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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风险治理大考中的民族复兴之路
发布时间:2020/3/10 14:18:14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4] 评论[0]

    【出处】香港《中国评论》2020年3月号

    【中文关键字】风险治理;民族复兴

    【学科类别】疫情防控

    【写作时间】2020年


      引言:新时代的风险治理大考
     
      共同体起于危机,民族复兴之路多艰。中国文明与政治建构历来具有超越种族和主权领土的普遍性诉求,将自身繁荣稳定与其他族群的共同发展作为“天下”尺度里的相关事物加以考量和实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谋求的是一种超国家的各民族普遍自由解放,这种解放具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意义,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天下秩序重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意义上展开了精致饱满的新世界观与秩序建构前景。中国自身的结构性变迁,是当代世界体系最大的调节性和建构性力量。中国走向复兴的历史道路既需要一种回溯文明的保守性力量,也需要一种进取世界的创新性力量,因而所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张力必然前所未有。
     
      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尾随者国家”,而必然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文明领导型国家。中国发展道路的再次清晰化与“新时代”的历史自觉有关,表现在2017年底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初的宪法修正上,中国决心依靠自身的文明与政治立场展开长期的改革探索,在自我塑造的同时塑造一个被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式天下秩序。在中国的战略澄清条件下,中国内外的压力因素必然聚集,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双轨层面的挑战必然加大。随着中国转向自主性的民族复兴之路,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想象与期待落空,转而寻求以新冷战及全面脱钩的方式孤立和封锁中国。
     
      2018年以来,中国的复兴之路面临着来自三个相关维度的治理大考:第一,全球治理维度,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确定了中美竞争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刺激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更完备知识与制度公共品,强化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深度经贸合作,并借助“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经济战略域外空间和资源,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弹性化抗压体系;第二,“一国两制”维度,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领域,是中国与世界就现代化议题达成底限共识与合作默契的特殊制度安排,中国以强烈的现代化意愿和主权节制性建构了一种对主权国家宪制秩序有所偏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但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初的台湾大选造成“一国两制”的观念认同危机及制度模仿扩展的困难,“香港台湾化”成为对抗性政治趋势;第三,2020年初爆发扩散的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暴露出中国主体性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集体行动能力的诸多短板,中国启动了超强的隔离性管制与全国性动员,将疫情防控与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但经济负面影响与社会合作短缺也不断浮现,“多难兴邦”再次成为复兴道路上的现实性挑战。
     
      这三个维度存在密切联系,主体性国家治理是最内核与最关键的基础,是维系“一国两制”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这些张力和困难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必然需要经历和克服的,它们的相对集中只是因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基础与战略方向已然成形,模糊空间与猜想成分基本挤出。从中国应对上述治理挑战的表现和结果来看,中美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是和局,展现了实力和原则,亦表现了合作与改革的意愿及空间;香港反修例史无前例,挑战甚大,但中央对香港的地位与角色有了更清晰认知,有助于国家战略的调整及对港管治的改进,而台湾大选及社会本土化与国民党的“离岸”倾向,显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压力重重,主场统一不容回避;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正在中央介入、全国动员与全球合作的治理合力下得到有效防控,其暴露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短板正好对应于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细规划而成为新时代治理改革的最佳素材、动力和契机。这些刺激反应的经验和过程,正是民族复兴之路的关键印记。
     
      一、“美式天下”与中国角色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假战争”,因为: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不等于不公正,美国找错了贸易失衡的症结,转移内部政治社会矛盾,打了一场以“贸易”为名的霸权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2017年底已形成对华政策新共识,将中国识别为“第一号对手”,以冷战思考和方式全面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中美两国都声称要维护既定的国际法秩序,要求对方遵守“规则”。201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呼吁全球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对此甚为诧异,认为此次参会仿佛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美的价值观与政策主张似乎已“乾坤颠倒”。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开放性价值宣示和政策主张相比,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则有着逆全球化、强烈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浓重印记。中国以“天下”文明思维对世界体系与世界事务提出见解,贡献力量,创新制度,是具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当性的。然而,美国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可以对世界有何贡献,而是中国的进取心与进取战略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何种竞争与消解的后果。
     
