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跃龙的个人空间

司法审判应保障媒体监督权利、公众知情权利和名誉权保护三者的平衡——“致癌毛巾”诉央视名誉侵权案件的点评和思考
发布时间:2008/10/7 9:46:00 作者:苏跃龙 点击率[1734] 评论[0]

    【中文关键字】文献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08年


    致癌毛巾诉央视名誉侵权案,因其对以后司法实践和媒体监督、名誉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笔者认为,致癌毛巾一案,引发的论题,不单是平衡监督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样是涉及“公众利益”即公众知情权的问题,涉及如何保障媒体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名誉权保护三者的平衡。 

      作为亲历此案的原告代理律师,不少媒体向笔者询问对此案判决的意见,但言时只言片语,未曾详述。现笔者就本案及判决作一整体回顾和点评,算是一并答复,同时也提出上述论题并表达笔者个人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当观点和措辞,我想,所论及的相关机构或代表国家机关者行使公务者,会给予“必要容忍”! 

      一、案件的背景 

      2007年3月24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播出题为“都是染料惹的祸”的节目。报道晋州海龙棉织厂毛巾价格低廉,在经化验含有强致癌物的染厂染色,指出“劣质毛巾暗藏强致癌物”。随后,大量媒体据此报道海龙厂毛巾含有致癌物。海龙棉织厂遭遇了灭顶之灾,毛巾被扣押,执照被收走,电也被停,销售商货物被扣押、被处罚,销售款项收不回。 

      海龙棉织厂从未与被报道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发生过业务,其毛巾被扣押后,经检验也不含致癌物质,但当初央视定了调子,一时没有哪家媒体来唱反调,为其恢复名誉。报道虽然一时毁了当地产业,当地政府机关也对其不留或不敢留任何体恤之情。媒体的评价和社会的传言会毁掉一个产业,一个企业的命运更不算什么。这样的审判就其影响而言,大于法院的审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媒体的错讹确需媒体来纠正。业主孟林茂不得已,愤而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要求央视和其他几个直接报道其毛巾含致癌物的媒体为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孟先委托律师诉至当地法院,但历经一个多月的交涉与等待,当地法院未立案,也不出具相关裁定。孟和律师商量,又不得不将案件起诉到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但一审孟林茂败诉。孟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是,2008年4月9日,二审法院又判决驳回孟林茂诉讼请求,孟又败诉。 

      二、此案的重大意义及由此引起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作为传媒巨头的央视和一个变通百姓之间的名誉侵权纠纷,这是一起很典型的名誉侵权案件。一者,在仍旧没有新闻立法的今天,法院如何做出判决,涉及到司法给媒体监督的权利做出怎样的界定,使名誉权与监督权取得平衡;涉及到媒体权利如何比照司法界定的规则行使;涉及到其他各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案件如何裁判,不可能不引起各路媒体和法律界关注。二者,在法律上,将海龙棉织厂定义为个体工商户,孟林茂以个人身份来作为诉讼参与人。但是,实际意义上,孟林茂代表的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其代表的个体工商户具有企业的经营属性,该案又类同于媒体对企业名誉权侵害的性质,名誉遭到诋毁带来的不单是个人名誉和精神的损害,还有产品信誉和经营的损失,不可能不引起企业界关注。三者,两者地位如此悬殊,所拥有的可能对司法造成影响的资源无以相比,不可能不引起已判决或未判决案件当事人直至普通公众的关注。说小小的孟林茂诉央视侵权案件,验证着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并不为过。四者,央视以“都是染料惹的祸”为题报道“劣质毛巾暗藏强致癌物”引发了诉讼,不可能不引起纺织业、印染业及报道对象所在地的河北广大社会群体关注。五、中国“毒毛巾”的新闻,本就受到海外关注(台湾中央日报&;#17118;路报见“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docid=100043585”,07年3月29日报道“台聯主席黃昆輝 (右二)與黨籍立委,29日在立法院呼籲愛用台灣毛巾,拒用劣質中國大陸毛巾”;星岛球网、联合日报网07年4月9日载中央社消息“中国致癌毒毛巾登陆香港”,见: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4/taiwan070409q.html,http://www.singtaonet.com/hot_news/gd_20070409/200704/t20070409_509899.html,当然,其登载的内容是否全部真实无法确定),因该报道引起的纠纷不可能不引起海外媒体对“毒毛巾事件”和中国司法制度的继续关注,笔者见到至少凤凰网和台湾媒体转载了上述部分媒体的报道并进行讨论。所以,此案逐渐引起媒体甚至境外传媒的关注,法律、新闻、企业、学者等各界人士,甚至普通公众都注视着法院如何作出裁断,如何平衡监督与被监督、伤害与被伤害两者的关系与权利。 

