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期，我校组4人团出访欧洲5国12所大学（波伦亚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第一大学、慕尼黑大学等）。访问团由校长徐显明教授带队，国际交流处杨勤活处长，法律系岳礼玲副教授随团，本人亦忝列其间。访问团于2002年1月23日出发，至2月11日结束行程返京。
  
  
  此行目的主要有 三：（1）邀请欧洲最著名大学院校长参加我校50周年校庆；（2）磋商筹建中德法学院；（3）拓展我校与12校间建立经常性、多向度的校（院）际关系。由于这12所大学皆名声显赫，以我校现下之声名地位欲与攀得亲缘，诚属不易。亦正因如此，访问团使命尤重，诚惶诚恐。好在显明校长见多识广，与欧洲同行谈笑自如，纵横捭阖，使多项重要交流项目得以落实，亦展现出我校之教育构想和发展之蓬勃气象。与这些大学古老厚重之精神相比，我校访问团所透露出的昂扬激情，给欧洲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路航线所串联的是欧洲古老（尤其是11世纪以后）的历史，访问团的每一位成员尽管带着奔走的疲惫，但每天仍寻得间隙在不同风格的大学文化间徜徉，浸润在各学术和思想重镇的独特曦辉之中，——其实，笔者难以完全言传其间感受的所有细节，惟采撷片段作为行游记述罢。
  
  
  
  罗马天际的松影
  
  
  
  1月23日当地下午，访问团由意大利米兰转机抵达罗马。在夜色朦胧里，我们透过车窗打量着这座并不太靓丽的古老城市。然而，罗马毕竟与众不同，它吸引着各国学人的目光。这里散发着从古城废墟里幽幽飘动的精神魅力，——罗马的整个城市是一座偌大的露天博物馆。我知道，有数位 享有世界声名的学者（如孟德斯鸠、歌德、拉德布鲁赫）都是在中年之精神生命处于委顿之时，分别在不同的时代朝觐过这个城市，希图追寻拉丁文明的源头。歌德曾写道：“（在罗马）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一切梦想又复活了……从我踏入罗马的那天起，意味着真正的再生。”（歌德：《 意大利游记》第114页，136页）确实，古罗马市政厅、斗兽场、巴拉蒂诺山丘、罗马的旧城墙和浴场、梵蒂冈以及数不尽的雕塑、绘画和喷泉……像风暴一样席卷着每一个踏进此城之游客柔弱而敏觉的心灵。
  
  
  但可惜我们无暇在匆匆的行程中悠闲地欣赏这人间的美景。按照预定的计划，到达罗马的竖日，即拜访罗马第二大学，在罗马法教授斯奇巴尼先生（Sandro Schipani）引见下，两校校长商谈并签署了进一步交流的协议。罗马二大的校长是一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教授，其为人谦和，面部始终带着微微的笑容。协议签定之后，他目送我们一行再进罗马的暮夜，神情安详静穆。
  
  
  当离开罗马古城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回头再看一眼这个逐渐远逝的城市。其实，真正映入眼帘而永不磨灭的，是在天际线上依然迎风挺立的罗马松，——那枝干上扬形成伞状的姿态，或许蕴涵着更深邃、更不可捉摸的意义。
  
  
  
  波伦亚——法律者的麦加
  
  
  
  从罗马乘车北上经佛罗伦萨（一个被徐志摩称为“翡冷翠”的城市，那里埋葬着文艺复兴巨匠的身魂，我匆匆一瞥其毓秀的轮廓，久久无语），25日中午时分到达心仪已久的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城——波伦亚。
  
  
  “波伦亚”可能是来自拉丁文的音译。但按照意大利语的发音，其当应译作“波洛尼亚”（或博洛尼亚）。它于1088年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尤其以研究《尤士丁尼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而闻名于世，12-13世纪处于鼎盛，形成注释法学派，一度学生云集，成为欧洲各国法 科学生的朝圣之地。14世纪后学道中落，但至今仍有世界各地的学子来到这“梦中的精神家园”求学。它目前与世界上500多所著名的大学保持着校际交流关系。
  