      美国关心的从来不是“天下”,而是“谁之天下”。以“天下体系”研究闻名海内外的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曾经回应过外国学者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论”,后者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解释为“美式天下”而忽视了“天下”的中国文明属性。事实上,“天下”在中国政治哲学范畴内具有特定化的文明内涵,是中国人身份认同与秩序建构的最理想概念。中国人的秩序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个道德周全的体系。其中“修身”是偏向主体性的概念,强调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将自身准备好,但不是发展成一个与整体对立的权利主体,而是自我教化为一个融入并贡献于整体的“君子”。而“家”、“国”、“天下”则是君子从事治理实践的三个渐次扩展性范畴,根据自身道德与能力资格予以匹配,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贤能政治”传统。家治理的理想标准是“齐”,国治理的理想标准是“治”,而天下治理的理想标准是“平”。这一立足于中国文化人格与贤能治理范式的“天下”不是西方历史与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中国春秋公羊学传统下的历史哲学之“三世说”主张“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的政治演化论,也是对天下秩序的一种精致演绎。既往中国学界曾有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三代之治在英美”等,这些是近代中西交通初始阶段国人精英心理的过度刺激反应,有自卑比附情结,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
     
      无论如何,“美式天下”在权力意志与秩序意义上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是西方1500年以来之“地理大发现秩序”内外交错累积的最终成果,也是弗朗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论”的主要经验依据。吊诡的是,美国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战胜了西方另一条历史路线的代表苏联,就直接宣称冷战胜利与历史终结,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国家的命运似乎只是对西方体系内获胜者的膜拜与模仿而已。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期待正是中国经由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及西方发展援助而纳入“美式天下”,成为西方“历史终结”的最关键东方个案。美国误解了中国,也误解了中国文明。
     
      “美式天下”的关键性缺陷在于:平等伦理仅限于西方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化”的个体,亦即文明国际法与人权。现代国际法起源于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契约,对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与地区本来不适用,如果适用则需要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这就使得西方的世界秩序无法真正容纳其他文明的同尺度理想和制度合理性,因而无法与其他文明的普遍价值真正相容。人权则是西方思想库中孕育出的最具穿透力和解构性的概念,不仅在其内部作为民主扩展和社会平等的价值基础,而且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着个体与整体的拆解程序,造成非西方国家民主转型及西化进程中文明的自我解构、生活范式的自我否定以及对西方的严格依附。这是西方全球化与“颜色革命”的秘密。这一进程造成了大量“失败国家”,即便是民主转型有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普遍难以自立,在文化与政治上存在激进要素,且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和西方的保护体系。个体人权的解放带来文化合法性与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依附,这是“美式天下”的“无形帝国”政治技艺,但其文化与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美式天下”的政治与经济分工体系内,不平等与控制机制无处不在,“棱镜门”式的监控网络、美军基地的“全球化”、美元量化宽松的“剪羊毛”策略以及美国法律“长臂管辖”的制裁体系,构成无法反抗、难以反思、无力抗衡与突破的“铁罩”。
     
      中美贸易战根源于中国政经体制的自主性与发展优势对“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战,也根源于“美式天下”固有的对非西方文明的严格敌意。西方文明并非对非西方文明完全无法容纳,在历史长河中也曾多有互动吸收,只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无法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复兴与权力表达。西方可以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可爱的“博物馆文明”或民间人类学意义上的“风俗文明”,但无法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规范视野中,中国是没有文明地位的,即便因其体量而不得不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只能是符合美国定义的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其责任内涵与承担方式由美国来分配、监督甚至问责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发展与美国的规训失败,造成了中美贸易战及“新冷战”的发生,这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初期节点。
     