      在递交诉状等待当地法院立案期间,2007年6月8日,石家庄市的精品导报敢为天下之先,以《晋州“毒毛巾”状告三媒体》揭出了真相。 

      2007年10月10日,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河北省若干省市级媒体记者闻讯旁听了开庭并进行了报道。 

      2008年1月10日,由中国检察日报社发起,正义网、《方圆法治》杂志、《法治中国》百家城市电视台专栏联盟、《法治新闻传播》杂志、《法学院》专刊等媒体联合编制、新浪网独家支持的2007年法治截面史《2007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在《传媒篇——在自由和自律之间》将此案收录。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陈作平教授点评指出:“纸包子事件、海龙事件都是假新闻,其共同特点就是为了追求功利,而不坚守自己的职责操守。广州香蕉报道也是这样。‘后妈虐童’事件是记者出于善良的目的而故意造假的事件。”陈教授还指出:“从传媒角度看,我们衡量新闻报道的标准有三个原则,第一是真实性原则,第二是新闻价值原则,第三是社会责任原则,其中真实性原则是底线。从这四起假新闻的性质看,都表现出功利性的一面,也都是将轰动性、生动性放在第一位,而将真实性、社会责任性置之脑后。所以加强新闻职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在当前显得刻不容缓。” 

      2008年3月26日,北京一中院对此案的开庭审理,正义网记者旁听并进行了采访报道。 

      2008年5月6日,二审法院判决孟林茂败诉后,京华时报一篇文章《央视报道失实被判免予道歉,法院称商家应容忍媒体批评》又引起轩然大波,继而2008年5月7日燕赵都市报以《“毒毛巾”厂状告央视报道续:不服判决欲申请再审》进行了报道。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5月8日,京华时报即以“涉及的案件审理,法院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内容基本客观真实,驳回了上诉人上诉”,“报道标题有误”向央视公开道歉。但是,无论如何,波澜已兴。2008年5月9日,法制日报以《河北“毒毛巾”案终审 “容忍判决”成关注焦点》进行了报道;2008年5月15日,北京青年周末以《法官详解为揭露问题就要宽容媒体――原告律师称媒体是公众眼睛,出了毛病还能看到真实?》为题,将采访二审主审法官的观点和原告律师的观点相互对照进行了报道。上述报道引起各大媒体转载并展开了讨论,甚至于境外媒体如台湾、香港媒体象原来关注和报道“大陆发现毒毛巾”,“毒毛巾已进入香港”一样,也热情的参与了进来。各路时评家,新闻工作者包括报社主编、编辑记者,法律工作者包括律师、法官、法学教授,还有更多的其他各界人士,基本分成两大阵营,纷纷发表文章,形成了广泛的争论。比较典型的,支持央视监督和法院判决的文章有《央视免道歉应成监督标杆》、《“央视被判免责”中的两个闪光点》、《毒毛巾案件判例应适用于所有新闻监督》、《实际恶意原则,不能仅用于保护央视》、《容忍媒体苛刻批评实质是善待社会》、《宽容媒体的过失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宽容媒体的失误就是保护公众的“眼睛”》、《合理宽容新闻失误并非纵容“报道失实”》等;对央视报道和法院判决提出质疑的有半岛网毕晓哲文《明明报道失实,央视竟然免予道歉?》、青年报司欣文《<每周质量报告>应该道歉》、中国网张敬己文《谁来监督每周质量报告的“质量”》、红网叶传龙文《请央视“产品”先经得起“质量报告”》、安迪文《我怎么越看你越像“职业杀手”?》、东方网评蒋萌文《法律面前“三六九等”?》、法商网文《法院判决“容忍”CCTV“失实”报道!》、马龙生文《请问法官:什么样的容忍才是“不必要”的?》、现代快报发表的《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文《舆论监督权并不高于名誉权》、上海律师杨卫华文《“容忍判决”的方向性错误》、光明网“光明观察”刘长锋文《莫把批评与过错混为一谈》、朱正文《一个东施效颦的判决》等;还有在此案与他案比较的基础上衍生新的观点的,如杨涛文《用宽容央视的气度宽容民众批评》等;有对时评家站着说话不腰痛,胡乱吹捧判决而愤然抨击的,如红网张晓磊文《时评作者们都怎么了》。上述争鸣文章的观点,从其标题可见一斑。在诸多评论中,上海杨卫华律师《“容忍判决”的方向性错误》一文,分析透辟,直中要害,实在值得推崇。该文介绍了美国著名的“沙利文”案件和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件判例确定“容忍义务”和“实际恶意”原则的真正含义和适用对象范围,又从国情和宪政体制的不同,指出“容忍判决”未注意到该案与“沙利文”案的适用对象的区别,又“罔顾中国国情,硬套国际经验,犯下了方向性的错误”, “是一个生搬硬套、南橘北枳的大笑话!”。 