  
  波伦亚城市主色呈米黄，各建筑物均有多柱回廊贯通接连，自成一体。在该校比较法教授玛丽娜·蒂默特奥（Marina
  
  
  Timoteo）女士的陪同下，我们在大学古老的行政大楼会客厅与该校管外事的副校长就两校的合作（学者与学生交流事项）达成初步的意向。之后，蒂默特奥带我们穿过由若干回廊连接的街道，拜访了波伦亚大学法学院的法哲学研究所。我记得1995年6月16-21日，全世界各国的法哲学家曾汇集于此，召开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的第17届世界大会（笔者曾于1994年在《中国法学》就会议主题进行过报道），该研究所的恩里科·帕塔罗教授（Enrico Pattaro）由此当选该协会的新一任主席。我们匆忙到访，不巧未能与帕塔罗教授谋面，但研究所的其他十几位同事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出友好的热情，他们的脸上透着兴奋和惊异。10分钟的会谈过于短暂，我们想急切沟通的愿望只能化作是“尽在不言中”了。
  
  
  傍晚时分，我们被引领至一座带有钟楼和天井的中世纪院落，这就是我们心中敬若神明的最古老的法学院，是伊纳留(Irnerius）、阿佐（Azo）和阿库修斯（Accursius）等硕儒讲学论道之所。天井中央的圆石昭示着过往的行人：这里是大学的原点，所有的大学都从这一点开始起步。
  
  
  
  “高会长”其人
  
  
  
  1月27日下午3点，经空中2个小时的飞行，访问团成员到达法国的巴黎。这是一座以艺术、时尚、堂皇的建筑与浪漫的风情装点的都市。塞纳河、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埃菲尔铁塔……当这一连串年幼时即耳熟能详其名之所，像一个个生动的精灵真实地显现在眼前 时，笔者在瞬间所感受到的冲击力难以用文字来缓缓叙述。但我们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不到一天），且公干在身，故只能利用晚间空余去领略一下它的夜色。我们至午夜时分仍然在香榭丽舍上漫步，当时感觉仿佛整个巴黎的心脏在静谧的夜风中正均匀地跳动。
  
  
  在巴黎接待我们居行的，是法国塞纳-黄浦交流协会。协会会长高德晗先生（Jean-Jacques Godfroid）是一位硕健、敦厚而热情的老者，他于当天从中国上海专程赶回巴黎为我们的计划进行安排。其人一下飞机，直接赶到我们的住地，在附近的一家巴黎老店为访问团接风。高会长话锋机巧，与饭店老板娘风动雅致的神情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轻松之“夜巴黎”一景。次日上午 ，高会长亲自引领我们与巴黎第一大学的领导人会谈，气氛热烈而友好。两校就进一步多方面交流的意向达成一致意见。中午，我们在大雨滂沱的洗礼中别离第一大学和高会长，奔赴机场，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在弗莱堡拜谒胜雅律
  
  
  
  离开巴黎的当日下午，即来到与瑞士巴塞尔一界之隔的德国著名大学弗莱堡。按照德文的意思，“弗莱堡”（Freiburg）是指“自由的城市（堡）”。它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黑森林山西麓，莱茵河上游的谷地，风景优美。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其莱茵河游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述：
  
  
  “（弗莱堡）中央是黑色的教堂和它的尖顶；周围是城市中的尖顶山墙，以及带风信标的房顶……城外是广阔无垠的绿地毯式的平原，边上有一些茂盛的灌木丛，好似地毯的流苏。”（雨果：《莱茵河》，第182-183页）弗莱堡于1457年由奥地利 大公爵阿尔伯特创建大学，历史上以法律教育而闻名欧洲。20世纪上半叶，由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与马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在哲学上的贡献，弗莱堡一度成为世界学术思想的中心之一。二战后，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及国际刑事法律研究所也设在此地。
  
  
  我们此行到弗莱堡的目的之一是为筹建中德法学院寻求德方的合作伙伴。在29日上午的会见中，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法学院院长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及国际刑事法律研究所所长阿尔布莱西特教授（Hans-Joerg Albrecht）均对该项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与合作的愿望。在座的其他弗莱堡教授们的言谈中也透现出强烈要求与法大结好的情绪。
  