      且不论美国在香港反修例与台湾大选中的直接干预,美国在近期武汉新冠肺炎危机中的表现亦可折射“新冷战”的战略寒光:美国的道义援助与合作机制启动迟缓;美国产生了种族主义的反华小高潮,典型如《华尔街日报》2月3日的“亚洲病夫论”;美国政客乘机进行中美“脱钩”的鹰派操作和舆论引导,损害中美关系及中国利益;美国不适当宣布对中国的航运禁令并带动其他国家“封锁”中国;美国在台湾问题、华为问题上乘人之危,持续扰乱中国,妨碍疫情防控。这表明,疫情中的中国尽管获得了世界越来愈多的同情、理解、支持与合作,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冷战”动作却频频展现,根本上还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与中国及中国文明和平相处的意愿,而将中国战略性锁定为“苏联第二”。
     
      当然,美国也是多元的,始终存在战略实用派和战略鹰派的区分,前者倾向于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从中获得超额利益,后者则无视经贸利益而径取遏制甚至颠覆中国的冷战利益。特朗普主义介乎二者之间,是美国实用主义与鹰派冷战主义的某种奇特结合。美国民主党的弹劾失败与特朗普对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基础。然而特朗普毕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内的美国总统,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他对“冷战”不热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贸易利益和冷战利益之间求得动态平衡,争取政治连任及美国再次复兴的历史定位。因此,尽管中美贸易战一度有“泰山压顶”之势,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结构弹性、美国与其盟友利益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立足政治团结和经贸开放的辩证策略,在较长时段内仍可大致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和局,为民族复兴争取尽可能延长的时空余地。
     
      二、香港台湾化与“一国两制”挑战
     
      “一国两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制度桥梁,但这是一座双向通行的桥梁,而不是单向设定的方向标。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来看,“一国两制”具有国家统一和经济现代化的双重价值,其中是否隐含着制度现代化的期待和目标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谓的“内地台湾化”或“内地香港化”,而是内地与港澳台在“一国”的文化与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及制度现代化。因而,“一国两制”是中国长期现代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复兴事业的杠杆和动力。这一逻辑隐伏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之中,彰显于邓小平具体规划和推进的国家统一事业之中,在港澳先期收获,在台湾凝聚成“九二共识”并持续推进和平发展与渐进统一。
     
      这一进程本来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共识与事业。然而,现代中国的主权统一与国家建构无法摆脱地缘政治及列强霸权阴影。台湾问题之所以成形,与美国对二战后远东国际法秩序的修正有关,也与中国建国、中苏联盟及朝鲜战争带来的战略再平衡压力有关。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恢复及获得列强承认的历史,但这种承认始终是有条件、有斗争及充满不确定性的。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中断。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国承诺的“断交、废约、撤军”始终留有折扣及余地,《与台湾关系法》始终留有冷战与遏制战略的尾巴,近些年伴随中美关系恶化而更有回潮逆流。2018年以来,美国涉台立法不断升级,逐步突破中国国家利益与主权秩序的底线,引发中美关系进一步裂变及中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警惕和反制。
     
      香港问题不仅有美国在《香港政策法》下的持续干预,也有台湾的长期政治经营和文化渗透。在港英时代,香港是两岸政权政治博弈的重要战场,大陆保留香港殖民地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台湾则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策略基地。台湾政治的本土化与民主化,既打击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又进一步隔断了台湾与内地的最低限度政治文化认同,终于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及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导致了“九二共识”观念危机及两岸进一步的“离岸”状态和冷对抗。从任何一个指标来看,台湾的政治本土化都在充当香港的榜样和示范。“香港台湾化”不是一个新颖命题,而是香港回归以来的一条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暗线,占中运动将这条暗线显明化,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则将之主流化。港独台独之互动,当然不是纯粹的地方性分离事件,而是中美关系前沿战略性拉锯的一个缩影。
     