      另有人大博士生熊丙万一篇文章《对网络媒体新闻真实性问题的法律思考》,其观点也是对央视报道和法院判决质疑的,文中提到“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历来是社会讨论不休的重要话题。诚然,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合理宽容新闻失误是必要的,这也并非纵容失实报道。但是,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和行业自律,也将会使新闻自由走向另一面,即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害”“让央视承担核实‘致癌物质’义务,让门户网站承担核实‘涉嫌’依据的义务,还是让网络新闻转载在标题中加上‘两村90%的桃受损害’的信息,都不会影响各路媒体的新闻自由和监督权利。” 

      三、笔者对法院判决的质疑 

      作为亲历此案的孟林茂的代理律师,不单是为孟林茂个人权益负责,后期更虑及本案判决对司法界和传媒界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将法院判决确认的事实和判决理由以自己认为并所能达到的最全面的程度直接提取或概括出来,和读者分享。 

      (一)关于本案主要事实 

      二审法院只在一审基础上多查明了一个“技术员所说的海龙不是晋州海龙棉织厂”,即海龙棉织厂并未在源泉染织公司染毛巾的事实。其他事实一二审是一样的。 

      法院的事实认定有如下需质疑之处: 

      1、央视报道海龙棉织厂在被调查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染色属“张冠李戴”,一二审法院仍认为报道“主要内容真实” 

      海龙棉织厂是否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染色,当属本案主要事实。一审开庭,技术员即被采访对象和源泉染织公司都出庭作证,澄清事实,证实海龙棉织厂从未与源泉染织公司有业务往来,技术员持染色样品所说的“海龙”是指其本人在外地工作时为一个外地名叫“海龙”的客户(个人人名)染过毛巾,但一审法院未“查明”,反而以技术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其说的“海龙”个人的存在,或证实其所述的“海龙”不是海龙棉织厂云云而未予采纳。央视记者自己作采访报道,同样作证人,未提交任何能够确信“海龙”即指“海龙棉织厂”的证据,一审法院反而未考虑其与本案的利害关系,而直接认定其报道 “主要内容真实”。二审法院虽查明了这一主要事实,但仍认定报道“主要内容真实”。 

      2、央视报道海龙棉织厂在被调查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染色的侵权行为事实,判决书竟忽略――回避了 

      央视报道“海龙棉织厂在源泉染织公司漂染毛巾,从源泉染织公司和另一染厂取样11种经鉴定9种含强致癌物”之行为,当是此名誉侵权案至关重要的事实,央视确实如此报道的,判决书忽略未写。只以“报道中,央视记者从调查的染织公司提取染料样品进行检验,并让专家对国家标准和明令禁止使用的有害芳香胺进行介绍”一笔带过。 

      3、央视记者取样不规范甚至造假的事实,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被忽略――回避了 

      染料取样是化验的前提,是得出染厂是否使用致癌染料,毛巾是否含致癌物的关键环节。央视报道从两个被采访染厂提取样品11种9种含致癌物,而央视记者在庭上承认,“从源泉厂和其他一些厂都提取了一些样本送检”,“还从市场上提取了一些染料,是一起交给检验中心的”,从源泉染厂提取样品“四五种吧,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从海洋染厂提取多少样品“记不清了”(注:海洋染织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未提取任何染料样品”);鉴定报告是否能明确哪些样品从源泉染厂提取的,“有一部分能明确”。央视记者对用以化验的染料样品说不清数额,讲不出可信来源,未能提交检验报告,甚至以其他来源或用途的染料冒充被报道染厂染料的事实,在司法审判中如何认定,央视记者证言是否采信,也被一二审法院都忽略了。是否法院也认为无论从哪里取样化验或提取什么用途染料化验,都是用来染孟林茂的毛巾的?所以这个事实不是主要事实,可以忽略不计! 