  
  这种热烈的情绪一直笼罩在我们访问团的每一位成员身上，至当日由阿尔布莱西特教授主持的晚宴上达到高潮。利用晚宴的间隙，笔者在附近的旧书店里购得英文-希腊文对照版四卷本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以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于19世纪出版的《人生智慧》，这些书的版本价值较高，虽价格不菲，但亦有如获至宝之得意感。
  
  
  晚宴过后，承蒙该校汉语系教授胜雅律先生（Harro von
  
  
  Senger）邀请，笔者个人拜访了汉学系图书馆及胜雅律的办公室。雅律先生70年代曾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学习汉语，且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兼任瑞士洛桑大学的比较法学教授。经过十几年对中国古代“三十六计”的潜心研究，于1987年写成《智谋》上册，震动西方学界，遂被翻译成10多种 文字，甚至还被移译汉本在中国出版，前后发行40多万册。笔者于数年前结识雅律先生，对其为人为学钦佩有加，在翻译德文文献方面也多有讨教。这次办公室会见，雅律先生用式样有些陈旧的收录机播放“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乐曲，曲调柔美婉转，在这样的氛围中交谈，我不由得 感叹：时空变幻，沧海桑田，人类精神尚能如此通达乎！
  
  
  
  波恩会谈
  
  
  
  在随后的一周，访问团又马不停蹄，先后访问了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汉堡大学、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就筹建中德法学院及其他交流事项广泛交换意见，有些学校（如伊拉斯谟、汉堡）还提出了进一步交流的具体项目。
  
  
  2月5日上午，我们一行4人由荷兰鹿特丹中经德国的科隆，乘车抵达德国重镇波恩。波恩与科隆毗邻，由莱茵河南北连接，因古罗马人于公元1世纪在此修筑波恩西亚城堡而得名。波恩在战后长期作为西德的首都，联邦政府和许多著名的社团在此设有办公机构。我们要拜访的是位于波恩肯尼 迪大街50号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总部。该中心是德国与国外进行多方面学术交流（如资助学者互访、互派公费留学生、资助学术研究、翻译出版等）的机构，在近20个国家设有驻外办事处。目前，DAAD在总部有专门负责中国-蒙古国事务的办公室，并在北京设有驻外办事处 。
  
  
  在总部的会谈中，徐校长就筹建中德法学院的情况向DAAD负责官员作了详细的介绍，双方对经费的筹措、德方伙伴的遴选以及法学院建设的规模及步骤进行了具体地磋商。在此方面，DAAD官员态度反映积极，表示将对项目予以鼎力支持。中德法学院一旦建成，其意义非同小可。它将为政法 大学走向国际，办成有特色、外向型大学开创一个新的模式。
  
  
  
  莱茵吟韵
  
  
  
  2月5日下午，访问团返回科隆。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公元50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之妹出生于此，故取名“科隆尼亚”。科隆临莱茵河，1833年建立大学。二战时，科隆整个城市遭到英美联军飞机毁灭性轰炸，惟有立于莱茵河西岸的科隆大教堂几乎完好无损，堪称奇迹。
  
  
  但我们已经来不及去仔细观瞧科隆大教堂这个经过战争洗礼的“上帝之舍”了。按照约定，科隆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诺伯特·霍恩教授（Norbert Horn）此时要会见并宴请访问团成员。霍恩教授在外地开会，来不及整理衣装，冒雨风火赶回科隆与我们见面，其神情虽感疲惫，但依然风度翩翩。霍恩先生多年来对科隆大学与政法大学之间的学术交往倾尽心力，其贡献无人可及。对我们此次来访，他亦表示出极大的热诚。双方就两校未来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之后，霍恩驱车带我们游览科隆暮夜街景，于莱茵河东与大教堂隔岸相望的Hyatt Regency饭店设宴款待来宾。Hyatt Regency环境幽雅，我们透过玻璃窗墙能够欣赏莱茵河上美丽的雨夜景色及科隆大教堂在河水中的倒影。在座的每一个人无不为这浓浓的意境所感染，大家相互敬酒祝辞。一时有感，我拿过饭店的菜单信笔写下不甚切韵的旧体短句：
  