      香港台湾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包括:其一,“一国两制”出现观念认同危机,香港反修例黑暴派和台湾太阳花新世代凝聚成“反中”价值联盟,破坏“一国两制”的“一国”前提,而缺失这一前提就等同于港独和台独,从而挑战和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其二,“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临阻断风险,香港反修例帮助蔡英文胜选,也帮助了台湾岛内独派势力的政治夺权与文化整肃,使得既往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互动条件遭到结构性破坏;其三,外部干预更加有借口,无底线,以直接立法、现场援助及秘密战线多种方式介入,港台的爱国统一力量陷入一定程度的孤立、无力甚至分裂状态;其四,中国主权秩序内部的“冷战”风险加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争议无可化解,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造成直接损害;其五,港台的分离取向造成对内地的网络渗透、价值倒灌及政治挑战,对内地政治安全与治理现代化构成持续性威胁。
     
      香港台湾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台湾当局与台湾社会的所谓“制度自信”。台湾对抗“一国两制”的政治理由是“民主”,认为台湾民主无法与大陆的非民主体制共存,甚至提出只有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两岸才可政治谈判。这是对“一国两制”宪制智慧与和平善意的极大误解,或者有意的曲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条路线,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各有其历史根据及合理性,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挑战下逐步完善其价值与制度,甚至包括民主、平等之类的社会正义观念也来源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不是只有“冷战”一种模式。“一国两制”就是要开创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相处之道,这是伟大的人类和平事业。台湾则以一己之私及民主价值观的虚妄主张,将“一国两制”加以污名化。当然,“民主”理由在国民党的教义范畴内也是存在的,只是国民党属于民族主义政党,在政治文化基因上具有中国大一统认同,故有“九二共识”之达成。民进党则坚决斩断了两岸之间的文化历史纽带,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大搞“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制造媒体世界的“一言堂”,以本土政治正确凌驾一中宪制秩序与多元社会生活,导致台湾社会民众无法正确接触、讨论和接受“一国两制”的完整意涵与制度智慧,也无法“免于恐惧”地参与两岸协商和互动。2020年初生效的《反渗透法》标志着“绿色戒严时代”的到来。
     
      2020年1月11日的台湾大选,蔡英文高票当选,韩国瑜落败。这是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在选举政治的诱导下,在台湾本土化的绝对正确压力下,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论述空间不断遭受侵蚀,甚至出现了“中间化”乃至于“绿化”的趋势:一方面,国民党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却是进一步“去中国化”,违背国民党立党宗旨;另一方面,国民党党主席竞选中出现了“郝龙斌现象”,立场论述从“九二共识”进一步后退,向民进党立场靠拢。国民党的“政治割据主义”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语境化的现实压力,但根本原则丧失所带来的政治代价更大。如果国民党思考的只是岛内选举政治利益,而丧失国家民族大义及两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与担当,就真的变成“台湾国民党”而永远不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贡献了。是仅仅着眼于岛内选举分利而丧失原则,还是坚持原则而有所谋划和担当,是对这个百年老党的一次生死考验。
     
      在香港台湾化与港台分离主义影响下,港台在国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现出的敌意、疏离感和自私性是令人忧虑的。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条件下的道德衰退: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阻挠台商包机返台,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变相封关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医护罢工和黑暴派寻衅进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准;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何韵诗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危机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笔者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三、疫情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类传统疾病,并宣布这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是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武汉当局的信息迟延与治理不作为被视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国家介入后实施了超强的隔离管制、全民防疫动员、全国性支援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更换问责措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作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中国而言,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问题,而是复杂的制度实验、制度竞争与制度建构问题。但是,中国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环境下,国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实际体验、比较及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治理比较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外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
     