      (二)关于本案判决理由 

      一二审判决理由无多大差异,对于两审判决不同的理由,笔者将会阐明。首先,判决书高屋建瓴,“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同时,法律亦保护媒体正当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言论评价的权利。上述两种权利相冲突时,将通过司法审判予以界定。”在此前提下,二审判决陈述了理由,经认真分析,概括为三点: 

      1、央视报道不是针对海龙棉织厂,更不直接指向海龙棉织厂。判决书分三点来说明这一理由: 

      (1)央视报道的目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企业,而是基于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有害染色剂从而危害公众安全的社会现象,针对毛巾染色环节所发生问题的反映。(2)央视报道的内容,并不直接指向海龙棉织厂,即报道记者的调查、取样、送检行为和专家介绍,属于对整个调查内容的分析评价,其报道主要内容基本客观真实,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3)事实上,孟林茂在采访中和诉讼中也承认其对染色进行了外包,而承揽企业使用何种染料,何种加工方式,原料源其并不了解,故媒体就使用染料问题所做报道,显然不是针对孟林茂的海龙棉织厂(注:这一点理由是二审原创的。)。 

      笔者认为,(1)既然是针对染色环节,你报道人家海龙棉织厂做什么!法院的理由是否认为染料不用染在毛巾上,染厂不通过毛巾厂就使消费者受毒害了?既然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有害染色剂,中国之大,看来不是一个或三五个,应该已有了不少调查才得出结论,你拿人家“部分之外”的企业做典型做什么!所以,无论针对“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也好,针对“染色环节”也好,总是以孟林茂的毛巾厂和其染色环节作为采访对象和典型,得出“劣质毛巾暗藏强致癌物”的结论的。(2)调查、取样、送检、专家介绍是以此为基础,围绕着记者报道的孟林茂用来染色的染厂和染料进行,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海龙棉织厂的毛巾成了典型和代表,说“海龙棉织厂毛巾在使用强致癌染料的染厂染色”,怎么就不针对和直接指向孟林茂的海龙棉织厂呢!杀鸡给猴看,就说针对的是猴,鸡不要有意见!或者间接指向就不构成名誉侵权?染料取样是记者整个调查的关键环节,是化验和得出结论的基础,当然是案件主要并且关键的事实,从其他来历或用途的染料冒充染厂染料化验得出含致癌物的结论,何谈“其报道主要内容基本客观真实,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另,无论城市和农村,生产毛巾的大小企业,除少量企业自织自染外,染色外包给印染厂的情况应是比比皆是,双方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依靠合同来约束。毛巾生产企业环保和安全意识差,不关注印染厂染色原料的环保性能是客观存在的,孟林茂也是实实在在承认的,如此,媒体报道企业使用致癌染料染色就是正当的,法院就可以赋予媒体这种权利?“媒体就使用染料问题所做报道”,不就是针对海龙棉织厂吗? 

      2、国家棉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报告仅能证明未检出致癌染料,而根据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载明毛巾不合格,虽与含致癌物质无关,仍可证明海龙棉织厂毛巾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另,一审判决中还认为,孟林茂证明了所抽检毛巾未检出致癌物,但并不能证明其他毛巾不含致癌物。 

      笔者认为,毛巾质量问题有织物质料、密度强度问题,还有吸水性、色牢度、酸碱度(PH值)等问题,孟林茂的毛巾经抽检化验属PH值不合格。学过初中化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唾液、汗液或其他体液也可以用PH值试纸检验其PH值,查看酸碱度是否适中。毛巾酸碱度不合格确实属质量问题,但和毛巾是否暗藏强致癌物绝对天壤之别,属于不合格产品与有毒有害的危险产品的分别。判决的意思等于:只要孟林茂的毛巾有质量问题,央视报道其含致癌物就是基本事实属实!感冒病人可以随意说成爱滋病人、癌症患者,同是病人,基本内容真实,无污辱诽谤内容!不知读者或法官先生自己是否可以这样让人去宣扬! 

