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概况评析
2017/5/9 23:17:48 点击率[38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出处】《基层法治建设理念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作为规范的重心,对于政府主动公开之外的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获取,从而确定了我国以政府主动公开为主、依申请公开为辅的制度模式。其目的在于为各级政府设置主动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以此改变长期以来政府“暗箱操作”的办事方式,鼓励和扩大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和可能。当代公众参与正在由个体参与走向非政府组织参与为代表的“组织化参与”方式。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组织化公众参与正在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根本动力源泉。
    【中文关键字】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社会组织
    【全文】

      引言:政府信息公开的外部配套制度
     
      伴随信息技术与法治的发展,曾经被包含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表达自由条款之中的信息自由,已经被发展成为一项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予以专门保护的权利。在中国,这一迅速生长的基本人权已经被规范表述为“知情权”,并被写入了于2009年4月13日发布的中国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之中。从民主政治的意义上说,公民若不具有知情权,就无法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过程;从个人权利保障的意义上说,程序性权利是保障个人实体权利的一项重要机制,而知情权是当事人获得和实际有效行使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前提;从个人权利救济的意义上说,知情权又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特别是司法救济的重要前提条件。[1]
     
      就信息公开的外部配套制度而言,保密制度无疑是最关键的。在任何国家,保密与公开都是一对天然共生的矛盾体。保守国家秘密需要将知悉秘密信息的人员控制在最小范围,而政府信息公开则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知情权。保密过宽、过滥,公开就必然受到限制。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保密的规定,仍然过于宽泛,概括指向了《保密法》的规定。《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报国务院批准试行。”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除了受《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国家秘密概念限制之外,还受到《档案法》中“档案信息”概念的限制。在档案法制度背景中,政府信息可以被分为档案信息和非档案信息。在其他国家,如美国,档案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它免受《信息自由法》调整——只要有关档案不在免予公开的范围内,则档案应该与其他政府文件一样对公众公开。但根据我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档案信息的公开事实上会受到限制,因而出现所谓“准国家秘密信息”等问题。[2]
     
      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特征与宗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共五章三十八条,分别就总则、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还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等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3]
     
      (一)推出型政府信息公开法
     
      从逻辑结构看,“信息获取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以“知的需要”为前提的信息获取,意指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保证公民有权获得相关信息;二是以“知的权利”也就是“知情权”为前提的信息获取,它是指不以信息申请人对信息的需求为前提的、一般性的、普适性的信息权利。[4]各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体系: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公开制度体系和以优化政府治理为基础的公开制度体系。[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推出型信息公开法律。该法突出主动公开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积极作用。这种推出型信息公开法律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拉伸型信息公开法律。后者更注重依申请公开或者被动公开。虽然我国的推出型信息公开立法并不抹煞被动公开的作用,但该类型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依申请公开的重要性。[6]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进属于典型的变法模式,依靠中央集权强力向下推行。变法模式需要警惕的是向下落实中的变形问题。为此,变法需要尽可能明确、具体,需要尽可能确保刚性,才能防止被扭曲。就此角度观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诸多方面还显得简单粗糙,难以发挥出对制度运行的足够指导力。一些被申请单位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为依据要求依法申请公开者说明其“特殊需要”,以各种方式询问申请者的申请理由及信息用途,其中有的甚至要求申请者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其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中“可以”一词意在宣示公民的权利,而非课予依申请公开者说明理由的义务。上述部门严重误读该条含义和精神,而通过实施细则明确该条含义是必行之道。[7]
     
      (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为各级政府设置主动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以改变长期以来政府“暗箱操作”的办事方式,鼓励和扩大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和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维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益”,毋宁说其维护的是促进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管理的一个机制。[8]《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至第十二条明确列举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主动重点公布的政府信息。这些政府信息主要集中在法规、规章和文件中,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政策及统计信息,财政的预算和决算报告,行政事业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扶贫、教育、医疗、社保及就业,突发事件,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等情况,土地征收及补偿等。可见政府信息公开是以行政管理的需要为中心。[9]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作为规范的重心,对于政府主动公开之外的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获取,从而确定了我国以政府主动公开为主、依申请公开为辅的制度模式。[10]对于一些比较疑难复杂的申请或者或跨部门的申请,需要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承担内部沟通协调的责任,但目前这一机制也不完善。同时,实践中还存在因同一信息的制作单位、持有单位和保管单位不同而各单位互相推诿公开义务的情形。《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以立法明确了多个主体信息公开的具体责任,值得借鉴。[11]
     