      从危机事件的时间轴线来看,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确认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多例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同日抵达武汉开展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健委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早期监测与通报工作未能确定新病毒的“人传人”特征与规律,中央与地方未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紧急疫情应对程序采取强有力规制措施,导致预警迟延,疫情有所扩散。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层的权威决断与最高级别专家组的权威判断下出现结构性转机:其一,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其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型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及14名医护人员感染。国家卫健委于同日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跟进采取相应的超强隔离管制措施并开展社区动员与精细防治工作。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纳入“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在中央监督性介入、全国动员与全球合作的基础上,疫情防控进入了有序的制度化阶段,但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疫情“拐点”尚难准确预期,内外舆论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质疑不断转移“热点”,甚至存在对体制根本合法性的疑问,也存在带节奏和别有用心的谣言和政治企图。抗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疫情政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席卷政界、学界和内外舆论,也成为年初中国公共领域最受关注及参与度最高的公共议题。如果说全球治理与“一国两制”领域的治理考验对中国而言还存在一定的战略余地和距离的话,武汉疫情防控下的治理大考则要求中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治理答卷,在抗疫过程中展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协调力和价值证明力。在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直接而严峻的考验和重塑。
     
      治理评估的层面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选择若干关键领域和议题加以分析:
     
      第一,信息治理。武汉地方当局之所以预警迟延,造成全国被动,既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集权化信息发布机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回避预警信息与管治责任以及谣言治理中过度严厉执法和维稳式思维有关。典型的“李文亮事件”显示出公众对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滞后的不满,“吹哨人”与“造谣者”的网络形象对峙凸显公众对一种开放透明型治理的规范性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唐兴华先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从法官立场对武汉的谣言治理提出了批评。然而,这不是武汉个例,而是中国整体治理改革转型的一个事件缩影。地方政府的治理仍然高度依赖于一种权力主导型的封闭维稳模式,而对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认同与制度适应。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治理现代化”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规划,推进的是同一方向上的治理改革进程。
     
      第二,央地治理。“武汉—湖北—中央”在这一场疫情治理的决策链条上处于法律分配的不同位置,担负不同的治理责任。《传染病防治法》对央地职权有所分配,偏向于中央集权控制,这有一定的立法正当性,因为疫情防治事关多部门权力及资源动员,中央的持份权更大。问题是,法律同时授予了地方对预警信息及临时管制措施的决定权,而地方怠于行使这些权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懒政”思维与责任伦理的结构性衰退。周雪光教授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分析过中国的央地治理逻辑,质疑了“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根本张力,而其在近期关于武汉新冠肺炎危机的学术访谈中再次重申了既往观点。周雪光的理论分析框架偏向于一种分权治理,其批评性分析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有合理之处,但其观察视野缺乏对中国集权体制历史基础与宪制张力的更深入分析。中国的央地关系在历史上反复调适,最终走向一种中央集权模式,由国家主动承担超额的治理成本而达成对地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所寻求的治理现代化不是以拆解中央集权为基本目标或代价,而是确保中央集权条件下寻求对地方治理的精细化制度设计、激励与监督。中国是地方发展极其不平衡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其繁荣稳定与高度统一的中央权力息息相关,也与中央权力对地方治理的政策调控精确性和激励机制有效性有关,但治理改革若以牺牲中央权力为目标,则制度结果就不是理想性分权,而是分崩离析。中央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湖北高级干部的轮换问责,是从组织人事权逻辑对地方治理的监督和调整,而未来制度改革亦将从此次治理危机中做出更严格和准确的检讨及修正。
     