      至于一审判决要求孟林茂举出其所有出售的毛巾不含致癌物的理由,则更为荒唐,下文再述。 

      3、“与此同时,因毛巾产品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其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孟林茂的海龙棉织厂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对于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该容忍原则”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评论家立刻认为,“央视被判免责”中有两个闪光点;央视免道歉应成媒体监督的“标杆”;毒毛巾案件判例应适用于所有新闻监督,实际恶意原则,不能仅用于保护央视;容忍媒体苛刻批评实质是善待社会;宽容媒体的过失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是保护公众的“眼睛”;合理宽容新闻失误并非纵容“报道失实”等等。其中不少论者以美国著名的“沙利文案”确定的“容忍原则”和“实际恶意”原则来做引证,证明这是中国法治的一个进步,司法审判的亮点。要评点这一“容忍原则”,笔者不得不澄清若干混乱的认识。 

      笔者认为,这一容忍义务的设定,实在是一个败笔。首先,它不同于“沙利文案”对于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设定的容忍义务,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中国的媒体,除有其强大的政府背景,官办色彩,谁也不能否认其都存在追求受众数量和发行量,扩大影响和追逐商业利益的目的,不能排除媒体的记者有追求轰动效应或被人利用打压同业对手的情况。上述情形,有时完全可以消弥媒体或记者更高的道德追求和职业责任感,甚至消弥其对于法律的敬畏。否则,也不会曝出众所周知的那些造假的丑闻。 司法审判对其过度开恩,竟未记取刚发生的教训!美国的媒体除追逐商业利益外,则不具象中国媒体那样的官办色彩,其独立于政府,承担公众代表的角色,是中国媒体不可比拟的。否则,美国媒体也不会铺天盖地曝出克林顿对莱温斯斯的骚扰的丑闻。相对于政府,在美国媒体需要更多的保护,以代表公众对政府及官员表达监督,所以才有“沙利文案”原则的确立。“容忍判决”和那些鼓吹该判决的论者,忘记了自己所在的土壤。美国“沙利文案”中,“纽约时报并不是公权力的‘喉舌’,萨利文也不是普通民事主体,而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头子(蒙哥马利市负责警察工作的市政专员)。正是为了保障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和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该案判决中第一次阐明了‘真正恶意’(actual malice)的原则,即只有在证明媒体的批评系真正恶意所为时,政府或公职人员才能要求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否则只能忍受。”(杨卫华《容忍判决的方向性错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24c2201009g5h.html )这个“实际恶意”(也译为“真正恶意”)原则只适用政府、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实际恶意”原则的适用和上述对象是分不开的。“致癌毛巾”一案的纠纷主体一个是有强大政府背景的央视,哪怕各级地方政府甚至法院都对之敬畏,孟林茂案件在当地连立案都未实现可见一斑。另一个是个体工商户,中国最普通的百姓、连企业的法律地位都不具备的生产经营者。其次,“实际恶意”原则是指明知错误或虚假仍公之于众,或不加审慎放任其错误或虚假而公之于众。“致癌毛巾”一案,勿说对象不适用该原则,即便从是否有“恶意”,也不适用。央视记者一听“海龙”即认为是“海龙棉织厂”,当属严重失察,为什么?(1)“海龙”可指个人,也可指诸多叫“河北(石家庄或晋州等)海龙纺织(印染、棉纺、毛纺等)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的企业。(2)央视记者还将其他渠道或来源的染料当作被调查染厂染料送检和报道,这是故意造假了!(3)浙江毛巾大检查未发现致癌毛巾(否则央视不到河北找),本应审慎调查,然而央视记者到河北南三条拿了一块毛巾,未对毛巾作鉴定,只对不知什么渠道的染料鉴定了一下,就报道“致癌毛巾暗藏强致癌物”。因实际恶意原则“公众人物”范围难以界定,对方证明媒体是否有“实际恶意”又很困难。所以,即便“实际恶意原则”在美国,也导致了不少混乱,造成媒体滥用权利,不负责任的对诸多的官员和公众人物,制造了许多媒体的冤案。“在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裁定纽约时报案原则不适用非官员和非公众人物寻求赔偿的诽谤案。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媒体滥用这个原则侵犯普通民众的权利。”( 杨卫华《容忍判决的方向性错误》)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是对实际恶意原则的修正。格茨案以后,“美国的一些州出台了一些折衷性的法律:如果媒体被控凭空诋毁某人或社团法人,媒体应及时印发撤回声明,此声明要与原报道同样显著和引人注目,那么,这个撤回声明将可以作为以后诉讼中免除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有力根据。 这样的做法既可以避免一部分耗费巨大的诽谤诉讼,节约大量的资源,又可以维持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报道的及时性。因为对一部分原告来说,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而无需再花大力气去证明“确实恶意”;对媒体来说,虽然丢了点面子,但是,可以节省一大笔诉讼的资源,即使最后惹上了官司、被判诽谤,也无需支付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媒体能够在保证最低限度准确性的前提下,最快地向公众提供它当时认为是可靠的信息,而无需担心,万一以后有新证据表明报道失实而受到当事人的巨额索赔。”(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美国媒体中的诽谤诉讼》)是否中国的法院在名誉侵权审判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怪杨卫华律师指出,“而现在‘容忍判决’却支持这样的央视行为,还美其名曰保护新闻自由,这真是错的找不到‘北’了。” 