      间接的知情权保障和潜在的申请目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依申请公开机制的作用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主动公开程度因而受到制约。虽然该条例允许公众申请政府信息,但是并没有明确授予公众知情权。……这就造成了知情权在现阶段只能得到间接保护的现实。这种间接保护制约了公众申请政府信息或要求行政机关纠正违反主动公开职责行为的能力。[12]
     
      二、政府预算信息与环境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法的落实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机制,同时也需要政治保障机制。知情权和参与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信息是理性参与的前提,但是许多信息只有在公民的积极参与和严格监督下才可能变秘密为公开;和其他权利一样,知情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公民通过亲身参与争取才能得来。[13]
     
      (一)政府预算信息公开
     
      预算公开指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的编制、审批、执行的全过程都应当以适当方式向公众公开。预算公开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立责任政府、遏制财政腐败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预算公开在许多国家直接由宪法进行规范,反映了对该事项重要程度的判断。各国宪法对预算公开的规定,通常由预算基本法、信息公开法、代议机关议事规则等法律具体调整。从本质上讲,政府预算信息的性质应当界定为公共产品,其产权属于社会公众所有。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客体有三个层次:基本信息、基础信息和基准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着重强调公开的是政府预算基本信息。客观地说,国家秘密和政府预算信息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关系,依法合理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就成为影响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关键因素。推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事业继续发展,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继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二是改革修订国家秘密法律制度。[14]
     
      在德国,财政部门编制预算过程中,要在其网站上开辟专栏,广泛听取和搜集公民对预算安排的建议和意见,同时向预算单位和社会公众公布与预算编制相关的全部文件。联邦及州议会在审查和辩论预算时,不但允许公民自由旁听,有时还进行实况转播,如果公民需要更详细地了解预算内容,还可以直接向财政部门索要预算文本,财政部门一般都及时提供相关资料。[15]就我国预算公开事业而言,公开政府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绝不能肤浅地理解为仅仅就是公开相关法律文件。在这里,首先需要彻底抛弃单式预算的思想,真正按照复式预算的编制思路组织政府预算,然后厘定、细化预算编制的科目分类,确定科学的统计口径,最后在可能导致结论偏差的数据群中择取最接近客观真实的数据,从而揭示政府预算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下收支的真实状况。[16]
     
      (二)环境信息公开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深和公众环境权利意识迅速觉醒的背景之下,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一般认为,保护公众知情权构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动因。由于环境信息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利益保护问题,而对公众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因此,环境知情权实现的主要方式应当是政府主动披露环境信息。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制度框架之下进行的。2007年4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于2008年5月1日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时实施。[17]
     
      2009年8月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西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公众获取环境信息进行了专章规定,明确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2009年7月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也对公众参与做出了专章规定,明确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规定“单位和个人享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监督管理以及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总之,以公众参与为本位,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将政府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行为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是我国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发展路径。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模式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因此强化行政机关的责任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明确政府行政首长的责任,规定环境信息的公开由环境行政部门首长负责,健全行政首长问责制。[18]
     
      虽然在规范上可以通过对政府信息进行分类、对免除公开信息进行规定等方式来划定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是必定会存在诸多裁量性政府信息,即没有明确具体的公开要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如何公开,则须有方法论上的支撑。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启用的公开推定原则,是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重要方法,其将举证责任负担置于政府机关,而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美国公开推定方法的原理及实践,对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价值。[19]
     
      三、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原则上政府掌控的信息一律应向民众公开,以促进信息共享和社会进步。但任何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也规定了明确的、不予公开的例外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为个人信息。这项规定,使得对他人个人信息的查询受到必要限制。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首要规则,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关注。[20]
     