  
  烛光一点映江水
  
  
  扁舟无音过莱茵
  
  
  暮夜烟雨教堂影
  
  
  宾客坐定听钟声
  
  
  我把小诗赠送给邻座的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何意志先生（Robert Heuser），他颇为兴奋，连连称赞其中意韵。2月18日，笔者在北京收到何意志先生回信，他把这四句译成德文：Kerzenlicht spiegelt sich im Strom / Ein Schiff geraeuschlos streift vorueber schon / In tiefer Nacht schwebt Regen um den Dom / Die Gaeste sitzen，lauschen Glockenton。何意志先生汉语造诣极高，所译德文用辞考究、声韵缓急和谐，较我之初作无论词韵意境更胜一筹。不过，此亦科隆之行一段佳话罢。
  
  
  
  惜别剑桥
  
  
  
  辞别欧陆，越英吉利海峡，2月7日晚访问团来到英国。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剑桥和牛津这两所王牌大学。它们像两颗耀眼的星座斜挂在伦敦的东北方（剑桥）和西北方（牛津），交相辉映。两校历史上孕育的超重量级科学家、哲人、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不计其数（只要其中哪怕一位在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都会使那所大学立刻跻身世界一流），他们用自己辉煌的业绩不断续写着牛津与剑桥的神话。不知有多少青年学子为之梦断肝肠，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为之穷尽辞章。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哪怕是帝王将相）都会被它们精神的光芒所遮蔽，被这 思想帝国的威仪所折服。 8日上午10时，访问团一行3人（岳礼玲副教授留在德国）来到剑桥大学，前往剑桥西路10号的大学法学院拜会院长比特森教授（J. Beatson）。法学院主楼是掩映在绿树花木间的新式半圆体玻璃建筑，远远望去像是大学的花房。但在历史上，剑桥法学院可确实有些声震寰宇之辈，例如梅特兰教授（F. W. Maitland, 1850—1906），他与波洛克教授（F. Pollock）合著的两卷本《爱德华一世时代以前的英国法律史》（1895年）至今仍是研究中古英国法律史的必读经典。比特森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我们，并与徐校长就两校（院）合作事宜进行交谈。之后，他带我们参观梅特兰法律史阅览室。在梅特兰的半身铜像前，我一直静默地注视着其所透射出的睿智的眼神，渴望解读剑桥学术的奥秘。
  
  
  然而，我们不能在剑桥停留太长的时间，按照计划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到牛津。带着遗憾和哀叹，我们不得不离开这有着醉人的剑河、“康桥”、格兰赛斯德草原以及美丽动人故事的地方。远望剑河这“世界上最秀丽的一条水”，也只能像徐志摩当年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
  
  
  
  牛津教授晚宴上的菲尼斯
  
  
  
  作别剑桥，我们乘坐面包车，经过3个小时的路程，于下午4时许缓缓进入牛津镇。这个先于剑桥而生的大学城（1167年左右建校），街两边的屋宇显出与剑桥不同的风格：凝重而色呈金黄。如果说，剑桥多灵秀柔美，牛津则体现浑厚阳刚，剑桥素雅静谧，牛津纵横昂扬，各有千秋。当然， 我们还可以说，剑桥和牛津在学术传统上也还有些差异：剑桥重“自然知识”（理科），牛津偏“价值知识”（文科）；剑桥多大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牛津多大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两者交相争胜，凡七百年不止。不过，从近代法学发展角度看，则牛津似乎更为强盛，才俊 辈出，代代生辉；相形之下，则剑桥稍显暗淡。仅就法理学而言，牛津一直是该专业的世界重镇。其法理学讲座教授一席，晚近百余年香火不断：从F. 波洛克起，其后有C. K. 艾伦（Sir Carleton Kemp Allen），A. L.古德哈特（Arthur Lehman Goodhart），赫伯特·哈特（Herbert L. A. Hart），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这一脉相袭的牛津法理学教授，人人殊有创新，个个引领所处时代的法理学潮流。
  