      第三,文化治理。疫情治理中,除了“吹哨人”与“造谣者”的对立之外,还存在“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的对立。日本援华物资的“口号艺术”大获成功,不仅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唐诗妙语,还有一系列的官方及民间援助活动的文宣折射出对中华文化古典性的熟知和认同。相比“加油”之类的日常俗化语言以及中国民间社区管制中“凶神恶煞”的宣传标语,这种可追溯至中国文化深处的诗句即刻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神经与文化良知。网络上固然有所谓的“精日分子”的乘机炒作,但更多的网民是基于对中国公共语言的典雅性忧虑而发声呼吁的。中国公共语言经历过近现代百余年激进变革及改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典雅型文化规范的距离有所疏远,而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必然要求一种面向典雅规范重建过程的文化治理。我们不是推崇日本,而是痛责我们为何长久遗落了中华文化的瑰宝精华并让我们的生活思维与表达充满“暴力”成分。新时代的文化治理提出了中华文化本位的目标,但百年积淀之文化更新更化,并非短期可成,需久久为功。
     
      第四,法律治理。“李文亮事件”是维稳法律治理的典型事件,而其所受的“训诫”处罚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治安管理处罚”,类似于一种教育和警示措施。尽管这种“训诫”并无实际处罚内容,但对于医院公职人员有较强的威慑性,对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也有“寒蝉效应”。缺乏法治区分理性的法律治理,混杂着法律、政策和裁量基准,导致一线执法人员“从紧从严”的执法习惯,从而造成对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偏离,妨碍了社会公众与官方之间的风险信息交流、理性商谈及共识化预警决策。与武汉警方执法错失相比,“大理紧急征用案”则暴露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法律及滥用地方行政征用权的制度弊端,幸好有网络民意监督及中央的监督性介入才得到及时纠正,否则全国性的抗疫秩序必然遭到地方割据性的阻隔,而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将遭到严重削弱。为了统一法律解释与执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了疫情防控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家监察委向武汉派出了专门调查组,法律人共同体对各地政府行为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专业意见批评和监督,提出了相关的立法或修法建议,网络民意监督对于法律秩序维护亦起到矫正作用。这些机制和力量是“全面依法治国”所依赖的重要治理资源,在疫情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共同体治理。疫情风险是对共同体秩序的重大考验,也是价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共同体秩序区分为“家”、“国”、“天下”三个层次,抗疫的隔离规制有助于“家”的重温与治理,而在“国”与“天下”层次分别对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则需要更复杂的思考和应对。重大疫情的风险治理是对新时代、新治理与全新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价值与制度考验,中国面向世界的共同体建构与塑造之信用基础取决于风险治理的规范性、层次性与有效性,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次彰显和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历史机遇。共同体起于危机,塑造于集体行动,完成于制度理性的规则化建构。
     
      四、结语:民族复兴,负重前行
     
      对中国新时代而言,没有人想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是这样开局的,而且连接着之前年份相当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现出世界大转型时段千转百回之历史风情。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台湾大选及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内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不是中国的主观失误所致,而是中国客观成长及治理要求不断提升的结果。2018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在知识和制度上准备好如何做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者,并一度引发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积极期待。这是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根本误解,也是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之价值滥用和视野局限性。中国与西方之关系从长时段、大历史来看,应当是平等、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文明内部是存在和平发展的天下主义共同体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观与“异教—冷战”思维妨碍了西方真正以平等伦理与中国相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对中国的战略怀疑和遏制,贸易战只是借口和第一步,而冷战思维与各式遏制行动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中美关系之裂变必然引发中国国家治理的刺激反应,在“一国两制”领域便出现了伴随性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台湾大选,造成对“一国两制”主要示范区及未来突破区的观念认同危机,造成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性对冲。武汉肺炎危机缺乏西方“阴谋论”的充分证据,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但西方势力显然对此有政治利用,而国内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间性的异议力量受到激发亦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治理”行为。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是立足新时代基本体制与命题的治理现代化改革。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必然是充满风险与挑战的,目前呈现出的治理危机是长久潜伏积累之内外张力和矛盾的汇聚爆发,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应对危机,从中学习、反思与进步,以负责任的负重前行,在多层次治理实践中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到底是什么的重大命题,共同塑造和见证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轴心时代”。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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