      (一)个人信息保护
     
      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其实是一个‘搭车’之举。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是两项各自独立、根本不同的制度。其区别在于,政府信息公开法适用于全部政府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只适用于个人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法着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政府信息公开法意在加速政府信息的自由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法意在使个人信息不被随意收集、传播或做其他处理。正是由于两者的诸多不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分别立法的方式。[2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这既属于义务性规范,也属于权利性规范。因为它要求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核实负有提供身份证明的义务,但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公民要求政府机构提供自己个人信息的权利。[22]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该条款是公民核实和更正自己个人信息的保障。错误的个人信息,如纳税信息、不良金融记录等,往往给公民带来工作机会的丧失和财产上的直接损失。允许公民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不仅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实现,也直接关涉公民权利的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个人信息不得任意泄露,保障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查询和更正自己信息的权利,并对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做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规定,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一个鲜明特色。[23]
     
      (二)隐私利益保护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议稿》第十九条除了规定对能确定个人身份的个人信息原则上不予公开外,还对这种不公开给予了四种限制:第一,法律、法规规定公众可以查阅的信息应当公开。第二,为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有必要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当公开。第三,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义务相关的个人信息应当公开。第四,个人信息的记录对象同意公开的可以公开。[24]美国于1986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其中,通过立法的技巧平衡行政信息公开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立法政策。这种技巧就是通过立法明确列举规定不公开的范围,其目的并不在于提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效率,而在于限缩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25]
     
      空军诉罗斯案、国务院诉华盛顿邮报案、司法部诉记者委员会案是早期美国信息公开诉讼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案例。[26]比较这些案例,可以发现在罗斯案中,法院强调在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案件中公开信息的公共利益要高于保护个人隐私的利益。法院第一次建立标准以阻止披露是在华盛顿邮报案中,法院判决即使是很小的隐私利益也能适用信息公开法的例外。之后,记者委员会案确立了“核心目的”原则,即在隐私例外的案件中限制因公共利益披露相关信息。在记者委员会案之后,法院衡量的标准便不同于罗斯案,开始对隐私利益进行扩大解释,而对披露信息的公共利益进行限制解释。[27]
     
      综合比较国防部诉联邦劳动关系管理局案、拜博斯诉俄勒冈州自然沙漠协会案、芝加哥城诉财政部案和白宫独立顾问办公室诉范文思案,可以发现这些案件重复了法院在审理信息公开隐私例外案件中的立场——核心目的原则。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法院在分析引申使用和披露的副作用时充分考虑了个人隐私利益。在联邦劳动关系管理局案与拜博斯案中,最高法院继续采纳核心目的原则,对信息公开的公共利益范围采取严格限制。这种方法使得微小的隐私利益即可引起对信息的扣置。在信息公开隐私例外案件中,最高法院从不主张披露个人识别信息,只要隐私利益属于对个人信息的释放和使用的权利,并且披露的利益被核心目的原则所限制。从上述四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来看,美国联邦法院已经对此类案件形成了倾向性的意见,即隐私利益优先考虑。[28]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是否公开与披露,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当事人的知情同意。如果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同意公开,则政府机构应该公开这部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否则就是对要求公开者知情权的侵害。《德国联邦信息自由法》规定的申请人的信息自由权超过第三人对不公开信息拥有的正当利益的情况是:所申请的信息限于第三人的姓名、职称、学位、职务、办公地址和通讯号码,而且该第三人系以专家、鉴定人或类似身份在某一程序中出具意见。[29]
     
      结语: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发展动力
     
      世界多国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信息公开制度在本质上是一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有效监督政府履行职责的制度,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作为执行机关的行政部门对有关申请的拖延、积压、推诿,以至处理不当甚至违法做出不予公开决定等问题。[30] 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虽然修改后的《保密法》通过上收定密权、建立定密责任人制度、设立保密期限制度、健全自行解密与解密审查相结合的解密制度[31],从主体、时空、程序等多个角度做了调整,缩小了国家秘密的范围。但是,这与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和社会需求相比,仍有改进的空间。[32]“定密容易解密难”大大增加了国家秘密的强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难度。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参考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发布的第13526号总统行政命令。该命令一是确立疑密不定的原则。对定密必要性有重大疑虑的,不得定密;对定密密级有重大疑虑的,定为较低密级。二是建立国家解密中心,简化解密流程,保障、规范和促进信息解密。[33]
     