      还有个别论者,以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雷诺兹案确立的“雷诺兹特权”来引证致癌毛巾案的“容忍原则”,笔者在北京法院网看到了一篇署名周浩的文章《雷诺兹特权》(见http://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65945),另一篇是发表在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05/22/303181.shtml)署名为李哲的文章《“雷诺兹特权”:媒体报道免责的特权保护》。“雷诺兹特权”是指:如果涉讼新闻内容涉及公共利益,而媒体的表现又符合负责任的新闻业要求,那么即使出现错误也可以免除责任。笔者认为,在“致癌毛巾”一案中,央视显然不享有“雷诺兹特权”,因为其“手法”是相当不负责任的。笔者还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媒体有起码的责任心,也做不出如此严重侵害被批评者权利的报道。如此张冠李戴、故意造假、连被报道产品鉴定都不去做就轻言“含强致癌物”,被业内专家称之为假新闻的报道,即便放在确定“雷诺兹特权”的大法官手里,断然不会令其享有该种特权。 

      再说“为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如何界定?绝大多数普通产品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涉及公众利益,不少特定产品要么涉及特定行业或职业生产工作的人身安全,周围环境的安全,要么涉及国家安全,除了这样的普通产品和那些特定产品,可能所剩不多了。都有哪些产品需要设定容忍义务,容忍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判决一直将媒体和公众及公众利益连在一起提,体现了对公众权利的重视,但孟林茂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代表公众、普通个人和特殊机构的关系,弱势群体与强势媒体的关系?轻言某大众消费品含致癌物,批评错了,会不会影响整个行业、整个市场甚至消费大众的利益?无论媒体作为大众传媒或官方传媒,对于公众利益,和孟林茂相比,谁更应该在职责上承担更多责任,为公众利益而更加审慎?孟林茂们的权利至少应平等的受到尊重和重视! 

      再谈“容忍”的限度!孟林茂的厂子相对于央视的强大,绝对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一个张冠李戴并故意造假的报道,境况可知!法院认为孟林茂对媒体批评和“苛责”“给予必要的容忍”,对孟林茂是否太惨酷了!孟林茂们在什么情况下和程度范围内才可以不容忍错误的批评?这都是需要执掌裁判大权的法官认真思考的。本案法官创造了一个“容忍原则”,等于“无限容忍”“容忍构陷”“容忍诬蔑”原则,在此原则下媒体批评可以“任意而为”,甚至无原则夸大事实,甚至罗织、构陷。难怪会有人责问“请问法官:什么样的容忍才是‘不必要’的?”(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6d3c501009tbo.html马龙生文《请问法官:什么样的容忍才是“不必要”的?》) 

      媒体除反映公众舆论,更是公众的眼睛,使公众取得知情权。眼睛如果出了问题,比如近视、邪视了,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不仅侵害了公众知情权,甚至误导公众。这样的事件近年来比比皆是,所造损失巨大,影响极坏!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以最大限度反映真实情况为己任,绝对不能欺骗公众。以西方名誉侵权案件判例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来理解,央视不单是对孟林茂的“苛责”。对媒体批评权利的司法保障可以宽松到什么程度?两种权利相冲突了,司法审判的上述界定是否使公民或企业名誉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评价权取得了一个应有的平衡?没有。这样的判例,在中国没有新闻法,如今讲究法官造法的年代,对以后媒体运作和司法裁判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染料取样化验造假,到报道对象的张冠李戴,得出普遍意义的“致癌毛巾暗藏强致癌物”的结论,还认定其内容基本属实;凭空报道海龙棉织厂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染色,还认定“无污辱诽谤内容”,判决书不具有说服人的逻辑! 

      然而,判决书在陈述其上述几个理由后竟得出结论,“ 综上所述,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行为属于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其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诽谤内容,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要件。”! 