  
  在牛津接待我们的，是位于牛津著名的大街——高街（High Street）附近的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受帕特森基金会（Paterson Foundation）的资助，我校目前有三位本科生在这所学院就读。由于有这一层亲缘，奥里尔学院及大学对我们的到访极为重视，按照牛津最隆重的礼节予以接待。院长（Provost）于晚7点半在奥里尔学院资深教授共宴厅（Old Senior Common Room）设宴招待来宾。其菜肴制作精细，宴会程序礼数讲究，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者着实领略一回牛津的气派。宴会共15人参加，宾客13人分左右两排落座，主人各一陪座上下席两端。邀请参加宴席的牛津教授，个个来头不小，其中有著名汉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当然主要还是法学 家。我最感兴趣的，是与我一席之隔的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他所治之学与徐校长及笔者所学同属一门，相互间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及亲和感。菲尼斯在目前英美法理学界在世的法学家中，声名不在罗纳德·德沃金、尼尔·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和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等人之下。1980年，他出版《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一时名满天下，评介如潮。中国法理学界也紧随其后，将其作为一派（新自然法学派）掌门重点推介。其正义与法治理论被学界同仁频频征引，以至于凡初通西方法理学常识者，无不知晓其人的大名。
  
  
  菲尼斯年届六旬，鬓角斑白，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话低沉缓和，一派文质彬彬。据其学生称：菲尼斯平素独行特立，常常独自一人在其任教的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庭院内无目标地漫步。不过，牛津的思想者们大抵都是如此罢！
  
  
  我们与菲尼斯的谈话是在宴会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当时已接近晚间11点，大部分客人告退回府，仅剩基金会的帕特森夫妇、我们访问团的3位成员以及菲尼斯本人。因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和我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业已把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纳入翻译计划，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从这本书的移译开始，由此谈及其思想的特性及近年的著述，其业师哈特的理论及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术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谈到他本人与约瑟夫·拉兹在牛津开设的法哲学Seminar，谈到德沃金的退休及其后继者的简况。尽管谈话的时间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但我本人能有此机会与这样的学术大师零距离晤谈，所获得的感受难以用一时的收益来加以简单衡量。告别菲尼斯已是深夜了，我们一行人将他送出奥里尔静静的庭院，一直看着其消瘦的身影消失于牛津高街的夜色里……。
  
  
  
  寻访马克思墓地
  
  
  
  别离牛津，我们为等候归国而暂时住进位于伦敦西区一家由华人开办的小旅店。说它小，不仅因为它只是一幢仅有十几个房间的三层私家小楼，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它规定要由旅客自我服务（比如旅客自己埋锅造饭）。
  
  
  10日清晨，我们决定在离开伦敦之前去看一看卡尔·马克思墓（这几乎是每一个来伦敦的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显明校长比我们起得早，为大家准备早餐（其实，他不过用黄油做了一盆鸡蛋汤，按他的话说算是“校长为教授服务一回”吧）。饭后，我们就准备上路。记得以前读过一本书，里面曾介绍说马克思墓在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但一上车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本书的记载简直是张冠李戴：把马克思墓所在的一个私家管理的公墓——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直译为“高门墓地”）与海德公园愣是混为一谈了（或许是Highgate与Hyde Park读音相近而造成的误会？）。
  
  
  “海格特公墓”位于伦敦北部的郊区。经过艰难的寻找，我们终于到达公墓的门口。是日到此处参观者寥寥，墓地出奇地安静。把守大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向我们每个人收2个英镑才予以放行。我们沿着坡道一直进入墓地深处，在杂树丛中看见马克思墓碑兀然屹立，硕大而熟悉的老人家头像逼人眼目，我们不由自主地为之肃然起敬。该大理石墓碑是1956年由英国共产党倡议竖立的。墓碑上方镌刻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其下方，刻写着马克思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注意到：与马克思墓对面相距不足3米远的地方，是另一位伟人——英国19世纪哲学家、著名的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墓地。20世纪初，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被严复等人译介到中国时，其声名的传播甚至比马克思还要更早一些。真没有想到，这两位同样影响过中国的思想家在逝世后竟然安葬在一起，难道这是冥冥上苍的有意安排？孰解其秘，解秘其谁？在要离开墓地时，我向两位伟人深鞠一躬，但愿两位伟人之理想信念永世长存，其奋斗形象为万世景仰。
  
  
  当日下午17点30分，我们从伦敦希思罗机场登上返京的班机。次日上午11时进入中国的领空。俯瞰飞机下方茫茫的雪山、深邃的沟壑、莽原与森林交织的土地，我知道我们终于结束了短暂而紧张的云游，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母土……。
  
  
  2002年4月30日夜
  
  
  于政法大学风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