率是否会构成一种严重的障碍?“法定党权”在宪法上获得条文化之后还得依赖独立的宪政审查机构才能保证“党主立宪制”的完美设计得到落实。因此,就中国宪政之未来而言,“党主立宪制”或者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或者就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不了了之。从1996年开始的“良性违宪”之争议后的学界共识以及2005年底开始的“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后物权法获得绝对高票通过的事实来看,一方面宪法之规范性的价值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认,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改革逻辑的引导下进行的历史实践和集体选择已经获得了重要的积淀,并相应的在宪法修正案及新近通过的物权法草案中得到体现。理论的规范力量和实践的创造力量将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宪政体制,而打上深刻妥协烙印的“党主立宪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也许是一种合理的安排,但时至今日似已不合时宜——想想看,这样的妥协方案与宪法学家理想中之宪政相差多远,与逐渐得到启蒙并在改革开放所带动的历史实践中获得自觉和自信的公民对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相差多元,与基本成为社会共识的一种规范的民主制相差多远。因此,一国之宪政制度其实并不依赖于学者的想象力和简单的技术搭配,而是根本性的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正在展开的历史实践以及社会定型的一般观念。“党主立宪”的首倡者刘大生在经历十余年后自己也承认“党主立宪”不再是“必由之路”,而只是“可由之路”。
      
      五、一个暂时的结论
      我们时代确确实实存在国家理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需求。刘大生的“党主立宪”说之所以理论影响力渐消,其自身的理论自信也从“必由之路”降到“可由之路”,或者将来的“不由之路”,原因就在于缺乏理论上的精致化,很多地方的理论要点一带而过,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论证和体系建构,而常常急于作“政策建议”。尽管如此,刘大生的“党主立宪”说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与陈端洪是一致的,甚至时间上的优先性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先见性的证明。当“党主立宪”的政策建议在低水平的政策建议竞争中逐渐边缘化时,陈端洪的努力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党主立宪”说在理论上粗糙和缺陷,达致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的精致体系。这是中国宪法学根本性的,同时也是最艰难的理论努力,是真正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
       可以设想的是,陈端洪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根本原则获得理论上的精致化和体系化之后,所选择的实践性道路可能就是“党主立宪”。因此,阅读陈端洪的作品很容易让我联想起刘大生。这证明了中国的宪法学者在时代根本命题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处理能力上并非没有洞见和尝试,而是缺乏学界普遍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以致于中国宪法学的核心资源或者远离政治,或者被政治雇佣,但却少有集中提供我们时代的规范的政治理论或国家理论的学术集群——这是不是一种学界的误判、扭曲或浪费。
      当然,任何理论的建构或解说都只是试图提供一个切中时代脉搏和真实焦虑的修辞体系,任何理论本身即使再精致也不可能代替具体的、同时具有创造性和路径依赖性的历史实践。不过,一个民族必须有思想的产生,必须有对时代真实命题的焦虑和思考,这种智识上的努力本身不是实践,但是却是实践所必须依赖的知识资源。作为学者,你的责任便摆得很清楚了:你就是要解说,你就是要最焦虑(甚至比国家领导人还要焦虑),因而你对养育你的民族所负的不是政治上的责任,不是经济上的责任,恰恰就是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责任!说起理论勇气,其实根本不是一种智慧,而只是一种担当,这种担当需要理论智慧与之相结合。这是理论的价值,这是学者的人格形态。
      谁说中国宪法学界没有思想上的“堂吉诃德”?分明,那么一闪念,那么一瞬间,有那样的身影,也许不久会消失,或者永恒!
      
      (2007年5月25日午后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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