      (三)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因新闻批评引起的名誉侵权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具有特殊性。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未明确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但司法实践中基本上以举证责任倒置为原则。道理很简单,你骂人家是婊子,你得拿出证据来!让人家来证明不是婊子,否则,你就骂得对,是强盗逻辑!从法理上讲,任何民事案件都有一个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问题,单方当事人应当对自己单方已发生行为的依据负责举证,对自己受损害的事实和范围举证,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的依据举证,对明确由自己掌握的证据举证,这才体现举证责任的公平性,简单理解和全部机械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会造成程序不正义从而失去实体正义。新闻作品批评他人,那么自应有其批评的依据,新闻机构应对自己批评行为的依据举证,另因其掌握着证据或证据的来源,令其举证才公平。否则,让被批评者举出自己根本不存在被批评现象的证据,那么,很有可能被批评对象无法举出或无法周延。即如一审判决中明确提到的一样,孟林茂证明了所抽检毛巾未含致癌物,但并不能证明其他毛巾不含致癌物。让孟林茂举出没有被批评现象,并且所有毛巾都不存在被批评现象的证据,这怎么可能!这一苛责超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央视只须举出孟有一块毛巾含致癌物就可以了!然而央视一块毛巾的证据都没有。 

      所以,新闻作品侵害名誉权案件,媒体应对自己报道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被报道对象应对媒体有公开报道行为和事实,所报道的对象是自己,导致了自己名誉损失,名誉损失范围和程度、经济损失的范围程度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名誉损失,一旦公开报道了,即绝对造成了,其程度和范围以媒体发布或发行数量和范围、转载范围、受众多少来定,对名誉受损事实的举证不应苛责。 

      致癌毛巾诉央视一案在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 

      (一)未令央视承担应有的举证责任,创造了“媒体勿需举证”原则,“有罪推定”原则 

      央视在举证时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一二审中既未举出毛巾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又未举出染料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也未举出证实技术员所说的“海龙”确指“海龙棉织厂”(海龙可指自然人,也可指字号含“海龙”其他诸多的厂子或公司),或者其他证实海龙棉织厂与源泉染厂有业务往来的证据。当然,央视更难证明或说明“海龙棉织厂在被调查使用致癌物染料的染厂染色”不构成污辱或诽谤。 

      央视在无上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有采访记者自己作证,法院即认定其“报道基本属实,无污辱诽谤内容”。所以法院不仅创造了一个名誉侵权案件的“容忍原则”,还创造了一个“媒体勿需举证”原则! 

      在此原则基础上,凭空认定央视报道即真实,令被批评对象来举证证实不存在受批评的现象,如果举不出,则报道事实当然成立,这里,也等于设定了一个“有罪推定”原则! 

      笔者注意到,本案二审法院主审法官胡沛先生,在08年第12期《人民司法》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闻监督权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的文章,就是谈致癌毛巾诉央视一案的,读者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该文不仅内容有失实之处(如谈在浙江毛巾大检查已检测出致癌毛巾,央视采访记者对毛巾进行了检测等,北京青年周末报道中也有此说法),其论述此案所采用的举证规则也是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举证规则,即“你说央视报道失实,你举证吧,举不出来就真实”(当然举了也未必采信),难怪乎这样不公平,原来还是有学理依据的! 

      笔者可以问一个问题,央视报道孟林茂的毛巾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漂染,假如孟象央视一样不提供任何证据来反驳,央视报道就真实合法,未侵犯孟的名誉权?法院审理时不应让央视证明其报道真实吗?胡先生的文章实在值得商榷。 

      (二)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令被批评对象承担 

      孟林茂举出了被扣押毛巾经法定程序抽检,未检出含致癌物的鉴定报告,又举出自行到国家级检测中心检测未检出含致癌物的报告,一审法院还认为其不能证实其所有毛巾都不含致癌物。如上文所述,则是在程序上对孟的苛责和不公,对央视一方的明显偏袒。笔者注意到,《北京青年周末》记者采访二审主审法官时,二审主审法官也同样重申了上述一审一样的“举证规则”。(见2008年5月15日,北京青年周末《法官详解为揭露问题就要宽容媒体――原告律师称媒体是公众眼睛,出了毛病还能看到真实?》一文) 

      总之,判决书忽视、甚至回避了侵权行为的基本事实,掩盖了新闻造假的事实,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违法理、严重不公,这样的判决没有给新闻监督权和名誉权保护之间做出平衡的界定。其创造的“容忍原则”、“媒体勿需举证原则”、“有罪推定原则”和其适用的逻辑,会给以后的新闻监督、司法实践造成恶劣影响。 

      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说道:“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虽然中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但判例的比照适用,也比比皆是,司法审判对媒体权利的行使更有导向性,所以这样的判例还是没有的好!。这一判例的存在和沿用,给受损害的弱者、给公众和社会永留遗痛的鞭痕,鞭响还会继续,不知哪一天,哪一计鞭响会响在哪一位的背后和耳边! 