      当代公众参与正在由个体参与走向非政府组织参与为代表的“组织化参与”方式。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组织化公众参与正在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根本动力源泉。[34]例如,我国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上绘制了我国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方便公众查询,并提供环境监管数据的查询。同时,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还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并据此对全国113个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初步评价[35],为公众及时了解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提供了重要参照。美国《信息自由法》的文本虽然缺少在今天看来必不可少的公众参与规则,但在实施时社会公众的广泛且组织化参与,已经构成《信息自由法》有效实施与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方面。美国“解密国家安全资料库”作为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在2003年至2008年持续发布了七篇“奈特开放政府系列调查报告”,已经成为对政府信息公开实况予以社会评议的一个范本。该系列调查报告反映了公众对联邦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化参与,对信息自由法实施状况的机制化监督和专业、系统化的社会评议,对蓬勃发展的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世界潮流和我国的信息公开法制有诸多有益启示。[36]

    【作者简介】
    刘辉,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注释】
    [1]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281页。
    [2]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1页。
    [3]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4]蒋红珍:《知情权与信息获取权——以英美为比较法基础的概念界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6-107页。
    [5] TobyMendel,Freedom of Information as anInternationally Protected Human Right, available at www. article 19.org.转引自程洁:《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适用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第28页。
    [6]肖卫兵:《论我国有局限性的推出型信息公开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7页。
    [7]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291页。
    [8]钱影:《公开,抑或不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的目的论限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73页。
    [9]王玉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解读——是保障知情权抑或其他》,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5期,第18页。
    [10]钱影:《公开,抑或不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的目的论限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转引自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页。
    [11]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页。
    [12]肖卫兵:《论我国有局限性的推出型信息公开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2-133页。
    [13]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14]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50页。
    [15]蒋伟:“德国预算管理:比较与借鉴”,载胥纯:《预算审查监督理论与实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转引自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16]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社会公众实施必要的知识传授,从而消除普通公众参与公共财政活动的技术性障碍,最终确保对公共财政的公众参与。有学者介绍,20世纪初,纽约市在引入英国预算制度时,就曾通过宣传、展览、讲座等方式开展预算教育,向社会公众灌输“通晓预算是个好公民”的理念。参见宋彪:《公众参与预算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9年第21期。转引自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7]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86页。
    [18]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3-94页。
    [19]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0]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294页。
    [21]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念、方法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2页。
    [22]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23]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295页。
    [24]张龙:“行政知情权论”,载徐显明:《人权研究》(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5页。
    [25]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念、方法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26]关于记者委员会案与核心目的标准的介绍,参见理查德·C·托克音顿、阿丽塔·L·艾伦:《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冯建妹、石宏、郝倩、刘相文、徐开辰编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6页。
    [27]马良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审查问题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页。
    [28]马良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审查问题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55页。
    [29]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194页。
    [30]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31]刘世仁、王正:《解读新保密法的新亮点、新要求》,载《解放军报》2010年5月19日。
    [32]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33]蒋文:《美国保密政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载《保密工作》2010年第6期。转引自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34]赵正群、董妍:《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状况的评价与监督——美国“奈特开放政府系列调查报告”论坛》,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转引自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35]评价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在许多地区取得进展,但仍处于初级水平;PITI指数的分值满分为100分,其中超过60%的分值依据法规要求设定,余下部分则主要是依据公众实际需要而设定的倡导性指标。但在113个被评价城市中,得分在60分以上的城市仅有4个,不足20分的城市多达32个,113个城市的平均分则刚刚超过30分。详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环境信息公开艰难破冰——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暨2008年度113个城市评价结果发布》,公众环境中心网站,2010年1月3日最后访问。
    [36]赵正群等:《政府信息公开法制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64页。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corp.chinalawinfo.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诚聘英才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