      现在,孟林茂容忍的简直不再是媒体的诋毁报道,而是纠正起来希望微茫的法院判决。这样的判决和法律适用原则更让我们沉重,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有一句话说“法律不外乎人情”,让人会有别样的理解,但我想“法律不外乎人性”是不会错的,但愿法院作出的是都是渗透着人性理念,真正人性化的判决! 

      孟林茂未在使用致癌染料的染厂漂染毛巾,法院已经查明;其毛巾也未检出致癌物,法院也已查明;甚至被调查染厂染料中是否确有致癌物质,法院未进行司法判断,还应存疑。然而,孟林茂要求恢复名誉的请求被“依法”驳回了,因为“央视报道主要内容真实,无污辱诽谤内容”,无论央视,还是直接报道他毛巾含致癌物的媒体都一样胜诉了,媒体没有义务为孟林茂来恢复名誉,进行更正,他将永远背着制造致癌毛巾的“奸商”恶名,受万夫唾指!此案使笔者十分感慨,媒体的责任心在哪里?受害者容忍批评的限度在哪里?法律追求的正义和公平在哪里?弱者寻求司法保护,司法救济的希望在哪里?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又在哪里?我们讲法院是一个“平衡器”,是一个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弱者和受害者权利救济的所在,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实现上述目的的杠杆是法律,而不是其他。笔者认为,“容忍判决”严重悖离了上述目的,也公然违反了法律,损害了司法权威。 

      致癌毛巾一案,引发的论题,不单是平衡监督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样是涉及“公众利益”即公众知情权的问题,涉及媒体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名誉权保护三者的平衡。!媒体涉及到事实的揭示和披露不应出现实质上的错误,出现了就应予以更正,属于失察就应道歉,直至赔偿损失。因为媒体承担的不仅是监督权,还同样重要的承担保障公众知情权的义务。媒体报道事实的错误,既侵害他人名誉权,又侵害了公众知情权,损害了公众利益。媒体误导甚至欺骗、愚弄了公众,会造成公众的不信任,等于媒体自牋。所以要求媒体承担真实披露、及时更正的严格责任是媒体立身之本,即其作为传媒的根本属性决定的,自应确定为媒体的法律义务。要求其承担上述法律义务,并不妨碍其监督自由,同时也使公众知情权、他人名誉权得以保障。司法审判也应按上述原则来确定媒体的责任。为了实现上述平衡,应确定媒体对所报道事实负举证责任,而不应将这一举证责任推给诉讼对方当事人。 

      “致癌毛巾”一案和围绕此案的争论,凸现出和新闻相关的立法的不足,我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新闻法,国务院《新闻工作者条例》规定笼统,早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最高院两个相关司法解释分别是93年和98年出台。笔者强烈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完善相应司法解释,将这几年假新闻带给的教训,西方法治的经验,新闻媒体举证责任,容忍媒体批评的对象范围和容忍的界限等纳入进来,给媒体监督、司法审判一个统一可循的尺度,从立法上保障司法审判给媒体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名誉权保护三者一个平衡! 

      四、题外之言 

      既然“央视做节目的目的,是基于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有害染色剂从而危害公众安全的社会现象,针对毛巾染色环节所发生问题的反映”,央视也报道浙江省质监局和国家纺织产品质检中心联合对浙江省内的部分商场超市销售的毛巾产品进行了一次专项抽查,不合格率高达80%,那么,发现了多少致癌毛巾?为什么没有以其为典型顺藤摸瓜,却千里迢迢找一个错误典型?央视报道国家技术监督局要在全国进行毛巾质量大检查,那么后来查出了多少致癌毛巾,“毛巾产品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其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为什么以关注民生和产品质量为己任的央视《产品质量报告》没有继续追踪报道?我们却只见部分地区在网上公布的“未见致癌毛巾(或毒毛巾)”的消息? 

      围绕“致癌毛巾”,无论央视的初始报道,还是其他媒体甚至海外媒体转载,都未有来自监管机构的数据和确证,随着此案诉讼进程,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争论,国家技术监督局好象事不关己,只是隔岸观火。同样,“毛巾产品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其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浙江检查是否查出致癌毛巾,全国质量大检查又是否查出致癌毛巾,是哪个厂子生产或什么牌子的,采取了什么处罚直至关闭措施,如此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件,如此重要的事实,在“致癌毛巾报道”引起公众瞩目、提心吊胆情况下,作为权威部门的国家监管机关不该予以公示、指导消费,或澄清事实吗? 

      

    【注释】
    作者单位: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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